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9 直面真实的世界，做一个善良而有棱角的人|劳东燕
749 直面真实的世界，做一个善良而有棱角的人|劳东燕 ——
野兽按：今天看到消息，劳东燕教授的微博被清空了。关注到劳东燕教授是由于2021年1月的一篇《直面真实的世界》，后面有关注她在微博上的一系列发声。
劳东燕，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法学学士（1996） 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博士（2004） 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博连读）
（2002年9月至2003年10月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做交流学生）
1. 1996年7月至1998年10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处书记员、代理检察员。
2. 2004年加入清华大学法学院，先后任讲师（2004）、副教授（2008）、博士生导师（2016）、教授（2016）。
3. 2006年9月至2007年7月，先后在宾西法尼亚大学与耶鲁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
4. 2014年4月至2015年1月，日本名城大学访问学者。
研究领域：刑法学
奖励与荣誉
1. 第二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16）
2. 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2016）
3. 清华大学优秀班（级）主任一等奖（2016）
4. 第四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三等奖（2012）
5. 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清华大学青年学术成就最高奖，2009）
6. 司法部全国第三届优秀教材与科研成果三等奖（2009）
7. 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8）
8. 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2005）
劳燕东飞｜直面真实的世界
一、引子
踌躇许久，仍不知道2021年的总结，要从哪里写起。
过去的一年于我而言，算是地过得平静，少了明眼可见的中伤，也不复求而不得的失望。然而，内心的郁结之处并未消散，同时迷茫之感与日俱增。
记得2019年曾读到一句话，大意是，2019年是过去十年中最糟糕的一年，同时也是未来十年里最美好的一年。当时只道是揶揄，如今回看，倒是颇有些洞察先机的意味。
疫情之下，岁月静好的想象终于难以维续，因为兵荒马乱的日子，距离每个人都几乎只有一步之遥。就在不久之前，又一个城市经历了围城之困。谁能保证，武汉与西安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
在一个到处充斥正能量话语的社会，不安感却像潮水一样，迅速地在全社会蔓延。在不安感的支配下，对自由的追求时常成为被讥讽的对象，而人们对于权力的渐趋集中，对于以安全为名的各式管控，对于以大数据追踪为基础的技术统治，日益表现出无所谓甚至是欢迎的态度。
2020年的我，愤慨与感喟都主要围绕自身的遭遇，试着全面接纳在不期然中降临的中年心态；终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或迟或早地要步入中年，从生理到心理。2021年的我，似乎更多觉察到的是周遭的变化，对于周遭世界与很多事物，都被迫经历重新认识的过程。
二、在荒谬中生活
疫情的连锁反应，加上时局的变动，导致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此起彼伏。
发表一份记录疫情下日常生活之种种的日记，得做好被约谈的准备。声援一下因课堂言论被开除的同行，甚至要面临“被精神病”的遭遇；在自媒体的接力呼吁之下，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出来，最终却只能在年关来临之际，选择从此别离家乡。
冰天雪地里，怀胎八月的孕妇在医院门外坐等流产，而突发心脏病的老人，以必须核酸检测为由，在无情的等待中失去救治的机会。一位妈妈接到中学放假的女儿，在已通过十八轮核酸检测的情况下，仍被卡点拦着不让回家，在冬日的寒夜彷徨街头直到天明。
山东的某位镇委书记告诫上访人员，有一百种手段“刑事”对方；河南的某位县长更是杀气腾腾地喊话，春节期间要对恶意返乡者先隔离再拘留。
以上种种，多么希望只是个例，可惜不是。那位声称有一百种手段“刑事”上访人员的镇委书记，想必不会认为自己说的内容有错，而只会怪自己政治上幼稚，把不能说而一直在做的事说出了口，还不小心被录了音。的确，她道出的是现实。刑法中多的是手段来对付上访人员，包括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以及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等，都是实务中常用的罪名。
那位在冬日寒夜与女儿一起彷徨街头的妈妈，曾这样哭诉：“如果每一个教训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成为教训的时候，这样是不是太惨痛了？……你们是执法部门，但是天理人情呀，我们是不是把人放在了第一位？” 她的哭诉让人潸然泪下。然而，在这起事件中，究竟谁是为恶者，谁需要对结果负责呢？答案是没有。就像当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回应的那样，我们无能为力，这个事情也不能说卡点人员做得不对。
一切都是以安全或稳定为名，宣称是为了民众的福祉。可悲的是，无论是医院的保安还是卡点的人员，每个人都在尽忠职守，犹如螺丝钉那样，认真贯彻来自上面的规定，同时却对具体个人的苦难视若无睹，甚至本身就是他人苦难的肇因。
单纯人性的恶，尽管看起来触目惊心，其实并不那么可怕，因为但凡有正常理性的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像重庆那位男子为实现再婚目的，不惜将一对亲生儿女从高楼抛下，谁都会发出恶魔在人间的斥责。然而，制度造成的恶，因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地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纵观20世纪的浩劫，几乎都是由制度性的恶所造成，恶劣的制度加持人性的黑暗，一再地酿成难以想象的悲剧。
在恍惚中，我听到国家机器在那里嘎吱嘎吱转动的声音，反应敏捷，运作有序，却缺乏任何温情，显得理性而冷酷。在这样的国家机器眼中，抽象的群体至高无上，而具体的成员毫无价值。事实上，作为群体的民众被抬举得越高，作为个体的成员就愈发地无足轻重。两种理念竟能并行不悖地存在，世界就是如此的荒谬。
荒谬的不止于此。当初以自由为名而得以迅猛发展的网络与数据技术，正在成为新的统治工具，给作为社会成员的我们套上日益沉重的枷锁。技术本身以造福于社会为名而被大力倡导，但现实中它们经常被用于监控与操纵，包括进行愚弄。
就比如，个人在朋友圈发布的信息，不时会遇到只有自己可见的情况，而发布者往往还并不知情。同时，与主流不同的声音越来越难以发出，即便侥幸通过发布环节的审查，也会被技术迅速地捕捉。此外，在技术的统治之下，个人被大数据系统所误伤，也经常不知道找谁理论，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陷入匿名的魔阵之中。
学生时代在王小波的书中读到花剌子模国信使的故事，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呢？凡是给国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国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坏消息难道会因为信使的不传达而消失吗？然而，此种类似于寓言的故事，在现实中一再地上演。
当下的社会治理中，不管什么层级，重要的往往不是出现了相应的问题，而是相应问题是否成为了舆情事件。于是乎，不解决问题，而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成为治理中的惯常手段。把任何有影响力的事件都单纯地当作舆情问题，导致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多。本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后变成天大的事。
更为荒谬的是，很多被套上枷锁的人，不仅不愤怒于自由的丧失，还颇为怡然自得，就像温水中被煮的青蛙。并且，虽然自己也是被统治者，却特别善于为统治者着想。一切都是为了大局嘛，限制自由算什么，牺牲他人的权益更是不值一提。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普通个人为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被迫承担越来越多的污名。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他人的不幸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冷酷，甚至想方设法要从当事人的身上找出错处来。这种下意识的言行，折射出一种颇为微妙的内在心理：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完全（或至少部分）是由于自身的过错所导致，而我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是安全的，不幸不至于降临到我的身上。
可以说，正是真实世界中安全感与稳定预期的严重匮乏，酿生了此类扭曲的自我臆想。当全社会陷入这样的臆想，被害人有错论的泛滥成灾，也就变得容易理解。只有纯洁无辜的被害人才被认为值得同情，而这样的被害人少之又少，人们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绝施予同情。基本的同情心与同理心，在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稀缺，日渐地成为奢侈品。
三、在迷茫中忙碌
人到中年，突然发现需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在反思自己是否有些矫情的同时，我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惘然。直面荒谬，又时常无能为力。所以，尽管早过了不惑之年，反而愈加地困惑与迷茫。
公众号停更一年，期间除因出版社的提议而发布过新书的讯息外，没有专门写过或推送过任何文章。偶尔有朋友或学生问起，多是以忙的理由来搪塞。但从内心来说，停更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迷茫。
迷茫首先表现在，但凡涉及社会性的问题，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言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也因此不知道自己可以写些什么。当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揭晓，授予菲律宾记者玛丽亚·蕾莎与俄罗斯《新报》总编辑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时，国内报道的是“以表彰二人做出的贡献“，而外媒的报道则是”以表彰二人为捍卫言论ZY做出的贡献“。不知从何时起，言论ZY竟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
迷茫还表现在，除了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之外，我不知道这样的公共写作有什么意义。在公知被普遍污名化的今天，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包括这个时代的青年，都不怎么欢迎指摘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我看过一段视频，是一位年轻女孩挖苦讥讽公知的，被她点名道姓的那些人物，都曾是我们这一代年轻时颇为尊敬的知识界人物。看完之后，心里顿觉一阵寒意，不由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的人物夏瑜。夏瑜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呢？大概只有作为人血馒头的意义。他为之付出生命的民众，就是那样对待他的。
实际上，不止是公号文章的写作，甚至于对学术写作，我也开始陷于意义的迷茫之中。观察近些年来的法律实践，发现学术性写作除了为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些许本钱，原以为的推进中国法治的意义，纯属一厢情愿。法学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像学界中人的自娱自乐，表面的繁盛掩盖不了内里的空虚与犬儒。在学术日益内卷化的今天，论文写作的意义往往只在于发表。说到底，在理论对法治的设想与实务对法制的践行日益背道而驰的今天，也不要奢望理论能对实务产生多少影响。
更为迷茫的是，在这一年中，我试着让自己收敛与合规，但终究发现，很多时候都会被逼到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也许，是我的忍耐力不够吧。很多事情，但凡还有一点做人的血性，我都疑惑，怎么能忍得下来。无止境的忍耐，无原则的退让，最终会让自己都鄙视自己，那样苟且地活着，真是枉称为人。反之，不想忍耐的话，就要经常处于愤怒的状态，还可能被认为是麻烦人物，免不了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让人迷茫的还有，关于努力的意义。一直笃信越努力越幸运的我，突然间就陷入迷茫之中，不知道努力的意义何在。这些年来，努力前所未有地贬值，就像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所谓的“贬值”，不只意味着更多的努力换不来更高的收入，也意味着随着阶层提升渠道的收紧，拼命的努力也不见得能改变自身的命运；“贬值”还意味着，对很多社会问题所作的努力，难以获得真正有意义的改善。
就比如，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法界同行与媒体同仁，这两年在人脸识别的问题上做了不少的努力。两年之前北京地铁在准备推广人脸识别时，因遭遇舆论的反对而搁置；两年之后北京已有五个地铁站悄然推行人脸识别，预计很快就将全面铺开。不止如此，小区、商场、学校等各类公共场合，借疫情防控的东风，人脸识别技术的适用都有愈演愈烈之势。
如果所做的努力没有意义，那我们还要继续选择努力吗？然而，不努力又能如何？恐怕只会使处境更为糟糕。所以，就只能在迷茫中忙碌，在忙碌中迷茫。在努力遭遇断崖式贬值的今天，这样的迷茫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无怪乎“内卷”与“躺平”，会成为具有时代标志性的关键词。
“内卷”的本意是不必要的复杂化或缺乏进步的自我重复，对于努力的贬值现象，用“马尔萨斯陷阱”来形容可能更为准确。不过，“内卷”的字面意思直白易懂，也比较形象：既然没法对外使力，那就只能卷入内部的过度竞争。在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躺平”也相应成为一种不失明智的处世立场。不再接受打鸡血式的激励，也许是年轻一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消极的抗争，以部分地消解外在环境对个体的规训吧。
四、在适应中反省
从年轻时候开始，我便认为法治在中国的实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只是时间的问题。然而，这种盲目的乐观遭到了现实的痛殴。眼见着依法治国日益地变成以刑治国，法家主义的法制卷土重来，有时会有悲从中来之感。我不算悲观的人，但仍难以完全消化外部环境的冲击带来的沮丧与失望。我很想兜售正能量，但在春节返乡也要被冠以恶意的年代，实在是说不出口。在程式化的政治话语漫天飞舞的时代，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保持起码的真诚。一味地回避现实中的种种，终不免沦为虚伪与投机。
我始终认为，与给予虚幻的希望相比，认清与直面现实是第一位的。就像在对女儿的教育上，我选择让她看到世界的真实面目，不会刻意掩饰其中的丑陋与残酷，给她一个修饰过后的美丽新世界。作为初一的学生，我推荐她看《那不勒斯四部曲》，让她自己去思考女性命运与两性平等的话题。前不久她主动提出要看《辛德勒的名单》，我也表示同意，陪她一起观看，并且在看完后与她探讨，为什么这样的影片会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所以，我的女儿虽然成绩平平，在他人看来可能毫不出彩，但在我眼里，她自有她的出色之处。她对优秀影视作品的鉴赏力与领悟力，远超同龄的孩子，对于一些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判断，也胜过许多脑袋空空的成年人。
直面现实，接受世界残酷的一面，是走向成熟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不然，心理上就永远只处于蒙昧的幼童时期。就像有句话说的，“凡是听不得残酷真相的人，一般都活在婴儿阶段。人的成熟，一半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一半是对残酷真相的接纳。”
我始终不认为，将各种社会问题搁在那里，不让人说破，不让大家知晓，便是所谓的正能量。如果正能量要依靠掩饰而获得，连直面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正能量，未免透着一股掩耳盗铃式的虚弱。
只是，在直面现实的同时，如何让自己不至于变得愤世嫉俗或是随波逐流，是颇费思量的事。在外部环境变动的同时，对个人来说，势必面临如何调整与适应的命题。完全坚守原先的自我，会因为与外部环境格格不入而遭受痛苦；反过来，选择成为变色龙，也终究会由于迷失自我而陷于空虚。在两端之间怎样平衡，如何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动的同时保持独立的自我，可能是很多人正面临的困扰。我也是如此。
年岁渐长，终究发现，对任何个人来说，时运都是第一位的。再生猛的人，也强不过时运，中国人喜欢讲天命，或许与此有关。但是，特定的时运之下，作为个人仍会有一些选择的空间。
所谓的适应，肯定不是通过一味地扭曲与改变自身而顺从于外部环境。单方面的顺从，只会造就苟且的自我。就像法律一样，作为个人，我们不仅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动，而且需要具备自我演进的能力，通过以我为主的选择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这正是卢曼系统论所给予的启发。
相应地，在对外部环境的变动保持敏感并调整认知的同时，需要努力培养内在的生命力，以形成更为强大的自我。一个强健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自我，会更有能力化约外部环境带来的冲击，同时拒绝犬儒与投机。
所以，在得知近几年国内位列TOP2的两所大学，70%以上的毕业生都选择公务员与教师等体制内职位时，我在表示理解的同时，也感到有些惋惜。表示理解是因为，我知道身边的这些年轻人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普遍都高度地焦虑；感到惋惜则是源于，选择体制内的职位意味着选择了安稳，而安稳的职位通常天花板很低，风险变小的同时自然收益也少。
我特别期望，无论身处哪个年龄层，都不要因为疫情的久拖不决与经济的低迷下滑，就放弃自己的梦想，降低自我的期待。我们需要做出调整，也需要适应外部环境，但不是通过放弃梦想与降低期待来实现。不应该让疫情偷走自己的梦想。
就像我的一个学生对我说的，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评时，为什么要让高处的眼睛去就低处的双手，而不是反过来努力抬高双手的位置呢？因此，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评时，或许值得庆幸的是，自己至少还有“眼高”的优势，比眼低手低总是要更胜一筹。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下来，以一种“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耐心，在韬光养晦的同时积蓄实力。我对自己的期望也是如此。
回看过往的研究，我关注的命题一直是，如何使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系统适应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反思这种研究立场，不足之处在于只关注“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其实真正需要关注的应当是“良善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基于此，实有必要对原先的研究立场做出调整。
法律不只是一个功能系统，需要不断适应外部的社会环境；同时它也是一个意义系统，承载着时代的价值观与道德底线。因此，在做法学研究时，不仅需要有社会理论的视野，政治哲学的视角也不可或缺，因为后者关注的恰恰是“良善”的维度。当法律人不断地宣称民众应当信仰法律时，其间的法律显然不应当是法家主义意义上的法律。
在为人处世上，也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遇到不怀好意的攻讦，以往的我，下意识的选择会是忍让退却与保持距离。可能多少是受了“恶人自我恶人磨”的处世哲学的影响。反思这样的做法会发现，很多人都是像我这么想的，总希望有别的恶人去施行惩治。也正是这样的处世哲学，导致在中国社会吃亏的经常是君子与老实人，而小人与恶人们往往占尽便宜。
可以说，正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选择忍让退却，才让恶人能肆无忌惮地继续为恶。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周遭环境的日渐恶化，选择忍让退却的我们，其实都负有消极不作为的责任。这并非君子之风，而是犬儒懦弱的表现。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呢？在不拉低自己的前提下，是应该考虑坚决反击的。
在微博上读到一句话：“你真正吸引的人，永远欣赏的是你骄傲的样子，而不是你故作谦卑和故作讨喜的样子。”谨将这话送给此刻可能迷茫彷徨的你，也送给我自己。
“如果你选择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去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如果你选择不仅与强者为伍，还会同情帮扶弱者；如果你时刻设身处地为那些没有像你这般地位的人着想，那么你的存在，将不仅是你家人的骄傲，更是无数因为你的帮助而改变命运的成千上万人的骄傲。”这是J.K.罗琳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中的一段话，我特别喜欢。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愿你我都能拥有这样的正能量。
2022年1月29日
完稿于清华园
CDT 编者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曾多次发表微博，质疑中国疫情管控措施可能侵犯公民权利，而她的微博在9月15日全部遭到清空。这篇文章是“瞰法”的创办人徐晶在2019年对劳东燕的专访。
标题：劳东燕：做一个善良而有棱角的人
作者：徐晶
发表日期：2019.12.22
来源：微信公众号“瞰法”
在大学从教，就我的本性，是更喜欢书斋生活的，单纯而安静。
平素关心政治，是因为权力所代表的支配关系，会深刻地影响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政治永远都是不会忘记关心我们的。
作为学者与知识分子，我们所承担的社会公德，就是善意地批评，同时希望在此基础之上有所改进。
推动制度向良性方向发展，无论如何值得你我拼尽全力。
1
我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家中三姐妹，排行老二，加上自己也不属于漂亮而乖巧的女孩，所以相对比较容易受到忽视。好在从小开始，我的成绩一直挺好，在学校还是比较受老师喜欢的。
从小到大所经历的教育体制，就是需要与人竞争，只有在成绩上胜过别人，好像才会获得承认。所以，很长时间里，我都是比较敏感，容易患得患失的人。一直到大学都是如此。
大学期间，我的成绩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的，民主测评分数也挺高，毕业时还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但内心里，我对自己并不满意。四年的本科学习，我好像仍然停留于中学时代的那种竞争层次，就像是读“高四”的感觉。自信心比较脆弱，因为这样的信心，主要来自于胜过别人，缺乏内在的坚实基础。
毕业时大醉了一场。除了离愁别绪之处，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大学四年过得比较失败。如果说大学四年我有所收获，那么，最大的收获在于，在离开校园之际，我终于意识到，不需要与他人相比，与过去的自己比就好；**同时，与外在的名利与认可相比，自己内心的认可更为重要。**
毕业后进入上海检察机关工作。我很快就发现，机关并不适合我。在机关里，我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就像一枚棋子。并且，我一眼就能望见，自己退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工作一年半之后，我就提交了辞职报告想要考研。处领导一开始不同意，他原本是想把我当后备干部来培养的。辞职报告交上去后，有半年的时间一直没批下来。
那半年我过得挺煎熬的，工作要照做，还不能表现出情绪。期间，无数次地听王菲的《棋子》，觉得自己真正就是一颗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想走出他人控制的领域而不得。
我那时下了决心，要考北大刑法专业的研究生。
我一直对如何规制国家权力的问题感兴趣，大学时便是公法学得比私法要好得多。
大二那年，我旁听了郑伟老师的刑法课，他那时刚从德国帕萨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才三十几岁。在讲台上，他曾说：我此生最大的愿望，是死后能在墓志铭上镌刻上“中国刑法之父”。
那时我就想，能让一位年轻学者如此动情的学科，必定是极具魅力的。
大三结束的暑假，我偶然读到陈兴良老师的《刑法哲学》。这本书的理论深度，当时给我留下挺深刻的印象。
就在我想要辞职的那一年，听说陈老师从人大调到北大任教，我就义无反顾地选择报考北大。
我决定辞职时，家里人起初觉得丢掉稳定的工作，辞职考研有些冒险，但后来还是支持我的决定。
等辞职报告批下时已是10月底，离当年研究生考试报名的截止日期，就只剩十几天了。
辞职手续办完后，我即刻北上，住进北大蔚秀园的招待所，全力以赴备考。复习的时间只剩下三个月。
那三个月过得孤寂而充实。亏得有当时在北大读研的朋友相助，为我提供诸多的便利。这份相助之情，我一直铭记在心。
我没怎么想过，如果考研失败会如何。有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遇到一堵墙，基于畏惧心理，纠结要不要爬的时候，就先把帽子丢过去；这样的话，接下来就根本不是犹豫要不要爬过去，而是怎么爬过去的问题。**
好在运气不错，复习的时间虽不算长，但还是顺利考上了。经我本科时的游伟老师引荐，成为陈兴良老师指导的硕士生。那一年，陈老师只招了我一个硕士。
2
陈老师温和而严谨，对学生极少批评，以鼓励为多。我以前并没觉得自己有适合做学术的特质，但陈老师认为我在学术上颇有悟性。
他也非常开放与宽容，允许学生发表和他不同的观点与见解。我那时看的刑法书很少，读研第一年对刑诉法特别感兴趣，还有过转专业的冲动。不过，我很快觉得刑诉法过于技术化与操作化，我还是对有伸展与想象空间的理论更感兴趣。陈老师也不觉得有问题，他只是委婉地提醒我，在社科知识与专业功底两个方面，不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在北大读研期间，我泡在图书馆里的时间比较多，书看得也比较杂。
从大学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近代走向衰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顺利转型成一个现代社会？
对这个问题的关心，让我对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等有不可遏制的兴趣。当时，我都把此方面的阅读理解为是业余兴趣，后来发现，原来是可以与本专业的研究相结合的。社科知识的背景，让我看专业问题的视角变得开阔。
在此期间，我内在的自信也逐渐建立起来，开始敢于去表现自己的锋芒。
北大的氛围，长处在于比较容易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包括批判精神与胸怀天下的视野。短处则在于，学生容易流于坐而论道，不够踏实，形成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局限。
那几年应该是我人生中自我感觉最为良好的时光，却也是年少轻狂的岁月。
2004年博士毕业后，我来到清华任教。虽然就在隔壁，但我之前很少去清华。清华比较讲规矩，尤其是对资历浅的年轻老师。好长时间里，我都不习惯清华的氛围。包括对上课迟到的严重性过于强调，让我有一度经常做找不到上课的教室急得不行的那种梦。如果第二天一早有课，前一晚经常都睡不好。
不过，清华对踏实努力的强调，也治好了我读书时年少轻狂的毛病。同时，在专业功底的补强上，也让我获益良多。
我以前喜欢宏大叙事，学术文章的写法多少有点“剑走偏锋”。在刑法理论这块，扎实的、体系性的知识是比较欠缺的。清华刑法学科的长处恰恰在这方面。以张明楷教授为首的几位老师，他们的研究风格与对解释论的强调，对我影响很大，促使我对自己的研究风格做出相应的调整。让我意识到，不仅要能写宏大叙事的文章，也要能做精细而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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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始终是在社会的框架之中运行。在我看来，首先必须要能判断社会在往什么方面发展，并弄清一个良善的社会应当具备哪些价值，在此基础上，再来考虑法律制度究竟如何建构的问题。
对于这个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始终难以平和，难以云淡风轻。我期望自己，即便人到中年，还是保持必要的锋芒。以前我会有意无意地收敛自己的锋芒，因为比较顾虑他人的看法。
随着年岁的增长，在心态上慢慢变得放松，觉得没有必要通过收敛去掩饰自己。我不需要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都喜欢我、接纳我。总是顾虑别人的看法，未免活得太过小心翼翼。我愿意展现真实的自己，无论是在私人交往的场合，还是在包括朋友圈在内的公共领域。
想通了这事之后，我的心态比以前要好得多，在公共场合比较拘谨的毛病也有改善。
一直以来，对于公共问题我都是有表达欲望的。单是学术论文的写作，无法满足这方面的表达欲望。
在贾敬龙杀人案、天津大妈持枪案、正当防卫等问题上，我都有论文发表。但起初是因为我的相关研究，正好与这些社会热点问题相契合。
学术作品的影响力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对我刺激比较大的是2015年的陆勇案。
我曾在一次案件研讨会上见到陆勇本人，随后还就该案写过一篇论文。我当时质疑的是，如果人们公认他的行为是一种英雄式的行为，刑法凭什么将这样的行为评价为犯罪？
我以为，作为法律人，如果按先前的理解，得出的是大家都认为很不公正的结论，这时候就应该去反思，是否这种先前理解存在问题，是否有必要对相应法条作重新的解释。如果无论如何难以通过合理地解释法条而得出公正的结论，就说明很可能是立法出了问题，应当考虑去推动立法的变革。
当时做卫生法研究的老师，包括我们研究刑法的，专门就这个案件开研讨会，也写了学术文章，但并没有多少回响。
2018年，以陆勇案件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仿制药的问题一下子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今年8月，《药品管理法》做出重大的立法修改，将仿制药从假药的范围中予以排除，很多患者家庭得以摆脱要么等死要么倾家荡产的困境。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当一个社会问题以通俗的方式被大众理解，从而得以将相应的呼声放大，或许就能获得改变的契机。它也让我愿意相信，只要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今年1月份，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了公众号，兴至所致写一些普及性的文章。我没有认真想过，花时间来写这些不算学术成果的文章有没有意义。在学术之外，我想表达对公共问题的关心，传递一些理性的声音，仅此而已。
我没想到，有一些文章会引发那么大的关注。尤其是人脸识别的问题，我写的文章好像起到了类似蝴蝶翅膀的效应。
这项技术在近两三年内迅速推开。在我看来，它所许诺的便捷利益与所潜含的巨大风险相比，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尤其是，对于被收集方而言，一旦数据泄露或遭到滥用，并不存在有效的救济手段，没有办法恢复原状。也就是说，风险是不可逆的。与其他技术不同，这项技术很可能打开的就是潘多拉的魔盒，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把这个社会带向哪里。
我在公号上正经写了大概十六、七篇文章。其中，涉及时事或社会问题评论的文章，超过三分之一都被平台删了。
刚开始比较郁闷，后来慢慢想开了，我写我的，他删他的吧。我告诫自己切勿反应过度，尤其是不要走向极端，从而背离自由的基本立场。
写公号文章比较花时间，现有的考核体制内也不算什么成果，还可能带来其他的麻烦。但我肯定还会继续写的，有想法时就写。在表述上可能会做些调整，至少要能够推送出来。不过，没有想过要改变犀利的风格，做这样或那样的自我审查。
我觉得，这个社会需要善良而较真的人。有基本的善良，同时愿意像法治社会的公民那样，花费时间去较真，逼使现有的不合理规定做出相应的改变。
我不算特别勇敢的人，很多事情上也会患得患失。只是，相比于消极地退守或是弃船远走，我的确还是更为欣赏这样的选择：只要仍然存在能够努力的空间，就绝不轻言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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