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更多人为“白纸青年”发声，她们如何发起一场联署行动？

2023-03-15 作者: NG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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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歌洛哩亚编辑 Sharon

发生于2022年年底的“白纸运动”，有大批抗议者被“秋后算账”，其中有不少被捕者毕业于海外院校。2023年2月上旬，一封名为《白纸运动之后，高等院校须为处境危险的中国学生发声》的英文公开信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公开信呼吁海外的高等学府、教职人员以及其他人，为有风险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积极发声，并征集联署签名。

截止2月28日，已有超过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与人权活动家，联名签署了这封公开信。发起小组随后通过公民日报（Instagram @citizensdailycn）在多个平台上发布了中文版倡议书，并公开征集签名，号召海外中国留学生联系熟悉的教授、尽可能广泛转发或签署，以“增加大众对被捕者的关注度，打破沉默”。截止3月11日，倡议书已收集超过两百个签名。

1 “很难指望大学的行政部门会做什么”

2023年1月18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就校友秦梓弈被捕事件发表公开声明，深切关注秦梓奕和其他白纸运动被捕者情况，并呼吁尽快释放被捕者。1月19日，秦梓弈被取保候审。虽然并不能证明取保候审与公开声明有直接关系，但芝加哥大学在此时表明态度，还是得到了普遍好评。

1月底，伦敦金史密斯学院（中文一般称“金匠”）也在学校官网公开回应校友李思琪被捕一事，表示学院负责人已向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发了一封私信（private letter）表达对李思琪的关注，坚定保护言论自由的立场；同时金匠也正与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合作，促使被捕者获得释放。校方还在给中国学生的回信中承诺，“正在研究如何保护在校中国学生的自由表达权利和人身安全等”。

1月26日，被捕者李元婧曾就读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英文简称UNSW）在校学生和往届校友发起公开请愿，希望学校能效仿芝加哥大学等高校公开声援李元婧和其他被捕者，敦促中国驻悉尼大使馆公布被捕者的情况，并且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该请愿的初步目标是征集500个签名，但在初期签名的人并不多。

在征集更多签名的过程中，行动者们意识到学校的行政部门大概率不会有什么作为，很难指望这些机构能直接做什么。大家想到，或许一篇涉及更广的公开信，会带来更大的影响力。于是，行动者们决定发起公开信联署。就读于美国一所大学的Bella执笔写了一个粗略的草稿，然后大家根据各自的想法讨论、核实、修改，到初稿完成耗时近一个月。Bella说：“在修改的时候我自己能感受到大家为了交出’最好’的‘作品’都特别认真，所以有的时候讨论比较激烈，很多时候真的是两方都很有道理。但是都是很有帮助的争论，所以其实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很多。”

截止目前，已经超过百名学者参与联署，其中不乏在学术界影响力巨大的一些学者。

2 联署的困难

征集联名并不是那么顺利。Bella介绍说，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回复关于联署的邮件。“我找到自己的一位教授，ta人很好很支持我的行动，但因为在申请去中国的签证，所以拒绝签名以及帮忙转发，”Bella说。发起小组为了使公开信的受众更广，也曾试图联系媒体公开发布，但并无结果。

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王政，也是参加联署的学者之一。她坦言，从2015年“女权五姐妹”被捕事件开始，自己的一贯立场就是反对针对年轻人的完全无理的，没有法律基础的镇压、迫害和逮捕。日本九州大学语言和文化学院副教授Shaun O’Dwyer则表示，自己已经完全放弃了去中国或香港的学术工作，因此对参与和签署这封公开信没有任何顾虑，“不这么做的话，我一辈子都会感到羞愧难当。”

害怕被秋后算账、连累还在国内的亲属，这一直是仍持有中国护照的海外行动者们的顾虑。Bella说，虽然总归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顾虑，比如没有办法用实名接受采访，但倒没有特别担心，也相信大家都了解且会自行评估参与的风险。

对此，王政则表示自己看得很开：“上次‘女权五姐妹’的事就有人跟我说，将来我回国有风险。我当时就讲得很清楚了，他们要抓，那他们就是继续犯错误。我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在全国各地做了很多田野调查，但监狱还没去过。我一直想要了解监狱里各方面的情况，但这样的研究计划是不可能被官方批准的。如果他们要抓我，那就是给我一个做田野调查的机会了！”

3 中国留学生的困境很难被校方认知

海外大学的行政部门还可以为被捕的中国校友和其他在校中国留学生做些什么？这是很多人的疑问。但参与发起的行动者们则认为，其实在海外的大学，中国学生面临的困境并不被校方所认知。

王政指出，中国政府把对青年群体的审查、管控延伸到海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海外各种的研究机构里都产生了寒蝉效应，而最先能感受到的就是中国留学生。

O’Dwyer则提到存在于很多大学的系统性问题，“这些大学的收入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学生的学费，或者有来自中共政权或接受中国政府资助的机构的资金。”

他认为，这样一来，如果中国学生受到威胁或被拘留，这些大学的行政部门可能会因为害怕失去宝贵的收入和研究资金来源，而不发表意见，采取消极而非主动的态度。

新南威尔士大学曾就李元婧被捕事件向BBC发表声明，呼吁在“适当尊重法律原则和普遍人权”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O'Dwyer评论说：“新南威尔士大学就是澳大利亚众多严重依赖中国学生学费的大学之一。”他也是该大学的毕业生，他说自己“为该校在应对李元婧被拘留一事上缺乏骨气而感到丢脸。”

“中国留学生并没有和Ta们在海外的同伴们享受同等言论自由；Ta们被中国领事馆和大使馆定期监控。大学机构一直以来优先考虑学术研究，而忽略了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审查和自我审查。很少有大学承认了学生享有不同的言论自由，遑论为被类似于中国的威权国家威胁的学生提供支持。”这封公开信中，也有关于海外留学生多年来深受审查的描述。

王政认为，各国的教育机构都应该关注这种现象，让中国留学生能够像其它国家的留学生一样，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中去追求学术上的发展，没有禁区地去探索。但这不是单个的中国留学生能够改变、抵抗的现象，而是要校方投入一定的努力方可造就。

O’Dwyer则强调，大学行政部门应该认识到他们对国际学生和教师有“关爱义务”（duty of care），即在为国际学生和教师提供了可以自由培养和实践公民意识的环境下，若他们在受教育后，因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在专制国家受到迫害，大学就有义务持续关心他们的命运和福祉。

而“国际学生”应该涵盖已毕业的，或已回国的、超出该大学所在国家的管辖范围的留学生。

“因为大学生和教师不只是加入了一个教授专业或研究技能的机构，并被授予对职业生涯、社会地位等有用的证书。理想情况下，他们还加入了一个社群，在那里，他们和他们的同学、同事可以自由地参加公民活动和政治抗议，行使学术自由，在课堂内外都可以对‘政治敏感’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O’Dwyer说。

作为行动者之一，Bella觉得公开声援被捕校友是学校能为学生做的最基本的事情。另外，发起小组里的成员还提到，学校如果有法学院或法学教授，可以派专人研究相关风险以及应对措施，而不是等事情发生了以后才开始行动。

王政则建议海外大学应根据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规模安排一个处理中国学生事务的专职人员，甚至是建立一个特别的中国留学生办公室——当中国学生想举办抗议活动或组织学术探讨却受到阻挠时，他们就有地方可以报告。

“在学校的迎新会上，校方就有责任把这个专人的联系方式印在小册子上，告诉中国留学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可以找谁报告。调查阻挠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行为是所有高校的基本原则，既然有人要破坏这个基本原则，学校就应该派专人来负责调查清楚来龙去脉——这个人有什么背景，他算什么身份。该惩罚就惩罚，该开除的开除，这些工作都是可以做的。只是他们从来没有这个觉悟，而我们留学生是有这个责任来推动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的。 ”王政建议。

王政强调海外高校行政机构中也存在着官僚问题，因此鼓励中国留学生发挥能动性，促进校方设立面对中国留学生特殊困境的专职人员，建立机制，“不能让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受教育，但还要在恐惧中不知所措，担忧家人的安危，而这一现象校方绝对是有责任去纠正的。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给校方提合理化的建议，要大喊大叫：‘嘿！这里有问题，你也要关注到！’我觉得世界各地这么多中国留学生，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要慢慢地懂得我们不是一个过客，过几年混个文凭就回去了。我是主张有社会变革意愿的群体都能够行动起来，既然我们看到了不合理的事情，又是力所能及的可以去改变的，那我们就去尝试。”

O'Dwyer在三周前发表了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大学行政部⻔和学者有责任帮助受迫害的国际学者和学生。他认为大学对受迫害的学者和学生有援助和关怀的义务，而这种义务只要求机构遵守“保障学生言论和学术自由”的行为准则，并没有硬性规定特定的行动，或哪些角色应该做多少事情。因此，除了在被捕者曾属的部门、学校公关团队和学生福祉中心等机构内协调对策，大学也可以与记者、人权活动家、非政府组织等大学之外的机构联系，共同关注被捕学生。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海外的在校行动者在“做公⺠”的路上蹒跚学步，实践的空间其实很大。

据记者了解，金匠公开声援李思琪，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曾在海报行动受挫时连结起来的一群行动者们的推动。一开始，她们先向自己熟悉的教授交代情况，寻找可以联系部门的信息，然后积极展开行动。在校方正式发表声明后，行动者们还接着向各自所在部门反馈中国学生自海报行动以来面临的被审查的恐惧、被举报的威胁和心理健康问题，监督校方实现“保护在校中国学生的自由表达权利和人身安全”的承诺。

4 改变的可能性：还能做什么？

Bella向记者坦白，虽然自己有为推动学校重视中国学生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消除中国学生因跨境审查而受到的恐惧甚至威胁而作出更多努力的意愿，却不知道该找谁做，从哪里做起，特别是考虑到自己和未来参与者的安全因素，如何在不引起中国学联（CSSA）注意的情况下来做这件事，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思考。

“我自己的学校不是特别重视国际学生，别的学校如果国际学生多（也基本意味着中国学生很多），可能会因为他们是‘重要学费来源’不乐意公开做这样的事情。”Bella还补充道，她认为受到言论审查的其实不止是“反贼学生”，即使是身边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留学生（并不等同于完全支持共产党的所有政策）也很少会愿意公开谈论政治相关的事情。“可以说不论立场如何，谈论中国政治本身在非私人场合给所有中国学生都会带来额外的心理负担和风险。大部分人因此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不关心政治，我也很难说我在公开场合没有尽量变得政治冷感。”

不过，这次发起公开信做为契机，Bella跟小组里的这些理念相近的伙伴们有了更深的交流，也更加了解彼此。

“我觉得大家都比较有幽默感，所以不那么顺利的时候也能很好的安慰彼此的情绪（怨气）。比较有趣的是大家似乎都是‘工作狂’，又在不同时区，所以经常会看到一个人说要下线了，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又出现。我觉得很幸运能遇到她们一起完成这件事，未来不管会不会一起做别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很珍贵的经历。我自己学到了很多在现实中的学校并不会教给我的东西，比如和很多人沟通；应对突发情况，用自己的常识做出判断并且去做一些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公开信发起小组除了帮忙联系学者的O’Dwyer，都由女性组成。金匠的行动者小组也是全女性成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的抗议浪潮中，都可以在最前线发现女性行动者的身影。

王政说，“有人觉得突然间女性或者女权主义者站出来抗争得多了，其实是因为人们此前没有去关注。”长期研究中国女权主义历史的她认为，中国女权主义话语的建构和发展，是一代又一代的女人在拥抱着往前推的。从五四运动，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推动妇女NGO的发展，带动了其它议题，引领了当时的时代潮流。“争取平等公正，反对歧视、等级、霸凌是符合全世界当代社会的主流的价值。当你在海外接受教育后，你拥有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再回到中国社会中，你当然会觉得很多事情不合理，有的简直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以至于需要发出自己的呼声。”

“不过我对未来始终充满着希望，因为我觉得当更多的青年女性进入了社会，大声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不管周围环境多么恶劣，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心声，那她们改变社会、改变文化的影响就更加大。我觉得站在时代前沿的是她们，对此我没有任何怀疑。”

王政曾在“女权五姐妹”事件中积极并公开呼吁国际全球女权主义组织对此事件的关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捕的女权主义者，但她认为中国当局现在已经不会考虑到国际影响了，如今公开联名信的声援方式不一定能够真的营救被捕者。Bella也承认发起小组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点，也知道希望渺茫。但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个行动让可能还愿意关注的留学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都不觉得这件事就可以像这几年甚至几十年发生的很多事情就这样‘揭过去’，”她说。

在王政看来，发起像公开信这样的行动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把世界各地的心往一处想的中国留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

“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很孤单，很没力量，因为分散在各个地方。实际上，要从全世界来看的话呢，关注的学生还真不少。大家都应该连结起来——在国内不能成立组织，我们在海外干嘛不能成立啊？匿名就匿名，不露脸就不露脸，什么事都可以做。我是主张年轻人要多多在社会实践中增长自己的才干，因为后面还有重任要肩负呢。我们既要看到历史任务的艰巨性，也要看到改变的可行性。”

对于发起小组未来的计划，Bella说：“目前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疲惫，并没有商量除了推广这封公开信获得更多签名以外的具体计划。但是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有想到可以进一步用调查问卷（或者别的方式）更深入地探索中国留学生在学校里和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相关的顾虑，这样可以给高校教授写一些更实际的建议。这需要和关注者比较多的行动主义账号合作，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所以暂时只是一个还没有执行的计划。”

截止3月11日，倡议书已收集超过两百个签名，但联署的征集信息疑似被社交媒体平台限流。

公开信的发起者告诉NGOCN，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关注并参与联署，号召海外院校不要保持沉默，重视中国学生的言论自由状况，并为保护中国学生的正常权利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