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nkcat在2023-01-16~2023-01-22的言论

2023-01-21 作者: Spinkcat 原文 #Reddit 的其它文章

1971: NGA网友特有的计算方法, submitted on 2023-01-16 01:03:36+08:00.

—– 1971.1 —–2023-01-16 03:01:11+08:00:

22年按道理是负增长没跑了，21年自然增长率是0.34%，死亡人口1014万人。

哪怕不考虑年末疫情放开导致的死亡，也差不多得在1150万浮动。

但是年末突然放开导致的医疗资源挤兑死亡和直接死亡不好算，但还是能算的，等二月末统计公报出来就知道去年年末死多少人了。（虽然现在也能算就是了）

我很好奇到时候社会反应。

1972: 你sub已经成了nga的模样了，看了两年是一年不如一年, submitted on 2023-01-16 11:38:03+08:00.

—– 1972.1 —–2023-01-16 20:49:56+08:00:

说明现在不同网络社区没有那么多模糊的灰色地带

群体之间的政治观念和对立越来越清晰，用户输出的也越来越纯粹或者说极端

最早追求理性讨论，是因为大环境除了骂就是骂，而社会的进程还停留在上升期，所以互相立场对立骂再多，社会不会给一个答案，所以对问题和效率的追求，促成了中立地带的存在，因为客观上无论粉红还是反贼，骂是骂不出结果的，因此要找问题根源。

但是现在不同，从2019年开始到2023年，经济已经开始走向增长极限，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公，累积了更多的情绪，有更多新人涌入，他们来不是需求答案，他们已经站好队了。

而社区的职能是在这几年当中，不断的思想碰撞和赛博政治斗争里，碰撞出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具备先进性的观点，从而形成一整套键政体系，去解释现实问题里发生的事，从而获得舆论高地。

我还记得2019年很多人对香港人的做法不理解甚至完全反对，但是到了2022年，别说反贼了，就是国内知乎B站这些地方扫几眼，相关香港和延伸含沙射影的话题已经变了立场。

尤其是去年各种合订本，官方支持的基本都被合订本清算了，说明社会层面，对清算粉红和社达的主观意愿非常强，并且这类人占多数，因此我建议有以上两种倾向的人在未来十年到十五年，做好要么退网不关心这些，要么做好被人翻旧账清算的准备，只要支持热门话题，都会有人主动进行合订本。

说明年轻人对这些社会与政治话题，已经产生了主动与官方唱反调的心态。

固然输出情绪和月经贴不好（比如说毛的黑料，其实对老键政人来说已经不太关心，可能刚开始键政的人因为才见到，或者感兴趣，所以会特地发出来分享，这是经验和心态的不同。）

但更重要的是中文键政社区，已经开始形成了庞大的固定派系。

人们更多可能等待的不是讨论的过程可以得出什么样的观点，而是希望有结果了。

而结果又是一个客观上需要等待的事，所以在能脱离键盘主动参与社会事务前，都很容易伴随新人涌入，反复在一个键政早期状态重现特定场景（而很多过去的社区，是有经验的键政人士集体构建的，相对而言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就不那么容易被提及，恰巧新人与老人共用一个社区）

我的建议是老人更多发自己领域里感兴趣的话题，这一点我看sub也在做百科，帮助键政新人学习和进步转型，毕竟帖子数量不怕多。

能说话，说得出来可以讨论，不用打哑谜，就是比NGA有绝对优势，且可见未来都不会被NGA取代的一个优点。

—– 1972.2 —–2023-01-18 03:12:07+08:00:

谢谢喵

1973: 为什么现实中感觉台湾人对待大陆人比香港人更友好？是错觉吗？, submitted on 2023-01-16 12:19:00+08:00.

—– 1973.1 —–2023-01-16 21:34:00+08:00:

我觉得香港的厌恶情绪是普遍的，戾气确实是很重，包括对香港人内部也是，说话很喜欢拖长音调。

戾气的问题连登在2019年可以体现出来（当然日常也有），而且香港人说话在很多圈子里爆粗口，张嘴闭嘴不理生殖器官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跟说顺口溜一样，我个人很讨厌这种说话习惯。

经常要在一堆妈、 鳩 、 撚、7、屌、西字里面找正常言语描述，我很难理解香港有的人离开这些字就不会说话的情况，大陆普通话交流，就算带傻逼这些的称呼，不是互相吵架，也很少看到动辄带这些字眼的情况，倒不如说香港某些群体的粗口完全日常化了。

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是因为香港的社会过于内卷化，过密劳动和居住环境的压力磨损了大部分友善的可能性，但我觉得还是分人。

家教良好的也不是没遇到过，警察家庭出身，完全感受不到市井香港人的气息，跟套皮日本人一样，说话完全没有那种很刻意拖长音调的语言习惯，也有基层出身的朋友，这两人都是从小到大都不说脏话，基层出身的朋友气急了才有可能骂几句顶你个肺或爆粗一丁点的情况，警察家庭出身从来没听说过爆粗，两人都没有拖长音调的口音习惯，粤语都是快短正。

所以以前在香港接触那些说话喜欢拖长音调的，好像在用长音调对我表达不满的，我当场都会直接问对方这种语气是什么意思来把事情上纲上线，因为更早期我以为是粤语就这样，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是纯粹语气问题，粤语里刻意拖长音调从人际交往的经验来看，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比如还遇到过一个台湾读到博士的人，素质和做人也是极其差，说话的用词语调跟香港那种惹人厌的情况就一样了。遇到台湾友善的人也很友善，但在我个人看来，香港人说普通话和台湾口音，就算是说话恶狠狠，但因为口音缘故听起来就威胁度不高，怎么听都软绵绵的顺耳状况。

这些经验告诉我，既有普遍情况，在普遍情况之上也都是相对的，不用太看重，眼下谁碰瓷就干挺他就行了。

1974: 都不说是吧, submitted on 2023-01-16 12:52:43+08:00.

—– 1974.1 —–2023-01-17 00:39:44+08:00:

其实都知道是财政没钱了，我的意见是别往身上揽，免得被人说你们撞门导致后续这么多人死。

逻辑上都知道国内的事只有政府说了算，这种功劳容易被推黑锅，先坐实政府财政困境无缓冲突然开放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这件事和印象，然后才是强调社运的合理性的时候。

1975: 在哪位的身体里呢, submitted on 2023-01-16 15:10:45+08:00.

—– 1975.1 —–2023-01-17 00:34:14+08:00:

而且高占祥是胡耀邦的人，按后来改革派下台和反自由化浪潮来看看，他算其实是已经被边缘化了，只是党内地位和退休待遇还在。

估计如果换器官，也是按照党内高层老干部的通常待遇来算，那实在想不到当权的派别里，以及正在当权的干部里，是不是有特供中的特供的器官储备，还要考虑他们的家族，或者一些远亲。

普通医疗机构中下层都的干部尚且有帮刷医疗卡薅羊毛的情况，这些当权的老干部会不会也是刷自己的卡给家里亲戚朋友便利，就不得而知了。

1976: 说谁呢？, submitted on 2023-01-16 15:58:41+08:00.

—– 1976.1 —–2023-01-16 23:49:56+08:00:

你把大哥吹死了

1977: 心平气和的说，你希望中国政府未来几年会有哪些改变？, submitted on 2023-01-16 17:06:01+08:00.

—– 1977.1 —–2023-01-16 21:55:03+08:00:

按道理今明两年应该回光返照，吃报复性消费和搞经济的迫切需求增长明显起来。

如果这几年都没折腾起来，其他的就不用想了，因为疫情把政府财政的运行下限暴露了出来，这个是过去中共不愿意也不敢让人知道的。

而疫情期间前后各种该操作，22年的合订本多到记不过来，也能反映他们内部行政有多大的延迟性和缺乏协调，光一个疫情开放，各地都难以统一。

如果中央控制力真的那么好，就不会出现调度不一，那说明什么，说明中央的调度控制问题很大，哪怕是最高层的直接命令，地方的执行也是不确定性拉满。

除了债务增发推动土地财政和基建建设，目前看不到什么有效的经济增长点。

总体上我不认为政府长期政策会跟过去几年有什么区别，相反会因为经济下滑，社会不稳定性大幅度增加而变本加厉，并且伴随他们的草台班子属性愈演愈烈，错误的政策更多，临时性的拍脑袋方案也会造成社会和国民的大量损失。

—– 1977.2 —–2023-01-16 22:04:22+08:00:

3和4从疫情开放的过程来看，静态事件由中央发放命令是可以执行的，但是动态上地方执行命令，各地调度严重不一，开放顺序不同，可能已经接近改革开发后中共对基层的控制能力历史极限。

如果财政支持到这种程度都无法达成，后面要么军管，要么就是不大可能做得到了，除非信用分系统伴随封控经验一起来，实施过程里社会还没怨言不反抗。

基本处于政府越想加大控制，资源投入需求越大，跟着不稳定因素增加越需要控制的恶性循环。

下阶段政府施政重点集中在第三次分配，也是习近平第三任期的一个对内主要政策目标上。

按以往的逻辑推测，是聚焦在如何殴打中产和巨富让他们吐出一部分利益，来让利给平民，从而减缓社会矛盾的做法。

既要做到让平民不得不掏钱继续买房供养政府运行，也要保证中产和企业巨富肯交钱到政府手里，政府再用类似分税制的手法，按政府执政需求分配给平民，多出来的就自然盈余在政府手中了。

—– 1977.3 —–2023-01-18 22:22:37+08:00:

现在只看快慢，加速越快越好。

1978: “交了几十年公粮了，产1000斤粮食要上缴几百斤，那不算社保吗？”, submitted on 2023-01-16 17:31:19+08:00.

—– 1978.1 —–2023-01-16 21:49:13+08:00:

B站有个做农村纪实的UP主叫遇真纪事，之前就做过农村交粮和养老金现状，反应的很不错，看弹幕其实能发现，很多现代年轻人如果不是农村出身，可能都不清楚农村现在的状况，更不知道以前农村除了要干活出力、还要出钱出粮去配合政策。

而且农民过去不让随便到城镇落户就业，不让随意流动，一直到改革开放了才允许农业人口有限度的流动，然后一点点打开了农业人口流动的历史浪潮。

农村人口不解放，不富裕，中国的经济成果很难再更上一层楼。

别说经济层面不把农村当人，就连道德层面也说不过去，哪有把同胞当大牲口一样的。

过去都调侃印度十亿牲口，这几年就没什么人敢说了。

中国互联网让阶级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但有时候更像各种类人群星闪耀时，各种何不食肉糜的言论层出不穷。

温铁军早期兴起，就有很多人说他敢说敢讲，为农村和农民发声，但你稍微了解温铁军和农村的状况，都知道他那的观点实际更多是继续利用农民这一身份来保证现行体制稳定，现在也慢慢有人回过味了。

—– 1978.2 —–2023-01-18 22:14:06+08:00:

国内有个问题，正常市场竞争，出手的价格肯定应该是利润来源。

但我国是官方控制价格，农民很难直接从市场里做大，因为控制价格，所以补贴反而很重要。

而政府不会给对应的市场价格补贴，而是给饿不死农民的价格。

相当等于农民没有选择价格的权力，不得不卖，政府借此获得输入市场的低价粮食，从而稳定物价。

另一面再通过补贴渠道，把农民收入的额度控制在自己手里，化身赚差价的中间商，既控制农民出手价格，也以补贴名义控制农民实际所得。

—– 1978.3 —–2023-01-19 01:04:39+08:00:

你是不是没搞清楚我在说什么？

—– 1978.4 —–2023-01-19 12:38:09+08:00:

农民是生产方，粮食是硬通货，决定了再怎么卖，都肯定有市场。

但粮食的价格不由农民自己定，这就导致市场价格不以农民的生产和利润为标准，也就导致农民很难靠从事农业本质做大。

土地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所有制和产权问题，不允许私人永久性获得土地产权，导致农村人口流出口，土地无法并拢在少数愿意留下当农民的人手里。

这就形成了耕地裂成碎片，高不成低不就，哪怕你土地多一些，但你出售粮食的价格控制权也不在自己手里。

那就相当于生产环节被堵死，销售环节也被堵死，只能吃政府补贴勉强活着。

政府给你多少补贴就是多少，但生产和销售的障碍又是政府设置的。

比不上进口产品其实根本不重要，因为现在的土地生产模式就很难降低成本，国外都是大农场，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有工业化的优势，耕种成本低。

国内的问题我上述说完，君所知之，农民只能在谷贱伤农的基础上被迫接受政府方案，然后政府靠小恩小惠的补贴控制农民一年利润所得，他们认为一年应该赚一万块利润，补贴价就低一些。

如果你是农民，你生产的产品虽然比国外的贵一些，但是毕竟是硬通货，本土生产有运输成本优势，进口产品的数量始终无法供给到全国，无论如何都是有市场的。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我是政府，你卖大豆的利润是5元，我给你的指导价是2元，进口的是3元，你必须服从我用亏本的价格卖出去，然后我通过其他渠道，均价给你补上1元的利润。

也就是说政府操作后，农民失去是失去了自己决定利润上限的可能，你只能赚官方希望你赚的钱，你的实际收益从农产品，变成了种农产品后的补贴，而补贴多寡决定权在政府手里，而不是你的手里。

这些并不是外国便宜所以国内贵一点竞争不过的市场问题，国内市场和面积极大，需求是源源不断的，远没有敏感到差一点就没市场的情况，问题出在生产和市场环节有行政干预，更别说基本国策比如土地、户籍这些了。

说白了就是把农民变成佃户，甚至可以说是农奴。

—– 1978.5 —–2023-01-19 14:48:37+08:00:

本身粮食就是本土生产有运输优势，这个你接触农产品和我国生产的主食都能了解到。

举例，猪肉我国生产占全球一半，巴西进口猪肉部分情况可能更便宜，但不会销售到全国各地，因为销售所需要的包装、冷链会提高成本。

维持我国主要肉食的猪肉，就是依靠各地省市附近就地销售为主，尤其是通过收购养猪散户 ，这也是为什么几年前猪瘟时价格波动极大，因为做不到隔离生产。

否则货源减少价格只会影响依赖外部运输的城市，这是个基本常识，因为政府要稳定大城市价格，反而出现了集中供货到大城市，但数量不足，进而导致大小城市一起涨价的问题，也反映出就地销售的客观情况。

因为我国大多数都是本地农民自产自销，远距离运输与销售成本不是农民个体能负担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销售平台与较大的农业公司有议价优势。

包括蔬菜也是，具体可以参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通知》

里面提到： 严厉打击囤积居奇、欺行霸市、串谋涨价等不法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 。

这条通知针对重点是保障城市的蔬菜供应价格稳定，国内没政治和市场环境允许一个庞大到政府都控制不了的中间商阶层去赚高额差价，说白了就是政府行政手段抑制农产品的价格。

​

而且我发现你把农业国内外的情况想的太过简化，没搞明白有什么区别。

国外允许土地流转，农村人口可以流入城市，让农村土地收购成本下降。

因此出现了少数人耕种多数土地，然后通过机械化弥补了人力缺失，同时提高了农民的人均收入，本质上美国农民都是有大片农场的农场主，跟国内的农民已经是两个阶级，”农民“伴随这种情况，在美国逐渐变成了一种高技术的专业职业。（事实上发达国家基本都是这种趋势)

而这种超大规模耕作的农场主，他们的销售市场除了国内，还有相当部分是国际市场，这也农场主则依赖跨国际的收购商，不能决定的利润问题在于开支和农产品销售价在国际市场的波动性，而不是美国联邦政府强行把该压低的和不该压低的都控制起来。

美国农民的主要开销成本来自于农资，提高耕种效率和生产效率往往需要更好的化肥和农业设备，一台机器可能就几十万上百万，这种情况除了地方农民抱团购买轮流使用，就是推高杠杆率去借贷。

这种情况下其他产业如果产品不是世界性刚需，很容易崩盘，但因为农产品是刚需，所以农场主至少可以在这个背景下去预期利润，也因为这种地主承担风险的模式不是每个人都愿意。

所以出了专业化的佃户，但收取的劳动报酬跟城市白领甚至中产无异，这是农业复杂度提高后无地农民的议价权体现。

国内的问题是什么呢？农资的定价权不是完全市场化，收购价实际很受政府在地方的指导价格影响，只要是农产品都受这方面影响。

收购批发价指决定农产品的基础价格，农民生产成本和政府指导价格，决定了最终价格，可以参考国家统计局在2014年的《我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价格关系研究》

而农民的生产价格，则取决于农资、人力成本和耕地成本，耕地成本因为是没有私人土地，因此难以靠并购扩大面积来降低个人成本，个人的负担没有减少，人力就更不可能抽身，学现代化国家的农村一样，走不承担土地成本的专业农民或地主路线，只能个人同时承担两个角色。

既要背负土地耕种成本风险，还要完全靠自己出人力，而不是找无地的雇佣农民执行。

农资则是这种畸形背景下的另一个大头。

去年年初为保护春耕，中央只拨款资金200亿元发放一次性补贴，针对夏粮的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只有16亿元。

而近几年因为煤炭价格提高，化肥价格也提高，让农资成本提高30%到50%不等，政府提供的这些资金，对比农民人数，基本就是毫无卵用。

并且还建立了以供销合作社为中心的化肥稳价保供工作机制，流通方面政府自己都指出，要靠供销社系统积极与上游重点生产企业开展产销对接。

举例子，湘乡市一地的化肥，合作社就占当地市场份额80%以上，所以农资成本主要来自哪是显而易见的。

市场需要分工，所以收购的批发商才有一个基础农产品价格。

然而政府在市场里的分工，恰巧是市场不需要的寄生物，政府既充当一个农资供应价格控制者，也充当一个农产品批发价格的指导者， 那么农资企业、农民、批发商的利润都取决于政府稳定物价的需求，根本没法按照实际供需关系通胀。

这也是为什么粮食安全越来越弱的原因，因为要稳定的城市的消费需求是无线增长的，经济增长时对农产品需求增加，农民还可以靠农产品薄利多销在政府的价格干预下勉强生存。

但是随着经济下滑需求减少，利润下降而政府不可能改变干预模式，或者反过来说需求不断增长，而人力无法达到薄利多销的标准线，农民就会陷入返贫，所以这几年农村建设越来越拉跨，扶贫反而不断有人返贫就是这个原因。

农村年轻人外逃当下背景就不是因为城市有发展前途（户籍把你卡死，你也没办法挣扎），而是农村没有未来才是关键。

—– 1978.6 —–2023-01-22 22:56:45+08:00:

农产品本来也可以私人收购，上面有提到。

这个地方容易进入盲区的一点是，行政干预力量隐形化，因为市场机制逐渐重要，政府的行政手段实际是退出了直接提供指定价格的模式。

这也是为什么上面所说的农资成了新的干预农业价格的方法，可以去看供销社在全国的化肥供应比例。

而且实际上商户销售农资的收益也不高，大概十年前经济参考报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指农资利润空间也很低，但即便如此农民积极性也不高，农资需求反而一直下跌。

这就造成了两头难的局面，农民积极新低，销售农资的个体利润也低，这种积极新从哪能调动呢？土地和产权所有制就是一个重大突破点了。

即是说，政府通过原本计划经济时代的指定价格方式，逐渐过渡到了深层面的另一种干预体系。

2015年的《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 ，他们的核心逻辑是“ 大田托管、代耕代种、股份合作、以销定产 ”

其实你单独看这些东西，思路是没问题的，但你想一下国内的政治环境与背景，就能明白问题出在哪。

政府跳过了你种好粮食再去获得资源这部分，直接到你种粮食所需的基本农资，供应权的构成与行政干预渠道大多在政府手中，另一方面再通过行政手段微操批发商相关政策。

让“双轨制”（农村-城市的二元结构）能适应市场机制，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猪瘟干死很多养猪散户后，政府大张旗鼓开始进入农村的农贸市场，推行大企业模式，不单是养猪，在地方销售上也推动集中在少数渠道里。

这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的一部分，可以把情况理解为政府希望集中到他们能认知和干预到的少数贸易节点，从该系统更好的去不推翻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干预市场而避开责任追究。

脱离农业，其实就可以看国内舆论常常骂道的，都是资本家的坏，实际政府在暗地里扮演了一个主要获利者的身份，类似的还有房地产，政府只出土地财政，再掉头压低地产商的利润空间。

区别是，政府对农村的价格干涉与控制，主要集中在供需关系上，农村更多接近劳动力供给的定位，政府的实际开销则要依赖城市阶级。

其实赵在八十年代搞土地改革，重点突破就是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放权和产权所有制就是关键，当时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源，但哪怕现在都做不到足够好，反应很多政治问题。

继续卡在这个环节，很容易拉美化，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靠人力维持的户籍制度，行政力量也是需要资金才行，一旦工业升级碰壁没法反哺，人口转化失败，我们在老龄化下是没退路的。

就会出现大量农村人口不受控涌入城市，而城市不能提供合理就业与物资价格，进而出现贫民窟。

因此土地分配问题直接决定效率问题，但是跟赵时期不同的是，现在农村劳动力缺失，地都种不上，更别谈积极性了。

如果我们能把土地所有制改革，进一步给农民放权，农产品定价权方面政府的行政干预退出机制，打破城乡二元化的双轨制。

解放农民进城的劳动力限制，空出土地来降低收购成本，并且政府或者说供销社提供贷款去进行早期普遍工业化。（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供销社承担这个职责，让供销社去政治目的化，转型成一个全国性农协，类似日本的平衡机制，由农民自下而上通过供销社掌握定价权）

这样组合拳才能解决问题，并且也变相能减轻农村的基建失衡现象，人口的自由流动与土地所有权的解放，这两大制度我认为可以是中国除开民主化外最重要的，最应该落实的。

—– 1978.7 —–2023-01-22 23:09:21+08:00:

对了，也祝你春节快乐。

1979: 看到用户qs66这么一句话十分的赞同“国门都没出过一步，对世界的全部认识就来自内宣营销号嗯看的黄脖子是这样的.” 不由得让人好奇有多少童厕用户对乌克兰的认知全部来自于B站视频以及质量连b站都不如的杂牌消息源, submitted on 2023-01-16 18:37:56+08:00.

—– 1979.1 —–2023-01-17 00:37:16+08:00:

我也觉得是这个情况，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信息源，有的人去旅游，未必长期生活，长期生活未必有判断力能观察得到，所以信息就算有了，其实也很挑人的。

经常能观察到一些对其他不同国家地区收入和衣食住行的提问，其实这些就算没去过当地，对有收集资料工具和习惯的人来说，也是不难去了解的，但放到国内完全封闭的环境，一个人如果不想费时费力去靠自己搜集信息来判断，就很容易依赖这些信息。

很多人其实别说国外了，对农村的状况之差都不甚了解。

1980: 肉丸意大利面!, submitted on 2023-01-16 19:55:43+08:00.

—– 1980.1 —–2023-01-17 00:24:50+08:00:

意大利车仔面

1981: 将“中共”和“中国”区分开来的策略会成功吗？, submitted on 2023-01-17 14:03:33+08:00.

—– 1981.1 —–2023-01-18 03:11:18+08:00:

会成功，但归根结底是催动社会原有的结构矛盾。

原本只求经济、发展和人心求稳，是民众与中共政权的一致默契，这达成了六四以来的勉强稳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政府得到大量资源，去维稳和压制不稳定因素（比如农村人口）。

大概率不会成为被剥削而不稳定因素的市民阶级，则吃到发展红利，但随着土地财政和各类生活需求的指标提高，消费升级后政府无法提供更多让利，导致近几年的不满声音愈发明显。

早期城市阶级出身的人口，大多是以知识分子和部分中产、基层农民劳工为主的，对政治观念上的不满，这是七十年代以来部分自由化思潮催生的需求，但当时社会还没发展到接近饱和状态，因此一旦经济有增长改善生活的空间，稳定的需求就大于形而上的思想观念需求。

伴随数十年来的经济增长，目前人口资源的正式枯竭，宣告过去那种密集型劳动产业将开始衰败，而政权本身没有给出一个产业升级的具体路线图，也没有改善劳工待遇的路线图。

这说明继续改革下去，哪怕榨干企业巨富和中产阶级，也迟早要面临无财源可用的局面。

毕竟创造财富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中共政权本身，一旦生活水平保持长期零增长，不满因素就会逐渐因为各种小意外累积，进而出现合订本。

事实上合订本的出现本身就是反应国内社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非常不满意政权的一些行为的。

而中国是个极其庞大的国家，人口需求的资源很依赖进口，很低经济增长或者停滞，无可避免因为外部通常导致购买成本下降，而本国内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不明显或可被取代，搞不好一些数量少无法压低价格的进口产品都会贵起来，这会直接影响生活质量。

哪怕便宜的产品，比如农产品，国外的输入价极低，政府只能不断提高补贴农民的价格，避免农民放弃耕地带来连锁反应，美国政府如果程序渠道做得到，也完全可以针对中国一面禁运不让出来，进入最大的消费市场，一面大幅度围绕中国市场提供补贴，从而在国内不得不买的情况下，无限提高中共政府执政的成本。

中共最蠢的一点就是滥用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诚然已经发展的中国市场怎么都不会萎缩太过，但中共不愿意让利来推动消费升级，还增加太多政治因素的行政干扰，导致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难，出去难，利润都不让随便汇走，然后折腾一圈发现虽然也赚钱，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却没有与日俱增。

因为中共不肯让利与民众，土地财政耗干了六个钱包，自然无法成为一个有活力且消费能力出色的庞大市场，也就逐渐没有底牌去对国际企业吆五喝六。

可是呢，反过来中国的庞大人口对中共也是个负担，如果他们跟外面搞好关系，对内部怎么折腾其实问题都不大。

但是中国的人口和消费需求，意味着要大量进口才能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平，否则就要面临物价增长与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比如猪肉就是个经典例子，中国生产全世界一半猪肉，但仍然需要进口为价格上涨做潜在的缓冲区（虽然猪瘟时期是远远不够的），猪肉价格增长过度直接冲击餐饮业，会造成大量失业，维稳成本暴增。

美国政府现在有意切割，减少直接的干预和接触，主要从经济层面做有效封锁，然后把球踢给中国政府，跟着等国内出变化。

就算国内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的套路去试图凝聚人心，问题还是会回到一个原点。

比如说，“现在美帝国主义是这么穷凶极恶了，外面改变不了他们，但生活还要继续，党国你看你们是不是也拿出点诚意来滋润滋润我们呢？”

与外部的贸易是资源平衡和输入的主要手段，现在与外部的贸易接触减少，可替代性增加，中共无法变出资源来给国内社会打鸡血，你就算处理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这些富豪或中产，也会把他们得罪了，而社会上迟早有人要成为他们，晋升到这个阶级，你这样做了，基层跨阶级的人又怎么想。

过去中共通过把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利用发展绑在一根绳子上，利用社会求稳的需求才能让一切安好，如今不做内部让利，他们自身生存不下去，做让利了，原来绑定在一起的政治联盟就会分崩瓦解，社会内部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

美国智库恐怕肯定有人这样说过，“我们不需要与中国政府停止往来，只需要继续进行有限度的贸易，躲到远远的等着，中国民众会为了生活水平自己在未来找出道路”。

—– 1981.2 —–2023-01-18 19:16:33+08:00:

我口语化比较严重，想到哪就写到哪，书面行文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是我的锅。

“一面禁运不让（国内生产的物资）（卖）出来，进入（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市场）”

—– 1981.3 —–2023-01-18 22:20:10+08:00:

杀人等于把问题摆上台面，承认问题的存在，并且问题到了不杀人解决不了的程度，这与政府宣传的和谐社会、稳定社会是完全互相抵触的。

而且自诩合法统治政权，杀人会彻底失去法理性，所以中共对六四避而不谈，并且指出问题不在自己，意在推卸责任。

任何时候，杀人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靠杀人解决问题在现代社会，把财产所有权都放出去后，政府管不了农民也管不了城市阶级，这样做相当于放弃自身法理地位，让政府失去威权地位。

合法性的获取即便是古代王朝随意屠城的年代，也不能单纯靠杀戮来获取，近代也讲究一个意识形态。

政府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唯一获得合法性的来源就是经济增长，经济问题导致内部矛盾爆发，就立刻开始杀人，这就相当于宣布自己提前下台，跟人没死把神主牌位供上属于一个性质。

1982: 关于中国城市土著人口的一些疑问, submitted on 2023-01-18 21:32:02+08:00.

—– 1982.1 —–2023-01-18 23:17:52+08:00:

1.我认为留存率不高，大部分城市人口追溯三四代，都可能是农民出身。因为上个世纪初城市建设不发达，很难供养大量的人口聚集生活，最发达的大城市也不能跟现在比，全国城市人口加在一起，清末北京人口我查是76万，满人占一大半。

满人因素也是个很重要的情况，第一是因为清朝的缘故，为满人在很多城市建设了新城，也即是一些满城，用于政治上的驻防避免汉人反叛和安置嫡系人口在关键地区。

但是清末占据主要城市人口不小比例的满人都破败了，几乎都逃离了原来的居住地。

而且古代讲究一个嫡传，除非一直是嫡传子弟，否则追溯到一定程度，会发现因为分家，家里哪怕祖上都是城市人口，但到了一定时期就莫名其妙变农民了，所以个人家族我认为大不到哪去，基本穿三代还有紧密联系就算很不错了。

2.大部分地区在城市生活的人口肯定都高度洗牌过，太平天国和捻军、湘军的战争，不但大量人口死亡，围绕城市展开战斗，还征召大量的士兵背井离乡。

这就导致人口流动性极大，闯关东持续多年，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国内经历抗日战争、国共战争、知青下乡等事件。

这些对城市人口追溯的影响太大了，尤其是农村人口到城市，很多人不识字或者不特地去记录，脱离族谱就不知道家族出身，长江以北的人口更替程度程度很大，岭南保存相对完整。

零星的是可以追溯到宋明，但是主要是来自于农村聚居的大族，也有部分是口传在南北朝到隋唐的，虽然测DNA有方向可能是真的，不过大部分文献记录都待查，这些也都是农村的。

我国古代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每次朝代更替，地面建筑都会遭受大规模破坏，不考虑地质灾害和下沉问题，许多地面建筑都无法留存，以至于现在木制建筑只到唐代南禅寺，实际上唐代就很少了，五代十国到宋代建筑也是比较稀少，明清相对较多。

部分汉阙也有残留，但完整的少，这些都代表了城市每次变迁遭遇的冲击。因此实际城市人口传承，我认为到明清就很难得了，大部分传承多的都是在农村为主，满清入关后的屠杀和抢占资源其实反而逼迫大量的人口外逃，扬州十日就是跑都跑不了的例子。

3.有一部分是出国了，这个出国的包括卖身出去的底层，以及中共内战胜利前后就已经有能力出国的中产阶级，留下的相当多都被干碎了，活下来没死的，往往后代会被并入劳动职工，或者发配出去到农村，知青下乡其实有一批人就是这群城市人口的后代。

看了很多纪录片，发现这群人的后代实际没有回城市，而是选择留在了农村，你要是去农村早些年，可以看到一些谈吐不一样，穿着虽然土但是得体的长者，尤其是喜欢穿羊毛衫，这是当年的一个城市体面的衣服，这种人大概率就是被下放过来的。

实际上这就导致了他们的阶级下滑，因为现代就是农村不如城市，户籍制度锁死人的出身，但也是无可奈何。

上海北京的人口保留是相对较好的，但实际也很分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北京上海从清末的土著人口迟到了城市发展红利，成为中产阶级，但也的确可以看得到一些同样土著出身，发展并不算好，我没法确定两者比例。

而清朝时期就发达的中产阶级和贵族后代，嫡系和有能力的支系大部分后来都的确是出了国，少部分留学有能力后回来加入中共当了干部，有些知名科学家或者文艺界人士，你细察往上可以发现他们祖上是清末到民国比较有身份的人，还有一些人的后代就永久性移民到了国外。

这个现象我查很多名人的后代时都有发现，很多人的后代彻底离开了中国。

吃到城市发展红利的土著有两种，一种是阶级提高后有足够收入打点自己房子，一些北京胡同、上海小洋楼的主人，很可能就是这些人的后代，尤其是你在网上找得到的那些超贵民宿。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前面没吃到红利，仍然是普通阶层，居住在狭小空间和胡同里，生活条件谈不上好。

北京市辖区人口1953年才277万，对比1911年约80万的数据显得明显增长不足，到61年总人口721万，市辖区非农业人口才397万，文革时期1970年总人口771万，市辖区非农业人口一度下跌到366万，但是包括下级辖区的总人口增长了50万。

平均每年人口算郊区农民、没被波及的平民总共年增长才5万多，刚好那几年是扩大知青生产建设兵团的时候。

所以很多北京人最终是没有回到故乡的，这里还不包括一些从城市调走去援建各地的技术人员，尤其是东北到各地援建，因为那时候东北是重工业基地，援建各地的情况很多。

毛泽东死去的1976年，北京的市辖区非农业人口才393万，比15年前的1961年（397万）还少了4万人。

反而是改革开发后，在1978年，非农业人口迅速突破400万，到了409万，但是市辖区人口也在快速增长，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是农民进城导致的，发配出去的人口回流有限，市辖区的非农业人口每年增速约10万上下，农业与其他产业人口大体维持在比非农业城市人口多六七十万。

有一部分非农业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我认为跟当时开放高考后，全国大学生涌入有关，再加上贸易活动增加，也吸引了不同城市的人口进入，所以1960年732万人的北京到1973年算下辖的行政区与郊区人口才806万，而改革开放后在1987年左右就达到了1000万人，下一个增长期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到两千年后了。

1983: 简单煎个鲭鱼, submitted on 2023-01-19 16:30:45+08:00.

—– 1983.1 —–2023-01-20 03:46:01+08:00:

柠檬汁呢

1984: 【带B站弹幕】马泽晨反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只有一个执政党呢？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播, submitted on 2023-01-19 20:03:41+08:00.

—– 1984.1 —–2023-01-20 03:42:52+08:00:

戳啦，极霸矛嘛。（指紧紧围绕在党中央周围）

1985: 各位觉得23年中国经济会怎么样, submitted on 2023-01-20 00:34:57+08:00.

—– 1985.1 —–2023-01-20 03:37:45+08:00:

其实要说的不用太复杂，按逻辑上三年解封了报复性消费，外加官方意图打出的组合拳，怎么都应该回光返照比较明显，如果今年回光返照都做不到，或者做的不怎么样，之后就可以看过山车，等改变历史的大事件蓄力出现吧。

1986: 嘿嘿，订制的车牌到了, submitted on 2023-01-20 07:25:22+08:00.

—– 1986.1 —–2023-01-20 22:48:45+08:00:

泰森都不敢订制这车牌，你敢订制，你比泰森都牛逼。

1987: 年富力强的69岁习近平向67-68岁的“老同志”尤权 郭声琨 陈全国致以新春问候, submitted on 2023-01-20 17:14:36+08:00.

—– 1987.1 —–2023-01-21 02:20:49+08:00:

胡耀邦一系：李瑞环、王兆国、郝建秀、胡启立

赵紫阳一系：田纪云、朱镕基

1988: 红三代窃取果实的能力袁世凯看了都直呼内行, submitted on 2023-01-20 18:32:10+08:00.

—– 1988.1 —–2023-01-21 01:41:17+08:00:

红三四代很多不是直接到台面上。

而是政府给许多企业通知，以后一些关键业务必须给指定公司办理。

比如敏感词词库审核、公路系统一类的，很多公司不在台面上，名不经传虽然也可能查到。

部分是原来有人发展起来的白手套，部分就是红二三代们负责的企业，本质都区别不大，都是抓关键领域，靠行政优势掐喉咙的企业。

1989: 法國抗議超120萬人, submitted on 2023-01-20 22:04:13+08:00.

—– 1989.1 —–2023-01-21 01:25:03+08:00: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老龄化是个战后才开始愈发明显的社会现象，人类文明没有充足的生产力和政策去应对，浪潮基本要一两个世纪才可能累积到足够经验。

现在存在的国家里，也没有几个是事先五十年就有应对机制的。

第二，养老金制度本身就是一种从过去社会，由多数人供养少数人的制度。

古代在特定领域也有养老金，但转嫁成本往往靠奴隶、农奴为主，供养对象也局限在士兵之类，因此生产力的农业社会，能很小范围保持住。

到了近代，养老金则可能体现在国家政策，比如退休老兵、伤残老兵。

德国的养老金计划涵盖范围也是有限的，美国在十九世纪也只能局限在少数职业如消防员、教师和警察，公共部门为主。

随着生产力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社会的受教育水平和道德提高，越来越多公民个体需要养老金，对个人的生活指标和未来有所预期，因此退休后的收入成为必要产物。

这就打破了过去社会大多数供养少数人形成平衡的结构。

我认为要解决这种问题，靠拉高人口已经不可能实现，而是应该拉高消费比例。

因为就算一些发达国家进入养老及困局，也同时会面临招工困难，尤其是基层劳动岗位，活多钱少，他们却占据消费的大头。

社会的经济循环，本质有两个关键输入，外源性的就是原材料，物资不可以缺乏。

内源性的就是经济内需的价值，也即创造消费需求，有需求了原材料才具备价值，但是创造需求非常困难。

所以我认为未来解决养老金困境，就是要制造全民消费，政府要大幅度提高福利待遇。

发放全民基本收入，用来替代养老金，当然这是有技术前提的，也即基层岗位存在部分机器取代，并且中上部分的劳动力稀缺，允许原本基层劳动力，可以在基本收入之外，再去获取更多的收入。

人人都有钱，在基本生存资源如房子得到保障后，重新投入市场来刺激消费，从而可以实现政府到企业的收支无限循环。

从人们消费的意愿可以看出来，不愿意消费往往是因为经济和收入前景不明朗，导致必须积蓄，企业就赚不到这笔钱，政府也拿不到税收发不出福利，但是银行拿到这些钱的投资收益却往往受益对象有限。

因此一个能保障基本收入去允许民众消费50%到70%生活必需品的基本收入制度，可以大大商品的消费数量，而额外的收入来源则决定了更高水平的物质需求。

也即是说，政府的收支从企业→年轻人→养老金（政府）→老人→企业。

变成了基本收入（养老金、政府）→老人、年轻人→企业→政府，实际上效率更高，并且伴随无人化的设备推广，无论如何基层都会出现一部分失业，完全过渡到生产力允许基本收入前又有一个时间需要等待，可能是五十年到六七十年。

1990: 美国政客似乎很少有人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 submitted on 2023-01-21 00:35:50+08:00.

—– 1990.1 —–2023-01-21 03:03:07+08:00:

医院拿钱办事的医护也不一定对你很友善，但只要把事办了就行。

能力不行就只能被边缘化甚至下岗，这样的起码消费者可以投诉。

最怕店大欺客，不但堵嘴还要抓你当黑矿坑的奴工。

1991: WSJ：中国的全球大型项目正在崩塌, submitted on 2023-01-21 08:44:19+08:00.

—– 1991.1 —–2023-01-21 13:41:57+08:00:

建筑质量可能反而是其次，主要体现的问题是，大型基建没有对应的财政能力去保养维护，很容易出现问题。

中共原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对外输出基建去过剩产能，赚到基建的费用后，还给国内地方政府减负，不用一直进行债务滚雪球。

恰巧一带一路提出的那几年，是政府整理和约束地方债务的时间点，我认为两者是有关联的，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冤大头国家充当了国内地方政府缓冲债务增速的血包。

而且有很多消息指出，一带一路项目往往要求从国内雇佣大量建筑工人、饮食，整个项目是高度一体化的，并不经常为当地带来就业与技术外流，反而这种跨国运输提高了成本。

尽管对外贷款项目的金额很高，但推动的收益是客观存在的，同样维护成本在国内这种环境都坚持不下去，在穷国小国无法维护也是预料之内。

从一带一路的项目，去看国内面临的基建压力，进而批判国内地方政府滥发债去滥造基建，留下一大堆问题的情况，更符能贴切社会实际需求。

1992: 睡前消息540：中国不缺气，河北断供暖, submitted on 2023-01-21 10:01:05+08:00.

—– 1992.1 —–2023-01-21 13:45:08+08:00:

河北？北京郊区罢了

1993: 问各位老嗨怎么评价这种, submitted on 2023-01-21 16:22:57+08:00.

—– 1993.1 —–2023-01-22 01:29:57+08:00:

那完了，以后和未来几十年，年年都是自由主义反攻倒算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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