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去岁，闻名中外，在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历史中注定要占有一辉煌地位的大律师张思之先生去世， 作家野夫先生写下此文以为追悼。该文先曾在网上流传，但仅数日，便遭全网删除，难觅痕踪。本网站为维系网络时代刊载的严肃性，立有只刊首发文章的规定，鉴于此特殊情况，为历史留证，经作者授权托付，再发此文，也一并向张思之先生致敬。）

一

八年前的冬天，我在苍山下的风声鹤唳中，悄悄地写《甲午飘零纪事》。那一年的初夏，因为难以释怀的一些事，我们一群人小聚了一下。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失踪、监居、边控和流亡……

遥远的北方那时遍地腥云冽雪，我的手机忽地悸动起来。来电显示是张思之，已经很少有电话的我，急忙按下了接听键。电话那头一个略显疲惫的声音问我：你是谁啊？

我心想您打给我的，您不知道我是谁啊。以为老爷子又在跟我恶作剧，赶紧说我是野夫啊，您不记得了吗？

老爷子依旧像办案一样严肃地审问：野夫？嗯，那我是谁啊？

我哈哈大笑，我说您不就是老爷子，张思之先生吗？

嗯，嘿嘿，我看你没说错。我再考考你，我们怎么认识的啊？

我听他一本正经地提审，只好把十几年来忘年之交的来龙去脉，简单地汇报。他似乎终于验明正身了，有点惭愧地傻笑说：我当然记得你，你还好吗？你们这些傻小子，哎，那个哈儿，还在里头。你，没事了吧？再出事，只怕没得人捞你们哟……他开始跟我说川话，平常就喜欢用方言和我聊天。他对我们轻身躁进的责怪，仿佛一个爱恨交加的慈父，我忽然有些鼻头酸胀。

那时我早就知道，八十八岁的他为了营救哈儿浦，最后一次披挂上阵做律师，暑热中奔波于探监之途，终于脑梗倒下。我把我们通话的事告诉了经常照顾他的邻居王瑛大姐，瑛姐说——刚刚痊愈，行走不便之外，就是部分失忆。他每天翻着自己的电话簿，在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探寻，他要努力找回自己的记忆……

二

老爷子与我父亲同庚，十足的长辈；我仰慕他很早，但认识他已晚，那时他已经八十开外了。记得是章诒和大姐请客，银发飘潇的他坚决不肯坐上位，非要跟我和卫方这些酒徒坐一起。

他是那种一见面你就会喜欢的老头，那把年纪了，依旧腰直背挺，随时穿着整洁的白衬衣，紧系着袖扣。西裤带着烫好的裤线，皮鞋从来都是锃亮的。多数人到这岁数，难免眼睛浑浊，他却向来藏着精光，如一闪而过的飞镖。他的五官刀削斧劈，非常的男人，当年一定俊朗周正，迷倒过众生。

多数时候他都是爱笑的，且爱开玩笑，没大没小如一个忘情的顽童。可能是长年庭辩的积习，他的逗乐都是急智的，字正腔圆地插科打诨，能顿时打消晚辈们对他的敬畏，把你变成一见如故的哥们。当然，一旦真有严肃问题要跟你讨论时，他又会马上法相庄严。

他是那种真正见过大世面，也因为职业而涉猎过太多秘辛的老炮。他对人对事都有某种老吏断狱的深刻和精准，但是修养、积德与操守，又使得他守口不言，很少去臧否人物。但这并不等于他已世故圆滑，他内心的定力和定见，常有刀锋般的锐利，只是不欲轻易示人而已。他曾经看过我的判决书，老辣地笑道：你这个前警察，难道还不明白那头熊的身份。我说我当然后来才清楚，你们那一辈老文人中，不是也多这样的安插吗？

一生都在办案查卷的他，读文章和读人，对他都像是阅卷，认真、锐利且老道。当年渝州薄督当红之时，强判了律师。我为素昧平生的律师叫屈，在老爷子创办、孙国栋兄主编的《律师文摘》上，发表了卷首语《当小庄遇见坐庄》。老爷子看见后，把我叫去酒后说——文章很好，当我们律师界都需要你们作家来喊冤时，这真是我们的悲哀。不过我还想告诉你一句，他在庭上的应对和表现是欠妥的。一个律师该坚持的原则本该威武不屈，岂能用一些抖机灵的方法心存侥幸。

还有一次和我们晚辈酒聚，座上多是那一代学案的过来人。说起往事，难免也有人会自陈当年的英勇。老爷子顿杯笑曰：你们外地的我不知道，至少北京的案卷我看过不少。要说大勇担当，唯军涛一人。某些学领对他的无端指控，他都笑纳，且谓一切皆以他人所说为据。

满座一时无语，都知道他是那年顶风领案的当事律师，深谙许多内情。平生起人不白之冤，更不会白口诬人。至于是哪些个体的不堪，他却又怀抱恕道而守口如瓶，不再多一分言语。

三

麦克阿瑟当年卸职演讲时说——老兵永不死，只是渐隐沦。

这句话，用在老爷子身上，我看是唯一适配的。他是抗战时真正的青年远征军之一，在史迪威孙立人这些名将麾下驻扎过印度。那一批万里赴戎机的学生，要么战死沙场，要么败退台湾，留在大陆而能逃过各种运动劫难，且还成为人中龙凤的，他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标本。

因为在国军序列服役于特务连，难免在新政作为“特嫌”而被反复审查。又因民国学堂从军，人格人品尚属民国熏陶，风习所致，难免心直口快，于是被打成右派。右派二十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很少说那些往事，我只能从许多长辈的遭遇中，去想见其中的屈辱了。他是那种打不死的程咬金，百年甘苦一杯酒，回头笑看时，都是云淡风轻的样子。

堂堂共和国，建政几十年而没有律师，可谓世界奇观。到了1980年代要操办皇后大案时，为了不碍中外观感，这才想起要装模作样地恢复律师制度。老爷子年轻时做过法官，有幸被选中成为“两案”的辩护律师。那时他已经五十开外了，至此才开始他功德无量的名山事业。

事实上，由两案肇始的红朝律师制度，从其起点就注定了中国律师的转圜空间向来逼仄。尤其是只要事关政治的案子，公检法都无权拍板，遑论律师。党委定性，三家联办，律师轻则成为门面装饰，重则祸及自身。这样的潜规则，注定了老爷子后半生的征战，多是在西西弗斯和唐吉坷德之间的徒劳。

于是一国之中，律师多数时候视所谓“谋逆大案”为畏途，敢于问津者几稀。万箭之下，只有老爷子皓首苍颜，独自在那披挂奔走。熟悉当代历史的，我只要随便历数几个名字——魏京生，鲍彤，王军涛，高瑜，刘荻，冉云飞，浦志强等，就知道老爷子曾经有过怎样的大仁大勇和担当。

他基于法理和良知，都知道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无罪。但他又是那种深知国情的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要竭尽心力去为每个人脱罪，这就是古书所赞的那种狂者，那种肝脑相托的义人。刘荻这样的小女生，因为网络言论而“煽颠”系狱，他终于让此案免于刑责而“取保候审”。多数人为此庆幸，只有他依旧认为是自己的败绩——因为这不是他主张的无罪判决，而只是免于刑事处分。他所追求的不是一人一事的营救打捞，而是要彻底废除因言获罪的制度性突破。

然而，这几乎绝无可能。也因此他作为律师的半生，自认为是完全失败的一生。他酒局上经常自嘲的一句话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论语》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在老爷子身上，看见的正是这样的士之精神和追求。

四

海外茉莉花开的那一年，此国当局唯恐生变；为了杀鸡吓猴，无端动手先在各地抓捕一批刺头。艾未未、滕彪和冉云飞等，分别于各地下狱。云飞系我多年兄弟，同出武陵山地巴人遗孑。我赶去蓉城探看其家属，征得同意，决定北上面乞张老爷子援手相救。

我那时不知此前已有沙老（流沙河先生）电请他出马，他对冉君事迹素无了解，见我同求，遂避席向我问询云飞案详情，以及为人品性等。我一一绍介，告以有司陷罪原委。我拿出五万相托，说这是订金，我只有这点菲仪，不足之资容我在朋友间募集。老爷子呵呵谢绝，对我说你如此愿意相救的人，定是可交之友。该帮的人不在钱，不值一帮的人，给钱也不受。

数月之后，川省当局同样以取保候审方式释放冉兄。老爷子给我电话说，由于密侦阶段，律师无缘介入，但是好奇云飞其人，还是想去蓉城看看这小子。另外几十年没有回绵阳三台故地，也想顺便回家看看，嘱我安排一下，同行者还有门生夏霖夏楠和李瑾等青年律师。

我那时忙于生计无暇作陪，急忙恳请成都龚平兄安排全程吃住行。老爷子一行与云飞酒聚，当夜给我电话用川方言调侃——你娃很有面子喔，我八十几岁终于住进了总统套房啊，你让我手足无措呢。明天我终于可以回到三台了，那是我当兵出征的地方，我竟然还能活着回去啊。

听得出来，那夜他一定酒兴甚好，与云飞相谈甚欢。古来征战几人回，他能如此垂老还乡，荣归故里，心中一定有无限悲欣。

次年，我们一群同仁设立的公和基金会，决定将“年度公和人物”的荣誉颁授给他。我邀请他再度入川，在金沙剧场的舞台上，我和耿潇男主持仪式。掌声喧哗中，老爷子一身正装登台，按他一以贯之的礼数，在台角先给我们晚辈鞠躬。我们岂敢受之，急忙扶着他来到聚光灯下。我们高声邀请唯一当得起给他颁奖的嘉宾——他的同辈神交流沙河先生登台宣读授奖词。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右派，颤颤巍巍的劫后余生，彼此执手拥抱，无言良久。

我们这个纯粹来自民间江湖的荣誉，算是对他一生仗义行法的至高敬礼。老爷子在即兴感言的演讲中，幽默苦涩地调侃自己平生护法的征程。座无虚席的台下，随着他抑扬顿挫的冷嘲热叹，不时爆发出雷动掌声。那一刻，我仿佛重新看见他在那些往日的无数法庭上，正气充沛大声疾呼的身影。我甚至隐约还能听见那些庭上的法官，气急败坏敲着法槌高喊“不许鼓掌”的恶声。

那一天的花絮是，老爷子出口成章的感言之后，忽然话锋一转，一脸严肃地补白“我还要说几句”。然后他开始指着我“大骂”——野夫，你小子还有使命，不能成天酗酒成瘾，自暴自弃……他一本正经地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在台上像父亲一般数落我这个满脸尬笑的主持人，惹得听众似乎同仇敌忾而前仰后合。

送下老爷子之后，我接着主持说：其实，老爷子是老鸹嫌猪黑，自己不觉得。我年纪轻轻喝一点，那叫武松说的——一分酒一分气力。您老八十几岁，还每天贪杯，有您这样开一代风气，还指望我们戒酒，那只怕是想都留给您独享啊……

五

一个政体称为共和的国家，继续以“革命”的方式执政，因此需要简单快捷的方式夺人性命，用以固化专政的根基。于是早在民国之初即有的律师，却在新政之初便废除。从土改到文革，三十年的各种运动，人民法庭加群众审判，红旗开处，但见黑血涂地。无数无辜生灵，多以“反革命”之罪名填沟转壑。

事实上，直到1976年北京变政的四年后，司法部才发出通知，宣布恢复律师制度；但只有人大通过的《律师暂行条例》，成为中国律师的执业依据。次年，高法组建特别法庭，要对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审判，这才想起任命刚刚结束15年改造的张思之，出任“两案”的辩护小组组长。

史称“世纪审判”的这一宫廷大案，用今天的法律眼光来看，其实充满各种荒诞。但在刚刚结束浩劫的背景下，将各种极左横祸一并卸罪于这两个原本冲突的所谓集团，当然一时大快人心，可以起到收拾民意的作用。1981年的首都，全世界首次窥见了中国律师张思之等前辈的身影，仿佛看到中国法治终于将要走向正轨。张思之先生被誉为“中国律师第一人”，也因此案而名满天下。

那时的律师，其实并非国际标准的“辩护士”，而只是政府机构司法局下属的法律顾问。直到1984年，司法部才正式将全国的“法律顾问处”易名为“律师事务所”。更要迟至1996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才正式颁布。也就是说，张思之先生首次出庭两案时，本质上只是中央委派来显摆正义的政治犯顾问。我曾经好奇地问过他庭辩内幕，他苦笑道辩护小组随时要传达天庭指示，每一个辩护思路和方向，都需要向顶层汇报，反复讨论通过之后才能开庭。看似他们帮那些钦命要犯辩脱了几宗罪名，但所有的刑罚结果却是中常委议定的。

那么，这意味着中国律师的第一步，开始踏入的就是一个进退失据的荆谷。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在政法委的统一领导协调下捕人审案判决，律师在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有无可能发挥一些作用？尤其是从“反革命”到“煽颠”和“颠覆”，以及“寻衅滋事”或“泄密”甚至“间谍”之类谋逆大案，似乎从来没有一例律师用无罪辩护而胜诉。

尤其是八九以来，但凡事关政治的所谓要案，侦检乃至法庭，皆不希望嫌犯自主延聘律师，而是希望由他们指派。我当年就是这样的当事人，也曾被他们指派的律师敷衍，对这样的强夺人权深恶痛绝。可是即便对今日之法制现状深知乃至绝望的那些良心犯，临庭之际，绝大多数依旧还是希望有自己的律师，难道律师真的还能凭借良知和专业，为覆盆之冤略有腾挪和昭雪吗？

这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囚徒困境”，是我感同身受完整经历过的两难。内心否定他们的律法，却寄望于附丽这个法律的正直律师，并妄想他们为自己脱罪。这就是代复一代的政治犯家属，都还要奔走祈告于张思之先生的原因。残酷地说，这也是张思之们大律师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的虚妄。他们拼尽了良知，耗尽了心血，甚而至于被驱逐出庭，被连带入罪，最终却基本无济于事。

但我们——所有基于天良还在言说的人们，依旧还是需要他们——以张思之先生为代表的人权律师的存在。他们无力拯救我们于深牢大狱，却可以阅卷见证罗网是如何织就，旁证那些不屈的头颅是怎样在这个时代挺立。在严刑苛法的无间狱土上，他们就是迅翁笔下那些“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是一息尚存还在城头摘颅的收尸人。

在这个和平盛世中，我这样一个自说自话的写作者，也曾胆战心惊地预备过我的律师，以备无妄之灾的随时降临。第一个受我委托的是浦志强，结果他却先我陷狱，以可笑的几宗罪处以缓刑，剥夺了他平生爱好的律师资格。还连带他的恩师张思之先生病倒，从此再也无法奔走于义路。我赶紧委托我的第二个律师夏霖，未几他又因为搭救郭玉闪而开罪有司，以其他的罪名重判十余年。

这两位都算是张思之先生的爱徒，油尽灯枯的老爷子，彼时已经困在轮椅上，面对孩儿辈的轮番陷落，再也爱莫能助了。我去探望他时，推着他到对门的瑛姐家聚餐，我为了鼓舞他而戏说——我下一个律师，只好请他们的师父您下山了。老爷子看着我两手一摊苦笑道：百无一用是律师啊。

国中一代最牛逼的律师，一生为追求法治进步而百战生还的老卒，白发江湖忆旧游时，却是对自己平生功业的否定。这究竟是他的悲哀，还是吾土吾民的大悲大哀呢？

六

哈儿浦缓刑释放后的那个冬天，他在终于被摘除了用于监控的定位手环之后，我赶去北方，只为互道一声劫后重逢的珍重。我们在电话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一起去看看老爷子吧。

我们各自拎着一点手信，相约在老爷子的楼下聚首。我先到，独自躲在门外抽烟，寒风卷着我吐纳的烟气，迅疾消散在那僻静的街巷。一会哈儿来了，依旧高大粗壮如半扇被风刮来的老门。我们简单地寒暄，好像并未经历前年玄幻惊险的生离死别。然后他说他自由后，立马就来看望了老爷子。我知道他是知恩的人，从此将以儿子事父的孝纯，来报答老爷子的深情。

按响门禁之后，保姆下楼来带我们上去。一向健步的老爷子，蜷缩在客厅正中的圈椅上，下半身覆盖着一床薄被。他明显苍老了，满头霜雪如窗外的瓦楞；笑容却还是明净的，还是带着他那惯有的狡黠和调皮。他笑说老夫就不站起来行礼了吧。哈儿跟他百无禁忌地调侃——您有本事站起来给我看一个。

于是我们就大笑，嘻皮涎脸一点正经都没有的样子。他转头问我：你那瓶酒，还帮我存着没有？我急忙点头说当然当然，一定要存到那一天，我们几爷子一起畅饮的。那是几年前的一次酒局，我给他带去一瓶二十年的茅台。结果他馋得当场就要开喝，被章诒和大姐强行拦下。大姐怕他高龄滥饮，非要我拿回去，说一定要等到河清海晏的那一天，再一起大醉。

老爷子是真的爱酒之人，尤其是陈年老茅，过眼而不得痛饮，绝对是如鲠在喉的念念不忘。浦哈儿告诉我，就在他这次最后入院的前一个月，他的癌症已经让他艰于饮食。哈儿去看他，老爷子非要坚持喝一杯，绝不吃饭。哈儿和瑛姐发气说：你要还想活着等那一场大酒，那就还是喝汤吃点软食。老爷子略一沉思，还是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他已经95岁了，内心深处却还在幻想云开日出啊。

那天我和哈儿走的时候，帮老爷子扎好被角。空空荡荡的客厅，留下他和圈椅融为一体的孤独身影。他惜别的眼神被一声门响所阻断，我多少有些预感，这可能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了。我没想到在那之后，他又坚持活过了几年，但是终于还是没有活到我们预约的开酒狂庆的那一天。

而我独自远去了他乡，也在等着归去之日，带着那瓶更加陈烈的酒，去酹祭在他的墓前。此刻，我只能万里之遥，寄一副挽联，博他九霄云外的一笑——

法治卫士，定有千秋书战史；

律辩宗师，竟无一案是赢家。

2022年7月11日于清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