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 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余敏玲
野兽按：昨日在余杰风传媒专栏的一篇文章《穿和服有罪，戴铁链无妨—能穿什么？党说了算》，读到他推荐了一本书。
“民间舆论对此事反响强烈，因为国家政权连民众穿什么也要管了，年轻人不知道毛时代的历史，年长的人发现文革的噩梦又来了。如今，习近平政权要将毛死掉之后党国赏赐给民众的穿衣打扮的自由收回了。这个时刻，应当读一读台湾历史学者余敏玲所写的《形塑“新人”》一书，该书从政治、外交、社会和文化的多重视角，分析了中共如何借鉴苏联经验，运用小说、教科书、歌曲、电影等媒介及劳动模范和女拖拉机手典型，塑造“新人”、传播“新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阶级立场，实践党国至上、集体为重、劳动光荣和男女平等等诸多观念。”
于是搜寻该书的资料，发现了一篇书评。分享给诸位书友。
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3期（民國108年3月），127-134
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405 頁。
作者：毛升
余敏玲的《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一書，主要討論中共1949 年建政後，如何在民眾中進行旨在形塑新人的宣傳動員及蘇聯經驗對其的影響。
《形塑「新人」》一書的寫作動機主要是基於余敏玲自身的成長經歷。生在臺灣，長在「反共抗俄」的氛圍下，作者一直試圖探究：中國的共產革命究竟從何而來？學俄語、選擇蘇聯史為專業、致力於中蘇比較研究都為該動機所驅使。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大陸政治運動不斷，民眾也狂熱地參與其中，最極端的例子就是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如何解釋這一現象？余敏玲試圖從「中共建國以來大力宣傳新人的理念與典型」這一角度來思考該問題（頁 4）。本書意在處理三大議題。一是中共形塑新人觀的具體主題及隨政治環境而產生的變化。二來，為達此目的，中共如何運用文學、電影、教科書、音樂等多種藝術形式？第三，蘇聯經驗的影響以及中共自身的元素各是什麼？
第一章討論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翻譯進入中國的過程。作者保爾‧柯察金（Pavel Korchagin）一生的最高理想乃是為黨和革命事業獻身，因此該小說不僅在蘇聯，也在中國成為塑造新人的重要文本。但中共對保爾精神的強調，隨政治現實的需要而變化，該章勾勒了韓戰、第一個五年計畫時期中共因應時勢調整保爾精神的重點所在。中蘇交惡後，中共一方面與蘇聯爭奪保爾精神的解釋權來強調自身的社會主義正統性，同時推出了多個自產「保爾」供國人學習。
灌輸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教科書。第二章透過分析中小學教科書中有關二十世紀世界大事的內容，考察中共灌輸的「國際觀」如何變化：從建政時將世界看成美蘇兩個陣營的對立，而中國應「以蘇聯為首」，到中蘇分裂之後轉而強調「三個世界」的理論。作者指出，儘管教科書不斷根據政治情勢改寫，但所謂「反帝反殖與民族主義結合」的國際觀始終不變。
第三章探討中共如何以群眾歌曲來宣揚黨國至上的愛國觀。中共建國之初的群眾歌曲除了秧歌之外，主要來自蘇聯。進入中國的蘇聯歌曲，主要表達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及中蘇友好。中蘇關係緊張後，蘇聯歌曲減少，頌揚中蘇友好的歌曲降溫，歌頌中國、黨與領袖的歌曲劇增，其調門隨著政治空氣的激進而越來越高。蘇聯歌曲中常有歌頌愛情的主題，而中共的群眾歌曲通常只表現黨國的大愛，鮮有卿卿我我的小愛。到了文革，抓階級鬥爭，所謂「音樂」也高喊毛語錄。
電影因通俗易懂，被列寧認為是對黨最重要的宣傳媒介。第四、五章分別分析中共如何透過電影來灌輸新人的敵我觀與愛情觀。中共建政後，禁止美國電影，大量輸入蘇聯電影，自然也將蘇聯電影中的敵人類型帶入了中國，如托派。電影中的中國本土敵人，則主要是美帝、國民黨特務與地主。1955 年大小「胡風集團」被抓出，接著是「反右」，這兩種類型成為了當時電影中的主要敵人。1958 年第二次臺海危機發生，國民黨再度躍上銀幕，成為主要敵人。中蘇破裂，「修正主義分子」開始成為敵人，在銀幕上為千夫所指。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社教運動又抓出了新的敵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及「蛻化分子」是重要的敵人類型。革命不斷深入，新的敵人也不斷被製造出來，在銀幕上示眾。
1950 年中共頒布《婚姻法》，意在解放婦女，鼓勵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但中共拍攝的電影強調革命事業為重，年輕人不要耽於個人的私情，對愛情點到為止。蘇聯的電影對愛情的描寫似更大膽。中共提倡雙百方針期間，是文藝創作者的春天，雖然電影的主旨是工作為重，但男女交往的處理上比較活潑。但反右運動開始後，電影在處理愛情主題上又變得保守，私人情感的表述成為禁忌。
本書第六章處理勞模議題。勞模運動始於蘇聯，延安時期中共也開始推出了自己的「勞動英雄」。1949 年後，中共宣稱，剝削社會已經被推翻，工人當家作主，勞動不再是為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而是為了自己，為了工人階級，為了人類最後解放。為鼓勵勞動，灌輸集體主義，評選勞模，開勞模大會成為中共重要動員手段。中共所推崇的勞模往往極端化，要放棄任何個人利益的考量。中共亦鼓勵男女平等，男性可以做的事情，女性也可以，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平等呢？第七章講述一個叫梁軍的女拖拉機手的故事，作者指出，中共希望灌輸給婦女的性別觀，是希望與男性一樣工作，即社會主義新女性仍是男性中心的。
「新人」不只是一個共產社會現象。學界一般將其源頭追溯至啟蒙時代與法國大革命。受大革命所鼓吹的「人民主權」等理念的啟發，一些激進的思想家開始設想去創造不受過去侷限的新人類。受此風潮影響，俄羅斯從十九世紀開始反思農奴制度，並催生了新人的理念。根據余敏玲的研究，中共新人理念既受到蘇聯的影響，亦有自身的創造。社會主義「新人」的理念與實踐的這種跨國族特質，已經有了一些研究，1但依託作者精通俄語的優勢及對中蘇歷史的熟稔，《形塑「新人」》應是該議題上最有深度的一本著作。
本書雖可歸類為近現代中國史研究，但似乎更多地受到了英文學界蘇聯史研究的影響。史學領域的「文化轉向」強調，不僅要關注「事實」，更要注意其如何被表述。該趨勢反映在最近的蘇聯史研究，則又開始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冷戰時代最具影響的「極權主義學派」將蘇聯與「自由世界」不同之處歸結為意識形態的差異所致，而今天的政治文化史學者為了與冷戰視角相區隔，揚棄了在英文中意義負面的「宣傳」（propaganda）一詞，改用如「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或「群眾文化」（mass culture）等中性的詞彙。但這並不表明新一代學者認為蘇聯存在西方意義上的「輿論」，而是指蘇聯政府透過壟斷宣傳工具，統合文學、藝術、新聞甚至科學，利用象徵符號、儀式、修辭、視覺影像，形成了某種特殊的文化表述，這套政治化的表演也成為表述蘇聯的唯一形式。2藉此，蘇聯政府得以形塑民眾的態度、觀念、期待、行為方式，控制民眾的日常生活。與「極權主義學派」強調政府單向的控制不同，今天的學者傾向於認為政府與社會存在著互動。儘管政府是主動的一方，社會亦有一定獨立性，形塑社會的過程不是政府單方面說了算。無論政府如何強有力，都必須根據民眾的回應，有時是抵制，不斷調整策略。因此，該過程是一個永無止盡的談判，具不可控性，儘管政府通常處在上風。
余著啟發我們進一步討論有關的議題。首先，形塑「新人」與宣傳有多大的關聯性？陳永發認為，無論在延安時期還是建國後，「強迫與自願的結合」才是某些人成為黨所需要的「積極分子」或「新人」的原因，3其中明顯的強迫性不可忽視。應星則發現，在農民中塑造新人，中共往往要在飲食男女、婚姻生育等日常生活中通過對其身體進行規訓與懲罰來觸動靈魂，單靠宣傳並不奏效。4余著所提及的讀蘇聯小說、教科書，唱群眾歌曲、看電影等，能改造靈魂嗎？中共期待人們的信仰隨時依宣傳議題更新嗎？老百姓真的清楚自己其如何被表述。余著所提及的讀蘇聯小說、教科書，唱群眾歌曲、看電影等，能改造靈魂嗎？中共期待人們的信仰隨時依宣傳議題更新嗎？老百姓真的清楚自己到底相信什麼嗎？學者常引用毛澤東 1958 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詩歌〈送瘟神〉中的「六億神州盡舜堯」一句，來證明中共形塑新人之社會工程之巨大，道德期待之高。然而，將該詩放回當時的歷史語境中解讀，即可發現，那只是毛澤東得知江西省餘江縣透過大規模的群眾動員，使用「土埋溝渠法」，攻克了連神醫華佗都「無奈」的「小蟲」日本血吸蟲病後，賦詩讚美大眾動員的效果而已，5並無涉及「新人」議題。那麼中共的宣傳究竟為了形塑老百姓成新人，還是意在為他們劃定言行的紅線，及更方便動員社會？中共究竟要形塑什麼樣的「新人」？要求人人變成保爾、吳運鐸，「把一切獻給黨」，還是只要做個順民即可？在史達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任何與官方宣傳不同的論調都不許表達，否則加以鎮壓。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裡，只要老百姓不敢公開表達異端思想，真信、佯信，還是漠然置之，能有多大的區別？
除了蘇聯因素，余敏玲更強調「新人」議題上中共自身的「貢獻」。她指出，因為風俗習慣、國家發展階段、領袖偏好的差異，中共的新人觀比蘇聯更強調黨國至上，個人的空間更小。中共的新人形象也更平面化、臉譜化、沒有個性、不真實、缺少品味。該批評實引出了一個頗值得討論的問題，即用什麼標準評價社會主義國家的群眾文化？余敏玲顯然是採用人文主義、精英主義的文化標準，但是否恰當？學者 Katerina Clark 認為，我們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不能希望其有 Henry James 的藝術水準，因其目標讀者並非精英，目的也並非提高蘇聯人民的藝術品味。蘇聯小說透過類型化的故事情節、結構、人物形象，意在將蘇聯的意識形態儀式化，使民眾對黨國形成宗教般的崇拜。6眾所周知，中共的宣傳主要針對老百姓，目的也只意在民眾中貫徹官方意圖，加以動員。中共在長期國共鬥爭中發現，民眾教育程度低，文盲比率高，要達到好的宣傳效果，官方訊息必須簡單化、通俗化。如果以中共自身設定的宣傳目標，而不是中共試圖消滅的「資產階級美學」去評判，對中共的宣傳經驗可否作不同的評價？
宣傳效果是研究宣傳的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比如，書中提及的這些媒介與藝術形式是否對所有人的宣傳效果都一樣？官方訊息又如何被解讀？余著對此問題的態度似有矛盾。一方面，她認為中共的宣傳效果強大。如史達林去世後「大多數中國民眾則深感哀痛，彷彿天塌下來一般」（頁 38）。中共建國以來宣傳新人的運動成為文革中紅衛兵的「養成教育」，導致了他們文革中的狂熱行為。中共的宣傳似乎如傳播學中「魔彈論」所聲稱，受眾一旦被訊息擊中，則應聲倒下。但作者同時又用了相當篇幅解釋民間的解讀常是多元的，甚至與官方對抗性的解讀也並不鮮見，這似乎又支持了傳播學中與「魔彈論」唱反調的「有限效果論」。余著在該問題上的自相矛盾，顯示了問題的複雜性，甚至根本無法回答。
在蘇聯史領域，對於史達林統治的蘇聯究竟如何看待官方的宣傳，最起碼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效果有限。Sarah Davies 利用蘇聯解體後解密的秘密警察報告，及審訊材料中所記載的在多個議題上群眾對政府的牢騷、甚至反政府的言論，認為即使在最高壓的史達林時期，民眾中仍然存在著相當普遍的「異見」。7批評有限效果論的學者認為，其所利用的思想監控報告也許可以反映蘇聯政府各個時期監控民眾思想的重點所在、寫報告者自己的視角，但無法系統地反映真實的輿論。8余敏玲也試圖透過只供高級幹部閱讀的《內部參考》去發現毛澤東時代中國民眾真實想法，但不得不承認《內部參考》畢竟不是民意調查（頁 44）。
深受 Michel Foucault 等後現代主義影響的「現代性學派」則不再去糾結蘇聯民眾作為一個整體是否接受了政府的宣傳，而是透過閱讀日記、自傳去考察個人對於宣傳的反應。轉向分析個體後，有學者傾向於認為有些民眾不僅內化了官方意識形態，甚至積極迎合，形成了所謂「社會主義主體」意識，即成為了「新人」。「極權主義學派」認為基於恐懼，蘇聯人民只是假裝相信宣傳，真實的「自我」被隱藏了起來。「修正主義學派」則認為蘇聯人民是有「主體性」的，民眾對宣傳採一種功利的態度，是否支持，端賴是否有好處。「現代性學派」則強調權力在蘇聯並不只是壓制個體，也創造個體，使得他們不僅成為被權力審視、塑造的對象，亦是擁有行動能力與能動性的主體。蘇聯人民的主體性不是如西方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個人的空間，而是追求成為所謂人類歷史潮流中之一分子的歸屬感與自豪感。如 Jochen Hellbeck 的研究不再聚焦蘇聯政府的暴力與思想控制，而是從大眾心理的角度來分析民眾如何基於恐懼、功利考量以及榮譽感等，努力將蘇聯的意識形態內化。他指出，通過持續地寫日記，蘇聯人民得以按照政府的意識形態要求改造自己，努力將自己融入社會主義事業當中。這一研究將「極權主義學派」所強調的意識形態灌輸與「修正主義學派」所鼓吹的個人能動性加以結合，呈現了一個既有一定自主性但同時亦相當程度上內化了政府意識形態的蘇聯人的「自我」。9
究竟蘇聯形塑「新人」的效果如何？各研究範式側重不同。要作系統的概括，似無有效的材料可以利用，如討論個案，則不難找到證明效果明顯的例子。余著也不例外，個案做得相當精彩，但讀者仍無從作出中共形塑「新人」的效果究竟如何的總體判斷。正因為無法系統地了解民眾的回應，宣傳這一複雜的過程在余敏玲筆下變成了官方單向的操控。中共似乎只需根據政治形勢、自身的需要進行宣傳，不必考慮民間的回應，更看不到民間的回應如何反過來迫使政府調整宣傳策略。「新人」們也只是任人擺布的木偶，毫無能動性（agency），更不懂如何在中共劃定的圈子裡利用官方的政策為己謀利。因此，《形塑「新人」》一書最大的貢獻不在於揭示出中共如何形塑「新人」，哪些經驗來自蘇聯，哪些則是中共的原創，而在於用豐富的史料，以比較史學的方法，從多個面向呈現了毛時代的群眾文化，並指出了中共究竟要重建什麼樣的道統，及各個時期言論的邊界所在。
注释
1 Yinghong Cheng,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2 Jeffrey Brooks,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xii-xviii.
3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強迫與志願的結合：評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 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二十一世紀》，期 148（2015年 4 月），頁 134-151。
4 應星，《村莊審判史中的道德與政治：1951-1976 年中國西南一個山村的故事》（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頁 3。
5 飯島涉，〈作為歷史指標的傳染病〉，收入余新忠主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北京：三聯出版社，2009），頁 40。
6 Katerina Clark, The Soviet Novel: History as Ritua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7 Sarah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Terror, Propaganda and Dissent, 1934-1941(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8 Peter Holquist, “Information Is the Alpha and Omega of Our Work: Bolshevik Surveillance in Its Pan-European Contex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9, No.3 (Sep. 1997), pp. 415-450.
9 Choi Chatterjee and Karen Petrone, “Models of Selfhood and Subjectivity: The Soviet Ca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lavic Review, Vol. 67, No. 4 (Winter, 2008), pp. 967-986; Jochen Hellbeck,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本書從政治、外交、社會和文化的多重視角，闡析中共如何借鏡蘇聯經驗，運用小說、教科書、歌曲、電影等媒介及勞動模範和女拖拉機手典型，塑造「新人」；傳播「新人」必須具備的條件，包括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實踐黨國至上、集體為重、勞動光榮和男女平等諸多觀 念。蘇聯經驗是毛澤東時代中共施政的重要參照座標；但隨著中蘇關係從蜜月到反目的翻轉，中共宣傳「新人」的重點也隨之產生變化。全書藉由比較與對照中蘇風俗習慣、國家發展，以及領袖觀念與價值偏好，分析蘇聯經驗在中國發生變化的背後成因，進而討論斯大林模式在中國的適用性。毛澤東不斷強化階級鬥爭的觀點和政策，是對斯大林模式的重大修正。此外，研究中共所宣傳的新人觀，也有助於了解紅衛兵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養成教育，以及毛澤東政權的本質。毛時代中共對「新人」的宣傳，造成二元對立的價值觀，其影響至今猶見。
余敏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政治大學俄文系副教授。專長領域:中俄關係、俄國文化史,目前進行之研究計畫： 莫斯科中山大學、向蘇聯學習。
導 論
一、文獻回顧與議題旨要
二、新人理念的起源與發展
三、宣傳運作與中蘇關係
四、章節安排
第一章 蘇聯新人保爾‧柯察金與典型中國化
一、保爾的誕生與傳入中國
二、保爾精神特質與在中國的宣傳
三、保爾典型中國化及其「正統」精神的捍衛
四、民間的解讀
五、小 結
第二章 民族/愛國主義為首─教科書中的國際觀
一、從改編、改寫到定於一尊
二、蘇聯與美國兩大陣營的對立
三、三個世界的逐漸形成
四、小 結
第三章 黨國至上─群眾歌曲中的愛國觀
一、蘇聯群眾歌曲的起源和傳入中國
二、高唱黨國大我
三、抒情歌曲表現愛國主義
四、中蘇群眾歌曲與民間反應
五、小 結
第四章 階級鬥爭為綱─電影中的敵我觀
一、輸入蘇聯電影中的敵人類型
二、美帝、國民黨特務與地主：1949-1954
三、大小「胡風集團」與右派分子：1955-1957
四、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與蛻化分子：1958-1965
五、小 結
第五章 集體為重─電影中的愛情觀
一、個人走向集體：五四到延安時期
二、先公後私：中共建國到反右運動
三、邁向大公無私：大躍進到文革
四、小 結
第六章 「勞動光榮」─勞動模範與勞動觀
一、蘇聯的斯塔漢諾夫運動與傳入中國
二、1950 年代勞動模範的評選和塑造
三、勞動模範的宣傳和勞模運動產生的問題
四、中蘇宣傳之差異與文革後的勞模討論
五、小 結
第七章 「男女都一樣」─女拖拉機手與性別觀
一、中共建國初期的女拖拉機手宣傳與典型
二、婦女勞動實踐與機耕化發展
三、女拖拉機手的工作與實際生活
四、小 結
結 論
一、中蘇新人的差異及斯大林模式的討論
二、宣傳新人的成效與民間的解讀
三、新人與黨的角色
參考書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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