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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西弗斯推大石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中国与日本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有着复杂的交往与纠缠，而中国民间对于日本的舆论和态度也发生了多次转变，其中映衬着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

 本期节目，我们来回顾中国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如何发展的。

一、真假存疑的南京大屠杀照片、改名的B站和被警方骚扰的和服女孩：反日民族主义情绪的新高潮

最近，一则美国典当行老板发现新南京大屠杀照片的消息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一。

一位典当行老板埃文·凯尔发布一系列照片，包含斩首、大街上的尸体以及士兵骑马训练的场面，自称是南京大屠杀时的照片。

事件发酵后，引发大量中国网民的愤怒，唤起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耻辱记忆。

然而，这些照片是否是关于南京大屠杀却存在疑点。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员唐恺在接受采访时说：

它一些照片下面注释很明确，比如说NanKing Road就是上海南京路，跟南京关联度不是太大。他还有一些照片明显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骑兵基本上也是新闻照，包括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日本士兵站在一辆装甲车前面，那个照片是明显的新闻照，我收集了这个照片的原始照片，因为它下面有编号的。

但这样的辟谣消息在中国网民的愤怒之中被完全淹没了。

几天后，知名网站哔哩哔哩宣布对含有日本二次元元素的官方号名称集体改名。“直播姬”被改成“直播观察员”；“哔哩哔哩up主执事”改名为“哔哩哔哩up主服务中心”。

这一次更名被认为是把原本二次元文化中来自日语的词语进行清除。

除了这一事件外，就在7月，南京玄奘寺爆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同样也激起了中国反日情绪的高潮。

被当局立案调查的供奉者吴啊萍自述是出于“解冤释结”、“脱离苦难”的目的供奉，她说：“想着把这几个战犯的亡魂超度了，他们就不会来烦着自己了。”

同一时段，中国各大城市原本正常举办多年的夏日祭活动突然受到举报而停办。

举报的浪潮从南京开始，迫使原定于7月17日举行的南京夏日祭活动被取消。随后，江西新余、黑龙江牡丹江、山东枣庄、吉林长春、云南大理、广东韶关等20余个城市的夏日祭活动纷纷被取消。

除了官方夏日祭活动被举报、取消外，还有一些日本二次元爱好者和Coser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有多位微博网民爆料，在赠送给Coser的食物中藏有刀片或针。

这些事件中，引起最多讨论的是苏州女生穿和服被警察骚扰的事件。

2022年8月10日下午，苏州一名喜欢Cosplay的女Coser在淮海街身穿和服进行拍摄时，突然被苏州高新区狮山派出所的民警拦住，并且在质问后以涉嫌“寻衅滋事”为名带走，根据媒体《北青深一度》报道，这位女Coser在派出所被要求写一份五百字的检讨，大意是“我知道穿着日式服装上街是很危险的行为”。

另外，警方还扣留了这位女性的袜子和木底人字拖。理由是“这一看就是日本的，也要收掉”。

8月14日左右，这起事件在微博被大量传播，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当事女Coser也在当天在微博发长文讲述了事件全过程。事件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各方意见也对于爱国主义、穿衣自由、对日本情绪与警察权力进行激烈争论。

有网民支持女Coser，批评警察的行为滥用公权力，有网民评论道：“不懂就问：吃日料回被抓吗？开日本车会被拘留吗？穿西装要判多久？”

但也有很多网民认为该事件在日本二战投降日附近发酵是“别有用心”，并称穿和服是一种“精日”的行为。

《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也在微博上对于这一事件发声，他写道：

我们的社会不应禁止穿和服，而且事实上没有这样的禁规。但有人要穿和服时，我劝他们一定要注意周围环境，防止引起周围人不悦，更要尽量避免自己成为不必要的争议中心。

官方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对网民的言论进行选择性的删帖，例如，前面提到的《北青深一度》的报道不久即被删除。

8月20日，当事人使用的微博账号“是影子不是本人”所有贴文均已删除。

二、留学目的地、紧密联系的经济与改革开放的“蜜月期”

晚清民国时期，一批青年人对于通过留学学习先进知识来救国的热情高涨，而日本，成为了大量有志青年的选择。

包括鲁迅、郭沫若、蒋介石在内的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人物都曾在日本学习，很多法律、政治、军事人才也毕业于日本。

而这批留学生的思想和命运也深刻地受到了当时日本国内氛围和中日关系的影响。一方面，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和渗透激发起留学生群体对于日本的不满，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汹涌的各种思潮，又影响了留学生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

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权。中日的政治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官方的外交层面交流几乎中断。但与很多人的印象相反，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即使在1972年建交前也相当密切。日本长期是这段时间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和主要工业产品和技术来源国。

澳国立大学学者Amy King对于1949年到1971年中日关系的研究指出，除了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以外，中日之间的贸易联系相当密切。中共领导人也对于日本殖民的满洲国的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印象深刻。不仅如此，中共高层对于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感到惊讶。

1961年，毛泽东在与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的会面中说：“有人不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和日本人过去打过仗，现在还这样亲密。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民同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是不同的。”

改革开放后，日本更是成为中国“开放”战略的重要响应者。日本电视台NHK曾制作纪录片《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日本人》还原了那段历史。

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日本对华无偿支援额相当于1993年至2005年期间欧盟国家对华无偿支援承诺额的两倍多。

中国官方与日本的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期”。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成为美国之后海外访问的第二站，他乘坐日本新干线，意有所指的说：“就觉得快，有岁月催人跑的感觉。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中日官方的亲密关系也推动了日本品牌和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松下、东芝、日立、丰田等大量日本品牌进入中国。在文化方面，1980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引进第一部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迅速引起了一股日本动画流行的旋风。

对于当下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南京大屠杀”，长期被中国官方忽略。1949年以后到80年代初以前，中国官方编撰的历史中对南京大屠杀几乎只字不提，学术界也几乎没有研究。甚至，“在社会上，那些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或受害者也不敢讲，不让他们讲。”当时，中国官方强调的是南京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对于反对国民党人士的镇压。

直到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民间各出版社编纂的教科书时，通过了部分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的教科书，引起中方抗议，中国官方才开始推动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

三、”六四”后的民族主义合法性与新世纪的反日游行

民族主义在六四后作为中共应对合法性危机的答案，被重新拾起。90年代后，反西方的情绪也在官方助推下在民间快速增长。

1996年，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民族主义著作大卖，证明了民间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尽管1990年，日本成为G7中第一个打破六四后对中国制裁的国家，但随着钓鱼岛、靖国神社问题冲突升温，中国官方在宣传和教育中一改此前态度，重点提及南京大屠杀与日本的领土争议，助推了民间对于日本的不满。

日本文化的传播也被限制，2000年3月，广电总局颁布了标志着“封杀日本动漫”的《关于加强动画片引进和播放管理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级电视台每套节目每天播出进口动画片在少儿节目中的占比不能超过25%，而进口动画片在动画片播出总量中的比重不能超过40%。

这也是广电总局首次就进口动画片的引进播出作出明确规定，大银幕上的日本动画几乎绝迹。

反日情绪达到高潮的代表性事件是两次反日游行。

2005年，因为日本审定教科书问题和申请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问题，中国各大城市爆发罕见的大规模游行。包括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成都等城市都有几千到数万名民众上街表达抗议，大部分游行活动比较和平，但仍然有暴力行为的发生。

日本媒体记录下了发生在2005年4月上海游行中，游行人群打砸日本车和日料店的画面，即使车主和店主都是中国人。

另一次大规模反日游行发生在2012年，由于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并扣押香港保钓人士，中国各大城市再次爆发规模、持续时间、暴力程度都甚于2005年的游行抗议。

这次游行的标志性悲剧事件发生在西安，一名日系车车主李建利被参加游行的青年蔡洋用U型锁袭击，头骨被打穿，失去了部分行走和语言能力。

最终，蔡洋获刑10年。2021年，当媒体“在人间”回访这两个家庭时，李建利依然需要定期去医院接受康复治疗，生活需要妻子照顾；蔡洋尚未出狱，他的父母离开老家，住在一个漏雨的瓦房中。

这次游行中也出现了一些令官方感到警惕的元素。在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夹杂着对于中国社会激烈矛盾的不满。有人的标语写道：“给我三千城管兵，一定收回钓鱼岛；给我五百贪腐官，保证吃垮小日本”。

在抗议持续两轮，延烧到小城市和县级市之后，中国官方开始抑制抗议活动。9月16日，中国有80个城市爆发抗议游行。但9月22日，在政府的控制下，全国没有再发生大规模游行。

四、习近平时代下的对日情绪：举报狂潮、猎巫行动与幸灾乐祸

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对日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习近平时代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习近平上台初期，中日关系一度紧张，两国领导人互访一度暂停。直到2014年11月，习近平与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两国关系开始缓和，但这次会面极其尴尬，习近平没有像惯例一样在人民大会堂等待，反而是让安倍等待，两人握手时，习近平面无表情、没有说话。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举行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是截止当时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阅兵，也是唯一一次没有在中国十一国庆期间举行的阅兵。

除了中日官方交往行为外，不断增多的猎巫事件和粉红举报狂潮也是习近平时代下对日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

从2014年到现在，发生过多起因为在网络中发表所谓“精日”言论，在生活中身穿日本服装被举报、网络攻击，乃至刑事处罚的事件。

而以微博名为“上帝之鹰_5zn”为代表的猎巫博主搜集、发布“精日”信息，号召粉丝举报、网暴的行动模式也成为了一种常态。

这种揭发“精日”分子的行动也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背书，2018年两会期间，面对记者询问相关问题，曾任驻日大使，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毅回应称：“（‘精日’分子）是中国人的败类。”

而8月10日发生的“苏州和服”事件无疑是把这种猎巫推到了一个新高潮。

同时，在日本发生灾难事件时，网民幸灾乐祸的现象也明显增多。在安倍晋三遇刺身亡时，

网络上“庆祝”的声量达到了最高。

2000年后，日本动漫粉丝群体虽然在电视、电影屏幕上越来越难看到日本动画，但通过互联网的正版、盗版资源形成的“二次元”群体成为一种蓬勃发展的亚文化，各地“漫展”也如火如荼。但从2015年开始，官方和网站开始加强对于日本动漫审查，下架、删减时有发生。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日官方关系总体依然紧张，民间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增无减，但类似2005年和2012 年那样的游行抗议再也没有发生。

对于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端传媒》的一篇文章评论道

‘中国人’的身份，一个不断在王朝更替和民族融合中产生新的内涵的身份，从未如此具有封闭性。这个狭隘身份既然被创造出来，那么穿和服有罪是迟早的事情，更多匪夷所思的冲突也终将基于这个身份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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