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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 现在墙内的舆论割裂越来越严重了吧？, submitted on 2022-09-19 08:59:42+08:00.

—– 1737.1 —–2022-09-20 06:35:39+08:00:

割裂是好事，割裂说明在大家的立场越来越清晰。

这还是第一阶段，往后还会更加对立，并且政治诉求明确，然后进一步演化成集体共识。

在社会发展与重大道德危机前，但凡对同胞或者说对人有同理心者，都会有所行动与表达。

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一目了然。

硬碰硬，看看潮水退去，到底谁没穿裤子，谁又选择了正确的历史道路。

到时候看一看，往后十年，是他们越来越多，还是我们越来越多。

1738: 大家来预测一下本朝的寿命, submitted on 2022-09-19 12:05:41+08:00.

—– 1738.1 —–2022-09-20 03:50:53+08:00:

从财政调配机制失灵来看，我预计快的话，十年后大概所有人都能很明显的感受到社会的不稳定。（更快一些五年也不是没可能，五年前甚至没修宪，当下刷新对政权看法的大部分政治认知都是近几年发生的）

长远一些，2022-2032年是个消耗稳定性的阶段，2032-2037年之间，会有一些初步的状况浮现，2037-2047年，无论什么形式，很大概率会出现新政权或出现新政权的苗头。（中共改组、内战、各地联合都好）

目前财政十年内还是相对稳妥的，但中共是一个全国性政权，财政需要有良好的分配效率。

你不能说北上广深财政健康，然后周边地区全部财政崩溃，觉得这样还能稳定，那所有反对者就都跑到这些政府控制力不足的地方。

现在还没影这种物理空间给人一个机会，但是随着财政危机的愈发明显，我觉得很多地方政府、组织与企业，对中央命令的服从性会越来越低。

一开始少数不服从或者步调故意不一致的，会遭到政治与行政方面的打击，但是慢慢的，此类情况多起来，中央要面临一种情况。

一方面他们没足够资源去避免地方不听从命令，另一方面需要维持全国性政权，不让地方翻脸，大家维持表面的法统，就需要释放部分权力，否则地方在财政崩溃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独立存。

也就是说，到了一定财政困境时，对中央而言，放权给地方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比一直约束他们，然后让地方在自己手里崩溃，导致地方权力真空，出现变数更划得来。

因为名义服从至少还是法统上的自己人，否则上来的可能是取代地方政府的任何势力，大概率是民众随地方政府管控失败触发社运，然后组建临时政府。

如果是这样，一旦触发连锁反应，就会变成辛亥革命后的情况，所有人摊牌了，不装了。

所以我想中共如果聪明，会想办法维持名义法统，避免所有人一起摊牌撕破脸的局面。

2022-2032年间，习近平的接班人应该就会浮出水面，习近平如果活到八九十岁，他的政策应该也不会大改，假设习近平死的很晚，接班人要持续为习近平政策背书，那么习近平的政治资产也会变成接班人的资产。

这意味着习近平晚死，他的接班人很可能无法抛弃习近平的政治资产，并且习近平在之后垂帘听政的话，习近平的接班人也可能无法像四人帮那么容易被党内政变搬倒，相反会比较牢靠。

2032-2037年开始党内的分歧也许会加大，因为一些明面不满的高烈度反应会增加，实际怎么决策还是要看习近平的寿命，如果习近平超长待机，他之后培养的接班团队无论是否认同需要改革，一旦开始对民间不满进行打击，就会与之捆绑，很难转向。

这些年份未必那么精准，因为现实没人能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惊喜，也不能预测未来。

但这种趋势反应了大概时间段内，党内面对客观现实问题如何反应的一种方向。

因为疫情其实才两年多，这个舆论倾向就差距这么大，尤其是今年，所以也没法保证未来如果进攻台湾，赢了会不会多续命数年到十年，或者输了提前十年进入危机阶段。

—– 1738.2 —–2022-09-20 04:27:48+08:00:

其政权目前不倒台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地方财政危机未到失去地方管控的程度，因此反贼缺乏现实物理生存空间。

因为全国性政权的缘故，反贼无法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或势力范围，地方政府一日不崩溃，反贼就不存在在现实里安全进行部署的可能。

这一点通过香港社会运动能发现，警察有固定据点，示威者私下聚会往往被一锅端，究其原因，在于环境不安全，不能明确身份立场，一旦表明随时有危险伴随。

后期所谓的去中心化，实际上还是会转入有组织的状况，我想这是一种生态演化，择优而行。

那么只有充足的物理空间，形成安全和缓冲地带，才能确保组织的形成，然后执行非常具体详细的分工和计划。

所以地方财政危机带来的社会管控漏洞，导致警察和公共部门的控制范围、密度缩减，是最最基本的一条。

​

第二，地方财政危机未到失去对各大企业管控的程度，因此反贼缺乏串联的网络空间与自留地。

现代企业的软件端平台，是最主要的交流渠道，也是最庞大的审核库，好似健全，实际上对应十四亿人，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力资源才能维持。

如果有情况，就算信息可以从微信被官方注意到，那也需要对应人手来分辨和处理，你有一百人，这面同时爆发一千条信息，直接过载审核部门人员的注意力。

而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管控能力下降时，企业也要承担这方面的成本，会形成一种阳奉阴违，因为审核力度不可能在一分钱不花的情况下，就指望堵住十四亿人的嘴。

越控评，讨论只会在其他空间越细致，网络空间的自留地会慢慢形成，其实疫情以来很多地方已经反应这一点了，只要所有人都在讨论一个方向，一旦形成趋势，你尽力封杀，这些声音也只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而且因为言论的限制，没有中间表达的余地，反而可能更激进。（能说话好歹还有个吵架抬杠的余地呢，全堵嘴，会发声且肯积极发声的一定都很不满）

​

第三，缺乏一个会被记入史册的大型事件作为媒介，让全国人意识到稳定并不是威权社会的恒常状态。

这一点既可以作为刺激前两点的催化剂，也可也作为基于前两者的一个导火索。

也即是说，一次大型的社会运动或者冲突事件，会极大推动民众观念认知的改变。

如果只是地方政府溃烂不堪，地方势力慢慢更迭，中央政府维持名义法统，保持一超多强的状况，可能又会维持糜烂状态很久，跟清末唐末一样，互相踩跷跷板。

可一旦在地方政府处于财政崩溃，管辖范围和能力大大缩小，对中央的命令反馈执行效率很差的状态，并且互联网能讨论的空间开始加大。

这个时候有触发全国的事件，不需要说必须全国社运，可能就一个城市几百几千人的冲突事件，就会成为一整个大型运动的导火索。（哪怕不成功，但是其他人有这方面需求的人注意到，也会学习起来，因为长期经济糜烂分配不公，冲突的基础永远存在，民间运动只会越来越成熟。）

财政危机导致的这种现象，会把行政管控能力下滑和舆论松弛，从中央政权在地方的政权稳定基础，逐渐变成“炸药”，然后一个“火花”，就能点燃所有累积几十年的问题。

举个例子，2年前李文亮，今年的上海，如果缺乏政府财政能力上的压制，很容易导致政府威权压制失效。

政府再庞大，也依赖财政优势，对少数情况的集中资源处理。靠的也是寒蝉效应，降低自己的管制成本，一旦行政威慑失效，挑战政府权威的成本很低，就算你挨个按寻衅滋事判刑，法院处理得过来，还是监狱够装？

—– 1738.3 —–2022-09-20 04:44:53+08:00:

另外，近几年，尤其是疫情开始后，可以观察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无论是墙内外还是红迪的诸多中文社区比起不讨论也不认为中共会下台，或者自怨自艾说永远不会倒，更多人的观点开始转变为“大概什么时候下台”。

这说明一方面，想他们下台的人更多了，另一方面，人们也清晰意识到了他们的政权不稳定性。

其实之前很多人的观念，无论反贼粉红都好，还停留在争吵一些短期议题。

但实际对我或者更多希望讨论点的人来说，中共下台已经是个有生之年必然发生的事，重点在于什么形式发生，怎么去反应和应对。

探讨已经到了下个阶段，而不是停留在稳定时期不同立场打嘴炮，也不应该停留在这。

人心思变是个当下非常清晰的事，但我观察到的还只是思变归于稳定，甚至不少寄托于政策改变，深入一点是换人，而不是变天，这说明群众的意识还没演化什么才是有迫切性的。

当然，这不着急，经济环境会越来越恶劣，提供群众被迫变化的客观基础。

同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不会结束，强干弱枝会变成强干无枝，哪怕再没心思，公共服务的下滑导致对政府观感的恶化，以及公共权力的空白，群众再迟钝，也会慢慢意识到变化的开始。

迟早会有一个分水岭出现的。

—– 1738.4 —–2022-09-22 02:30:51+08:00:

这点其实就是反贼们必须注意的地方，认清楚对到时候了解局势非常有帮助。

如果官方只用常规社会秩序的维稳手段，双方就还有拉锯空间。

可一旦上升到特殊法案出台，或者军管，需要武警和军队时，反贼实质上是在迈向胜利。

为什么呢？有人可能会想问，明明对方这个时候都加码了，反贼却赢了？

原因很简单，这么做意味着承认社会进入特殊状态，宣告政治上六四后几十年的政治稳定彻底结束。

中共面对的是一个机制性衰败困境，经济没有办法扭转，可用财政工具越来越少，社会运动、摩擦和不满就会持续增加。

所以镇压一次大规模社会运动，就意味着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现在中共在明面上，对多数人还是维持一种“中共是领导社会的，我们是为了中国”的假象表皮，也即是自认存有法理，是绝大多数人的政府。

抛弃这种法理，让社会进入动荡阶段，就属于“摊牌了，不演了”，彻底把所有政治信誉和资源全部梭哈到最后的维稳上，会变成属于支持者的政府。

并且也说明，如果放弃常规维稳与司法手段，说明已经没有资源去用于解决日常问题，政府瞎折腾基层体制内的事这十年来层出不穷，现在还停留在钱少活多，未来则是可能有生命危险。

有能力提供充足资源给警察与司法系统，就不会调动军队或特殊法案管理，而中共这么做后，也表明控制社会稳定，实质性不再需要基层员工，资源会开始倾侧。

作为反贼，其实目前需要的不是中共财政危机，这个已经是实现且不可逆的，官方只能饮鸠止渴拖延。

需要的是中共六四后长期经济发展，以及多代人处于虚假稳定里所产生的政治幻觉破灭。

经济下滑的预示，标志着政府财政结构困境的出现，危机慢慢浮出水面。下个阶段需要的是有某种事件，让政府放弃公众法理的认受性，变成一个只有支持者的政权，而不是名义合法的全国性政府

刷新人们的认知观，还原中共与民众的利益矛盾本相，才有反对者们的人际生存空间。

—– 1738.5 —–2022-10-11 16:14:52+08:00:

中共本身不创造财富，他们是通过军队垄断社会刚需资源，然后从民众手里获得财富。

比如土地、政策授权、经商权力、各类许可。

但是他们是要花钱的对吧，越要保持政府对社会的优势管控能力，就要有庞大的公务员团队、辅警、军队、舆论管制体系。

在这个基础上，还要保持中央对地方有优势，政府对民众有优势。

那么地方本身虽然是这个体系的一员，却也处于被中央剥削的角色，尤其是承担地方的各类政治、行政任务。

办事都要花钱，没人例外。

其中有一个大头，就是政治上保证地方经济活跃，地方经济活跃，才有更多人消费提供税收给中央，确保整个政权的财政基础。

而政府过度干预经商和各类政策问题，行政会破坏经济，最好理解点就是不透明的审批标准。

所以中共采取的是凯恩斯主义，政府不断投入资金到市场，去主动承担一个创造就业的角色。

凯恩斯主义在特定情况下是可行的，但不能作为一种长期政策。

原因有二：

第一，大规模基建会饱和，并且基建并不能带来一比一的经济收益，这意味着基建投入后，大概率是利民但赔本，未必能产生经济效益。

第二，政府大规模投资基建，基建本身不能产生对等的经济效益，一旦超过了社会所需和地方维护能力，你投的钱就回不来，但你的税收是有限的。

国内现在就是长期把凯恩斯主义当作一种经济鸦片来打鸡血，从而维持人造的就业需求，花大笔的价钱在一些制造产业上创造岗位，建造一些毫无卵用的大白象（White Elephant）基建工程

政府钱出去了，你不能抢民间财富对吧，只能按月按季征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不考虑政府投资的各类基金或项目收益，财政本身唯一的变化，就是国民整体消费水平和经济的发达程度。

我国地方的财政制度，不足以单纯靠税收就维持整个社会的经济稳定，也不足以维持政府的快速扩张，为了维持地方的稳定，分税制的结果是中央把不能变现的大量不动产收益给了地方。

地方通过销售土地获取资金，中央用不上的不动产则帮助中央稳固地方，对他们来说是两全其美。

结果是民众被迫承担高房价，就当作税收吧，但是政府快速通过有限库存的土地来获取资金，土地终归会销售完的，对吧？

那么，现在的局面，就是行政干预过多，社会本身的经济发展就不好，消费上不去，产业转型跟不上，买楼的能力已经差不多见底，政府已有土地库存你想卖都卖不出去。

另一方面，政府土地库存也开始不足，大城市不断扩张到极限，中小城市人口流失，土地价值下跌，他们想要压更低的价格，让自己出手价格不变，中间的地产商吃瘪，民众拿到手的价格也不下降，从而以行政干预市场，让自己能继续赚到。

这就是竭泽而渔的典型做法。

当小城市卖地没人要，大城市没地卖，有地开发商也买不起，造出来了民众也没钱。

支出：政府收入增长→基建→短期就业→基建无经济效益→政府财政被浪费

收入：经济不增长→消费不升级→购房能力下降→政府收入减少（包括有价值的土地库存）

财政循环里，进入政府口袋的部分就越来越少。

但是他们之前扩张的政府、警察、维稳和军队体系是一直存在的，钱还是要给，你不给社会就要动荡，那么久拆东墙补西墙呗，从民众和企业那拆，拆无可拆就拆公务员，先挑软柿子捏，比如医生、教职、辅警。

悄悄从民众的社保尤其是医疗和养老入手，医疗切的特别狠，耗材什么的都不让用好的，之前推行中药注射液也是没钱的结果。

到最后，庞大的政府和维稳体系天天要花钱，支撑这种过扩政府的土地财政，大家买不起，他们也没东西可卖，就干脆美元钱了。

之前卖了赚到的钱，大部分都被用于浪费在无经济效益的建筑上，并且还需要花钱维护才能维持基本运行，所以有的就被荒废了。

土地财政能获取的余量，不但要保证财政开销持平，还必须保证增量，来确保有多余的钱去投入新的基建潮，维持一个经济仍然火热的状态，这当然也是需要大量债务的。

—– 1738.6 —–2022-10-12 00:35:39+08:00:

基建也不是不好，但要作为经济的一种建设工具，要考虑存量，不能一直投放到市场去推动就业，否则就饱和变成浪费了。

真正有需求的基建，一般不是有闲钱愿意造还能维护，就是确实有较大密度使用需求。

—– 1738.7 —–2022-10-24 02:39:18+08:00:

提高这方面的利润，其实就是现在正在做的，国企主要目的是保底控制，但效率和收益都不如白手套私企，所以也只在关键领域保留，多数民生领域就是走国家资本主义路线。

其实这些国企的利润，现在已经很大程度是帮补政府运行了，有的甚至要赔钱去作，因为它的目标是控制社会基本资源和供应稳定，没有太高的可提升比例。

国企不怎么赚钱还赔钱所以才有改革开放，变现资产很困难。

因为如果国企已经到了必须变现资产给政权续命的地步，国内封闭环境最大的买主肯定是中共自己，没有其他人能接盘，国内民企如果连政府都不行了，还有能力和勇气站得住接盘，那中共离下台不远了。

因为变现是要看购买者对产业的估值，这方面现在没法给答案，尤其是一些基建公共产业，变现没价值，高铁几百个亿就算有民企敢接盘，也根本赚不回来。

政府无底线都赚不回来，变现也没对象。

—– 1738.8 —–2022-10-24 03:27:43+08:00:

基建其实不值钱，回本非常慢，要几十年，纯商业化运行的可以看李嘉诚的投资的几个基建周期，美国基建没人投资就是因为前期投入过高，回本周期长，平均利润低，赚钱是相对的，也要看环境和利润率。

如果社会动荡，肯定没法运行，而且内战风险下基建打烂的可能性非常高，外国人肯定不愿意当冤大头。

国内白手套权贵的钱其实直接拿就行了，不需要基建去换，卖他们相当于卖自己。

而且就算有独立资金来源，如果到了可用买国家公有财产的程度，可能直接资助革命集团买军火更实在。

卖公有财产现在就有，土地库存就是最好的，只卖地，好坏都是承包商自己背锅。

1739: 王岐山今天穿的，其实之前就穿过，原来是所谓的新”中式”礼服，衍生自清朝马褂, submitted on 2022-09-20 03:38:26+08:00.

—– 1739.1 —–2022-09-20 12:04:52+08:00:

有种殡仪专业人员的风格，难怪穿这身

1740: 这些人都是自发参加英女王的葬礼。包子去世的时候能有多少人只发站长安街为他送行？, submitted on 2022-09-20 06:48:02+08:00.

—– 1740.1 —–2022-09-20 12:00:39+08:00:

邓小平：孩子，你终于来到这我很开心，可那么多人上长安街，我们的坦克车还够用吗？

1741: 都在讨论平子，其实副主席也没任期。大家觉得二十大王岐山同志还能再进一步吗？, submitted on 2022-09-20 21:03:32+08:00.

—– 1741.1 —–2022-09-24 04:54:21+08:00:

我记得说过，具体生涯其实没什么特别好说的。

中农研出身的人，杜润生的门生，姚依林希望施加在改革上施加影响，所以想办法把他安排进去。

本来是建行那面负责坐金融对接与承销股票的，被称呼为救火队长，金融上是中共高层内负责最多，也是有深入工作过的。

按门第来讲，孟学农和王岐山都算“入赘”了，孟学农本来是“嫡长子”，有最多资源的，但是北京非典事件后，彻底失去入政治局和入常的可能（不一定就百分百入常，但显然姚家是希望往这个方向发展）

非典后连襟孟学农仕途下滑，在山西任上又出问题，彻底没戏。

北京那面随后立刻找王岐山来接任，一是能力二也不能说跟孟学农身份没关系。

如果从立场上看，他跟习近平是一样受益于陈云路线的人，并且也是改革派的徒孙，当然后来异化，你不能把他当改革派看。

习近平与王岐山也有私人关系，除了上位后宣传的插队离得近，实际上在副主席副总理期间，两个人就有跟胡石英与若干红二代子弟的合影，王岐山就站在习近平旁边。

02年早在习近平发达前，写的《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里就特地提到过王岐山，两人早就认识关系匪浅。

然后两个人一起进入最高层后，习近平给王岐山反腐党鞭，作为习近平获得内部权力的主要推手，甚至换届后没常委职务也特地给副主席身份，来回在各地训政，但可能之后会退下来。

—– 1741.2 —–2022-09-24 21:17:23+08:00:

不清楚具体指什么

—– 1741.3 —–2022-09-25 07:12:05+08:00:

红色轮盘我没怎么看，不太好清晰理解这个语境的上下文，但钱袋子很重要，随时能兑现保证利益，到手的利益才是利益，能捞就捞很有现实利己主义不是吗？应该也符合王岐山，甚至很多中共高层。

1742: 学了个新词：平家犬, submitted on 2022-09-23 17:53:34+08:00.

—– 1742.1 —–2022-09-24 06:44:46+08:00:

那原神玩家要加油了

—– 1742.2 —–2022-09-24 23:36:36+08:00:

政变这种事任何时期都可能发生，除了政变参与者，其他人都没法精准预测，我外人也没内幕。

政变传闻什么时候开始的，主要就这几天吧，李桥铭的一些消息八月就开始传，看下其他人行程表，习近平最近的确没露面，栗战书也没有，但是汪洋、李克强、王毅都有露脸、王岐山也有。

赵乐际、韩正也有露面，王毅跟何立峰是跟习近平同机回国的，何立峰还出席了韩正主持的会议，魏凤和、张又侠、许其亮最近也有露面。李桥铭自己也是习时代被提拔起来的。

除非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政变才有可能是现在的情况吧。

1743: 关于最近的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事，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submitted on 2022-09-24 00:28:09+08:00.

—– 1743.1 —–2022-09-24 06:45:51+08:00:

为什么会发生政治性抑郁，这个要搞清楚才行吧，他既然想关注，其他手段只是缓解。

1744: 你所热爱的，便是你的生活, submitted on 2022-09-24 19:17:58+08:00.

—– 1744.1 —–2022-09-25 09:17:10+08:00:

国内很多地方去过，发现底层环境其实相当恶劣，尤其疫情后，又刷新了一波状态，看这个就有点触景生情。

就发展所分得的成果来讲，我觉得甚至比两千年早期还恶劣，因为现在经济发展，社会反而走向了死局。

很多三线到开外十几线城市，都存在一批年龄上既无法被招聘从事劳动力产业，自然原有技能也正在被逐渐淘汰的群体。

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有一大批正在被噤声，但互联网上很容易看到他们的影子，不过你就是看不到成体系，作为一个社会热议主流，认为需要改善的公共话题，然后大家和政府都参与进来去讨论。

拼死拼活一个月两三千的大有人在，我自己印象很深的几个例子，一线城市万达广场什么的吃饭，或者有时候聚餐，我们吃完的东西，会有扫地的女工特地收集起来，不是拿去当泔水，而是真的躲起来去吃。

我当时年纪还小，但看到就特别难受和震撼，因为在我观念里，同胞不应该有这样的遭遇，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人矫情，因为我身边很多人其实不会对这种事有反应，所以可能是我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会特地买多一份，在想没准可能有人需要。

外表是很明显跟城市阶级不同的，从外表举止甚至肤色判断出阶级差异，我很不乐意接受这些人的服务，会很不好意思害臊，因为那种明显差异感出现时，虽然给你做这件事也是劳动赚钱没问题，但自己心底很清楚不公平的根结，反而有一种”我是在享受这种既得利益的剥削者”，惭愧感会非常强。

还有个例子是一个亲戚的亲戚，年纪比较大的农村女人，他们那里乡下其实已经没什么活路了，我在城市看到就是一些生活过的地方，当地的人和城市建设，虽然比一线来说实际是停滞，但还是能感受到变化的，可那个农村妇女穿的，基本还是两千年初的样子。

因为城里的房子其实空闲，刚好给她住，顺便让她打理，我顺路跟过去看一下，因为当时刚好到当地，要住一段时间，亲戚去的意思，其实就是让这女人搬出去，也没明说。

一进去对方就站起来，问怎么样，当时她的处境就是家里孩子自己都养不活，她自己打工也是刚失业，就最基本饭店服务员而已，饭店是倒闭了，再去找，因为年纪大没人要。但你接触会发现，她虽然是农村人，但特别会来事，会刻意说好听的话。

这种时候就会想，我们明显听得出来这种话太刻意，其实并不好，容易惹反感，但对方还是认为有必要这样做，因为这是她仅存不多，能靠出卖尊严获取生存价值的渠道，甚至工作都没有多少机会。

一个月多钱？三千？没有，两千冒头就算多的，而物价呢？牛肉面，十几块，随便吃点东西都要七八到十多块。政府补助？没有，不符合资格。病了怎么办？去药房随便开点药，止痛片最多。病了实际就是等死。

而且要注意的是，这些现象都在发达省份，不是在青海西藏云南什么偏僻从来没听说过的贫穷县，而是在当代互联网主流使用群体生活的一到三线城市。

哪怕深圳，一个月四五千块，有甚者更低，然后房租出去一大半，吃东西拮据的人也是大把。

尤其是猪瘟后大量食物价格上涨，很多餐饮店倒闭或转型，然后城市阶级里很多收入较高群体的消费习惯，反过来开始挤压许多基层。

比如外卖产业，消费主流开始靠拢外卖，租金过高导致店铺在附近范围做生意，很难维持开销平衡，不做外卖，没排名就没等于宣告死刑，外卖平台的挤压又会带来价格上升，租金和物价成本也在抬高一餐的销售价格，导致餐厅要么用烂料，要么死撑着到倒闭为止。

到了这种程度，很多来自社会的关心其实都跑偏，甚至不关心，好像主流媒体不大张旗鼓提及，这些事就不存在。从我个人角度就很难接受。

我认为同胞不应该在这种畸形社会结构下被剥削，无论是基础的二元化结构，还是劳动所需的最低工资议价权。

1745: 中国的体制已经僵化到苏联晚期的程度, submitted on 2022-09-24 23:47:40+08:00.

—– 1745.1 —–2022-09-25 07:35:37+08:00:

观念开始转变，意识到已经接近改朝换代的窗口期是好事。

但不应该希望回心转意，而是指望老大爷能一脚油门加速到底，踩出个新中国来。

1746: 昨天那个反贼，你们还记得吗？辅导员问他是不是思想出了问题，他直接回答“嗯嗯”, submitted on 2022-09-25 01:19:32+08:00.

—– 1746.1 —–2022-09-25 07:32:33+08:00:

其实我建议，遇到这种事口头一律服软，不会掉一块肉。

你不服软是默认自己之后对自己政治理想也不需要参与负责了，打算冲一波爽就行，这样是不对的。

现在苟住，以后要很多发挥机会，人才是没一个就少一个的。

1747: （听床）徐俊平2021 2022年4-10月间在人民日报头版出现情况对比, submitted on 2022-09-25 04:00:56+08:00.

—– 1747.1 —–2022-09-25 13:14:30+08:00:

真被政变掉，那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见证历史，但不好说是好是坏，刚好还在连任的节骨眼上，以后足以被改编成演义故事和历史连续剧的时代可能快来了。

1748: 无法和国家机器斗争 死了算了, submitted on 2022-09-25 04:40:43+08:00.

—– 1748.1 —–2022-09-25 07:29:32+08:00:

在这个矛盾点上，那你具体想要什么，想现在干什么，想未来做什么，有没有 能说的地方，纠结的点在哪，我看到之前也有人说朋友政治性抑郁。

有没有可能，其实不需要这么担忧，换个角度思考，很多地方就会变得不一样。

文革时人们弃世的主要原因，就是不知道文革什么时候结束，没盼头。

—– 1748.2 —–2022-09-29 09:27:26+08:00:

你不喜欢的局面，会比你想的更快的结束，你甚至可以在合适的时候改变他，所以你现在担心，是不必要的，反给自己增加负担。

为什么不留有用之身，待时以发？

—– 1748.3 —–2022-09-30 04:42:29+08:00:

那要视乎你对很快的定义。

整体经济形势滞涨，产业升级与消费转型迫切性极大，但政府不愿意配合，收入分配不均导致中基层实际收入在下滑，生活成本却依然增长，推动土地财政的房地产业难以维系，哪怕是刚需，民众收入也已经赶不上需求。

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极度畸形，导致政府财政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可用财政工具正在逐渐减少，危机浮现。

国内群体政治立场生态位逐渐清晰与对立，就差未来十到十五年地方财政逐渐下滑到走钢丝绳，遇到一个历史事件，一次性或逐次触发不稳定的因素。

就一个人一生来说，十五年左右可能不算长，但对有抱负的人来讲，十五年可能就错过黄金年龄，不过年纪大些，也比绝望中人没了强，存在就是一切。

—– 1748.4 —–2022-10-01 11:04:34+08:00:

具体指什么？香港一个地方还是全国性某方面。

—– 1748.5 —–2022-10-02 05:17:18+08:00:

目前看最大的风险，是中共可能对台开战，导致香港被制裁，美元挂钩会让香港银行的美元资产被冻结。

人民币没法用来挂钩，或者在香港使用（强行用也肯定可以，但后果也显而易见）

最近几年疫情后美元放水，反过来美国也需要香港市场和中国市场，现在这样维持都符合双方利益，美国方面在中国不做出格行为前也没必要冒险主动切断。

香港本地的话，作为重要转口港，当下经济危机缺乏条件对港元的汇率制度动大刀子，国内对外封闭，也需要香港作为进口窗口。

但基于对台开战的潜在危机，中共或有动力冒以上风险也要对香港货币政策进行改造，可脱钩代是极大的，会直接影响香港社会稳定，带来的冲突肯定比2019年更大。

因为当年大家有工作，疫情后也无法出来，名正言顺渡过危机。

之后脱钩是所有人不分阵营都要受冲击，大量失业会直接带来不少失业人员有闲暇上街表达不满，而且脱钩肯定是出自于金管局。

但问题是，金管局主动脱钩，这个话题在内部讨论有风声百分百会被否决。

可如果是来自中共最高层为攻台做准备，向下命令的结果，金管局会里外不是人，不敢卖了上面，也没法给下面交代。

所以可见未来，至少短期内没有脱钩风险，不具备脱钩美元的需求，挂钩人民币的可能，除非政治上的巨大变化影响。

1749: 我零星看到过有极个别小粉红，近几年转化成自由派和反贼的。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见过毛左转成自由派和反贼的？ 有人见过吗? 这是不是说明毛左比小粉红更加不可救药？, submitted on 2022-09-25 12:36:49+08:00.

—– 1749.1 —–2022-09-25 14:20:04+08:00:

小粉红是只要成长在大环境下，就可能被动成为。

但毛左需要主动去了解，尤其是精通大跃进和文革发生的一些事（显然很多毛左其实不精通，但比多数人要知道多些）

这就导致毛左群体高度提纯，魔怔程度异常高，尤其是学习大跃进和文革的提纯力度，三反五反还能理解为打击敌人和坏分子，大跃进理解为上面都是好的，下面执行坏了，文革就阶段性精分。

就正常人了解到这，不可能不发现自相矛盾的，可一旦有人把自己自尊与精神依托寄托在上面，就算彻底沉沦，跟客观现实脱离了。

—– 1749.2 —–2022-09-26 07:40:04+08:00:

网上辩论里接触的人足够多，样本量大，有时候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并不会也没打算是很深入思考一些问题。

不止是政治性的，只是政治性的关乎个人与群体的真实利益，所以你会去想，在这种话题上，参与讨论的人会不还更认真，而不是跟其他话题一样比较随便。

但实际结果来说，并不是。大部分人哪怕思考政治性问题，也是比较随便敷衍。

我觉得他们没打算把自己放到一个自主解决问题的角色位置上，也就是说问题出现了，首先纠结的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毛病的问题，而不是说快速分辨认识到问题，然后提出解决办法。

很大程度上多数人如果不把自己放到那个位置，在任何话题上都很被动，因为他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也就没有动力去学习问题是否真实，如何构成，如何解决等一系列举措。

许多人都生活在有限环境提供的错误信息里，这里不谈那些连自己环境封闭都意识不到的人，就谈许多人隐隐约约或直接意识到环境提供的信息有误。

我们预期一个理性的状况，是一个人会发现环境给的信息是错的，有矛盾的地方，需要去了解，好奇心驱使发现和了解。

但真实情况，就回到了上述前面几段讲的，这个人更多时候是不愿意去了解。

生活的玻璃墙哪怕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出现一个缺口后，住在里面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封住。

他会内化自己成长所得到的信息与世界观，跟自己的价值观挂钩，成为行事的行为逻辑。

这就造成如果环境提供的信息有误，错误信息所形成的价值观跟客观有矛盾，多数都会选择依从自己。

有点跑题，话说回来，我个人也是有局限的，毕竟不是全知全能，但在构筑一个要基于现实的问题上，会涉及到利益、人的生命安全(政治观点都无可避免牵扯)，这些要素会强迫我个人必须接受更多可能性。

然后根据已有知识去推演，要有一些先决条件，比如一个话题，生活水平，你必须锚定一些现实里确实存在的点，人都要吃饭，猪肉是主要肉食，那猪肉价格，反应的就是一个问题侧面。

每个信息都有认知开销，所以判断正确很重要，知道自己所需信息的锚点在哪，否则读的多，未必能串联构成一个思维网。

但更重要的，我觉得不是在思考生活水平怎么样，而是很快得出生活水平的具体信息，然后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只能是这样，如果有人为因素，谁在收益。

散发性后，就会得到更多信息锚点，进而去有序的拓展思考方向开枝散叶。

还有就是认知成本，许多人其实是放弃了一部分权力，他所默认的世界观与社会运行规则，就是他节省认知成本的一部分。

你去告诉他你的认知观有问题，就会回到上面玻璃墙原则的情况，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自身演化在现阶段，仍然需要服从性协调，所以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接受一定威权性，区别是有的人将威权性作为一个集体合作与协调的办法。

有的人则是交出权力后，被动服从与默认，潜意识里对这个大环境的态度，可能就是“不用告诉我为什么，只需要告诉我怎么去做，我就很开心”。

这一点可能无关一个人的思维开放不开放，但不开放的人很大程度都跟这一点有关，思维开明的人，也会接受服从威权这个过程，可往往是有目的性去达成某个对集体有利的结果。

这就是我过去常说的，社会在政治争斗上分为两大类，争夺话语主导权的人，被动接受结果的人，一个粉红可能也会被动接受反贼上台，因为此时定义玻璃墙性质的话语权变了。

当人接受自身不是全能时，就会寻求他人的帮助来弥补自身不足，皇帝和威权总是要把人说的无所不能，好似古往今来第一，实际人就是人，区别人的除了生理上的天然差异，还有就是随后因各种机遇带来的社教化差异。

人吸取的信息越多，认知观越全面，如果个人性格适宜，能接受的东西也就越多。等同于提高了个人观察信息的效率与可能性，那么能反馈给其他人的也更多。

进而让自己的认知也不断进步，学习是进步之根本嘛，自己学不来的，就要懂得合作，因为人没有万能的，意识到这一点，显然也不会有人陷入认知上的玻璃墙，更别说对毛那种态度了，这也是个人层面去威权化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