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吉娜：发明中国人的语言
谭吉娜：发明中国人的语言 ——
发明中国人的语言
谭吉娜/文
王立秋/译
Gina Anne Tam, “The Invention of Chinese”, History Today, January 2021, pp.62-75.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谭吉娜，美国德克萨斯州三一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著有《中国的方言与民族主义，1860-1960》(2020)。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中文欺骗性地难以定义。今天所说的“中文”通常指“普通话”或“国语”，即中国的官方语言。中国人在学校里学的、在电视和电影里听到的都是它。全世界的中文项目教的也是它，在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中国”的也是它。
但普通话绝不是唯一一门可被称为“中文”的语言。且不说汉字本身就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中文”也可以指许多可以和普通话互通的口头语言：从唐代的“古”中国话，到许多地方语言。这些语言包括像粤语或闽南话那样有数百万使用者的语言，也包括数十、数百种其他语言。中国政府官方把这些大小语言认定为“方言”——这次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英文一般译为“dialect”。但这个翻译本身就成问题。英文的Dialect是从属性的——dialect只有在它是某门语言的dialect的情况下才成立——并且既可以和它从属的语言互通，也可以和同样从属于那门语言的其他语言互通。这些标准并不适用于所有、甚或大多数中国方言。粤语无法与沪语互通，青岛话也没法和客家话交流。虽然中国政府说普通话是（而其他方言则不算）一门“语言”，但方言并非源于普通话。
不过，虽说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坚持，应该用英语的dialect来翻译方言，即方言具备dialect的所有含义。教育材料和大众媒体也说方言是中文的“变种”或“分支”，高层也经常直接驳斥这样的说法，即方言可被认为是独立的语言。而另一方面，官方又把普通话说成是“汉民族的通用语”，没有它，社会就不能“存续、发展或进步”。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又要坚持用dialect来翻译方言，并且在学术研究、教育和公共政策中把它们当作dialect来对待呢？因为方言是从属性的这个前提既不是自然的，又不是预先定好的。相反，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根本上改变了语言、民族和集体认同之间的关系。
翻译的政治
方言这个词由方，“地方”和言，“语言”组成，放到一起，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地方语言”。千年来，方言是一个用来指特定地区的地方语言的常用词。它几乎没有什么等级含义。
在当作“地方语言”的时候，用其他英文术语来翻译方言可能更合乎逻辑，而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也是这么翻译的。第一位在中国生活的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在16世纪的时候就用拉丁语的vernacula（通常被译为“colloquial”）来描述地方语言。后来的传教士们在这个越来越长的术语清单上加上了“vernacular”和“dialect”。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得到清帝国允许在全国各地村落定居清教传教士越来越多，他们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些英文术语。第一个直接把“dialect”译作方言的成文史料很可能是英国外交官翟理思1892年的《华英字典》。
我们可以把这个不确定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翻译的好坏，取决于译者知识的完善程度。在19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一无所知。面对未知事物的他们拿零散的观察来和本国已知的现象比较，以19世纪驻Amoy（今厦门）苏格兰传教士杜嘉德为例。杜嘉德观察身边的语言并注意到，这些语言是可以和帝国首都说的语言互通的。他还观察到，不只底层，所有阶级的人都说厦门的地方语言。如此，在他的《厦英大辞典》中，他认为，因为“colloquial”意味着只有底层会说方言，而“dialect”则意味着，它们都是（另一门语言的）分支或附属，所以这两种翻译都不合适。杜嘉德最终决定用“……的俗语”和“……的口语”来描述方言。但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有和杜嘉德一样的经验。
从根本上说，翻译的分歧源于这个事实，欧洲人难以定义中国的语言是什么。是精英的书面文本中出现的正式语言吗？在欧洲人看来，那个传统和拉丁语很像。是帝国首都说的口语吗？19世纪欧洲人把那种语言称作“官的语言(language of the Mandarins)”。因为欧美的观察者不能在什么是“中国的语言”——或存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上达成一致，所以，在方言和它的联系、方言是dialects还是别的什么上，也无共识可言。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清王朝的最后几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国内的动荡鼓励人们在想象现代中华民族上进行史无前例的创造。这种激烈的实验最终粉碎了许多既有的社会文化框架和规范，包括语言的观念。在中国，口语——作为“中国”所是的那个东西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意思再不一样了。
一门“中国人的语言”
人们经常想当然的认为，20世纪中文的历史首先是普通话的历史。常见的叙事直截了当。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叛乱、战争和半殖民。改革者和革命者们相信，壮大、拯救中华民族的最好方式是把崩溃帝国的臣民铸造为文化统一的公民，于是他们在新成立的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创造和普及了一门国语。来自南北的人们在首都会合，在那里通过投票选择一门方言来做国语。虽然有争议，但最终北京取得了胜利。
北京是如何“取胜”的故事则要比这种重述说的更复杂得多。把创造中国的国语的过程想象为一次得票接近的投票和一场地方权力斗争——这样的做法忽视了实际上这些人是怎样构想“中文”的。在他们看来，中文不是多种语言中的一种，而是国民灵魂在语言上的代表。这些改革者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要选哪门方言？”而是“我们怎样把中国人的意谓装进一门口语？”
的确，在20世纪之前，这个想法——一门单一的、口头的中文——是一个外来的概念。这不是要否定中国有思考自己的语言的悠久历史。至少从公元2世纪起，人们就在写作分析汉字、语法、音韵和口语多样性的字典、韵图和专论了。可虽然中国思想家经常提到“官话”，后者却绝不等同于“国语”，即一门在读音、字形上统一、代表中华民族的语言。
在20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时，“中文”突然从一个外国人建构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关乎存在的问题。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军事上一连串失败使许多精英质疑帝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从显而易见的方面猜起。他们指出，中国的军事技术落后于敌人，士兵缺乏现代战争所需的训练和纪律。但近半个世纪的败仗使清帝国陷入了困境，使许多人开始琢磨，这些失败的原因是不是更加地根本。一些人开始认为，清帝国的孱弱不只在于具体的方面（如基础设施），也在于国家的文化自主本身，而对后者来说，语言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统一和不统一
西方传教士和老中国专家经常重复的一个观点是，中华民族的孱弱部分根源于它缺乏语言上的统一。一些人写道，中国的地方土话是“如此众多以至于邻省的人……也常常不能在不诉诸书写的情况下交谈”。其他人则批评说，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助长了不统一，认为对语言的相互理解来说，罗马字母是“最合适的津梁”。他们的诊断很简单：不说一门统一的国语，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在1911年清王朝覆灭后，阻碍激进行政行动的官僚障碍没了，这就使得民国的奠基者能够把语言改革列为立法时优先考虑的问题。
可如何统一“中文”的问题有一些容易的回答。一些人向法国和日本看齐，认为国语应该是政府所在地的语言，也就是说，国语将以北京的语言为基础。不过，这个提议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北京是覆灭的前清王朝的首都，并且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一直为非汉族人所统治。故而，北京太“外族”了，让它来代表中国是不可接受的。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代表中华民族的语言不应该从现有的方言里面选，而应该把它建构为一个理想：一门代表汉民族的历史统一以及他们在两千年前中华文明出现时所说的语言的新语言。在1912年一场会议的激烈讨论后，读音统一会在第一门中国国语上达成一致：他们过合并和发明建构了一门新语言，这门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以北京的语言为基础，但也包括其他方言的一些核心要素。
不可避免地，没有多少人喜欢这门看起来从妥协中诞生的国语。那些负责传播这门语言的人也很快看到了它的缺陷，并开始怀疑在没有母语者的情况下，政府有没有能力教国民说这门语言。甚至那些一开始支持一门大胆的、实验的语言的人也开始怀疑其可行性。比如说，毕业于康奈尔和哈佛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曾经如此坚定地支持这种混成的国语以至于1921年，他制作了这门语言的录音以供全国教学使用。但到1924年的时候，他向朋友和家人承认，这门语言的人造属性带来的障碍太大了。在反思自己的经历的时候，赵元任笑道：“13年来我是唯一一个说这门个人习语的人，而我还想着让它成为四、五、六亿人的国语。”
所以，这个关于一门理想化的、建构出来的国语的梦想破灭了。1924年政府官宣，中国的国语将以北京的语言为基础。但虽然改革者们放弃了他们理想化的语言而直接让北京的语言成为他们的国语，但那个没有实现的梦想没那么容易消失。语言政策中依然充满着这样的想法，即中文必须代表全中国而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门建构出来的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把方言想象为中文的旁支打下了基础。在把中文构想为某种扎根于中国的全部方言，与中国的全部方言相关的情况下，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认为，方言是中文的碎片或分支，方言从属于国语。这个计划的失败并没有消除它种下的等级意味。
制造dialects
在北京的语言只是一门方言的情况下把它称为中国的国语并没有改变语言的风景；其他方言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北京的语言的变种或子语言。因此，为了让语言和方言之间的等级关系成立，大众必须相信，他们的新国语能代表国民整体。这也意味着，“dialect”这个词固有的含义——等级和依附——必须成为方言含义的一部分。
北京的语言从方言向国语的转变，部分是通过公共政策来完成的。政府规定学校里必须教国语，鼓励人们在广播和电影中使用国语，同时支持像《国语周刊》那样为政府政策辩护、提供方便简短的语言课程的杂志。到20世纪30年代，这些鼓励变成了威胁，因为蒋公试图对其他方言拍摄的电影进行审查——尤其针对广州新兴的粤语电影产业。
这些政策并不是非常有效，人们并没有因此就开始讲过于。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多数儿童不上学，而对上学的那部分儿童来说，中央政府也管不到课上使用的语言。而且，禁拍粤语电影的指令在引起电影导演和文化批评家的激烈讨论的同时，也变得难以执行。许多导演干脆把电影拿去香港拍，或在不送审的情况下直接上映。
虽然事实上，政府没法贯彻这些政策，但这些政策的存在本身还是强化了某种等级。无论人们说还是不说，北京方言都不再是北京方言了；如今，它变成了民族语言的基础。国语变成一个报纸上随处可见、广播上一直讨论、儿童教材上反复出现的家喻户晓的词。无论谁说它，通过含蓄地把其他所有方言定义为非标准的子语言，它作为国民标准的地位常态化了。
语言系
有时，国语和方言之间的等级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具化。20世纪20年代初，一帮中国语言学家开始提倡在中国大学引入更加“科学的”语言研究。这些人大多有欧美的博士学位，他们主张这样一个简单、客观的真理，那就是人类的语言存在于一个分类树上，所有语言都和一个单一的根源相关。就像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林语堂解释的那样：“方言的定义不容混淆。世界上的语言都关联于一个系统，即语言系。因此，语言系分语言，每种语言内部又分方言。”
在这里，林语堂直接认为dialect等同于方言。但他不但认为“dialect”是方言的最好翻译；他还相信，方言这个术语应该承载英文的“dialect”的全部含义，无论地方语境如何。大多数中国语言学家同意这种看法并围绕这个假设来设计他们的研究方法。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第一部方言研究《现代吴语的研究》，其中，他找出上海附近长江三角洲各城镇说吴语的人，让他们大声读出近2700个中文字。在录下他们的发音后，赵把数据整理成表，比较各地每个字的读音。
赵号称自己是科学家并相信任何好的科学比较研究都应该包括一个“常量”——一组为他的读者提供基本数据、给他们一个比较点的读音。虽然他最初的研究有三个“常量”，但在1930年后，对赵和他之后的其他学者来说。只用北京方言来做参考成了常态，赵把北京方言称作“国音”。在从钟祥县到南京市的调查图表上，他把他调查的地方方言和国语并置。
重申这点是重要的：国语不必然比其他任何一种语言更有理由成为科学的常量。但因为这个选择，赵和他的同事给了国语一个不只是另一门方言、甚至不只是国民代表的地位。他们通过客观科学的包装，把国语和方言之间的等级关系正常化了。
赵的等级模型甚至影响了1949年后的国语政策。新中国把国语重新命名为普通话。和它的前任们一样，他们认为方言从属于国语。不过，和过去相比，推广普通话的方式不一样了。
1956年，中央政府号召学者下乡进行标准化的、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他们记录了每个镇、村、区的地方语言，并用他们的数据来创造新的、专门针对地方的，教普通话的教材。
在
这个调查不但把国语当作科学常量，而且，调查的全部目标，就在于只联系国语来定义所有方言。研究者要把成果出版为手册，后者的目标只在于，通过“纠正”确定说某种方言的人特有的发音问题，来帮助他们正音。
在短短几十年里，就怎样构想国语这个问题上，方言互不相通的事实，或者说，国语只是中国多种语言中的一种这个事实变得不再重要。在许多人看来，方言只是dialects而已。
我爱广东话
可为什么这点重要？看起来，一个术语被翻译成另一个术语，并不是什么大事。翻译不会让政府崩溃，也不会引发战争。但我们使用的词，会把可观察的事物，关联为一系列的假设、观念和文化的标准，如此，它们会塑造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认为方言具备dialects的全部含义，就是在中国多样的语言风景，强设一个等级，其中，除一门语言外，其他语言都是附属。给一门和北京方言差不多是一回事的方言“国语”的头衔，就是拔高那门方言在国内外的意义，给它中国的其他任何语言都没有的重要性。这个翻译的历史表明，这些假设不是预定好的：它们是复杂的历史过程的产物。
方言是dialects的预设也很重要，因为它表明，方言的从属性不只限于语言结构。把一门语言称作国家“标准”，把其他所有语言称作“变种”，这意味着，只有国语能代表统一的认同和公民身份。最终，说一门语言，就是拥有某种文化力量。说dialect就是表达在范围上有限且没那么重要的认同。
也许因为“语言”这个术语固有的力量，把方言塑造为“dialects”的做法一直不乏批评，有时还会引发强烈的抗议。比如说，2011年，抗议者举着“我爱广东话”的标语在广州人民公园聚集，抗议电视台削减粤语节目的决定。2016年，香港普通话推广顾问宣布粤语“不算母语”的做法也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反驳，反对者认为，粤语不是方言，作为一门语言，它的历史比普通话更悠久，也更丰富。在这些有的公开、有的微妙的异议实例中的每一次，人们抗议的情感诉求一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清楚地表明，拒绝（给方言）语言地位的政策同时也拒绝了（说方言的人）表达认同的权利，贬低母语价值的政策也变低了说母语的人的价值。
这样，什么才算“语言”是一场争夺文化等级中的地位的斗争。它是一场关于谁的语言对国民来说更重要、谁有权力定义它的斗争。对我们怎样看待作为一个民族的自己来说，我们说的语言承载着巨大的意义。因此，方言如何变成dialect的历史不只关乎翻译，也就不奇怪了。这个故事也和何谓中国人以及谁有权代表中国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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