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9月9日启用了推特，在推特上通过蔡霞发现了韩连潮，关注之后才发现之前就读过他的文章。看简介，他在中共外交部及美国参议院都工作过，2022年9月还出版了一本合著《中国威胁》，同时在他的《真假“纸牌屋”》中写到了他的人生历程。

韩连潮：中共二十大评析

2022年1月16日

中共正在密锣紧鼓地筹备2022年下半年召开的20大，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会议将在关键时间点决定共产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习近平或将打破邓小平定下的十年任期制重回毛泽东独裁时代，并确定中共未来走向。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索和分析，由于中共秘密组织的特性，以及对信息的高度封锁，这些分析或带有局限和片面性。

一、习近平连任和新领导班子

自从习近平2018年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之后，一般认为这是为其长期执政做铺垫，使他在二十大可以顺利连任。针对当时外界批评，习近平的借口是，他本人反对终身制，但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两职务都没有任期限制，为了让国家主席与上述两职务保持一致，所以要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中共官媒也积极为其洗地，称国家主席任期制取消不代表恢复领导干部终身制。

这个借口不值一驳。为什么不修改党章限制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任期，来完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度呢？文革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从毛泽东独裁带来的灾难经验出发，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得到中共全党的一致拥护，也得到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继续执行。但是由于邓小平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共最高领袖任期制和接班人制度，其政改十分有限，给习近平回到毛泽东大权独揽时代以机会。习近平本人从未公开表示他不会再继续连任，相反，各种劝进声音甚嚣尘上，相关活动层出不穷，颇有袁世凯称帝前的气势。

终身独裁是逆潮流而动，不符合大多数人民和党员的意愿，也和世界大势格格不入。如果二十大习近平坚持不下课，那中国将和朝鲜并列成为世界上仅有的有条件实施领导人终身制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朝鲜化必将成为国际笑话。古巴、越南和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废除了领导人终身制，而采取了任期制。

正是由于中共一直没有解决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化问题，每次换届各派系都参与权力斗争，为进入权力核心博弈卡位，特别是二十大更不例外。有分析人士认为20大之前还会出一系列的事情，体制内各种反习力量，尤其是邓小平派系，在20大之前会与习近平做生死较量，而这种博弈的白热化可能导致习近平霸王硬上弓式的强势连任不能如愿以及常委人选多次反复变化。

我认为邓派在党内应当是主流，他们从邓小平的改革中受惠，也支持继续改革开放。但是在中共体制内，紧跟当下最高领导，与其保持一致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才是政治正确。即便他们看到习近平可能会把中共引向死路，他们不会为了救党而牺牲自己利益，习近平反腐打了那么多邓派，没有出现集体反对的组织活动和声音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确立习近平历史地位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通过和中共要求二十大代表选举过程就是贯彻学习习近平思想的通知，都说明习近平已经成功地掌控了中共党政军，因此习连任应当不会有什么意外。

习近平面临的首个挑战是说服或迫使其他6个现任常委支持他连任。上述文件的通过也表明他特别搞定了常委，否则这两个文件不会通过。如果习近平继续按“七上八下”的人事惯例办，6个现任常委中有两人因年纪要正常卸任退休，4人留任。但是4人留任涉及职务安排的难题并阻塞下一拨干部的递进之道，更主要的是妨碍习近平将自己信任的干部提拔到中共权力核心。所以他更有可能无视论资排辈和以年龄决定去留的做法，另搞一套。实际上习近平在过去9年中已经多次打破了接班梯队的递升传统，如破格提拔军队干部，迫使未到年龄者提前卸任等。 但是如果让6个现任常委全部出局，他们不会支持习近平连任，都是67岁，凭什么习近平不退，而其他人要退。所以习近平会用中共面临国内外危机、实现百年奋斗目标需要相对年富力强具有开拓精神的干部等为借口，用拉一派打一派的办法，将自己信得过的人安排进入二十大常委和政治局。这必然会加剧内部权斗，出现更多的变量，或许某些出乎意料的结果。 但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干部、党员和老百姓都会见怪不怪。

习近平本人是否会在权斗中失利而不能连任？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在防疫上的失误、经济上的瞎指挥、国际上制裁中共在新疆的恶行包括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彭帅事件丑闻等直接影响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政治权威，进而给其连任带来阻力，尤其是习近平对军队红二代下手引发的分裂、利益分配不均等都给习近平连任带来诸多的不确定因素。笔者觉得这些因素不足以撼动习近平的地位，因为如前所述，中共所谓民主集中制决定了作为一把手的特殊权力和地位，同时习近平通过反腐等手段，清除了潜在的政敌，控制了党和军队。党内反习势力没有德高望重的带头羊，习近平对高层监控的严厉程度远超民众，这些党内反习力量目前不可能组织化，至多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作为一个强势的班长，除非习近平自己撂挑子，或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放弃，他的连任是志在必得。

很多人关注习近平是否会在二十大确定其接班人，笔者认为他不会，因为习近平有足够时间在二十一大前甚至二十二大前处理妥当，没有必要在二十大确定，习近平熟知中共钦定接班人引发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孙政才丑闻，长时间考核接班人对他至关重要。但这不等于他没有一个或多个接班候选人，以及紧急接班方案。

由于二十大的人事布局涉及到中共处理所面临的国内外严重危机，以及实现未来20余年的战略目标，习近平在用人上不会太出格，既不会完全打破常规，又不会完全按常规走。他基本会按照既定的2019年出台的党政领导班子建设5年规划进行中、长期的人事布局，任用更多的60后和70后干部，也会破格地留任少数有经验的大龄干部和提拔一些更年青的干部。他的人才战略是力图提拔有能力、有专业、有历练、能应对国内外更为复杂的挑战和接受更为艰巨任务的官员上位，但习班底成员选用的最根本前提是，必须绝对效忠和服从习近平个人，坚持习近平思想，而他们得票多寡、年龄长幼和业绩大小并不是主要考核标准。笔者认为，这些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即将掌握中共党政实权的新生代有多少真心信奉习思想，自觉地帮习搞个人崇拜还很难说，而且在中共制度性腐败和僧多粥少的大环境下，官员带病提拔和尔诈我虞在所难免，体制的弊端使得其不可能真正地选贤任能，这是习近平人才战略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总的来看，中共党政领导接班梯队正在有序和稳步地递升上位。

二、习近平的“党内民主和全过程民主”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二十大能否按习近平的意志走，保证万无一失，很大程度取决于出席大会的2300名党员代表对习近平的忠诚度。因此选谁参会非常重要，习近平对此早有部署。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要使二十大代表选举产生过程成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思想的过程，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习核心周围实现中国梦。随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具体提出筛选代表的重要标准是，看其能否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人民日报评论员同年12月发文称要坚决杜绝“墙头草”、“骑墙派”、“两面人”等，防止“带病提名”、“带病当选”，完全排除党内不赞同习近平政策的人士。很显然，中共的38个大选举单位，已经部署就绪，层层把关，处处设防，保证习家军主导二十大，使习近平得以连任。与此同时，中共又要将这个严密操控的过程贴上一块“党内民主”的遮羞布。事实上9500万党员没有政治权利，党组织操纵整个选举过程，候选人提名由党委会把控，不实行秘密投票规则，党员投票实质是粉饰党内的权力专制。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确强调，必须以党内民主原则取代以前的宗派密谋的组织原则，他们在同盟的新章程中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仅此一点，就已经堵住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 中共号称马克思主义政党，但长期背离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不敢真搞党内民主，党员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民主选举的权利，中共党魁从来都不是党员选出来的。号称“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不是由选举而产生，是依据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要求中共“以毛泽东为首”的口头指示决定的。

文革之后，中共总结经验教训。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来通过了包括《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内的一系列条例规定，试图建立党内选举制度，在各级党代会实行差额选举，并要求逐渐扩大差额选举比重。中共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十六大报告喊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口号；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特别提出，“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 和积极发展党内民主”。

然而，党内民主尚未起步就胎死腹中。2002年十六大的选举差额比例是百分之十，十七大规定“不少于15%的差额比例”，十八大规定“应多于15%”，十九大不变，二十大仍旧未变。这就是说，在习近平主政的10年里差额选举比例根本没有增加，打断了差额选举逐次扩大的做法。从中共十二大到十八大，党代会代表一直逐年增加，分别为1545人、1936人、2035人、2048人、2120人、2220人，2270人。但十九大和二十大规定代表名额均为2300人。在实际操作中，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都小、各级党组织都会找到对策将其搞成变相的等额选举，使得差额选举不过是中共自欺欺人的伎俩，和过去的领导出名单党员画圈圈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只不过在出的名单中增加几个人而已。

笔者曾听说十八大之前，薄熙来的幕僚建议其“海推”“海选”重庆党员代表，并建议先斩后奏，造成既定事实，由此推动党内民主，也有助于其入常。薄熙来迟疑了很久，决定请示胡锦涛。但海选计划被胡驳回，并要求薄按既定的差额比例方针进行党代表选举。这一方面表明“应多于15%”实际上也有内定上限，另一方面说明中共统治精英并不相信党员，不相信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有足够的觉悟选出自己的领袖。可以想见，如果薄熙来真在重庆实现党代表海选，历史很可能会有改写。二十大前，习中央再度强调禁止“海推”、“海选”，说明党内民主是实实在在欺骗党员的东西。

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历来都是党的统治阶层的会议，举举手，表表态，做做形式，走走过场，和9500万普通党员没有什么关系。中共《党章》规定党代会是中共的最高领导机关，但其实际职能和作用只不过是装饰花瓶，党代表不能讨论决定党内重大路线方针，一切由常委会包办。而党代表中参会的真正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普通党员少之又少。二十大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参会必须限制在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是一线党员代表，官员仍占代表的绝大部分。普通工农兵学商党员恐怕极少。即便真正来自一线工农，他们也是经过反复筛选符合习近平要求用来走形式的工具，对大会议程和选举没有什么影响。这个比例本身说明中共并不是自己标榜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此外，中共一向强调妇女半边天，但除了毛泽东老婆江青外，没有一个女性进入过中共的权力核心。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女性也极少，与女党员人数完全不成比例，也表明中共政治一向是老男人们玩的权力游戏。即便是改革开放后，如何产生中共党的最高层领导人，都没有成型的制度规定，而是默认邓小平陈云以及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等前任党魁们秘密协商、隔代指定接班人选，再用流于形式的假选举包装其合法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提出新型的人民国家的思想，他们认为以普选为基础的“真正的民主制”是克服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必然选择。他们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的公职人员由公民普选产生和罢免、拿工人薪金、作为公仆服务于社会等制度规定，指出这“能保证国家权力始终保持在人民手中”。但是列宁为首的苏共在夺取政权后并没有按马克思的主张实行普选，中共步苏共后尘，拒绝让人民享有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基本权利。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只有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70多年前，中共靠枪杆子以死伤3000万人的血腥暴力夺得政权统治中国，至今没实行过真实而公正的民主选举，中共政权始终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同样，习近平上台以来始终被笼罩在合法性焦虑的阴影中而无法解脱。

为了保住权力，习近平用指鹿为马、偷梁换柱的伎俩，硬造出“全过程民主”的荒谬说法，拼凑一堆含混不清的空洞词语粉饰极权制度，所谓“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等，胡乱吹嘘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远远超越美式民主。

回看20世纪的世界历史，前苏联、东德、朝鲜等许多极权国家都曾将自己的“民主”说成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斯大林在1937年血腥大清洗中还标榜苏联的选举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这些早已成为国际笑柄。习近平的“原创”不过是重拾前苏联、东德、朝鲜等国暴政的遮羞布而已，更让人觉得荒唐可笑。

习近平说的“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民主”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高科技条件下的精致新极权制度，是反民主反文明的现代奴役制度。但中共动用巨大的内外宣传机器重复洗脑，徒劳而愚蠢地企图将谎言变成真理。

因为，保障人权、权利平等、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公开透明、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等，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和基本要素，自由公平的选举是民主政治的起点。鉴别人民是否当家作主的最主要标准，就是看他们能否自由和公平地选举和罢免政府各级官员，鉴别党员是否享有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也要看他们能否自由和公平地选举和罢免各级党组织领导人。与普选权紧密相关的是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有独立法官公平司法裁决纠纷。唯有如此，选出来的官员和党组织负责人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代表人民的利益，也才能对人民和党员负责，而不是对上级领导负责。就此，“海推”和“海选”是真假民主的试金石，这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硬性标准，中共怎么强词夺理和狡辩也绕不开这个试金石。相对来说，过去中国的村委会选举比较接近民主选举，但是村委会不是中共的政府机构，而是群众性的基层自治组织；为保证中共的人当选，习近平上台以后强化了村党组织对村委会选举的控制，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已经名存实亡。

中共常常把人民当家作主、把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挂在嘴边，竭力辩称人民有权参政、议政、监政，来合理化它的一党专政。这显然是一个弥天大谎。中共为了保证其永久执政，打着中国模式民主的虚伪旗号，既是游戏规则的唯一制定者，又是唯一的参与者和裁判员。党国的法律完全按中共的意志而制定，习近平上台后更是要求坚持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近年来，中共增加了制定新法向社会征求意见的程序，但这只是做做形式，人民始终无权参与法律制定工作，也无权监督这些法律的实施。

无论其御用文人的三寸不烂之舌多么厉害，也无法举出让人信服的具体证据证明人民当家作主是如何实现的。至今为止，中共仍然不批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共宪法规定的权利是一纸空文，根本不能保护个人权利不受到党国权力侵害，任何对中共的批评都会被冠以“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而被惩治，或以“颠覆国家政权”入罪。官媒把中共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 — 说成是14亿中国人选举出来的，每年提出的建议和议案都得到落实来证明它代表了人民意愿实现了民主。但事实是每年成千上万的民众进京上访，各级政府处处设卡，层层堵截，训诫罚款，关黑监狱、劳教者众多，哪里体现出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

做不到这点，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都是空话、假话。按这个标准，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是假民主，党内民主也是假民主。

三、 中共二十大后的走向

习近平搞虚假民主的用意是维护中共的一党专政，保障其长期执政，将权力永久把持在党的手里，让红色帝国千秋万代不变颜色。中共的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和钱袋子都是服务于此，政权安全是中共核心利益的核心，这个任务二十大后仍然是中心，是中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除了加强前三杆子之外，还会更多地使用钱袋子的功能，通过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共同富裕等新民生政策，忽悠人民，获得执政合法性。

在习近平第三和第四任期中，中共要朝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即在2049年党国建国100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前，它还要在2027年中共建军100年时实现军队现代化；同时，中共面临大限将至的关键时间点。中共的俄爹苏共执政了74年垮台，2023年中共也将达到这个大限。这个节点也让迷信的中共领导人高度紧张。近年来，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结构性问题和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中共对现行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强势改变、争霸世界的战狼外交引起的西方国家的集体反制，让习近平面临自2012年执政来内外最严峻的危机。

习近平本人个人野心勃勃，认为自己是可以和毛泽东比肩而立的党和人民的大救星，是中共第二个百年千秋大业的开启者。他不会保守地应对危机，但本质上还是会沿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老套路。对内，由于中共领导的权威性一代不如一代，习近平一定会像毛泽东一样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大肆宣传自己的丰功伟绩，竭力推行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以党的名义强化对其个人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也会继续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一方面强化对党和国家各个领域和机构的改革，提高对党国社会各个层面统治的效率，以更为精致、精密、全面、多样的方式掌控党国。他会更大力度地加强用数字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武装专政机器，高压维稳，打压任何与其思想路线不同的人以及观点立场，先发制人地消除对自己和中共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他会力图通过经济调整，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提高国企生产效率，既要保住作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以解各级政府财政燃眉之急， 走出经济危机，又要推动经济转型，成为世界创新中心，实现赶超美国争霸世界的战略目标。这是习近平第五个现代化的核心精神。但是历史证明，政治压迫不可持续，人性向往自由和尊严；此外，社会主义经济的致命弊端是无法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即便加入某些市场机制也不可能根本消除。同样，政治窒息的环境也不可能持续地产生颠覆性创新。西方国家开始认识到中共全力以赴攻占科技高地的政经动机，加大反制措施，如限制华为公司，减少对华技术转让等，这也会让习近平的经济转型举步维艰。

习近平还要在二十大上大打共同富裕这张牌，这也是一箭双雕、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权谋，通过劫富来济党。习近平既要利用民营经济，割民企的韭菜，又要防止其做大做强，以掌控经济失控带来的政治安全风险，近年来一系列打击民企的举措都是以此为目标。同时，他利用中国民间仇富心态，提出颇得人心的共同富裕口号，以消除和转移因此而引发的对党的不满情绪，将党国存在的巨大贫富差距归咎于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把自己打扮成关心民生、超越了毛邓的圣君明主。虽然中共宣布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建党100年时完成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但事实如李克强所承认，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不够中等城市的房租。鼓吹共同富裕很有诱惑力，可以给人民一个虚幻的希望，从而支持习近平政策。然而，只要经济的隐形双轨制存在一天，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权力寻租就在所难免。中国巨大贫富差距就是权贵利用经济隐形双轨制而产生的，体制造成的机会不均等是问题的核心，这个不解决，共同富裕是空话，是中共100余年都兑现不了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空头支票。

在无法迅速解决国内危机时，习近平一定会通过对外扩张转移矛盾和公众视线，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为其政治服务。2022新年伊始，中共军队在中印边境的主动挑衅就是一个证据。除了中共的执政安全之外，中共利益的核心是占领台湾和吞并南海，最后是争霸全球，但推动实现这些利益的行动是齐头并进的。所谓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习近平中国梦的最重要一环，习近平在二十大会再度施压，提出解决台湾问题方案。可以预见，习近平甚至会将打台湾作为连任的一个口实，并在第三和第四任期中，在不影响中共执政安全前提下，不惜代价拿下台湾。他主要是通过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大统战、经济战，同时加上军事挑衅，实施逼统战略，保持中共在台湾海峡的存在和台湾主权争议状态，以警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得提升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一旦逼统不成，中共会利用经济手段，或擦枪走火武攻台湾，或在美国护台决心减弱时，武力犯台。

可以肯定，习近平二十大之后的对外政策首先是将美国作为主要敌手，因为美国是中共实现其战略目标扩张其核心利益的最大障碍。他会加大扩军备战，力图打赢中共争霸全球的最后一战。与此同时，习近平会继续忽悠美国，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共与美国摊牌的实力仍然不够。

总而言之，习近平二十大后的内外政策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中共的坍塌，但最终会把党国带上一条更危险的道路，造成灾难性结果，党内外有识之士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如果9500万党员真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就应当按马克思的教导，为自己和人民争取普选权，自由公平地选举党代表和党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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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连潮： 习近平千秋功罪之我见

2022年2月16日

“客观评价习近平”因网络作者“方舟与中国”的4万字长文（以下简称“方文”）现在中国已成为高危话题，很多人的微信号和微信群都因转发或讨论该文而被秒封。如果习近平真像党国宣传机器吹嘘标榜的“人民领袖”、拥有四个自信、立下如此丰功伟绩的话，那么就不应当害怕人民对其评说。

客观评价任何政治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评价习近平更是难之又难，因为涉及这位一党专政独裁者所有信息包括其家人的信息都是国家绝密。被莫须有指控泄露习近平家人信息的恶俗维基案的所谓主犯牛腾宇被判处14年重刑就是杀鸡儆猴的典范，让人不敢对习近平“说三道四”。但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应当尽量秉持客观态度，不带感情、冷静地、心平气和地，摈除个人偏见、站在中立立场、实事求是地评价习近平。当然，我们评价习近平并非要对其盖棺定论（他的盖棺定论自有历史作出），而是希望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人以及他要把中国和世界引向何处？方文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篇体制内反习力量组织的重磅文章，因为文章中有些如毛泽东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长基本常识错误，但作者很用心观察习近平和中国政经局势，对其个人心理及其上台以来所作所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从中共对此文封杀的严厉程度，说明它击中了习近平的要害。

当然，评说习近平的功过我们应当有客观标准，有事实的认定。 这个客观的标准就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糟了？世界是更和平了还是更危险了？有什么数据支持, 这些数据来源是否可靠可信？但是，由于一党专制下的中国严厉控制所有信息，打压党内外一切不同意见，实行立体化全社会监控，又豢养了大批的御用文人和土、洋五毛，任何数据和民调都难以令人相信。但是有些东西是硬性的、支持和反对习近平双方都承认的事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事实客观评价习近平。

让我也从习近平作为新晋领袖谈起，方文称人们在习上台时对于他不甚了解，中国民间对其寄予厚望，这个说法又对又不对。其实从2007年党内高层400多人民意测验、习近平以高票击败李克强而被立为“王储”之后，不仅中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对他十分关注，西方媒体把习捧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对他改革中国政治制度抱有热切的期待；尽管习在2009年2月访问墨西哥时对华人脱稿讲话时尖刻地用市井语言咒骂“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中国的“事情指手划脚”，但西方对习高度期待的热度并未降温。

我本人也曾属于对习近平抱有极大希望的一类人。我认为陷于对习的认识误区有几个原因：第一，对习仲勋的好感和肯定。习仲勋受到毛泽东和康生的迫害，是党内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行事低调务实，与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关系良好，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起了核心作用，在体制内属于反左的开明派。老习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众说纷纭，但邓小平在1990年就令其从担任不久的人大副委员长职位退下，说明他和邓并不完全同心同德。我1980年代初期在外交学院读研期间，习的一个姐姐也在那里进修，她为人处事低调，大家对习家家风口碑甚好，外交学院许多事情都是老习帮助解决的；笔者还多次听达赖喇嘛尊者谈其和习仲勋的友谊，不自觉地爱屋及乌。第二，以为习近平文革中家庭和本人受迫害，对体制如其父一样有所反思；他在沿海地区任职期间，虽无大建树，但也积极引进外资、支持民营企业等，展现了稳健务实的执政才能，他执掌中共或许可使党国向良性方向转型。第三是习近平深藏不露，一直以老实忠厚的形象面世，在人前总把自己说成“听喝”的，韬光养晦功夫之深非常人所及；据知情人透露，不仅外界误读习近平，连他的家人亲友对其上台后的所作所为都颇感惊诧。

不过，我觉得方文对习的画像稍欠精准。方认为习近平的自卑是其阿喀琉斯之踵，但我以为他具有双重或多重人格，一方面自卑，一方面自负自大。对他的人格分析不宜简单化。我在即将出版的拙著《中国威胁》一书对他成长过程和性格做了一些分析，主要看法如下：

习近平的自卑和不安全感首先来自1962年毛泽东和康生把习仲勋打成反党集团头头进行的整肃，虽然老习最后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习家在东城区的住房待遇等并没有大的变化，习家孩子仍然就读于八一学校，但父亲被指令单独在党校居住学习、后又下放到苏联援建的国家重点项目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肯定对9-12岁的小习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共体制就是基于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出身不好和犯了所谓各种错误的党内家庭子女在等级森严、讲血统的体制中都会受歧视，普遍存在自卑感，要夹着尾巴做人。但那时几乎不会有人敢怪罪于毛泽东和体制，顶多认为毛是英明的，只不过中央出了坏人而已。他自卑的第二个源头是文革1968年期间挨中央党校造反派整和1969到1970年期间因“流窜”回城被关押劳改的羞辱。第三个源头是习的工农兵大学生身份。习被推荐进入清华化工系学习期间，通过全国高考进校的77、78级学生已经入学，当时77、78级学生看不起75、76级的工农兵学员，双方矛盾很深，我所在学校曾发生工农兵学员和77、78级学生多次打斗事件。尽管习后来在福建出任省长期间读了清华在职研究生，拿到博士学位，但这仍不能洗刷掉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反而被人质疑博士论文的粗制滥造及由他人捉刀代笔等问题。

习此方面的自卑和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差颇为相似，因此导致他多次放话吹嘘自己读书广博，在讲话中学毛引经据典炫耀博学多才来掩盖自卑。但是，我不同意方文所说习近平读书不多的说法，以及以习近平读错字定论他文化程度低。从我接触到的资料来看，习近平从年轻时就是个喜欢读书和思考的人，他读了大量的书籍应当是事实。因为文革的关系，他像他那一代人一样受的教育是残缺的，基础打得不扎实，因此读书或许不系统，也未受过完备的科学训练，但不能由此判断他的文化程度和才能。据知情人透露，习近平喜读清史，独爱雍正，如属实，说明习和毛一样是中国帝王驭人术和宫廷权术的忠实学生，工于谋略。

从一些知情人和习本人的回忆中以及运用逻辑分析，我觉得习近平少年时期家庭和个人的遭遇反而驱使习强化了自己红色基因，他高调宣扬父亲习仲勋21岁就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等英雄业绩，并通过自己激进的革命行动来竭力证明自己红色血统的纯正和优越，以便重被太子党圈子接纳和回到中共权力中心。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创建的陕甘根据地很大程度拯救了中共这一事实也让他有资本来为父亲和自己辩解，并由此产生傲慢自负心态，也同时助长了他从上台后的救党情结和正式发动传承好红色基因来保证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政治运动。

习近平很可能在文革之初参加了红卫兵运动来证明自己最革命、最紧跟毛，甚至可能是联动成员。有人会说习是黑帮子弟不可能参加红卫兵，这一说法不准确，如前所述，习仲勋属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党的高级干部，直到1967年1月才被西安红卫兵当黑帮揪回陕西批斗，而八一学校是红卫兵主要发源地之一，这些被称为老红兵的初中生都是中共高干子弟，自认为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他们属于红五类子弟，对毛泽东的文革号召最为狂热，行动最暴力，在1966年所谓“红八月”期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利用他们之后，按计划把矛头对准了他们的父辈，老红卫兵为保卫家庭和自己，成立联动，公开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八一学校作为联动的最后堡垒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1967年1月下令铲平，学生被遣散，大量老红卫兵被抓，包括和习近平一起到延川文安驿插队的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的两个儿子雷榕生、雷平生。习近平的语文老师陈秋影曾回忆习在武斗兴起时被学校一个造反派体育老师欺负，但这似乎应当是习仲勋被揪回陕西、八一学校的造反派和老红卫兵之间矛盾激化之后发生的事情。然而，习近平在这个阶段的活动一直是一个谜，未见任何资料，他本人对此讳莫如深，从未谈及，令人生疑。

可以肯定习近平是老红卫兵一员。据围棋冠军聂卫平回忆，习近平在八一学校解散后分到25中与聂同学，习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在习的影响下聂从逍遥派“感情明显地转向老红卫兵”，并在1968年由习带去参加老红卫兵打群架，差点丧命。或许习同年在党校被造反派整与他参与老红卫兵打派仗、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活动有关。据习自述，他挨整是因为他和党校造反派对着干，得罪了他们，造反派把党校发生的所有坏事都算在习头上，习还认为是康生老婆曹轶欧背后指使的。从其自述看，造反派除了威胁把他送派出所和少管所之外也没有对他怎样。党校把习的“不良行为”写入了其档案，但这些材料被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发展的“死党”– 公社团干、知青主管刘明升烧毁了，所以我们无从知道习近平到底在1968年干了什么，听到的仅仅是他个人的一面之词。

习近平在十几岁就能把比自己年龄大不少的上级官员搞定，不惜冒极大风险帮助他，而且不是一个刘明升，还有多次推荐他入党提干、调他去搞整队工作的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公社党委成员杨世忠、书记白光兴，以及最终批准他入党的县委书记申昜等人，说明他是个外粗内细，颇有手腕、善于搞关系、拉帮结派的人。虽然那时每个插队知青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拉关系走后门，通过入团、入党、当干部、招工、上大学回城，能像习近平这样进入清华是非常罕见的。其中有习仲勋庇荫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凭他个人魅力和努力、交际和钻营手腕。

我觉得习近平在梁家河经历很大程度决定了他后来的执政风格。我们不必考证他是否真的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干过这活的人心里都明白，但有几件事可以看出习的性格及其行事。从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叛逆心态和行为即便在当时也属非常不正常，绝大多数知青不敢这样做：所有知青都上工干活就习近平一人胆敢抗拒，勉强上工也是吊儿郎当地干活，偷奸耍滑，下乡三个月就倒流回城。在其他地方，习近平这样的知青一定是批斗的主要对象，但他居然毫发无伤，颇令人称奇。这样拧着干的反潮流精神和胆大妄为行为只有自信自已具有红色基因的少数联动老红卫兵才具备，这恐怕是习性格和思想的底蕴。习近平因流窜回城被关押劳教长达半年以上，最终在大姨齐云和姨夫魏震五的劝说下“改邪归正”，回到梁家河走上在体制内往上爬的正道。习近平的红色基因从也表现出的爱憎分明阶级立场得到表达。任何到他窑洞来访的当地老乡先要被问出身，黑五类马上被轰出，要饭者也被赶走，只有贫下中农出身的人才能被允许进屋。

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支书一年多就被推荐上了清华，无论后来中共宣传如何吹嘘，一年实际上做不了什么。其主要政绩是所谓梁家河沼气化，我认为这是个典型的习近平式面子工程。其背景是周恩来陪外宾去延安访问，看到共产党执政后老根据地人民生活仍然很苦，要求北京等地援助延安，帮助其脱贫，并提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目标。习在援陕的北京干部支持下，入川学办沼气，把梁家河纳入延川大办沼气试点村之一，明显是要借机创造政绩为其上大学搭一块跳板。沼气一出气马上派刘明升第一时间去公社报喜，号称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很可能是和习一起去四川学习的黑荫贵主持的官庄村先搞成，杨世忠回忆称是全县第一口），后又吹嘘梁家河实现了沼气化，解决了农民照明、做饭、取暖问题，此举一下就把习近平抬上了天，不仅省现场会在梁家河召开，习被选为县、地区先进知青和学大寨典型、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等，并很快就被推荐进了清华。我过去也在知青场办过沼气，知道沼气热的底细。沼气是很难持续的，池子质量要求高、造价贵、产气原料讲究、还得定期人工搅拌，出料进料费工费力，北方的气温低，气产也低，做饭都难，不要说取暖。我敢打赌被热捧的习近平沼气池早已在梁家河绝迹，他的沼气工程是文革时期典型的假大空炒作，和他的一带一路等项目差不多，头脑一热就上马，打着为民的旗号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习近平不甘人下、要担当大任、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帝王梦很早就有显现。清华化工系毕业本来应当去化工厂当技术员，但他利用父亲的关系，直接去给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耿飚当秘书。82年又利用中共推进新老干部交替、实施干部队伍“四化”、提拔年轻干部之机，脱军装去河北正定当县委副书记，此后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足见他的远谋深算。

中共官方用造神的语言宣扬习近平的“丰功伟绩”，把他说成是一位神人：信念坚定又行动果敢、思想深刻又情怀深厚、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把握大局又敏于掌控变局、奋斗不止又有强大自制力、谦逊平和又无所畏惧。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习的历史地位下了定论：带领中共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又启动了民族全面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计划。这些学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东施效颦搞法比较拙劣，基本上没有创意。

从习近平的统治风格来看，他似乎在刻意模仿毛泽东和雍正。毛泽东的阴谋阳谋及其邪恶驭人术有目共睹，史学家李国祁对雍正的评价是，为人精明刻薄，厉行君主集权，严抑宗室，以严厉手段整饬吏治，密设缇骑侦伺内外百官，施小恩废贱民许其入籍为良，对士大夫思想控制极严，屡兴文字狱，诛杀大臣，连年羹尧一类功高者也难逃一死。把这个评语放在习近平身上也很贴切。

习近平自认为和前几任领袖不一样，他是党内民意选出来的，获得了统治党、国家和人民的授权。中共统治的最大困境就是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力来源问题，最高领导的权威一代不如一代，毛泽东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帝王功业和权威无人敢挑战，第二代的邓小平的权威因为三次被打倒而动摇，江泽民和胡锦涛能力平庸，无权威可言，习近平更是无名之辈，所以要通过四百名党内高层的选票来给习近平树立威信和合法性。因为这个所谓“民主选举”全过程仍然是黑箱操作，不能让人信服。习近平深谙体制这一套，他知道必须立威、舆论宣传和集权来站稳脚跟，通过救党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叙事来建功立业，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执政合法性。

习近平上台后马上打出了两大杀威棒，一是反腐，二是意识形态管控。习近平下令发动的“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运动是国内外评论得比较多他的主要“丰功伟绩”，被习粉认为“救了党”的重大举措。虽然反腐倡廉从邓小平时代就在提，十七大将它当作党建的重要任务，但只到习近平上台后才大刀阔斧地展开。2012年11月以来，已有近440万人被查，400多万党员因此受到处分，包括数百名省部级官员。不管习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一措施至少在表面上暂时刹住了系统性贪腐的势头，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在系统性腐败的社会里，这个比例仍然很小，只占党员总数的不到5%，且有明显的选择性，并未从根本上剪除腐败的体制根源 — 中共绝对的、无制衡的权力。这个问题不解决，盗窃国家财产和收刮民脂民膏的贪腐之徒只会暂时收手或更诡秘地行事。此外，利用反腐排除异己、压制体制内不同意见也是显而易见的。有知情人告诉我，中办曾派人到批评习近平的人家中，声称不停止发声就要查账；建言习中央改变新疆政策的高官被戴上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帽子，并以反腐为名进行惩治。

自从陈云80年代初提出中共腐败之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到习上台的30年内，中共政权不是越来越清廉而是越来越腐败，但中共并未因此真正出现亡党亡国的危机，因为贪官、人民、社会和体制已经形成一套潜规则应对，达成了新的平衡状态。习近平制造了这一危机主要还是为自己立威、以便绑架掌控体制。他模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把反腐抬到中共自我革命的高度，所谓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解决方案。其后果是体制内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他们利用不作为、躺平来软抵制。习实际上为自己和体制制造出一个新危机。

我觉得意识形态失控的危机也是习近平一手制造的。的确，胡锦涛是个弱势的领导人，没有习近平的红色基因，政治管控相对宽松一些，当时公民社会较为活跃，群体事件层出。但和中共强大的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比起来微不足道。习要通过打压言论来完全掌控全党全军全国的话语权，并由此证明他红色基因的纯正和优越。和前两位领导人相比，习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切肤之痛地认识，毛泽东著名的指示 —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 就是针对他老爸说的。这是为什么他打击网络大V、大兴文字狱、关押709律师，关闭教培业、一步步控制人民思想的原因。然而，马列毛理论的贫困也导致习意识形态的贫困，尽管用了许多华丽的新词汇，习思想走的是毛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实用主义老套路，没有新意，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不难得出这个结论。而打压言论、信息监控、思想控制普遍让大多数人民不满是不争的事实。最近一份由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对习近平政策持有不同看法也证明了这一点。

习近平的精准扶贫、建成小康社会的功绩也是中共当局大力吹嘘的。中国历代帝王都曾以民生为由头、施小恩小惠来笼络人心，习近平在梁家河办沼气也从中受惠。习上台后右手打压、左手施恩，恩威并施。精准扶贫是其施恩的主要手段。当局称中国所有贫困人口 – 9899万人目前已经脱贫。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达12588元。因为中国的数据时常根据政治需求造假，又不允许独立核实调查，很难判断中国贫困人口实际的生活状况。从总体上看，我个人觉得这样政治运动式的扶贫虽然不会从根本解决问题，但多少会对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统治者施恩的目的是让被统治者感恩，对其效忠，如果人家不感恩，施恩就失去意义，所以扶贫不完全是面子工程。另一方面，李克强放话称中国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这让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有近半人口连房都租不起的社会是小康社会吗？

如果说习近平打击腐败和扶贫还有些积极因素，他的步毛泽东后尘大搞个人崇拜恐怕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所痛恨，完全不得人心。中国人民和中共都曾经深受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危害，文革之后进行了并不彻底的反思，邓小平、陈云、习仲勋等人都已意识到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因此在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1982年又在党章中正式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由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马列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加上文革没有彻底去毛非毛，使得个人崇拜容易死灰复燃。当局不仅于2017年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而且还在2018年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还要人人过关认真学习领会习思想。方文对此已经列举若干实例指出习和其下属拙劣的造神运动，我要补充的是，习的个人崇拜比毛走得更远，党和军队都被要求对其个人的绝对效忠。这样的搞法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无论中共当局如何用树立“习核心”意识的必要性来掩饰，他们搞习崇拜的用心路人皆知。可以肯定的是，走毛的回头路搞个人崇拜不得人心，光这一条就会把习近平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中国的国际环境由于习近平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急于要为世界各国指引方向而恶化。习近平错误地判断形势，认为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东升西降是大趋势，中国的崛起已经可以让其平视这个世界了，并把美国当中共政权的“发展和安全的最大威胁”和“世界最大的乱源”，扩军备战，准备与美国进行一场热战。方文指出习近平的战狼外交政策使“中国处于毛泽东以来‘最恶劣的外交时期’，这个看法是对的，但我觉得方文高估了西方联合制华的决心，低估了习近平老红兵式的野心、浮躁、盲动、疯狂和雪洗所谓百年耻辱的决心，以及他的民族复兴梦会像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民族复兴梦和日本军国-极端民族主义一样，将中国和世界推入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的灾难性后果。世界因为习近平上台及其政策而变得日益动荡不安也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习近平做了多少好事，他正把中国拖入修昔底德陷阱，把中国和世界引向战争，让中国失去在自由世界秩序下、在康德民主和平论基础上实现民主转型、和平竞争、和平崛起、和平超越的机会，他会因此成为千秋罪人。

我最不能赞同方文的结论：“共产党也不会为习近平的一己之利去与世界冷战”，会出现中外联手，采取反习不反共策略引发政变，造成习众叛亲离的结局。这一结论过于乐观，大大地低估了中共的韧性和体制本质的邪恶，以及习近平本人的资质和掌控能力。我觉得习的政策和战略判断其实主要基于中共意识形态的集体决策，有其连续性，并非纯粹是习近平的个人野心，但他个人野心战狼化了前朝的既定政策。胡锦涛政权在2008年就认定西方次贷金融危机到了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了。至于打压宗教、少数民族同化、保证中共政权执政安全和永久执政、以美国为敌防止和平演变等安防措施，中共从1989年天安门民运和苏欧巨变之后就在系统研究和实施。尤其习近平上台后对儿童和年轻人的封闭性洗脑，让他的民族复兴梦有不少的基层民众支持者。另外，中国人都有一个帝王梦，体制内官位僧多粥少，抢占一把手位置的争斗总是残酷的。乱世为少壮派、激进派创造了晋升机会，这些人不仅已经开打了冷战，而且正在狂热地叫嚣热战、核战和超限战。中共体制的邪恶和惯性不可小觑。

最后，我觉得方文还引发了一种错误的观点，那就是因为习近平一条路走到黑的固执，他成了导致中共体制倒台的总加速师，所以不要换习，让他继续犯错误。这种观点的危险就是按照这个趋势让习近平倒行逆施，中共在覆灭前很可能把世界卷入灾难。去习非习不一定马上造成中共政权更迭，但有可能改变目前中美战争的轨迹和进程，给中国和平民主转型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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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连潮：真假《纸牌屋》

2015.10.20 04:36

编者按：这是韩连潮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习近平9月访美期间在西雅图作了一次演讲，提到中共的反腐运动并非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借此讥讽美国政治，为其选择性反腐辩解。场下美国政治、企业界人士似乎听懂了习主席的＂幽默＂，爆出了一片笑声。而习近平这个＂段子＂再度激发了国内网民对美剧《纸牌屋》的热议，也引起了我对美国国会的一些回忆和思考。

我是第一个来自中共治下的大陆、正式在美国国会受雇工作的中国人。我在那儿工作了十二年之久，先后为三名参议员工作。我从一名不拿报酬的见习生，成为特别助理，立法顾问，最后还担任了参议院共和党副党鞭的政策主任，参与了一些高层决策，近距离地接触和观察了数千名的议员参议员和他们的助手，亲眼见证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的运作。我的亲身经历和内部参与性观察让我坚信，这绝不是一所纸牌屋，而是一座建立在岩石上的牢固大厦，虽然有瑕疵甚至破损之处，需要不断地修理和维护， 但它经过二百多年风风雨雨的洗礼，仍然坚若磐石，和摇摇欲坠的纸牌屋的政治意象有天壤之别。如果人们仅从美剧来了解美国政治，很容易造成在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上误读误判。因此，我希望将自已的观察和体验讲述出来和读者分享。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是如何进入美国国会的。

1989年64事件之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为了承传天安门薪火，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全美学自联）。为了学习和实践民主，全美学自联采用了三权分立的结构，并通过竞选方式选举其领导人。斯坦福大学的刘永川和我搭档参加竞选，击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丁健和威斯康星大学陈兴宇，分别成为学自联首届主席和副主席。全美学自联的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我所负责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游说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这让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参、众议员以及他们的助手，并和其中一些人成为朋友。游说《中国学生学者保护法案》的成功也让我对美国民主的内部运作机制产生了浓厚兴趣，希望进一步了解掌握，以便日后为民主中国服务。

学自联的任期结束后，1990年底我在朋友的介绍下进了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布朗(Hank Brown)的办公室当了一名不拿薪水的见习生。工作了两三个月之后，布朗参议员决定正式雇佣我，但参院的人事部门告之，只有美国盟国的公民或法律特别规定豁免国家的公民，才能正式在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中国不在此列，故不得雇佣我工作。布朗参议员当即和其幕僚长以及立法助理们商量，他们决定利用正在审理的财政部拨款法案，提出一项修正案，允许因64事件滞留在美而受到保护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受雇于美国联邦政府。这一我们办公室人称之为＂连潮修正案＂顺利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在南希·佩洛西议员的大力推动下，众议院也无争议地接受了该修正案。

由于联邦调查局的强烈反对，担心中共间谋大量渗入联邦政府，白宫先是表示要否决该拨款法案，但后经布朗参议员办公室多次沟通交涉，老布什总统拍板决定不在此问题上纠缠，签署了该法案，使我正式成为国会雇员。布什总统应布朗参议员的请求还特意在已成为法律的该修正案的复印件上题名送给我作为留念。随后一段时间，我收到近三十个联邦政府机构的电话，咨询雇佣大陆中国学生的相关法律和程序。自此，大量中国学生和学者进入联邦政府工作。

好，让我们回到本文的主题。

一、美国 DNA :不信任政府和政客

首先让我们来探索一下美剧《纸牌屋》叫座的原因。我们知道《纸牌屋》上映之后，得到各国观众的青睐和追捧。据说奥巴马、克林顿，以及中国的习近平、王岐山等其他政要都是该剧的粉丝。除演员的精湛技艺、故事娱乐性强之外，《纸牌屋》走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人物和情节十分吻合美国人的心态(psyche)。美国人的 DNA 中有一种对政府和政界人士天然和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反抗政府、崇尚自由的精神。历来的大量民调都能证明这一DNA的存在。譬如，皮尤中心2014年民调显示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美国公众信任政府，盖洛普民调的政府信任度只达百分之十九，而CNN 的一项问卷调查更让人跌破眼镜，只有百分之十三的美国人完全或大部分时间信任政府。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历来很低，近年来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四左右，只有百分之八的美国人对国会有信心 (盖洛普）。

美国人对将政治作为职业的人士也无好感。2014年瑞仁／洛普 (Reason-Rupe)公众舆论调查讯问民众对民选官员的看法，百分之七十的受调美国人认为政客滥用权力，帮助朋友，打击政敌。同期《今日美国》报纸与皮尤中心的联合民调显示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民众相信政客们个个腐败。最近刚发表的盖洛普民调称，百分之七十九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会议员脱离人民，百分之六十九认为国会议员不是为选民而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认为议员腐败。

这一先入为主的认知显然是非理性、情绪化的，而且与事实不符。然而，美国人为什么会对政府产生这样高度的不信任呢？不少学者认为，这种不信任是政府在越战中欺骗人民的做法和水门事件的丑闻造成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度因取得二战胜利而达到顶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认为政府行事公正。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支持率逐年急剧下滑。

但是，我认为不仅仅是越战和水门事件的缘故，美国人骨子里就不相信政府，他们对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抱有强烈的戒备心。不信任政府的DNA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甚至更早的殖民时期。因为早期的殖民深受欧洲专制之害，他们为了躲避宗教迫害和争取经济自由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美洲大陆。这一历史原因使得美国国父们坚信政府本质上是邪恶的、不可信的；政府的存在就是要扩权，要干涉人民的自由，再好形式的政府充其量也只是必要之恶。美国国父们也深谙人性的阴暗面，知道一些人会不惜手段争权夺利，所以他们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强调主权在民，并将权力分立，以野心反制野心，来防止个人、团体以及体制专权，防止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老百姓。这一制度一方面鼓励具有高尚品德和良好素质的合格人士从事政治和公共服务，减少象《纸牌屋》中安德伍德一类的野心家和势利之徒上台的机会；另一方面敦促人民提高警惕，保住来之不易的共和国。这一做法反过来又加强了人民对政府和政界人士的不信任和怀疑的文化和心理。

好莱坞恰恰就是迎合了美国民众的这一心态，《纸牌屋》以权斗与谋杀、阴谋与背叛、色情与腐败为原料，淋漓尽致地替他们烹饪了一席华府美食大餐，然后一方痛快付费，一方坐数钞票，皆大欢喜。

尽管美国人对政府和政客的不信任态度有不理性的一面，但正是因为其存在，使得政府不敢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地专权、滥权、增权，使得政客不敢明目张胆地争权夺利，赤裸裸地进行利益交换。事实上，过去一百多年来，政府和政客们以各种所谓＂正当名义＂蚕食和削弱了公民自由，但美国人民基本上还是守护住了这一自由之邦的基石。

能做到这一点，《纸牌屋》一类作品功不可没。好莱坞通过艺术加工丑化了美国政客，夸大并批评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弊端，这实际上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它有意无意地提醒民众对专制独裁不能掉以轻心，对政治野心家必须警钟长鸣，让人们认识到国家和政府领导是会犯错误的人而不是神，盲从他们，就有可能上当受骗。公民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对他们保持警觉之眼，来守护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

美国有不少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担心如此之低的信任度会损害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我认为这有点杞人忧天。其实，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些民调，就不难发现，完全不信任政府和完全信任政府的美国人都属于少数，而绝大多数人介于二者之间，他们有时相信政府，支持政府的政策，有时不相信不支持。他们才是执政合法性的源头，也是健康、成熟公民社会的标志。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通过限制公民自由的政策和法律就越难，反对海外冒险外交政策的声音就越大。人民对政府和政客的怀疑和不信任实际上是一个有效的监政议政和权力制衡机制。

为此，我要说，谢谢，《纸牌屋》！

二、国会山的罪与罚

为了展现主人公安德伍德凶残狠毒的冷血性格，《纸牌屋》编排他先后直接杀害了三条生命:一条狗命，二条人命。

该剧一开场，安德伍德撞伤了邻居的狗，然后掐死了它。为了除掉危及自己仕途的隐患，安德伍德将醉酒的宾夕法尼亚州议员罗素关在车库中，用汽车尾气使其窒息而死。随后，又因担心曾与其有染的小记者佐伊·巴尼斯发现其秘密，将她推下地铁月台，让正在行驶的列车撞死。这些谋杀似乎要给观众一种印象，华盛顿是个死亡之都，权贵们可以任意杀人而逍遥法外。

然而这与现实相去甚远。事实上，在当下的美国政治生态中，不要说杀人，即便杀了一条狗就将意味着凶手政治生命的彻底完结。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会中535名参、众议员以及2万多工作人员个个清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扺御不了金钱美女的诱惑而犯罪、受到法律惩罚的人几乎每届国会都有，尚未被发现的犯罪分子也仍有人在。但它只能说明再完善的政治制度也只能减少而不能消除人性之恶。

邪恶之最莫过于无辜取人性命。为了弄清有无国会议员因谋杀而获罪的事实，我特意向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求证。该部的研究人员查阅资料后回答说，在美国国会的二百多年历史上还未有一个参、众议员被控谋杀而定罪的先例。

是法律对他们网开一面，还是无人介入谋杀？答案肯定是后者。因为国会参、众议员是公共人物，他们虽然权高位重，但公众对其关注程度也高；各种民间监督团体、利益集团、行业组织、竞争对手、媒体、政府执法机构、国会道德操守委员会等都死死盯着这些人，尤其在今天的信息网络时代，重大犯罪很难逃脱法律的惩罚。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国会从创立之初至今基本上以基督教参、众议员为主流。譬如，当今的第114届国会92%的成员是基督徒，其中57%信奉新教，31%信奉天主教。他们的教义无疑对其不良行为有相当的规范和限制。

不过，议员涉嫌杀人的案件也发生过数起。其中一件是谋杀案。该案发生在1859年，杀人者是来自纽约州的国会议员丹尼尔·瑟克尔思（Daniel Sickles），被害者是华盛顿一位名叫菲利浦·巴尔顿·基（Philip Barton Key）的男子。基是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检查官，其父是美国国歌＂星条旗＂的歌词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姨父是时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托尼（Roger Brooke Taney）。这位鳏夫据称是华府第一美男子，颇得上流社会女人的欢心。他与瑟克尔思年青美貌的妻子偷情， 被该议员得悉，异常愤怒，迫使妻子写了书面交待。基并不知恋情败露，居然次日下午来到瑟氏家对面、白宫旁边的拉菲特广场，像往常一样用一条白手帕向其情妇发出幽会信号，瑟氏正在与朋友商量如何处置此事，见状怒不可遏，带了数把手枪，一边高声大骂道，＂基，你这个流氓，败坏了我家的名誉，你死定了”， 一边冲到基面前，掏出手枪，连开数枪。基因枪伤不治而亡，瑟氏则坐着马车前往美国司法部长家中自首。后以谋杀罪入狱。

据当时媒体报道，瑟克尔思在狱中待遇良好，甚至可以配带武器，探望他的人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包括众多的参、众议员，连总统布坎南也写信慰问安抚。瑟克尔思雇了一个阵容庞大的顶尖律师团队，由后来在林肯政府中担任战争部长的埃德温·斯坦顿（Edwin M. Stanton）担纲为其辩护，他们以瑟克尔思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暂时精神失常＂为藉口，将一起谋杀案变成了通奸案。尽管瑟氏自己也有情妇，公众舆论却一边倒支持他。陪审团最后以暂时精神失常而宣告瑟克尔思无罪。这是美国以此理由抗辩而脱罪的第一桩案例。

严格说来，＂暂时精神失常＂的法律创新在本案中有失公允，因为在基出现之前，瑟克尔思在朋友的敦促下似乎已经决定杀害他来维护自己名誉。枪击发生时，瑟克尔思的朋友在一旁观望，并不予以劝阻和制止，可见存在某种程度的预谋。不过按当时社会道德标准，陪审团的认定并不令人吃惊。

瑟克尔思后来在南北战争中成为联邦军队的二星将军，他在葛底斯堡一役中违抗命令、造成几千人伤亡的行为一直为人们所争议，但他最终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最高军事奖章 ——荣誉勋章，活到94岁离世。

在国会山内也曾发生一起与记者有关的谋杀案，但不是议员杀记者，而是记者杀议员。准确地说，杀前议员。这一谋杀案发生于1890年。一位名叫查理·金凯德（Charles Kincaid）的肯塔基州驻华盛顿记者1887年写了一篇报道，揭露时任该州国会议员的威廉·陶尔比（William Preston Taulbee）的婚外情，导致该议员家庭破裂。这篇报道是否属实至今仍有争议，但当时俩人因此结下梁子。陶尔比议员因为该报道不得不放弃了连任机会，成为院外游说客，二人常常在国会山抬头不见低头见。该前议员人高马大，常当众责骂金凯德，并扭其耳鼻，推搡踩踏，羞辱威胁，让这位个小体弱的记者恼怒不堪。

1890年，二人又一次不期相遇，双方展开骂战。小记者再次被前议员拧着衣领提起团团转，遂生谋杀之意。他回家拿了一把左轮枪，两小时后返回国会山寻找陶尔比，等在众院那边的大厅，最后在楼梯上截住了这位议员，掏枪击中陶尔比脸部。当时陶尔比议员的鲜血如注，将大理石楼梯台阶染红，其血迹至今仍清晰可见（这个地方是我当见习生时带选民参观的必去景点）。

陶尔比被枪击11天后留下五个孩子撤手西去，金凯德被检方以谋杀罪起诉，但他有一个强有力的律师团为其辩护，又有国会记者团的极力支持，10多名证人，包括参、众议员出面为他作证，证明他被陶尔比多次欺负和威胁，陪审团最终认定其行为属自卫而将其无罪开释。

我们知道自卫杀人成立的两个要件是即时和对等，而在这一案件中，两个要件均不存在。

当然，这些都是一百多年前发生的凶杀，我们不可能按照现在的道德标准和法律规则去要求，因为二者都有一个演进的过程。有意思的是，那时相当一段时间，国会参、众议员均携带枪枝上班，又不存在安全检查，来访者也可携带式器进入国会。如此多的枪支，如此少的命案，也算得上个小奇迹。

近年卷入人命官司还有爱德华·＂泰德＂·肯尼迪参议员，盖瑞·康迪特（Gary Condit）议员和比尔·詹克洛议员（Bill Janklow）。

肯尼迪参议员的案子当时轰动一时。因为其二位兄长遇刺身亡，泰德成为家族唯一能承担问鼎白宫重任的人，引起公众和媒体对1969年发生的＂查帕奎迪克（Chappaquiddick）事件＂极度关注。

泰德的三哥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一年以后。他为了感谢六位参与其兄总统竞选工作的年青妇女，在马萨葡萄园岛的查帕奎迪克为她们举行派对。近午夜时分，泰德和另一位罗伯特·肯尼迪的前工作人员、27岁的玛丽·乔·科佩奇尼（Mary Jo Kopechne）离开派对，据称是送玛丽乔前往渡口赶末班渡船。在通过一座狭窄桥樑时，车翻掉入河中，泰德逃生，玛丽乔淹死。

诡异之处是，事故发生至少8个小时之后，泰德才去警方报告，此时，玛丽乔的尸体已被发现。泰德后被检方以逃离车祸现场起诉，他当场认罪，被判处监禁两月，缓期执行。判刑之后，泰德向麻州选民发表电视讲话，为自己辩解，同时作了道歉，并就自己是否应辞职征求选民意见。在收到相当数量的劝留意见之后，他决定继续在参议院任职。

阴谋论人士认为泰德通过制造假车祸，谋杀了被其强暴的玛丽乔，肯尼迪家族买通了玛丽乔的父母，他们拒绝尸体解剖，所以真相被肯尼迪家族掩盖。

泰德是参议院自由派的领军人物，他在推动中国人权改善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我因此与他及其办公室有多次接触，对他非常敬佩。后来偶然一次机会读到曾为泰德工作过10年的幕僚长理查德·伯克 （Richard E. Burke）写的一本书改变了我的一些看法，再次证明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正确。我仔细阅读过本案的有关资料，认为肯尼迪家族成功掩盖了泰德酒后驾车、造成玛丽乔死亡的事实。在麻省酒后肇事致人死亡的惩罚要比逃离车祸现场严历得多，肯尼迪家族和他们的顾问为了保护泰德的政治生涯做了一些手脚，包括搞定其过期驾照和在弗吉利亚州交通违规记录等，至少构成虚假陈述、阻碍司法之罪。

泰德的酒鬼名声在国会是公开的秘密。他在三哥遇刺、家族重担全部落在其肩头之后开始酗酒。因为他的办公室与我所在办公室邻近，我曾几次看见他满脸通红走路不稳的醉态。泰德在回忆录中则声称自己只是有点贪杯，但并非酒鬼。不过他的儿子帕特里克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第一次披露他父母和他本人严重的酗酒问题，引起家族成员强烈不满。无论如何，肯尼迪家族都是一个悲剧。

南达科塔州比尔·詹克洛是另一位因交通肇事致人死亡而被判罪的议员。他2003年超速行驶，没有在交叉路口停车牌前停车，撞死了一位骑摩托车的人。证据显示，詹克洛在当州长期间多次交通违规。陪审团认定他构成二级杀人罪，判处他监禁100天和有期徒刑三年，缓期执行。判刑几天后，詹克洛从国会辞职。受害者家属后来获得100万美元的赔偿。

最扑朔迷离的命案是2001年发生的钱德拉·莱威（Chandra Ann Levy）失踪被杀一案。 2001年5月，在华府联邦机构作见习生的女孩钱德拉突然失踪，媒体视野转向和钱德拉有一段恋情的加州议员盖瑞·康迪特。虽然康迪特并不是警方公布的嫌疑人，而且最终被排除此案之外，但他开始吞吞吐吐，不愿坦承自己与钱德拉的关系的做法引起公众怀疑，成为媒体焦点。一年以后，钱的尸骨在华府的岩溪公园被一遛狗人发现，警方并不清楚谁是杀害她的元凶。但康迪特却因此丑闻而于2002年落选。

八年后，警方抓捕了一名来自萨瓦尔多的非法移民关迪克。该犯同期在岩溪公园攻击过两名妇女，被定罪判刑，他在狱中向同室狱友吹嘘自己杀害钱德拉的过程。陪审团根椐间接证据认定关迪克犯有一级谋杀罪，判处60年徒刑。但被告律师已为其提出上诉，法庭定于明年三月重审此案。

自上世纪以来，大约有70名国会参、众议员犯罪获刑，其中以受贿，欺诈、腐败三项犯罪为最多，占所有罪行的一半以上。国会工作人员犯罪率可能更高一点。我工作过的三个参议员办公室中200多人里，仅有一个在收发室工作的的退伍军人因收集散发儿童淫秽照片而被判刑。

今天的国会中年轻人居多，但打架斗殴的情况十分少见，而国会参、众议员打架斗殴几乎完全绝迹。议员们最后一次群殴发生于1858年2月。当时众议院正热议堪萨斯地区应否保持奴隶制，辩论持续到6日凌晨2点。反对奴隶制的宾州共和党议员葛路 （Galusha Grow）与支持奴隶制的南卡州议员凯特（Laurence Keitt）相互辱骂后，发生肢体冲突，引发50多名议员群殴。议长派出警卫长（Sergeant-at-Arms）手持众议院权杖抓捕不停手的议员，但仍然无法控制局面。当威斯康星州一名议员打掉了另一位密西西比州议员的假发，尴尬的后者在慌忙之中将捡起的假发反戴在头上时，引起两党斗士哄堂大笑，从而结束了战斗。

美国国会议事厅鲜有打斗的火爆场面出现跟其有礼得体的议事传统行为准则有很大关系。参议院建立之初制定的20条规定中，其中10条是规范参议员行为举止的，要求他们礼貌得体，保持君子风度。杰弗逊1801年撰写的《议事规则手册》(Manual of Parliamentary Practice) 特别强调文明议事，像告诫小学生一样要求议员们不得在别人发言期间发出嘘声、咳嗽、吐痰、讲话、耳语；也不得站起走动影响其发言等等。

1902年南卡州两名联邦参议员在议事厅因一言不合拔拳相向，引起会场秩序大乱而被处分。参议院事后特别加进了一条规则，其中规定任何参议员在辩论中不得指责其他参议员行为和动机与其参议员身份不配或不符，以此减少爆发冲突的机会。

今天，国会参、众议院议事过程已经全程视频转播，很大程度改变了议员们的行为；在当今政治正确的政治生态下，不文明、动粗的议员的政治生命是非常短暂的。公众常常看到议员对着空无一人的议事厅高谈阔论，有点莫名其妙。其实议员和工作人员都在国会山两旁的办公室，或在国会山内的密室（hideout）中通过电视盯着议事厅的一举一动。这一做法的一个非预期后果是，一位民主党议员在议事厅发表充满火药味的讲话，另一位共和党议员要赶到会场得到同意进行反驳至少要十几分钟，等后者走到议事厅火气已消了一半，大大减少了冲突的机率。另外反击的渠道已经多样化，使打斗过时。如果真出现打架斗殴，领导可以派出警卫长抓捕拘禁他们。

国会有权以蔑视国会的罪名抓人，但罕见使用。几年前担任议长的佩洛西议员曾经威胁要以蔑视国会罪抓捕布什总统的顾问罗夫（Carl Rove），将其监禁。这让很多人以为国会地下室设有监狱，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国会是没有监狱的。国会山地下室有一间带铁栅门的防空洞，原计划安放华盛顿总统的灵柩，后因尊重死者意见埋在自己家园而闲置。它看上出很像囚室，所以大家以为是监狱。最后一次国会动用该权力是1934年，抓捕了胡佛政府的一名官员，不过他没有被关进监狱而是关在白宫旁边的威拉德豪华酒店（Willard Hotel）中。

总体来说，国会的犯罪率相当低。打击和惩罚国会中犯罪活动不是运动式和选择性的，而是一种常态。任何时候有犯罪行为，都会随时调查、起诉、判刑。这是因为监管国会参、众议员的行为早已纳入法治的轨道，并通过多种机制来实施，使国会能相对清廉、文明有序地议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