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据发布于2022年10月8日的纽约时报记者JOHN LIU的《“不能外溢到北京”：二十大前中国疫情反弹，多地强化封控》一文所述：

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官员们采取了几乎全面的封控措施，并罕见地承认他们未能将新冠疫情控制住。在北部的内蒙古，当局保证要“全力”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在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一个热门旅游目的地，政府取消了航班，将愤怒的游客困在了机场。

中国新增感染数创下一个月来的新高，使国内为中共即将举行的一个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变得复杂起来。在这次会议上，预计习近平将扩大他的权力，继续掌权。省级和地方官员作出保证，不让新冠病毒的传播“蔓延”到会议地点北京。

过去一周，在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日均新增感染病例增加了一倍多，周五达到了约1400例。以全球标准来衡量，这个数字仍属极低水平。但中国当局正面临着巨大压力，确保定于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不会受到任何干扰。他们的应对措施是加强了许多人认为已经过分的限制。一些地区和城市采取了封控措施，并进行强制性的全员病毒检测和隔离，数百万人的生活被扰乱，民众怨声载道。

当局仍在坚持“清零”政策，尽管这样做已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代价。随着习近平希望把遏制新冠病毒的成功作为中国威权体制优越性的标志，他将清零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并且把支持清零政策与支持中共联系起来。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战略“几乎是一场对习近平个人表忠诚的政治运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兼职教授林和立说。“这让地方官员们更加焦虑，因为他们都想继续得到习近平的欢心。”

10月1日开始的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人数的激增。尽管卫生官员呼吁人们非必要不出行，许多人还是涌向了热门旅游景点。现在，由于航班和列车被取消，他们被困在外地。

对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来说，封控让生活变得更加艰难。食品和药品短缺在这些地区是常见现象，导致居民到社交媒体上抱怨和求助。

快速传播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一再突破中国的严格控制。新疆官员被迫承认他们在遏制传播上的失误导致了新冠病毒从该地区扩散到了其他省份和主要城市，包括北京。

新疆自治区副主席刘苏社本周承认，这个有2200万人口的地区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他说，一些官员有松懈麻痹思想，没有采取适当措施遏制感染。刘苏社还表示，有些措施，比如强制性全员检测，甚至可能是病毒传播的原因之一，一些核酸采样人员由于防护不当自己也被感染。

新疆已在周二事实上禁止了居民和游客离开当地，停止了所有从新疆发车的列车和长途汽车，并停飞了大部分航班。但这种封锁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题。上个月，新疆伊宁市的居民曾在长达数周的封控期间涌上社交媒体平台，请求提供食物和其他物资，包括卫生巾和药品。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以及试图控制疫情的政策执行混乱，迫使当地官员承认了失误。

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尤其是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上海和几周前的西藏，这些问题已引发了人们对严格措施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的愤怒。

在西南省份云南，愤怒的游客在微博上发泄他们对于航班临时取消、被迫滞留西双版纳机场的愤怒。西双版纳州卫生部门在周二加强了限制措施，导致大多数人无法离开。

网上分享的一些视频显示，机场里有手持枪只和防暴盾牌、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安保人员或警察。武器的出现引发了冲突，导致恼怒的游客大喊：“你们的枪指着谁？”《纽约时报》无法独立核实这些视频的真实性。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这些视频大多已被审查，但仍在Twitter上广为流传。记者周五曾多次给西双版纳机场打电话，但无人接听。

自称位于云南被封控地区的网友在微博上抱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许多人写道，由于大多数超市暂停营业，他们担心买不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一些被困的游客组成了自助小组，方便获取信息。

内蒙古上周五通报的确诊病例已飙升到近700例，是中国各个省份中最高的，而一周前的这个数字还是个位数。

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官员们接到指示，在防止感染上要采取“杀鸡用牛刀”的力度。“以快制快，防止扩散、外溢，尤其不能外溢到北京，”官方对这次会议的报道称。那之后，内蒙古的几个市县被封控。

过度措施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常态。在有“中国夏威夷”之称的热带岛屿省份海南，周一发现了仅两例感染病例后，有关部门就下令进行全员病毒检测。海南岛曾在今年8月对热门旅游城市三亚进行过封控，最近才从那次导致了数万名游客滞留的封控中恢复过来。

公众对封控的愤怒有时会达到不同寻常的高度，包括上个月在南方城市贵阳，一辆将居民转运到隔离设施的大巴发生车祸，造成27人死亡。在社交媒体上，关于新冠病毒防控措施造成的伤害和破坏是否比病毒本身更大的争论非常激烈。

官员们在防疫资金和人员配备方面已经捉襟见肘。在许多相对贫困的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吃紧，尤其是在他们寻求进行强制性全员病毒检测的时候，那意味着每隔几天就要给上百万人做一次检测。

“很简单，不少地方已精疲力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说。“一个巨大的挑战是，所有这些人都已在第一线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有些地方的激励措施正在开始减弱，有些地方政府的资金正在耗尽。”

John Liu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新闻，此前他在《缅甸时报》任记者，并为国际新闻机构报道台湾方面的新闻。他于2021年加入时报。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章小舟 | 习共“百日行动”的恐怖底色：人治、严打、文革

2022年10月10日

一、习共“百日行动”面面观

习共当局启动于2022年6月25日的、旨在为“二十大”提供“维稳”服务的“百日行动”，愈发引人关注。一个重要看点是：截止2022年9月27日，“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43万余名”、“破获刑事案件64万余起”。

这个数字之大，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即便有虚报谎报之水分，但鉴于政法系统近年清洗比较严酷、高压力度增强（如，孙力军、傅政华在“百日行动”期间被重判，必有震慑效果；加上二十大行将启幕时的总动员机制与氛围）、保岗遵命意识的提高（如，就业形势的日益恶化使得政法系统的基层岗位、协警岗位甚至“联防”岗位也成为大受垂涎你争我抢的香饽饽），因此这个数字应有很高的真实性、可信性。

中国大陆县区级行政区有2800余个，“百日行动”中，平均每县区被抓人数达500人左右！而且，这仅是三月所抓之数。在“二十大”召开之际及临近时的更为敏感的时间段，这个数字定然飞速蹿升，最后，很可能以“200万人”之数，作为中共“二十大”的“厚重献礼”。若如此，届时每县区平均被抓人数将达700人左右！

在中国大陆，一般县区级拘留所容量在200人左右，已是大型拘留所级别；而一般县市级看守所容量约在300-500人左右。也就是说，在“百日行动”期间，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牢狱“人满为患”。

“监牢之中人满为患”，这是何等的“盛世”、何等的“盛会”？！本欲将“百日抓捕”作为“盛世”、“盛会”的“献礼”，“监牢之中人满为患”却成为“盛世”、“盛会”的莫大反讽！

假设，这一两百万人皆是“罪有应得”，那么，为何此前从不抓捕、放任纵容？为何只是在这个时期大抓特抓？真正“法治”意义的目标连贯性、执行持续性、效果稳定性又何在？例如，福建警方称，截止2022年8月，通过巡逻盘查就抓获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达7713人，及时发现制止一批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发案数同比大幅下降。在此，姑且认为福建警方所发布的信息皆属事实，那么，既然加强巡逻盘查在一、两月之内就有如此显著的收效，此前为何不做？为何非要等到这三、四个月再做？如果说，这是加班加点的结果，为何此前不能加班加点？原因无他，无非是因为，五年一度的权贵盛会即将开幕。原来，小粉红们常挂嘴边津津乐道的“岁月静好”，也只是权贵“特供”，草民岂得染指。这分明就是无声宣告对亿万草民的公然睥睨：“尔等本不配享受这份“岁月静好”，只是因为皇上要办大事，倾举国之力而为之，才让尔等沾了莫大便宜！偷着乐去吧、知足吧！”这，哪里是什么“法治”？！分明是赤裸裸的“人治”！

更何况，“百日行动”中的一两百万被捕者绝非全是“罪有应得”，有相当比例的无辜者成为狂抓滥捕、加重迫害的对象。近日，墙外频频爆出各地民众抗争“防疫”暴政的视频，有不少民众在抗争现场被抓，显然，这些被抓民众也归于“百日行动”的“丰功伟绩”中。更有甚者，一些墙外视频显示，有一些民众仅仅是因在街上未戴口罩而遭到抓捕！处罚标准何在？！法理何存？！如此虐民欺民，让人难捺义愤，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与此同时，大量访民、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宗教信仰人士也成为习共“百日行动”的打压目标，这就是大陆觉醒人士通常所说的：“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如此残民以逞、倒行逆施，与扶危济困、捍卫正义的真正法治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如，上海著名的民主异议人士季孝龙先生因反对“清零”恶政、为民请命而再次被投入大牢；泼墨习皇之像的湖南女英雄董瑶琼之父董建彪竟然在监狱之中被毒打至死，惨绝人寰，再破底线，令人惊怒交加！董父惨案，是监狱之中的常态化虐打所致？是夤缘邀功、献媚党皇、以谋升迁的政治献礼、政治报复，还是杀一儆百的政治恐吓？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此外，北京科技大学的退休教师、发明家陈兆志先生，2020年3月因为发表关于“中共病毒”的文章而被“寻衅滋事”恶法迫害，遭囚两年半，在狱期间竟又被罗织“发布反共反习言论”之罪，如此迫害，真是罕闻！目的应是使陈先生延期于囚，直至他们的“敏感期”结束。另有：福建异议人士项锦锋被拘；江苏访民陶红在京被截返后被拘；上海访民杨秀婷探亲途中被抓；访民俞忠欢为躲维稳魔爪，由沪逃滇，但仍在大数据监控的助力下被抓回沪；广州访民杨家豪进京中途被截回后、健康码无故变红，疾控中心已对其发出强制隔离命令；……

鉴于上述相关事实，鉴于中共篡夺大陆后持续性地制造大量冤假错案，鉴于特定时期的、大规模的所谓“执法”行动更容易因人手有限、资源不足、监督缺失、任务紧迫、急功近利、忙于交差等因素而出现刑讯逼供、疲劳审讯、小错重罚等情况，因此，对于“百日行动”中的冤假错案发生概率，同样需要打一个硕大问号。“可抓可不抓，抓；可关可不关，关；可宽也可严，严；可轻也可重，重”之类的情况是否广泛存在？“矫枉过正”、“宁枉勿纵”、“宁可错抓千人、不使一人漏网”之类的行为比例有多高？据报道，北京门头沟居民李宁透露，派出所抓人有指标，一个警察要抓几个人、破几个案子，所以会出现滥抓无辜的现象，一点小事都要抓；沈阳居民刘女士也说，现在警察抓人就是凑数。

此外，还应看到，在习共的“百日行动”中，虽然不少被抓者并非全然无辜，但其之所以有盗、抢等作奸犯科之举，纯是迫于恶劣形势下彻底破产、长期失业、囊空如洗、负债度日，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习共当局若坚持专制独裁和加速倒车，天量贪腐和对民众的敲骨吸髓将有增无已，若再加上继续大撒币等无偿外援，继续打压民企和做大“国企”（党企），继续用天价医疗和高昂房价维持盘剥力度，继续支援和亲近俄罗斯及朝鲜等周边专制国家而导致欧美国家加强围困、加速撤资和不断提高技术贸易壁垒，继续“清零”恶政与“防疫”暴政……上述倒行逆施只要继续其中一项，经济民生状况还会继续恶化，更多的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犯罪率还会上升，如此这般的草木皆兵将无休止，“百日行动”以后（如果习共还有“以后”）会演变为“千日行动”，一直“行动”下去、直到动不了为止……

二、“百日行动”突显的人治之恶

由上可见，虽然习共长期高喊“法治”，但专制独裁之下的所谓“法治”，实质都是程度不同的“人治”。人治（rule of man），即执政者及政权的权力极大、基本不受限制，人在法律之上；此外，“恶法非法”，如邪恶习氏这般，惯于将邪恶独裁意志通过人大这块“橡皮图章”演变为条条恶法、借“刀把子”与纪委付诸实施，“法”治民而不治官（典型者如，打压网络“翻墙”的恶法）、治人而不治己，即便有时人未凌驾于法上，亦为“人治”。

“百日行动”，就是特征鲜明的“人治”行动。首先，其时其效均缺少真正“法治”意义范畴的连贯性、稳定性、持续性，目标尺度、执行尺度、时间尺度与效果尺度完全由独裁意志、个体目的决定，想什么时候“加强执法”就什么时候“加强执法”，想要什么“执法效果”就不惜代价实现什么“执法效果”；其次，对政治抗争色彩鲜明、在苛政暴政下未（全然）逆来顺受的民众，彻底撕下了所剩无几的“法治”伪装，完全暴露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悍恶面目、无耻嘴脸，大肆使用恶法加以迫害、打压；再次，专制独裁者的倒行逆施持续损害经济、民生，使大批民众为了生存而被迫铤而走险，不啻“逼良为娼”，是对本就先天严重畸形、后天营养不良、恶法之疾密布的“法治”残体的间接损坏，实质就是独裁者及其既得利益团伙的政治犯罪！

人治之恶的极端体现，就是对“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种传统“血酬定律”进行冷酷理性的升级版量化，将虐民数量、杀人数字视为揽权固位的“硬指标”。这是中共邪恶之首的一个嗜血共性。如今的“百日行动”，可谓是：抓二百万人，保二十大稳定，再现往昔之杀气腾腾。不禁让人联想到邓小平的冷血“名言”：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毛泽东时代在镇压所谓的“反革命”运动期间“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进行屠杀；在“反右”期间设定“数量指标”：“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为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大规模整人、抓人、杀人，还要定一个比例、设一个“量化”标准，在自由民主国家看来是悖逆法理、极端恐怖、不可思议，但在很多专制统治者看来，只是一个维护独裁宝座的常态化手段，堂而皇之地以“法治”之名实施！对于素来将民众视为“螺丝钉”等卑微之物的专制独裁暴政而言，民众的命从来不是命，只是专制统治者的庞大独裁计划书中的几行冷冰冰的数字，甚至连数字也算不上。

由于习共人治之恶和以民为敌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与真正法治的距离愈拉愈远，还不断加大将国家、民族拖入“长痛”的危机与概率，不断加重中共极权专制统治固有的非合法性和沉疴痼疾，不断在邪恶“人治”土壤上增植邓氏之邪与毛氏之恶。“百日行动”，就是习氏人治模式的浩大演练，将“前后两个30年”的杌陧之象、典型之恶集于一身，邓氏“严打”恶象与毛氏“文革”遗风充分体现出来。

三、“百日行动”与邓氏“严打”

邓氏“严打”启动于1983年，前后持续三年之久。邓氏“严打”与“百日行动”颇多相似之处。

（一）对比两者目的

虽邓氏“严打”有“乱世用重典”、阻遏“文革”余波的治理目的，但也有“扬邓派之威、遏他派之势”及“杀人立威、以武慑民”的专权动机。

习共的“百日行动”与之相似，孙力军、傅政华在此期间被重判，就有浓重的权力斗争、政治威胁及高压治官的色彩。大批访民、异议人士被抓、甚至个别人惨遭虐杀，同样有着强烈的政治恐吓目的。

（二）对比两者背景

邓氏“严打”的背景是，“文革”刚过，由于经济长期衰弱和发展失衡，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后沦为待业人口、失业人口，同时新增大量城市无业、闲散人口，再加上批斗、武斗之风犹存，因此结伙盗抢、打架斗殴等治安问题高发。

“百日行动”的背景虽有一定区别，但长期坚持“清零”恶政、经济下滑、失业者激增，再加上闭关锁国日甚一日，已导致民怨沸腾，抗争民众与“白卫兵”的频频冲突，犹如当年“红卫兵”、“造反派”与民众的斗争，也颇有乱世之象了。所以，“百日行动”也有“乱世用重典”的意味。只是，这“乱世”是习共自己制造的，“乱世用重典”等于自编自导丑剧、闹剧，先是左一个巴掌，将民众推入火坑、导致火情，然后右一个巴掌，为了灭火再对民众用水大浇特浇。因此，综合对比两者背景，“邓氏严打”多少还有替“毛氏文革”纠误的几分合理性，而习共“严打”的背景则更为荒唐、暴虐。

（三）对比两者过程

两者的过程，均有着异常强烈的“人治”色彩。高层的指示精神、主观好恶及陈旧僵化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被视为决狱断刑的重要标准，“宁严勿宽”、“宁枉勿纵”、“宁急勿缓”的反法治思维、悖程序方式占据主导。邓氏“严打”的劳教标准的拟定十分随意；“百日行动”中，虽然早已废除劳教，但是，将“寻衅滋事”这一极具模糊性、包罗性的罪名广泛扣用，使之成为“劳教”的“完美替代”。

邓氏“严打”时期，由于办案条件比较有限、警察素质普遍不高、急功近利心态高涨、刑讯逼供缺少制约等因素，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且因坚持专制独裁而使制度痼疾依旧，社会治安问题也未获根本解决。“百日行动”中，有所不同的是，办案条件与警察文化素质大为提升，有利于一定程度上降低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比例，但是对于警察而言，最为重要的素质不是文化素质，而是道德素质与正义原则。因为，文化素质高而道德素质低，现实危害性往往更大，如，从1949年至文革前，中国大陆文盲率大幅度下降，但政治道德、社会道德的总体状况反而是有退无进，成为广传谬论、酝酿“文革”的温床。如今，已然整体沦为独裁者“刀把子”的警察系统之中，为捍卫道德、正义而敢于违命、反戈者，能有几人？若能做到“枪口抬高一寸”、“打人别太过分”，恐怕已是极为难得了。

（四）对比两者所谓的“群众路线”

两者所谓的“群众路线”，同样很是相近。邓氏“严打”要求“广泛发动群众”，“百日行动”则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之类。

由于“百日行动”的“群众路线”更接近毛时代，因此于此不赘，在下文与毛氏“文革”的相关“群众路线”对比详述。

（五）对比两者的主体力量

邓氏“严打”准备了军警一体的力量，1983年，几十万中共内卫部队改编成武警部队，接受特种训练，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直接服务于政治斗争，随时准备镇压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及林彪、“四人帮”余党的集团式反击。

“百日行动”中，各地公安与武警联勤、联动、联巡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可谓是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可见习共同样念念不忘“政治斗争”。只是不知，能配得上习共如此阵势的政治斗争对手，究竟是谁？

（六）对比两者的结果

邓氏“严打”期间，中国大陆被逮捕者有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其中2.4万人被处死刑，被劳教32.1万人。一些人仅仅是因为文艺娱乐方式及性观念与行为的相对开放而被以所谓的“流氓罪”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典型如马秦燕、迟志强案。小过入罪、轻罪重罚的案件比比皆是，如，1984年北京火车站小贩哄抢瓜农西瓜案，有人抢一瓜被判15年。

“百日行动”中的被处死刑者应不至于这么多，但区区三月之期，便已抓143万余人，且大有迫近200万人之势，其打击范围之大、下手之快之猛，较之邓氏“严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若照此程度，如邓氏“严打”那样持续三年之久，被抓人数将达2000万左右！

（七）后续

就后续情形而言，由于邓氏“严打”治标而不治本，造成犯罪率高发的专制痼疾一直存在，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犯罪率。据《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以“严打”刑事政策为视角》一书统计，1983年严打后，1984年、1985年犯罪率确实有所下降，但严打同时期的1986年以后又直线上升。

“百日行动”的后续情形尚待观察，但基于上述分析与事实可知，若此后倒行逆施不止、未有根本制度变革，其后续效果不会比邓氏“严打”好到哪里去。

四、“百日行动”与毛氏“文革”

毛氏“文革”，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间发生于中国大陆境内。由于习氏素以毛氏为精神导师，因此将“百日行动”与毛氏“文革”进行对比，有助于分析习氏如连任成功后的可能复辟、倒退的方向、方式与程度。

（一）对比两者背景

毛氏“文革”的国内外大背景是：

国际背景，毛政权不仅与世界民主阵营水火不容，即便在共产专制国家中，也愈发孤立，起因是，斯大林模式被赫鲁晓夫痛批，毛氏不想让中国大陆照搬的斯大林模式、也就是高度极权专制独裁的体制受到影响，也不想臣服于赫鲁晓夫脚下，因此开始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与苏联及其一些铁杆盟国闹僵。

国内背景，反右运动后，毛为加强独裁、成为中国的斯大林，试图掀起对其本人的“个人崇拜”，并已有借“文化革命”继续树威之念。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严重受挫，三年人祸大饥荒爆发，高层有彭德怀率先发难，毛以“反右倾”之名将彭德怀等人打倒。但毛的权势随之在“七千人大会”受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削弱，毛怀恨在心、不甘挫败，遂以“不忘阶级斗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中国）赫鲁晓夫”、“批判资本主义”等名义掀起夺权之争，以“四清运动”为“文革”鸣锣开道。毛在“文革”前夕，命林彪严防所谓的反革命政变，尤其当军警系统曾握大权的罗瑞卿、在人大及北京市政府曾居高位的彭真等人被斗倒后，毛、林对军警系统严控，调整军警系统的人事布局，以忠毛程度决定职务去留，并调兵遣将，控制要津，采取了很多措施。

习氏“百日行动”的国内外背景与毛氏“文革”相近。

国际背景，是习共政权受到空前孤立，以美欧日为主力的民主阵营加强围堵，习共最为可靠的盟友普京政权也连遭重挫、能否保住自身都是问题。

国内背景，是习氏的连任企图面临各种难测的挑战。专制独裁体制下注定缺少监督制约，必然导致各领山头、派系林立。局部权力越大，对独裁者的反制力就越大。由于政法系、军界专制权力极大，因此对独裁者的掣肘能量、潜在威胁也极大，贪腐、野心已成政法系的标签。对习的挑战也多来自政法系、军界。在习处置的“九虎”（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郭伯雄、孙政才、孙力军、傳政华）中，政法系、军界就有“五虎”（周、徐、郭、孙、傅），而且薄熙来与政法系关系甚密，据悉苏荣也属周永康派系。能在习的两个五年任期都令其格外头痛的唯一派系，就是政法系。习在第一任期击败七虎，好似毛在“文革”第一阶段打倒刘邓，自觉已去心腹大患、独裁称帝的保险系数又高一层，不料孙力军、傅政华又出现于第二任期，如同毛在“文革”第二阶段遭遇林彪。习对孙、傅的重判及宣判时间都带有浓重的权力斗争色彩，有杀一儆百、威慑贴身家奴、遏其不臣之心的味道。但这种“重刑严判”的威慑效果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吓退其他挑战，其他挑战可能来自党、政、军、学、企、商、工、农、知等任何领域，二十大只是第一关，即便二十大一时侥幸得逞，第二关、第三关……随时可能出现。

（二）对比两者目的

两者目的，倒是都很简单，都是希望掌握帝王之权、实现终身独裁。

毛氏“文革”的目的是永霸独裁宝座、不允许党内外出现任何难以控制的、与其对抗的力量；习氏“百日行动”的目的是为二十大的连任大范围扫荡不利因素、制造恐怖高压氛围、恐吓潜在对手。

（三）对比两者的源起与发展过程

毛氏“文革”经过长期酝酿，在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就提出“文化革命”之说，以应未来权争之变。随着毛施政接踵失败，其独裁权势受到削弱，自然忿怒难平，针对政治对手，他依靠手中尚存的权威和领导开朝的独特优势，假路线之争引发舆论之战，假马列主义之名而行“毛泽东主义”之实，进而以舆论之战和主义之争引发批判风潮，以批判风潮引发全方位攻击，最终使政治对手身败名裂。为了打倒对手，毛除了注意保住军队这独裁统治的命根子（如，从“三支两军”到《九五命令》，一直是毛派主控军权，不在乎军队小损，但勿使军权旁落），对其他都不惜以“投鼠损器”、“灭乌及屋”的方式进行破坏，借甲打乙，借丙打甲，借下级打上级，最后引体制外之滔滔浊浪，冲击体制内外一切可能阻碍其专权独裁的因素与力量。

比较而言，习氏虽也有毛氏之炽烈权欲，也深得毛氏之独裁思维，但对比毛时代，国内外环境同中有异，有利于加强独裁的大环境还不如毛时代，习氏也无毛氏之权威和能量，绝不敢、也不可能掀起“借下级打上级”、“借群众打官僚”的政治巨浪。因此“百日行动”的源起、发展过程与毛氏“文革”有同有异。

“百日行动”此前也是经过了长期酝酿。这个酝酿时期，至少有五年，多则有十年，甚至更长。可以说，其十年揽权的最大目标，就是为了十年之后的继续揽权。“百日行动”就是用于十年最后的冲刺阶段的超级动力。习氏权欲之炽不输毛氏，但志大才疏，在持续加强集权的漫长十年中，绝无毛氏的巨大权威、独裁之谋和驭势之能，只能局于体制内、依赖体制内力量，企图掀起个人崇拜之邪风，并无止境地扩充权力，其揽权“杀手锏”就是历代专制统治者早就玩烂的了“反腐败”。“反腐败”虽属烂招，但因其对“选择性反腐”、“权斗式反腐”及其集权功能有着强烈依赖和过人执着，因此也能一定程度上实现扩张权势、铲除异己的企图。习氏通过“百日行动”，加强“选择性反腐”、“权斗式反腐”的攻势与气势。《人民日报》2022年7月14日发文《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称，反腐败斗争是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加强了“百日行动”的权斗锋芒和对政敌的威慑力。在习共公安系统关于“百日行动”的文宣中，“提高政治站位”这组关键词频频出现，意即“百日行动”的最高目标就是确保一党专制和习氏独裁的统治秩序。一些党羽心领神会，在关于“百日行动”的文宣中，心照不宣地将“百日行动”与所谓的“反腐败”挂钩，如，《射洪市公安局三项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措施助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取得佳绩》、《长岛综试区开展“党风廉政教育百日行动”》。孙力军被重判后，《人民日报》评依法惩治孙力军政治团伙：有贪必肃、有腐必惩，再将“反腐败”与“政治团伙”、“政治斗争”挂钩，再增“百日行动”的“肃反”式的高压态势、“祭刀”式的腾腾杀气。

当然，“百日行动”不仅如毛氏“文革”那样助力习氏的党内权斗，还对以党外力量为主的大量访民、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民主人士、信仰团体及失业群体、弱势群体加大打压、管控力度。关于这一点，上文对此已有详述，于此不赘。

“百日行动”与“清零”恶政是密切配合的，“百日行动”很大程度上为“清零”恶政提供氛围上的掩护、名义上的“正名”、力量上的支持，不仅使得“白卫兵”力量大增，还在“扫黑除恶”之类的氛围和名义下增加了“白卫兵”的行动便利和虐民“合法性”，一些“白卫兵”持枪慑民、入宅捕民、街头殴民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反过来，“清零”恶政为“百日行动”提供貌似有理的依据、冠冕堂皇的理由，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等幌子下，对抗争封城封户、冲击防疫暴政的民众进行打压。假冠冕堂皇、貌似有理的笼统之名，行乱中“制敌”、按需打压之实，与毛氏“文革”将涵盖极广的、思想理论范畴的“文化”、“文斗”与充斥血腥武力的“革命”进行不伦不类的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习在“百日行动”中以“刀把子”与“清零”这两大“法宝”左右配合、全力出击，再加上“百日行动”所谓的“维护法治”、“依法反腐”及“重判孙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为其无耻修改其党自我授权、自制自颁的任期之法进行正名，因此能让他的贼胆有所增大，为连任一搏。

（四）对比两者所谓的“群众路线”

两者所谓的“群众路线”，更如同模铸就，只不过一个是庞大的母版，一个是缩小的子版。

毛氏“文革”的所谓“群众路线”，几乎席卷了当时中国大陆的每一名民众。被裹挟在“文革”运动的滚滚浊流中的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斗人”行列，也不知何时就因某言语某动作莫名其妙的成为“被斗”者。于是，几十年相处融洽的街坊邻居，转瞬成仇、须臾陌路；长时间关系和谐的亲朋好友，一朝翻脸、半日反目。当然，一些民众借“群众运动”之势，加入“造反派”、“红卫兵”，对专制、独裁、骄横、腐败的官僚群体、军警系统进行的打击，有“以毒攻毒”的味道。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载，“文革”初期，仅在北京24所高校，刘邓工作组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这类情况，似乎使得“群众路线”演化而成的“聚众造反”有几分抗暴正义、甚至是民主色彩。但实质上，“群众路线”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群众路线”是专制高层的权斗在民间的扩展，无异于专制管控之手的延伸，“造反”只是“奉旨造反”，在实践层面甚至是以跪求式的“上访”换来的“浩荡皇恩”和“金口玉言”，是“只反狗官不反狗皇帝”、有限度的反。虽高呼“保皇有罪”但也绝不敢反对毛皇，所谓“保皇有罪”也实指“保官有罪”。“造反”实质，只是独裁意志在广大民间的投射和裂变。

“百日行动”中，习氏绝无毛氏那样的“放手发动群众”、对“群众路线”收放自如的权威和能量，更不能、也不敢让群众反抗、监督官僚、警察，只是从“独裁权力最大化”、“专制管控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其可控的专制范围对毛氏“文革”亦步亦趋、小巫学大巫。“百日行动”中，习共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沉入社区，最大限度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

所谓“枫桥经验”，指的是1963年在浙江宁波诸暨县枫桥区推出的、在群众之中进行专制管控、实现中共高层定下的专制目标的所谓经验。“枫桥经验”早期，以“攻心”为主，不打不骂，说服对方。客观比较而言，这样的方式确实比其他很多地区的打骂横行的专制管控方式要理性、开明、温和一些。但是，“枫桥经验”之所以被中共长期视为至宝、加以推广，并非因为其中的相对理性、相对开明、相对温和的因素，而是无需中共体制力量投入成本就在基层实现了专制目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不费丝毫之力、坐收专制之利、扩展专制根基，这是天大的好事，中共自然求之不得。“枫桥经验”非常适于加强独裁专制统治、官民矛盾不断扩大、但体制管控力量不足的时期。因此，在胡耀邦、邓小平上台前，“枫桥经验”很受中共重视，屡见于《人民日报》等中共喉舌和宣传机构。胡耀邦、赵紫阳时期，比较重视经济建设、法治建设，“枫桥经验”作为毛时代的代表性产物之一，自然受到冷落。但是，“八九”民运被残酷镇压后，中共面临的内外危机不断加重，又开始重视政治斗争和高压专制统治，于是“枫桥经验”再受中共热捧。

由衷钦佩毛泽东时代的统治之道的习近平，在其调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不久，即赴枫桥调研。在习近平的力推下，“枫桥经验”更是名声大噪、被中共“发扬光大”，成为中共“维稳”之术中的要点之一，并“与时俱进”地发展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刚柔相济”、成本低廉、密控基层、与大数据监控互相配合的新专制管控手段。2020年4月下旬，中国大陆因疫遇困、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增加，习近平遂再度强调“枫桥经验”。习共以“枫桥经验”为模板，以警察体系为骨架，以居委会、综治办、党员、乡贤或乡霸等力量为抓手，不断加强“网格”化专制管控，将一些顺民、愚民、失业者变成免费帮凶或廉价打手，美其名曰治安“志愿者”、“维稳信息员”、红袖章、网格治理员，等等，以“联防联控”等名行“群众专制”之实。

百度搜索“百日行动 枫桥经验”等关键词，首页所得结果多是歌功颂德之文，主题无非是警察在百日行动中以“为民服务”的方式发扬“枫桥经验”。但如果逐一翻页浏览相关文章，仍可发现习共当局在“百日行动”中“发扬枫桥经验”的一些实质做法和专制祸心。如，云南省德钦县人民政府官网有文《云南公安党旗红丨百日行动：践行“枫桥经验” 凝聚平安力量 共筑平安德钦 德钦县公安局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文中提到，德钦县公安局澜沧江警务片区各派出所持续开展“党建引领基层“红袖标”治安志愿者警民共治”活动，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通过群防群治队伍，开展义务巡逻、信息采集、线索上报等工作，并将“情报信息有效”作为重要的奖励标准，从而构筑警民联治联防联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提升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打通“最后一公里”。南靖县公安公众号有文《百日行动丨山里110：践行枫桥经验 助推“百日行动”》，以派出所为核心，组织治安巡防队，以“发挥人熟、地熟、社情熟”优势，“织密织牢基层防控网”，还“积极构建土楼法庭、镇综治办、司法所、调委会、乡贤”共同参与的管控机制。

为了加强“百日行动”的恐怖效应、为将“百日行动”与正在进行的“清零”恶政结合起来，习共某些党羽利用基于“枫桥经验”而成的“网格管理”体系的群众岗哨、群众密探，推行“抓人重奖”恶规，“宁抓千人，不漏一人”，试图将阳性患者、疑似阳性患者、“密接者”、“同时空伴随者”等全抓获、投入隔离集中营，并对抵抗“清零”盘查等恶政者进行告密、打压、罚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谄媚成风、争相表忠的习共官场一向不缺媚上求官、媚上邀功者。既然毛老师如此推崇秦始皇，“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如此，习学生也当有此好，各地党羽自然会投其所好、百计逢迎。如，“百日行动”期间，四川自贡官衙征召“十户长”之令惊爆网络，官衙称此举可助力所谓的防控疫情，鼓励各楼栋的党员干部、体制内人员主动带头担任，等于是秦朝恶政、《商君书》毒计“古为今用”、进一步加强基于“枫桥经验”酝酿而成的“网格管理”和“群众路线”，将“网络管理”的密度增至极限，并使体制内人员在工作之外的相对自由时间或退休之后的大把空闲时间也被最大限度地吸入“群众运动”中。如此，既对体制内人员“物尽其用”，又针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密织了“群众专制”的天罗地网，勿使有“漏网之鱼”，令“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四川日报》也为此举摇旗呐喊，看来颇有来头。事实上，在“清零”恶政肆虐期间，或更早的时期，类似“十户长”的恶政已在新疆、四川、云南、贵州、温州等省市蔓延了。一旦此举为上欣赏、加以推广，首推此举的某官就升官发财了。

“十户长”之恶政既已堂而皇之地推出，“连坐”、“保甲”之类恶政之实施或许也为时不远，“互相检举揭发”的毛氏“文革”似乎也愈来愈近了。事实上，“变相连坐”的事实、现象一直存在。毛氏“文革”中，因家族“历史问题”、亲友“政治问题”而遭受各种无妄之灾、莫名横祸、池鱼之殃的无辜者，不计其数。中共长期对一些领域设置的“政审”关卡，也是“一人犯上、全家有责”的现代版变相“连坐”制。“百日行动”前夕，著名维权人士王贺楠因坚持为其夫王爱忠发声，竟遭习共当局施压其所在的航空公司、被停飞停业，如此迫害，不啻变相“连坐”，重施暴秦之恶、再续《商君书》之毒。“百日行动”期间肆行的“一人为阳、全楼隔离”、“一人为阳、封区封城”，又何尝不是习共倒行逆施下愈发变本加厉的变相“连坐”呢？！

（五）对比两者结果

据各方估计，毛氏“文革”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约数十万至2000万不等，以“红卫兵造反”、“武斗”、“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为祸最烈。

虽然“百日行动”中的受害冤死者的数量、以及其与被抓总数量的比例应该低不少，虽然两者结果在严重性层面不是一个级别，但是，如果从“（可预测的）整人规模”、“单位时间的整人数量”等角度来看，两者都足够恐怖。

据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文革”后披露，文革期间“整了1亿人”；另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安德鲁•G•魏昂德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苏阳于2003年发表的学术研究报告，估计文革期间在中国大陆农村地区约有3600万人遭受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文革”风暴在城市当然更为凶狂，挨整人数当然更多，因此，叶剑英所披露的文革期间“整了1亿人”，应非常接近真实情况。平均下来，“文革”每年整人约1000万，每月整人约83万。

“百日行动”仅以三月之期，抓143万余人。“二十大”前后的高度“敏感期”，单位时间内的抓人数量应该更多。总体计算，百日抓人应在200万左右，平均每月抓人约66万。但是，这仅仅是被抓人数。按照毛氏“文革”的“整人”这一标准，“被抓”也是“被整”，但“被整”未必是“被抓”，即便被批斗一次也是“被整”。据此，“百日行动”期间的“整人”数量恐怕至少是“抓人”数量的翻倍。“百日行动”期间，大量墙内外的短视频及照片显示，习共各地党羽皆有“整人绝活”：出门不戴口罩可能会被整、被罚；未每日测核酸、或数日未测核酸可能会被整、被罚；不去“集中营”隔离、试图躲开“白卫兵”岗哨盘查，可能会被整、被罚；鱼贩、鸡贩忘记给鱼、鸡做核酸，可能会被整、被罚；在什么时间、什么路段不小心“违规”骑了电动三轮车、摩托车乃至未戴头盔，可能会被整、被罚，例如，仅2022年7月上中两旬，西安交警系统就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67884例，百思难得其解，不知“电动自行车”何故会违法？为何违法数量之大？如果真如此严重，此前为何不治理？如果不严重，为何如今“大治特治”？……总之，被整、被罚的理由与借口，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因此，即便仅仅从“整人”角度看，“百日行动”也堪称是“新时代”的短期“文革”。习皇帝不愧是毛皇帝的好学生，习时代确实是毛时代的模拟版。

结论与警示：

“百日行动”的“人治”之恶，与其彰显出来的邓氏“严打”恶象、毛氏“文革”遗风，是一脉相通的，相当程度上预演了习若连任得逞、长期独裁后的可怕后果。

仅从抓人、整人总数和单位时间的抓人、整人数量对“百日行动”及邓氏“严打”、毛氏“文革”进行对比，就足见习共整人力度之狠、整人规模之大、整人进度之快，简直是令人不寒而栗！

如果习的连任企图得逞、相对安稳地跨过“二十大”及此后半年左右的独裁统治危机高发期，届时我们定会发现，“百日行动”只是其牛刀小试，超邓赶毛的“人治”之恶、“严打”与“文革”合而为一的“长痛”折磨，还在后头。

寒刀已然高悬，试问，何人不能沦为鱼肉？

然而希望永存，祛危之机，尽在万众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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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红朝 | 习近平这十年吃肉与啃骨头 

2022年9月16日

习近平十年任期已快结束了，回想习近平于执政一年多的2014年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星期六新闻》节目独家专访，谈到中国局面时，有这样的表述：“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习近平的此番豪言壮语，表达了啃硬骨头的决心，令国人看到所谓中国梦有实现的希望。事实上习以上啃硬骨头的言论并不厚道，且看他在这十年间的表现就清楚了。

当习近平2012年接手中共大位时，确实面对以前留下来的一大堆积重难返的硬骨头，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历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难道他们都是吃肉年代，仅剩下骨头让你习近平啃？显然不是的，这是创业与守业的问题，别把自己抬得那么高，而将前任都踩下去。当年确立改革开放之初，冲破极左僵化思想的禁锢、杀出一条血路来、搞市场经济，这不是前辈们凭着极大的勇气去啃硬骨头吗？因此，习近平当政不仅面对难啃的骨头，还有前辈们留下的大块肥肉让他吃得很爽，那么习近平这十年到底吃了什么肉、啃了那些硬骨头？又有那些硬骨头不敢碰？笔者将为他作一个总结，这可是习总书记的大部分重要政绩，希望本文能引起二十大报告起草小组的重视，并能加进报告的内容里，供全党、全国人民围观。

首先习近平登台之后，狼吞虎咽地吃下了前任留下给他的三块大肥肉，成就了他大权独揽，狂妄自大，争当世界领袖的野心：

第一块肥肉是习近平上任之初就一举获取了以往中共领导人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正是胡锦涛不栈恋权力、裸退而留下最高权力这块肥肉足够让习吃个肚满肠肥了。胡全退下来的举动，被习赞誉为“高风亮节”。这样，习就有梦幻般的开局，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同时摆脱了江派的操控，从此党内没有人能约束他，继后习近平以反腐败之名打击异己巩固权力、复辟毛路线、大搞个人崇拜、自封核心、定于一尊、恢复终身制等等。这块前任送到习嘴边的肥肉，胡温连薄熙来这块肉中骨都帮他剔除掉了，还抱怨只面对一堆骨头，简直是忘恩负义了。

习近平吃到的第二块肥肉是自从改革开放积累起来供他挥霍的巨额财富。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国库由空虚到充实，一组数据非常清楚说明前任啃骨你吃肉：

1978年为邓、胡、赵时代的改革开放元年，这一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只有1.67亿美元，当年还是计划经济，财政收支没有赤字，还盈余了10.17亿元人民币。

1989年江泽民上台时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55.5亿美元，财政赤字为158.88亿元人民币。

2002年胡、温接班时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2864.07亿美元，财政赤字为3149.51亿元人民币。

到了2012年习近平登台时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达到33115.89亿美元，居于世界前列，财政赤字为8699.45亿元人民币。

面对这块巨大的财富肥肉，习近平却毫不理会国内依然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还未得到解决、甚至百姓得了重病无钱治疗只能等死的严酷国情，将人民的血汗钱耗费于满足自己个人虚荣心和提高自己国际声望上。习近平是最痴迷搞大型阅兵的中共领袖，在位十年竟搞了5次阅兵，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包括2015年9月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2017年7月建军90周年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大阅兵、2018年4月南海阅兵、2019年4月海军成立70周年青岛阅兵、2019年10月国庆70周年大阅兵）；另外习近平还大搞所谓的“主场外交”，于2016年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2014年北京APEC会议都各花费有人民币2000亿元，在这些庆典和外交会议上，习近平的铺张浪费大大超过其前任，习上任之初的2012年12月4日，就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八项规定，当中有精简会议活动和要厉行勤俭节约等条例，十年过去了，原来八项规定的制定者竟是最大违规者，这个八项规定只针对普通党员，对总书记毫无约束作用。

可最恨的是习近平还好大喜功，在国外到处大撒币，动辄撒出数以亿计的巨款赠送或援助其他国家，如2018年9月，习大手笔宣布向非洲国家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同时免除多个非洲国家的债务。各位，600亿美元相当于4000亿元人民币，可以解决中国300万失学儿童200年的学费；中国3000万农村贫困老人4年的贫困问题；解决中国社保基金的每年亏损的7000亿的一半以上。习近平为了对外扩张，搞了个“一带一路”项目，又向相关国家乱投币，其中，对俄罗斯提供的援助资金是4000亿美元、印尼500亿美元、委内瑞拉650亿美元、拉丁美洲1180亿美元、厄瓜多尔120亿美元、巴西100亿美元、安哥拉74亿美元、中东国家550亿美元，将巨额资金投向这些国家，简直是肉包打狗，有去无回。最近宣布国家破产的斯里兰卡，竟欠中国债务达110亿美元；在当前中国经济坍塌的境况下，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于今年8月18日竟宣布，免除非洲17个国家23笔无息贷款债务。这就是习近平效仿当年毛泽东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恶果，把人民的血汗钱无度挥霍。

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当政近十年的数据对比其前任几届又是如何的：至今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713亿美元，2021年全国财政预算赤字规模为3.57万亿元人民币。从习近平这张成绩单可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都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外汇储备由一穷二白到几何式爆发增长，并连续十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为习近平接班时留下雄厚的家底，你还说没肉吃，只剩骨头？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习近平时代像过去前任那样爆发式增长根本做不到了，外汇储备规模近年不升反降，而财政赤字十年来却呈爆发式增长，家底早已被习掏空了，其实现在中国经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总理李克强在今年5月25日紧急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坦言，中央也没有多余的钱，只剩下一笔救急款。可见，习近平这个败家子已将中国人民三十多年聚精会神搞经济发展奋斗而来的巨大财富挥霍掉了，中国人民受惠很少，只是习自己在国内外出出风头、满足其自大的虚荣心而已。

习近平吃下的第三块肉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力快速增强导致不断提升的世界地位。在习近平接胡锦涛班时，经过胡温时代黄金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国防、科技、航天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习上任之初就吃到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巨大红利的大肥肉，可是他不是承上启下，谦虚谨慎，继续学习、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而是吃到这块肥肉以后就有点飘了，他野心开始膨胀，不安分守己了。习近平误认为中国的发展已超越美国和西方，于是萌发争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自认为已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可平视世界，于是与欧美交恶，狂妄自大地搞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外宣、挺普京，并向世界输出中共的意识形态 ，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结果令西方国家惊醒，东西方对抗又再度泛起，中共也到处碰壁，国际上没有真正的朋友，北京冬奥会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集体缺席就是习自打嘴巴的反映。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积累丰厚的底子，你习近平有什么资本认为东升西降，去叫板西方国家？其后果是习消化不良，搞到一地鸡毛，断送了中国的前途。

以上就是习近平所能吃到的三块大肥肉，实事求是讲，习不仅吃了肉，也确实啃了不少所谓难啃的骨头，只不过这些骨头里有些不该啃，有些啃歪了，真正需要啃的骨头反而没有啃。我们不妨又看看十年来习近平啃了那些硬骨头：

一、啃掉了集体领导的硬骨头。就是取消了邓小平等元老制定的集体领导的模式，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独裁形式。习近平上任之初，就巧立名目地成立各类整治小组，自任组长，有目的地将胡锦涛时期九龙治水的局面变为个人集权，并架空总理李克强，把经济政策的大权交由自己的亲信刘鹤主持，等于废掉宰相，致使李克强倡导的“地摊经济”在全国无法实行；被习近平亲自拍脑袋设立的河北雄安新区，国务院根本没有参与决策，李克强也从来没有到雄安考察指导；而最重要的中美贸易谈判，身为总理的李克强竟是看客，全过程从谈判到签署均由副总理刘鹤负责，习近平直接指挥。所以，李克强被人们认为是中共历任最窝囊的总理。正是李克强的软弱与步步退让，令习近平得寸进尺，目空一切，最终抛弃集体领导，实行个人独裁。与其说习啃掉了这块硬骨头，还不如说习啃了这块意想不到的软骨头，不仅李克强是软骨头，连政治局内的这一伙人也是软骨头，他们明知习不是一心一意搞改革开放，而是开倒车，复辟毛体制，个个唯唯诺诺，没有一个敢站起来反对习的倒行逆施，却是臣服于习，这帮人必定犯历史错误，因为他们都是习独裁祸国殃民的帮凶。中共历史已有先例证明搞个人独裁是国家悲剧发生之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动乱，这当中固然有毛专横独裁、一手遮天、心狠手辣的原因，但若不是一直以来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元老没有坚持原则，对毛一再忍让，毛能如此无法无天使国家陷入灾难吗？所以，今时习的强势，啃下集体领导这块骨头，中国必定走向黑暗的年代。

二、啃歪了的腐败大骨头。十八大习近平掌权之后，面对中共多年来屡禁不止的严重腐败问题，习与王岐山联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提出“打虎拍蝇猎狐”行动，

反腐风暴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是中共史上罕见的，也证明了中共已是腐败透顶了。从内容来看，习近平雷厉风行的反腐败是确有成效的，去年中纪委副书记肖培介绍：十八大以来，查处408.9万人，329名省部级以上干部被查。这是相当惊人的数目，其中公开处理包括1名正国级，6名副国级，2名军委委员级，数十名正部级，数百名副部级的高官。

但是从性质上来看，习虽然如此强烈的反腐败，还不断打破“禁区”和“惯例”，却始终没有触及中共最根本的制度性腐败问题，而是选择性反腐，有借反腐清除异己的动机，反腐十年，还没有在党内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局面，不断有大老虎产生，苍蝇更是绵绵不绝，所以，习啃腐败这一大骨头，只啃了一半就啃不下去了，是一个烂尾楼工程。（有关习近平反腐败的详细论述，读者们可参阅笔者在本刊去年8月16日发表的《从中共历年的反腐成绩单揭露“六四”以来中共惊人的腐败》一文）正因为一开始习反腐就只不过当成整肃异己独揽大权的手段，这块骨头就啃歪了，所以不可能取得成功。

三、啃掉了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好骨头。随着习近平上任以后步步集权的得逞，习对权力的掌控欲望变得更疯狂，被封为核心和定于一尊并不满足，还处心积虑搞终身制，就是修改宪法，废除宪法中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规定。为啃这块骨头，习开始是对修宪案一直秘而不宣，直到2018年3月距离人大召开只剩一周时间，才由中共媒体遮遮掩掩披露出来，来了个出其不意的“霸王硬上弓”式向人大代表提出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结果习如愿以偿，被人大橡皮图章高票通过。在执政党总书记、军委主席都没有任期限制的情况下，国家主席任期制是唯一一块防止个人无限专权的好骨头，就这样被习啃掉了。这样，习近平就一举颠覆了邓小平制定的领导人定期自我轮替的制度，把中国又拖回到毛泽东极权独裁主席终身制的黑暗年代，这是习开历史倒车，复辟帝制的卑劣行径，与当代世界政治文明格格不入，毛独裁统治中国的教训是使党内干部和广大人民吃尽苦头，如今习又卷土重来，文革悲剧有在中国再次发生的可能。习为搞独裁，可为不择手段，所以，习近平啃这骨头，只为一己私利而已。

四、硬啃中美贸易战的骨头。由于中共自加入WTO以后，采用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即非法的贸易出口补贴；仿冒、盗窃知识产权；忽视工人健康和安全标准；不合理的进口关税和配额；筑起贸易保护壁垒，阻碍外国竞争对手合法进入等作为，造成中美之间长期的贸易的不公平现象，于是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3月22日签署备忘录，直指“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并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对中国特定进口的商品征收25%关税，涉及商品总计估达600亿美元，以及设置其他贸易壁垒，包括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旨在迫使中国改变其“不公平贸易行为”。面对特朗普突如其来对中方的挑战，习近平选择不是认怂，而是向美方亮剑，不自量力地想啃下中美贸易战的骨头，于是也宣布对美方针锋相对，2018年3月2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还计划对价值30亿美元的美国产水果、猪肉、葡萄酒、无缝钢管和另外100多种商品征收关税。这样，中美贸易战就正式打响了，双方你来我往，清单不断提高，当时中共官方主流媒体放言狂叫：“中方不怕打贸易战”、“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奉陪到底”、“以牙还牙”、“美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相互各自不断对方进口产品关税时，中方却发现“子弹”快打完了，就立即改口称“贸易战没有赢家”、“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结果贸易战引发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后来双方元首同意举行谈判解决争端，习近平指派亲信刘鹤为代表，经过历时一年半共十三轮的高级磋商，于2019年底中美两国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在这个长达九十多页的文本里，有几十次使用“中国应”如何如何，或者是“中国同意”做什么什么，而“美国应”只出现了5次，很明显中国作出了大幅让步，这份协议习近平彻底认怂了，就是美方居高临下，要求中国按我意思做。所以习近平不敢去美国签下“城下之盟”，只派副总理刘鹤去华盛顿签署，而美方则由总统特朗普带领白宫主要高级官员悉数出席并亲自签署，这样的签署仪式是非常不对等的，也反映出中美这份协议肯定是不对等的。正是骨头啃不下，满地都是牙。

五、啃掉了不该啃的“一国两制”这块骨头。2018年香港男子陈同佳在台湾杀害女友，香港政府籍此于2019年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放宽引渡犯罪者至中国大陆的条件，该草案内容引发港人质疑，将破坏一国两制、损害香港司法独立自主和言论自由的精神，因而香港广大市民走向街头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 ，港人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作抗争，这场波澜壮阔，震惊世界的“反送中，抗恶法”运动，持续了1年多时间，多次有上百万市民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港府、中共漠视民意、违反香港基本法条例，而且每次大游行都秩序井然，港人主张“和理非”抗争和“五大诉求”，“实行真普选”，这些都是香港主流民意的共识。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根本不愿意听取港人的呼声，对香港的民主抗争运动感到非常害怕，出于维护中共独裁政权的原因，于是连同港府将抗议者的行动彻底污名化，把整个抗争运动诋毁为“暴动”、“港独”、“外国反华势力介入”、“颠覆国家”、“颜色革命”，强行通过“国安法”，制造白色恐怖，封杀一切反对声音，以“颠覆国家”之名将民主派人士一网打尽，以“爱国者治港”之名全面操控香港的管治权，并直接导演了“李上林下”的特首选举闹剧。这样，邓小平承诺在香港回归后实行的“一国两制”已是名存实亡，香港独有的民主、言论自由也寿终正寝了。故此，习近平把“一国两制”这块骨头啃掉，标志香港已进入“一国一制”的局面，所谓的特别行政区已不再特别了，大陆化正在改变香港的一切，这颗东方之珠经习近平的横蛮折腾，早已失去昔日的光彩。

六、啃不下的贫困问题的硬骨头。在2013年，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为要啃下这一硬骨头，他定下目标，到2020年彻底消除现行标准下的农村绝对贫困。2021年2月25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习近平在大会上高调宣称：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执政以来，确实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外出考察都会去贫困落后地方访问调研，也一再强调要切实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但习把扶贫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明显是指标式硬性脱贫，搞大跃进、运动式扶贫，与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相违背，必然沦为自我标榜的“政绩工程”，变成习自导自演的“政治秀”。至于习啃这块硬骨头的成色，我们拿一组数据对比就清楚了：根据中共当局制定的脱贫标准，个人达到年收入4千元人民币就算“脱贫”，但是依据世界银行2018年公布的数据，“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5.5美被列为贫困线，同时还有日生活费低于3.2美元和1.9美元的极端贫困线”，如果以最低标准被列为极端贫困等级的1.9美元计算，全年生活费也需要693.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500元，仍然超过中共制定的贫困线约达12%。这已是2018年的标准了，按此数据对比，习近平的扶贫攻坚战连“数字脱贫”都谈不上，又何来习在大会上自吹自擂的“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只不过是“浮夸风”再现，打肿脸充胖子而已，所以，习近平扬言如期啃下贫困问题这块硬骨头，不免水分太大了，而且是不可有持续性的。

七、胡啃乱啃新冠病毒的骨头。对于这块骨头，习近平开始不是主动、积极去啃的，当新冠病毒在2019年12月的武汉出现之初，由于中共维稳政策高于一切和刻意营造所谓歌舞升平迎新年的气氛，致使当局一再隐瞒疫情，武汉警方还对8个所谓“散布武汉肺炎不实消息”的人员做出惩处，连央视也报道了这条新闻，其中就有“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因在同学微信群发出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的警告，遭到公安机关叫去“训诫”。而直至2020年1月20日中国政府承认武汉肺炎可以传染之前的近50多天中，中共各级政府、中央到地方媒体以及各级卫生防疫机构都在传播谎言：“未发现人传人现象”、“整体疫情可防可控”、“病毒传染力不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总体是可治的”。结果由于中共当局不仅压制疫情真相的传播，还大肆传播虚假信息，错过了阻断病毒扩散的黄金机会，造成了疫情的大爆发，习近平不得不要啃新冠病毒的骨头，并且病毒还传向全世界各国，造成祸害全球的灾难，真是罪孽啊！当武汉疫情大爆发以后，习近平小事不办，却集中力量办大事了，急忙下令全武汉封城，紧急修建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调集军方及各省市医疗队支援武汉，当时整个武汉犹如人间地狱，全国各地人心惶惶，春节假期延长。此时，知道闯出大祸了，中央与武汉地方政府竟互相甩锅，推卸责任，武汉市长周先旺，在央视采访中表明疫情一发现已经上报中央，但是不是获得中央授权是不能披露的。这就清楚说明，武汉湖北地方没有隐瞒，而是中共最高权力压制了疫情的公开报道；而中共《求是》发表文章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在1月7日就已经对疫情防控提出了要求。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啃这骨头的吃相太难看了。随后这三年疫情来，习的极端动态清零政策，将公共卫生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与西方比试制度优越，大搞所谓“人定胜天”的愚蠢防疫，劳民伤财，令老百姓苦不堪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是灾难性的，这就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国式防疫，但新冠病毒却清不了零，现在正在中国多地相继爆发，看来病毒也不负使命，特来为中共的二十大献礼了。正是骨头啃不掉，中国经济已死掉。

纵观以上习近平吃肉与啃骨头，利国利民的作为不多，为自己争权保位的目的却不少，即便是啃下这些骨头，也无助于中国的发展和走向现代文明社会。中国社会目前的硬骨头，先除去高层次的如何带领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宪政这块最大最坚硬的骨头不说，一直以来国人最关心的基本民生问题，所谓当代中国社会“新四座大山”的：住房难（房贷）、上学难（教育）、养老难（养老）、看病难（医疗），这几块真正的硬骨头（这年头还增加了一个就业难），这是当前广大老百姓遇到的困境，同时也是老百姓最急需解决的生活问题，难道习近平不知道吗？他有解决过这些问题吗？面对民生领域这样棘手重大问题，他连碰都不敢碰，休说主动去啃硬骨头了。还有中共编制内长期存在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吃财政饭人员庞大的精简机构的硬骨头，打破“双轨制”的硬骨头等，习近平也无意去啃，所以习这十年两任的时期，并没有啃下真正的骨头，反而还制造了不少新骨头，令国家再度走回独裁黑暗的毛时代，他啃的所谓骨头，大多是折腾老百姓的。

习近平曾标榜自己的政绩是：“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但具体解决了那些难题，办成了那些大事，他没有具体交代，如果对照本文以上的综述，习近平无疑是自打嘴巴的，除了办成习自己终生独裁专权的大事之外，其他都是忽悠国人的废话，用放大镜来查看，也找不到能兑现习豪言壮语的政绩。

习近平上任时提出的民族复兴“中国梦”，现在从中国的情况看来，复兴是谈不上的，倒退却是事实。故此，如果二十大后习近平打破任期制，继续掌控中国，那将是中外最糟糕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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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英時 | 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体制与最高权力代际结构

2022年9月26日

章小舟：《民主中国》征程之钩沉辑佚

引言

在灿若繁星的自由中文媒体中，《民主中国》可谓是异彩熠熠、独具一格，这不仅得自于其建设民主中国的立刊方向、题旨包纳极广的用稿风格与长期以来的民运参与，亦与其三十二载的独特征程、一以贯之的宏大关注、编作共凝的牺牲价值和传媒底色密切相关。

不过，大多数读者对《民主中国》的昨日风雨和曾历艰挫所知有限。因此，作为一名与《民主中国》已然相伴十余春秋的读者与作者，笔者不揣浅陋，以投砾之作，对得悉于蔡楚、苏晓康等老师处的关于《民主中国》的前尘往事钩沉辑佚，发覆其端，力求择要而抉微，将《民主中国》的主要征程与重要细节呈于读者面前，使读者在对《民主中国》的长期坚守增加了解之余，对中国民主化进程与前景提升信心，亦为相关媒体的创建者与运作者提供某些方面的参考资料与信念支持，为独立自由之中文传媒界的发展兴盛贡献绵薄之力。

概而言之，《民主中国》创刊迄今可分为两个时期：“纸刊”时期与“网刊”时期。

一、“纸刊”时期(1989–1995年)

笔者所知的关于《民主中国》的“纸刊”时期的资料，皆源于由蔡楚老师转介的、由苏晓康老师撰写的《一本异议杂志的辛酸身世》。苏晓康老师之所以撰写此文，主要是因《海外刊物在大陆内部发行状况——以“民主中国”双月刊为例》一文而引发追忆与慨叹。题中“辛酸身世”一词，寄寓了苏晓康老师对《民主中国》犹如对待子女一般的感情：疼惜，呵护，自责，患难与共之忆，叹时势不遇、杂志处境不佳，等等，个中滋味皆在其中了。

据苏晓康老师的文章，《民主中国》系“六四”流亡者在海外办的综合性杂志。《民主中国》于1989年11月创刊于法国巴黎。1990年4月在巴黎出版创刊号，时为双月刊，社长苏晓康、主编远志明。同年，迁往美国普林斯顿；操作方式是由苏晓康老师等人在海外编出稿件，送台北联合报作后期编务并印刷，再空邮至北美、欧洲、东亚等地区发行点分发，成本昂贵；1995年底出满三十期，因失去联合报的印刷资助，转为电子杂志进国际网络（Internet），苏晓康老师任社长，主持统筹经费、经营和发行事宜。

苏晓康老师在《民主中国》创刊伊始之际的设想是：使该刊向大陆内部发行。苏晓康老师等人本是打算借助香港支联会的秘密管道，将杂志“偷渡”进去，再分发给大陆的地下书商，由他们供应给各大城市的书摊。这种设想，源于苏晓康老师“六四”之前在大陆的经验——大陆自1985年以来，由于官办新华书店系统的僵化，书刊发行渠道受市场经济冲击极大，各地冒出许多个体书商，以重金向各官方出版社买“书号”，自行出版揭露性、通俗性等方面的书刊，在市场上非常走俏，动辄获取暴利； 因此类地下书刊无法走官办书店和发行渠道，于是渐次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民间发行网络，基本上是每个财力雄厚的个体书商自己掌握一个网络，其中以湖南长沙黄泥街最为著名，其次还有山东、东北等几家个体书商，亦很活跃，例如，苏晓康老师写于1988年的长篇纪实文学《乌托邦祭》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禁止出版后，有一个山东的个体书商找上门来，要苏晓康老师授权给他出版，他以十二万元人民币，向中国新闻出版社买了一个“书号”，此书经他地下印刷、地下发行，在全国各地私人书摊上畅销，据说卖了十几万册。

但是，“六四”之后，中共疯狂压制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空间，禁止了一批学者、作家的出版、发表权，并查封这些人在书店、书摊或在印刷厂待印的所有书籍。出版界与中共警察系统协同打击个体书商和书摊业者，许多人被冠以“贩卖黄色书刊”等罪名，被判刑入狱，吊销执照，地下发行网受到严重打击，事实上已不可能充当海外异见阵营在大陆内部的发行渠道。再则，港支联的地下管道专作营救“六四”被通缉者之用，并已遭到中共的极大破坏，他们不愿再用于偷运宣传品。

因此，苏晓康老师等人的初衷落空，“民主中国”刊行后，每期交港支联一千册，按苏晓康老师等人提供的一份名单寄发大陆内部。这份名单，基本包括中共各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大专院校、研究所、文艺团体、报刊媒体，以及各方面知名人士及苏晓康老师等人过去在大陆的交往人士，共有三百多个大陆地址。大约一年多后，港支联来函称：“寄往国内的邮费每册港币五元，大约每期只能寄回一百至二百本，但你们每期都送来二十一箱，恐造成浪费”，云云。后来负责此事的冯爱玲小姐又专函向苏晓康老师等人汇报工作，称：

“截止本月止（1992年9月），我们共收到五期，共约四千多本。除根据阁下提供的三百多个国内地址定期投寄，其余杂志均随机寄发到国内，少量（五十份）在港赠阅给部分民运团体及有关人士。我们平均每星期投寄五十本杂志回国内，但送来的数量太多，先尚积存不少，而我们人手和开支均有限，故目前的发行情况已是我们力所能及了。另外，我们也无法证实阁下提供定期寄发名单内人士是否收到杂志，目前邮寄方式是否妥当？……”

此后，由苏晓康老师等人每期支付三百美金给港支联用作邮寄费，至于这些投寄的杂志是否到位，则无法调查证实。据向陆续出国来美的一些友人了解，很少有人读到过这分杂志。苏晓康老师等人的估计是，前几期可能邮寄到位，渐为中共发觉后，大部分在海关即被拦截。也有零星杂志流入大陆内部，均为港支联赠送来往大陆人员随机带入的，数量有限。

《民主中国》创刊之初，每期印刷八千册，92年第7期减为6000册。据苏晓康老师手头保存的第7至10期销售统计表显示，至第10期只拥有订户1036个（北美913，欧洲123），大部分杂志靠零售。北美地区的零售，主要分布在东西两岸的中心城市内的中国城书报亭，非华人聚集的中小城市，如中西部，零售对象则是各个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主要靠全美学自联代理零售、征订。此外，欧洲地区（巴黎250册，和由巴黎发送的9个小国190册； 德国250册；英国250册），太平洋地区（日本200册；澳大利亚悉尼250册；澳西地区100册）的零售均为代销，基本无回款。香港原有青文书屋（300册）、正明实业公司两家代理，后皆称《民主中国》曲高和寡、可读性差、销售直线下降，不愿代理……连香港都成了问题。

苏晓康老师等人认为，发行导向对编辑方针影响极大。《民主中国》本应以中国大陆为对象，终于因发行困境转而面对海外对象。在苏晓康老师看来，这种转变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民主中国》的出笼，最初只是联合报原发行人王惕吾先生对苏晓康老师个人的一个承诺。1989年底苏晓康老师应联合报之邀第一次访台，王惕吾先生即问其有何事他可帮忙？苏晓康老师便提出办杂志的请求。苏晓康老师的愿望，只希望办一份综合性的同人刊物，暂时避开“反对党”或“异见阵营”色彩，以利杂志进入大陆内部。但是，当王惕吾先生允诺后，刚成立于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便要求将此刊物作为民阵的机关刊物，定名《民主中国》。苏晓康老师曾为此与民阵主席严家其力争不以“机关刊物”定位，亦与民阵秘书长万润南力争人事、财务独立，均未如愿。在政治态度上，苏晓康老师赞成民阵作为“反对阵营”的定位，苏晓康老师本人亦为民阵理事，但关于办刊物的理念则与严万二人大相径庭，主要也是考虑到进入大陆的利弊。民阵一成立即为中共定性“反革命组织”，其机关刊物自然列为禁书，并于海关和邮检方面大加查禁，使苏晓康老师等人一开始就面临偷运杂志和地下发行的困境。

办至第7期，进入大陆已不现实，联合报方面亦严重感觉该刊经营和发行的无力，王效兰小姐对苏晓康老师说：在海外办刊物，无法自负赢亏，便无资格生存，这是一个铁律，希望你们调整定位，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否则联合报不能无限期的资助。她并具体建议大力压缩理论性、言论性、文艺性的文字，减弱教育味道，增加商业气息，适应市场。

因此，苏晓康老师等人从1992年7至11月，出版第11、12期时开始改版，大幅度调整编辑方针，主要是适应海外的口味，如“上海问题特辑”、“中共的秘书政治”、“大陆黑社会”专题、“大陆『市民社会』特辑”、“巴城奥运五人谈”、“『无厘头』文化的大陆版”等专题，都颇受海外读者叫好。一位留美学生来信说：

一些英文媒体上对《民主中国》的评价反应，不知你们是否看到？《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介绍了你们《民主中国》杂志，并用专门篇幅介绍了《太子党的头号种子选手——陈元》一文，据我所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问题的内部参考资料也翻译了此文，另外，“中国大陆留美学生”电脑联网上，也向读者介绍你们第十期上的“南中国专辑”，给于颇高的评价。

这一时期，《民主中国》已经转而以海外华人、大陆留美学生、西方中国研究者为对象，而不再注重大陆内部。

当然，也有读者来信谈到：

三月间往京、沪一行，见到许多文化界的友人，都在向我打听你等各位“游民”的近况，……提起复刊后的《民主中国》，有鼻子有眼地评头品足了一番。

苏晓康老师认为，即使以海外为对象，还是必须有大陆内部的内容。为此，苏晓康老师等人也苦心设计如何在大陆找到提供消息和文字的“记者”，又必须保证其安全。苏晓康老师等人曾物色到可以自由来往于穗港之间的一位文人，不定期从香港供稿以及提供大陆内部的报刊信息资料，与苏晓康老师所率团队的某位编辑单线联系，高价支付稿费和资料费，但维持不久，而且质量也越来越差，不久即断线。苏晓康老师等人也注意与大陆内部文化界人士和异见人士的联络均极危险，常担忧他们被大陆安全部门觉察而中断联络。所以，苏晓康老师认为，海外定位的一个尴尬，还不在于是否需要往大陆发行，而在于如何从大陆内部获得消息，舍此，《民主中国》便沦为第二手消息的转载而已。但苏晓康老师也认为，后来《民主中国》在一段时期内还是走了这条路，只是靠大陆旧报刊杂志上的资料来编专题和写文章。故而，苏晓康老师认为，这离《民主中国》的创办宗旨已相去甚远，而且，海外中文报刊多如牛毛，并不需要它来滥芋充数。

苏晓康老师等人认为，靠第二手资料编杂志的缺陷，还在于其团队对大陆内部的变化，感觉越来越迟钝，并总是慢一个拍节。在苏晓康老师等人看来，大陆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后商业大潮的兴起，以及连带发生的“下海热”、通俗娱乐文化伴随“莫谈国事”和以王朔“过把瘾就死”观念为代表的世态；前苏联和东欧变革后陷入经济困境而在大陆引起“苏东恐惧症”，特别是发端于北京争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中美海上冲突的“银河号”事件的大陆民族主义的初澜，对这些大陆政局民情的转变关节，苏晓康老师等人认为，均无法预测和分析，直到台海导弹危机期间，普林斯顿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指出“民族主义”这个提法，才恍然大悟。所以，1995年苏晓康老师在《民主中国》某期卷首语中说：“转眼之间，我们在海外把《民主中国》办了差不多五年了，而它笔下的中国大约快要飘流成只是我们观念中的那个中国了：流亡文人记忆中的中国、预言家们猜测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幻觉中的中国、北美华文媒体转述下的中国、西方汉学家论说中的中国……只是，它离待在那儿的中国相去多远，我无法确定。”

苏晓康老师等人认为，《民主中国》运作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得不面对“地下”与“公开”的吊诡困局。

苏晓康老师认为，也许，一开始想避开“异见阵营”把《民主中国》办成一个同仁刊物的想法，就是幼稚的，不要说在“六四”事件后全世界的抗议高潮中这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同人刊物，难道就能畅通进入大陆吗？是否一定要走“地下刊物”的道路？

苏晓康老师还认为，这个办刊思路，基本上是把诉求预设于通过宣传可以影响民心以造成变局。这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东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捷克）的成功经验，也是西方靠广播（美国之音等）对东欧的成功之处。但是，这一套是否依然适用于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是有疑问的。

苏晓康老师等人认为，冷战时代有一个传播理论认为，封闭、剥夺人们的知情权乃是极权维系的必要环境。从东欧的变革来看，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但在十二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特别是实行了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加之世界已进入所谓信息时代，中共单靠封闭和剥夺人们的知情权，还能否维持极权？显然，它不仅不可能完全封闭，也不能只靠封闭。其维持极权的条件如今已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后冷战时代西方经济的衰退，而中国却作为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的崛起，这同邓小平坚持经济改革的方针分不开。不错，中共仍需要一定程度的封闭和剥夺人们的知情权才有他们所谓的“稳定”，但“稳定”的条件更基于市场的稳定、外国投资的通畅和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不稳定取决于民众不满程度和政治参与度的比率也许有限，而取决于物价、就业、经济成长的比率也许很高。靠冷战时代的宣传方式（包括地下刊物）去影响处于“经商热”之中又心怀激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大陆民众，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苏晓康老师认为，大陆的政治发育很差，民众政治参与的高涨并不一定能导致一个良性的民主的结果，这也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个深刻教训。设若非政治、教育性、开启民智式的宣传，则不必非走“地下”而应尽可能争取合法为宜。就西方的人权观念而言，使人于恐怖之中从事政治行为，有一个必须承担的责任伦理问题，即主事者不能对受其引导的参与者的安全置之不问。美国国会为设立“自由亚洲”电台作听证时，曾要苏晓康老师前去作证，该委员会成员郑念女士对设立电台持反对态度，苏晓康老师记得她曾要自己回答：你如何保证有人为你提供消息而不受中共的惩治？假若你不能从大陆内部合法获得消息，你的宣传又有何可信度？苏晓康老师无言以对。

苏晓康老师认为，总而言之，以开放社会对半开放社会的影响来说，合法、公开、亲切、非政治化，大概是一个最适宜也最有效的模式，一个不太贴切的例子，就是当年邓丽君歌声对中国大陆的影响之深之广，其非政治却在政治思想上的作用，至今恐无人过其右。

二、“网刊”时期(1996年至今)

1995年12月29日，台北联合报通知苏晓康老师正式停刊纸印《民主中国》，至此，共编辑出版三十期。

当时的《民主中国》杂志也受到美国NED（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所以苏晓康老师考虑杂志上网。

故而，《民主中国》解散了原有编辑部，由苏晓康老师一人编辑，聘请一位电脑工程师吴梦，处理网络和行政事务，匆促上网。具体时间应在1996年初，那时的中文网络很简陋，现在已无法找到《民主中国》网刊最初模样，苏晓康老师手头只保存了打印版；现在只有2005年、2006年的网刊，还可以找到，网址是：http://www.minzhuzhongguo.org/filedata/pastissue.html

2006年夏，网刊停刊。7月10日，苏晓康老师于日记里记载：

“终于可以做个了结了。6月底吴梦从国内回来，我给他一个邮件：

我们是否可以跟NED讨论一下《民主中国》的前景问题：

第一、我们的点击率无大起色，也很难做得再好，也就是说，以我的兴趣和你的职业，皆无更多精力将此网刊提升为一个大型新闻网站；

第二、国内来稿亦无大起色，这包括：

一是，一批台柱子作者已在这个网刊耕耘十年有余，风格和思路皆已定型，对年轻一代网络读者没有更多的吸引力了，这恐怕也是我们网刊点击率难以提升的一个原因；

二是，网上新起的一代作者，风格和思路变化很大，我们难以把握，也许是我们落伍了，跟不上网络文字风格的进展，对稿件的筛选和编辑，皆颇觉费力；

第三，我俩经营这个网站已十年有余，也觉得累了，希望寻找接替者，但我们没有能力自己选择接替者，也希望听听NED的意见。

9月30日，苏晓康老师贴上最后一篇稿子，恰好是刘晓波先生发来的分析胡锦涛整肃上海陈良宇的文字，算是苏晓康老师主办《民主中国》阶段的尾声，从此，苏晓康老师离开这个杂志。《民主中国》编辑部易人。

蔡楚老师在《我所知道的刘晓波》一文（刊于《民主中国》网刊）中记述：

“2006年10月，由于苏晓康先生从他主编的民主中国退休。刘晓波、张祖桦和我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注册了民主中国网刊……当民主中国网刊成功申请到美国非盈利组织账户时，又是美国民主基金会给予了及时的支持。当时，刘晓波先生担任民主中国网刊总裁兼主编，我担任执行主任兼编辑，张祖桦先生担任理事兼编辑。”

在刘晓波先生主编《民主中国》网刊期间，笔者首次浏览到《民主中国》，拙作有幸首次见刊。在笔者印象中，《民主中国》一般每日刊出两文，每周有一“一周新闻聚焦”(施英编写);《民主中国》网刊改版数次，经常紧扣大陆时政风云及世界局势的相应嬗变开展征文活动，近年来以年度主题征文为主。

笔者认为，《民主中国》网刊的总体文风是题旨宏大、论述谨严。虽有相当比例的新闻转载与时政评论，以及一些诗歌、散文、访谈录(较有代表性者，如廖亦武先生在大陆期间所作的“底层人访谈”系列)等叙事性、文艺性作品，但整体上仍充盈着浓烈的学者哲思，学术佳作不胜枚举，编作投入的研精覃思自不待言。

在笔者看来，《民主中国》网刊对大陆民主化浪潮的助推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力推动《零八宪章》联署签名活动。

2008年12 月9日，身在中国大陆的刘晓波、张祖桦等民主人士以大勇大智起草并发布了《零八宪章》，在很短时期内获得了大量海内外民主维权人士的支持与呼应。亦因此，刘晓波先生当时即被中共政权抓捕，于翌年12月遭到中共重判11年的政治迫害，并于201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自从《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后，《民主中国》网刊便成为推动《零八宪章》联署签名及相关活动的重要阵地，不仅在第一时间刊发《零八宪章》近期的签名情况，还开展了相关主题的征文活动并刊发了大量的与《零八宪章》及刘晓波等发起人有关的佳作。

如今，《零八宪章》的签名活动依然持续，《民主中国》网刊的相应报道及文章亦时常可见。

第二，发掘了大量的大陆民主维权人才，使他们的思想、经历、学识等无形财富获得了一个展示平台和储备基地，通过他们的文章反映、捕捉到大陆社会的民情政局、社会意识的各种动态与变化，为千万读者及研究人士提供了一扇透视大陆社会万象的窗口，还为一些曾受、频遭中共迫害、骚扰的大陆作者提供了对于维护他们的生活与尊严有重要意义的稿费。

关于《民主中国》的作者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学识广博、劲笔如椽、文谨辞缜的刘晓波，挥洒娓娓道来、以浅见深、寓理于事之文风、漠视世俗名利而坚守普世价值和异议立场的余杰，以独具个性、幽默冷峻、豪放不羁的诗意之笔撰写了大量大陆底层民众访谈录的廖亦武(笔名“老威”)、已故的经历坎坷、文化底蕴深厚的著名右派作家严家伟(笔名“林傲霜”等)、文风诙谐幽默、见识卓尔不群的华逸士(应为其笔名)，论述章法井然、见解入木三分的评论家杨光，社会阅历极为丰富、见识深刻、思想犀利、文思敏锐的高智晟，等等。倘若没有《民主中国》这样的独立自由媒体的发掘与呵护，这些作者的惊世才华、卓荦思想、高尚品格和令人唏嘘的人生经历必然会被中共专制黑幕不同程度地封杀，甚至永难面世，遗珠江湖，不啻中华之悲、时代之殇。

第三，在国际学术、教育、传媒等领域已然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由于《民主中国》编作群体的长期耕耘和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支持与传播，《民主中国》网站被美国国会图书馆纳入图书馆馆藏。

国会图书馆将《民主中国》网刊视为其馆的收藏和历史记录的重要而宝贵的补充，定期收集该刊出版物，不仅提供对其持久的访问，还在图书馆设施中向查询者个人提供有关该刊的特定信息、资料。

显然，这不仅扩大了《民主中国》网刊的国际影响力与资源共享度，还为《民主中国》网刊可能获得更大的国际性支持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最后，《民主中国》在华人民主维权群体中已然产生了一定的凝聚力与号召力。

任何一个长期运作的异议媒体都会有一个相对稳定且持续扩大的读者群与作者群(仅以此而言，便可略窥中共最近疯狂宣传并加强“防止翻墙”恶法之因由之一斑)，亦在其读者群与作者群中有一定的凝聚力、号召力，《民主中国》亦然。仅以一事而言，便可知其大概：《民主中国》在连续三年无稿费、无经费的情况下，仍能坚持网站运作，且源源不断地产生大量优质稿件，不仅有相当比例的老作者笔耕不辍，还陆续涌现了一些学养俱优、佳作连连的新作者，他们全凭着必能建成民主中国的坚定信念和奉献精神，共同撑起了《民主中国》这片令专制势力胆寒切齿的巍伟天地、使民主人士永感自豪的异议家园。

(注：本文首发《议报》与《民主中国》两刊)

徐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

一、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到“新极权主义”

二、“新极权主义”下“奴性人格”的延续和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

三、“新极权主义”的“组织”控制与“宣传”运作

四、“新极权主义”的形成及其政治特征

五、透明的谎言、“扮傻游戏”和“不肇事”反抗

结语

【注释】

许多学者把中国目前的政治特征视为后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但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征或许应该定义为“新极权主义”体制。本文首先说明，为什么要提出“新极权主义”这个概念，然后分析中国目前“新极权主义”体制的基本特点，据此对其前景作初步的判断。

一、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到“新极权主义”

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极权体制出现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与极权体制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从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政权的建立、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经1989年苏联东欧的巨变，从中国1949年以后政治体制的建立到“文革”、改革开放，再到“六四”事件，有的极权主义瓦解了，有的极权主义在内外压力下不断调适，试图以新的形式生存下去。

最为典型的极权体制原型是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二战后，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斯大林主义式的统治就成了极权体制的代表。然而，由于二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极权体制都不可能在锁国封闭的状态中存活，它们对外部世界有着诸如贸易投资、战略性合作、意识形态支持等多方面的需要，为此就不得不顾及外部世界对它们的看法，从而必须相应地调整其统治形态和政策。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就是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自我调适。因此有学者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东欧体制称为后极权主义体制，以区别于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极权体制原型。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就是过去所说的“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包括那些与该“阵营”的核心国有矛盾冲突、但制度基本相同的国家。

从这种角度来看，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的政治体制接近极权体制原型，换言之，苏联步入后极权主义体制之日，正是中国强化和巩固极权体制之时。中国的斯大林模式之极权主义时代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那时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期。一位政治学家指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苏联，赫鲁晓夫用解冻来对付他的斯大林主义对手，80年代的中国，邓小平用文化自由化（解放思想）让经济现代化派对付他们的（毛派）对手。”[1] 这种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和经济改革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比较典型的后极权主义体制。后极权主义时代里关于“四个现代化”、“思想解放”和“政治民主”的话语，曾经一度动员激发了民众新的政治热情。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松动并不意味着制度上极权性质的消失，它只是以变通来重新建立专制体制的合法性。这种后极权主义在需要时会象极权主义那样诉诸暴力和恐怖（例如“匈牙利事件”、“华约”出兵布拉格、“六四事件”等）。

后极权主义其实并不能真正挽救这种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没落，苏联东欧的后极权主义相继垮台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些历史事件在1989年之后的突然发生本身也包含一些偶然因素。随着苏联东欧的巨变和冷战的结束，原来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大部份国家抛弃了这种政治制度。因此就有人认为，后极权主义很快将成为历史的过去。但笔者认为，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这样的判断过于简单化。

“六四”事件的血腥事实让国人看到，“文革”后一度的思想宽松并不代表中国已进入一个与极权主义彻底决裂的新时代，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恐怖随时有可能在中国重演，因此国人在“八九民运”前期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被1990年代以来的政治绝望和冷漠所替代。

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在告别后极权主义模式，但它并未走向开明的政治进步，而是回头向极权主义的原型求助，但经历了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这个制度又无法完全回到斯大林主义模式的轨道上，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既增加了取自极权主义原型的某些特征、又保留了部分后极权时代特色的体制，同时它还有一系列极权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特点（详见第4节）。

笔者认为，可以把中国1989年以后逐渐成型的这种制度称为“新极权主义”体制，因为它不同于极权主义原型，但政治上与极权主义原型有极深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变自后极权主义，却和后极权主义有明显的区别。“新极权主义”是体现了部分地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之企图的后极权体制的一种变形。寄生于这种体制的利益集团虽然通过采取这样的变形得以生存，但这种“新极权主义”自身处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境之中。“新极权主义”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困境日益加剧的现实表明，这种变形显然不是一种具进步意义的脱困之道。

“新极权主义”对后极权体制下出现的反抗事件（例如匈牙利革命、捷克的“七七宪章”、波兰的“团结工会”和中国的“八九民运”等），对21世纪中亚地区民众要求民主的“颜色革命”，抱有无法摆脱的恐惧和焦虑。它把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宽松视为政治上的“软弱”和失误，1989年以后大大加强了社会管制和思想控制，许多新的政治上的限制措施都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可是它不再拥有极权主义原型的那种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只能用东拼西凑、鼠目寸光的宣传口号和色厉内荏、自欺欺人的思想控制，辅之以高压手段（如越来越严厉的媒体和互联网管制，以及对民间的集体抗议事件施以武力镇压），来支撑其腐败低效的统治机器。

“新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以全面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发展机会大部分为权势集团所垄断，“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变成只让一部份权势集团的成员暴富；同时，经济“市场化”又成了当局放弃维系社会公正的责任、甩社会福利支出“包袱”的借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沦为弱势群体，丧失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保障。

“新极权主义”体制下表面上的经济繁荣掩盖着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如糜烂性的腐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弱势群体绝望无助、竭泽而渔的资源掠夺和破坏、公共舆论堵塞、信任匮缺、政治冷淡等等。可以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由“新极权主义”制度造成的，自然在“新极权主义”制度下它们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虽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统治者提出了“三个代表”、“执政为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和谐社会”这样的口号，但在政治民主化裹足不前、严厉限制公共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说法基本上只是一种安抚民心的宣传手段，并不表示口号的提倡者打算触动上述问题的制度性根源。“新极权主义”应对现实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基本上找不到一个系统的、总体性的、能瞩目于未来的求变因应之策。

“新极权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后极权主义”而言的，这样的“新”本身丝毫不意味着其前途的光明；相反，“新极权主义”的应急之道产生了各方面的末世性特征，这样的特征注定它没有出路。“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似乎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延续自身寿命的法宝；相反，在经济成就的表相下隐藏着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凸现出“新极权主义”制度深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即在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观解体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和民众都不可能依靠现行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支撑的、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体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但不是某个政党的无出路。一个政党可以阻挡制度的变革，但也可以帮助制度的改造。只有当一个政党绑架整个制度的时候，它才必须为制度的无出路负责。“新极权主义”的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和民族不能与极权体制彻底决裂、无法重建光明未来的危机。

在有关极权主义的研究文献中，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至今仍然是经典文献[2]。这部发表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著作以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这两个极权主义原型为研究对象。从那时以来，由于东欧、中国和亚洲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显现出不少与这两个原型不同的特征，学者们开始用附加词来定义各具特色的极权主义。例如，卡索夫于1964年提出了“无恐怖的极权”；林兹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华尔泽在1980年代则提出“失败的极权”一说。[3] 笔者提出的“新极权主义”也是一种类似的表达。

寇罗考斯基(Leszek Kolokowski)说过：“大家一般都承认，那些用来描述广大社会现象的概念都没有经验意义上的完美对应对象。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很有用的区分。从来就不存在完全的自由，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信服和理解自由政权和专制政权间的区别。说实在的，现有的极权社会比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更接近于与它有关的概念原型。[4]”

汉娜·阿伦特半个世纪以前关于极权主义特征的分析对我们现在理解变化中的“新极权主义”仍然有重大意义。她提出的那些极权主义统治要素，如暴力和恐怖、以人性改造为目的之思想钳制、作为欺骗手段的“宣传”、作为寡头权力机制的“组织”和以孤立原子形式存在的“群众”，仍然可帮助我们辨认各种形式不同的极权主义的变体。对这些要素的比较可以让我们看出极权主义与传统威权专制之间的一些根本区别，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在哪些方面对人性造成特别的长久性摧残，以及在极权统治下人们反抗的特殊意义。下面就分别从这几个角度展开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二、“新极权主义”下“奴性人格”的延续和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一著作里，从极权主义原型的特点中概括出这种制度依赖的三个支柱，即用来改造人性的使用暴力的集中营，让民众处于相互隔绝、无共同抵抗手段的状态，以及为维持极权统治所施行的集权式宣传和组织手段。如果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极权主义从其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的演变，则第一个方面的变化最明显易见，第二个方面的变化最微妙复杂，第三个方面则变化最小。前两个方面是不得不变，后一个方面则是能不变就不变。

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而集中营则是极权社会这部恐怖大机器的样板机构，其样板作用是最大程度地显示极权主义的暴力。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当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人，但却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

其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5]，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6]”

其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压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7] 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做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8]”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其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象行尸走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9]”。原型的极权主义通常致力于消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而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演变都以此为前提，尽管后两者看上去不似极权主义原型那么残酷血腥，那是因为极权主义原型早就用暴力和恐惧为其后继形态造就了顺民。

在极权主义原型向后极权主义转变的时候，作为革命暴力和“人性改造实验室”的集中营被放弃了，苏联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和中国“文革”后的大规模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就是这一转变最具戏剧性的显示。但这种转变往往只具表象意义。这首先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始终未放弃以暴力对待任何胆敢公然挑战它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人士。其次，极权主义原型的大规模暴力恐怖统治早就成功地改变了人性，在整个社会中造就了一种为极权体制所需要的奴性人格，那种普遍的安分守己、驯服顺从、谨言慎行的人格会在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的环境下不断再生，从而产生一个无法免于恐惧心理的社会。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支柱是“散沙型的群众”，这是支持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和社会条件。在极权主义原型的统治下，所谓“散沙型的群众”是指公众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而只不过是一些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群体。由于群体中每个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就政治和人格价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联系，是因为一起被夹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公民社会中民众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等，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不可能存在。

从后极权主义演进到“新极权主义”时，部分民众开始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相信当权者天然会代表他们的利益，日益自觉地想摆脱这种“散沙状态”，在相互合作中以民间自发性社团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1989年民众的民主要求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同时他们又无力改变制度环境，不得不仍然处于“散沙状态”之中。面对这样的处境，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从自暴自弃、听任摆布、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愤懑不平到积极反抗，这各种各样的反应意味着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下当局面对的“群众”早已变成了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这一点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完全不同。

在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尚未出现传媒的商业化和互联网，而在“新极权主义”下这些手段为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局也不断努力去强化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网络世界为民间的“异类”声音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表述空间，不过大部份人只是在“面具”的保护下才敢发出比较真实的声音，这与那些以真实姓名参与网上交流并为自己的言行记录负责的人是不同的。互联网基本上是一个知识者的世界，一个虽要求思想自由、但不一定立即行动的世界，但它毕竟使原本相对隐秘的民间不满和抗议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公开。这加深了“新极权主义”的恐惧，它把网络上的“反抗”看作是一种现实反抗的警讯，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思想控制，2005年新颁布的极严厉的网络管理条例就是其中的一环。“新极权主义”会不遗余力地提升互联网控制能力，但网上的批评和反抗也会继续下去。对于真正公民社会的建设而言，这是一种破坏力有余、自建力不足的“猫鼠游戏”，尽管其令“新极权主义”感受到相当大的威胁。

三、“新极权主义”的“组织”控制与“宣传”运作

极权主义的第三个支柱是专制统治的组织和宣传。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的演变中，这方面的变化几乎微不足道，或者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组织和宣传在极权主义的传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般政党的成员都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和退出，不仅在民主国家是如此，1949年以前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也是如此。而极权主义政党的组织则通常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甚至被称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10]”。它的许多组织特征都可以在一般的秘密社会中找到。例如，秘密社会的等级制度是通过“提拔”和“引见”来建立的，提拔者对被提拔者有“知遇之恩”，可以索取特殊的忠诚，可以结成死党，订立攻守同盟；秘密社会成员中的“老大”总是神神秘秘的，行事无定则，这样才能让“下面”的人敬畏；秘密社会对外采取“一致说谎（保密）的策略”，“帮”里的事“内外有别”，违背这一原则即重惩不殆；秘密社会对外界始终保持警戒，视其为敌意威胁的来源。[11] 极权主义政党和秘密社会都非常看重组织和效忠的仪式及象征，加入其中都要有内部人员介绍，都要宣誓忠诚，对叛徒的惩处手段甚至比对敌人更严厉。它们都有至高无上的“圣物”，“纳粹仪式的所谓‘血族’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列宁遗体，它们都使极权仪式带有偶像崇拜的色采。……这些偶像都是秘密社会常见的组织手段。[12]”

这些秘密社会的特征使得极权主义政党与一般的政党有根本的不同。阿伦特指出：“一般政党把人群分成属于和不属于我党的两类。一般政党和公开社会都只把那些公开表示反对者视为敌人，而秘密社会的原则是，‘我不吸纳的,就是我排斥的。’[13]”在极权主义政党看来，只要你不死心塌地跟从它，你就是它的威胁或是它的敌人。这种非党即敌的人群对立观也是党内大一统的原则。正是通过消灭党内民主，一党专制才转化为极权专制，“斯大林把俄国的一党专制改变成极权统治，把全世界的革命共产党转化为极权主义运动，他所运用的手段就是消灭党内的派别，取消党核心内部的民主，把民族国家的共产党变成莫斯科指挥的党支部。[14]”阿伦特的这一见解是针对40年代“共产国际”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这点至今仍未改变，现在的“新极权主义”依然不允许党内民主和不同意见。

“新极权主义”下普通党员的入党动机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和后极权主义阶段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极权主义运动掌握政权前加入的党员往往为理想和价值所感召。党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开始有人把入党当作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敲门砖”。“失败的极权主义”产生了对其理想和价值的幻灭和失望，使得分享既得利益和特权比追求理想价值成为更现实的入党动因。在党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绝大部份资源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党员确实有许多实际利益可以分享。但到了“新极权主义”时期，执政党不再能垄断所有的经济资源，在唯金钱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党员身份不再是人人羡慕的政治地位象征，人们有许多机会去获取以前必须凭政治身份获取的利益和特权。但是，“新极权主义”时期要求入党者依然众多，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党员仍然是求职者可资利用的身份。许多聘用单位之所以愿意选用具党员身份的求职者，并不是期待他们去那里传播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党员”特别听话、便于管理、不会闹事，却又相当机灵。在政府机关和科层等级的企业中，党员型人格都被视为驯服工具的最好典范。

对极权主义来说，与组织控制同样重要的是宣传。宣传的作用因极权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在极权主义运动仍处于在野状态时，它的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群众还有获得信息的渠道，极权运动运用恐怖的机会有限，必须象其它政党那样，……作出取信公众的样子。[15]”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思想灌输”本身是依托于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的，“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16]”。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无论是改造还是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最后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战无不胜和绝对正确。

阿伦特所说的这种“教育的恐惧”在“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教育体制中被制造和再生。老师把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教条又灌输给学生，学生则用被灌输的内容来检验老师是否时时在作“正确”的灌输。2005年5月，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因上课时采用了民间自制的纪念林昭的纪录片和相关材料而被一位学生“告发”，并被该校“停课处分”。此事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7]。若把涉事的三方简称为“老师”、“学生”和（校）“领导”，可以典型地看到师生们如何在“教育的恐惧”中互动。尽管林昭的冤案已经“平反”，但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眼里，赞扬被党枪毙的林昭无异于给党抹黑。在这样的“学生”之监督下，“老师”便不能在学校里“免于恐惧”地教书。“老师”即使再小心，也可能触犯“学生”头脑中积存的某些政治禁忌。“学生”一旦向“领导”告发了“老师”，“领导”就陷入了“恐惧”的处境中，如果他不处分“老师”，“领导”就可能被当作“老师”的思想共犯而被告发。把“老师”和“领导”置于如此关系之中的是那个实施“思想灌输”的党，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和“领导”，他们都受到了一种权利的、道德的和个体的永久伤害。

灌输和教育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传统手段。极权主义统治与其它专制、暴政和独裁所不同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利用了意识形态运作这一独特的方法，其压迫的对象是人的思想和思想的人[18]。这种压迫如果实行得非常彻底又取得了成功，人就必然沦为不思想和不能思想的动物，极权主义统治的可怕即在于此。极权主义并不一定剥夺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如吃、穿、住），但决不允许他们自由地思想。极权主义原型与“新极权主义”同样仇视人们的自由思想，视之为祸，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人的自由思想形式（如民主制度）和人的生理需要对立起来（即所谓的“稳定”），甚至诱使人们放纵生理需要，让他们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唯一追求，从而引导他们忽视对自由思想的需要。于是剥夺政治自由和放纵肉欲同时成了“新极权主义”控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

奥威尔(G. Orwell)的《1984年》和赫胥黎(A.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都对极权主义作了预言：“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19]”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谎言”，它和“传统的谎言”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谎言”是针对“特定”具体事实的不实，它是用来欺骗“敌人”的；而极权主义的“现代谎言”是将“事实整个进行重新编织”，而且它是用来欺骗每一个人的，因此，编织谎言者“最终也成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20] 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没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人民不能作主的“民主”、宪法随意遭到践踏的“宪政”、不让人自由说话的“言论自由”、既无权利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力和地位永远高于“人民”的“公仆”、对资本家比对工人更亲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

如果比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谎言的性质，可以说“新极权主义”在这一点上与以往的极权主义并无任何不同，但极权主义原型时期意识形态谎言的社会动员能力却与“新极权主义”时代有极大的差别。在极权主义原型时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曾经是一个具有普遍公信力和号召力的政治福音，也是规范民众思想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在后极权主义时代，人们对执政党是否真正代表这两个主义产生了普遍的怀疑和失望，对这两个主义的信仰也开始幻灭。而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民众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连表面上的恭敬都常常不愿意表示，他们往往会用公然的嘲弄来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尽管如此，“新极权主义”依然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它一贯的“思想灌输”。

四、“新极权主义”的形成及其政治特征

“新极权主义”的形成是在吸取后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六四事件”和苏联东欧的巨变让中国的最高权力集团意识到，对他们而言，1978年到1989年的那段后极权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是失败的，要想延续权势集团的统治，就必须吸取后极权主义的教训，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和手段。

从“新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它的两个原则。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识，此意识支配下的冷酷决定了它对被统治者不再“手软”。从1989年以来，当局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末世恐惧，由此刺激起强烈的防患意识，稍有冲击就担心要“亡党亡国”，因此它对“正面”引导常常缺乏信心，施政上再度重视和强化极权统治的传统镇压手段，如加强便衣警察部门的力量并依靠它对国内社会实施广泛渗透和全面监控，进一步强化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体制，更严厉地控制媒体、公共舆论和民间言论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是从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原型的倒退。其二是用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统治集团创造机会。这样的灵活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针（如邓小平针对“姓社姓资”这个意识形态重大问题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和经济制度选择等许多方面。之所以称这样的实用主义策略是“新极权主义”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策略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极权主义统治，而不是削弱或瓦解极权主义统治。

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新极权主义”既坚持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坚决压制民间对民主化的要求，又允许大众文化及娱乐的活跃繁荣以及日常生活的非意识形态化，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当局无害的方向。但官方意识形态从这些领域中淡出并不等于它放弃了对这些活动的控制，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现实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随时可以干预宰制民间的文娱活动。

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方面，“新极权主义”对实用主义策略的灵活运用和对被统治者的不“手软”是后极权主义无法相比的。后极权主义并不敢完全背离极权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的传统，同时注重对民众以怀柔手段为主的笼络民心策略；而“新极权主义”则基本上抛弃了这两条。

“文革”后至1989年，中国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期间，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仍然据于重要地位。但1990年代以来，当局在经济制度层面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它求助于外国资本，加入经济全球化，基本上取消了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弱化了公有制的重要性。

后极权主义时期的统治者维持着专制社会主义的“幸福交易法则”[21]，也就是用社会福利安排（如国家保障的工作机会、住房、免费教育和医疗等)交换民众的政治顺从，民众虽然放弃了个人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但换取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幸福交易法则”被“弱肉强食法则”替代，只要不属于权势集团及其依附群体，普通民众既无公民权利保障，又失去了社会福利保障，在原有的政治压迫之上又添加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由于1990年代以来当局对社会不满的镇压比后极权主义时期更严厉，所以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之生存比后极权主义时期艰难得多，但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

“新极权主义”堂而皇之地将斯大林主义极权统治视为仇寇的“敌对因素”（如资本主义、红色资本家等）纳入了自己的体系，同时对许多完全背离其自诩的“社会先进性”的现象（如腐败、糜烂、色情等）表现出极大的容忍。对“新极权主义”来说，这样的灵活性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维持延续了极权体制，但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瓦解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当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变得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资本主义时，当“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时，当“共产主义理想”表现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新极权主义”承继下来的意识形态就成了千疮百孔的“国王的新衣”。有人甚至更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是在衣服下，根本看不到国王。[22]”

从极权主义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始终未变的共同点，就是以那个至高无上、无影无形的“党主子”作为极权统治法统的化身。它用官方意识形态规定了自己是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无论极权主义的政统出现什么样的断裂（如1976年的“逮捕四人帮”），无论极权主义下的现实如何与其正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党都宣称它自己是永远洞察历史发展规律、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它凭借自封的至高至尊的地位，可以随意界定谁是“历史”或“人民”的敌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暴力去残酷地消灭它的敌人；它可以宰制经济、新闻、出版、司法、教育、文化等任何领域的活动；还可以凌驾在宪政制度之上，按照它的需要任意改变宪法条款或对宪法条款的解释。这就是各种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主要区别。

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政治压迫（如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人权、言论和结社控制、新闻垄断等），而在于政治压迫是以什么名义实行的，以这个名义可以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内实行暴力统治。在威权主义国家里，人们为反抗暴政可以直接诉诸民主、人权和公民权利，而威权统治者除了用“国家安全”之类的说辞之外，没有其他对抗民主自由理念的借口。但极权主义统治却能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理由，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即便是有人只不过对公共事务或弱势群体表达了一点关怀，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也可能受到迫害。

试举一例。上海《解放日报》去年以“吉方平”（《解放日报》评论员的谐音）之名发表了一篇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透过表象看本质》，刊登于该报2004年11月15日）。此文称：“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吉方平”所使用的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的是极权专制的思维。如果是在一个威权专制国家，当局虽然可能迫使知识分子闭嘴，谁不服从就迫害谁，但是它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说，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由某一个党来领导，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该党党员，自然不必接受该党的领导。而在极权主义下，当局却依照其意识形态而“理直气壮”地把所有社会成员都归入其“领导”之下，实施现代社会里最严厉的思想管制，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它的永久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更不允许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或社会活动上的任何独立性。

或许有人想问，知识分子为什么必须由党来严密控制，为什么不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过问公共事务？为什么不能批评官员的腐败、司法的不公、黑社会的猖獗或者贫富悬殊？在民主社会里，当然不存在如此提问题的必要，在威权体制国家里当局一般也不愿意对这样的问题表达否定的态度，然而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大逆不道。

“新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原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新极权主义”不再依赖魅力型的领袖。汉娜·阿伦特当年研究极权主义时就认为，象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魅力型领袖其实是“乱世英雄”型人物，是现代性危机下社会传统和秩序崩溃的典型产物；“乱世英雄”的成功充满了偶然性，并不必然取决于什么属于领袖的道德素质或信念，相反，具有道德素质和信念者恰恰最容易成为无所不为的“乱世英雄”所扑杀的对象。阿伦特还认为，极权主义制度中最高领袖之所以重要，全在于他占据着党组织结构中最重要的位置，与其说领袖重要，还不如说那个结构性位置重要。这一结论完全适用于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新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统治者虽然是党内最高层的人物，但他们个人并不是党的化身，他们反倒更象是被精心挑选出来料理“党主人”利益的管家或干事长。尽管“新极权主义”的最高领导本人可能相当“亲民”、“勤政”或“清廉”，但他们服务的“党主子”却与极权主义原型时代一样专横霸道、权力无限、主宰一切。这些技术官僚统治者之所以被精心挑选出来充当开动和维修极权机器的人，完全是由于挑选和提拔者的恩宠，是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党秘密社会”的产物。他们是党官僚机器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它适者生存的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条件，但求稳定、不出大错是他们多年来的信条。

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缺乏后极权主义领导人的宽容和开拓精神，因此往往是等到情势变动后不得不应付时，才被动地提一些未必有效的补救性措施或口号（如“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与“保先”等）。他们自以为是地把这些局部性的补救措施或口号提升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的使命性高度，以应付日常行政代替国家根本的政治远景和理念，目光短浅而浑然不觉。“新极权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过是“为权力而权力”，“统治者死死把住权力，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们镇压自己的敌人，控制自己的臣民，在内政、外交上只是作一些小修小补的改进。……他们的语言不过是‘旧说法’的官僚翻版，不过是例行公事地摆摆意识形态的样子。有时候，他们象是靠极权时刻的回忆过日子，但又不想再重复那样的时刻。他们是当今时刻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所作所为与以往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并没有什么不同[23]”。

“新极权主义”缺乏价值理念的施政往往表现为一种“精神分裂”：“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24]”

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相比，“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明显地显现出一种末世景象，它以低能而专横、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为特徵。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曾经在全国范围内煽起过革命的激情，还给过全世界的激进左派以鼓舞和激励。毛死后直到1989年，后极权主义相对宽松的思想控制和社会经济政策曾让当局一度赢得了新的合法性。“新极权主义”虽然新添了“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这些话语，却仍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上前所未有的孤立，以致于进入21世纪后竟然把寻找意识形态夥伴的目光投向北朝鲜和古巴这样的没落国家。

正是由于“新极权主义”排拒追求人权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它虽然依靠外资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始终无法在全球政治中树立一个有道德力量的形像；相反，它对国内国际社会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主张充满了戒备和敌意。“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权力和物质欲极强烈而道德和价值感极麻木的退化型特权寡头专制，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一个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由理想毫无反应的“前现代型”专制政权。所谓的“前现代型”专制是指那种“老式的寡头政治，臃肿、多疑、平庸、残暴”，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的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25]。

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极权主义原型曾一度享有的社会主导力已经完全没落了。社会主导力即葛兰西所说的hegemony，既指国家的支配能力（就统治而言），也指国家的领导能力（就道义权威而言），这二者都是国家非强制性的实际影响。菲米尔在解释葛兰西的观点时对非强制的“主导力”和强制的“统治力”是这样区别的：“‘主导力’指的是一个阶级或群体对其它阶级或群体的优势，这种优势依靠赞同而非强力所获得。而‘统治力’则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强迫性机器所实现的。（主导的）‘知识或者道德领导’主要体现在‘公民社会’中，也经由公民社会来实现。[26]”显然，国家权力对社会越是具有“主导”作用，越是不需要动用强制性“统治”，就越具有合法性。从1978年到1989年的后极权主义时期，虽然当局的经济社会政策一度受到欢迎，但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却使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力逐渐丧失，因此才有了“六四事件”。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员的主导力迅速萎缩，各级党员干部的糜烂性腐败象表明，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的利益，它对非党员民众的主导力更是一落千丈。就连在它“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最中坚的组织成员身上，“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景象也已经暴露无遗。

当然，表现出末世景象的政权未必是短命的政权。社会学家孙立平把中国社会描绘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抱成团的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一盘散沙”就是指社会大众。“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新极权主义”得以暂时稳定其统治，正如华尔泽所言，“它就象早期现代专制君王一样，它的领导造就了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层。这个精英层的成员抱成一团，不是为了什么原则的信仰，而是由于共同的地位和特权，压力再大也还是抱成一团，不然就会输得光光。[27]”

孙立平认为，利益对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开始谈论“拉美化”现象。确实，当下的中国社会很象一些拉美国家的状况：新富显贵们生活在有围墙的、警卫森严的别墅和复合公寓里，享受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权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日益膨胀的农村贫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后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临时简屋里的外来务工者和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居民组成，他们在新的地产开发过程中被赶出市中心；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收入的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它也是一场争取身份和权利这些在城市谋生的关键软件的战斗，这些“城市权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工作权，教育、医疗卫生、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利益[28]。

“新极权主义”无序而分裂的意识形态给既得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彼此相互利用，由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关系结成针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不神圣同盟。由于“散沙型”的民众未形成公共意识，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组织，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所以低能的政权还能照样维持其运转。

五、透明的谎言、“扮傻游戏”和“不肇事”反抗

极权主义的一大发明是创造出一套其他社会中不会使用的专用“语言”，它以刻板而毫无活力的陈辞滥调为主要特征，但因为是“官话”而享有不容质疑的地位。这套“语言”曾有效地禁锢人的思想，将活生生的生活语言与丰富多采、多样不同的人的思想统一为同一个刻板的模式。奥维尔在《1984年》中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不只是制度压迫，而且更是思想囚禁，不只是社会、政治祸患，而且更是人的心智灾难。极权统治成功的最后秘诀在语言的运用，当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被“改造”成为适合于党国思想习惯的表达手段后，“一切另类思想”就不容易再生了[29]。这套“语言”体系一旦确立，“对(党国)不友好的思想只能存在于一种暧昧不明的无字词状态之中[30]”，由于这种无字词状态的思想不能用字词表达，它只能算是一些不能被人的意识所把握的意念闪现。

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最严酷时期，不只是抵抗或反对的思想不能存在，连怀疑、玩世、不正经对待、嘲讽等等都不再可能，公共语言变成一种刻板教条、生硬简约、毫无想象的字词排列。极权统治的关键在于，它用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控制人的全部心智活动，不仅包括一切需要用字词表述的内心思想、感受、感觉、感情，还包括那些因无字词而注定只能在黑暗中闪现的意念。极权主义的“语言”体系掌握了它的被控制者后，被控制者们便对来自过去或其它国家的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因而抱有一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敌意。

“新极权主义”并没有能力创造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新“官话”，它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基本上仍然使用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承袭而来的一套语言。与后极权主义时代不同的是，“新极权主义”的这类套“官话”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结果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31]。极权主义统治对语言的控制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当局对社会活动的全方位严密管制。这种社会全面控制在1989年以前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即已松动。在“新极权主义”时期当局对民众日常消费娱乐活动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减少，并借用兴起的商业和大众文化来软化包装它的统治，结果“官话”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不断萎缩，“官话”中的“词汇”与社会性的日常语言日益脱钩。“官话”不但无法再支配民间的日常语言交流，反而成为民间话语嘲讽、挖苦、冷言冷语、插科打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对象[32]，人们往往以逢场作戏和冷漠鄙视的心态去对待官方那些自上而下反复宣讲的新旧“话语”。于是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公然鄙视, “官方话语”则无可奈何地假装自己还有很多真正的信从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语言”的公开演示越来越矫揉造作，也越来越为表演而表演，不仅报纸电视广播的新闻报导如此，“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官方文艺节目也是如此。

由此就出现了“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谎言化现象。1989年之后的“新极权主义”之所以需要倚重暴力压制和媒体监管，根本原因是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让民众信服。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在“新极权主义”下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极权主义”的宣传其实已经基本上失败，“官方话语”几乎完全是靠着专制权力的国家行政手段来维持的。

“新极权主义”对言论的控制和对出版物的审查因此也具有一系列特点。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击和迫害“异端思想者”的办法，来代替毛泽东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期那种大张旗鼓的思想批评运动。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为被批评者“扩大社会影响”，使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其次，控制过程日益技术化和非公开化。除层层设立专责舆论审查机构之外，还不断更新扩大具体的“禁忌话题”清单，除了一些大的领域或话题（如“文革”、“六四”、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民主和人权、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许谈论之外，对其他很多可能对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新闻话题也设立临时“禁区”。同时，所有这些“禁忌话题”清单都尽量保密，不但不采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传达时“不许记录、不许录音”等，以免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再次，强化对媒体“违规”的责任追究，甚至为了一篇文章重惩一个编辑，为了一本书而关闭一家出版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如果说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官方话语”还把受众当作宣传的对象，那么“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则常常把受众干脆当作傻子。“新极权主义”的谎言比后极权主义的谎言更赤裸裸地藐视和作贱人的理性，这种公然对正常理性之人的轻贱和愚弄形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特色。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几乎完全“透明”的谎言搬到受众面前，是因为“新极权主义”掌握了绝大多数受众的一个基本特点，他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扮傻”。尽管大多数人对现实有种种埋怨或不满，但他们对公开表达不满的分寸心里非常有数，他们或者是怨而不怒，或者是怒而不争。

“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骗子”和“傻子”在不断地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心难测、心理狡黠、行为乖戾和黑色幽默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它是一个表相和真实脱离的世界，这种脱离讽刺性地投射到它的“主子”、“骗子”和“傻子”身上。看上去神气活现的党政权贵其实是不能作主的“奴才”；看上去能说会道的“文胆”、“利口”或“笔杆子”，其实是让他怎么说就只能怎么说的“骗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具备骗子的想象力，只要会背“台词”，装作对现实感觉麻木就可以了；看上去是“傻子”的民众当然不是真正的弱智或白痴，他们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说，心里透亮。

“假主子”、“假骗子”和“假傻子”就这样一起生活在“新极权主义”这一人性残缺的社会里。过去几十年极权主义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主子”、“骗子”还是“傻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被宰制之人。就象“傻子”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一样，“主子”和“骗子”也没有这些权利；就象“主子”是极权制度中的不清白之人一样，“傻子”和“骗子”也都是有道德罪过之人；就象“骗子”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一样，“主子”和“傻子”也都是思想和个性上的残缺之人。

当全民被迫投入“扮傻游戏”时，就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拒绝再玩“扮傻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和另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大都受过相当教育。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言行受到现存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体制的限制，不得不时时自我审查，留意什么是人们心中有数的“敏感问题”，程度不同地“扮傻”。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够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较容易地说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农民负担等等，都是在网络公众对具体事件（如矿灾、孙志刚之死、SARS、卢雪松停课事件、王斌余死刑事件、太石村村民罢官事件）的讨论中才吸引了公众关注的。互联网上公众对时弊的批评和抨击是“新极权主义”社会中反抗意识的最明确表现。网络公众不仅常常直接传递社会中发生的反抗事件消息（如集体抗议、骚动、冤屈、民愤事件等），而且还往往出其不意地把看似完全“无害”的事情转化为对极权主义秩序有挑战意味的话题。

2005年夏，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就是这样从一个普通的娱乐节目演变为一个社会性话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公民”和“公民社会”的问题。“超女”事件居然引发了人们对政治现状的不满，这完全是一种“无意后果”。正因为它是无意的，没有“肇事者”，也就没有极权主义暴力可以直接惩诫的对象。“超女”的歌迷们看上去是事件的主角，却并非在网上相关讨论中提出民主问题的主角。对那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权力来说，歌迷们真是不可捉摸、难以防范。他们看似简单，却又深不可测，当局再怎么提防，还是出现了意外。歌迷们不是为呼吁民主而来，却意外地发起了关于民主话题的热烈讨论。他们不过是想唱就唱、想乐就乐，却“不经意”地嘲笑着“永远正确”的中央电视台，“不经意”地鄙视那些有名无实的“观众代表”，“不经意”地抵抗着伪善丑恶的政治，“不经意”地揭露了公共生活中民主机制的匮乏，启蒙了民众的参与意识。

借“超女”事件讨论民主和公民参与的网络公众不是所谓的“肇事者”，他们既无人“挑唆”，也没有“幕后策划”，既无“组织”，又无“纲领”，他们只不过是随聚随散的围观者，是边看热闹边起哄的观众。恰恰是在这些“围观者”的鼓噪之中，可以听到“新极权主义”统治下许多人反抗的心声。这就是所谓的“不肇事”反抗。事实上“新极权主义”进入了一个“不肇事”反抗已经防不胜防的阶段，一个专制的惩诫常常迷失了可辨认对象的时代。

结语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表面繁荣但人性堕落的时代。“新极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有字词无言论，有统治无共识，有杂志无信息，有报纸无新闻，有学术无思想，有欲望无目的。“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比后极权主义更加专制魔影缠身的政权。“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没有共同政治理念、没有共同价值前景的社会。

在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时代，民众曾经习惯性地接受党向他们提供的政治、社会理念和价值前景。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民众并未摆脱这样的思维习惯，但他们对党却再难保持以往的那种信任。在彷徨中，他们有的因为对官方意识形态彻底失望而把目光投注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把群体的存在本身就当作一种无须再由群体共同构建的价值目标；有的则憧憬回归古老的儒家传统，想象以少儿时代的“读经”重塑一代“新人”；还有人甚至把目光投向曾经给中国带来极大苦难的极权主义原型模式，用对毛泽东的怀念投射对毛的“新极权主义”传人的失望和不满；更多的人则是在物质满足中去寻找与“原子型”个体欲望相和谐的“幸福生活”。“新极权主义”严酷的思想控制，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不断在回避有关如何走出极权主义统治死胡同、如何彻底与极权主义的过去决裂、如何在极权主义统治的价值废墟上重建人性规范和美好社会理想等问题。在人们能够公开地、免于恐惧地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他们将仍然生活在“新极权主义”的末世阴影之下。

【注释】

[1] Jeffrey C. Goldfarb, Beyond Glasnost: The Post-Totalitarian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9, p.169.

[2]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1951]。同一时期对极权主义的其它研究还有：Jacob Talmon,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51)；Czeslaw Milosz, Captive Mind(1953)；C. J. Friedrich, Totalitarianism,(1954)；Zbigniew Brzezinsky, Permanent Purge(1956)；C.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y,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1956).

[3] Allen Kassof. “The Administered Society: 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 World Politics 16:4 (July 1964), p.559. 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Greenstein and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1975) vol.3. 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Harpe & Row, 1983).

[4] Leszek Kolokowski,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Virtue of the Lie,”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Harpe & Row, 1983, p.122.

[5]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447.

[6] ibid., p.451.

[7] ibid., p.452.

[8] ibid., p.453.

[9] ibid., p.455.

[10] ibid., p.376.

[11] ibid., pp.376-77.

[12] ibid., p.378.

[13] ibid., p.377.

[14] ibid., p.379.

[15] ibid., p.341.

[16] ibid.

[17] 见燕南网(http://www.yannan.cn)上的专题讨论。

[18]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p.460-61.

[19] 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w York: Elisabeth Sifton Books, 1986, p.vii.

[20] Hannah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p.249-54.

[21] Stephen Manning, “Social and Cultural Prerequisites of Democratization: Generalizing from China,” in Edward Friedman, ed.,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Generalizing East Asian Experienc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p.235-36.

[22] 吴亮，“赝品时代的写作”（http://www.xys.org/xys/ebooks/literature/essay/yanpin.tet, 2000/3/29）。

[23] 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Harpe & Row, 1983, p.120.

[24] 石勇，“火山上的中国：亟需终结的几个神话”，见燕南网（http://www.yannan.cn 2005/8/22）。

[25] 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p.114.

[26] Joseph V. Femia,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Clarendon, 1981, p.24.

[27] 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p.120.

[28] George J. Gilboy and Eric Heginbotham, “The Latin Americanization of China?”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issue 674 (2004): 256-262, p.256.

[29] George Owell, 1984. New York: Signet, 1950, p.227.

[30] ibid.

[31] 这里引用一段嘲笑官话的顺口溜：“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节日没有不祥和的；妇女没有不解放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形势没有不大好的；观点没有不赞同的；气氛没有不友好的；信心没有不增强的；粮食没有不丰收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贪官总是极少数的，群众总是受蒙蔽的；对抗总是没出路的，后果总是你来负的；团结总是紧密的，拥护总是一致的；旗帜总是高举的，思想总是坚持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32] 例如，2005年7月7日，“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向官方媒体介绍了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关情况（见“中组部举行记者会谈农村群体性事件等问题”，2005年7月7日，中国新闻网）。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最近几个月，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些骚乱的情况，您是否能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骚乱事件的？”李景田答道：“很感谢这位女士对中国农村情况的关心。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最近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于是有网友对李景田的回答调侃道：“有什么本质区别？小姐和土鸡？”“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极强，所以即使是骚，也乱不起来。”“骚而不乱，实在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和谐社会就是好啊。”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四期

章小舟：刀把子的特性决定了雷洋们的命运

近日，中共当局对雷洋事件的处理方式和对导致雷洋殒命的直接责任者——若干恶警的包庇、开脱无以服膺众人，在大陆中产阶级、体制中上层之中激起了汹涌不止的訾议和怒潮，连锁性、爆发性的网络签名和对雷洋之死的不平之音由雷洋的校友群扩至其他高校的校友群，由体制中层扩至体制高层，由党外中产群体扩至党内中产群体，由知识界扩至各行业，由一般中产者扩至大陆资产巨头，要求追责之声激荡于体制内外，追寻真相之音不绝于各类媒体……眼下雷洋遗体虽被中共当局诉诸流氓手段、黑帮方式匆匆火化，但雷洋事件并未平息，大范围愤懑和抗争性能量已然蛰伏民间，必将在某种形势之下，以某种方式爆发，成为摧垮中共暴政的力量之一。

在我看来，为雷洋鸣冤的阵容虽然愈发强大，但并未对中共统治产生实质性威胁，因此很难获得公正处理。退一步说，即便雷洋事件如聂树斌事件那样，因抗争力量过于顽韧、抗争方式极其有效、内部权争促进翻案等缘故获得了较为公正的司法处理结果，下一个雷洋、下一次雷洋事件也定然会在此种制度环境之中不期而至、不虞而来、遽然而发。因为，决定雷洋们的悲剧命运的，笼统而言是制度环境，具体而论是刀把子的特性。由于刀把子特性为极权专制体制所赋予，因此只要制度不易，刀把子的特性则不仅不会改变，还会不断增强，不论是中产者还是资产巨头，不论是体制边缘受益者还是体制高层受益者，不论是社会底层人士还是社会高层人士……但凡生在这片处处“特色”的土地上的人，都有可能在恶警们随机性、狩猎式的以权谋私、损民肥己的行径之中成为下一个雷洋！

“刀把子”这三个字眼杀气腾腾，而其实质作用确实也堪谓杀气腾腾。只要不是像雷洋这样的不关心政治的网友，都应对“刀把子”之说稍有耳闻。近年提出“刀把子”之说者，是被很多中产阶级、底层人士、毛左人士、体制人士甚至某些自诩反共者（们）视为可亲可敬的一代明君、宽仁厚德的中兴之主的“习大大”。2015年，“习大大”在某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称：“……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注1】也许，如今在为雷洋鸣冤的群体之中，仍有人对“习大大”的此言毫不怀疑，或者信大于疑。

我要问，说刀把子掌握在党——确切说是大小党魁手中，自然不错，然而，“刀把子”真如习所言，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吗？如果“刀把子”确是掌于人民手中，那么，身为人民一员、且为党员和“小粉红”的雷洋同志怎么会冤死在“刀把子”——“人民警察”手里呢？【注2】【注3】【注4】也许，雷洋没有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献出一切的“伟大党性”和“伟大精神”，亦无“党妈虐我千百遍，我待党妈如初恋”之类的“宽阔胸襟”和“崇高觉悟”，然而，在为雷洋鸣冤的一些人看来，雷洋毕竟不涉煽颠、不及异议、不问政治，学历高、地位高、人又帅，是个完全不同于杨佳、贾敬龙、徐纯合等“暴民”“刁民”“草民”的正能量满满的好同志嘛【注5】！好同志就应该获得好同志的应有待遇嘛！即便犯有小小不然的罪错，最多是“人民内部矛盾”，警察同志应念及雷洋同志的背景履历和一颗红心从宽发落，教育一下、罚点小款不就得了，何至于将人往死里整啊？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同志之间自相残啊！不符合“习大大”的“依法治国”等要求嘛！我们很有必要对被“习大大”誉为“刀把子”的“人民警察”或“警察同志”加深了解，略窥“人民警察”或“警察同志”之“事迹”和“美誉”。首先请问，雷洋案是孤案吗？如果说雷洋案是孤案，恐怕所有的为雷洋鸣冤者都不会信，因为一个孤案几乎没有可能驱动包括著名敢言媒体人高瑜前辈等异议者在内的那么多人一起站出为蒙冤者鸣冤，且后续签名者的综合社会影响力渐趋上升、异议色彩愈发鲜明，如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谢韬之女谢小玲等人【注6】。当诸多德高望重、经历丰富、曾据高位者都决然抗争习共当局的此类行径之际，说明此事件已经成为社会性愤怒和长期性矛盾的重要诱因。

关于“刀把子”——“人民警察”“警察同志”随意侮辱人民、刑讯人民、折磨人民、掠夺人民、打死人民、栽赃人民、坑害人民的报道，根本无须翻墙和谷歌，只须百度一下，便可搜到大量事实。远的不说，最近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聂树斌案件，不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吗？如果雷洋生前稍稍关心一下政治，了解一下聂树斌案件，也许会暗庆自己此前幸运至极、没成为第二个聂树斌呢！

面对大量的“人民警察”虐人民、害人民的事实，也许为雷洋同志鸣冤者会这样解释：“要看大局嘛，多数警察还是好的，害群之马终究是少数。”仅以体制自制的贪腐标准而论，就无法得出“多数警察还是好的”之谬论！据我所知，为雷洋鸣冤者多为知识分子，可闻“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于唯物主义久盛不衰、物欲横流金钱至上、官民普遍只求今生享乐不问来世、普遍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当下而言，还有比此言更能准确概括当今腐败成因的语句吗？在无官不贪、有权必腐的大陆政治生态之中，如今有多少大陆民众相信特权在握的大陆警察不会滥权自肥、以权谋私？

退一步说，即便“多数警察是好的”之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仍要追问：为何少数警察之中害群之马一直得不到有效处理呢？为何这么多年以来，警察之中一直存在着相对数量惊人的害群之马？为何老的害群之警退休了，新的害群之警接踵而起、层出不穷呢？这，究竟是概率性偶然，还是制度性必然？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上文阐而未尽的主题之中，继续解析“刀把子”特性。要解析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梳理一下有关“刀把子”说法的主要事实。其实，习氏并非杀气腾腾的“刀把子”论的首创者。几乎历任中共头目皆有关于“刀把子”的说法。若考其滥觞，溯其初源，“刀把子”之说源于习氏的崇拜对象、政治榜样和精神之父——毛泽东。早在1926年5月，毛氏在广州鼓动农民暴恐运动之际便杀气腾腾道：“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注7】

在邓屠夫以空前暴虐之手段将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湮没在血泊之后的1990年，当时的“儿皇帝”江泽民挟六四屠城之余凶遗威，杀气腾腾地再提“刀把子”之说。江称：“人民民主专政一定要搞好，这里面出了问题，是要亡党亡国的！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政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门机关。它们是党和人民手中掌握的枪杆子、刀把子。这个枪杆子、刀把子如果不起作用了，或者丢掉了，我们党和国家还能安然无恙、长治久安吗？”【注7】

1998年7月28日，胡锦涛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中说：“我们的政法机关也是反腐败斗争的‘刀把子’，担负着依法惩治腐败的重要责任。政法机关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能否做到公正廉洁，关系重大。”【注7】

2015年，习氏复提“刀把子”之说，腾腾杀气扑面而来，立时在很多经受、目睹或深谙毛时代之痛苦、八九屠城之血泪的人们的心头激起一阵寒意。连其文胆都在阐释上意的文章慨叹道：“好久没有听到‘刀把子’这个说法了。”【注8】“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为什么又重提‘刀把子’？这三个字有什么深义？……”

习氏文胆阐释上意的关键语句撷引如下——“近年来，鼓吹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言论不绝于耳……”，“如果没有政法机关的力量，很难想象薄、王二人有能力把重庆搞成‘家天下’……”“彻底肃清周永康案造成的影响……”【注8】

原来如此！被某些人视为一代明君、中兴之主的“习大大”，无非是感觉到统治危机滚滚而来，统治宝座摇摇欲坠，遂效法毛氏等历任党魁，将政法系统——尤其是警察系统紧攥手中，准备着再来一次或多次大开杀戒或大肆清洗、系统打压。习氏的“刀把子”的宰割对象是谁呢？据其文胆所阐，翻译成中共惯用的政治术语便是：西方敌对势力的国内呼应者，不守政治规矩的党内势力。

如此看来，在理论上，“习大大”的“刀把子”宰割对象并不包括雷洋同志们。虽然“习大大”提出“刀把子”之说与雷洋同志之死时隔一年，但其间未闻“习大大”再论“刀把子”，可见“习大大”的“刀把子”理论未易，“刀把子”的宰割对象未曾有变。如此说来，冤死的雷洋同志不得“习大大”浩荡皇恩之昭雪，岂非千古奇冤？

冤，确实是冤！不仅我辈视雷洋之死为千古奇冤，也许，在杀气腾腾、铁血风格、杀伐决断的“习大大”看来，也难免觉得有点冤枉。然而，在“习大大”统治期间，雷洋同志的惊天奇冤恐怕难以昭雪了——或者说，在“习大大”及其政治理念、统治地位继承者统治期间，雷洋同志们的惊天奇冤难以昭雪了。何故？其实答案已经隐含在上文之中——这是由“刀把子”的特性所决定的。归结起来，“刀把子”的特性大致如下：

其一，鹰犬之中唯我独尊，恃宠而骄常显狂横。

笔者将“刀把子”称为“鹰犬”，也许会令那些口颂“习大大”者们感到不爽。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其实，这也不是笔者的创意，而是“习大大”“毛爷爷”“江（胡）伯伯”的创意。请问，“刀把子”和鹰犬在实质含义上有何区别？“刀把子”，不就是鹰犬一词的当代表达吗？

也许，将“习大大”所述视为“金口玉言”的小粉红们、“周带鱼”和“花公公”的读者们、蛤丝胡丝们、于丹拥趸们、“环时”微博关注者们……会驳道：“不要这样污蔑我们大大！‘刀把子’是人民掌握的好不好？”一提“人民”，笔者实在忍俊不禁。诸位请不要说自己对历史一无所知。历朝历代，哪有百姓掌握朝廷鹰犬的道理？诸位，请不要说自己不会上网，即便不会翻墙、不会谷歌，总会百度吧？请百度一下，“人民掌握的”的“刀把子”是如何镇压人民的合法行为、合理之举的：人民实在忍受不了毒霾不得不抗议一下，“刀把子”杀气腾腾而来；人民实在受不了垃圾焚烧和化工污染而不得不集会一下，“刀把子”全副武装而来；人民实在受不了血汗工厂的无度盘剥而不得不示威一下，“刀把子”凶焰万盏而来；甚至，就连学生们实在受不了了食堂劣质饭菜而不得不抗议一下，“刀把子”也持枪携犬而来……究竟是谁人掌握“刀把子”？是人民吗？这样的说法能够忽悠多少大陆网民？能够忽悠多少对大陆警界虐民本性稍有所知的人们？真正掌握“刀把子”的，还不是动辄代表人民的“你大大”！

如果“你大大”的理论可以成立——就是说，代表人民的“你大大”不会镇压人民，遭受“刀把子”屠戮镇压的所有民众都归须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国内呼应者”，那么请问，“你大大”是怎么混的？“你大大”一口一个自信、处处自命真理，可谓是信心爆棚：“你大大”经常排场豪奢、频频撒币援外，可谓是财大气粗：“你大大”敢于左手敬礼、勇于当众“宽衣”，可谓是勇气绝伦：“你大大”尊毛效毛、以邓为师【注9】，可谓是尽得祖传……“你大大”俨然可以比肩毛邓的一代独裁强人，却混到处处敌对势力、遍地抗争烽火的份上，你们难道不觉得丢人？这样的主子，带给你们何光何彩？

实事求是地说，别说比赛正能量，即便是和毛、邓、江、胡等人比赛独裁、专制的负能量，“你大大”也远不是一个级别！无论是集权能力、独裁能力、厚黑能力、权谋能力、还是专业能力、知识水平、表达能力、相貌气质……不过，“你大大”或许有一点可与毛、邓、江、胡一拼，那就是口蜜腹剑水平和心肠狠硬程度。只要“你大大”认定做某件事会损害其核心利益并且不需承担太大风险，那么必定不会做这件事。比如，在“得罪刀把子”还是“得罪雷阳们”的单项选择题上，只要为雷洋（们）鸣冤者的抗争能量不足以超越、击垮“刀把子”的维稳能量，你们的现在的“大大”和今后（如果还有今后的话）的“大大”会大张旗鼓说正义，坚决“得罪雷阳们”！虽然“雷洋们”都是好同志，但是，对“你大大”的统治宝座和核心利益而言，“雷洋们”的重要性怎可与“刀把子”相提并论？

不要说“雷洋们”，就是“枪杆子”在“你大大”心底的地位恐也不及“刀把子”！因为，中共当局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之巨和国内矛盾之烈远超1989年。如果某次运动或行动达到了“刀把子”都镇压不了的程度，那么，以中共目前统治危机之深重，再像1989年那样搬来“枪杆子”也是镇压不了的！一言以蔽之：对于中共现政权和“你大大”而言，“刀把子”必须发挥“枪杆子”的作用！“刀把子”必须当“枪杆子”用！甚而至于，作为“红朝第一鹰犬”的“刀把子”，其镇压能力和所持特权，必须比“枪杆子”更出色、更强大！“刀把子”就是“你大大”的命根子嘛！岂能不厚待，岂能不包庇？

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说：“警察地位越高的国家，政治上越野蛮。”【注10】其实，此言反说一样符合普遍逻辑和认知：“政治上越野蛮的国家，警察地位越高。”诚如大陆老警察贴中所述：“公安机关里弥漫着一种群体性暴力氛围，几乎所有男警察都打过人”，“大家还常常交流打人时的思想和感受，带着一些兴奋和得意，仿佛打人是一件很勇敢很值得夸耀的事情。”【注11】

故而，对“刀把子”而言，可谓是“鹰犬之中唯我独尊，睥睨全民横行天下”。在“你大大”眼中，红朝第一鹰犬们因为骄狂成性或暴虐过头而毙杀一个或N个徐纯合，因为弄点横财和下手略狠而弄死一个雷洋或N个雷洋，不过是小小不然之事，完全在“你大大”默许暗允的特权范畴之内。

巩磊在《当代中国的灾难来源于专制下的警察治国》一文中指出：“警察的司法、执法权力，职责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行使职权事事要依法律规定，时时要受法律制约。但是现在的中国警察，非警务化活动已占了警察日常工作的很大比例，特别是在稳定压倒一切作为基本国策下，地方党政领导更是将警察当作稳固统治的工具，促使警察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注12】

“中国目前权力形成的腐败化、随性化、流氓化、黑帮化的四化，无疑都是通过警察这个专政机器的保驾护航才能实现。”“各级公安部门的主要领导替代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成为各级独霸一方一言九鼎威风八面的党政要员。一警独大，风雷滚滚，警察治国成为当前中国的现实。”“由于对公安警察依赖、骄纵和放任，没有制衡和有效监督管理，公安警察已经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旦出事，政府只能为其背书洗地。”【注12】

“各级地方的公安局长往往由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或副市长兼任，与检察院、法院不再是制衡监督关系，而是凌驾于于检察院、法院之上。公安系统的官员提拔最快，权重最大，一言九鼎；公安的经费申请涉及到领导的政治立场，所以要多少给多少，没有人敢说不字，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警械警具配备最先进和完善，对社会资源社会信息的掌控无可匹敌，周永康在位时甚至被称为第二个党中央。现在的中国警察，完全左右着中国政局的走向，左右着各级政府的运作。中国实质上从军管演变为警管，形成警察治国的局面。”【注13】

“以维稳的名义，以人民为敌，成为他们思维模式、生活内容、升迁途径。身为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能指使手下杀人灭口，张越能绑架富翁敲诈勒索，李东生能让中央电视台变为后宫，基层警察也上行下效，习惯成自然，戾气重重，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封锁，对言论自由的围剿、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良心律师的抓捕、打压，对弱势群体的粗暴专横、野蛮执法，中国形同战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一些富有良知正义感的警察难以生存，而被迫离开，如此一来，致使中国大地到处风声鹤唳、狼烟四起，公平正义的底线一再突破，不断引起全社会的震动和恐慌，阻碍着中国社会向宪政、民主、文明社会的转型。”【注13】

“警察在执行公务中可以口含天宪，打着爱国、维稳、法制的旗号，代表着党和人民及正义的名义，对百姓耀武扬威任性而为。他们抓人有指标，有赏金，有任务要求，即使抓了或杀了无辜的人也能受到主子庇护和慰问、表彰，甚至提拔重用。所以李乐斌直接射杀徐纯合不是偶然的，有其制度撑腰的理论自信，有平时无法无天无所顾忌的心理自信，有无法抑制的杀人冲动和激情，甚至还有立功受奖提拔重用的心理预期。”【注12】

“动用国家利器，恐吓镇压每一个守法公民，警方一直在无限扩大使用枪支武器和监视、软禁、传唤的自由裁量权。”“中国干警可以凭印象经验、凭个人好恶情绪好坏，拿出任何似是而非的法律和狡辩应对，其随意性、任意性超乎人们的想象。所以他们创造出来很多经典案例：如湖南陈总坑区伯的钓鱼执法，设局害人；钱云会、严晓玲、聂树斌、徐纯合的惨死；念斌、赵作海、呼格吉勒的蒙冤；还有各种躲猫猫死、喝水死、做梦死；在截访、拆迁、软禁正义人士、强制堕胎、监视控制网络的言论等等，他们冲锋陷阵所向无敌。”【注13】

“公安干警个人由于多年的强化洗脑和训练，很多人认同自己就是为维护政权、为政权服务的工具和打手，矮化奴化自己。近几年更是对中国民众如虎狼；对权贵恭顺如猫，忘记了作为警察的神圣和光荣的为民众为社会的奉献精神和公平公正的正义化身，泯灭了警察首先应该具备博爱善良抑强扶弱的秉性，迷失了警察作为人的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当他们受到良心谴责时，往往会说‘我们需要养家糊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不愿这样做，都是上级的命令。’等等。”【注12】

“武警特警的演习的假想敌竟是维权信访人，警察在拆迁等群体性事件中可以调动狙击枪、冲锋枪、手枪、装甲车、毒气弹等对付恐怖分子的警具。警察、协警、城管的主要课程是擒拿格斗，怎样快速隐蔽的重击手无寸铁的善良群众。一个从警几十年的老警察说，在基层派出所，没有一个警察没有打过人。每天同事们交流的是打人的乐趣和新的打人方法。”【注13】

“山西恶警王文军，将讨薪女工周秀云脖子扭断后，用脚踩住被害人的头发，令人发指，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明显偏袒王文军，众多的基层警察枉顾事实，为王文军洗地；白岩松就因为在中央电视台将一个警察的死亡说成死亡，而没有说因公殉职，警方竟能施压逼其停播音一段时间。以至于每当有警察枪击事件，不管是否合法，上级领导的第一反应是到现场看望和慰问。”【注13】

其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睥睨全民欺软怕硬。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对于视习氏为一代明君、中兴之主的小粉红们之流而言，“你大大”的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就是“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注14】，手段就是打着“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等美妙名义或荒谬借口的“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说白了便是坚持一党专制。但专制也有开明、暴虐之别，有宽仁、黑恶之异。“你大大”所坚持的，就是彻头彻尾反人民的暴虐专制、黑恶专制。只说“雷洋事件”，便足为证。雷洋事件的阶段性结果，不就是花人民的钱，买人民的命吗？如此行径，极端反人民，试问与黑帮何别，与恶匪何异？早在2012年，你国喉舌刊发雄文一篇——《中国真正的挑战是未来5-10年》。此作将“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视为所谓的“中国崛起”的“挑战”因素，并将未来5-10年这段时间，亦即习氏掌权期视为“挑战期”。一个可以通过核心媒体将“弱势群体”等广大民众视为挑战因素的政权，难道还不是一个反人民的政权？不知是因为此作作者与“你大大”心有灵犀一点通，还是此作作者为“你大大”提供了统治灵感，总之，“你大大”掌权数年以来的统治风格，完全就是此作“神韵”的现实彰显和实践模式。【注15】

不过，除此之外，“你大大”也别无选择。“你大大”鼠目寸光，学识浅陋，粗俗不堪，狠戾专断，面厚心黑，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私心极重，权欲极强，以其资质、素养和理念，别说要他做戈尔巴乔夫、蒋经国，即便让他做一个开明君主，也是痴人说梦。在我看来，“你大大”越来越像一个末世昏君、末代暴君，而且，愈来愈多的人们逐渐相信“你大大”终有一日会成为这样一个历史角色。

虽然“你大大”有师毛法邓、超胡赶江之志，可惜毛邓江胡留给你大大的政权资本愈来愈少。你国的邪恶意识形态资源不断流失，愚民市场不断缩减，谎言统治术愈发不彰。因此，在谎言和暴力两大暴政支柱之间，你国只能愈加推重暴力，尤其是守在镇压前线的暴力群体——愚民能量与统治时间成反比，这也是多数专制政权，尤其是高度集权的政权在统治后期或者濒临溃亡之际杀戮之气不断加重、虐民方式与时俱进的根本原因——你国和“你大大”的大方向只能是“反人民”，你国和“你大大”的命根子只能是“刀把子”。

网民令狐聪在《雷洋案能走多远》一文中分析道：“假如在众人瞩目的雷洋案问题上对舆论监督让步，会对坚持实行一党独裁的中共政权造成多大的乃至致命性的损害？毫无疑问，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共当局正是出于这种绝对理性的考量、出于这种大局意识，才一步步地决定对雷洋案进行如此处理的。”【注16】

因同僚虐杀雷洋被抓而导致4000京警集体辞职之事，也许是幕后指使的作秀行为，但“你大大”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以是可见“你大大”对于“刀把子”何等倚重，色厉内荏尽彰无遗，其不安全感、不自信感、惶惶不可终日感是何等强烈！等于是自供自招了其对自身加速溃亡命运的预断——因为，一切专制政权都注定灭亡！极端反人民的专制政权注定加速灭亡！而将其反人民的暴力、暴政作为最优延命手段的政客，本质上与吸毒上瘾、奢毒成癖、饮鸩止渴之辈无甚区别，也许，灭亡就在眼前！

习共当局以处理雷洋案件的冷血方式，向天下人明确宣示了其反人民立场，以及依靠暴力、暴政反人民的未来预计，这不是自甘选择了加速灭亡之路吗？这不等于是自供自招了其对自身加速溃亡命运的预断吗？

你们“大大”的文胆有述：“刀者，锋利也；把者，方向也。所谓‘刀把子’，就是锋利的武器应该由谁掌握、向谁发力的问题。‘一个有理智的人拿着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疯子手里有把刀。’”【注8】说的很好！请问，肆意宰杀了雷阳们和聂树斌们的“刀把子”的掌握者，你们的“大大”，是不是被炽烈权欲冲昏头脑、被一己私欲噬尽良知、纵容鹰犬害死无辜、包庇暴虐放任凶歹、冷血起来不顾一切的疯子？

专制政权的暴力犯罪团伙在揣摩上意、迎合君心等方面具有非同凡俗、远超常人的敏感性，被“你大大”视为“刀把子”和“命根子”的警察群体，自然在整体性的言行举止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秉持“你大大”的反人民的统治风格和行事倾向。例如，以“你大大”为核心的中共高层和统治团伙对大陆中产阶级的肆意伤害。虽然大陆中产阶级与中共体制具有密切关联，是维护当今体制的重要力量，但“你大大”从未提及“中产阶级”这四个字。

无论是逻辑推理还是事实判断，均可知“刀把子”之外的大陆中产阶级在中共高层心目之中的实质地位绝对无法与“刀把子”相提并论。对于以“你大大”为核心的中共高层而言，中产阶级不过是分羹者，譬如政权之羽翼，而“刀把子”则如政权之利爪。羽翼略失，于政权无大伤害；然利爪有损，政权则顿有不保之虞、毙殒之忧。另外还须注意的是，最为毛憎恨的阶层就是知识分子，评中产阶级曰“可友可敌”“半反革命”【注17】，如今，时时处处尊毛效毛的习氏，会尊重、善待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大陆中产阶级吗？

刘青先生在《大陆中产阶级守得住自己的滋润日子吗》一文中，概述了大陆中产阶级所受的制度性伤害【注18】。刘青先生指出：“未来大陆中产阶级能否守住所谓的滋润日子，看来也并非稳固的毫无疑问的。”“中产阶级也遭受掠夺，同样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无奈中翻墙上网向国际诉冤。在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投资的大陆民众，由于轻信被诈骗损失四百三十亿人民币，受害人数有二十二万。而这些民众之所以投资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是因为这交易所得到中共当局和中共银行双担保。然而被骗民众向中共当局和中共银行投诉，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和帮助，反而屡屡遭到压制迫害。投资者们损失少的一百来万，多的数百上千万，他们大多属于大陆经济上的中上阶层，在泛亚的投资基本是他们的毕生积蓄。”【注18】

“毫无疑问，大陆每天每时都有数量不等的中产阶级，丧失了赖以滋润的资产而陷入困境。这里所指的不是无可避免的不幸，如失业、疾病、家庭陷入各种原因的困难等，而是专指遭受权势侵掠剥夺和官商勾结的讹诈，换句话说是社会的不公和违法公行，因而导致的中产阶级丧失滋润日子。不论是社会上的口耳相传还是网络上诉冤披露，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如大量被强拆而丢失住家者中就不乏中产阶级。”【注18】

“除了这种类似随机性的对大陆中产阶级的零敲碎打，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至少还有两种阴影，一种是地区性的对中产阶级财富的侵掠剥夺。……例如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到期要交房屋价值一半的税，就能够一口咬去主要财产是房产的中产阶级一半财富。”“在大陆中产阶级头上的更大阴霾，则是中共为解救困境再搞一次杀富保权的恶行。历史上中共为了掀起斗争的恐怖氛围，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将入选地主标准从五百亩降为五十亩，进而大肆绑架抢掠杀害富有点人的所谓土地革命，从而让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共区能够养数十万军队。而国共内战中为获取支持打仗的财政和兵员，更是将农村富裕户扫地出门还大肆屠戮。中共在其统治区进行的土改对象，正是从经济到兵员支持中共八年所谓抗战的农村富户。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依然匪性不改，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等血腥运动，又将城市富裕户搜掠的一干二净，使大陆所有人全战战兢兢靠中共允许的饿不死标准维生。今天虽然由于经济开放大陆多数人经济改观了，但是中共不仅没有为过去的匪性忏悔，习近平更是高喊不准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就是说从前的抢掠杀戮都是中共真理。其实在小范围内薄熙来已经在重庆搞了一次杀掠富豪，而今后中共出于经济的政治的需要，再搞一次杀富保权绝非杞人忧天。未来大陆的不确定性和变数很多，但是有一点可以非常确定，就是只要还活在中共流氓政权下，大陆中产阶级民众不会有不问世事，却可以永久过滋润日子的美好时光。”【注18】

高智晟先生在《不承认中共国市场经济国地位又是美日欧的“错”？》一文中对中共官僚、权贵团伙明火执仗掠夺大陆民众资产之行径的阐解和举例，令自以为对中共国黑暗有一定了解的我瞠目结舌、毛骨悚然。高智晟先生指出：“无法无天的权力可随时随地随意扼死任何一个经营主体或任何一桩具体交易而不担责。自由经营大众传媒更是被当局视为恐怖犯罪以上的‘公共危险’。而官权垄断下的行业在中国就是戴着官面具的持枪抢劫。不仅如是，司法就是黑权力的掌中物，当局抢了你的企业、财产，受害者还不得控告它，它抢劫经营者或所有权人是‘执行公务’，受害者去控告它就是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这样的倒置黑白、伤天害理的事成了‘政府’的日常事业。”【注19】

高智晟先生举出了其亲身经历的几个例子。每个例子都足令大陆善良民众震骇不已。“2002年一年里，仅山东省就有两起我的当事人被绑架后非法囚禁的恶例。”即，山东日照的正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和山东淄川制药厂被当地“政府”抢占之事。

最使我震骇的，还是李建国到陕后又创下的单起抢劫经营者财产最巨、涉及受害人最为广众的犯罪记录，一次从十二个县市、聚扰了三千人的“党的政法干部队伍”钢枪钢盔全副武装，抢劫了六万投资人一百多亿元的财产，这就是2004年震惊全世界的“陕北油田抢劫案。”在抢劫高峰期，十二县市、公检法“党的政法干部队伍”全部出动，对不愿乖乖交出财产的受害人实施迫害。许多投资者戴着手铐、脚镣被折磨后大哭着签下“同意”交出财产的文书。几个月之内，所有各县交通要津处，都有特警设卡检查，许多后来被抓捕的投资人哭诉：每个检查点上，都用化肥袋装着手铐，满满地立着几袋子，堵截上访告状者，榆林，一时变了人间活地狱的去处。【注19】

高智晟先生在文中还叙述了广州大学城案中大规模抢劫、毁灭私人财产暴行案，北京可控硅企业诉北京瑞普电子集团财产抢劫案，以及新疆广袤房地产公司被农六师下级农场强掠等事实。在这些令善良人们瞠目结舌的制度性、公开性犯罪事实中，包括“刀把子”在内的相关地区的公检法人员皆成为抢掠民财者的帮凶爪牙。被抢掠者的抗争，换来的都是冠以法律之名的迫害。【注19】

正如刘青先生、高智晟先生等人所述，习共当局和权势团伙对大陆中产阶级的政策、宣示或暗示之中一直包含着宰割意图，“刀把子”对此自是心领神会，倾力践行。而且，相对于黑道组织、异议维权、上访大军、权贵亲信、资产巨头等群体而言，大陆中产阶级因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体制而呈现出缺少抗争锐气和抗争手段，面对公权力侵害之际多半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整体特征，这样的特征很容易诱发“刀把子”的嗜血性情，被其视为俎上鱼肉。

事实上，很多大陆中产阶级人士已经意识到专制体制对他们的既成性伤害和可能性伤害，并且采取系列方式逃避伤害、规避伤害。据《中国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转移资金的长征》一文【注20】，“中国人担心经济放缓和国家日益增加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希望实现资产多元化。虽然中国严格限制货币外流，新技术却带来了一个模糊的领域。”“中国庞大的中产阶级民众开始加入资金转移国外的长征，尽管中国官方开始推出措施阻止资金外流，中国中产阶级利用网络新技术和新兴支付手段，并与国外专门瞄准中国中产阶级服务的融资推销合作，成功转移国内所得。”另有报道称：“据知情者引述清华大学负责海外引智的某位领导的话说：雷洋案结果公布后，国家‘千人计划’的动员对象－在美国著名学术机构里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们，不少原本已有回国倾向的，目前纷纷失去了‘联系’。知情者称，对这些人来说，现在回国需要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薪酬和工作条件的问题。”【注21】

结语：

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古德曼（David Goodman）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基本是党国（party-state）体制的一部分，多数人的权力、声望和财富都来自他们在党国体制中的地位，雷洋事件不会让中国的中产阶级造反【注22】。

也许，古德曼的观点是正确的，雷洋事件只能唤醒少部分大陆中产者。然而，雷洋事件使得“刀把子”的黑恶特性愈发彰显于众，基于对“刀把子”特性及其掌控者反人民本性的洞穿和愤懑，抗争性能量已然蛰伏民间，必将在某种形势之下，以某种方式爆发，成为摧垮中共暴政的力量之一。

一切专制政权都注定灭亡！极端反人民的专制政权注定加速灭亡！而将“刀把子”等反人民的暴力、暴政作为最优延命手段的政客，本质上与吸毒上瘾、奢毒成癖、饮鸩止渴之辈无甚区别，也许，灭亡就在不久的将来！

掌控“刀把子”的习氏当局对雷洋事件所采取的“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冷血绝顶的处理方式，反映了习氏当局已经无可逆转地站到以“刀把子”暴政反人民的立场上并宣告天下。其不安全感、不自信感、惶惶不可终日感是何等强烈！色厉内荏尽彰无遗！等于是自甘选择了加速灭亡之路，等于是自供自招了其对自身加速溃亡命运的预断。

虽然中共暴政必定灭亡，且灭亡之日或未必很远，然而，于所有的不甘在“刀把子”凌虐之下沦为下一个雷洋、徐纯合、聂树斌、念斌、赵作海、呼格吉勒、周秀云、钱云会、严晓玲……的人们而言，与其坐等中共暴政溃亡，不如以自己的方式主动抗争，为建设荫障全民人权的宪政民主制度而出一份力，发一声喊！

注释：

【1】中共人民网《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作重要指示》，网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20/c70731-26419142.html

【2】章晓华新浪微博中有述：“雷洋是中共党员，国资委小干部”，网址http://weibo.com/3173951675/DvLDLeng6?type=comment#_rnd1483213360614

【3】凯迪网《胡秋生；雷洋生前是个共产党员还是共青团员》，网址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1617740

【4】博讯网《花夫人：雷洋案“金钱换正义”下次还会发生吗》中写道：“雷洋生前是小粉红”。网址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7/01/201701031714.shtml#.WGwmpfl97IU

【5】维基百科“雷洋事件”条目中有述：“雷洋生前在微信‘朋友圈’中称自己不关心政治，不说‘负能量’的话”。网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雷洋事件

【6】民主中国网《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参与雷洋案连署》，网址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76954

【7】百度百科“‘刀把子’论”，网址http://baike.baidu.com/item/“刀把子”论/16619649?fr=aladdin

【8】腾讯网《习近平为何引用毛泽东“刀把子”论》，网址http://news.qq.com/a/20150120/078194.htm

【9】中共《光明日报》：《缅怀 学习 继承——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网址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10/03/nw.D110000gmrb_20141003_6-01.htm

【10】凯迪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网址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0903461

【11】大纪元《袁斌：一个老警察的抓嫖故事》，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6/5/13/n7890439.htm

【12】民主中国网《巩磊：当代中国的灾难来源于专制下的警察治国》，网址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6633

【13】民主中国网《巩磊：警察枉法滥权残害无辜的根源是中国特色的维稳体制》，网址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52862

【14】腾讯《习近平：要使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网址http://xw.qq.com/news/20130713000709/NEW2013071300070900

【15】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真正的挑战是未来5-10年》，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7/31/c_112575022.htm

【16】纵览中国网《令狐聪：雷洋案能走多远》，网址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75640

【17】大纪元《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3/1/8/n3771187.htm

【18】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刘青：大陆中产阶级守得住自己的滋润日子吗》，网址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liuqing/lq2-06132016165436.html

【19】民主中国网《高智晟：不承认中共国市场经济国地位又是美日欧的”错”？》，网址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PageFormat=Blank&AID=74613

【20】博讯网《中国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转移资金的长征》，网址http://www.boxun.com/news/gb/finance/2016/12/201612131948.shtml#.WGwwePl97IV

【21】博讯网《雷洋案重创中共海外招才计划 拟回国学者纷纷失联》，网址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6/12/201612271907.shtml#.WGwxjPl97IV

【22】美国之音中文网《热点快评：雷洋案数千万元赔款的背后》，网址http://www.voachinese.com/a/io-20170102-china-lei-yang-case/3659690.html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5/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