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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西弗斯推大石

2023年春晚在不出所料的无聊之中结束了，即使在重重审查的中国墙内，无趣依然是网友们的主流意见，与往届相比，观众甚至连吐槽和讨论的欲望也消退了很多。春晚的“烂”已经不再让多数观众愤怒，而成为了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

可是曾几何时，初创的春晚是创新与大胆的标志，不被允许的“禁歌”曾在春晚唱响，其他舞台不敢邀请的港台歌手可以在春晚献唱，对于时政的讽刺也可以在尽量宽松的审查下在春晚制造一时的流行。

而就在十几年前，已经显示出老态的春晚依然可以带给观众一些笑声。随着春晚政治歌功颂德的成分越来越高，观众连吐槽的权利也逐渐被剥夺，最终沦为了跨越政治立场和年龄的观众共同认为的笑柄。

春晚的变化也映衬了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一场晚会的无法承受之重。

一、从唱“禁歌”到重重审查：春晚如何从创新到保守

1983年，第一届春晚举办，当时，中国人刚刚走出文革的阴影，文艺生活依然充满着条条框框，物质生活的匮乏伴随着精神生活的匮乏。这时候的春晚对人们而言如同久旱逢甘霖，点燃了被压抑已久的对于欢乐的渴望。

第一届春晚采用了开放的姿态，准备了四台电话供观众电话点播节目，而当时全国的电话总数都不超过1万台，更不用说更加稀少的电视数量了。但观众的热情是超出春晚节目组意料的，四台电话当晚因为涌入的众多热线而近乎处于崩溃状态。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第一届春晚创造了很多突破。演员王景愚进行了无实物表演《吃鸡》，博得满堂喝彩，然而，这个节目曾在文革时被批评为“笑里藏刀”，晚会开始前，王景愚也担心节目的艺术分量不高，但导演黄一鹤顶住压力力保节目：“晚会就是要展现人民生活的多方面，要丰富，《吃鸡》拿掉就不合适了。”

更为大胆的突破是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当时流行歌曲《乡恋》广受观众欢迎，但却引起了保守派的严厉批判，称这首歌和演唱者李谷一“嗲声嗲气，矫揉造作”；“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腐蚀青年人的罪人”；“黄色歌女”，这首歌也成为争议颇大的“禁歌”。

然而在当晚的春晚点播中，有整整四盘记录点播的纸条要求听这首《乡恋》，连大胆的导演黄一鹤也拿不定主意，只能请示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在反复纠结后，他终于说道：“电视点播，点了不播，不是欺骗群众吗？”最后，他一跺脚：“黄一鹤，播！”，于是春晚演唱“禁歌”成为了一段佳话。

这也是80年代春晚的一个缩影，一批被压抑已久的文化创作者在相对开明的领导和环境下，努力去拓宽文艺自由的边界，而观众也在匮乏的环境下享受这些宝贵的文艺资源。

好景不长，伴随着春晚日渐华丽的舞美和排场的，是越来越保守的审美取向，越来越严厉的审查。

离开春晚的陈佩斯曾经在采访中提到淡出的原因是“改变一个体制太难了”，在适应体制和逃离体制的选择中，他选择了后者。

而比陈佩斯更晚登上春晚舞台，后来成为“小品王”的赵本山也有对于春晚审查的批评，在2009年接受杨澜采访时，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说教式的作品是最累人的，观众也不可能笑得出来，而观众365天都在被教育的氛围中，过年的时候需要的是单纯的快乐。

二、联欢会到晚会：轻松不见、包袱重重

在走向所谓“高大上”的历程中，除了逐渐严厉的审查，春晚失去的还是如联欢会一样轻松的氛围，逐步成为一台严肃而不再亲切的晚会。

早年的春晚没有华丽的舞台，几桌人挤坐在一起，气氛轻松。

据春晚历史写作者“nk丢丢”的文章，1984年春晚结束后，观众和演员们就地摆桌，唱歌跳舞吃年夜饭直到凌晨。

虽然当时能参加春晚的观众也不是一般民众，但由此仍然可以窥见春晚初期浓厚的联欢性质。

而在2008年，春晚总导演陈临春曾透露，春晚的成本为1千万左右，2012年春晚更是启用了8000平方米的LED屏幕。

在越来越高科技的舞台和舞美之下，春晚成为了一场所谓“盛大的晚会”。一本正经的严肃取代了联欢的轻松，成为了每届春晚导演组背负的沉重包袱。

三、“大过年的”：歌功颂德与禁止吐槽

春晚这一系列的变化背后，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是这台晚会被公权力规训的过程。随着春晚影响力的提升，公权力对于春晚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

1986年，广播电视部禁止地方台在除夕制作播放同类晚会，保证了春晚的垄断地位的同时，也吹响了管控的号角。

随后，春晚的政治任务属性逐步增强，导演的自主性自然减弱，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的文章，1987年的春晚总导演邓在军尚可以确定绝大多数节目而不用反复修改，而20年后，节目的确定则必须经过重重审查。

陈佩斯在回忆早年春晚的成功时说原因在于“把欢乐的权力回归人民”，而到2004年时，央视有关负责人则直言不讳道：“央视春晚要表达央视的主流文化意志，而不是全国好看的节目的大杂烩。”

1990年，在六四血腥清场半年后，江泽民和李鹏更是直接出现在当年春晚直播中，将春晚变成了“亲民秀”和挽救执政危机的工具。

而春晚的节目中也能看出这种公权力的侵入，1980年代的春晚上尚有讽刺官僚主义、公款吃喝的《巧立名目》，

90年代歌功颂德的节目数量便大幅提升，臭名昭著的有黄宏为国企下岗政策洗地的台词“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而到了习近平掌权后，节目中歌颂型比例不仅再度上升，连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吐槽的自由也失去了，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2018年春晚开播以前新浪微博就将“春晚+吐槽”、“春晚+垃圾”等一系词语作为敏感词，禁止发送和搜索。

在连吐槽的乐趣都失去以后，春晚越发成为“剧场版新闻联播”，无趣又蛮横，在大众提不起的兴趣中成为除夕夜习惯性的背景音。这背后的变化也正是中国社会民间与官方权力的此消彼长，正如陈佩斯所说：“喜剧能直接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所有被禁锢的社会和僵化的生活都不允许喜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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