野兽按：今天因苏晓康的一篇脸书，读到了余习广的一篇自述。

蘇暁康：書記們「認罪書」裡的血腥細節

【按：真是奇了，上貼正說翻譯家蔣宗曹是「信陽事件」見證人，接下來就見《光傳媒》上有余習廣的帖子，又是一個涉足「信陽事件」而我從未謀面的人，他從家鄉饿殍载道，一路寫到當知青回鄉被老娘骂成「吸血鬼」，慘痛人生令他發誓「写出国人苦难，写出信史」，從而成為当代中国运动史、土改运动史、大跃进／大饥荒史和文革史的專家，這些史都是當今中國的禁史禁區，已被中共「挫屍（史）揚灰」七十年，只有余習廣們不肯「血史成灰」，所以我說他「是另一個更年輕的楊繼繩」，我撰寫《屠龍年代》，就引用了他發現整理的史料：「信陽事件認罪書」，全系當年被整肅的省、地、縣、社、隊負責人之檢討——這套中共的老把式，目前正被習近平熟練地再次使用，未來或許再有一個余習廣，會收集整理一本幾十萬字的「改革開放年代認罪書」。】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毛澤東下山，「廬山會議」結束。從那時至次年四月「信陽事件」敗露，時間相隔八個月；「大躍進」專家余習廣將它歸納出一個新概念：「更大躍進運動」，即指大饑荒爆發期。余習廣原是中央黨校教師，北京大學法學碩士，從1985年開始調查、收集「共和國上書集」叢書 至今。對「廬山會議」之後那個血腥的「反瞞產」、武裝徵糧時期，他有特別的觀察：

『在上半年農村調整階段，夏收後有些地方把糧食分到各家各戶，准種一點自留地。到了秋收，正好是廬山會議「反右傾」高潮，「反瞞產」運動，直接導致大饑荒。時值秋收，我看到的18個省，下文件，對糧食實行「就地收割、就地徵購、就地入庫、就地封倉」，湖南、山東、廣西、貴州等地，就地封庫，甚至是武裝入倉。

大災荒為什麼在農村會造成這麼慘烈的狀況？在這樣情況下，出現了武裝徵糧隊！糧食大部分入倉，倉庫封了，全體農民吃食堂，倉庫是國家徵購糧。從縣到公社、大隊，各級幹部全力反「瞞產」，從農民口裡奪糧，這是造成全國大饑荒的根本原因。國家徵購的糧食，就封存在各縣、社、大隊的糧倉裡，農民活活餓死！

當時自上而下有一個說法：1959年的糧食，是大豐收，就是因為農村出現了「彭、黃、張、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富裕農民思想，瞞產私分，把公社的糧食變成了瞞產糧。於是，在反瞞產口號下，大多數地方，實行了將公共食堂的口糧和種子糧，逼迫轉換成國庫徵購糧。大饑荒由此在9月收割以後爆發。

在反瞞產運動中，許多地方直接封存人民公社食堂所存的口糧；同時，幹部在各家各戶大搜查。為了逼糧，各級幹部使用了極其毒辣的暴力手段。暴力慘案全國普遍發生。反瞞產運動開始不久，10月以後，全國規模的大饑荒發生，一直到1960年的4月，這樣一場瘋狂的向農民奪糧的暴力運動，才大體告終。

為了完成國家徵購，全國規模的慘案此起彼伏：信陽事件、蕪湖事件、湘潭事件等中央點名的12大事件發生，1960年4月，第一波駭人聽聞的災荒驚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

余習廣其實是另一個更年輕的楊繼繩 ，2011年他還主編了一本新書《血屠——信陽事件認罪書集》，收錄信陽事件省、地、縣、社、隊當時負責人向上級寫出的檢查書和認罪書，歷時26年的調查、整理，彙集，得58篇，全書60萬字，圖片20幀。扉頁題詞：

『這是一場「天子一怒，伏屍百萬」的政治運動，

這是一場「堅持黨性」、滅絕人性的暴力「反瞞產」，

這是一場酷刑遍地、血肉橫飛的「糧食爭奪戰」，

這是一場「戶戶掛孝、千村毀滅」的驚世大饑荒，

這是一場駭人聽聞、慘絕人寰的血腥大屠殺！』

此書對「反瞞產」、武裝徵糧，簡述如下：

『為挖出「瞞產糧」，完成國家徵購數字，地委、行署領導親自掛帥，縣委、縣長率工作隊上陣，公社、大隊、小隊幹部率民兵武裝和積極分子充當打手，圍村搜糧、挨家挨戶抄家、批鬥、毒打、吊捆、活埋、灌屎、戴「狗頭」遊鄉、鋤頭砸腦、剁手指頭、臉上刻字、鐵銑鏟頸、油燒柴焚、鍋烙、設「剝人廳、落魂廳」、穿糖葫蘆（用削尖的木棒從人的屁眼捅進去）、活埋、點天燈、放起花（在婦女陰部插上震天雷，點燃爆炸後血肉飛濺）、五馬分屍……。』

與此同時，信陽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饑餓、吃野菜中毒、浮腫、小兒疳積、乾瘦病、婦女子宮下垂、紫紺、「非正常死亡」、人吃人……。

從1959年廬山會議後「反瞞產」運動，到1960年4月「整風」運動，6個月內，700多萬人的信陽地區，餓死、因餓致病死107萬，逼糧直接打死8萬人！

從這些屠夫寫下的自供書中，讀者將看到：在這場「反瞞產」運動中，各級領導幹部是如何赤膊上陣，親手製造了這場血腥大屠殺的整個歷史過程和詳情。

我在《烏托邦祭》的末尾，還寫了這麼一個細節：

『值得再書一筆的是，就在這樣慘烈的災難中，當老實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斃下去的時候，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受「廬山會議」引誘，為了讓黨中央在鄭州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靠高徵購、高積累聚斂起來的民脂民膏，在鄭州北郊黃河岸邊興建了一個豪華的園林型別墅群，內中除按當時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人數，以每人一個套間蓋了一棟大樓外，還別出心裁地按當時黨的七位領袖，每人一棟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主席，規格面積逐級遞增，以主席別墅最為寬大考究。不料建成，「信陽事件」案發，吳芝圃下臺。這群別墅常年閒置，也漸荒蕪。那棟主席別墅，永遠緊鎖著大門，自建成後從未有人住過……。』

——本書第一章〈泥龍〉寫到1979年秋在鄭州北郊「一座閒置的別墅」舉行一場「黃河大辯論」，邀各路專家激辯「治黃方略」…。那座「閒置的別墅」，就是此處！

——作者脸书

澧兰沅芷君子魂：我的学术与人生|余习广

作者简介：余习广，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原中央党校教师。自称为“有良知的当代中国史史学家”。开辟“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书史”学科，自费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书系列，中国农村土改调查、研究系列，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百县调查系列，文化大革命重大武斗.血案大典，文化大革命造反.夺权大典等，出版相关专著六本。

人生，就是一场对过程的体验和积累。于我而言，从知天命到耳顺之年,要说最为快意人生者，莫过于厚积薄发，述作时下笔常犹如神助。

我是研究当代中国运动史的学者。在带队拍摄大跃进·大饥荒系列纪录片时，主持人问我：“是什么原因，让你能长期坚持对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和文革历史，进行全国性大规模史料收集和研究？”

我的回答是：对我而言，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坚持进行当代中国运动史、大跃进·大饥荒史和“文革”史的史料收集和历史研究，是一个由亲身经历的感性认识，经过长期研究的理性认识，进而升华为将其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人生目标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觉选择的过程。

我的家乡我的情

从心理学言，家庭是认识发生和人生启蒙的起点。

我家因大跃进·大饥荒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我的故乡在澧水之滨，那是一个千年以降，在王朝起起灭灭的兴亡中，仍生长不息的千年古镇；那是一个以其依湘西、邻鄂南、通洞庭、下长江之利，汇湘西北、鄂东南、部分云贵川物华特产流通于世之势于斯点，在王朝起起灭灭的兴亡中，仍生长不息的千古商埠；那是一个青山环绕，绿水过村，祖辈灵寝，安息于斯的边城小镇：王家场。

王家场，两岸青山夹峙，一湾绿水绕流，层层梯田稻香，曳曳垂柳拂岸，八方宝塔巍巍，木墙青瓦绵绵的王家场，毁于那个人神共愤的大跃进年代。

在1958年举国癫狂的大跃进中，兴修水利成为热点噱头。澧县县委把修建王家场水库，当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几千万镇上居民移民新水库下游的羊牯庄，上万依镇而居的乡下农民被迫移民，远走他乡。

移民搬迁时，家家户户，一扫而空。有个邻居姨嗲（爷爷）看到家毁人散，哭天抢地想抢出点东西，被当民兵排长的侄儿，一锄挖在脑壳上，当场倒地丧命。

半个多月，美丽古朴的湘北边镇，变成一片废墟。安置移民的羊牯庄，托名成了王家场。

水库合闸后，我家世代居住的一间门脸、4间青瓦顶木板壁房，和几千家乡亲的房屋一起，永久葬身于水库底！

从此，我一家就四处飘泊，借屋寄居。寄人篱下的羞耻和愤懑，刻骨铭心。

更大的灾难接二连三。大饥荒中，河北老家的爷爷因长期吃树皮、草根和秸秆芯等磨成的“代食品”，终至胃穿孔大出血。他留下一句：“饿得实在受不了啊，想吃一顿饱饭再死”的遗言后，上吊自杀。

父亲得知爷爷的死，愧疚难当，天天喊要调回老家照顾娘。终于，夫妻离异，他调回邢台。

而我是外公一脉祖传三代的独苗苗，铁板命定要继续母亲一脉香火。外婆生了11个孩子，只留下我妈一个人。我出生刚半岁，外婆赶到广州，不顾一切把我带回了澧县。

从此，他们带着我，跌跌撞撞，艰难万分地闯过了那个饿殍载道的世道。

童年所处环境，构成人生初始的社会认知。对故乡的童年记忆，筑构了我人生积淀的初始图式。

打我记事起，印象中就是外公外婆手中那绿惨惨的野菜饭，专给我蒸饭的小缸子，还有不绝于门的乞讨者。

家乡的民风，古朴淳厚，善良真情。

即使是在那时常听到人相食的年代，小镇人仍恪守着乐善好施的古训。除非家里揭不开锅，没人拒绝上门“讨米的”。口传中最大的耻辱：一偷二抢三打发，这打发，就是指遇到乞讨后，用“没有”来打发。

“讨米的”，往往是带小孩的老人，病病歪歪的饥民。走到哪一家，只要开口，都会有人给抓上一把米，赶上吃饭，就从碗里拨几口。家家缺粮，户户少米，讨米的也不计较，再走下一家，真正吃的是百家饭。

有米施米，有饭舍饭，这是烙在我心头的名言。

每每听到“讨米的”，外婆都要我端着缸子去“赶两口”，给门外讨米的拨出两口饭。然后，外婆端着一锅铲菜合饭，说声：“这就对你嬢家不起啊，不多啊不多。”“讨米的”会接上一句：“你嬢儿家客气啊客气！多谢啊多谢！”然后串门走下家。

童年记忆中，入夜，跟着外公上茶馆，是我期盼而又恐惧的时刻，也是我认识社会的启蒙岁月：茶馆里，渔鼓道情，说不尽的帝王将相千古传奇，启蒙我一生难舍难分的古今历史感；茶桌上，饮茶摆场，道不完的家破人亡人间悲剧，种下我一生坚守不移的悲天悯人情。

茶馆里听到的两件惨案，最使我心惊肉跳，永生难忘：

宝塔湾大队的整风整社运动，揭发“社、队干部比日本鬼子还要凶恶毒狠”。队长天天堵在食堂门口“日娘捣妹”地骂过瘾了，才让社员进去吃饭；干部打社员“花样翻新”，捆绑吊打是家常便饭，抄家、活埋、剁手指、割耳朵、冬天脱光了丢进堰塘冻死、吊“半边猪”；一碗米就搞“黄花姑娘”，不让搞就饿死人全家；队长一扁担砍死偷青吃豌豆尖的姑娘家（发ga音，年轻女人）；饿死的人“像放排”……

如东公社刘家远饿极了，把自己一岁多的儿子，拿刀砍成几大块，用甊锅炖了吃。被人发现报案后，县上捉了去枪毙了。

从此，我整个童年都为恐怖所笼罩：天一黑，只要看见个子大的成年人，扭头就往家跑，生怕被人煮了吃！

外公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实人和大好人，经营一个小商铺。公私合营，全部资产资金充公，发了个说是计息而从来分文未见的60元资本证，从此在小镇上以打零工为生计。

我7岁那年，外公自杀，断了我的茶馆情。

到1961年，小镇隔三差五就倒下几个“路屍”，两老也浑身浮肿，指拇一捅一个深坑。外公要外婆带我逃到广州去，“为余家留一条做种的根”。

我们走后，他买了条粗绳子，挂在梁上上吊。结果绳结没打好，掉地上被人发觉救起来。他唉声叹气不好意思地对邻居说：“我这个人没用一辈子，连个上吊的绳结都弄不好，惊扰你们了！”

随后，刚刚走出大饥荒的人们，被毛泽东“阶级斗争”的鞭子，和“整五风干部”的“整风整社”、“新三反”、“新五反”、“民主革命补课”，一步一步赶进“社教”和“四清”运动：“文革”的炮声在天际隐隐轰响。

运动把茶馆的人赶进批斗会场，人人发言，个个揭发，否则就是“包庇罪”。

有乡亲告诉我：你外公是个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的大好人。工作组要他揭发“坏干部”，他天天提心吊胆，吓得要死，开会好比过鬼门关。

63年4月的一晚，干部要他明天必须发言，不然就要“找皮袢”。正好外婆到县上找我妈，家里只有我和他。 晚上，外公用毛笔写下个条：“我死了以后，一定要问阎王，为什么人家开会能发言，我就发不好言。”

我睡下后，老人家躲进我床下，用家里那把渡过大炼钢铁劫难留下的破菜刀，一刀一刀把自己肚子切开，破腹自杀！

到第二天晚上，饿了一天的我，哭着去姨外婆家寻外公，人们开始到处帮我找人。

等我哭着赶到家，门口已经被公安人员封了，听说已经自杀，死在我的床下！

给外公收敛的表舅说：肚子上割了三刀，肠子、心肝都被他自己用手掏出来，要不然人不会死得那么快。

最让我永生不忘的是：公安称，运动中自杀，属于“自绝于党”，家有“关、管、杀”，子女亲属都要受影响。我妈从广州刚调回澧县人委会，这一说，在场亲戚吓坏了。

不知是谁想了个说法：“习广前几打架，把人家头打破了，搞不好余伯是怕人找麻烦吓死的。”公安当场拍板：“这说法好，那就是他外孙打架吓死的！”

我闻言如五雷轰顶！6岁多的小孩，坠入“害死”亲外公的万丈深渊，也渐渐萌发了“这是什么世道”的初念！

长大后我时常在想：在中国，有着和我一样经历的家庭，决不在少数！这是举国上下饿殍载道之恨，这是千家万户杀祖灭门之仇！这句话，在我青年时代的心中，不知念诵过多少遍！

我的青春我的情

澧兰沅芷，君子之魂。在屈原甚誉的澧水泡大的我，信奉风波万里行大道，君子兰香出边城。

青年时代，是形成人生世界观的重要阶段。

1975年3月，我上山下乡，到桃源县双舖公社庄家舖大队当知青，耳闻目睹了中国农民苦难悲惨的现实：干部鱼肉乡里，欺男霸女；社员终年劳苦，食不果腹；冬荒春荒，老人四处乞讨，睹之泪下……

我所在的桃源县双溪公社庄家舖知青林场，三十多背井离乡思亲不断、度日如年天地茫茫的少男少女，大的17岁，小的才15，在劳累疲乏和缺衣少食中，体悟人生，渐渐长大

劳苦的事都过去了，一辈子难忘的是当年的饥饿与农民的苦难。

第一年知青是吃国家指标，每月31斤。对于正在吃长饭的少年而言，刚好吃半个月，不够就“刮家里”，从家里拿粮票和钱，买成粮食交林场。

从第二年就开始“自力更生”，靠工分吃饭。

因老从家里拿，而家长每月也是计划吃粮，干部每月27斤，职工31斤，根本就不够吃，还得支援我们。日久天长，每个知青都成为家长的累赘。

为“自谋生路”，我从不请假回城，天天出工卖力，一天工分从8分涨到10分。终年劳苦，只为了自己养活自己。

我下乡4年，第二年起凭工分分粮。第二年死干活干，分了10元钱，350斤谷，1斤油；7成出米率，合245斤米，一天不到7两米。第三年分里6元钱，300斤谷，合210斤米，一天不到6两3。第四年要复习考大学，出工基本上就去他娘的了，临离开时，才领了120斤谷的指标。

年少胃大，劳动量大，一年一斤油，吃菜基本上要餐食堂一小瓢，吃肉根本就难于上青天。饥饿是常态。

记得人饿得实在受不了，我跟老娘说好，让我放开吃两个月，以后再不要家里的。

第一个月，我天天早上吃3钵，四两一钵，1斤2两；中午4钵，1斤6两，晚上4钵。一天要吃4斤米，人还没吃饱的感觉。老娘支援的100斤粮票和买米的钱，刚好吃了一个月。害得我娘从此以后就骂我“吸血鬼”，从此叫停。

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经常做梦，大钵子的米饭，饭上盖了好几大块红烧肉，吃的满嘴是油。

记得情节非常清晰的一次，是饭碗端起，从蒸甑里抓到红烧肉就往嘴巴里头塞。哦靠，大喊一声：真他娘的烫死老子了！把一屋五个知青都喊醒了！

格老子的醒过来：原来是人饿得胃里如刀绞，赶紧用酱油冲水，灌饱肚子。

倒在床上俺就想：这苦日子何时才是个头？

知青就是家长头痛的“吸血鬼”，饿肚子的知青怨家里，被吸得一干二净的爹妈们，开口就骂“吸血鬼、让懒才不得养活自己”。当年的积怨直到现在，我回常德，知青儿女不肯释怀当年而不敬老人的事，仍不绝于耳。

在饥饿中体验到农民淳朴，是我对人性认识之始，是我对农民一生都有血脉相连、休戚与共之情的伊始。

我们林场，几十号人吃粮指标，按各自出工指标，摊派到各生产队，而集体开火的油盐柴米钱，却毫无着落。

首任场长，为大队民兵营长，是个转业军人出身的官迷，恨不得管好知青做本钱，一路顺风上青天。

出工逼着大家要排队，收工时，人人累得个半死，那家伙还要大家排队。场长一打二压三讨好，大家饭都吃不饱，这些管球用。

场长和司务长，换了一茬又一茬，知青们伙食江河日下，成为历届场长翻船的险滩。

大队书记天生一副阴阳脸，派出老实善良得人心的八队队长老土改当场长，又指定一贯搞不清坨数的我当司务长，我差点当场和书记打起来。但那家伙一句激将话，“凭什么就只有人家伺候你，你就不能伺候大家”，一下使我上了套，接手了倒霉的司务长。

几百斤米装一柜，接手只有二十六块钱，几十号人油盐柴米好像无底洞，巧妇难为无米炊，天天开伙天天烦。我心急上火，找到书记就喊钱，那家伙一推三六九，天天跟我打太极拳。

记得那天早上没钱买米开不了餐，大家骂得我翻白眼。老场长情急不过，赶紧从八队借来几十斤米，勉勉强强糊一天。

开春之际，老场长带着大家精心修整茶山，教会我们采茶制茶，边创收，边造林。头道雨前茶，卖到公社供销社，竟然到手一百多块！

钱到手，人大胆，买米打油又买肉，晚餐开伙，一人半斤红烧肉！

要钱没有、见钱胆壮的书记，当晚就把我一顿痛骂：要把有时当无时，莫将无时做有时。知青点的伙食搞不好，就是你大手大脚、大吃大喝搞的！怒火中烧的我，和他大吵一顿，从此结下不解之怨！

老场长从八队借过米、借过钱，林场从来就没还；还从家里拿过米，拿过蛋，拿过钱，帮我们“救饥荒”。

好几次，我接过他递来的米和钱，感动得心窝都发痛，含泪对他说：“老场长啊，这知青吃饭不是您一个人的事，这都是您的血汗钱啊！这么下去，您还不倾家荡产！”

老场长憨厚地苦笑一声：“哎，没办法哦。将心比心，我人在这个位置上，怎么也不能让你们娃儿妹仔饿肚子哇。”

一个寒冬的夜晚，我顶风冒雪，跌跌撞撞，一路摸到书记家，告诉他食堂要断伙。书记大马牛势安稳地坐在火塘边，咕隆：“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就把我赶出门。

老场长见我急得要哭的样子，连忙安慰我莫急。第二天大早，他挑个担子，踏雪赶路几十里，到公路上拦顺风车，赶到溪河镇，卖了棉花又卖血！一语成谶，没想到，知青真是吃老场长的血汗钱！

第二年我就不干司务长了，老老实实出工。

下乡四年，我走乡串户，前后有20多个老农民对我说到大月进的荒诞，大饥荒的惨烈。

雇农罗大榜私下说：“旧社会农民只要种得两三亩田，一亩做二三十个工，拢共打下千多斤谷，一家人逍遥自在，吃喝不愁。我给富人领工，吃住他家的，工钱一月得一担谷，一年十二担谷，一担一百二十斤，年终得千把斤米。插秧割谷东家要请我们吃东道（宴席），总打拢共，农忙就是二三十天。你罗家大娘（他老婆）纺点纱织点布，养鸡养猪，过年杀年猪。农闲我就推个鸡公车，你罗家大娘坐在小车上，我们东边赶场，西边听戏。哪像现在公社，社员一年忙到头，腊月三十还要学大寨、修水库！”

还记得他神色严峻地大发感慨：“大月进搞得疯疯癫癫，苦日子饿死农民千千万，还搞文化大格命，还要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只管完成国家征购、不顾人民死活，农民比奴隶还不如，公社社员就是国家奴隶！你说这是为什么？将来的历史怎么写？！”

在当时，这样的发声，足够押上断头台！而这就是铭刻在我心中的民声！

好在打倒“四人帮”，我长舒一口气！恢复高考后，我报考了中工党史专业，就为写出历史真相的这一章，就为“以史为鉴”的心愿！

临行前一天，早已回任队长的老场长，把我请到他家打牙祭。吃过饭，饮着茶，相对感慨，老场长低声开腔：“搞党史，有搞头，和党的权力走得近。你当官呢，就莫忘我们这些被干部压在最底层的种田人！国家哪里把农民当成个人嘛，累死累活没吃的，比牛马畜生都不如。给公社种田，真就不如给给地主老财打长工，好歹还混个肚儿园。”

猛然听来，我不知所措。老场长又慢慢说：“你要是不当官呢搞学问，那就有得搞了。这几十年来，不管人民死活，光搞路线斗争，好人都给整死整完。”

他长叹一声，用上喇叭天天喊的一个词：“十次路线斗争，恐怕得拨乱反正好好写哦！”

望着这位从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到学大寨，一路跟党走过来，一直埋头苦干的老场长，这一顿雷火硝烟，轰得我张口结舌，心中只有震撼。

怀揣着“改变自己和国人命运”、“写出国人苦难，写出信史，写出壮怀人生”的信念，我踏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学术和人生之路。

我的父亲我的情

父亲是青少年时代我心中的传奇，也是铸就我心性的底蕴，父亲走上格命之路，和他成为“现行反格命”的壮举，于我而言，都是人生旅途中永不消逝的激励情怀！

1976年5月间，我突然接到河北南宫农村老家七叔的来信，说我父亲“因写信给毛竹席，”怒骂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指出毛竹席的错误，而被捕入狱，生死未卜。望我能速想办法。

读完信后，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半天才缓过气来，感觉到手脚冰凉，脑袋极热，悲愤、恐惧和绝望让我五内如焚，肝肠寸断！

我正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下乡知青，哪里又能想得出办法？！但我知道：父亲这下子可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父子连心，而我又能何为？！

我明白，以他的性情，那是他申诉写到最后的恼怒，那是他积愤成疾的爆发！那是他对于治国之策不当的爆发！

我读过他不少长篇大论的申诉材料。父亲是“三八式老干部”，又是党内读过些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从开国以后，一直郁闷不得志。

1938年，八路军129师到冀南，家乡闹起了抗日游击队。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14岁的父亲是条血性汉子，毅然弃文从武，跟着GCD的地方武装打游击。在冀南大平原上与日寇7年血战，身上腿上，伤痕累累。加上两个大爷与五叔都参加了八路军和游击队，大爷爷一家和我爷爷奶奶的罪就遭大了。

冀南是日寇的重点“治安区”，又是即出抗日好汉，也出伪军汉奸的地方，我家也就成了“治安”重点。

在最艰苦的1941年日本鬼子“五一”大扫荡后，父亲不知父母的生死着落，心急火燎，没请假就从部队偷偷跑回家－－那是要受处分的。

看到二老还在人世，他忍不住泪流满面，对我爷爷奶奶跪下说：“自古以来，忠孝难以两全。是儿子不孝，害了二老。等打跑日本鬼子，格命成功，我一定把爹妈接到城里去享福！”

后来，他没有兑现诺言：爷爷奶奶不习惯南方广州的生活。

1948年，父亲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开辟根据地时，不幸被敌人包围，不少战友战死于突围，父亲和几个乳源县委负责人弹尽被捕。

在武汉，G民党召集记者招待会，战俘被押上台以展示战功。

在答记者询问“GF部队南下意图”时，父亲豪气撼人地大侃：“南下大别山，占领大武汉，打到南京去，推翻国民党，解放全中国！”

没想到登在报纸上这番话的翻版，后来成为他“泄露我军南下战略秘密”的罪证。

被捕、“泄密”的经历，成为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缘由！

在押往南京的闷罐车里，父亲和两个难友使眼色一起动手，打倒了押解的国军，跳车逃跑，摔死一个，他也摔得九死一生，是好心的老乡救了他一命。

伤愈去找部队前，父亲跪在地上对老乡说：“救命之恩没齿不忘！等打倒了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后，我一定要报答您的大恩！”

后来，他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

九死一生回归部队。被捕又跑回来的经历，使他蒙受了无端的猜疑和无尽的羞耻。几经鉴别审查，好不容易过关，但档案中留下了一大堆污点。

从后来持续不断的交代和申诉中，我知道，以其心直口快、刚烈不阿、不平则鸣的性格，和知识分子那种家国天下的胸臆，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他不适于极权升级惊涛骇浪狂澜跌起的政治运动－－尽管他参加格命后怕连累家人，改了个大名叫“静波”。

土改中，他对农村大量流氓无产者涌入党内入党提干的“阶级政策”颇有异议；镇压反格命，他又对乡下盛行的滥捕滥杀持反对态度，鼓吹党要“施仁政”；他分管文教，却在大会上对让知识分子“脱裤子”、“洗澡”、“割尾巴”的“思想改造运动”颇有微辞；五七年反右，以其言行，他险些落入箇中。

从此，对“官运”的升迁，他似乎失去了兴趣，也就此一日不如一日交上霉运。

但从他牢骚满腹的言谈话语中不难看出，说到当年战友们的步步高升，他更多地是不服不忿，总是强调自己的能力、才华和不遇。他不明白：以他的文化养成和心性，他不属于那个时代！

大饥荒中，爷爷因熬不过饥饿和重病，上吊自杀。父亲五内如摧，自责不已，坚决从广州调回邢台。自然，以其档案所载和犯上的脾气，他还是哪次运动也逃不过厄运。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打成戴“叛徒”帽子的走资派，而那倔犟刚烈的性格，更使他受尽了苦头和磨难。

终于，1976年4月TAM事件后，他说忍不下去了，说不能眼看着自己和战友们“流血牺牲出生入死打下的江山，”就“任由昏君奸臣们胡作非为、任意为祸下去了！”

父亲拍案而起，给毛竹席写了那封信。信的内容不足道哉：两千多字中，力数了建国以来的治国失误和导致的灾难，但没有精彩思想，只是宣泄极度不满和愤慨，外加激烈的叫骂。

好在没判他死刑，只判了20年。到1980年出狱时，接出来的父亲，已经面目全非了：高血压、心脏病、半身瘫痪……最终也死于因狱中罹难的病源。

我从此记住了父亲的那封信！那是一种情愫，那是父亲他的人生高峰，也是他在我心中永恒的存在！

藉由父亲的那封信，我开创了一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书史。目前，纳入其中的成书计有：《开国前后的思考：敏主人士上书集》，《大月进·大饥荒上书集》，《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改革开放上书集》、《巴*酒上书集》、《李锐上书集》、《江*胡时代上书集》等十余本。

我的求道我的情

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阳光灿烂、充满希望、常驻人心的时代！在无数美好的回念中，一份与问道相连的珍贵记忆，从我心里潺潺流过多少年。

大学时代党史专业的学习中，感悟到毛泽东运动治国模式，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我选择了以当代中国社会运动史为一生的治学方向。

史学研究，以史料学为据，以编年史脉络，以专门史为立论，在历史哲学视野上，以史为鉴，鉴往知来。而当代中国史研究，为御用史学所蒙蔽，史料匮乏，真相淹没，这是我大学生涯开始，即志在改变的心志。

大学时代，我从土改史和大跃进·大饥荒史破题。四年假期中，用从少得可怜的助学金中省吃俭用抠下来的钱做启动资金，我开始在湖南各地、县看档案，搞采访，走乡串村，调查大跃进·大饥荒的历史真相。

我调查的第一案，就是澧县刘家远因饥饿杀子食子案。为此，我从档案馆看完原始档案，找当事人调查案情。直到2011年，我还在找该案的报案人，了解该案的详细真相。

俗话说得好：四川的爬虫，一过夔门就成龙；湖南的麻雀，飞过洞庭湖就变凤。

考上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我只觉得天阔地小，神采飞扬。一天到晚啃“洋书”，泡图书馆，开学术讨论会，指点江山兴亡事……

其实，那不过是当年北大人的骄狂：胸怀天下，舍我其谁？！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中，自我中心化的年轻人，要让历史听到我们的声音，要让社会遵照我们定行程！

尽管每次都给政治局面带来不小的影响，而我们一腔热血的后面，也有几分畅意人生的快感。

记得恩师肖超然上第一课，开课就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治学入道须记：“成就一切事，罔不历三种境界”，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肖师所释之处，令人有天纶定心、大道指心之动，其严辞厚章强调的治学三要论，却是我终生持守的宝箴。

学业循师门，功夫在自己。在此后三十年多来的治学中，不敢或忘恩师教诲，一直以“秉笔直书”的太史公精神定心明志，庙堂名利由它去，当朝信史自我来，咬定青山不放松，只为研究所得、书写所出，不失信史二字。

北大读研，我把视野拓展向全国，定下了《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百县典型调查》课题。

确定课题的方法，就是从1960年4月开始整风整社运动，到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各地上报中共中央的典型案例和惨案，从而给我提供了基本线索和指向。

与此同时，我确定了自己“大跃进·大饥荒史”和“文格”史的研究方向。

我以副主编之份，劳心费力组织了600多万字的《文化大格命辞典》。同时，把视野拓展向全国，主持了《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百县调查》、《文化大革命重大武斗·血案大典》、《文化大格命全国造反·夺权大典》的3大自费课题。

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学，是我们这一代北大人永远的精神家园；一次偶遇大师的缘分，是我永誌的人生转折。

那个下午打完排球，我一身见汗来到澡堂。雾气腾腾中，见一位疏发白眉、行动缓慢的古稀老人，我本能地打过招呼，即一路扶持。

洗完澡，把他扶到外间开柜门，换好衣，搀扶出门下台阶。老人家说家住燕南园。顿时，一阵热浪，从后脊梁直冲泥丸！

国宝级大师云集的燕南园，在当时北大学子眼中，犹如奥林匹亚山神殿，住着心中的圣人！

几次敬聆先生教诲，则受益终生。

先生称经过“文格”，还有这种主动敬老的仁心，是为难得。

我即年轻气盛地说：敬老之心，人皆有之。与其说是仁爱慈悲，不如说是发乎自心，情之所至，随心所欲，以求心安。

先生慈容顿开，称如此即为天生慧根，又有心率身行的担当。若时顺运至，则多有成大器者；若时乖运蹇，则不甘时困，不畏人言，敢作敢为。或运触华盖，或成就大器。若能发人所不能之宏愿，卖人所不能之蛮力，行人所不能之难路，则可成人所不能之大事。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多出于此辈。

我问先生：对当代青年才俊，怎样做，才能成大器者？

先生反问我：那你说说他们的长长短短？

在我看来，其长为经过“文格”，反思精神强，赶上国家上正轨的时代，对于追赶世界先进文明潮流，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进化历程，甘当中流砥柱的使命感强烈。不足之处，毛时代阶级斗争文化渗入心灵，很大程度影响到人性；其次是经十年折腾，读书少，功力差，心有余而力不足，又自视甚高。

先生言，其人性有亏，无药可救；先天性知识不足，若无天资补助，即使百倍努力，也难为大器。古人云，家传诗书久，学富五车书，又称三代书香门第，养成学问冠盖。何来？如贫家连书都看不到几本，哪里去学去问？大学问家，要读破万卷书，洞明贤哲的来龙去脉和起止高度，因学而起疑，因疑而致惑，学而问之，求学解惑，集之而成，即为学问。

听先生津津乐道于旧时读书人的故事，真是大开眼界：夜色深深庭院静，几杆篁竹嚦虫声，读书夜半入神，佳人红袖添香，或燕窝，或鸡汤，宵夜过后，精神倍爽。

我不禁一笑：物质是大师的基础啊！如今我们读书，研究生6人一间，互相干扰；夜半人困马乏，有钱的泡袋方便面，穷困的，白开水下肚，上床找周公！

我请教于先生，以晚生所学中工党史而言，如何努力以成就大器？

先生即擅长谆谆诱导，又善于拓展视野：你是如何看待中工党史学科的？你为自己从事的学科，做过什么准备和努力？

素来无人可吐露心曲，当下我滔滔不绝地狂心声：

其一，中工党史，为御用学之首，尚如胡适先生言，不过是政治家眼中任人打扮的婢女而已，做政治洗脑的工具；而作为历史学科的中工党史，尚属处女地，大有可为；

其二，中工近半个世纪的治国史，于研究者，大有可为！土地改革、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格”、改革开放，事关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兴衰生死。仅以大跃进﹒大饥荒史而言，以其造成几千万民众的死亡，为一人梦魇兴致的代价，其原因、过程、真相，史纲、史据、史论，还是一本糊涂帐！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学传承的国家，中工党史必是“以史为鉴”、“鉴往知来”的富国强民的显学，也将是人类理性伸展的热点所在；

其三，当下的研究，可谓“三是”之道，即中央文件是史论，文件典型是史据，《人民日报》是史纲。当然，中工开国近半个世纪，以文件发动运动，运动改造社会，为其特色。但是，没有人去研究运动是如何改变社会的。

我对先生大放豪言：我愿以续绝学之力，事显学之心，从事当代国史研究！

八十年代的北大，你看不到大师们对于学生狂放的指斥，而往往会听到他们与学生同声而起的不羁笑声。

先生眼眸一亮，喜笑颜开，言有此心志，当可谓成大器的胸臆与潜质。做学问，不要急功近利，不为稻粱谋；要有天下第一、舍我其谁的精神。

我哈哈大乐，身向前倾，大拇指一伸：先生是国语第一，天下第一！

先生哈哈一笑：但愿你以舍我其谁精神，争得党史研究天下第一！！

大师是大学的灵魂。斯人已逝，大师凋零，北大逝去了大师，燕园失去了灵魂，几许衙门气，几缕铜臭腥。

多少年过去，无论是在中央机关，还是下海经商，甚或是收山后返归学术的山居研究中，不敢或忘大师的期许，不敢或忘自我的心境与选择！

我的行路我的情

40年的坚持和积累，是我人生的理性选择，是我人生自我价值实现的认定。

还原历史真相，有真相才能有信史；有信史，才能为“鉴往知来”选择可靠的坐标，提供可信的借鉴，寻找可当的未来，这才是传承太史公精神的精髓，这才是“以史为鉴”的精髓！

就我40年来的研究感怀，想要写出当代中国的信史，首先，史家要有对追求真相而献身的精神；其次，还要有脚踏实地得当的方法。

一个人的记忆，是一个人的历史；一个民族的记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而民族的记忆，既在于当事人的口述史，更重要的是当时形成的文档。

我常对学生们和求教者讲述，研究毛泽东时代的基本方法，就是处充分利用存世档案，并将其与当事人回忆对应互补。档案所存第一手原始材料为首，以当事人回忆为辅，这是我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四十年来的经验与体会。

窃以为，这是还原当代中国历史真相的基本功，这是研究史料缺乏的当代中国史的奠基。

40年过去，我花费了这一生最好时光的主要精力，花费了于我而言不啻巨资的百余万资金，从省、地、县、乡（原公社），一个一个档案馆看材料，一个一个地采访原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寻找责任人和当事人，以“走进百县、千村、万户，看典型立案材料，听当事人诉说心声”的自我约定，长此以往，乐此不疲。

说实话：没有“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心态，没有求实求真精神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要为中华民族鉴往知来找寻历史真相、要为子孙后代抢救历史资料的心志，就不可能持之以恒到今天！

尽管我知道，这个课题的书籍出版，将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然而我认为：不能等到能够出版的那一天再着手！否则，当事人和知情人都人去成空，悔之晚矣！

40年的坚持和积累，是我人生的理性选择，是我人生自我价值实现的认定。今天，我自认为达到了“为实现自我选择而活”，即随心所欲、为自己的理想而活的人生最高境界。

看到自己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数百本材料汇编和笔记，看到已经完成的二十多本土改史，大跃进·大饥荒史和“文格”史的相关著作，窃以为：此生无憾！

当然，遗憾总是有的。要问我几十年来最大的感触，可用“茕茕独立，四望无助”来概括！

这是一条荆棘蔽掩野荒的路，这是一条崎岖坎坷艰难的路，这是一条寂寞冷清孤独的路！唯有强大的信念和耐得寂寞的心理坚守，才是这个领域的大道开拓者！

好在我看到近年来的一些出版物，的土改运动史的研究，对大跃进·大饥荒史的研究，对“文格”作为运动史的研究，正在破题，一些有心人的研究，正在从以中工中央文件、人民日报之类的大路货材料，走向深入。

人生总会有得有失，选择了就要有承担，贵在自我选择后的坚持。

在中央机关被视为异端的境遇，在外出调查看材料的告求于人，在家听到“花钱不挣钱”不解之语的感受，在以商养文时商人与文人角色换位不适的尴尬，于我而言，好在都走过来了，既往都是过眼云烟！

此外，八十年代以笔记录，九十年代用录音机记录，回头一看，遗憾无限！

仅我采访信阳事件地、县委负责人、公社干部和幸存者的百多盘录音带，早已粘连作废；当年我采访过的许多人都已作古。前后二十多年对信阳事件的调查，只留下那些正在褪色的复印材料，和一摞摞的采访笔记！

震撼且遗憾无穷中，吃一堑，长一智，对于技术和电子设备一窍不通的我，几经学习，玉汝于成，终于艰难地扛起了高清摄影机，开始走上了一县县、一乡乡、一户户、一步一个脚印地新历程－－只为了自己心中那个永远不泯的梦，只为给这个民族留下历史的真相和记录，只为给子孙后代留下鉴往知来的历史借鉴和素材。

现在而今眼目下，因积劳成疾，我被迫中断了计划中的调查采访看档案，凭借四十年的材料积累，来写出我心中认定的一本本信史。

路是人走出来的！我愿在自己费尽心血开拓出的这条路上，后继有人！

转自《木弓独响》

余习广：从政治犯到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大道天德：一个人和共和国》序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对下乡三年多的我而言，高考成为摆脱缺衣少食，终日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困境，圆我多年大学梦的唯一选择。在分数段达标前提下，我填了两个志愿：新闻专业、中共党史专业。

在当时我的观念中，新闻是人民和社会的喉舌，男子汉大丈夫，当为人民鼓与呼；而历史是智勇者的学问，以史为鉴，鉴往知来。我对于历史情有独钟，起于儿时爱听说古论今，慕英雄豪杰，读故史演义，看天下兴亡。二十四史到如今，我最钟爱的是现代史和人物传记。中共党史，一为当代中国的脉落所在，二能为当时我认为创造历史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当代英雄录传写书，岂不快哉！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时间只觉得天如人愿，心畅意快，天美地美人更美：终于考上了中共党史专业！

学者的人生价值在于独创性的学问和研究，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和导向，不敢以懈怠误己误人。几近三十年过去，为致力于共和国史、共和国上书史、毛泽东研究、大跃进和文革研究，的确也曾下过一番功夫。在我而言，除《文化与心理：毛泽东传》外，从来没有浪动笔墨，去写过“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而李天德却是在我近三十年的学者生涯中，在我亲身接触的五百多位曾经披肝沥胆，冒死建言上书，宏论国策方略的共和国的仁人志士中，让我激情日张，思绪如潮，甘愿殚精竭虑为其树碑立传的人物：就因他是“贫贱能不移，威武能不屈，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就因他是“心系家国，大义天下”的男子汉！就因他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甘洒热血写春秋”的英雄豪杰！就因他是“以社会的良心为己任”的当代知识精英的先行者！

1989年，我主编出版《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李天德1975年的《献国策》，是文革中上书的代表作，自然成为我着力收集的文献。第一次接触李天德，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氛围。那一年，李天德49岁，清癯精神的他，时而激情奔涌，时而忧心如焚。给我留下极深刻的感动：仍是金刀铁马时，仍是热血男儿心！

不久，我们失去了联系：1993年12月25日，适际毛泽东诞辰日，我横遭囹圄之灾。之后又下海经商，奔波于商海与笔耕之间。其间，他曾经到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共中央党校，去打探究竟，但终不得详情，怏怏而返。

2004年，我为收集《位卑未敢忘忧国：新民权运动上书集》的典型案例，和四川自贡失地农民维权代表刘正有有所往来。我问起他，是否知道你们市委政研室的李天德？他很自豪地告诉我，李天德是给失地农民维权运动大量帮助和支持的朋友。从此，我和他又取得了联系，于是又兴起了了却夙愿的欣喜，并因此陷入了将近一年创作激情的搅动之中。

二

李天德是共和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知名传奇人物，决不仅仅是因为在共和国史上，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唯一收集了他1975年的《献国策》！二十多年的“右派”和“反革命”身份，二十年的牢狱和“两劳（劳改、劳教）”生涯，“三进宫”刀头舔血而痴情不改为万民开新世为中华开新业的民主诉求，卅余年大刑而矢志不渝怒斥乱党祸国大奸殃民的千古传承的烈士情怀！几回回刀光剑影，几回回死里逃生，本书以38万多字的笔墨，说不完其风波坎坷，道不尽?中滋味！说句真心话：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雷霆万钧的摧筋洗脑下，几人能初衷不改，几人能持节如斯？！李天德与反右斗争后的共和国史荣辱与共，正在于他自觉选择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那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格定位、人性冲动和人生追求：天道公理，万民生世，共和民主，天之大道，天之大德！尽管那是一种历尽苦难耗其一生仍要有待于后来者的现实，尽管那是呕心沥血而往往茕茕孤立的过程。

在我所仰慕的当代大德中，在为民族复兴和民主大业努力奋斗的群英谱中，我认为，李锐和李天德足堪当“心系家国，大义天下”之美誉！

李天德是完成了从传统的仁人志士，到现代知识分子观念和角色转换的先行者：即从文人学子传承千年的“学而优则仕”，到“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发展的导向和身体力行者”的观念转变；从传统文人的治世为帝王师，乱世为枭雄谋，到现代知识精英或言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以民主政治为己任的角色转变。对李天德而言，那是一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历程；对当代知识分子群体而言，那是一种“良知为本，事在人为”的昭示。

创作本书的激情，来自于对历史根深蒂固的眷恋，来自于对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们的由衷敬意，来自于对在那个时代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舍身取义，为走向共和而献身者们的深深感动，来自于对共和国不息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三

李天德是共和国史上传奇色彩极为浓厚的知名人物。而本书从蕴酿动笔到修改完稿，前后经过了十五个寒暑春秋。

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在即，我曾给李天德去信，向他预约五千至一万字关于“《献国策》事件”的回忆文章，以按全书统一体例收编入书。然而，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忧心如焚的李天德，日有所急，夜有所忙，而出版社的日程表又刻不容缓。虽几经催促，其大作还是在我翘首以待中跚跚来迟。

读完李天德关于“《献国策》事件”的回忆，从中我感触到他的人生历程与心路轨迹。不久，我再次向他约稿。从1985年起，我开始了《哭天：大跃进——苦日子全景启示录》的创作，开始了设定目标为大跃进中100个典型县的社会调查工程。对于四川的大跃进历史，我认为在自贡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李天德，正好是一个合适的撰稿人选，于是写信向他约稿。大约半年后，李天德寄来了两万字的大跃进亲历回忆录《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里》。

李天德的传奇日渐深度地感动着我。1992年初，我向他提出了写作本书的计划，李天德欣然应允。原计划体例上以回忆录的形式，分章节从五七年反右运动，写到八九年他的“改革试验县”的计划破产。1993年底，我遭遇荆范之灾。在我而言，原以为将致使本书的创作搁浅。不意，2004年我们重新取得联系后，李天德给我带来了近百万字的鸿篇巨作《李天德回忆录（草稿）》。

很快，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提纲，并于2004年8月开始进入创作阶段。为取得详实可靠的历史资料，2004年8月、9月、11月至2005年3月，我先后四次南下四川，查档案，看资料，搞采访。并在李天德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他当年罹难蒙羞而立志成熟的地方：重庆大学、万盛场的丛林乡、原“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原“松山化工厂”劳改队、原新建机械厂劳改队、座落在华莹山脚下岳池县溪口乡的原劳改煤矿、石棉县原新康石棉矿劳改队、石棉县监狱及法院、芦山县的原四川省第四监狱苗溪茶场、芦山县法院、雅安地区法院、雅安地区监狱、雅安地区公安处、自贡市委政策研究室、重庆、成都……所到之处，适合我出面的，即由我出面查档、调查或找当事人进行采访；适合李天德出面的，即由他出面进行……尽管其中一些单位已经人去楼空，或早已物是人非了，又时隔二十多年乃至四十多年，书中所涉及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人物和事件，几经周折，基本上还都找到了相关的当事人。因此，我还是从中所获甚丰。在相关档案和当事人回忆之外，很难得地是竟然找到了四本《李天德日记：1957——1959》，和几本他读大学及下放丛林乡劳动改造时的笔记本，为本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资料。直到2005年5月，李天德还因本书完善所需，又按我所列的补充调查提纲及补充材料提纲，重新奔波与岳池县、石棉县、芦山县、雅安及成都地区。

作为历史学者，不敢或忘当年在北京大学读研时恩师萧超然先生的耳提面命：“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孤证不立”。 本书所涉及的人物与事件，均以原始档案及资料为尚；档案及资料不及者，以两人以上回忆为据；涉及两个当事人之间的人与事，不得不述而又无法求证于他人者，以对李天德的采访和《李天德回忆录（草稿）》，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对照为凭，并以说明。本书所涉及人物，除殷晓惠外，均为真实姓名；本书注明姓名的接受采访者，均获得其同意；对于接受采访而不愿透露姓名者，均以明确的身份说明。

本书以史述体和纪实体相结合。历史于当时是生动鲜活的过程，于当事人则是相守终生的体验。考据学和编年史不足以反映那个灾难横生而又英俊辈出时代，党八股的传记形式，早已为世人所唾弃。

本书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和文献资料，采访了李天德本人和一些相关的当事人和知情人。从成都、自贡到雅安，追寻在李天德人生足迹所至之处的巴山蜀水，给我留下强烈震撼和不尽感怀。而沉浸在大量档案材料和所收集的当事人回忆中，我常常悲愤和激昂之情难以自禁！那是怎样一个残忍无道而泯灭人性的不能忘却的历史啊！那是怎样一块饱受苦难而顽强呼唤希望的悲壮的土地！置身其中而不热血沸腾者，枉为男子汉！

激情中写完这42万多字，三易其稿，搁笔之际，真诚地向支持和帮助过我创作本书的有关人士，表示最衷心地感谢——没有你们，就没有本书的问世！

余习广 2005年5月26日

三稿 于北京 兰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