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读毛升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十篇書評裏的歷史學景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2020年11月）的序言中得知陈永发有篇文章《延安的革命鸦片：毛泽东的秘密武器》，讲的是中共在延安种植鸦片的历史。搜索了一下，发现该文是2017年登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忆起多年前购读过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在家里翻找了一番，没找到书。在网络上搜索找到了一篇杨奎松的书评。

杨奎松：评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印象之一：锐意求新，但尚有欠缺

听到陈永发教授的名字，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当时在和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教授的通信中，得知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在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写中共抗战时期的历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大概是在1986年，范教授寄来了这本他十分推崇的著作：《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陈永发教授出版的这本书，给史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往西方的中共史研究著作，通常以讨论中共上层的权力消长和路线方针为主，陈教授的这本厚达690页的著作，却着眼于中共在传统乡村中的作用与反应，深入地探讨了抗战期间中共在华东和华中地区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的复杂情况，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极具新意，且有相当说服力的关于当时历史场景的描述。它获得当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有关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应当说是当之无愧的。

陈永发教授的第二本书，即他用中文在台湾出版的《延安的阴影》，笔者是1992年在美国看到的。这本书同样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有关延安整风的情况，在各种文章中谈论得不少，系统的研究却鲜有人做。他不仅抓住了这个十分重要的题目，而且深入了进去，做得很有特色，再度显示了其治史的深厚功力。

几年前，已听说陈永发教授开始根据吴大猷先生的意见，与刘广京、张玉法两先生共同编写一套专门写给年轻人读的“最近两百年中国史”，陈教授主笔“中共篇”。既然是写给年轻人读的，自然要通俗、简明，提纲挈领，字数尤其要少而精，以他20年来研究中共专史的功夫和经验，写成这样一部小书，自然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不期然，8年过去，他竟然再度推出一部厚达1000余页的大著出来，直逼当年台湾中共史权威郭华伦、王健民等人的鸿篇巨制了。[1]

以个人力量写成一部中共通史，这在台湾似已成为一种“传统”，但其难度之大，对写史者各方面的知识、训练，特别是对其掌握资料要求之高，却未必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在大陆中共史研究尚未开放，海内外相关档案资料还十分有限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要凭借台湾所藏中共历史文献，出版几部中共史著作，虽然缺漏错讹在所难免，但也必有些许新意，总是聊胜于无。记得笔者当年初涉中共历史，就曾津津有味地翻阅过郭华伦、王健民、司马璐等几位先生的中共史大作，从中有所受益。

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共史研究早已越过了从郭华伦、王健民等人的著作中汲取知识的年代了。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欧美，无论是就其深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随着大批档案资料的开放，中共史研究较之当年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这十年来，中共史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郭华伦、王健民他们那个30年（1920－1949）史的范围，更多的已经转向了后40年（1949－199？）的研究，这就使得任何以个人的力量来编写一部中共通史的努力，变得益加困难。正因为如此，当笔者听说陈教授正在把他那个10万字左右的小书扩展成一部通史之际，第一个感觉就是担心。

陈教授的勤奋与刻苦大概鲜有人能够企及，但他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快手”。[2]他写《Making Revolution》，研究抗战8年期间中共在华东、华中根据地的历史，用了10年时间；写《延安的阴影》，研究延安一个地区3年左右的整风运动史，也断断续续用了七八年时间[3]。可想而知，同样用8年时间，要想写出一部高质量，且具有相当新意的中共70年史，岂是易事？

凡是读过陈教授第一本书的读者，当然记得，他的这本书，除了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视角以外，尤其重要的是，其研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的文献及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并辅之以一定数量的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很少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征引及参考资料多达650余种，直接参考今人的研究成果仅80余种，80％以上的资料是其他人很少利用，甚至是作者独自发掘的第一手的历史文献资料或回忆资料。也正因为如此，该书才会新意迭出，让人刮目相看。

在这方面，陈教授的第二本书似乎稍有欠缺。再加上作者对毛泽东的生平思想深入研究不够，对其“谋略”有太多先入为主的印象，难免对一些史实的判断有所失误。[4]但严格来说，作者在书后开列的140余种中文文献中，属于今人研究成果者，不足40种，仍有将近60％左右的资料还是作者首次深入研究和利用的。因此，该书的新意，明显地也还是建立在作者发掘和掌握的相当数量的新资料的基础上的。

读过其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以下简称陈书），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显得相对就更薄弱一些了。写通史，要通才。通常写通史者多为集体，而鲜有个人，也正是因为靠个人功力将所有方面通下来，大不易。看得出，陈书走的是捷径，即主要借助于现有的各方面研究成果。根据书末标明的征引及参考书目统计，全书利用各类资料约900种，属于第一手文献资料和回忆资料者，仅为230余种，70％以上利用的是今人已经发表的各种研究成果，与他前此出版的两种著作的情况恰好相反。这对于陈书而言，很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今天的研究者不应当在较多地利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和写作。考虑到自郭华伦、王健民以后，台湾再不曾出版过能够反映新的研究成果的中共通史著作，利用各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编写一部比较通俗的中共通史，像吴大猷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提供给台湾有大学程度的普通读者，也确实是很必要的。但问题在于，陈书的写作离开了当初的设想，它目前的定位并不在给台湾普通知识分子提供一段脉胳清晰的中共史知识，而是着重于理性的分析与总结，这对于缺少专业训练的读者来说，似乎显得艰深了些。

陈书以其目前的形式，多半只能给像笔者这样的一些专门家来读。既然主要是写给专家看，就有必要考虑专家们已有的知识结构。可以肯定，陈书从立意、架构到议论，都是锐意求新，对中共史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的视角也很独特，但太多地利用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注定了会在主要史实的组织和叙述方面，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管这些成果来自大陆、香港，还是美国，也不论它们注重于赞扬，还是揭露，对研究它的专家是一样的。况且这种通史的写法又束缚了作者像他过去写第一本书时那样变换新的研究角度，从而使陈书能够提供给专家们的有关中共历史的新情况和新知识显得不那么丰富。尽管笔者十分钦佩陈书的诸多议论，但花了两周的时间读完了陈书后，笔者还是留下了这个多少有些遗憾的印象。

印象之二：研究深入，但着力不均

过多地借助现有成果来研究，还会产生一种负作用，那就是对于有些作者研究比较深入，或者现有成果比较成熟的问题，可能写得很精彩，而对那些作者不十分熟悉，或者瑞有成果较少较浅的问题，议论时就可能经不起推敲。原因很简单，现有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存在着此厚彼薄、深度不一和青黄不接的情况，如果作者搜集到的资料还不够全面，对手头掌握的研究成果又阅读不细或理解不透，一旦于不经意中把它们嫁接到自己的成果中来，就很容易出错。陈书就有这样的情况。

陈书中有些错误大概是手边缺少工具书，或写作时不仔细造成的。比如97页说周恩来赴法留学前曾“先后前往日本和英国留学”（其实未去过英国）；第278页称1934年毛被“撤除”“政治局委员”一职（无其事）；300页说1936年3月“中共首先和东北军的王以哲师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应是王以哲军）；310页说1937年中共“加速改组陕甘宁共军国民政府新编第八路军”（措辞有误，应为加速改组红军为……，且第八路军并非“新编”军）；353页说1935年朱理治等以肃反的形式“处死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等数十人”（刘志丹1936年死于东渡黄河作战）；355页说王明1937年回国后“把周恩来、秦邦宪和王稼祥（国际派）三人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另由同机陪同他返国的陈云和康生递补”（无其事）；707页说“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收款”是将“生产所得直接用于投资，而不归农民分配享用”（应是指银行强行收回贷款）；716页说毛于1962年开除了彭德怀的中央委员一职（彭从未被开除中委）；742页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苏“终于正式断绝外交关系”（从未断交）；846页说1991年5月“江青在北京秦城监狱自杀身亡”（是在女儿家）；915页称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终于出面发表公开讲话了”（无其事）；916页说5月19日清晨“赵紫阳和李鹏又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无李鹏）；995页称从1927年到1935年中共中央实际领导至少改变了四次，“最先是瞿秋白，后来依次是苏兆征和向忠发，再后来是博古”（没有苏兆征）。

陈书中另外有些错误多半是所据资料出处不同，最后定稿时过于匆忙，没有认真通读检查造成的。比如对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被杀人数的说法，106页说“共有300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176页却说“有1000余工人遭到死难，2000余人被捕，6000余人失业”。如对1927年武汉政府解散工人纠察队问题，108页上面说6月汪精卫就“要求中共交出工人武器并解散工人纠察队”，中共不得不委屈求全，下面却又说7月15日汪才“要求中共交出工人纠察队武装”。如对1927年秋收起义后所剩武装人数，211页说毛当时率“残部约1000人”另谋出路，223页却说毛当时“率领1500的残余人马南下逃窜”。又如对国共关系破裂前后的中共党员人数，211页说“党员的人数从60000锐减为10000”，226页就变成了“党员的数量由40000陡减为10000”。如对毛泽东1943年取得的最后决定权的内容，286页说是“取得思想、组织、政策、战略、军事五大方面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377页却是“举凡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方面的重大问题，都由其决定”。再如对1934年江西红一方面军突围人数，289页说“有86000人之众”，291页则成了“在7万战斗部队之外，又有机关人员9千和民夫5千随行?。（这里数字的使用不规范－引者注）另外，对1936年红军三个方面军甘北会师时的人数，290页说“合计不到两万人”，295－296页则说二方面军不到一万人，四方面军有万余人，仅此两部就已经在两万人上下了。又对1958年的农业生产，686页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丰年”，696页又说“其实，1958年的农业生产只比1957年多了几个百分点而已”。关于彭德怀1959年的意见书，709页变成了两封，称有一封“用词尖锐，语多讥讽的意见书”批评人民公社的，还有“一封私人意见书”，批评毛泽东不民主。再者，816页说1976年4月4日深夜华国锋派人移走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并驱散群众，但群众拒绝散去，“经过12小时的对峙之后，中共中央乘夜幕低垂，动员十万民兵和工人，配合警察，以棍棒进行强制驱离和逮捕群众。”既为“深夜”行动，说群众对峙12小时，当是5日正午，如何又“乘夜幕低垂”？还有，901页说1984年底中共决定废止价格双轨制度，让全部产品价格自由化，904页则说1984年“冬天，官方废止官定价格不成，又恢复了一些重要商品的官价，形成价格双轨制度”。

陈书在述及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方面的问题时出现的一些错误，也能够其显示依靠二手资料研究的缺点。如367页说“1940年6月，希特勒悍然发动对苏战争，一时势如破竹，苏联失地千里，四个月后，便被迫通知国民政府无力继续军事援助。”（众所周知，苏德战争爆发是在1941年6月）又如532页称1949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时，因史达林未到车站迎接，“有遭轻视之感”（史达林从不到车站迎接外宾）；说毛泽东“暗示外蒙古应该回归中国的话，严重冒犯了史达林，以致史达林把他冰冻在莫斯科郊外的角落里，不闻不问达半个月之久”（实际上毛未与苏联领导人晤谈只有四五天时间，且与外蒙古的话题无关）；说当时谈好苏联提供4亿卢布贷款，后因卢布贬值，中共实际只得到了3亿（谈的是美元，并非卢布，且谈的就是3亿）；说“毛泽东在1950年3月上旬返抵北京。……三个月后，美国宣布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军事保护范围之内，北韩的金日成利用此一表示，迅速得到史达林的支持，于是不顾毛泽东有攻打台湾的心愿，抢先发动韩战。”（毛3月返京，三个月后则是6月，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其实美国国务卿这一表态在1950年1月）再如547页说史达林因中国出兵朝鲜，“投桃报李”，“决定尽快退还中东铁路，提前从旅顺撤军，并取消苏联所一手垄断的中苏合营公司”，而后还同意向中国提供156项大型工程的技术援助（此乃赫鲁雪夫上台后所为，156项此时乃141项，1954年赫鲁雪夫增加15项后达到156项[5]）。另外，664页称1956年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工人暴动，工人上街游行，波共不惧苏共反对，恢复被罢黜的前领导人哥穆尔卡的领导职务，“哥穆尔卡派军队镇压，导致200余人受伤，84人死亡，但是迅速平息了动乱。”（哥穆尔卡正是因为军队镇压波兹南事件，引发全国抗议而重新上台的，他如何会派军队镇压？）681页称“赫鲁雪夫答应援助20亿美金，但因为随后又要求优先偿还韩战以来积欠苏联的贷款，实际上只给了中共4亿元。”（全无根据。）

另外，737－743页讲述“中苏分裂”一段中的许多内容，也不准确。如说赫鲁雪夫为争取中共支持，“派人到北京来谈原子弹和原子能工业问题，而且剑及履及，立即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意协助中共研制火箭和喷气战机。随后他又签订了两国间的科技工业协定，答应从1958年起，分五年共同进行或由苏联援华进行重大科研项目103个，并在原已达成的156项经济合作项目以外，增加55项。”其实不是赫鲁雪夫派人到北京，而是中共派人到莫斯科；国防新技术协定也不是关于研制火箭和喷气战机的协定，而是关于提供研制导弹和原子弹技术的协定；随后的科技工业协定，也不是103项，而是122项；至于156项上另增项目问题，更是另外协定的内容，也不是55项，1958年8月协定是47项，1959年2月是78项。[6]又如说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雪夫与毛泽东发生口舌之争，中共无法从苏联得到更多援助，毛泽东因此“失去自我克制，让自己对赫鲁雪夫的轻视和不满全部爆发，而赫鲁雪夫不甘受辱，也不再掩饰他对毛泽东的憎恶和愤恨了”，则纯属子虚。事实是莫斯科会议期间双方印象均不错，此前已定有国防新技术协定，莫斯科会后两国又接连签订了至少三项大规模经济技术援助协定。此外关于建立长波电台问题，毛泽东发动“八二三”炮战问题，赫鲁雪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难问题，1962年刘少奇提出“三和一少”主张缓和中苏关系问题等等的说明，均与事实有不少出入。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辨正。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本学术著作，在基本史实、引文及文字表述上出现过多讹误，是不应该的。

陈书在讨论农村问题时，包括写中共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中的农民动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以及农业集体化等等，由于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有较扎实的基础，因此写起来显得游刃有余。对某些自身研究薄弱，同时可借鉴的成果较少的问题，如关于50年代初的肃反运动，由于作者下功夫读了不少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也写得实在、可靠。值得注意的是，陈书中的不少错误并不是现有研究不深入，或作者?少资料，无所凭据的结果。恰恰相反，许多研究是深入的，资料作者也是掌握的，但理解和利用时却出了偏差。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陈书不可以对某些即使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得出不同的理解。事实上，这可能恰恰是值得称道的。问题仅仅在于，推陈才能出新。也就是说，凡立新说，必须对陈说有所交待和辩难，不能自说自话，置他人的研究成果和种种成说于不顾。否则，新说何以成立？

比如，关于1926年“三二0”事件的起因，陈书引用了杨天石教授的著作，了解杨教授关于事变起因的解释说明，但陈书却强调蒋介石是“不满汪对鲍罗廷言听计从的态度”，“不满汪精卫的种种削权措施”而发起事变。整段行文也不甚严谨，颇多错误。如说“中共或许认为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政党，汪精卫驾御得了蒋中正，而军队模仿苏联红军的政委制，纷纷设置党代表，几乎全由跨党党员担任，更可以保证国民党‘党指挥枪’”。（第101－102页）其实在陈书反复引用的拙作《中共与莫斯科》一书中，对此已有说明，即中共从未有此乐观想法。至于说蒋不满汪精卫对鲍罗廷言听计从，也恰好说反。因为蒋恰恰是喜欢鲍罗廷，不满意因鲍回国“述职”而代替鲍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的。至于说事变后鲍罗廷与苏共访华使团团长布勃诺夫及季山嘉三人共同决定妥协，致使汪精卫被迫出国，也与事实不合，因为妥协决定作出时，鲍罗廷早在回国路上，且决定也与季山嘉无关，因为季被指责要对蒋发动事变负责，妥协决定即包含要季去职的内容。

比如，关于“四一二”事变前陈独秀对蒋介石的估计问题，陈书所征引的一些著作也都有所涉及，而陈书却说陈当时“低估了蒋中正敢于向武汉政权公开挑战的决心，仍然接受鲍罗廷的意见，认为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可以从支持汪精卫返回国民党中央来控制蒋中正”。（第105页）实际上陈独秀3月就在党内公开扬言，不打倒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武装，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上海工人纠察队必须准备与蒋一拼。[7]况且，这时在武汉的鲍罗廷与在上海的陈独秀也并无直接联络，陈独秀4月5日与汪精卫共同签署联合声明，那纯粹是莫斯科直接指令的结果，与鲍罗廷无关。

比如，关于罗易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的情况，谈到的书更多，但陈书却仍旧弄错，说罗易当时“刚从莫斯科前来，完全不了解情况，电文没有交给中共中央，便拿给汪精卫看。”（第108页）其实罗易2月即到中国，一直参加决策讨论，并非不了解情况。况且莫斯科来电当时只能发至苏联领事馆，然后转由苏联顾问鲍罗廷接收，印度人罗易并不能最先收到电报。国际此电到后，鲍罗廷即向中共中央传达，根本不可能出现电文还没交给中共中央，罗易就拿给汪精卫看的情况。[8]

另外，像1932年宁都会议，1935年遵义会议，都是近些年来公布资料甚多，研究也相当深入的问题了。但陈书所谓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己见，反唇相稽，严辞批评国际派的积极进攻战略”（第273页）；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随而接替朱德和周恩来两人，负责军事指挥。不旋踵，毛泽东又敦请周恩来和王稼祥两人组织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第293页）等，都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公开的史料相距甚远。像1936年西安事变前的情况，尽管陈书多次征引拙作《西安事变新探》一书，却坚持说中共在改行“逼蒋抗日”方针后，仍“暗中筹组‘反蒋’的大结合”，说张学良一面答应中共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面也仍准备“万一说服无效，愿意成立并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军三者共组的西北军事大联盟，进而在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下，直接对日本宣战”。实际上，拙作已经深入说明，此一“反蒋”大联合的计划，是在中共实行“抗日反蒋”方针时，即1936年9月以前的事情，改行“逼蒋抗日”方针之后，此计划已为莫斯科所否定，因此中共中央不论感到如何困难，也没有再重新运行这套计划的想法。

实际上，由于研究不够深入，陈书中仅史实部分值得商榷之处也很多。下面仅举几例：

55、68页。作者多半是根据Dirlik教授的说法，不加分析地说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1917年前后“可以算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实际李大钊一直是梁启超进步党的同情者，甚至担任过进步党机关报《晨钟报》编辑主任，这时刚刚脱离进步党，倡导民主政治，力图调和改良派与革命派。到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即逐渐开始倾向共产主义，思想上虽然如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兼收并蓄，尚不定型，却完全算不上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9]

66页。作者多半仅根据包惠僧的回忆，就断言陈独秀不愿在党纲中明文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也不愿接受资助。只因秋天被捕全凭共产国际营救，才了解到“尚未十分成熟之前，坚持完全的独立自主，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所谓陈独秀当时不愿接受国际资助，全无根据。1920年陈独秀办《共产党》月刊、《劳动界》杂志，以及创办外国语学校，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等，无不从魏金斯基那里取得资助。他又何尝会因为一大召开反而拒绝资助，甚至不愿加入共产国际？[10]

89页。称马林1923年3月提出国共党内合作提议，陈独秀反对，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终于体会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遂不再幻想在落后的中国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意把中共的近程目标降低为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实际上有关陈独秀反对马林加入国民党提议的理由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早已公开，与要不要联合国民党无关。并且陈独秀早就主张联合民主派反对军阀势力，从来不拒绝与国民党合作，且身体力行，中共一大召开时即在广州担任教育委员长。[11]

90页。称“马林不旋踵离开中国，而继任人又把精神集中在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合作之上，对中共并未施以太大的压力，所以仍任由陈独秀继续共产国际拉拢吴佩孚的老政策，把工作重点放在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上面。然后随着共产国际联合国民党政策的落实，尤其是1923年2月吴佩孚对平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陈独秀终于不得不面对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了。”这里的问题是，马林离开中国已经是1923年7月。如果说他有“继任人”的话，也只能说是鲍罗廷，鲍来广州则更晚，已到当年10月。可是陈独秀1922年9月即已加入国民党了，不仅在马林走之前，而且还在吴佩孚镇压平汉铁路工人之前。如何能够说马林的继任人“仍任由陈独秀继续共产国际拉拢吴佩孚的老政策”？

类似的问题在陈书中可以说还有不少。依笔者所见，关键是两个问题，一是过多依靠第二手资料，二是作者多少有些粗心。事实上，如果仅仅是过多依靠第二手资料，作者细心推敲，小心求证，严密逻辑，科学行文，恐怕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的问题。

说作者有些粗心，并非捕风捉影。笔者尚未字斟句酌，却已经在陈书中发现许多不该出的技术上的偏差。这些偏差似乎不完全是出版校对时的失误。包括上册中的错漏衍字比例之高，有时真有点“触目惊心”。注文格式、引用数字之不严格，病句之多，也足够让作者警觉的了。如92－95页4页，错2字，漏3字，衍1字。139－140页，也是错2字，漏3字。衍1字。一个《党史研究资料》，注文中有的是“第×集，页××”，有的是“第×辑，页××”，有的是“×：××”。其他像用词不慎处也不少，如将“围魏救赵”写成“围赵救魏”（第233，266页），将“隐忍不发”写成“稳忍不发”（第357，361页），将“批倒批臭”写成“批斗批臭”（第680页），将“自给自足”写成“自给自养”（第681页）之类。下册中还有将意思写反的情况，如说什么“对中共言，私有财产制度是万恶之源，对农业集体化予以打击，是理所当然的。”更有抄资料将原文抄错的，如第709页抄写一小段打油诗竟连错三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煤（应为铁）去，收获（应为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农（应为人）民鼓咙胡。”甚至还有行文或校对不严，出现整句重复的情况（第690页）。这些小问题一旦超过了正常的比例，就会影响全书的质量，这是作者应当注意的。

印象之三：客观平实，但规范不严

科学的生命在于严谨。历史学之成为科学，同样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严谨的学风之上的。严谨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从著作之构思、立意，史料之推敲、引证，到行文之启承转合，乃至遣词造句，无不要求精益求精。而对史学家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要做到持之有据。

持之有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正是因为要我们每一个写史的人都要做到这一点，因此就有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研究规范。尽管各国史学传统不尽相同，规距不完全一样，但对引注的要求是一样严格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凡涉及有助于说明作者观点的任何重要史实及论据，均须注明出处，包括对原始材料的可信度做出解释。

陈永发教授的第一本书，英文600多页，书末注及文内注加起来估计有将近2000条，凡重要史实及引文均严格标明出处，并对必要者做详细之注释，确实训练有素。但陈教授写第二本书时，这方面的标准似乎已经降低了许多。《延安的阴影》中文350多页，引文仅注释347条，平均一页一注。此书文字写得相当生动，细节尤其丰富，遗憾的是许多重要情节，经常大段大段无注，使人不知道其所据何在，无法判断其故事的真实性如何。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可以说重现了《延安的阴影》一书在这方面的问题。陈书中文1000多页，引文注释892条，平均一页还不到一条。即使说，作者并非以写学术专著为目的，意在写大部头教科书，同样存在不规范的问题。按教科书写法，只要有注释问题，即应有必要之规律，该注则注。而陈书注释全无规律可循，有时整段整段，甚至整页整页无注，有时却具体到一句话一注，让人不明所以。[12]

由于缺少注释，或者引非所引，陈书的不少说法令人生疑。比如：

361页称1938年“毛泽东尽管取得政治局领袖的地位，但显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向六大（届－引者）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挑战。但是他知道时机尚未成熟，尤其六大（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表面上是国际派所制定，实际却是他们秉承史达林和共产国际的旨意所提出，并没有多少国际派自己的见解。”“从1939年初开始，到1941年9月为止，毛泽东主要是伺机而动，以便完成遵义会议所未完成的工作，也就是打倒国际派中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1938年底至1939年上半年都在积极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政策变来变去，毛泽东始与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对此如何解释？）

578页称中共以韩战有可能扩大到中国大陆为借口，实行土地复查时强调阶级斗争，“以致有一、二百万地主被杀，而其家属以及悻存的地主则被扫地出门，成为农村中的政治贱民。”尤其是在南方工作的北方干部，没有亲情系绊，“迹近心狠手辣，以致土地革命中充满暴力。本地出身的地方大员难免不满，……实际主持两广工作的叶剑英就是一个例子。他对土地革命的过左现象希图弥补，不料却因此而招致了中共中央的指责，要他在地方主义的大帽子下自我检讨，随后将其调离广州。另派外来干部接替其职务，继续完成土地革命。”（此说不知所据何在。另检讨地方主义有之，但在1952年6－7月间，事后叶仍主持工作，直到土地革命1953年4月宣告结束以后，叶才于10月调离。）

582－583页称“尽管统购统销会妨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甚至可能造成农民暴动，但两害相冲（应为权－引者）取其轻，中共中央还是决定全面采行；中共中央宁愿冒农民反抗和暴动的险（应为风险－引者），也不愿在城市冒险，让物价波动，从而激起城市居民群起抗议。”“在考虑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村的冲击时，中共认为……在全国100万个自然村中，或许会有10万个会出现‘逼死人’、‘打扁人（应为担－引者）’以至暴动的事故。可是最后竟然不此之顾。”“中共坚持采取统购统销似乎还是以意识形态的考量为重，因为文化（？！－引者）对他们而言，此项政策乃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轨道，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段话并非完全无注，但第一、注文错误：“《陈云文选》，3：202－16”不确。《陈云文选》只1册，并无第3卷。此乃《陈云文稿选编》，并非《陈云文选》，且页码也错误，应是189－203页。第二、中共当时主观上是否就是想要用强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仅此似不能完全说明。）

648－649页称毛泽东发动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高级党官没有被戴上‘帽子’，但是一些中下级的涉案者仍然遭殃。一些接受中共动员、参加对他们文字围剿的作家……把他们批评成‘反革命分子’。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之中，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醒悟，……必须迎合中共的思想标准。否则，随时随地有受到官方围剿的可能。其严重后果不只是失业而已，极可能是长期坐牢，或沦落为政治贱民。”（此说结论由前述史实引出，但有什么文章、把谁批评成反革命分子？）

673页称反右运动并非“一个不杀”，“像历年整风运动一样，必须杀鸡儆猴。汉阳第一中学就是学生运动的重镇，有三名右派学生便当着1万名师生面前被枪决。”（历年整风运动都必须杀鸡儆猴，为何前面述及延安整风等整风运动时并未提及？另汉阳一中被杀者罪名也并非“右派”，且不是学生。三人中王建国为副校长，钟毓文为语文教研组长，杨焕尧为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

697页称“毛泽东青睐人民公社的体制，就是因为透过这一体制，可以把农民生产所得的主要部分变成积累，而无限扩大投资”。（无所据，仅以结果倒推动机？）

709－710页称毛泽东为了斗倒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在彭德怀头上硬加上‘里通外国’的汉奸罪名”。而彭则在意见书中“指责毛泽东在反右倾胜利后，‘得意忘形’，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事实上是第一书记说了算数，毛泽东所定的钢生产指标过高，而高指标正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他甚至指责毛泽东滥用威信。在湘潭老家人民公社的增产问题上，相信弄虚作假，不够‘实事求是’。若不是毛泽东命好，工农太善良了，中国老早已经发生匈牙利事件，而不得不向苏联请求派兵了。”（这些均未注明出处，但他处有注明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者，查李锐书，可知上述均出自李锐书。但奇怪的是，上述除“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句外，均非彭德怀意见书中内容，有的来自会议简报，有的来自火车闲谈。而关于彭“里通外国”一说，会议上虽有人提出疑问，但毛在庐山会议上也从未明确表过态。）

711－712页称庐山会议批评彭德怀的一次会议上，朱德说彭脾气执拗，固执己见，“毛泽东听着，忽然翘起腿来，用手在鞋底故作搔痒状。尽管毛泽东的动作迹近狎侮，但是没有一个人抗议。”（李锐书原文：朱“还没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将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两相对照，意思相差似乎远了些。）

严格注释，是史学著作的生命。引述而不注，或所注非所出，都是史学研究之大忌。大陆一些中共史著作缺少注释，有档案开放客观局限，在台湾似乎不必有类似的顾虑。因此，陈书之犯忌，让人不大容易理解。

除了注释以外，陈书行文及用词上的主观和随意性似也有可指摘之处。以前台湾中共史研究政治色彩过浓，用陈书导言中的说法，就是基本属于敌情研究的性质，很难谈得上学术性。立足于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陈书的出版，毫无疑问对改变这种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吹毛求疵的话，陈书中恐怕也仍旧残留有用词随意性大，甚至个别时候仍带有某种主观倾向性的情况。

如92－93页，谈1924年国共合作之初，国共两党合组上海执行部事，前页称毛泽东等在谭平山配合下，“打入了上海执行部”，后页则称其“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胡汉民的秘书，工作异常投入”，甚至“因此遭到共产党同志的讥讽”。无论就行文逻辑，还是就史实本身，“打入”一词用在这里都属不当。

如228页，称红军二次进攻长沙城时，打了两周都无法攻破守军工事，“百无聊赖之际，红军甚至想到田单的火牛攻势”。作者在本书中两三度使用这个“百无聊赖”，都不妥贴。“百无聊赖”是实在无聊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其实是百般无柰的意思。

如442页，谈到当年学生运动时，提到中共推动学生运动，用的是“有意推波助澜”；提到国民党一次次镇压学生运动，则都用“处理不当”；提到国民党特务刺杀联大教授闻一多等人的事件，还使用了“政府特务热心过度”这种说法，那意思近乎肯定。

如483页，称高岗第一次自杀“未能成功”，“再次自杀，未再获救”。这里“未再获救”令人费解，意思是说他本来可以获救，却没有人救他？这样说有何根据？

如492页，称“中共借口财政负担太大，要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被中共包下来的900万国民政府留用人员“非常能共体时艰”，“因为环顾周围，他们不难发现，中共确实有财政困难。尤其是中共自己的干部，根据补给制，仅能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比起他们，更辛苦万倍。”这里，“借口”两字显然多余。

如611页，称中共通过“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总共榨取了约20亿美元的罚款，足够共军打韩战一年之用”。这里20亿美元之数未注明出处。1950－1956年中国总共欠苏联各种债务才13亿美元，一半为军火贷款[13]，韩战一年战费如何要得了20亿美元？同时，笔者完全同意作者在此所得出的观点，即采取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实属错误，但“榨取”一词用在这里似乎也有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嫌疑，毕竟向偷税漏税者罚款等不能说完全不当。

必须指出，总的说来，陈书的研究是客观平实的。这一点在上册表现得尤其明显。下册中值得推敲的遣词造句似乎多了一些，但1949年以后的中共史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也确实比1949年以前多得多。在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熏陶和影响之后，要使我们的历史学研究，特?是关系到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真正学术化，使我们大多数研究者不仅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尤其是能够真正地摆脱情感的困扰，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上的一切，这大概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唯其如此，坚持这样做，并且努力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规范，就更是必要的了。

印象之四：议论风生，也有可商榷之处

陈永发教授有很强的文字功底，《延安的阴影》已是证明。当今世界，已经是信息时代，那种坚持坐冷板凳，不食人间烟火，抱残守缺，只满足于弄出一些佶屈聱牙，鲜有人懂，鲜有人读的文章著作的史学家，应该越来越少了。写了书，就是要让人读的。尽管搞历史啃的是故纸堆，关心的人却未必少。问题在于我们搞史的人能不能写出一般读书人能读并且爱读的东西来。看陈书，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作者是在努力尝试着这样做的。但坦率地说，与《延安的阴影》比，陈书目前的写法似乎不是很成功。

陈书为了加强对读者的引导，颇费心思地写了长篇的导读和结语，并且别具匠心地又在每章、每节都设有引言，层层提出问题，节后复有小结归纳。照理说，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计，如果作者能细心把握线索明晰、循序渐进的原则，对读者理解作者议论主题及观点，确实是可能很有帮助的。但是，两周读下来，本为同行的笔者竟常常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理解上仍时感吃力。

原因何在？概括起来，陈书立意以观点统率全篇。为说明观点，又受篇幅所限，叙事反而备受局限，只好尽量精炼，结果行文稍有不慎，即出偏差。像第一章“知识分子搞革命”，与第二章第一节“从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内容多处重复，怕就是受这种过分注重形式的想法所害。其实，写历史叙事当先，议论其后。没有好故事，议论也缺少好基础。陈书长在议论，有些议论确实相当精彩，只是全书篇幅太大，亮点散落，要让读者把它们串连起来，没有一个个好故事相衔接，靠自己形成一套清晰的逻辑，着实困难。细想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与陈书目前尝试的这种写法有关。比如，陈书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又不能一一就近解答，难免让读者因之受累。

以第一章为例，陈书开篇在引言中，就提出了10个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为什么从羡慕先进的法兰西转向羡慕落后的俄国？其他知识分子的转变是否相同？共产国际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会转而拥抱马列主义？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为什么前倨而后恭？为什么舍己耘人，愿为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效力？陈独秀如何使中共在国民党变得几乎具有主宰能力？为什么又眼睁睁地看着中共在国民党反共打击之下一筹莫展，几乎陷入毁灭的边缘？如此等等。（第51－53页）这些问题照理应当由本章下面的两节来回答，但接下来的两节却还有自己的问题。如第一节一上来就提出了3个与上面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价值取向多元化，为何独信马列主义的中共却自认为是这一运动的光大发扬者？中共到底是不是中国无产阶级成长的必然产物？莫斯科在中共诞生过程中担当了什么角色？（第54页）第二节上来则提出了2个同样与本章引言10个问题缺少关联的问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难免矛盾重重，中共如何因应？一旦矛盾冲突导致分裂，中共如何自处？（第86页）两节中各有三段，有的段下面还有层，内容庞杂，读者根本无法对应前述如此多的问题来自找答案。再加上章有引言，却无结语，各节虽有结语，又未能紧扣自己前面提出的问题梳理各段内容，一一对应地得出言简意赅的结论，更遑论回答本章引言提出的众多问题了。结果是问题提得越多，读者就越会感到不知所踪。

不过，不论有什么样的缺陷，陈书中的议论仍旧是精彩纷呈，有时足令我们这些搞中共史的人自叹弗如。

比如，陈书在讨论到抗战期间中共为什么能够坚持敌后时，与国民政府的部队做了相当深入的对比。称“一般说来，国军在这两个省区的军队主要是军阀残余部队，各部队自成山头，彼此猜忌甚深，而共军虽然散处各地，但同心协力，浑然一体，更针对国民政府的弱点，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共军除了团结以外，最大优点是能自食其力，并不依赖后方支持。当时国军在中共和日军的双重压力之下，防区缩小，虽然他们有中央政府提供薪饷，但是在粮食和其他日常需要方面，仍然依赖就地摊派。因为国军所能控制的人口和资源减少，开支却未紧缩，老百姓的负担自然呈反比例增加。摊派之时，富户转嫁贫户的现象，犹如往昔，极为平常。因此农民对中共合理负担的口号越加欢迎。另一方面，国军各部队因为农民抗拒，不仅不容易摊到款，甚至连粮食也无从购买，于是不得不把士兵分散到各农村就食。这样一来，军队便无法避免和农民直接接触，易招民怨，甚至激起民变。另一方面，军队分散各地，共军更容易将之各个击破。……在对付优势日军攻击方面，共军有江西时期避实就虚的经验，而国军则仍然袭用江西时期以强击弱的故技。所以结果有宵壤之别，多半是共军能够保持有生的力量，等待敌人一开始撤退，便立即卷土重来，进而继续扩大，而国军则在崩溃以后，一蹶不振，无法东山再起。共军面对日军的扫荡或清乡，有农村基层政权的配合，消息灵通，情报准确，往往能及时跳离包围圈，或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角落隐藏，甚至可以‘地方化’成为基层武装，以求生存；国军则一旦分散到营或连，即使原来是军纪优良的部队，也因为给养问题，而不得不以抢掠维生，终于沦落为老百姓眼中的散兵游勇或绿林土匪。……总之，面对日军的进攻，共军仍能继续扩展，而国军若非一触即溃，便是不知所措，最后只有走上投降之一途。”（第232－236页）

又比如讨论到国共两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时，作者的观察与概括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陈书称“中共最重视的是社会基层，也就是县以下的单位，要在这个层次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结构。这个政治结构是由四个不同指挥系统的延伸所组成，亦即政权、军事系统、群众团体和党部。以政权为例，县以下要设置乡长、村长和各级人民代表。军事系统设置地方武力和民兵，群众团体则设置农村抗敌会、工人抗敌会、青年抗敌会和妇女抗敌会等等。这些不同系统的组织后面是农村支部和区分部，各级党部的负责人可以根据党一元化政策，指挥同级的政权机构、军事武装以及群众组织。”“中共的基层结构是国民党所没有的。一般说来，国民党的统治只到达区这个阶层，再往下虽然有村长和保甲长之类的设置。村长和保甲长，虽然是政权的延伸（原文如此－引者），但是人单势孤，缺乏社会威望，理论上是无所不管，实际上却因为人手不足，除征兵征粮以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管。他们并不是正式官僚结构中的一员，没有薪水，收入来自实际‘征收’和上缴所‘征收’之间的差额，故贪污中饱的情形，势所难免。他们的素质一般也不高，摆架子的情形很普遍，因此很容易便成为中共‘反贪污’和‘反官僚’的打击对象。最严重的问题是，乡以下的官吏背后，既没有群众武装，也没有群众团体为后盾。农村基层若有群众武装或群众团体，则这些组织多半受农村士绅以及其他地方自然领袖掌握。这些军事和社会领袖，多半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要不是地主，也至少是富农或富裕中农。乡长以下官吏对他们优礼有加，所以征粮征兵、派夫派工之时，也不敢公平执法，通常要与他们合作，而把重担加在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身上。虽然有一些乡长、保甲长、地主、士绅加入国民党，或拥有良好的党政关系，但基本上可（以）说，国民政府的农村并没有党组织存在，……况且国民党内部派系纷繁，彼此斗争激烈，又如何判断谁是真能代表国民政府发号施令呢！”

研究之深入，在于能够从宏观而微观，再由微观而宏观。只知宏观，而无微观做基础，是为雾里看花；只重微观，而无宏观之眼界，则是管中窥豹。陈书议论之妙，自然不止于此。但其议论深入精当者，莫不是在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概括所得。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相反，陈书个别研究尚未深入的问题，议论起来就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了。

据导言说，陈书的中心旨意在于解释“三个大问题”，即“第一、中国共产党究竟和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第二、中共是如何动员群众，建立其基层政治结构？”“第三、中共究竟是如何建立一个庞大无比而又上下整合的党国体制？”（第37－38页）就这三个问题而言，第二个问题，即基层权力结构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作者第一本书研究和论述的内容，因此总体上说也是本书中议论较为充分和深入的一个问题，很值得一读。第三个问题是作者第二本书和其他几篇文章所涉及到的问题，尽管作者的研究未必全面，讨论也很有可争议之处，但大体言之有据，自成一家之说。然而对民族主义的问题，陈书的解释就很有些值得商榷之处了。

陈书对中共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关系的看法，大致可以用其结语中的这段话表述出来，即“从根源来看，中共毫无疑问是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大部分党员们是以民族主义为起点，走上马列主义的道路；一旦皈依了马列主义，又让马列主义回过头来影响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诠释。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中带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因素，从而有别于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在这里，作者提出了至少两种“民族主义”，一是“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一是“带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因素”的，“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第970－971页）。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用作者的话来说，是因为“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认同、情绪和立场，通常并无具体的政策内容。所以中共尽可以根据其马列主义的信仰和观点，提出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人士的政策内容”。（第14页）如果这一解释说得通的话，那么，世界上大概也就没有“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了。中共是“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那么国民党呢，自然就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了。甚至世界上只要有一个党，一种主义，一种宗教，一种流派，怕是也都有一种民族主义了，因为它们各有各的信仰和观点，难免会“提出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人士的政策内容”。

正是因为作者的这种说法缺少合理的依据，陈书在解释中苏关系的问题上就不免遇到了麻烦。因为，如果肯定上面的逻辑，那么，同样是信仰马列主义，何以中共与苏联会分道扬镳，甚至反目为仇呢？对此，陈书在导言、结语以及正文中有四五处涉及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释，但读后并不能令人感到信服。

作者在一处的解释是说：双方因三面红旗而起矛盾，赫鲁雪夫“看到三面红旗带来的三年大饥荒后，冷嘲热讽，毫不留情，甚至直指毛泽东为旷古未有的大狂人”，毛的反应是指责赫“犯了严重千百倍的大国沙文主义”，并且“出卖社会主义的理想，把苏联带向了修正主义的错误道路”。结果“两人相互攻讦谩骂，犹如不共戴天的仇人”。（第736页）

三年大饥荒是指1959，1960，1961这三年。“三年大饥荒后”，应当是指1961年以后吧？但在下面的说法里，两人“相互攻讦”的时间，又被提前到了1956年，提前了至少5年：

“中苏所以水火不相容，追究其原因，可以从两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着眼，也可以从两国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和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方法的差异来分析。但是，最关键的一个事实是，毛泽东亲自主控中共的外交政策，而他和苏共领袖赫鲁雪夫从最初见面开始便彼此深怀恶感。早在1956年毛泽东和赫鲁雪夫已因为史达林鞭尸（是不是应该写成史达林被鞭尸？－引者注）和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上的歧见，而彼此交互攻讦。”（第738页）

说1956年事实上也有问题。因为如果说毛、赫“最初见面开始便彼此深怀恶感”，那就应当是指1954年，而非1956年，因为两人最初见面是在1954年10月。但问题是，当时史达林刚死，苏共新中央的领导人正在交替接班之中，地位严重不稳，极需毛泽东的支持，赫鲁雪夫带来许多“见面礼”，毛泽东也相当满意，双方如何会立即“深怀恶感”？甚至说毛、赫因为赫鞭史达林尸事“彼此交互攻讦”，也与实情相距甚远。事实是毛对赫鞭尸虽感不安，但打破史达林不可怀疑的神话，毛也还是高兴的，因此当年他对赫此举明显地是表扬多于批评。至于说这一年毛、赫对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产生歧见，似乎也有问题，因为对中国提前实现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并未见苏方当年表示过不满。

到写结语时，作者再度总结这一问题，又强调事情与“中共的独立自主性”有关，说是：

“从1950年代中期史达林逝世之后，毛泽东鉴于农业集体化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国有化政策出奇的顺利，开始改变其对苏共的看法。毛泽东甚至敢于冒共产阵营的大不韪，轶出苏联模式，采取大跃进的政策，抢在苏联老大哥的前面，大胆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因此触怒了对他本来便有恶感的新苏共中央，被痛诋为极端的中国沙文主义者。自反而不缩（何意？－引者）的毛泽东则反唇相稽，发挥其‘与人斗争（应为与人奋斗－引者），其乐无穷’的精神，严辞批评苏联已堕落为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第970页）

然而，中共的独立自主倾向，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就开始显现，到延安整风时已惹恼莫斯科，也并未破坏双方关系，何以这个时候就一定会闹出个分裂来？至于说毛轶出了苏联模式，抢在前面向社会主义过渡，引起苏方愤怒，同样不妥。因为苏联1936年就已经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共20年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未抢到苏联前面，苏共中央有什么理由感到不满？

中苏两党的矛盾磨擦乃至关系的最后破裂，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个人因素肯定有，但这种涉及到党和国家关系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离开民族和国家利益，离开双方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立场，也不去讨论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理论冲突与争论，只是从毛泽东与赫鲁雪夫两个人斗嘴的角度去解释，如何能够说得明白？

其实，陈书对中共民族主义问题解释的不尽周延与合理，还不止于此。由于把民族主义等同于一般政策，陈书在解释中共的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策略的关系时，甚至混淆了两者的内容。结果，“结语”第一节“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最后，我们看到了如下一段令人费解的结束语：

“中共最初根据阶级斗争的观念来界定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随着阶级敌人的逐一消灭和改造，中共越来越难从客观的矛盾来把握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了。1955年邓小平说，谁是富裕中农，很难认定，但只要看他是否反对农业集体化就应该不错了。中共本来便有谁反对中共党国体制，谁就是阶级敌人的倾向，但从此以后就越来越严重了。……这时，毛泽东和他指挥的中共党国体制透过阶级斗争已经取得了民族主义的桂冠，在中国大陆没有什么人敢问：到底中共所谓工农阶级的利益在那里？毛泽东和中共党国体制是否真正反映所谓工农阶级的阶级利益，并继续以之来界定中共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呢？”

我不知道，有哪位读者能够明白作者在这里想要表达的观点。我能够了解的情况是，自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用以规定阶级成份的经济关系已经改变，继续根据客观上占有生产资料多少来划定敌对阶级已经成为不可能，结果，以思想言论的倾向来判断阶级敌人的作法逐渐盛行起来。但这与要不要“界定”或“把握”民族主义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只要我们细心一些就能够发觉，中共从来就是把“民族主义”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它都是严厉批判民族主义这一倾向的。它又如何会在意要不要时时“界定”和“把握”民族主义呢？

依笔者看，民族主义不过是长期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大致相同的语言文化传统的人们，在感情上的一种认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然的情绪和立场。它与党派无关，更不因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变异。它可以表现在一种政策、一种方针之中，但却不可以把它和政策或方针完全等同起来。二战以后的历史显示，越是信仰马列主义的国家，相互之间民族主义的排斥现象也越明显，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共同尊奉的“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东西。同样，这种民族认同感及其由此而产生的民族情感，也只存在于不同民族交往之间，它同本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或党派斗争不发生必然联系。硬要把民族主义划分为不同意识形态的政策需要，我们就无法理解1945年的蒋介石和1950年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同样为中苏条约感情冲动，就无法解释中共与苏共之间为何会存在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14]

写在结尾的话

从90年代初起，笔者就经常在留意台湾学者评论大陆学者的书评。这些书评通常批评得很直率。并非评论者的意见都有道理，但笔者还是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样的话，即大陆的学者确实很应该看看这样的评论。

台湾的学者是不是也一样尖锐地评论他们自己的同行呢？很遗憾，在我近年所能看到的台湾近代史界的刊物当中，这样的评论几乎没有。为什么？据说是大家不愿意伤了和气。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轻易地发表文章和著作（据我所知，台湾学者发表文章和著作远比大陆学者容易得多），同时我们研究中的缺陷和错误又得不到及时的批评和指正的话，我们自己的研究水平是不是会逐渐因为自我满足而止步不前，甚至日渐退化呢？

陈永发教授是笔者的朋友，并且可以算是笔者的学长。在读过他的这本大著之后，笔者也有过片刻的犹豫。但我还是冒昧地把这篇可能多少挑剔的，并不十分全面的书评写了出来。我很感谢陈教授同意我发表这样一篇尖刻的评论。我相信，善意的批评远比虚假的奉承更能使我们大家受益。

* 本文乃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编辑部所约而成，并已刊登于该通讯。

[1] 如果考虑到郭华伦、王健民著作中附录的大量文献，陈书在字数上似乎还要远超过郭、王二位的著作。

[2] 当然，“快”并不是评价一个学者能力的标准。麦克法夸尔教授花了14年才完成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但没有人不承认他在美国中国现代史研究当中的权威地位。

[3] 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xi页；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1990年版，序文第4页。

[4] 仅以其“第一部分”前言之后的开篇一章“整风运动的缘起及其初期发展”中第一节“中共中央权力结构的改变”而论，就有若干硬伤。如称王明1937年底回国后“建议洛甫辞职”，“在王明提出建议之后，毛泽东则顺水推舟，主张废除总书记一职，另采政治局常委领导制”，“自此以后，毛泽东则可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直接领导党务”云，就不实。事实是王明回国后从未提议洛甫辞职，毛泽东亦不曾建议废除总书记一职，中共中央也从未采用过所谓“政治局常委领导制”，王明回国所带来的中共中央领导方式的唯一变动，就是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指示，加强了书记处的地位，重新划分了各自的责任范围，但洛甫仍是总书记，直到1940年洛甫才主动辞去了这一职务。有关洛甫辞职的经过，可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等。其他如毛泽东早就看重刘少奇，二人有“攻守同盟”，毛先是“支持”刘去恢复北方局，后“乘机派刘少奇到华中”“相机取得该地区的党政军大权”，“同时也派娴熟俄语的任弼时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进一步改善毛泽东和史达林之间的关系”，以及参加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人名、议程及内容等，都有不实。恕不一一加以辨正。

[5]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0页。

[6]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222页。

[7]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133页。

[8] 前引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152－154页。

[9] 参见彭明、杨奎松：《李大钊政治思想演变的历史考察》，《近代中国人物》，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1985年版，第82－117页。

[10] 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8－10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12] 如第68页三注，说李大钊用无政府主义弥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足一注，说青年毛泽东思想中有矛盾思想一注，说张申府融孔子、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罗素于一炉一注。随后引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毛泽东对陈独秀观点的看法时，却不做注释。

[13]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14] 参见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八章（中国共产党观念中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文章来源: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陈永发：评《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

2005年底，钟延麟到我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办公室来找我，要我担任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当时我认为自己并未在政治大学兼课，而且学术和行政两方面的职责已压得我有点透不过气来，加以婉拒。可是他不肯死心，仍然再三前来恳求。经不起他的美言美语，尤其认识了他凡事不肯轻易认输的个性以及探索研究领域的热诚后，终于心软，答应了他的邀请。当时我问他，将来写博士论文想写什么课题，他说邓小平与中共高层政治。听到答案，我忍不住立即表示反对之意，原因是进不去中共的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不对外开放，连职司中共党史和国史修撰的研究人员，都不准随意借阅档案，何况是在一般教育机构任职的中国大陆教授了。延麟这种从“蒋帮”学术机构前来的研究生当然更不可能登堂入室。我知道中国大陆的地方档案馆，相对开放，因此建议他另外找一个题目，没想到延麟择善而固执之，坚持研究中共党史一定要从研究中国的高层政治着手，即便中央档案馆不肯开门，但他认为还是可以在中共中央已经公布的各种文献中蒐集足够素材，加上中国大陆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和网上资料，应该大有可为。纵使官方资料受到控制和封锁，回忆录千篇一律，网上资料又真假难分，但并不表示邓小平是没有研究前途的研究课题。我说服不了他，就心想权且让他试试，碰壁之后，自然会回心转意。

延麟念研究所以后，半工半读，并无富爸爸可资依靠。为了克服文献不足的问题，省吃俭用，却还是凑足旅费，屡次到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去省级地方档案馆寻访资料，不料竟然找到一些原来认为只有在中央档案馆才能看到的高层文件。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了许多中国大陆的同行和长辈。这些同行和长辈无法为他打开中央档案馆的方便之门，却非常慷慨地分享他们研究多年的心得，并为他介绍中共高层政治运作的习惯和氛围，结果四、五年下来竟然写出一本值得阅读的邓小平研究。明显地，我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嘴里没有明说，心里却感觉欣慰，好在不曾坚持己见，并协助他申请国科会的一年补助，到美国加州柏克莱见识高明，完全放任他就其个人兴趣，发展潜力。从看他的论文章节和听他的心得报告中，我看到他的学术成长，同时也学到许多对中共高层政治的知识。教学相长，确实是人生一大乐事。延麟缴出博士论文以后，为使论文更臻完善、更像一本专书，又花了两年时间在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并从国科会申请奖助到澳洲游学一年，与当地的知名学者切磋心得。此外更抽出大量时间阅读最近几年才发布和出版的邓小平文献以及文革小报资料，增添内容。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不同于其原始博士论文的新书，我感觉与有荣焉。

邓小平可以说是九十年中共党史中，重要性仅次于毛泽东的人物。1997年以93岁高龄辞世，迄今已十余年，但观察中国大陆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仍然得说，基本不出二、三十年前他领导中共告别毛泽东革命后开创出来的基本格局。像他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当然关于他一生的各种传记竞相问世。邓小平最疼爱的女儿邓榕就打破中共惯例，为他写了上下两卷传记。最近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也以他的改革开放为题，写了一本精彩传记，翻译成中文，听说脍炙人口。

奇怪的是，在众多的传记之中，不见有历史学者详细讨论他担任中共总书记十年的生涯。即便提到他担任总书记时期的作为，也都是寥寥数语，语焉不详，不知道他在这一个关键位置上究竟如何尽忠职守。我们得到的印象反而一般只是，邓小平跟刘少奇、周恩来以及陈云一样，始终都是毛泽东激进、过左政策的煞车者，因此获罪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为走资本主义路线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陪刘少奇挨批挨斗。其实，正如延麟所指出，真实的情形并非如此。1959年春，毛泽东在决定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的一次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便不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等其他政治局常委在两旁坐着，忽然对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宣布，他是大跃进的大元帅，要向大家推荐邓小平为副帅，两人一正一副，总揽大权，领导全党上下闯过大跃进带来的难关。其实早在1956年9月毛泽东便已设置六人政治局常委会，以原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及另一位新任命成员组织之，负责大政方针和重大政策的拟定，此外拔擢年轻的优秀干部成立新的书记处，要邓小平以政治局常委身分兼任新设置的总书记，率领其他成员贯彻政治局常委会的意志和决定。通过这一项重大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安排，毛泽东实际上是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会主席身分把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并通过真正负责一线工作的邓小平，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后，领导中共全党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民从事所谓社会主义建设。当时邓小平已经是毛泽东领导体制的副帅，只不过他口里尚未发布这项讯息而已。

邓小平出任总书记以后，奉行毛泽东旨意，也就在1957年根据毛泽东所迷信的中共延安经验，在党内掀起邀请党外人士帮忙的整风运动，随后又主持了事先未曾逆料到的全国“反右派”运动，进而更以“反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为名，激化党内干部之间的各种矛盾，动员全党舆论，为毛泽东的大跃进铺路，随后又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动员人民解放军，以反“反冒进”和“反右倾机会主义”为名，动员各级军政干部和各级党委书记，率领全国人民大跃进，力图实现工农业高产的经济奇迹。在大跃进竟然带来大饥荒以后，毛泽东更要邓小平以挖掘“修正主义”罪恶为名严词指斥苏联党的内政和外交，且向亚非拉国家输出毛泽东式革命，动员全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关于这些党内外斗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对其理解却多半带有两点忽略。第一点忽略是，尽管已经体认到毛泽东发踪指使的角色，却总忘记他掀起政治运动，必须仰赖总书记邓小平率领全国各级党委贯彻意志。第二点忽略是，严重低估或全然否认党内外斗争对动员和组织干部以及群众所起的激励和团结作用，因而仅注意过程中受害者的清白无辜，完全不见毛泽东整风和斗争所带来的思想和组织认同。换言之，集中注意力于毛泽东的过左冒进，以致忘记他是如何透过整风和斗争来取得内部思想共识。同时也因为毛泽东以地方促进中央、以群众决定一切代替史达林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从而忘记毛泽东在分散权力的同时也高度集中权力，就是强调钢铁般组织纪律和一元化党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书记大权独揽，发挥其最大程度的积极性，在享受下放和分散的经济规划权力之际，却全然不敢违抗上级追逐各项生产高指标的意志，结果閙出三年大饥荒的人间惨剧。

邓小平在上述政治过程中，逐渐体会到以党内斗争和整风动员全党全民搞经济突破，终究会得不偿失，弊大于利，乃是注定带来灾难的治国之道，尤其体会到毛泽东以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理论的全然不切实际，所以与日暮途穷感觉越来越深重的毛泽东渐行渐远，而终于沦为毛泽东抛弃和批斗的对象，最先是附在刘少奇后面加以彻底打倒，后来虽然让他重返权力核心，却又因为他拒绝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地位，而加以斗倒斗臭。在此政治命运起伏的过程中，邓小平应该更能体会毛泽东以政治运动和群众动员搞革命方法的错误，亟思改弦更张之道。毛泽东死后他乘机重返中共中央，取得最高权柄之后，立即改变中共治国路线。由于无法彻底否定毛泽东个人，于是决定重新诠释毛泽东的思想，将其一分为二：一方面肯定毛泽东“正确”的思想，用以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中共专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实际则全面告别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共创造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格局。

关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十年的政治历史，延麟有仔细的铺陈和剖析，当然从完美主义的观点来看，他并未能完全突破文献不足徵也的困难，尤其缺乏关于邓小平内心世界的个人资料，故有些讨论不免揣测，但是延麟重建的史实有根有据，而他提出的观点尤其值得咀嚼。今天谈论中共高层政治的着作充斥坊间，若非颂圣，即为扒粪，再不然就是缺乏新义，人云亦云，可以看到的史学着作其实屈指可数。其中最大原因就是中共中央严格控制研究资料和有关档案。正因为如此，延麟这一本新书显得尤其难能可贵。它充分证明，尽管中共通过管控档案编织的文网如何严密，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学者，辛苦耕耘之后，也可以重点突破，拿出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学术成绩单。

陈永发：国际背景下的中国革命

《中间地带的革命》，叙述1921年中共建党以来到1949年建国的全部历史。我在台湾长大，是受过美国十年教育的所谓台湾外省族群第二代，对中国共产革命当然有自己的观点。1990年代初次拜读杨奎松这一本大作时，虽然不见得同意他的全部看法，但是对他通过浩瀚的档案数据来重新检视官方党史说法的做法，十分佩服。我受资本主义美国的影响颇深，相信历史观点和评价可以“百花齐放”，各逞其胜。然而，“百花齐放”不等于众生平等的“众声喧哗”。纵使不再相信有哪一本书能垄断全部历史真实，但基本上还是相信治史求真的古训，而所谓真的历史也必定得通得过文献检验才算数，其间不仅有史才良劣之分，更有史识史德高下之别。二十几年前阅读杨奎松这一本叙述历史，曾经学到他根据大量文献厘清的许多历史事实，内心始终铭谢。

杨奎松以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的子题为主要书名，可能会引起读者误会，因为“中间地带”的概念是毛泽东在美苏冷战新形势下所做出来的重要论断，也是毛泽东领导中共革命走最后一段成功之路的关键判断，正因为他对时局有如此正确的把握，所以1949年秋天才可以建立一个近乎完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明显二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但是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愿意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继踵而起。苏联的斯大林深知四年兵燹如何摧毁他以十年功夫建设起来的现代城市和许多重要工业，渴望休养生息；美国虽未受战火直接波及，但是人民早已厌烦战争，不愿美国子弟在异域继续流血牺牲。所以1945年的雅尔塔条约基本上是两大强权瓜分世界的分赃密约，背离彼此宣示的立国原则，暗地里承认对方各自拥有势力范围，但是对当时正处于内战关口的中国应该归属哪一个阵营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共同约定。苏联害怕美国受到一向亲美的蒋中正及其国民政府的拉拢，会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为国民党火中取栗，所以一再警告原为共产国际一员的中共不可以过度挑衅，尤其害怕赤化全部中国大陆会刺激美国大军介入，促发新的世界大战。当时毛泽东盱衡世局，认为苏联固然未视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兵家必争之地”，美国在重欧轻亚的传统外交政策之宰制下，也未视中国为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必须拥有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其实只是处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已，故毛泽东可不顾美国反应，拒绝斯大林隔(长)江分治的主张，把内战带到中华民国继承自清帝国的版图四极，为1949年10月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基本上的领土完整。

杨奎松知道中共以俄为师，对党史和革命史的政治性格万分敏感，因此在垄断教科书和书籍检查制度以外，特别透过党史决议来主导全国人民对党史和革命史的基本看法，1945年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又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两个决议，尤其是前者，都把眼光集中在党内斗争和政治需要上面。杨奎松大作则把中国共产革命放在国际关系的脉络中来看，观察事情的角度不同，而又从实事求是的治学立场出发，加之利用1980年代政治宽松的环境，广泛阅读档案资料，甚至到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和俄国搜集相关文献，直面历史，终于写出这本超越政治斗争和政治宣传、合乎史料检验原则的著作，其中充满前人所未能发见解，所以本书1992年第一版问世后旋即洛阳纸贵，并奠定杨奎松在中共党史研究界的地位。2010年改版发行，杨奎松更根据多年研究心得，在最后一章中增添一节文字，明白指出毛泽东继续以俄为师，而中国的国家更是继踵斯大林之后亦步亦趋。中共建国之初，许多自由派人士认为中共本来有意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后来美国学者也一直有所谓“失去的机会”的说法；两派人士都认为中共所以走向“一边倒”的外交道路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而是被美国打压和围堵所致。杨奎松则清楚指出，毛泽东领导中共，处心积虑，始终试图透过建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走上苏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杨奎松不像许多研究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学者，受到毛泽东1956年以后反苏言论的影响，而过分夸大1956年以前中苏共之间的矛盾。

杨奎松在“文化大革命”时尚是中学生，曾经到湖北的穷乡僻壤向贫下中农学习。邓小平结束“文革”、改弦易辙以后才有机会进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他在邓小平告别钱理群所谓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治国路线后，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共革命史，固然仍旧相信中国共产革命的必要性，也仍旧万分推崇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革命的贡献。但是不能不受那个普遍怀疑官方历史的1980年代的影响，认为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应该讲求实证，不能仅听党史决议摆布，而作为一个头等的历史学者，尤其应该直面历史，抛弃政治斗争和政治宣传的考虑，告诉世人中国革命的真正历史过程。杨奎松遂遵循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从丰富的档案史料中发掘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再进一步建筑出有完整架构的每一本专书。在《中间地带的革命》这一本书里，向来被官方认为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路线代表者，无论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还是王明，就不再被视为是政治完全错误甚或个人质量恶劣的野心家，而是可能做出错误政治判断却对中共党组织绝对忠诚的政治领袖。蒋中正也不再是被妖魔化后的“人民公敌”，合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地主阶级和大资本家阶级鹰犬两种身份于一人，而是拥有自我政治判断能力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主要指字面意思上的共产主义，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杨奎松同时清楚显示，现在人神所共愤的斯大林也不是一贯打压毛泽东革命事业的玉帝。虽然通过共产国际他为中共革命制造了许多问题和挫折，但无论是思想上、经济上、政策上、制度上，他对中共也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中共在1956年以前不曾改变对斯大林权威拳拳服膺的政治立场，全党上下都相信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而苏联的昨天是中国的今天。

杨奎松直面历史，因而不再讳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列宁输出革命和一群淑世爱国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互动的结果，而与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变动根本侔不相关。他直抒心臆，中共同意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不是孙中山以马列主义重新诠释中国革命以后的自然发展，而是共产国际指导下产生的国共两党“最佳的利益选择和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同时意图“监督、改造，并争取取而代之”，所以蒋中正发动中山舰事件，甚至后来发动政变，成立南京政府，清除辖区的共党分子，或是更后来汪精卫决定礼送国民党内的共党人员离境，虽尽皆为“出乎意料”之举，但对充分了解当时情况的学者来说，却同时也都是“情理之中”的历史发展。杨奎松直面历史，也不再指斥蒋中正是政治骗子，背叛孙中山的遗志，反而清楚显示，共产国际的矛盾指示和变化极快的政治环境都是国共走向分裂的重要解释线索。其实，中共离开国民党，走进农村，也根本是拜共产国际命令之赐的，其后瞿秋白的“左”倾暴动路线、李立三的“左”倾城市革命路线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均有苏联经验和指导的深层因素在后面，不能单独咎责他们个人。同样重要的当他们的政策形成严重问题以后，也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加以纠正的。杨奎松直面历史，不讳言斯大林大力支持的王明，曾经促成国共再次“合作”，更不讳言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支持，也是毛泽东崛起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重要的是，斯大林大力促成的国共再次“合作”框架是毛泽东发展出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必备前提。杨奎松直面历史，并不否认国民党有民族主义的关怀，虽然还是把蒋中正看成反革命，但承认中共并未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而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制定抗战时期对国民政府的策略。毛泽东固无意为抗日的国军牺牲中共扩大军事实力的机会，也无意为迎合斯大林减轻日本军事压力的期望，而全然不考虑中共的本身政治利益。当杨奎松的叙事进入国共内战时期，依旧直面历史，明白指出，斯大林不愿公开支持中共革命，尤其是为了协助陷身内战的中共出兵与资本主义盟主的美国武力相抗；他不讳言斯大林曾经帮助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共，尤其是在东北内战期间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协助，而毛泽东也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用以巩固斯大林的友谊和支持。他同时清楚指出，毛泽东曾经大力拉拢美国，旨在孤立国民政府，原来便无意在国共内战的胜负揭晓以后再继续双方的友谊。

杨奎松有惊人的记忆力，透过阅读大量文献的阅读、比对和考证，挖掘和直面历史，呈现了远比中共党史决议更加复杂也更加合乎历史真相的中共革命史，其治学之成就，令我想起另一位治中国共产革命史有成的高华教授。杨奎松利用中共、台湾和国外档案馆的一手文献，从国际关系着手研究，高华利用大量个人回忆录和民间二手资料，从党内斗争切入主题，两个人都有令学界瞩目的著述问世，一位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骄傲；一位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台柱，各擅胜场，南北辉映。中共建党初期有南陈北李之说；南方有陈独秀，北方有李大钊，都是杰出的知识分子，关于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似乎也可以有一个南高北杨的提法。杨奎松和高华两位，不也是一北一南，各领风骚吗？可惜南高已离开人世，惟独北杨继续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两地，一枝独秀，成为学界硕望。我一直在想，中国共产革命史这个领域在今天世界面临经济危机之际特别重要，中国抛弃了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阶级斗争治国路线以后，竟然在短短三十年内由只能和赫鲁晓夫勉强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分庭抗礼的国家，蜕变成为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新世界体系里可以呼风唤雨的第二大经济体和军事体。处此关键时刻，想要再次思考中国何去何从的老问题，正迫切需要对中共革命史有实事求是和十分深入的理解。杨奎松是目前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革命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独具慧眼，将其四部旧作汇为一帙，以飨广大读者，我想这选择的正是时候。

来源: 南方周末

陈永发：蒋中正也曾年少轻狂——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1943年国民党总裁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出版《中国之命运》后，毛泽东后来身边的大笔杆陈伯达立即撰写《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这本小书的文稿中增添了“好些极尖锐、精彩的句子”。随后陈伯达又写了影射蒋中正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及直接批判蒋中正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几本书在国共内战中起了很大的政治宣传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几本书被当作真实的历史全盘加以接受，很少人想到，这一个政治化以后的蒋介石和真实的蒋中正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更少有人广泛搜集有关历史资料，详细比对、考订，以公正持平的态度，尽可能地把历史真相呈现出来。

杨天石是中国大陆没有忘记历史本业的近代史前辈学者，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从事蒋中正研究。为了寻找有关蒋中正的资料，足迹不限于南京的第二档案馆，也多次前往日本的外交史料馆等处，以及台湾的国史馆和国民党党史馆，近年更四度前往美国史丹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他把发现的有关资料消化以后，以生动的文笔写出来。过去我就看过他发表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等论文集以及单篇论文，也聆听过他几次精彩万分的演讲，认为他是中国研究蒋中正最有成就的近代史学者之一。这一本新书《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共有18篇各自独立却又彼此之间有脉络可寻的论文，约有三分之一是已经结集成书的，但不少篇仍然只散见于一般读者难以看到的期刊杂志之中，此次根据主题需要，重新精选、修订，再汇为一炉出版，另外加上4篇从未发表过的新文章。胡佛档案馆珍藏的蒋中正日记最近一年才开放到1945年的记录，他这本新书也以1945年为限。

蒋中正也曾年少轻狂

新资料出现，当然可能带来新史学，但要不是杨天石对蒋中正研究已经累积了数十年功力，又有一流历史叙事的文字修养，新数据也只是一大堆数据的堆砌而已。这些新资料，经过杨天石仔细阅读、对照已有文献，形成重要而有趣的课题，再经过谨慎考订和充分解读以后，才化为一篇一篇可读性很高的文字，也才把蒋介石研究带入目前尚无他人可以企及的境界。

全书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年少轻狂的蒋中正。杨天石呈现的蒋中正既是上海十里洋场的浮浪子弟，也是性格暴躁易怒的革命志士。他竟然基于自认为革命需要和国民党大义，暗杀可以与孙中山分庭抗礼的浙江会党领袖陶成章；也在孙中山为革命筹款的笼统指示之下，竟然公私不分地介入上海交易所多空头交战的投机活动。杨天石指出，蒋中正是时代弄潮儿，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狂热地吸收各种外来新思想，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但又深受宋明理学熏陶，尤其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思想的影响，希圣希贤。他汲取传统士人以写日记反省检讨和修身养性的办法，力图矫正自己暴躁易怒、耽于色欲和虚骄狂傲的各种不良性格，追求自我超越。

追随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心路历程

第二部分主要探讨蒋中正追随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心路历程。杨天石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蒋中正1923年访苏、1926年中山舰事件和1927年领导北伐等三件大事上面。这是近代史学界已经高度耕耘过的园地，但是杨天石仍然有其独到见解。

他很清楚地叙述了蒋中正对苏联拒绝支持其在外蒙古建立革命武装计划的失望，指出蒋中正怀疑苏共的国际主义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因为这个想法而改变其以俄为师的初衷，也有相当正面的观感，并在访问过程中欣赏和学习到许多日后有利于他所谓中国革命的各种经验。可惜在这一篇文字后面杨天石并没有编入一篇文章，继续讨论蒋中正何以在失望之余仍然接受孙中山的力邀，南下广州，以致后来成为联俄、容共和扶助工农政策的重要支柱。

杨天石讨论中山舰事件起讫的文章，在众多有同样关怀的作品中也自成体系，指出事件有其必然理由，也有其偶然原因；必然的理由是蒋中正不满国民党内大权旁落，任由苏联顾问和跨党中共党员主宰决策和占据关键部门，并误以为汪精卫听信了苏联顾问的“谗言”，有意剥夺其军事权力，所以心中愤恨不平，苦思有以匡济之道；偶然的原因则是调动中山舰时出现的传话错误和国民党内部所谓右派团体的挑拨离间。蒋中正一度想逆来顺受、消极退隐，但在关键时刻决定采取“非常之举”，甘冒大不韪发动了军事政变。可惜在这里，杨天石也没有附带一篇论文，讨论蒋中正在中山舰事件以后，既然对中共党员和苏联顾问采取限制的作法，为何却尚愿与俄共和中共全然决裂。

另外令人感觉有点遗憾的是，杨天石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并未讨论蒋中正如何下定决心，挟军队实力以另立国民党中央，血腥清除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并一举撕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政策，而只是单单细述了他北伐以后对主要军阀分而治之的策略；不过，他针对蒋中正在北伐过程中强攻武昌和南昌两个坚固城池的失误，也指出了蒋中正的军事修养明显有所不足，蒋中正幸运的是知道从失败中学习，所以能很快转败为胜。

从北伐到抗战

第三部分所占篇幅最长最大，详细探讨1927年北伐胜利到1945年抗战结束的蒋中正，最重要的论点是蒋中正在考虑和战问题时，面对日本强敌虽有时畏战、避战或不知所措，但绝对不是令人发指的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者。他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也确实冀望妥协让步，但是在日本大举派兵“膺惩支那”的进逼之下，却采取主动把战争带到上海的战略；他指挥淞沪战役，无论指派将领、制订战略战术也都有令人难以忽略的阙失，但是他毕竟有其抗日决心，也领导全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三个多月。尤其不论同意与日本秘密谈判或是派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他更时时刻刻以维护中国的国家权利为念兹在兹，而在处理美国来华军事代表史迪威时，虽然有过分期待外援而委屈求全之倾向，但他也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与史迪威争论战略战术以及中国对同盟国事务的参与，甚至为了维护中国国格，甘冒中美军事同盟的决裂之虞，要求美国总统立即召返史迪威。

这一部分有两篇新增的文章，各就1931年的两件大事讨论蒋中正思想和性格中的局限性。杨天石认为蒋中正缺乏民主法治的修养，但不表示在维持其领导和统治时，完全没有可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不过，到底不懂民主法治之真义，对民主法治也信仰不坚，所以每在追求民主法治途中遇到挫折之时，却十分讽刺地走回破坏民主法治的老路。1931年年初，他有意响应党外尊重人权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声音，计划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在遇到国民党元老基本教义派胡汉民的掣肘和抵制时，竟然以破坏民主法治的手段将其软禁；而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激起大规模学潮时，他对动辄殴打政府官员的抗议学生除一再重复没有实际行动垫底的抗战决心以外，也只能抱怨学生的爱国行动分散他准备抗日的努力，怀疑背后有敌人暗中操纵和挑拨，而要求学生相信他，并“听命余一人”，以致言者谆谆，听者却总是藐藐，造成离心离德。

杨天石的描述给我一个印象：蒋中正根本不懂得毛泽东在民主中求得集中以及在集中求得民主的辩证道理，也就是说，不懂得透过所谓民主的手段可以达到集中意志的目的，也不懂得在达到一定思想共识以后可以放手鼓励个人的创造发挥，反而在应该坚持民主的时候表现得出奇地反民主，而在应该坚持集中的时候又不能建立真正共识，当然更不懂得以民主缘饰集中的政治操作，所以1931年他在反对派所谓“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讥讽之下宣告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1949年再次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讥讽之下宣告第三次下野。第二次下野后，因为外敌当前，国家需要抗日统一领导而东山再起，第三次下野后，便因为没有严重外敌而只能眼睁睁看到兵败如山倒，自己逃到台湾等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

家庭问题

第四部分探讨蒋中正与宋美龄的婚姻问题，厘清了流传在民间的许许多多有关两人婚外情的各种传闻。蒋中正年少轻狂时，贪恋欢场、情场，有过中国旧式读书人在高级妓院寻欢作乐的生涯，也有过五四男性新知识分子在年轻女学生身上寻求爱情的故事，杨天石则在蒋中正的婚姻关系上，发现蒋中正也有一个从见异思迁到从一而终的过程。

他与宋美龄的婚姻确实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并在宋美龄的影响之下，成为一个信仰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两人结婚之后，蒋中正过去未了的旧情俗缘却始终纠缠不清，但是他和宋美龄的婚姻基本上合乎基督教的婚姻伦理。像所有的婚姻一样，两人并不是没有摩擦冷战的时刻，可是关于他们两人在婚姻之外各自寻欢作乐的传闻却经不起事证检验。虽说传言不是“无风不起浪”，却是穿凿附会，或刻意扭曲，距离事实的真相难以道里计。在这里最有趣的是，他不仅注意到美国外交官员散播不实谣言，藉此中伤个人人格，以达到逼蒋自解军权甚或退出政坛的目的，尤其点出蒋在维持其统治正当性时特别在意党内外舆论对其个人道德形象的攻讦。

杨天石这一本书标明“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运用解密的蒋中正的日记，终于把真实的蒋中正从深锁于各种政治迷雾和个人私密之中找寻了回来。我们看到的蒋介石不再是僵化没有生命的恶魔，当然也不再是某些人心目中高高在上的圣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蒋介石。他有不少人性弱点，却总力图超越自己；也有严重的传统文化限制，却总力图做一个胜任的近代民族国家领导人。这是一本好书，雅俗皆得共赏，专家可以知道蒋中正鲜为人知的许多面向，一般读者也可以在轻松心情下理解领导中国大陆二十多年的真实蒋中正。我看完这本大作以后，要向老朋友道贺，更要感谢他穿破政治迷雾，为我们提供真实蒋中正所付出的辛劳。

论述中的断章取义

但是在感谢之余，尚有几点期许：杨先生这本大作，强调资料，尽量引用文献，偶而有一些行文却让我怀疑，是否能够恰如其分地反映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譬如有一小节的标题作“史迪威计划暗杀蒋介石，掌握中国军权”，这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新闻，但内文中只是说“史迪威声称，奉口头密令，准备一份暗杀蒋介石计划”，却未点明这可能是史迪威误解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所致。另外杨天石在讨论毛泽东访问重庆之时，蒋中正在扣留毛泽东还是礼送毛泽东两个决定之间的徘徊心理时，也可能同样忽略了从“私下泄愤（包括写日记）”到拍板执行之间的巨大距离，其实，“私下泄愤（包括写日记）”有时可能只是无法拍板执行的情绪疏洪道而已。在这一篇论文中杨天石还说，从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深夜开始，接连几天，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表七道命令，要求处于敌后根据地的共军展开对日军占领区的接收，而没有点明，朱德的七道命令就是毛泽东亲自草拟的。毛泽东违背原有的庙算，接受苏共领导斯大林的建议，亲自前往重庆谈判，这中间确实有尊重国际共产主义领袖的用意。但是，在计算国外因素的限制和非限制这一点上，毛泽东表现得显然比蒋中正富有现实感而且高明许多。毛泽东前往重庆，始终想要在未来可能达成的和平框架内争取竞争的最有利条件，所以在改采和平攻势之前，早已调兵遣将力图巩固华北和华中的武装根据地，并全力开始争夺苏联军队实际占领的东北。他在谈判中同意给予“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的虚名，却坚持要蒋中正承认中共实际指挥的军队和政权，维持其自主独立存在的现实，而且为了谋取蒋中正在谈判桌上的最大让步，夸张共产党有一百二十万以上军队和一百二十万以上民兵。杨天石在这里显然忽略了“谈判筹码”和“事实真相”之间可能存在的距离。蒋中正在处理抗战胜利以后的和战问题上，似乎也不如毛泽东知己知彼，又懂得纵横捭阖。

第二、这本书停止在1946年国共内战即将爆发之前，当然是因为日记目前只公开到1945年，我盼望随着日记的继续公开，杨天石在不久的未来能为我们再写一本1946年以后的蒋中正，因为1946年到1949年之间是蒋中正个人政治声望急遽滑落的年代，我想大多数读者都渴望知道为什么在短短数年之间，一个无人可以争锋的国家领袖会竟然沦落到几乎全国离心离德的地步。在读到杨天石这一本实事求是、持论公平而又文笔生动的大作以后，我也想到，近代史学者应该为书店中看不到一本完全穿透政治迷雾，而又具有可读性的蒋中正全传而倍感惭愧和遗憾。环顾宇内能为我们近代史学界洗刷这份惭愧和遗憾心情的同侪，恐怕除了杨天石以外也难找到有具有同样学养和功力的其它人选了。我因此诚挚盼望杨天石有舍我其谁的壮志，老骥伏枥，为近代史学界完成这一个深切的期望，也为我们读者写出一本既能为蒋中正盖棺论定、也能为不同政治信仰者所共同信服和接受的蒋中正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