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今天在蔡霞教授的推特上看到此文的推荐，找来细读。

杨建利 凌霖 | 清零封控”之祸，“共存放开”之祸，皆一个祸根

副标题：习近平政治化防疫的六个阶段

杨建利 （公民力量创办人）

凌 霖 （医学专家、公民力量研究员）

白纸运动迫使中共当局调整防疫政策，从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到一字不提“清零”，几乎是一夜之间。回顾疫情三年来的演变以及各国的防疫经验，可以看出，白纸运动以后中共当局为清零政策退场而推出的一些防疫措施早该两年多前就采取了，那么，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不可原谅的拖延？中国人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以及由此造成的未来的灾难又有谁承担罪责？

最近几天，国际公共卫生专家、医疗专业机构和媒体纷纷指出，一方面清零封控政策是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因此不可持续，解除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目前状况下中国解除清零封控后将面临疫情爆发，近期感染和死亡的人数将剧增。为了说明目前中国面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脆弱性，英国的《经济学人》建立了一个模型，该模型预测，如果病毒不受限制地传播，中国感染率将达到每天4500万的峰值，大约有68万人将死亡，重症监护病床的需求将达到41万张，几乎是中国能力的七倍。其他的媒体和专业机构也做了类似或者更加严重的预测。

中国正面临着清零政策退场后疫情的大爆发，中共当局很有可能将此嫁祸于白纸运动，用此来反证清零的英明正确。本文所要指出的是，正像众多的专业人士和亲历封控的中国民众所说的那样，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是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不可持续，必须解除，白纸运动是正当的，同时，人们要十分清楚，清零政策退场后中国不可避免的疫情灾难的罪魁祸手不是白纸运动而是习近平和中共政权，是习近平和中共政权从头到尾把防疫政治化，一而再再而三地贻误了提高中国集体免疫力的时机。

中共的政治化防疫可以分成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19年底疫情爆发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

根据我们公民力量的2020年6月发布的详细研究报告《大国战疫 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 中共政府最高层至迟在2019年12月27日已经知道了疫情，然而在习近平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中共当局为了政治维稳而掩盖真相、打压言论自由（制造了臭名昭著的李文亮事件）、误导世界，错过了把病毒封控在爆发期的最佳时机，犯下了严重的罪责。

第二阶段是武汉封城阶段（2020年1月23日—4月8日）。

武汉封城虽然制造了一些次生灾难也造成一些民众的不满与抗议，但是总的来说，当时人类对病毒特征了解甚少，世界上尚未有一个国家开发出疫苗，全球防疫没有经验都在手忙脚乱，与其他国家相比，武汉封城的措施的确避免了大量生命的损失，结果是正面的。

但在这个时期，习近平把防疫全面政治化，公开宣扬中国的抗疫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把防疫的成败和习近平的伟大英明以及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020年2月26日，中共当局推出图书《大国战“疫”— 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新华社》社论说，该书“集中反映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全景式介绍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紧急动员、齐心协力，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阶段性进展和积极向好态势，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中国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努力。”

自此，中共一直在这样的政治高调下采取清零封控的防疫政策，直到白纸运动爆发。

第三阶段是武汉解除封城（2020年4月8日）到北京冬季奥运会（2022年2月），近两年之久。

这个阶段绝对是全面预备医疗资源，增加重症监护病床，防护高危人群，全力投入开发疫苗、普及疫苗接种，提高集体免疫力的黄金时期。

然而在这个时期，习近平却把防疫继续深度政治化，开动宣传机器和调动外交系统就病毒源头进行甩锅战、假信息战，战狼外交正式登场。

2020年6月7日中国政府发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不仅继续宣称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为中国人民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而且还要“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抗疫的经验做法，阐明全球抗疫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提出了所谓“人民至上”的中国抗疫经验：“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决心，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条”。其时，世界各国尤其美欧还身陷疫情，按照中共的逻辑，中国的抗疫成就无疑显示了习近平的英明伟大以及中国的制度优越性。

2020年10月，中国举办了抗疫情表彰大会，把习近平的清零防疫成就写进教科书，开始鼓吹东升西降，越来越自信，越来狂妄。

疫情刚刚爆发时，由于医疗科学界对病毒的特征习性缺乏了解尚无科学手段应对，那个阶段的防疫自然是以公共治理中的社会管控为主，随着人们对病毒的特征习性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以及随之推出越来越多的医疗科学的应对手段，防疫政策的侧重必然要从社会管控转移到科学精准防治。

时至2020年底，欧美开始生产mRNA新技术疫苗（mRNA=信使RNA，信使核糖核酸），中国也推出了传统灭活疫苗，此时，每个国家的主要防疫任务就是进行疫情、疫苗和个人防疫知识的科普以及全面接种疫苗。

但是中国接种疫苗的次序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相反，人家是从防护老人和有基础病的高危人群开始接种疫苗，中国却是从非危险人群开始。开始人们感到不解，后来才发现，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生产的疫苗质量不高，产生后遗症率高，而后遗症更容易在老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群中发生，所以采取了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接种疫苗的人群次序。

据专业机构报告，即使中国开发生产的传统灭活疫苗质量不高，其防治重病的有效率也可达70%左右，领导人应该自己作表率接种疫苗，鼓励非危险人群全面接种疫苗，同时大量进口防重病率高达90%以上的mRNA疫苗，优先为老人和有基础病的高危人群打最好的疫苗。mRNA疫苗一直随着病毒的变种而更新，根据最新报道，欧美首脑都曾建议过习近平引进最有效的mRNA疫苗以此最大限度的保护高危人群，但被习近平拒绝了—民众民族主义的情绪维持，自己的英明伟大，中国正制度的优越性“东升西降”神话，全部压宝在清零政策上，习近平必须在病毒彻底消灭（失）前，维持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将它常态化。

而此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开始逐步放开社会管控，社会经济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医疗、公共卫生的专业结论以及国际社会的实践都指向了与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相反的方向，中国大小城市轮番封控，清零封控的次生灾难在中国开始频繁出现，清零对经济造成了重创，中国开始出现放开封控与病毒共存的意见。中国传染病专家张文宏于2021年7月29日深夜在微博发文评估疫情，暗示中国应该学习世界经验，改变清零政策准备与病毒共存。随后《人民日报》的刊登中国原卫生部部长高强的文章，不点名批评张文宏的观点。高强曾是2002年非典期间领导中国抗疫的主要官员，现任中国健康管理协会总顾问。高强的文章用词激烈，呈文革式语言，他认为人类和病毒应该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中国则应该“将病毒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中国当局把李文亮医生“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声音”的教训完全抛到脑后，打压异议，一句话，还是不能“妄议中央”。

202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做了13个方面成就的总结，其中之一就是抗疫成就，按照中共的宣传，这一成就最直接地证明了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

2021年底至2022年初全国各地都有城市疫情告急，这正在北京冬奥会之前，习近平要把冬奥会办成展示中国制度优越性和抗疫成就的一场大型体育赛事，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与日本不一样，既能控制疫情又能办一届精彩的奥运会，为此，全国加大封控力度，在冬奥会期间防止疫情反弹。次生灾难频仍。

在后来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继续鼓吹清零政策的成就，他在讲话说有的外国运动员表示：“如果疫情应对也有金牌，中国应该得到一枚。”

在这近两年的防疫第三阶段中，中国实施健康码对社会进行进行全面监控。虽然防疫直接导致了这种比疫情爆发前更严密更全面的对社会的控制，无疑这为习近平提供了确保其奔向第三任期的道路上安全的政治控制的口实和方便，他正需要国家机器要配置这样的资源和熟练这种全面控制，他也需要人民接受并习惯这样的控制。

第四阶段从北京冬奥会结束到上海封城。

北京冬奥会后，新冠病毒变种奥密克戎进入中国。2021年11月24日南非发现第一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在侵入中国之前已经在世界其他国家肆虐了好几个月了，到那时，国际防疫科学专业机构已经掌握了奥密克戎的特征，各国也已经累积了应对它的丰富经验。由于奥密克戎比以往的变种毒株在人体内潜伏期成倍缩短，因此传播速度级数倍加快，奥密克戎毒株在从上呼吸道提取的组织中的繁殖速度，比它的前任德尔塔毒株要快几十倍，但是它的毒性相对降低，致重病率降低，致死率也比以往的变异毒株降低，是重感冒致死率的1.4倍，感染奥密克戎致死者几乎集中在老人和有基础病的高危人群中。基于这样的科学事实，逻辑结果已经非常清楚：全面围堵奥密克戎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普及加强疫苗接种、进行公共卫生个人防护科普教育、让人民逐渐学会计算自己可以接受和承担的风险以及把医疗资源重点用在防护高危人群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与中国人口密度相似的周围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是在这个时期逐渐放松各自严格的抗疫政策，日本，南韩，台湾，印度等都是在被奥密克戎洗礼期间，引进mRNA疫苗尽力防护护高危人群，同时做好的公共卫生资源的梯级配置来应对。

然而，中共当局反其道而行之，反科学反常识地顽固坚持严防死守全面围堵奥密克戎毒株，实施更粗暴的清零政策，继续拒绝引进mRNA疫苗，把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全都投在了疯狂的全民每日核酸检测和对人民全面封控之上，同时为了证明清零政策的正当性，官方媒体实施欺骗性宣传，夸大奥密克戎的毒性及后遗症，渲染疫情的最坏消息，在民众中造成普遍恐慌。

2022年对习近平来说最大的政治就是他个人权力的维稳，确保在10月份的中共二十大上踏入永久执政大门，为此他需要维持他的政治权威和声望，而他的政治权威和声望与他钦定的两个政治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是新冠清0，另一个是2022年经济增长5.5%。然而，任何科学理性的考量都会对同时实现这两个互相抵消的目标不抱乐观，但是，习近平偏执愚忘，在抗疫清零目标和2022年经济增速目标上压上了高高的赌注，开始从政治独裁向政治赌博演进。

3月份，为了缓解清零政策次生人道灾难频发、民众基本社会经济生活被严格破坏带来的舆论压力以及清零封控对经济增长的全面弹压—这攸关习近平的第二个政治目标“5.5”实现，习近平对清零坚持的思路似有松动，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17日召开的防疫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除了“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以外，首次提出“要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不断优化疫情防控举措，加强疫苗、快速检测试剂和药物研发等科技攻关，使防控工作更有针对性。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不久前在上海防疫中铩羽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二十大上蹿升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事实倒推，上海3月底开始尝试的“科学精准防控”并非李强的特立独行而是习近平的授意。但是，如上所述，由于政府长期误导民众对疫情没有正确认识、再由于政府贻误良机没有预备开放封控的医疗资源及积极普及高危人群接种疫苗，稍一放开上海便出现疫情反弹，习近平第一个政治目标病毒清“0”面临坍塌，造成习近平中共当局的恐慌，随即迅速封城，长达3个多月之久。与此同时，中国70个左右座城市的3.73亿人处于某种形式的封控之下，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习近平残暴的清零政策导致的层出不穷的人道灾难，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停滞，致使民怨在全国各地酝酿加温。

第五阶段是上海解封到白纸运动爆发。

既然有了上海的教训，中国政府理应亡羊补牢，迅速调整防疫政策，投入政治、社会、经济资源，准备公共卫生医疗机制、防护高危人群、对民众进行正确科普，换句话说，就是为分区、逐步开放做全面准备。然而，此时的习近平在全神贯注地进行中共二十大的布局，用他的话说这是最大的政治。可以想知，对他的最大政治的抵触情绪普遍存在于民间和党内，习近平最大的心病就是怕人们的不满伺机变成实在的政治挑战，所以习近平的最大政治需求就是对党内民间实施全面维稳、密度控制。有什么比清零封城更方便的维稳控制方式吗？更何况，他在上海学到了反面的教训，清零封城稍一放开，疫情的反弹随之而来的感染死亡人数升高将使的他的二十大再加冕仪式很难看，于是乎，清零政策不仅继续而且变本加厉，政治、社会、经济资源更大比例投入到封控、全民每日核算检测上。

习近平越赌越疯狂，清零政策越来越荒唐越来越残暴，民众怨愤持续加温。但是，此时人们有一个共同的预期，那就是中共二十大后，无论如何习近平中共当局也不会顽固地坚持清零政策不变了，大家明白二十大对你习近平多么重要，你要控制维稳你就控制维稳，二十大即便比病毒更毒，它总是会很快过去的，这似乎成了人民和习近平一种不成文的契约。北京四通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抗议习近平、抗议习近平清零政策的孤勇事件，民众给予了普遍的关注和敬意，但是由于前面的共同预期，人们继续忍耐。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强行连任以及他的高层人事布局给中国各阶层人民心理沉重一击，重挫了人们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信心。更严重的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以后还有明年3月“两会”的政治布局需要他继续政治维稳和社会控制，还有，习近平不会不知道自己贻误了调整清零政策准备开放的黄金时期，一切准备不足，一旦放弃清零政策，不仅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防疫成就破产，而且疫情反弹也会使他脸面尽失，中共二十大上他连任的是中共总书记，他在2018年3月修宪改掉的是国家主席任期制，明年3月“两会”上连任国家主席才是他的最大政治的最具象征意义的胜利。虽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俗称20条），中共当局的主要调子仍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各地政府持续实施清零封控。

人们醒悟了。病毒是不可能被清零的，习近平的清零永远是进行时，而且习近平有防疫清零和政治维稳相结合的持续需求，人民的基本生存、自由权利、做人的尊严无休止地成为代价，民众看不到尽头，绝望了。

贵州大巴翻车，富士康员工逃难，乌鲁木齐大火烧死被封在家里面的大人和孩子……民众再也忍无可忍，全国性抗议活动白纸运动爆发。

第六阶段是白纸运动后到现在。

白纸运动后，习近平被迫终于承认三年来无限期清零封城而引起的民怨。在一些城市和地区，核酸采纳点一夜间消失了，但进公共场所又需要核酸，搞得人民和地方政府彼此焦头烂额，又产生新民怨。没有明确的的中央命令，地方政府就宁“左”勿“右”，不敢完全放开。很简单，突然的清零政策松绑是对白纸运动的减压反应，中共当局本身还没有定下如何正常松绑的步骤细节而导致各个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对策。而且有些地方政府在继续清零。

几天前，中共当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即所谓的防疫“新十条”，细看中共当局推出的这十条措施，人们不禁要问，这每一条都应该在上述第三阶段开始实施，至迟也应该在第四、第五阶段实施吧，为什么拖到了今天？

目前，中国的新冠感染率仅为0.13%左右，远未达到群体免疫所需的水平，中国人民不得不为习近平严重政治化防疫、顽固坚持清零拖延“与病毒共存”整体策略付出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讲，经过三年的折腾，疫情在中国刚刚开始。

随著中国放松防疫限制，中国在未来几个月内将面臨大规模疫情爆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冯子健日前向《中国青年报》表示，中国未来第一波大规模染疫潮可能有高达60%的人口会被感染，最终，大约80%到90%的即10亿人会被感染，相较之下，全世界目前已染疫的人数则是6.4亿多。新冠疫苗接种不足将成为中国的挑战，根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有44%的人口（6.38亿）没有接种加强针，60%的80岁以上人口（2100万）没有接受注射。

可以确定，中国将爆发疫情，中共当局的防疫政策和措施会反反复复，民众的情绪也会随之起起落落。中国的疫情灾难远没有结束。我们必须强调，无论清零封城之祸，放开后疫情爆发之祸，祸根只有一个，那就是习近平。习近平的防疫政策奉行的是他的“权力至上”而不是他宣称的“人民至上”。

面对疫情，习近平陷于进退失据的两难困境，他生生把一个公共卫生危机变成了他个人甚至中共政权的政治危机。习近平当然会继续赌下去，如果按照目前状态推进，他的政治赌注会越下越大，难度也会越来越大。我们不预言习近平政治何时结束，但这场疫情中的诸多信息表明，习近平政治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怀疑、憎恶和挑战。一个人总是麻烦不断，怪罪运气不好是牵强的，我们的理解是，悖情逆理、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注定遭遇挫折，并使得矛盾丛生。一场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对后续社会运转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而经济上的困难将会增加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出现的概率，次生灾难将接踵而来，内部求变的动力会越来越强，不仅中共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国际因素也可能更多成为迫使中国变化的外力。

习近平政治再无神秘可言，戏路就这么多了，他的政治形象基本定格，幻想的人已寥寥无几，失望不满的人遍布朝野，习近平政治将成为公开或私下吐槽的焦点话题，也许这才是最关键的。我们深信，如果你总是悖情逆理、违背自然规律做事，天理与人情就会循自然规律强力反制，一刻也不会停息。

两代人的对话：六四与A4的青春相遇 守护"白纸运动"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虽然已经结束，但起源于反抗疫情封控的中国白纸运动仍未止息。白纸运动对中国专制体制的直接挑战，以及青年人在这场运动中的主体性，都是多年来中国民主运动中少见的现象。本台记者王允邀请到在美国声援白纸运动、化名李岩的"90后"（1990年后出生）和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杨建利对话，展望青年人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作用。以下是本次讨论的内容。

打破恐惧与迷思

记者：感谢两位参与本次讨论。本次讨论的主题是透过白纸运动、展望青年人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作用。李先生，我是在华盛顿声援白纸运动的现场认识您的，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您参与抗议运动的经历？

李岩：我最早是从《零八宪章》发表开始关注中国民主转型，当时我是在南京念高中，2010年在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我因为签署了一个的声援的声明而被国保找去约谈喝茶，甚至要求我当时一个未成年人写悔过书。之后，我大学来美国念书以后参与（声援）太阳花学运、香港逃犯条例（即：反送中运动）以及一些女权、生育权相关的议题抗议游行活动。但这次白纸运动感觉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运动。

记者：您先前参加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也是在美国参与的声援，是吗？

李岩：是的，是在美国参与的声援。

记者：杨建利博士是89一代，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时候，您也去过现场。多年来，您也一直在从事全球性的华裔青年运动领袖的对话工作。作为一个老民运人，当您看到有那么多青年人参与到民主运动中，您的感受是什么？

杨建利：李先生的经历让我深受鼓舞。以前没有注意到，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年轻人，能对这些议题感兴趣，同时看到他们慢慢地、逐步地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而且必然要起到主导作用，我个人是感到非常欣慰的。

记者：李先生，您亲自参与了声援白纸运动，你觉得这场运动真正起到作用了吗？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

李岩：白纸运动的诉求，我个人的理解是有两层。第一层是针对中国的防疫政策；第二层是，造成如今中国防疫现状的原因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而且我们注意到，在这次运动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抗议活动中，都有人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样的声音。很多口号也沿袭了彭载舟抗议中用的口号。

就第一层来说，现在很多省份已经在逐渐开放，这可能是一个好的信号。但白纸这个符号本身也体现了中国政府这几年借着疫情的机会，加大了大数据的监控、人脸识别和城市网格化等这些手段的维稳力度。

记者：但这当中还是存在一个问题，白纸运动对于中国取消“清零”政策是不是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杨博士您的看法是什么？

杨建利：我觉得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也同意刚才李先生分析的，白纸运动在诉求上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针对三年来的疫情封控政策，如果没有白纸运动的话，今天它很有可能还坚持下去。白纸运动的第二层诉求，我一会儿再继续进一步讨论。

挑战政权与独裁体制的意义

记者：这第二层正好是我要跟进的问题。李岩先生刚才第二层讲到了对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体制的反对，所以这里想请李先生再分析一下，白纸运动对挑战或者撼动这种体制起到了什么作用？

李岩：习近平上台这么长的时间，国内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关押的民权活动人士的数量都是上升的。但群体性事件都很快被压制，并没有这种里程碑式的，在这么多地方，并且是自发的聚集，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记者：杨建利博士您怎么看白纸运动对中共统治者形成的挑战？

杨建利：白纸运动意义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它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突破。第一个，它是“8964”以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表达，它不仅仅是对现状的不满，同时它有一些政治诉求。这是第一次。与此同时，它也打破了一些迷思。这个迷思就是说，长期以来，有很多人认为，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政府还是比较满意的，至少他们的生活在改善，享受的东西不断在扩大、丰富，这次的运动实际是把这个迷思破掉了。

两代人的差别

记者：李先生，您这次参与了华盛顿声援白纸运动的活动，有很多人说，这场白纸运动与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有一个很大的相似性，就是“去中心化”的。您能否谈一下这次在华盛顿参与声援白纸运动时，您所感受到的这种去中性化的特点？您可以提供一些细节。

李岩：这一次，当天在华盛顿实际上有两场抗议活动，一场是下午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另一场是晚上（在自由广场）进行的。其实两场我都去了。下午那场很有组织性，他们都穿了同样的体恤，音响效果也很好。晚上那场，我一开始就在他们组织活动的社媒群里。他们也是第一次搞这种活动，包括去当地政府申请搞这场活动的许可（permit）。在执行层面，他们其实做得不是那么完善，也不是很专业。比如，当时他们用的扩音器其实是向一位参与者借的，因为他们自己准备的音响设备不太适合做演讲。但这些执行细节，我认为是小问题。他们当天演讲的广度和深度都很好，包括新疆问题、铁链女，以及中共对汉语语言修辞的影响等都有涉及。之后也有人把他们的演讲词整理成一个文档，方便没有来的伙伴进行传阅，这个情况其实跟香港在反送中运动中其实是比较相似的。

香港的运动在初期其实主要是靠电报（Telegram，通讯软件）和连登网络社区去串联。这种去中心化在初期非常有效，但后期其实已经演变成每周都会有很多游行，运动走到什么方向变得非常模糊。加上又有不少暴力冲撞，不同观点的人两边一直僵持不下，非常激化。最终的结果也很不尽人意。

但白纸运动才开始没有太久，我觉得运动还在初期，也并形成一个核心的组织，我所知道的大部分参与者都是自发的，也并没有太多抗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不少参与者引用了香港反修例运动当中那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所以，我觉得现在运动的方向是先让不太关心议题的伙伴都先参与进来，或者是让关心新疆、女权等不同议题、不同政治光谱议题的抗议者参与进来，再慢慢寻找一个公约数。后期怎么发展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比较中心化的方式。

记者：李先生在这里对白纸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而且提出了一些设想。我想请教一下杨博士，当初您在见证1989年天安门民运运动的过程中，是否也遇到过李先生他们今天遇到的类似的问题，比如如何动员等等？

杨建利：当时和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参与者没有觉得风险有这么大，因为大部分参与者没有想到要走到政府的极端对立面去，只是提出一些诉求，希望得到解决。后来才慢慢地演化成比较激烈的冲突，镇压之后，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太大的恐惧感的。

但是白纸运动一开始就是带着一种恐惧感。正因为他们都知道有危险，但又去参与了，所以他们都是很勇敢的。那种普遍的恐惧感是远远超过1989年的。而这场白纸运动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打破了人们对习近平政权的恐惧，我不能说这种恐惧已经取消，但已经被打破，在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你被控制得很严，根本没有什么中心组织可以找，没有领袖可以找，这就形成了白纸运动的策略。但是，往后发展，正如李岩先生指出来的一样，我觉得他的思考是非常深刻，也非常准确的，就是一旦一个运动前期突破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往哪里走，这个时候是不是继续无中心化，“be water”这种办法还管不管用，这种策略是值得思考的。

记者：1989年的时候您也是年轻人，今天白纸运动的主力也是年轻人，您觉得这两代年轻人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杨建利：这一代年轻人和我们当时成长的阶段是不一样的。第一，他们有非常丰富的国际化的信息渠道和生活，生活的质量和水准非常高，接受的信息也非常多，对于民主、人权和自由等概念是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的。虽然平时他们未必要对此提出诉求，或者是出来为此而争取，但是他们这种概念是存在的，而且这种观念是非常强的。一旦中国出了问题，他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像当时我们在1989年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觉得要解决腐败问题，对于制度问题还不敢那么深刻地去触及，对于喊领导人下台，我们还是颤颤巍巍的，觉得不必要吧，我们可以解决问题。这一代年轻人，虽然他们平时不太作表达，但一旦到了要表达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心里是明白的。

在黄昏中看到了某种交替

记者：这个讨论中其实包含着一个问题，就是不同代际的民主运动。李岩先生刚才讲到了，周日（12月4日）那天，华盛顿实际上有两场活动，一场是白天的，另一场是晚上的。我其实也是去采访了这两场活动。我所看到的这两场活动的差别其实蛮大的。白天的那场活动是由所谓的老民运组织的，就是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美东）和民主中国阵线（美国分部）他们组织的，但那场运动人数很少，只有二、三十人；但晚上那场就是年轻人为主，有两百多人，这是我在现场看到的。我在现场有个感觉，就是当黄昏在自由广场上降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某种交替。李先生，您见证了这两场活动，您如何比较这两场活动？

李岩：我觉得可能两场活动策略不太一样。下午那场我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演讲者在发言的时候，讲的主题和内容的引述会有明显的差异，他们讲的内容有一些明显是没有事实查核，或者是有点中南海故事会的内容。

记者：比如有什么样的内容？

李岩：比如：新冠病毒是中共制造的，或者是对拜登政府的一些批评，那些批评跟美国的极端右翼的说法比较像，就是跟之前冲击国会大厦的那些人观点比较相似的一些论述。

晚上的活动会更多讲到比如铁链女，女权问题，或者是其他人权问题，还有宗教问题，比如藏传佛教、穆斯林这些宗教议题。两边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记者：杨博士，您从事民主运动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了，您如何评价白纸运动中两代人的不同表现？

杨建利：李先生刚才已经讲到了，他比较了两场抗议活动，包括两场抗议活动所喊的口号等等，从所讲的事实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有些人已经严重地脱节，他们不仅是脱节中国的现实，而且是脱节美国的现实。当然，我不认为他们就代表了老民运。

晚上那场活动所讲的议题恰恰是这些年轻人最关注的议题，而且应该是中国人目前最关注的议题。而且正是这些议题在慢慢地、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包括铁链女，包括妇女权益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议题，可能是传统的老民运人士不愿意关注，也没有能力关注，而且思想的僵化让他们只是去讲一些阴谋论的东西。

记者：那么，在白纸运动中，或者说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中，老民运人应该如何去处理青年一代人的关系呢？

杨建利：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在白纸运动里根本起不到什么主导作用，我们只是做一些辅助式的、声援的工作。比如说，运动一开始，我们的团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就做了一个选择，就是看哪个地方是目前的年轻人还没有做到，需要我们这种做了很久的人有很多资源来补充的。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就是把国内运动的发展情况以及它的意义，向国际社会进行交流。所以，我们团队基本上集中在这个地方。我们写了一些文章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比如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还有在《国会山庄报》（The Hill），《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这些都是重要的刊物。尤其是我在《华盛顿邮报》上那篇文章，被众多媒体所采用，而且因为那篇文章，我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非常多。我想说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也不应该再在白纸运动里边起到什么主导作用了。

记者：还牵涉到的一个问题是，白纸运动发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很关注，很多西方政要都表达了关切。但我看到，有些海外的华人观察者说，这些西方人是在吃人血馒头，他们巴心不得再次发生1989年坦克进天安门广场那种情况。李先生，您怎么评价这种说法？

李岩：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中国政府目前这种无视人权的独裁统治以任何民主价值观来衡量，都应该遭到谴责。近些年来，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对自由民主世界所代表的价值观所带来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并且中国的抗议者和普通民众所面对的恐惧和折磨，是非常容易发现和看到的。就是今天都还有很多抗议者还没有被放出来，走到路上普通人都还会被查到手机，任何不同的声音都很容易被压制，少数族裔甚至会被关到集中营。

在这种情况下，杨博士他们能去游说国会和议员来关注这些问题，都是很不容易的。你想让别人来帮你做一些事情都是非常难的。近几年来，我印象中，除了陈光诚事件中，很少有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政府做一些妥协的情况发生。在抗争策略上，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尽量去争取西方，或者任何相信民主自由价值的群体的支持。但真真实实的这一步，还是得我们自己跨出来。

假设说今天真的不幸发生了军队镇压群众的事情，那我认为，谁指挥了军队、谁开了坦克，就应该负最大的责任。我们不应该陷入“境外势力挑拨”、中共的这种纳粹式的语言修辞，这种修辞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记者：从孤勇者彭立发开始，到现在白纸运动的发生，有人说，中国民主运动面临转型。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建利：习近平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他已经从神坛上掉下来了，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习近平。但国内的问题解决不了，运动随时可能又起来。那么运动该如何发展呢？我认为，运动如果真正要得到结果的话，有几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是民众的不满，这个我认为谁也没有办法一下给解决，这个是实际存在的。第二个是当运动一次次地出来，要想让它有持续性的话，还是要有一定的组织性。这个不出现的话，也比较难。还有一个，运动持续下去，规模加大，加上整体性政策失败，这个时候党内可能出现一些新的政治生态，也就是说可能发生一些裂变。甚至包括习近平自己的人，都有可能反对他。另外就是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认为中国是可以变革了，不然的话，很多国家就在那里坐视不管，也可能坐失良机。

我觉得，这几个因素在未来，如果有新的白纸运动出现，都值得观察。如果有心来推动这场运动，作为主导力量的年轻人应该从这几个变量上去想办法准备条件。

记者：您实际在说这场运动如果继续发展，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应该做什么。好的，感谢二位参与这次讨论。

记者：王允   责编：郑崇生  网编：洪伟

新新世界

“我一定会长期战斗下去”：在抗议活动中觉醒的中国年轻人

袁莉

2022年12月12日

上个月北京的一场抗议活动。自从中国宣称将放松防疫，许多人都对抗议防疫措施的人表达了感激之情。 THOMAS PETER/REUTERS

在中国政府本周宣布将放弃严厉的新冠病毒政策后，许多中国人对那些勇敢反对惩罚性限制措施的抗议者表达了感激之情。经历了漫长的三年，全中国的民众都可以努力恢复正常生活了。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人们纷纷转发“谢谢年轻人”这样一句评论。有人贴出《时代》杂志最新一期伊朗女性荣获“年度英雄”的封面，将中国的抗议者与她们相提并论：“向伊朗勇敢的女性致敬。向勇敢的年轻人致敬。”

但许多上个月参加抗议的人觉得还没有到庆祝的时候，因为他们想更进一步：希望政府承认“清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仍有满腔的愤怒、沮丧和悲伤。政治行动主义赋予他们新的力量，他们希望继续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并追究政府的责任。

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公众正在从长期的检测、隔离和封锁中摆脱出来，这些措施已经成为了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然而，令他们愤怒的是，政府没有为失误道歉，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道歉——这一失误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死亡和苦难。

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仍然受制于一个人的意志，即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们担心，中国在放宽限制方面缺乏适当的准备，将使公众再次遭受治理不善的后果。

曾在上海参加抗议活动的记者米兰达说，她从三年的“清零”中获取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一个国家走错路线会导致死亡。“这个牺牲着实太大了，”她说。

北京，防疫人员骑车经过一处即将拆除的核酸检测点。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另一名抗议者董同学是东部城市南京的一名大学生，他回忆起那位试图向中国发出新冠病毒警告的医生，后来这位医生于2020年被噤声。他后来死于新冠病毒。

“李文亮不会回来，”她说。“因为过度防疫政策失去生命的人不会回来，被践踏，受屈辱的尊严不会回来。我们作为大学生，失去三年多正常大学生活再也回不来了。”

她称自己和参加抗议活动的同伴都是“被时代选中的人”。她说：“我一定会长期战斗下去。”

政府做出了解除限制的决定，早于大多数人的预期，很难判断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11月的抗议活动促成的。这次抗议活动是自1989年民主示威以来最具政治性和最广泛的一次。经济已经低迷了一段时间。地方当局和民众之间发生过多次冲突。

但对许多参加示威的人和一部分没有参加示威的人来说，中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原因都是显而易见的：抗议活动在压抑的黑暗中打开了一道裂缝，带进了光明和希望。

“因为这些抗议者，我现在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在南方城市深圳当了三十多年高中教师的泰特说。北京的法学家叶青在Twitter上写到11月27日上海的抗议活动时说：“这是人民重启这个国家的第一秒钟，时间也许真的开始了。”

与我交谈过的抗议者都很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角色和未来。

但他们现在更有动力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意识到，因为不能投票，政府可以自由地实施更多类似“清零”的政策，如同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遭受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

他们明白，自己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专制政府和数十年来中国最铁腕的领导人。他们近来的抗议活动当然不会影响到北京的权力架构。

11月底，上海的一名抗议者。“这就是人民重新启动这个国家的时刻，”一位学者事后写道。 THE NEW YORK TIMES

但他们打破了不可挑战的神话。几位中国学者告诉我，一夜之间，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抗议者——都意识到习近平并非上帝，他对权力的掌控也并非牢不可破。

我几乎每天都与抗议者交流，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一个人不应该有那么大权力。”

其中三名抗议者被警方拘留了24小时，还有一人被叫去问话。与我交谈过的第五名抗议者被辅导员多次骚扰，后者甚至还打电话给她的父母。其他抗议者都选择低调行事。

他们均表示，今后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走上街头，或是选择其他抗议形式，比如利用iPhone的隔空投送功能向地铁乘客分享抗议口号，或在公共厕所涂鸦。

我采访的所有人为了安全，都要求我仅使用他们的名、姓、昵称或英文名。

一名被拘捕的抗议者说，她被抽血和虹膜扫描，手机也被没收。她还被要求脱光所有衣服进行体腔检查。这次经历让她十分害怕。尽管如此，她还是在我的中文播客上将她的经历分享出来，好让其他人知道后果是什么样的。

她说自己以前没有参与过政治。但因为发布或转发关于悲惨社会事件的内容（其中许多都涉及女性议题），导致她被微博平台八次删除账号，之后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她说，大家抗议的原因各有不同。她要的是言论自由；另一些人呼吁废除审查制度，看他们想看的电影。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新式政府。

这些抗议者点燃的运动未来能否存续取决于两点：他们的组织水平，以及公众的支持。

他们赢得了一些中年群体的支持，这些人也经历了自己的政治觉醒。其中一些人向我表达了他们对抗议者的感激之情。

上个月，北京亮马河畔的一场抗议。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抗议者都清楚，与一个拥有人类历史上技术最先进的宣传机器的政府对抗，基本不可能有胜算。

那位叫米兰达的记者说，她打算与朋友进行更多对话，努力赢得他们的支持。她说，等到下一次抗议者再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更多人站在他们这边。

上月的一个晚上，南京学生阿彤（音）独自在外张贴手写的抗议标语，他无法信任任何人，不敢邀请其他人一起，而且两人行动会更加引人注目。现在，他成为了所在大学一个加密聊天群里80名学生的一员，他们自称“叛逆者”，正在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指出，在最近几次大学集会中，学生们都通过与校方谈判成功改变了新冠政策。他说，这在几周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我也问了这些示威者，如果这种低调的抵抗失败了怎么办？如果几年后一切还没有改变怎么办？

大多数抗议者表示，他们做好了坚持到底的准备。刚从大学毕业的夏某说，近年来政府打压像她这样的L.G.B.T.Q.群体的权利，她都看在眼里。她觉得自己必须反击。

“可能五到十年，甚至十几年，”她说。“很多人说有生之年能看到发生改变的话就已经很欣慰了。”

袁莉为《纽约时报》撰写“新新世界”专栏，专注中国及亚洲科技、商业和政治交叉议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liyuan6。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