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自从有了微信公号以后，关注了一些过去自己常买的杂志公众号。对于喜爱阅读长篇深度报道的野兽来说，《人物》杂志公众号的文章是常读的。它还有一个小号叫：每日人物。今天读到一篇《县城妈妈，“逃离”县城》，感谢这些同仁对于“沉默的大多数”的关注，在这里分享传播一下。

县城妈妈，“逃离”县城

社交媒体制造的“成功妈妈”范本，正在闯入县城妈妈的世界。

当另一种生活突然近在咫尺，县城妈妈们所面对的，是既割裂，又千丝万缕的两个世界。她们既看到了培养出一个“精英牛娃”的诱惑与焦虑，也看到了自己所遭遇的话语权、婚姻、母职焦虑等困境。

当焦虑和诱惑开始下沉，一些县城妈妈，开始渴望“逃离”。她们的共同画像，是年龄都在30岁左右，是社交媒体的深度用户，都关注育儿、女性等话题。而她们的“逃离”，往往也跟育儿有关。比如，有位县城妈妈，寄希望于在县城开一家高端母婴店，来逃离县城生活方式，结果因为当地人买不起，最后濒临倒闭；还有位妈妈，遭遇了失败的婚姻，在刷了一堆谷爱凌的短视频之后，定下目标，要“向谷爱凌看齐”，把逃离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这是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群体。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284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约2.5亿人常住在县城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县城妈妈。她们多数在县城出生，又在县城实现多个社会角色的转换，完成家庭、生育直至所有的人生。

而当脚下县城的土壤，生长出远方的城市镜像，卡在母亲、妻子和县城女人三重身份之间的县城妈妈们，正试图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

文 | 钟艺璇

编辑 | 易方兴

运营 | 月弥

镜像与现实

镜子，出现在了县城妈妈王小铃的生活里。镜子里是谷爱凌，镜子外是36岁的她。她在河南新乡原阳县生活，离了婚，正独自抚养一个读大班的5岁女儿。

因为“想向谷爱凌看齐”的言论，在社交平台上，她甚至遭遇了一场“网络暴力”。今年2月中旬，她发了这条视频之后，热度是过去的十倍。在那之前，她一直在网络上分享单亲母女的县城生活。几百条评论涌来，有人说她做白日梦，还有人说，“没有谷爱凌的命，得了谷爱凌的病”，更有人拿出谷爱凌的三代，证明她是痴心妄想，“首先你得是斯坦福的博士，外公外婆也得是国家级科学家、数学家……”

但王小铃总记得自己第一次刷到谷爱凌短视频的感受。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谷爱凌优秀，而是“她的妈妈一定很厉害”。她努力想了一下措辞——那是一个成功的单身母亲，一种精英的感觉。

而她自己也是单亲妈妈，也有一个女儿。短视频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新的可能，“虽然起点不一样，天赋不一样，家庭背景不一样，但我还是想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起点”。

然而，这面镜子的背面，是一个县城妈妈深陷其中的生活。王小铃和丈夫在3年前离婚，与许多县城女性遇见的问题相似——她远嫁到其它县城，遇到一周回一趟家的丈夫，以及没好脸色的婆婆，没有社交圈，生活里总是退让。

在这段婚姻里，她没收到彩礼，还要为没写她名字的房子和车子还贷。结婚前夜，丈夫跑去和朋友喝酒，酩酊大醉；怀孕产检，她挺着肚子，独自去收费台付钱、跑检查项目。她从未见过丈夫的工资卡，连对方的手机都打不开。明明两个人坐在彼此面前，在一间屋子，甚至躺在一张床上，“却比陌生人都要远”。

有一次，她因为将上衣与裤子晾到了一块，又被身后的婆婆吼了一顿。那天，她也挨了领导的骂，终于忍不住，与婆婆大吵了一架。隔天，丈夫来了一个电话：“离婚吧，一周之内搬走。”

王小铃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

与面对失败婚姻的王小铃不同，竖立在另一个县城妈妈陈芳鹿面前的，是另一面镜子。

对31岁的陈芳鹿来说，这面镜子所映照出的，是社交媒体里大城市的精英式生活方式，还有那里的妈妈们所培养出的“精英牛娃”。

她住在河北张家口涿鹿县，家境不错，有一儿一女。由于离北京近，她所选择的一切，都与北京对标。怀二胎的时候，为了给孩子“好的东西”，她开了一小时高速，去张家口市区母婴店，开了张3万元的会员卡。她极少在县城消费，几乎都网购，有一天她惊奇地发现县里又新开了家甜品店，朋友却告诉她，已经有小半年时间了。就连点痣这样的小事，都要去北京，“我在北京安贞医院点的痣，花了240块”。

践行这样生活方式的极致，体现在她加盟了一家高端母婴店上，她渴望通过复制城市的生活方式获得成功。但是，店里纸尿裤要卖158元一包，面对这样的高消费，县城人来了又去，问清价格转头就走。不得已，价格一降再降，从158元一包降到了99元一包，几乎没有利润。

“有顾客问我，这个价格在网上都可以买3包了，我说能一样吗，一包纸尿裤，她们恨不得里头有100片”——从交谈里，你总能感受到她对于县城的一种排斥。

回头客的周期也格外长。最近来陈芳鹿店里的一位妈妈，上一次到店里还是6月，一包纸尿裤用了3个月。因为，这个妈妈只有晚上才舍得给孩子穿纸尿裤，至于白天，“就晾着”。

作为社交媒体的重度用户，镜中的世界，原本让她觉得，“现在年轻的宝妈，要求也会高一点”，所以才开了这家母婴店。但另一面的现实是，就连她母亲都反对她，“一盒奶粉400元，孩子一个月得喝2、3罐，在县城打工一个月不过3000块，谁会花1000多块给孩子买奶粉？”

像陈芳鹿和王小铃这样，尽管她们面对的现实不同，但无论是婚姻还是创业的失败，这些县城女性最后都要回归到同一个身份上——县城妈妈。

这是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群体。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284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约2.5亿人常住在县城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县城妈妈们。她们多数在县城出生，又在县城实现多个社会角色的转换，完成家庭、生育，直至所有的人生。

孩子是唯一目标

在遭遇失败之后，人们有时候会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对于县城妈妈来说，在事业、婚姻等为数不多的选项中，孩子几乎是唯一可寄托的目标。

成为单亲妈妈之后，王小铃决定“逃离”县城。曾经生活的县城看不到高楼大厦，看不到人挤人，一天下来，甚至连公交车都少见。她不想再回到那个“自行车20分钟可以绕遍”的地方。

“压根就不想在县城待，县城把你磨得光光的。”她说。

她采用的方式，是试图让女儿的生活与县城脱离。比如，她从不给女儿讲述县城，更多会讲国外的故事。尽管她从未出过河南，但她和女儿会躺在床上，刷着关于埃及金字塔、意大利古建筑的短视频。她提起“埃及金字塔”的频率很高，据她所说，小时候，她第一次在课本上看到这个尖尖的三角体，就一眼被迷住了，后来给女儿看了小红书上的游客照，“她也很着魔”。

为了培养女儿，按照社交媒体上学来的育儿方式，她的女儿同时学七种课外项目——魔方、桌游、画画、手工、轮滑、羽毛球、游泳。

只不过，她没钱，只能自己学，等学会了再亲自教给女儿。比如魔方，她喜欢刷B站，在平台上搜了六阶魔方的教程，每天花半小时背诵公式，再练习半小时，一个月下来，她已经能把魔方在一分钟之内还原。

“鸡娃先鸡自己。”孩子听不懂魔方公式，她就用白话解释，“实在听不懂，再画张图”。

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陪读是县城妈妈唯一的教育出路。另一位县城母亲张瑶瑶，她今年32岁，来自江西抚州宜黄县，有一儿一女，这是她的寄托。但读小学的儿子却学不好英语。她没有逃过大数据的监控，接收到社交媒体上的精准广告之后，她给孩子充了几百元的英语网课——这已经是她的全力，过去母亲和孩子三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超过3000元。

但儿子却从来不听，拿到手机第一反应是玩游戏。张瑶瑶把游戏锁了，儿子又打开微信小程序玩游戏，直到她锁住了微信，把儿子揪到座椅前，一个一个单词教，一晚上过去，儿子还是记不住，“我自己都背下来了”。

相比之下，家境相对富裕的河北的县城妈妈陈芳鹿，也没能在这样的焦虑中幸免。她的做法就更为“极端”，她几乎无时不刻都在用行动“逃离县城”。

她的两个孩子从出生开始，每回身体不舒服，她都要跑到北京去，就算只是感冒，也会选择儿研所，“不能耽误了孩子”。她的小儿子经常过敏，陈芳鹿就在小红书上搜到了一个北京的知名儿科大夫开的私立诊所，“说是好多明星的孩子都去那儿”，诊所里最普通的一个保健号都要500元，她并不介意，带着儿子一趟一趟开车去100公里外的北京，后来养成习惯，小儿子所有的疫苗、体检都在这里完成。

大女儿不到1岁时，她对标“外面的世界”，特意离开县城，去附近张家口市里报了个总价快3万的早教班，折合下来，一节课200多元。早上8点不到，夫妻俩抱上孩子，开车上高速，一个多小时抵达市区，孩子在车上已经快睡着了。

等到45分钟的早教课过去，一家人又得等着下午的课程。“上完课总得在市里吃饭吧，吃饭后到商场里你不得逛一圈，基本一次消费加上高速费、油费，去一次就得花1000多块钱。”

待到小儿子出生，高额的成本，让她暂时断了去市里上课的心思。最后，她给儿子在家附近报了一个县城早教中心，6000块钱，80节。

然而，一个县城妈妈有多么渴望大城市的“精英式育儿”，就会对县城产生多么大的排斥。这一点在陈芳鹿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她感受到一种落差，县城早教班，“和市里完全不能比”。市里的早教中心纯英文教学，有各种专业课，而县城的早教中心“就像个托儿所”。

最终，观念的冲突在一次亲子活动中达到了顶峰。

那一次，县城早教中心组织端午节包粽子活动，她给儿子穿搭了一下，背个小包，再塞个水壶和一些小零食。结果母子俩一进早教中心，“就好像你穿了个礼服，去参加了一个睡衣派对”。

她感到苦闷。对县城来说，她越来越像一个外人了。

逃离的根源

对王小铃自己来说，关于县城的回忆，几乎都是灰暗、晦涩的。

2019年，丈夫提出离婚，并将这一切推到了她的头上。在她所在县城里，这被解释为是一个女人“活该”。在电话里，丈夫指责她：“如果你能挣钱，如果你会来事，你会处理婆媳关系，我们就不会离婚。”

他要求王小铃带着孩子净身出户。

搬走的那天，王小铃看着自己买的家具、餐桌和锅碗瓢盆，“都带不走”，最后拎着几包衣服沉默离去。她所在的县城，不流行起诉，妥协往往是常态。她甚至承认，“说实话，我那时候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就是不想离婚，还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先搬走。”

搬走后，她从别人口中得知，丈夫在郑州认识了一个“更能挣钱”的女人，当时王小铃一个月才挣3500元，没有了遮盖真相的那层窗户纸，他们的婚姻也真正走到了尽头。

她和孩子在那座县城又生活了3年，她们搬进了一个10平方米的出租房，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起初饭都得蹲着吃。房间太小，卫生间直对着床，下水道反臭的气味始终萦绕在记忆里。

她尝试过开童装店，但“在县城里没有熟人，没有老客户”，几个月，店铺倒闭了，留下了一堆存货和7万外债。即便是她有本科学历，过了英语六级和日语二级，但每一家公司都告诉她，不让她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有回加班，女儿一个人在家，她透过监控看到“孩子哭得不行”，哭着哭着直接昏睡过去。

正常的工作也没法干，“后来我只能去做自由职业，去大街上跑业务”。王小铃给人卖零食，在路边发传单，也挨家挨户推销过驾校，挨骂变成常有的事，跑三四条街，能看到一个好脸色都算幸运。

最窘迫的时候，她同时欠了5、6个借贷平台的钱。每个月有1/4的时间在拆东墙补西墙，在一个该交房租的日子，她又被“宝妈刷单”的骗局骗了1000多元钱，身无分文，信用透支，走在路上，人都在摇晃，她说那是自己最崩溃的一刻，“一辈子也忘不掉”。

县城的回忆对她来说，就是这些窘迫生活的堆叠。

好在，女儿陪着她。到了周末，她带着女儿一起去发驾校名片，女儿比她更大胆，张口就问，“阿姨考驾照吗？”晚上，她们一起摆摊，卖之前童装店的存货，也卖自制的酸梅汤，孩子主动要推车，边走边叫卖。

但由于逃离了痛苦的婚姻，她反而感觉到一种自由。她甚至觉得，只要摆脱县城，就是摆脱了过去。

同样希望摆脱过去的还有河北的陈芳鹿。

陈芳鹿有三个遗憾，分别是她错过了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和一次去德国留学的机会，高考的失败、犹豫的性格、大学的爱情，让她最终又回到了县城。开下这个母婴店，也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自己”——这种证明贯穿于她的记忆。从小她就明白，自己得练钢琴，练得好，妈妈就高兴。别人的暑假上蹿下跳，她只能在窗户底下没日没夜练琴。

她至今还留着小学时给妈妈写的一封信，“妈妈，我没考好，下次一定改”。31岁了，她再次拿起这封信，双手还在微微发抖，那是一种无法面对父母失望的害怕。

与这两位已经有“逃离行动”的县城妈妈不同，江西的张瑶瑶，则或许能揭示另一群“虽有逃离之心、但已无逃离之力”的县城妈妈的困境。

她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山村，母亲早逝，父亲几年后再娶，后妈又生下了两个女孩，张瑶瑶成为了全家最多余的那一个。小时候，她去乡里上小学，父亲一周给她10元生活费，来回路费就要6元，剩下的钱只够2顿饭。她不敢张口要，后妈冷漠，父亲嗜赌，好不容易见到一回，看她的眼神从来都是不耐烦，“怎么又回来要钱了”。

15周岁，父亲让她不要再读书。她去了福州投奔姑姑，伪造年龄当过服务员，在鞋厂、化妆品厂工作。20岁，她在工厂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她一度觉得，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了过去缺失的“爱”。

现在想来，丈夫娶她只是为了“找个老婆”。

张瑶瑶总是喜欢提起“如果”。她说：“如果我能意识到，这场婚姻的一开始就是不尊重，我会直接把肚里的孩子引产；如果我的妈妈还在，20岁的年纪也许我还在上学；如果我懂一点人情世故，我就知道这个男人根本不可靠。”

但没有如果。婚礼那天，因为筹备婚礼花了3万块钱，丈夫的脸色就没有好过。在婚车从福建开往江西的路上，丈夫发现忘拿了娘家酒席上的几条烟，当着婆家人的面，又对她破口大骂，“娶你真花钱”。

而这只是个开始。

婚后，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她，不得已用更多的妥协换取安全感，“孩子我一个人带，家务我做，活也照干”。她的重心开始围绕着丈夫和两个儿女——种竹荪、卖柑橘，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在烈日下晒谷子。

隐忍和退让总在发生。有一回玩耍时，大伯的孩子用镰刀砍伤了她的女儿，在头上砍出一条5厘米长、3厘米深的伤口。女儿在她的怀里哭到抽搐，婆婆只是嘟囔了一句，“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转头就带着大伯哥的孩子离开。

她只是沉默，抱着孩子上药。

“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张瑶瑶又一次提起了如果，“如果再来一次，我会和他们拼命。”

再后来，孩子长大，为了陪他们上学，张瑶瑶又成了县城全职妈妈。10年的时间里，因为生活不顺，丈夫变得更加冷漠、敏感，两人争吵时，丈夫说，“如果不是你们三个，我现在一定不会这么倒霉”。

而张瑶瑶，就同时困在母亲、妻子、县城女人这三重身份中。

不是逃离的逃离

河南的王小铃，决定带着女儿逃离县城。

3月初，她带着孩子去了郑州，前夫承诺给她每个月1500块抚养费。此前，她已经在县里找了一个大码女装网络客服的工作，县城的老板答应她，只要业绩达标，这份工作她可以带去市里。

但城市的生活并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前夫就住在距离她们骑车十几分钟的地方，偶尔会过来看孩子，却绝口不提抚养费的事。女儿上学的事也遥遥无期，按照郑州当时的政策，王小铃既没有当地的房子，也没交过社保，孩子无法在郑州入学。

那段时间女儿本应该读大班，王小铃只能在郑州打听了一个幼小衔接班让她过渡。它偷偷藏在老式居民楼里，一个月700元。没有操场，没有活动室，教室只有一个客厅那么大，全是课桌，挤满了30来个孩子。他们和王小铃的女儿一样，都是外地孩子。

这样的落差让她无法接受，“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找前夫要钱，成了王小铃在郑州最重要的事。但前夫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王小铃当面要，或是发微信，每次只能得到一句话，“再等等”。

王小铃在对抗他的前夫，而对河北的陈芳鹿来说，她要反抗的，则是县城传统家庭里，难以动摇的观念。

陈芳鹿总结自己的人生就是缺少了规划和底气，所以她早早为两个孩子想好了出路。“我计划给孩子送到天津，再不济也要到张家口市里去。”她准备着，给孩子在天津买一套学区房。

这遭到了公公的强烈反对，“在哪儿念不是念，去了天津念书，又能考上个什么”。公公一家在县城里做工程出身，陈芳鹿的丈夫当时没有考上大学，选择子承父业，照样过得不错。

但这在陈芳鹿看来，公公根本不替孩子的未来考虑，“他觉得我们这样就够了”。

她的消费观念也在家里处处碰壁，女儿走路有些内八，她带着孩子去了北京一家有名的足踝诊所，花2600元买了一块矫正足外翻的定制鞋垫，又去商场买了一双名牌鞋。

当天，公公也跟着去了北京，在诊所、商场替孩子付了钱，后来陈芳鹿才知道，公公向丈夫私下抱怨，“你孩子是啥孩子啊，非得去北京买东西去”。

两个世界的冲突，在她怀二胎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当时，她和老公有了去廊坊创业开火锅店的念头，还没下定决心，公公直接冲到了她的娘家，指着陈芳鹿的母亲说：“这些年，我儿子就听你这个女儿的，这个家就是你女儿说了算！”争吵之下，当时差点报警。

相比之下，江西的张瑶瑶的两个孩子还年幼，她也没有经济来源，无法做到直接离去，甚至失去了争辩的勇气。

她只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寻找生活的解药。她关注了许多博主，一半是健身，一半是经典名著讲解。有一回，她刷到一条短视频，里面说，“婚姻我替你们试过了，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选错了，往后余生每一步都是错，你会尝尽人间苦楚，取舍两难”。

她觉得这句话仿佛在映照她的命运，“一步错，步步错”。在过去的10年里，她多次试图挣脱，但这种挣扎就像在漩涡里，让她越陷越深。

而哪怕“外面的世界”下沉到县城里，但这份下沉的红利，她也没享受到。她做过淘宝电商，想卖竹荪，结果软件都不会装，货也卖不动。还有一次，县里组织电商培训，7天的培训，她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结果那场培训只是一场秀。她看到其他宝妈在朋友圈卖书包、短袖和内衣，她又动心了，对方宣称一单给3-5元提成，结果那些文案她复制了一年，一单都没有卖出去。直到最后，曾经的同学说要带她赚钱，把她拉进一个宝妈群，卖美容产品，进了群她才知道，那是传销。

她今年已经32岁，初中没毕业，至今没有坐过动车、地铁，就连坐长途车，她也害怕。某种程度上，她已经与社会脱节。

平复这些苦闷的方式，往往是打开一段30秒的短视频——视频能刷到她向往的生活。

确实也有看起来“逃离成功”的案例。

30出头的高婷来自山东潍坊的一个县城，她选择的方式，是让6岁的女儿成为童模。去年，因为手机内存不足，她把女儿的照片传到了社交平台上，“意外小爆了一下”。后来源源不断有人联系她拍摄，女儿第一次走出县城，也第一次坐了地铁、动车和飞机。

身处县城的她有一个私心，她想让女儿变得像大城市的孩子那样，更从容、更大胆——就像她给女儿取的小名“大胆儿”。用高婷的话来说，自己小时候畏畏缩缩，不敢表达，她希望女儿一定要大胆、勇敢。女儿也定下了一个大胆的志愿：将来一定要考上北京大学。

但这样的“成功逃离”，背后也有相应的代价。

学校里，女儿遭遇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山东的县城，女儿一年级刚开学10天，班级就要求抽查《桃花源记》，尽管这是一篇初中文言文课文。几乎是每天背诵，女儿终于把它磕磕绊绊背了下来，“但意思是一句都不懂”。

而为了让女儿“多见世面”，她还先后给女儿报了早教、体能、英语、美术、游泳和童模班。但现在，一个令她头疼的问题是，县里培训班的外教老师离职了，仅剩下一个口音较重的本地老师。

她果断给女儿停了课，“千万别把口音带跑偏了”。

逃离之后

在这个从下沉市场中争夺流量的时代，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让县城妈妈们看到大数据展现出来的“外面的世界”，对她们来说真的好吗？与此同时，社交媒体里呈现出的片面的世界，又能不能当做理想生活的范本？

对受谷爱凌教育启发的王小铃来说，她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

似乎从县城逃到城市，日子也并没有好转多少。今年6月底，女儿马上要面临升学，结果前夫再也没有出现，也不再回复微信。郑州的花销就像流水一样，母女俩租房、吃喝，每个月得花去接近5000元。她突然醒悟，要不到抚养费，“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她只能被迫离开了郑州。

现在她回到了娘家所在的地方，搬进了一个新的出租屋。四室一厅一卫，还附带一个200平方米的闲置阳台，租金2000元。她在阳台种了韭菜、青菜、生菜、黄瓜、豆角、大蒜等十几种蔬菜，之后还准备买个笼子，养几只土鸡。

某种意义上，如今有一个“她”生活在社交媒体中——她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朋友，生活圈子也与网络世界相关，清晨她会在阳台上，围着菜园子慢跑，女儿则会在客厅里逗猫。她习惯于把每天的生活制作成vlog，发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很多人说她洒脱，还有人羡慕她的生活。

但只有现实中的她知道，一些伤痛无法隐去。“其实我最大的愿望不是事业好，而是婚姻美满”，这也成为她最大的遗憾。她的视频事无巨细，却刻意隐瞒了一件事，“说出来一定会被骂死”——在离婚后，丈夫依旧向她伸手借钱，她没有存款，用网贷借给了他。

至于镜子里那个关于谷爱凌的梦，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与王小铃一样，陈芳鹿在自己所在的河北张家口涿鹿县，也几乎找不到什么朋友。她的朋友也是，几乎都在社交媒体上认识，她们一起，在网上分享育儿、家庭以及属于女人的未来。

自然，她也在上面分享自己开母婴店的经历。短短一年过去，她的母婴店，就亏损了接近60万。

“外面的世界”，同样也困住了张瑶瑶和她的孩子。

“如果”，张瑶瑶最后提起了一次如果，“如果我自己够聪明，我的婚姻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她不敢离婚，因为她看到，短视频上的悲惨女人离婚后，往往净身出户。对此张瑶瑶并没有咨询律师，她只是用生活经验下了一个判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大数据总会让人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等孩子再大一些，她知道自己会更无力。比如，现在的她，应付儿子的数学题已经非常困难，而与此同时，她还要应付其他的同龄人妈妈。前几天，过去的邻居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这位邻居比张瑶瑶小一岁，崇尚“精英式育儿”，邻居会跟她炫耀，说“又报了两个补习班，周末儿子要学游泳和美术，家里还买了一个架子鼓”之类。这些时候，张瑶瑶只能用沉默回应。

以至于每次接到邻居的电话，她第一反应是盖上手机，“她真的让我压力很大，真的”。

33岁的她总觉得，作为县城妈妈，自己早已过了那个重启键。看了太多“独立女人”的视频，她迫切想在社交平台上找到突破的答案，但她怎么也找不到——能在短视频里找到的答案，能叫答案吗？

问题还没解决，但新的担心的事又出现了。她的女儿胆小懦弱，在外不敢表达，有一回张瑶瑶去幼儿园接孩子，看到她在哭，问了她许久，孩子在外就是不吭声。回了家，女儿才告诉她，老师今天发棒棒糖漏了她的。张瑶瑶很无奈，问女儿为什么不举手？

“我不敢。”女儿说。

那一瞬间，她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小铃、陈芳鹿、张瑶瑶、高婷为化名）

“失败者”挤满县城自习室

原创 每人作者 每日人物 2022-09-08 09:53 发表于北京

平乡，河北邢台的一个城区人口只有4万的小县城，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竟然开出了11家自习室。在整个邢台，这个GDP都靠后的县城，却成为自习室最卷的县之一，甚至有家长专门来到当地自习室，为孩子包下一个座位。

在县城，开一家自习室的门槛很低。一位自习室老板说，很多人来了她的自习室，回去自己也当起了自习室老板。这样的例子至少能讲出四个。通常，一个月时间，就能开起来一家自习室。其中有一家，甚至没有房租，那人直接将家里的地面车库改造成了自习室。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里，有老板还买来各种零食，“甚至瑞幸咖啡”，免费送给客户们喝。

在县城自习室激烈的竞争背后，映射出小镇青年们对“上自习”的旺盛需求。县城自习室为何能火？县城自习室的用户群体，是怎样的一群年轻人？现在的县城，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每日人物来到了平乡县，泡进了县城自习室之中。

四天时间里，我们观察这群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家庭、学历、过往，试图理解他们面临的困境和选择。

文 | 饶桐语

编辑 | 易方兴

运营 | 栗子

小镇失败者

在县城自习室里学习，首先是一件沉重的事。

这种沉重，很大程度体现在，来这里学习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定义成“失败者”。

9月5日，星期一，早晨9点，在河北邢台平乡县的“享学”自习室里，一群面色凝重、埋头苦学的年轻人已早早坐进了自习室里。这是平乡县开的第二家自习室，也是最火的一家，这里经常一座难求。

这群年轻人有一些共同画像：大部分是女生，学历大都在二本及以下，其中不少是民办大学。想改变这样的命运底色的愿望，是她们来到自习室的关键驱动力。

1999年出生的周忍冬，是这家县城自习室里少有的男生。他习惯坐二楼中间，在这里自习了快半年了。自从进了河北当地一所二本大学后，他的人生就不断地失败——考研失败，考公失败，考三支一扶（指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需考试）也失败。放在往年，他130多分的成绩足以上岸，但在今年，这个分数刚够进面试。放榜那天，全家都出动了。爸妈和弟弟，陪他一起，从县城赶去市里参加面试。

结果张贴出来，他差了0.5分。

家人们先是沉默，然后安慰他：“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来”，是熟悉的对失败者的安慰。这些失败总会有一个同样失败的开场——大学里，他选了生物专业，那年期末，当专业成绩前10%的学生全部转系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进了个“天坑专业”。他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选择。

1999年的女生徐一荷，是这家自习室的第一个客户。她的经历和周忍冬类似。高考结束，她也上了河北的一所二本。那时候的她充满动力，每天早上5点，她都会起床读英语，用很大、很夸张的语音语调，有时还会穿上正装，在讲台上领读。直到有一回，她去参加一个就业论坛，才知道自己的学校有多差。就业的时候，隔壁的石家庄铁道大学，都是国企来招聘；而来他们学校的企业，连简历都懒得看，“是个大学生就行”。

那天，徐一荷坐在学校的长椅上大哭。她痛恨自己的二本学历。河北是高考大省，念书的时候，她并没有松懈过，唯一一次被学校送回家检讨，是因为她在深夜里，打着手电筒写英语作业，但她还是成了高考的失败者。

陈朝朝比徐一荷小一岁，她喜欢坐在自习室三楼靠窗的位子。她的失败经历，也跟考试有关。高中时，父母把她送到了隔壁南宫县念书，因为“那里前几年出过一个清华北大”。高一的时候，她听不懂课。而她的同桌，每天看小说，成绩还能前十，她感觉到巨大的挫败感，她想辍学。

爸妈被教导主任叫来，恐吓她，“你不学，就回村里进厂”。陈朝朝哭着回答，“进厂就进厂”。见说不动，爸妈谎称要回车上拿东西，直接离开了，把她一个人留在学校里。

当一群失败者聚集在自习室里，压抑感就出现了。“享学”自习室的老板白林莎说，在他这里上自习的年轻人，都是平乡本地人，并且大都经历了考研失败，于是只能回到老家，继续二战，或是考公考编。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背水一战的底色。

就连白林莎自己，也是奋战在考试大军里的一员。她今年25岁，连续考研两次，都失败了。她决定回到家乡考公，又失败了。

正是在这样的“屡败屡战”中，县城的年轻人感受到一种不便。

平乡县没有类似图书馆这样的公共空间，“聚在一起学习”，在县城曾是一件很难被想象的事。一名上自习的男生讲述自己曾经“找地方学习”的经历，有一次，他只在某个办公楼里，找到了一个会议室，屋子中间摆了一个会议桌。他就在那里看书，一天下来，腰疼得不行。

某种程度上，这些新出现的自习室，共同承担了图书馆的功能。而白林莎，更是决定自己开一间自习室，边创业边复习考试。

渴望逃离

身处县城之中，年轻人对自习室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公共空间的稀缺上。

在小县城里，时间有着约定俗成的秩序——毕业、工作、买房、结婚、生子。而这些“失败者”们，常常在第一环，就已经脱轨。县城对这样“脱轨”的容忍度常常很低。很多时候，亲友们的“关心”，更像是一种拷问。

周忍冬全力考公的一年时间里，有同学结婚，也有发小生娃，但是他的身份，依旧是“应届生”。过年的时候，他回到村子，十几个爷爷辈的人会坐在村口的大树下，逮到他问：“你不工作，在家干什么？”哪怕他回答“在考试”，对方也会质疑——

“学历那么高有什么用，隔壁只念初中的小孩，现在已经开上60万的车了。”

县城青年们遇到的问题是相似的。无一例外，都和家庭的目光绑定在一起。

在这个自习室里，徐一荷算家境比较好的那一个。她妈妈是医生，爷爷是大学生，姑姑更是当地少见的研究生，他们都希望徐一荷考出县城。小的时候，姑姑的范本故事一遍遍被讲起：姑姑在不开暖气的房间里独自学习，如果不认真，会被奶奶用针扎手。每到家宴，姨夫会当着所有小孩的面说：“一荷学习好，就让一荷点菜。”弟弟高考之前，学校让弟弟五点钟起来背书，妈妈也会跟着起床，只有当听到弟弟的读书声响起来，妈妈才回去继续睡觉。

在整个家族一次又一次的强化里，徐一荷知道，自己必须要走出县城，这是她的使命。只读一个二本本科，显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大学期间，她不断地考证——四六级、教师资格证、计算机证书……而妈妈知道各种考试的时间点，会在各个节点提醒她。

徐一荷想了各种办法从这样的目光中逃离。

但在小县城里，这并不容易实现。她先是自己搬了出来，租房子住，姑姑喊她参加家宴，她以距离太远为理由拒绝，哪怕爷爷奶奶难得来一次。她又尽可能地减少吃饭的时间，借此远离朋友们。去年10月，正是考研的要紧关头，她突然想吃县城东边的一家土豆粉，到了之后，有朋友正好发来短信，问她“在哪里吃饭”。徐一荷直接把手机熄屏，假装没有看见信息，匆匆吃完，然后仓惶逃离。

甚至，陌生人的声音也需要被屏蔽。有段时间，听到周围人的笑声，她也会嫉妒：“凭什么他们那么开心，那么无忧无虑？为什么只有我在受苦？”

直到她逃进县城自习室。

在这里，不会有来自亲戚的轰炸式关心，也不会让她觉得，自己是那么孤单又可怜的一个人。徐一荷把自己比作一滴水珠——在外面，所有人的眼睛好像都盯着她，只有在自习室里，她才能够像汇入河流一样，真正地消失、隐身。

也正是这样的需求，使得自习室迅速在平乡县流行起来。去年8月，平乡开起了第一家自习室，到今年，这个城区只有4万人的小县城，却生长出11家自习室，加起来一共有接近500个座位——寒暑假的旺季，这些座位几乎可以坐满。这不是个例，在平乡县周边的巨鹿县、广宗县等，都有类似的自习室出现。

这些开在县城里的自习室，第一个特点就是足够大。比如，自习室老板白林莎，她用2万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了三层楼，足有260平，能容纳65个座位。

白林莎的自习室，走的是宽敞、明亮的风格。主色调是轻松的绿色，灯是绿的，日历是绿的，窗子外还有三棵法国梧桐。这与大城市里很多逼仄的小隔间自习室不同，那种很像《请回答1988》里的不睡觉自习室，每个人被隔在小小的方格，又隐藏在黑暗中。

但白林莎总觉得，那种风格太不适合县城了，“我们需要看清身边人的脸”。

县城自习室的氛围不能再给人压力了——聚在这里的年轻人们，面对着失败和人际关系，更想拥有一个充满“希望感”的公共空间。后来，这个想法也被平乡市场的选择所验证，白林莎说，色调偏暗的自习室，都已经倒闭了。

冷漠而孤立的精英感也是没有的。对比之下，一家开在省会城市的自习室老板昆山说，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宿管”，除了去开门和关门，他几乎不会待在自习室。客户人来人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反问：“建立情感联系有什么用？”

但白林莎不这样想。她几乎认识在自习室的每一个人，也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花在了自习室。她曾经撮合了自习室的一对情侣，女孩是她的初中同学。她还给第一个客户拍了一张在自习室学习的照片，做成了一幅油画送给她。照片里，窗户边的一道余晖洒了下来。

对这些人来说，县城自习室，让他们想逃离的时候，有地方可去。

县城主流世界

身处平乡县，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习室与县城，简直是两个世界。

晚上九点，平乡自习室的氛围是紧绷的——读书灯还亮着，人们表情严肃。偶尔有人进出，也是步履匆忙。一个穿着宽大衬衫的女孩，路过我的身边，带起一阵风。

但实际上，这个时间，可能是平乡县最松弛的时间。这个点儿，县城里的大多数青年，出现在“文化一条街”的网红店里，也出现在开满小吃店的贸易街上。年轻人聚在这里，打台球、唱K，或者只是闲逛和穿梭。

短视频、种草社区，拉近了县城与大城市的距离——起码从生活方式来说是这样。无论是网红店还是自习室，作为新卷入县城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硬币的两面。

18岁的小迪和芝芝，她们知道县城里开起来很多自习室，但从来没有去过。她们最爱去的地方是“文化一条街”，这条街原来被试图打造成建材市场，这两年，房产行业不景气，这里成了网红店的聚集地。

印刻着“平乡，你好”的衣服店在这里开起来了，ins风格的装潢，填补了小迪和芝芝生活的空白。只要有新店开，她们都会去打卡拍照。如今，县里最火的是一家衣服店，聚集了周边几个县的潮人，“里面的女孩子又高又会打扮，可好看了”。

能撸猫的猫咖，也在县城开起来了。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在这里撸一天猫，不限时间。16岁的中专生方雨，还没毕业，最愿意在这里消磨时光，拍照之后，她把微信头像换成和猫猫的合照。她在市里的一所职高学造型设计，因此很会化妆，假睫毛忽闪忽闪。

某种意义上，相比于自习室里的年轻人们，小迪和方雨，才是最具有普遍性的平乡青年——她们在县城里上完小学和初中，考不上县里唯一的高中平乡一中，只能去读职高，毕业之后回到平乡。

回了平乡，通常象征着人生选择的丧失，她们中的大部分，都会进入平乡引以为豪的自行车产业中。平乡人这样总结：“自行车和童车，养活了大半个平乡。”

这句话并不算夸张，作为有名的自行车和童车之乡，县中心11公里之外的河古庙镇，出产了全中国三分之一的自行车，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着和自行车相关的生意。平乡的年轻人，多数会在职高毕业之后，进入自行车和童车生产的流水线，方雨说，在她的学校，哪怕是学护理专业的，毕业实习也是去厂里做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会被学校收走一半。

后来，不喜欢流水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职业路径就变成了做客服——当然，还是在网店里卖自行车。

小迪就是其中一员。她读职高时学的是UI设计，但毕业之后，设计的相关工作是在平乡找不到的，“除非去打印店帮忙按打印机，那还不如去当主播和客服”，小迪这样想，她每个月到手有2900元的工资，已经很不错了，要学会的只是，对着直播间里的大叔们喊：“不用也可以下单，就当支持一下美女了。”而她的朋友芝芝，学历高一点，是大专，打算毕业之后进自行车厂和童车厂，做会计。

如果实在不愿意进厂和做客服，那就回来开店吧。学造型设计的方雨，就打算开一家婚纱店，成为平乡街道上诸多网红店中的一家——这些都折射着县城就业渠道的狭窄。

但在这些店铺之外，平乡正在枯竭。比如公共交通，两年前，这里还有公交车，但现在，两家公交车公司都倒闭了，平乡人出行，主要靠电动车。就连打车的人也很少，全县60辆出租车，在跑的不足30辆，出租车公司不得不提高价格——晚上起步价高达15元，可以对标一线城市。

平乡引以为傲的自行车产业，在这几年，也开始凋零了。那个考公失败的年轻男孩周忍冬，家里是平乡县河古庙镇人，他的父母做了20多年自行车零配件生意。这的确给他们家带来过财富，小的时候，他家连书包都买不起，每天背着奶奶做的旧书包去上学。后来，自行车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家里在平乡县城里买下了一套130平米的房子。

在平乡，和自行车沾边儿，一度是富裕的象征，各处的印记都在显示这一点。从国道进入平乡县城的大道上，亮着的路灯被设计成了自行车形状，铺天盖地的城市标语写着，“自行车名城，新文旅之乡”；芝芝和小迪指着路上出现的豪车，说，那一定是家里有自行车厂的；拉不到客的出租车司机，则会不失艳羡地告诉我，进自行车厂打工，每个月都能赚上6000块，怎么也比开出租车好。

只是，疫情冲刷下，小镇不复往日荣光。以前，周忍冬的父母在每个季度都出一次河古庙镇，去参加全国各地各种自行车博览会、展览会，从那些展厅拉回订单，回家之后，再从早晨六点忙到晚上十二点。那些进流水线的自行车工人，“每个月都能赚到上万块”。但现在，订单正在消失，周忍冬不再需要在假期回家帮忙发货、干活。县城里，三条开满自行车店的主街区，多数时候空无一人。

他没有退路了。如果家里生意好些，他起码还可以回家接手自行车店。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是比谁能撑得更久——他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家里的自行车厂大一些，还能撑一阵子，这些人没考上，就回家做生意了。

但他不行。

另一个泥沼

有的时候，老板白林莎会觉得，自己的自习室里，盘踞着小县城最想走出去的那一批人，他们不想选择一种与自行车绑定的人生。

坐在三楼自习室的00年女孩陈朝朝，这样的想法尤其坚定。她是河北一所一本大学的毕业生——这样的学历，在当地上自习的人里，已经非常高了。去年考研失败后，她几乎没有犹豫，决定回平乡准备二战，一整天泡在自习室里还不够，她找到白林莎，问可不可以在这里寄宿。她家在河古庙镇，没有公交车，如果骑电动车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太久了，她不想把时间都浪费在通往县城的路上。

在客户们这样的需求下，白林莎又开辟了新业务——“自习寄宿”。她在距离自习室不到500米的地方，以每个月1000元的租金，租下了一个小院落，添置了四张上下铺，以满足周边村镇客户们的需要，每个月的费用是300元。

那之后，陈朝朝会和自己的室友姜年一起，从寄宿的院子里出来，走过一条很长的低矮胡同，来到自习室，开始一天的学习。在自习室住下后，两个女孩就很少回家了，她们把所有的人生都寄托在这里，每天从早上8点学到第二天凌晨。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很充实”，在这里，她能够看到摆脱“泥沼”的希望。

“泥沼”指的就是县城生活。陈朝朝家里有四个孩子，她是长女，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正是从她的弟弟妹妹们身上，看到了她绝对不想过的人生。

两个妹妹都是职高学历。三妹陈晓晓，才17岁，职高毕业后，在自行车网店做客服。二妹陈露露，今年20岁。在大姐陈朝朝走进研究生的考场的同一年，二妹陈露露选择结婚，嫁给比她大一岁的、家里开了自行车厂的同村男生。

命运的分叉，很早就已经出现。大姐陈朝朝念高中的时候，妹妹陈露露就读不进去书了。两个女孩睡在一张床上，谁也劝不动谁。朝朝看着和自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妹妹，说，“那等我出去了，也把你带出去。”妹妹先是沉默，再说了声，“好”。

陈朝朝没有忘记过她当年的承诺，但现在，她已经没法把这话说出口了——她知道，妹妹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她陷入一种深刻的无力中。在当地，只要女孩不读书，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媒人上门说媒，二妹露露不读书的时候只有16岁，媒人就登门了。在平乡，18、9岁，是给女孩说媒的窗口期，露露甚至会中午见一家，晚上见一家。家里谈论的话题，变成了10万到20万的彩礼、车子、房子。如果相亲对象，是公务员一类的职务，这些标准还可以放宽，彩礼只需要一半。

那段时间，家里最大的矛盾，也总是围绕婚恋爆发。6月的时候，两家人催着给二妹露露订婚，“谈这么久，再不订婚，还会有媒人上门”，男方感觉到危机感。但大姐陈朝朝说，村里的女孩一旦决定订婚，命运车轮就会缓缓压来，不再由新娘本人做任何决定。订婚了，就必须要在一年之内结婚，不然村里人的唾沫星子会淹死人——不结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结婚更不能拖到明年，因为按照她的属相，“明年结婚会克婆婆”。等年底结婚了，来年四月之前，就必须得怀孕了。

大姐陈朝朝，亲眼目睹过妹妹和妈妈的争吵。二妹露露不愿意这么早结婚，但妈妈甚至想把婚期提前一个月，理由是，“村里的孩子12月就放假了，那会儿人多，不好收拾”。露露把门摔出巨大声响，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妈妈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觉得家里的孩子都不懂事。最后，这是她唯一争取到的东西——12月份的婚期不变。

在有些时候，大姐陈朝朝还是会羡慕妹妹的。比如，年轻的未婚夫会带着妹妹去市里买衣服，一条裙子1300块，一条裤子700块，这些买了还不够，还要买鞋。年纪还小时，朝朝想要一个芭比娃娃，15元，妈妈说，“给你买了，还得给两个妹妹买，都能买一条裤子了，算了”，而给15块的玩具，弟弟就能直接拥有。在这些时刻，朝朝不止一次地问父母，“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呢？”回答她的只有沉默。

在这样充满匮乏感的人生中，继续读书是陈朝朝唯一摆脱这一切的方法。也有媒人问过她的妈妈，“你家大女儿啥时候见人？”妈妈会直接拒绝，“还在读书呢”。

听到这话，朝朝会松一口气。她在自习室里拼了命地学习，她一定要离开这个泥沼。

翻盘？

自习室里的男生周忍冬，这样总结自习室里的同伴：“在城市自习室学习的人，很多可能是提升自我，追求更好的生活，但你问问这里的人，哪一个不是想彻底改变命运？”

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彻底改变命运，是两个看似相似，却本质上不同的概念，这也使得县城自习室隐隐有种悲怆的气氛。在经过四次考试失败之后，周忍冬再次回到了这个自习室，这一回，他决定放低一些标准，目标定在考编。

在平乡，人生或许可以被简单划分为两种样子。在自习室里坐着的这一部分年轻人，他们无一例外是见过外面的世界的，所有人都描述过，他们所见过的“外面的世界”的样子。

周忍冬是在唐山念的大学。大一，他去唐山逛街，被第一次冲击了——原来，哪里都可以是市中心，哪里都有人排队，不像平乡，人只会集中在那两个街道。后来，他又去了一次天津，对着金色的贸易中心写字楼，周忍冬愣在原地，人们穿着西装进进出出，他看了快十分钟。同伴催着他赶紧走，他才回过神来。这和到处都是平房的平乡，是不一样的。在平乡，最高的商业建筑是只有三层楼的商场。

在自习室寄宿的姜年，也有类似的表达。她念书的地方是廊坊，距离北京很近，几乎每个月，她都会在早上5点起床，去学校附近的公交车站台排队等805，坐两个小时的车，到北京玩一天。

在这些时间里，姜年喜欢上了喝奶茶、看电影，等再回到平乡，就有点不习惯了。有一回，想看的电影，整个平乡都没有资源，她坐车去了隔壁县。

互联网同样冲击过他们。一个经常上自习的男生杨沂硕记得，大学的时候，他接触到了知识社群，“里面的人，居然会花5万块钱，买下一个大V的朋友圈好友位”。而徐一荷的妈妈，会在参加完饭局之后告诉她，自己有同学去了互联网大厂上班，赚了好多钱。

也包括周忍冬自己，在前几年K12教培兴盛的时候，他组建了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学生家长认可他，连着给他送了20天晚餐。

所以，县城自习室的年轻人们，把人生翻盘的希望，押注在自习室上。

今年8月，周忍冬连续遭遇了两次失利，那段时间很难熬。早上7点，睡不着的他，花了一周的时间，只是打游戏，从睁开眼睛打到第二天凌晨。他其实是不喜欢打游戏的，成绩出来之后，他特意把游戏下载了回来，和弟弟瘫在沙发上，一局又一局。

游戏能够让他重拾一些胜利的信心。每次要输了，弟弟就会大喊，“别放弃，我们还能翻盘！我们还能翻盘！”以往，如果接近失败，他们会直接选择重开一局，但现在的周忍冬，需要通过游戏来相信，自己可以翻盘。结果出乎意料，几乎所有的败局，到最后都反败为胜了。

那是一种极其剧烈且短暂的幸福感。他马上会想到自己：游戏都可以翻盘，为什么我的人生不行？

对外界的向往、对翻盘的渴望，支撑着小镇青年在自习室苦熬的信念。从自习室出来，大姐陈朝朝拍下傍晚的夕阳，脑海里闪现骑着电动车，载着妹妹随意兜风的画面，或许，她可以以准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妹妹的回门宴。虽然，她俩现在一起出现，一样的个子和容貌，别人都会觉得，打扮成熟的妹妹才是姐姐。但她还是没有放弃那个想法——

自己出去之后，再把妹妹带出去。

也有已经一只脚踏出泥沼的例子。自习室的第一个学生徐一荷，已经在今年成功上岸，现在，她会和妈妈一样，再给弟弟建构一个外面的、美好的世界。

但更多的是还在挣扎的人。8月底，失败了四次的周忍冬，第五次重新坐回了自习室的位子上，深呼吸，翻开书，新的长征又开始了。他选择的座位是固定的——正对着窗户，一抬眼，可以看到门外的那几棵高大、碧绿的法国梧桐，每隔二十分钟，他都会抬起头，看一会儿树，再埋头读书。

周忍冬说，“只要看到绿色，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还有希望”。

（应受访者要求，除杨沂硕外，其余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