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獸按：近讀端傳媒的《从内地生到“香港人”，再从香港到北京，一位新闻学院毕业生的流离与纪录》一文，裏面提到：

我从中学起就想做记者，启发我的决定性时刻是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

那是我读高中前的暑假，用一台索尼爱立信的滑盖手机浏览腾讯微博，看到舖天盖地将矛头直指中国政府的报道。最让人难忘的除了那篇《永不抵达的列车》，还有《苹果日报》那个著名的头版：“只要通车，不要救人，他妈的！”

为了能在大学里学新闻，我选择了文科。高中的那三年，精神滋养来自校门口报刊舖里的《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在《南方人物周刊》上，我读了记者杨潇写的《公知的前世今生》，读了非典十年和胡温政府谢幕的封面报道，也看到了2012年底宪法日时，印著新领导人照片和他的庄严宣告的封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順著🔗找到了楊瀟的這篇《公知的前世今生》，發現源自經濟觀察報·書評的微信公號文章的轉載，才記起這篇文章是我2004年編髮推送的。看來多年前的默默做工還是有所迴響的。

杨潇：公知的前世今生

杨潇/文

九三年有何不凡？

隐藏在转折性的1992年身后，1993年常被一笔带过。这一年，将军王震在广州过世；邓小平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两岸促成第一次“汪辜会谈”；北京首次申奥，两票之差失利；“银河号”事件激起了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开始大步前进，许多人忙着下海，也有人冀望经济自由带来更多社会自由。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书斋里重新抬起头来，发现自己一夜之间被边缘化了，“在80年代，由于社会的变革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公众视线的中心，但在1992年之后，在强烈的市场经济冲击下，社会迅速‘除魅’，远离意识形态。”

学者许纪霖记得，当时上海滩的一位知识分子就讲，别总想着启蒙别人的生活，那些需要被启蒙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只有苦笑。人的生活，总还是要有些精神性的吧？”

启蒙已死？神圣使命终结了？终极理想失去了意义？那些感受到危机的知识分子从上海开始，以北京的《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无论那场讨论后来的走向如何，至少，那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面对公众、试图重建公共性的开始。

这一年，世界仍然在“历史的终结”声中震荡，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分家。在这之前，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重返布拉格，去探望他的老朋友伊凡?克里玛，此时布拉格已是一座自由的城市。罗斯回忆起1970年代他穿越铁幕访问捷克的情形，“我用一句话来比较捷克作家和我们美国作家的处境：在那儿什么也不许做，但每件事都很要紧，在这儿什么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无关紧要。”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法国。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德雷福斯被流放海外。事后证明此事为误判，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拒绝改判，国民议会也拒绝主持公道。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左拉于1898年1月13日在《曙光报》发表署名文章《我控诉！》，次日，在同一家报纸上，一批作家与教育界人士著文支持左拉的行动——德裔美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说，这些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他们绝非来自一个同质的群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而此时他们团结战斗，这是一种良心政治，他们以人类普遍观念和共同理想的名义反对当权者。“‘知识分子’一词现今的含义，无论褒贬，都来自‘德雷福斯事件’。”

这以后，知识分子“介入”行动出现主动性、集体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44年-1973年的“光辉三十年”，而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萨特。在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ois Sirinelli）看来，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因此，知识分子可以是记者、作家、教师和学者，也包括部分大学生；另一个条件是“介入”，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直接介入有两种情形：成为事件当事人，或者充当“见证”，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状态内部的争辩，将焦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梳理清楚。间接介入指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因素。

与“知识分子”相关的另一个词语intelligentsia（知识阶层）则出现于1860年代的俄国。俄裔英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名作《俄国思想家》中写道：“请想象一群在尼古拉一世僵化体制下生活，……而且以不假思索的热情，急取西方传来的观念，并且筹谋定计要将之付诸实践的年轻人……自知孤处于一个荒凉世界，往上，是敌意而武断无道的政府，往下，是受压迫、无言而完全不解事的群众。他们自视为一种自觉的军队，高举理性与科学、自由、改善生活的大旗。”

“法、俄知识分子有共通的东西，”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说，“关注社会、关心现实，基本上是批判性的。”据他考证，intelligentsia一词出现后，被译作各种语言，传入日本并译成日文汉字“知识阶级”（或“智识阶级”），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使用“知识阶级”一词，与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有关，“其阶层特征、良知意识及民粹色彩确与19世纪俄国知识者相类似，而与代表全社会一般价值观的‘传统知识人’（士或读书人）有别。此后，知识界对此的认识，可说一是沿着民粹主义道路发展，一是沿着社会良知角色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出现在最早完成现代化的英国，颇耐人寻味。一种解释是，英国的进步路径是经验累积式的。学者萧功秦在《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美，观念性知识分子并不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在美国，从事公益事业、为社会伸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为‘专业人士’的人群。”不过也不尽然，景凯旋就认为，观念型知识分子和一个大时代的思潮有关，通常出现在社会面临巨大危机之时。

“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自我理解、自我想象的角色。”许纪霖说。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通常是独立、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的，正如为德雷福斯拍案而起的左拉们，“一方面，以‘正义’和‘真理’这样大写的崇高的事业为名义，”西里奈利写道，“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认为……能够也应该对建立在有争议的材料的基础上的案卷进行表态”。

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则从社会结构这一外在因素解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曼海姆用了一个著名的表述：相对自由的漂浮（relatively free-floating）。

自认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台湾政论家南方朔也有类似表达：“评论……一定要立足土地之上，然后漂浮于土地之上。”和台湾各大新闻频道里的“名嘴”不同，南方朔讲话不大有气势，甚至偶尔结巴，但反应很快：“在西方，最有名的知识分子都是写文章出身的，他们可以办杂志维生，不必依靠体制活下来。知识分子要开拓自己的活路，经济不独立，你就不可能（对体制）批判得太过分，张俊宏（台湾知识分子，1970年代起从政参与党外运动）以前为了维持经济独立，最后去卖牛肉面。”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里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区别在于后者并不认为自己超脱于社会利益集团，而是与阶级、阶层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葛兰西把“有机知识分子”视作某一阶级（通常是被压迫的底层民众、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任务，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许纪霖说，有机知识分子通常都会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但一谈到具体的民众，他们又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认为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但这或许是“理念人”普遍存在的问题：谈人类，却不喜欢身边的人群；反对专制，却对日常生活中的民主问题不感兴趣。

书名：子弟

作者: 杨潇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天窗文化

出版年: 2014年10月

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乡村》，多次使用“知识阶级”一词，针对当时知识阶级的青年不愿回到田园，主张向俄国青年学习，到农村去动员民众，“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不过，在传统知识分子（或者用更熟悉的称谓：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看来，这是对俄国民粹派主张的挪用，“‘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

到1930年代，中国陷入党争，知识分子纷纷“有机化”，进而“政治化”，及至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断，成为现代汉语词典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无论是intellectual还是intelligentsia所具有的批判性、反思性、公共关怀的内核，通通被掏空。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工具化定义的影响——当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之一王晓明曾说起他的一个年轻同事上课时的经历：

给学生出了个题目：如果真像电影《2012》那样，有一艘船，让你做主，你会选什么人上船？几十个学生七嘴八舌，有人说，要挑身强力壮的，好几个人说，要挑选基因最优秀的，只有一个同学说，各种各样的人，我都要挑一点。又问：你们觉得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这个船？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为什么？多数人说没想过，但有一个学生回答：我们现在全部的知识，一个U盘就够了，干嘛还要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

这是福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论述。他说，如果左拉代表的是一种“普遍型”的知识分子，那么奥本海默则是“普遍”（universal）知识分子向“特殊”（specific）知识分子的转折点。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在看到核武器造成的巨大破坏后，他转而领导原子能顾问委员会（GAC）反对制造氢弹。

在福柯生活的年代，技术与科学突飞猛进，知识越来越细分，已经很难再出现传统的、普遍的、超越的学者，而奥本海默正代表了一类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处权力关系之中，却可以不断地批判，不断地揭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他已不再是天才的作家，而是权威的学者”。

福柯通过研究和译作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正是在1990年代，此时，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和所谓“新左派自由派之争”，知识界已经开始分化。“众声喧哗是好事，”福柯著作的一位译者说，“把福柯、德里达介绍到中国，是希望为学术界提供更多思想资源。当然，他们的后现代理论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但这并不构成对启蒙的否定，而是在启蒙之上开出的花。”

1993年后，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报刊开始崛起，媒体对评论、分析类文章的需求大大增加，知识分子不必再为自己的作品费力寻找发表园地。在供不应求的市场里，依靠写作实现经济独立便有了可能，这也降低了知识分子对于体制的依赖，使他们较以往更敢于自由言说。

在一篇结合个人经历的述评文章中，学者秋风提供了一种政经格局的分析：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化”迅速地成为媒体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政府也开始大规模地向市场制度转型。借助市场化的“政治正确性”，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兴媒体上迅速扩张地盘，而自由主义的政治话语也借这股东风登堂入室，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公众舆论大体上坚持自由主义——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推动市场化和法治，都是媒体的新闻与评论最为关心的话题。

如果对那段时间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一个代际的考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茅于轼、吴敬琏、江平、袁伟时等少数几人，大多数学者都出生于1950年-1960年这个区间，比如：朱学勤（1952）、秦晖（1953）、许纪霖（1957）、郑也夫（1950）、贺卫方（1960），汪丁丁（1953），展江（1957）等等。这一代学者属于1980年代“再造”的一代知识分子，接续的是建国后中断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与他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从大学、研究生到博士一直在象牙塔里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不同，他们大都在“文革”中耽搁了正常学业，当过知青、工人、军人等等，而他们却利用各种机会读书、自学——如陈嘉映（出生于1952年）在《我们这一代》中所言：

“我们从各种途径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例如‘偷听敌台’。但主要的，我们阅读。回忆文章中几乎篇篇都会提到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实际上，仅仅阅读古典，阅读歌德和托尔斯泰，就会引人进入对健康人类精神的理解，从而反过来对当代形成批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散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白洋淀，在政治高压之下，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圈子。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里。偶然相遇，发现我们偷偷读的书竟是同样的。共同阅读成了这一代强有力的纽带。那个时代，我肯定，是最后一个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养精神的时代。”

朱苏力（出生于1955年）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中也有类似描述，他总结说：“正因为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自学的杂家，知识广泛，因此，他们关心的问题和知识储备都为后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讨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做了铺垫。”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一文最早发表于2003年，这一年，伴随着“胡温新政”，公共舆论迎来了新气象，媒体在“孙志刚事件”中的表现即为明例，也大约是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感受到“观念的力量”——有一批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对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并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刘易斯·科塞说，知识分子把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识，“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源头，但与中世纪领域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

次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封面报道，评选标准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走入大众视野——从一百多年前的“德雷福斯”，到八十多年前的“五四”，再到整整20年前的“人文精神”——所有这些，不论好与坏，都应该构成人们今天再次谈论“公知”（如今它听起来就像另一个星球的词）的大背景。

《南方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榜单里有郎咸平的名字，这应该与他当年炮轰MBO，特别是炮轰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有关。现在看来，2004年的“郎顾之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为他“影响中国”的转折点：国企产权改革的讨论，迅速上升到如何评价改革的讨论。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2005年时有一个判断：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

而在前述述评文章里，秋风有类似的分析——权贵私有化激起了舆论和民众的不满，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被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个部分，“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最后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反对‘市场’。”

那些为市场辩护的“精英”、“专家”先是在民间失掉了他们的光环——不要说光环，这两个“头衔”后来在互联网上遭遇板砖无数，成了嘲讽人的词语，而后又被当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新一届政府边缘化——在政府腾转挪移之间，经济自由主义，连带着政治自由主义成了买单者。

此后几年，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国进民退，大国崛起，自由主义节节败退，国家主义话语大行其道。一位学者感慨，2008年以后许多原本批评政府的同行，纷纷转向，为“中国模式”唱起赞歌。这固然是体制内资源的吸纳，但又何尝没有知识分子主动献身于国族意识的激情。一战后，班达（Julien Benda）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反思（并预言）了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在今日的欧洲，已没有一颗心灵不被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或民族国家的激情所感染，而且常常是被这三种激情同时感染……民族激情还有一个深化现象，即各民族今天不仅要求在他们的物质存在、军事力量、领土疆域和经济财富中，而且要求在他们的道德本质中达到自觉……‘即使祖国错了，也一定要把它说成有理’……”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忠诚’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无情的挑战。”中国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印证着他的判断——一位媒体人，秉持“一点点推后新闻红线”的理想，自以为谨慎地推着，忽然发现红线已在身后，稀里糊涂成了异端——而公权力借用的，正是那些向异端投掷石块的狂热民众。

在群体狂热情绪仍大有市场的今天，萨义德的这段话显得不合时宜又振聋发聩：“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当地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的灵魂。”

受巨大的“失望感”驱使，美国思想史学者马克·里拉（Mark Lilla）完成了《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一书，他在书中探讨了“叙拉古的诱惑”这一亘古命题。叙拉古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古城，2300多年前，柏拉图不顾友人劝阻，三度扬帆前往叙拉古，试图以哲学改造暴君戴奥尼素父子，让他们致力于正义，结果却遭到软禁和流放。“戴奥尼素的难题犹如创世纪一样古老，但关于他智识上的党徒的难题却历久弥新，”马克?里拉写道，在20世纪，“那么多人都前往建立在莫斯科、柏林、河内、哈瓦那的叙拉古城朝圣……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

马克·里拉严厉地批评这些知识分子，说他们不过是待在书斋里神游叙拉古，并用有趣的、时而闪烁智慧的想法去打发那些民族的苦难：“他们永远不会正视那些人的眼睛。”

如果把1993年看作知识分子重新面对公众发言的开始，那么这20年他们面对传播介质的变化是加速度的：人文刊物、市场化周报、市场化日报、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许纪霖在1990年代后期的一段时间热衷于给报纸写评论，尝试着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他说，媒体写作的一个诱惑力是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朋友读到了会立刻反馈，写一篇学术文章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应的。”但相应的问题则是碎片化、缺乏积累，写到后来“公共”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少。他记得王元化先生每次见到他，都会严厉地提醒他不要再写这类“报屁股”文章。于是他重回书斋，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大问题。

如今，许纪霖的微博有25万粉丝，自我介绍写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他发了三千多条微博，“最大的诱惑是即刻的影响力，你会看多少转发、多少粉丝，多少人赞同你的观点，这是人性的弱点。”他说，微博会让人自大，“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真的以为自己代表了人民，于是越来越自信，其实社会已经很多元化了。”

他尝试着在微博上贴博客的链接，或者干脆贴长微博，但发现，“不管怎么链，多数人只看那140字。”他觉得，是这个时代需要共鸣，需要释放感，不需要论证和解释，“人们对说理已经变得非常不耐烦，他们总是问，你的立场是什么？摆出来！然后交锋……”

他对这种“陷阱”保持着警惕，“要用微博，不要为微博所用。”他总记得王元化先生的警告：一个人要善于养气，不要在情绪上头开始写作，不然一定要后悔。“当然，人是有性情的，但你要自省。”

不过，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做得到。事实上，网民开始对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不好的观感，正是从他们骂人、约架、“知行不一、鼓吹自由主义却不实践自由主义”开始的。如今知识人都会讲，公共言说与私人品行应该分开看，欧几里德定理的正确与否和他怎么对待仆人无关。听起来没错，但这只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来看，人是容不得这般分割的，“说某人一方面是公民，一方面是赚钱牟利之徒，两种功能彼此十分独立，可以分持；说他作为选民时是一种人格，作为画家，另是一种人格，身为丈夫，又是一种人格——凡此，乃失真悖实之论。”（以赛亚·伯林《辉煌的十年》）公平地说，公私分开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可是，倘若发言者期望以文字影响社会、推动政治，那么，他们自己尽量做到“统一”会更让人信服。

“俄国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贵族气，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士大夫和他们是更有心灵感应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近代史学者杨国强说。“古代讲‘十农工商’，和农、工、商不同，士不是职业，他们共同的精神世界是儒学，所以真正能代表天下人讲话，在这个意义上，士是中国最早的‘公知’。而儒学不是一种客体，不可能对象化，你必须一边学一边知，知行合一，君子是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近代以后，由讲善恶变成讲新旧，价值多元，再无知行合一的标准。”

早在微博出现之前，青年学者唐小兵就在《“论政”与“治学”的两难：反思公共知识分子的内在困境》一文里指出了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立场决定言说，缺乏理性而深入的沟通互动；讨论社会问题模式化与“平庸化”，依据思维惯性和固有知识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分析。而微博的兴起显然放大了这些缺点，更何况，这个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进而不愿意接受简单说教的人越来越多，2004年时，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80万人，到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680万人。

“真理被民主化了，”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里宣布。这本书描述的是20世纪的西方历史，但听上去就像是为现在的中国量身定做，“所有号称真理的说法在批判式言论文化的审视下都是平等的。甚至最有权势的群体的说法和自我理解都要与社会最下层的人及目不识丁者同样进行评判。”

比唐小兵更年轻的一位80后学人说，一种思潮想要传播，不能靠几句口号式的常识，而要和人们的生活形成更加丰富的结合方式，“比如谈论政府权力界限，你可以从社区自治谈起，从一个个故事谈起，这样你的话说出来是有肉感的，才能让人深切体会到。而微博这140字，把可能很生动的叙述、论证都取消了。表面看很多人在转某些帖子，但和他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传播效果是不强的。”

与此同时，另外一群意见领袖开始崛起，他们是畅销书作家、企业家，甚至是明星。“他们本来就是通过市场竞争冒头出来的，所以非常懂商业，懂市场。”许纪霖说，“所谓的精英早已多元化，传统的知识分子边缘化，大趋势就是这样。台湾也是如此，只剩下名嘴。林毓生那天还给我打电话，说知识分子讲话没有人要听了，他去台大做个讲座，几十个人来听。”

长久以来，人们对“何谓知识分子”这个问题，都试图从主体性，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自我实现的角度去回答，但很少去研究这一“命名过程”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按照“命名”的思路，讨论人们现在所说的“公知”便格外有意义。

“公知”当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可是它一旦成词，就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如今有人认为“公知”是职业代骂，代表底层发泄对体制的怒气；有人认为“公知”一词已被明显污名化，政治学者周濂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说，“我们小时候给别人起绰号时，不管这绰号是不是适合这个人，一旦它流行开了，那个人就再也不可能摘掉它。当所有人以起哄的方式喊这个绰号的时候，其实对那个人造成了极大的羞辱，而且喊绰号的人心里充满了快感。公知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就有点像小时候我们给别人起绰号，当你用公知去给别人扣帽子的时候，就是典型弱智儿童心理的表现。”

假如我们采取一个较中庸的态度，或许多数人会同意这样一个说法：好吧，你可能是真理与良心的代表，也可能与之相反，但我现在能看到的是，你的知识和道德都未必能完全说服我，只是因为你有更好的平台，声音比我大，我们这个社会又有这么多需要讨论的公共事务，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对你有所期待。

那么，“公知”这一名称（仅指“公知”，而非“公共知识分子”）的建构，就意味着它的外延已经大大扩展了，几乎包括了所有“意见领袖”。1993年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达让更多的人无需讨好体制就能养活自己，公共空间在商业的驱动下表面一片繁荣，催生了大量“意见领袖”或者“媒体知识分子”，很难简单地说他们遵循的是什么，也许是公民发言，也许是商业逻辑，也许兼而有之。

如果说此前的传统媒体还算得上“等级森严”，“公知”规模有限，那么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则让这个市场急剧扩张，大量假冒伪劣发言者侧身其间几乎是必然的事。只需看看如今的微博上有多少假托白岩松、崔永元、柴静说的“公知体”便可体会一二，而那些营销账号，截取历史或者新闻的某一片段，编辑加工，再以插科打诨、耸人听闻的形式加以传播，或许有时他们也打打擦边球，但偏激背后的逻辑却是吸引眼球、迎合市场。

或许问题还在于一些人对于现状的内化：娱乐明星以公民身份稍微评论两句时事就要被说不务正业（或是炒作），而专门点评时事的人马力稍微开足一点就要被说“激进”（或是“演过了”），而所有对智识、对崇高、对美好的追求都有虚伪（或是“装X”）之嫌。现在人人都会用“道德绑架”这个词，这当然是社会的进步，可是，在一个不够自由的社会，“消极自由”之下，也有一条暗河通往“积极的不自由”——人们常常在安全的领域挥洒道德激情，却在需要冒一些风险的时候太过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责任。

可是，如果真正重要的问题总不允许讨论，那么人们不讨论“演”还是“不演”，“装”还是“不装”，能讨论点别的什么呢？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公知”的问题更多的是公共空间的问题——当年菲利普·罗斯对伊凡·克里玛感叹“富起来”的危险，倘若我们也借用“公知体”对罗斯先生的话做一段戏仿，那或许就是：在我们这儿，什么也不许做，而且，什么都无关紧要。

朱学勤先生有一篇文章谈到“利维坦”的两头头颅：“四百年前霍布斯以海底巨兽‘利维坦’比喻国家专权，那时怪兽只伸展出“绝对权力”单一头颅，四百年后在中国大陆，‘利维坦’却长出了‘资本控制’第二头颅，呈犄角之势，相互支援。……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政界、学界很多人寄望于第二头颅能消解第一头颅，为‘公民社会’开辟向上发展的空间。但此后二十多年‘稳定压倒一切’，第二头颅越来越成为第一头颅的合作者，而不是消解者。它的‘历史功勋’是帮助‘利维坦’完成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化：‘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市场列宁主义）。针对互联网及其‘翻墙者’，前者崇尚暴力，只知打压；后者另具慧眼，能够将‘抗议者’包装为‘广告明星’，将‘抗议’之‘骨’转化为对前者并无威胁的‘利润’之‘肉’。一个现成的例证，即2011年年底的‘韩三篇’事件。”

在所有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中，“不专业”可能是最有力的一条。说来有趣，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一词最早在英文世界里提出，是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而他在书中担心的，恰恰是知识分子在学院化时代被大学一个个细分的专业所吸纳，变成“只有专业”的专家和学者，而背离了公众，故有必要重新强调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公共性”。在他看来，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还有最后一个据点的话，那就是纽约，“现存的非学术期刊都集中在纽约……不像较小城市中的广阔无比的校园，在纽约是不大可能离群索居的。一个教授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或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做完了讲座以后，在去吃中饭的路上遇到的只有学生、研究员和教职员。而在纽约，他或她是和整个城市相撞的。”

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批评公共知识分子市场提供的产品质量不高，把矛头也对准了现代大学制度。在他看来，现代大学的兴起激励了知识的职业化和专门化，导致了独立的知识分子队伍日渐萎缩。与此同时，大学促成的知识专门化，摧毁了公共知识文化，令公共知识分子的读者没有鉴别力，而学术同行和媒体也没有履行监督之责。于是，“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学术人士，发现他们自己置身于一个缺乏大学世界一般约束和激励的市场，或者身处一个轻视学术、却高度竞争的大众文化和新闻报道的世界。告别了停泊的港湾，谨小慎微的学术专家便把小心和谨慎一股脑地抛撒在湿漉的海风中。他像是挣脱了学术苦差的羁绊，张开双臂拥抱着假日的阳光，并隔三差五地显现出度假游人的敷衍塞责、漫不经心。”

如今在中国，人们同样批评公共知识分子提供的产品质量不高，批评他们跨界太多、文艺化、泛道德化，要求他们更专业、更学术、更“技术流”，这也许是批评者对长期以来空洞地谈论价值观、谈论“主义”感到了审美疲劳，也许不是，但对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当然构成有益的监督（暂且不讨论是否“苛责”），而且他们也完全有理由如此——中国的许多行业离“专业主义”还差得很远。可是，在公共空间（而非细分的行业内部），你也能看到一种对专业化（用更时兴的话说，“技术含量”）的崇拜正在上升，有时它甚至变成了一种审美，把工具理性视作最高的价值，而“价值”本身……等一等，还有价值吗？在我们滑向另一个极端之前，不妨听听萨义德的说法：

“今天对知识分子造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客观的’。……都可以用我所谓的‘业余性’（amateurism）来对抗，即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知识分子不要害怕专家！”南方朔在电话那头说，他接受采访时台湾社会正在掀起一场反对核四的运动，“任何学问很难有单一的标准，知识分子可能对核物理外行，但这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为什么近代反对公害都不是专家指出来的？专家为了生活，为了圈子，不能讲行业的坏话。但知识分子也必须不断学习，尽量把批判的角度、想法、能力强化，无论如何你对知识的热忱不能打折扣，这是增加你发言权惟一有效的手段。”

对爱德华·萨义德来说，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总的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制造不快。”他批评那些逃避的知识分子，“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起来具有争议性……”

也许在萨义德的那本《知识分子论》里，关于“再思”（second thoughts）的讨论有着特殊的意义——部分西方知识分子，从早年拥抱共产主义，经过“再思”后变成反共阵营的一员；部分阿拉伯知识分子，则是在“再思”后从泛阿拉伯主义投向伊斯兰教的怀抱——倘若将语境置换到今日之中国，这种奇怪的“再思”几乎无处不在：接受现代文明后就变得“逢X必反”；学到方法论后就把价值观贬得一钱不值；掌握技术后就开始视情怀为无物；了解到消极自由的可贵后就迅速遁入了“积极的不自由”……如萨义德所说，“自己服侍以往的主人的历史当然就被踩在脚下或说成是鬼迷心窍，但这并未在你身上激起丝毫的自我怀疑，并未激起任何欲望去质疑大声服侍神祗此一前提”，那么结果自然是从一个神祗走向另一个神祗。

“对我来说有趣得多的是，”萨义德说，“如何在心灵中保有一个空间，能够开放给怀疑以及部分的警觉、怀疑的讽刺——最好也是自我反讽。是的，你有信念，下判断，但这些信念与判断来自工作，来自与他人、其他知识分子、基层运动、延续的历史、一套真正生活的联系感。”

“生活在真实之中。”东欧的知识分子早就做出了选择，与真实的生活相比，所谓“污名化”算得了什么呢？

（作者杨潇，记者，游历者，《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入行10年，特稿作品多次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等独立新闻奖项。2012年中德媒体使者，2013-2014年哈佛大学尼曼学者。从“蚁族”聚居的唐家岭漫游到昂山素季的府上，着迷于转型世界里的“失重”故事。）

选自：《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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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抵達的列車｜趙涵漠

2011年7月27日，中國青年報

原本，乘坐D301列车的朱平，应该在7月23日晚上19时42分，回到她的故乡温州。

这个梳着马尾辫的在读大一女生，在离家将近2000公里外的中国传媒大学读书。在北京那个晴朗的早晨，20岁的她穿上浅色的T恤，背着红色书包，兴冲冲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临行前，朱平更新了自己在人人网上的状态：“近乡情更怯是否只是不知即将所见之景是否还是记忆中的模样。”以前，她都是坐28小时的普快回家。这次，父亲因骨折住院，朱平特意买了动车车票。

“你就在温州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玩吹空调等我吧。”她对同学说。这个“超级爱睡觉电话绝对叫不醒”的姑娘生怕自己误了火车，在调好闹钟后，她还特意拜托一个朋友“明早6点打电话叫醒我”。

朱平的同学，中国传媒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陆海天也向着同样的目的地出发了。这个大二男生不打算回安徽老家，而是要去温州电视台实习。他喜欢“剪片子”，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记者，并为此修读了“广播电视编导”双学位，“天天忙得不行”。

陆海天并不知道自己将去温州电视台实习哪些工作，但他还是热切地企盼着这次机会。为此，他特意将普快票换成了一张动车的二等座票。

后来，人们知道陆海天坐在D301次的3号车厢。可有关朱平确切的座位信息，却始终没有人知道。

几乎就在开车后的1分钟，那个调皮的大男孩拿起手机，在人人网上更新了自己的最新信息：“这二等座还是拿卧铺改的，好玩儿。”朱平也给室友发了条“炫耀”短信：马上就要“飞驰”回家了，在动车上，就连笔记本电脑的速度也变快了，这次开机仅仅用了38秒。

D301上，陆海天和朱平的人生轨迹靠近了。在学校里，尽管他们都曾参加过青年志愿者协会，但彼此并不认识。

“车上特别无聊，座位也不舒服，也睡不痛快，我都看了3部电影了。”朱平在发给好朋友黄一宁的短信里这样抱怨，“我都头晕死了。”

在这个漫长而烦闷的旅途里，陆海天也用手机上网打发着时间。中午时分，朋友在网上给他留言，“一切安好?”

他十分简短地回答了一句，“好，谢。”

在陆海天生活的校园里，能找到很多他的朋友。这个身高1.7米的男孩是个篮球迷，最崇拜的球星是被评为“NBA历史十大控球后卫”之一的贾森•基德，因为基德在38岁的高龄还能帮助球队夺取总冠军。

就在离开学校的前一个晚上，他还在饭桌上和同学聊了一会儿人生规划。据他的朋友说，“陆海天最讨厌愤青，平时从来不骂政府”。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记者，冲到新闻现场的最前线。

人们平静地坐在时速约为200公里的D301次列车里。夜晚已经来临，有人买了一份包括油焖大虾和番茄炒蛋的盒饭，有人正在用iPad玩“斗地主”，还有人喝下了一罐冰镇的喜力啤酒。

据乘客事后回忆，当时广播已经通知过，这辆列车进入了温州境内。没有人知道陆海天当时的状况，但黄一宁在20时01分收到了来自朱平的短信：“你在哪，我在车上看到闪电了。”

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朱平看到的闪电，可能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D301前方的另一辆动车D3115，遭雷击后失去动力。一位D3115上的乘客还记得，20时05分，动车没有开。20时15分，女列车长通过列车广播发布消息：“各位乘客，由于天气原因，前面雷电很大，动车不能正常运行，我们正在接受上级的调度，希望大家谅解。”

有人抱怨着还要去温州乘飞机，这下恐怕要晚点了。但一分钟后，D3115再次开动。有乘客纳闷，“狂风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爬得比蜗牛还慢”。将要在温州下车的旅客，开始起身收拾行李，毕竟，这里离家只有20分钟了。

20时24分，已经抵达温州境内的朱平给室友发了一条短信：“我终于到家了!好开心!”

这或许是她年轻生命中的最后一条短信。

10分钟后，就在温州方向双屿路段下岙路的一座高架桥上，随着一声巨响，朱平和陆海天所乘坐的、载有558名乘客的D301，撞向了载有1072名乘客的D3115。

两辆洁白的“和谐号”就像是被发脾气的孩子拧坏的玩具：D301次列车的第1到4位车厢脱线，第1、2节车厢从高架上坠落后叠在一起，第4节车厢直直插入地面，列车表面的铁皮像是被撕烂的纸片。

雷电和大雨仍在继续，黑暗死死地扼住了整个车厢。一个母亲怀里的女儿被甩到了对面座位底下;一个中年人紧紧地抓住了扶手，可是很快就被重物撞击，失去意识……

附近赶来救援的人们用石头砸碎双层玻璃，幸存者从破裂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爬出来，人们用广告牌当做担架。救护车还没来，但为了运送伤员，路上所有的汽车都已经自发停下。摩托车不能载人，就打开车灯，帮忙照明。

车厢已经被挤压变形，乘客被座位和行李紧紧压住，只能发出微弱的呼救声。消防员用斧头砸碎了车窗。现场的记者看到，23时15分，救援人员抬出一名短发女子，但看不清生死;23时25分，一名身穿黑白条纹衫的男子被抬出，身上满是血迹;然后，更多伤者被抬出列车。

有关这场灾难的信息在网络上迅速地传播，人们惊恐地发现，“悲剧没有旁观者，在高速飞奔的中国列车上，我们每一位都是乘客”。

同时，这个世界失去了朱平和陆海天的消息。$nextpage$ 

那个雨夜，在温州，黄一宁和小陈像疯了一样寻找着失去消息的朱平。

约200名伤者被送往这座城市的各个医院，安置点则更多，就连小陈曾经就读的高中也成了安置点之一。

寻找陆海天的微博，也被几千次地转发。照片里，他穿着蓝色球衣，吹着一个金属哨子，冲着镜头微笑。但在那个夜晚，没有人见到这个“1.7米左右，戴眼镜，脸上有一些青春痘”的男孩。

那时，陆海天就在D301上的消息已经被传开。朋友们自我安慰：陆海天在D301，这是追尾车，状况应该稍好于D3115。另悉，同乘D301的王安曼同学已到家。

人们同时也在寻找朱平，“女，1.6米左右，中等身材，着浅色短袖，长裤，红色书包，乘坐D301次车”。

人们还在寻找30岁、怀孕7个月的陈碧，有点微胖、背黑色包包的周爱芳，短发、大门牙的小姑娘黄雨淳，以及至少70名在这场灾难中与亲友失去联系的乘客。

一个被行李砸晕的8岁小男孩，醒来后扒开了身上的行李和铁片，在黑暗中爬了十几分钟后，找到了车门。周围没有受伤的乘客都跑来救援，但他只想要找到自己的妈妈。后来在救护车上，他看到了妈妈，“我拼命摇妈妈，可妈妈就是醒不来。”

追尾事故发生后，朱平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小潘也听说了朱平失踪的消息。她翻出高中的校友录，在信息栏里找到朱家的电话。24日0时33分，她告诉QQ群里的同学，她已经拨通了这部电话，可是“只有她妈妈在家，朱平没有回去过”。

这位年过六旬的母亲并不知道女儿搭乘的列车刚刚驶入了一场震惊整个国家的灾难。“她妈妈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小潘回忆通话时的情景。朱妈妈认为，女儿还没到家可能只是由于常见的列车晚点，她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继续等待女儿的归来。

广播仍然在继续，夜班主持人告诉焦急的人们，只有极个别重伤者才会被送往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和附属第一医院。而在那时，黄一宁根本不相信朱平就是这“极个别人中的一个”。在医院里，死亡时刻都在发生。

当黄一宁看到，一位老医师拿着身份证对家属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的心里紧了一下。有的死者已经无法从容貌上被辨识，一个丈夫最终认出了妻子，是凭借她手指上的一枚卡地亚戒指。

可朱平却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当小陈最终找进附一院时，他向护士比划着一个“20多岁，1.6米高的女孩”时，护士的表情十分震惊，“你是她的家属吗?”

那时，小陈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抱有的一丝希望也已经成为泡沫。他从护士那里看到了一张抢救时的照片，又随管理太平间的师傅去认遗体。女孩的脸上只有一些轻微的刮蹭，头发还是散开的，“表情并不痛苦，就好像睡觉睡到了一半，连嘴也是微微嘟着的”。

他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包子妹妹”。随后，黄一宁也在冰柜里“找到”了这个女孩，她的脸上长了几颗青春痘，脖子上的项链坠子是一个黄铜的小相机，那正是他陪着朱平在北京南锣鼓巷的小店里买的，被朱平当成了宝贝。

“你知道吗?我们俩都计划好了回温州要一块玩，一起去吃海鲜。可是看着她就躺在太平间里，我接受不了。”回忆到这里，黄一宁已经不能再说出一句话，大哭起来。

朱平是在23日22时44分被送到医院的，23时左右经抢救无效后身亡。

21时50分，被从坠落的车厢里挖出的陆海天，被送到了温州市鹿城区人民医院。据主治医生回忆，那时，他已经因受强烈撞击，颅脑损伤，骨盆骨折，腹腔出血，几分钟后，心跳停止，瞳孔放大;在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心肺复苏后，仍然没有恢复生命的迹象，宣告死亡。

在D301次列车发生的惨烈碰撞中，两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终于相逢，并齐齐折断。这辆列车在将他们带向目的地之前，把一切都撞毁了。

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5日23时许，这起动车追尾事故已经造成39人死亡。死者包括D301次列车的司机潘一恒。在事故发生时，这位安全行驶已达18年的司机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在严重变形的司机室里，他的胸口被闸把穿透。

23日晚上，22时左右，朱平家的电话铃声曾经响起。朱妈妈连忙从厨房跑去接电话，来电显示是朱平的手机。“你到了?”母亲兴奋地问。

电话里没有听到女儿的回答，听筒里只传来一点极其轻微的声响。这个以为马上就能见到女儿的母亲以为，那只是手机信号出了问题。

似乎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那是在那辆永不能抵达的列车上，重伤的朱平用尽力气留给等待她的母亲的最后一点讯息。

从内地生到“香港人”，再从香港到北京，一位新闻学院毕业生的流离与纪录

保留下对“正常”的判断，留下那些对“好”的记忆，尝试去回答“我们何以至此”，将注定成为“我”和“我们”一生的功课。

2023-04-22 端傳媒

2022年11月底，北京亮马河畔站满了人的那天，我的朋友圈里也热闹非凡。在现场的，不在现场的，视频和照片满天飞。一时间，反封控凝聚起了最大的社会共识，好像所有人都成了抗议者。

第二天，另一位朋友紧张兮兮地打来电话，转告从“消息人士”那里听来的消息：亮马河的事情可能定性严重，如果去了现场的话，要保护好自己。

我说我不在北京，朋友打趣道，如果你去了的话，应该也没事吧，“香港人”。

另外一个朋友很快反驳，那事情才大呢，这可是实打实的“境外势力”！

我是一名新闻从业者。过去的接近十年里，我先从内地到香港高校读书，在香港接受新闻专业训练，后来我来到北京做记者。在北京和香港，这两个最能感受到时代情绪的地方之间，来回跳动。

但201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主动和人提及香港。

在内地采访时，我常小心翼翼地掩饰著自己的香港背景。遇到采访对象问我在哪里念书时，我总是模糊地回答：在南方。和同样在香港读过书的女孩第一次约会，对方无比自然地问起：“‘暴乱’的时候你在香港吗？”我只能落荒而逃。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或许是逃避解释，逃避直面痛苦和羞愧，也逃避和此地的主流价值观正面碰撞的可能。

对在北京遇到的“同温层”，我也一直有些疏离。我总觉得大家对香港的理解简单化了，而忽略掉它复杂而迷人的脉络。虽然在2022年之后，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自己曾经对香港的傲慢与误解，我也清楚地知道，这简单化的背后是另一种沉重，但我始终真正无法确定，我们是否分享过同一种创伤。

从2022年开始，我模糊地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这几年纪录下来。这些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流离和改变，并不独属于我个人，它们也是公共的。

我不想再去触碰身份认同这个老套的问题——我是哪里人，或者我认为自己是哪里人，早已经不重要。就连人们曾经争吵过那么多次的，究竟香港人的定义掌握在谁手上，也已经不是今日的语境了。

“我”，“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我想，大概是在2019年之前已经和香港建立了深刻的连结，经历过一些自由的仿佛借来的年月，在2019年遭受到剧烈创伤，但在之后仍然想做一名朴素的纪录者或观察者的人们。

我想要通过这篇回忆去尝试提出的，就是“我们”这群人从哪里来，又将去向哪里的问题。我也想要通过这篇文章，纪录下我在新闻学院结识的老师和同学们，那些真诚而珍贵的人们，经历了怎样的动荡。

我不敢说自己一直身在新闻业的前线。在香港，我也不是一个一直“在场”的人。这两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困扰著我，带给我愧怍和遗憾交织的情绪。但我想，把我这些年的经历刻在纸上，再放进更复杂的社会脉络中去审视，或许已是能够尽到的一份道义责任。

身份政治的迷宫

我从中学起就想做记者，启发我的决定性时刻是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

那是我读高中前的暑假，用一台索尼爱立信的滑盖手机浏览腾讯微博，看到舖天盖地将矛头直指中国政府的报道。最让人难忘的除了那篇《永不抵达的列车》，还有《苹果日报》那个著名的头版：“只要通车，不要救人，他妈的！”

为了能在大学里学新闻，我选择了文科。高中的那三年，精神滋养来自校门口报刊舖里的《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在《南方人物周刊》上，我读了记者杨潇写的《公知的前世今生》，读了非典十年和胡温政府谢幕的封面报道，也看到了2012年底宪法日时，印著新领导人照片和他的庄严宣告的封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高三时我开始用智能手机。那时候不懂翻墙，但是维基百科还没有完全被屏蔽，我发现了一些“狗洞”。比如，六四事件的条目无法直接点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条目可以，从这里进入六四事件的子条目，网络就畅通无阻了。

在许多个对政治科感到厌烦的夜晚，我一遍遍地浏览那些维基百科的条目，建构起一个认识当代中国的新框架。它们与历史课上的阶级史观完全不同，和南方系的报章一起，给了我最初和最朦胧的政治启蒙。

就像许多朋友后来在香港一次次强调的那样，我不是因为来到香港才完成了所谓自由主义的启蒙，而是因为我已经成为了“我”，才会在最后选择香港。

大学入学日那天，送我到学校的家人们在大学站外的民主女神像前合影留念。他们并不知道这尊雕塑代表著什么，背后又有著怎样的故事。而如今，在我意识到这尊雕塑不仅仅是师生校友奋力保卫的记忆图腾，更是中大之所以是中大的证明之后，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说来惭愧，在占中开始的时候，我对香港的认识甚至连蹒跚起步都算不上。入学之后，我对罢课、占中的认知，都来自于迎新营里内地生学长姊的粗浅解说，和朋友圈里真假参半的二手资讯，而我还没有习得在纷繁的信息环境里识别出偏颇信息的素养。

在国语辩论队的面试中，被问到对占中的看法，我磕磕巴巴说不出来。哪怕我看到自己的同学校友们坐满了图书馆前的百万大道，哪怕后来我在旺角和铜锣湾里看到了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帐篷，我都觉得这些事情离我太过遥远。在新亚书院人文馆那张“革命是为了更美好的爱情”的横幅下，我囫囵吞枣般消化著新闻里出现的新鲜词汇：公投，公民广场，催泪弹，公民抗命......

直到一年之后，当我正式成为新闻学院的学生，香港之于我，才开始真正成为“香港”。新闻写作课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班上唯一的内地生。这带给了我与其他专业的内地生完全不同的大学体验。

每年，中大大约会招收300名内地生。这其中，大约有一半会选择与金融和商科有关的学系。入学开始，内地生就是一个狭小的圈子，这300人或多或少都会听说过彼此的名字，或是打过交道。大部分内地生的交际圈子，也局限其中。如果没有主动学习或找寻，一个内地本科生大可以在四年时间里都不会说广东话，也不用和香港同学有深刻的接触，更没有理由，去真正深刻地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种在内地生里长期流传的偏见是，local同学成绩不好，太“颓”，所以就连上课时也要和内地生组队完成小组功课。

与其他内地生相比，我的融入也许称得上迅速。我没有完全拒绝内地生的小圈子，但会和多数集体活动保持距离。

我敷衍地对待那些我认为无趣的课程：大学中文、传播学的理论课，书院的通识课。在此之外，我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了学习采访和写作上。在当时，这也确实是我专业课程最重要的部分。我必须在广东话还不流利的时候，让自己一头扎进最在地的社区采访里，从基层开始理解这座城市的肌理。

接到的第一个采访功课是一个街访，关于那一年发生的铅水事件。我坐著小巴来到石硖尾的公屋，在屋邨里逛了很久，用蹩脚的广东话完成了第一次访问。

就在我真正的大学生活刚刚起步之后，彼时甚嚣尘上的“中港矛盾”第一次直观地出现在我面前。

2015年11月17日，中国男足和香港男足在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40强赛中相遇了。这场比赛是两队的第二次交手，地点是旺角大球场。上一场比赛在中国队主场，两队踢成了0比0。这场球如果中国队还是赢不下来，出线就要靠运气了。

比赛那天，学生会找来了一张破破烂烂的幕布，用竹竿子架起来，在新亚书院圆形广场上搞了一场直播，吸引了许多人来看。在奏国歌的时候，球场里和圆广里，都爆发出了漫天的嘘声。

那时的我站在其中，感到了些许的被冒犯。

我去找我的老师V求教。她是一位勤奋的写作者和教育者，后来我们一直保持著亦师亦友的关系。那天我们聊了很多，说起占中之后香港社会情绪的变化，说起暴力如何一步步被激发出来。

那场球赛之后很久，我才开始慢慢梳理清楚，国歌，以及国歌背后的那些坚硬无比的东西，并不需要和个体绑定在一起。

V在那天讲给我的脉络，我最开始似懂非懂，但她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希望你不要灰心，中国人圈子里的浩劫从来不缺，可贵的是人和人在丑陋的世界里仍然可以保存人性的光辉面。这是我坚信的，亦希望你能在香港感受到。”

一年后，我接到了另一个后来形塑了我对香港情感的功课：采访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我的任务，是跟访港岛区8号候选人罗冠聪当日的行程。我遇到一位79岁的老太，她告诉我，现在的年轻人很棒，她会支持“8号”。

后面发生的事情大概是这样的：罗冠聪成为了香港历史上最年轻议员，但很快，他和另外几位当选议员，在立法会宣誓风波之后迎来了人大释法，最终被逐出立法会。宣誓风波一年之后，我得到了一次采访罗冠聪的机会，他告诉我，走入议会，尝试从体制内促成改变，就像是用绳子拉火车转弯一样。六年之后的今天，时代再次扭转，谁也不知道他何时才能重回故土。

那年秋天，我见证了不少历史瞬间：梁天琦慢慢消失在公众视野的过程，议员被DQ的时刻，以及反释法游行。现在想来，作为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身处其中或许是幸运的，但对香港来说，这巨大的不幸在当时早已铺陈开来。

那两年里，我的Facebook上，一个不停冒出的讨论是：本土派的诉求，究竟是否正当呢？

而当时的我，傲慢地质疑著本土派，批判《苹果日报》，表现出一位“大中华胶”的“进取”姿态。

如今，这些讨论赖以存在的语境，已经荡然无存。本土派？泛民？建制？这样的区分，听起来简直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但在当时，身份政治俨然是摆在所有人面前最紧迫的议题。它很快席卷了这座城市，也永远改变了我所在的大学。

2017年的中大民主墙风波，中大遭到以《环球时报》为首的官方媒体绵延不绝的批评。微博上，中大成为了一所被“政治化”荼毒的不入流的大学。

曾经在2014年走进占领区看望学生的校长沈祖尧，不得不发出“校园是学习的地方，不宜成为政治角力之所”的声明。那之后不久，沈祖尧提前卸任中大校长。三年后，他远走新加坡，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

对中大来说，民主墙事件似乎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一所大学不可能从政治的漩涡中独善其身，这早已是一种常识。但在2017年秋天之后，无论是学校的管理者还是师生，终于开始意识到，中大陷入的是怎样一种权力投射下的阴影。

毕业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中大的社运历史和如今在政治的漩涡中浮沉的现状。一位学姐评论说，中大的那些自由浪漫的气质也好，左翼的关怀也罢，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

离开中大之前，我和朋友们爬到人文馆的楼顶拍照。在电梯里，我再次看到那张从2014年就一直存在的贴纸：“中环见”。那时我对自己说，只要这张贴纸还在，这里就仍然是中大，人文馆就仍然是人文馆。

都市报的黄昏

从中大离开之后，我做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是北京一家都市报的深度报道组记者。

我对北京的兴趣由来已久，就像想做记者一样，想去北京也像是一种思想钢印一样刻在我脑子里：只有在那里，我才能见识到时代所有的样貌。在2017年发生的“清除低端人口”事件之后，这个思想钢印愈发牢固了。

但真正触发我来到北京的，是一个更现实和更窘迫的原因：毕业之后，我始终没能在香港谋得一份可以撰写深度报道或者说所谓“特稿”的全职工作。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些年里特稿和非虚构在内地的盛行，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最直接和重要的事实无法触碰时，记者们只好从写法和文本上做出突破。

那年22岁的我，抱著暂时离开的想法，搬到了北京，这座充斥著大而无当的马路的城市。

而那年九月，进入报社之后，编辑叮嘱我的第一件事，便是那些需要远离的禁区。

“北大的事，千万不要碰。”

在那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第一个禁区竟然如此清晰地指向了一所特定的大学。后来，同事告诉我，北大宣传部的力量无远弗届。而且在几个月前，北大120周年校庆前后，接连因为沈阳事件和岳昕成为外媒关注的对象，当局对此非常敏感。

这也和另一个禁区直接相关：从2018年直到2019年6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后，所有和教育、高校相关的负面新闻，也一概不能报道。比如那两年多次发生的大学生自杀和中小学随机伤害事件。

后面这条禁令一直延续了下来，就像过去几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先是一种临时举措，很快便成了长期存在的紧箍咒。比如在当时，另一个隐隐浮现出的禁区是：性少数群体和与Me Too运动有关的故事。

还有一个重中之重：北京本身的“负面”新闻，绝对不能碰，比如和户口问题、低端人口和胡同改造有关的新闻，都是神秘组织“阅评群”的关注重点。

所谓“阅评群”，是说一群已经退休的宣传干部。他们在报社自有的审查体系之外，总会在报道刊发后提出意见，看到他们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就直接报给宣传部。很多时候，他们的意见甚至有一种类似法定效力的能量。这样的事后审查，是一种威力巨大的秋后算账机制。

我在职时，报社的基本工资虽然微薄，但稿费标准算得上丰厚。出差采访的审批和报销也很宽松。尽管许多题目没法触及，但在能覆盖到的范围内，编辑们仍在勉力维持稿件的公共性。有时即使明知一个选题会遇到禁令，编辑还是会派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只为了留下一些纪录。也有时，编辑们愿意为了救回一篇稿子，和报社的高层去拉扯。

我唯一被毙掉的一篇稿子，还是因为撞上了前面提到的禁区。2019年1月，北京市西城区的一所小学发生了随机伤害事件。这件事发生在北京，而且是教育领域的“负面”新闻，禁令最为严苛。但我和编辑觉得，或许可以重访另一起校园伤害事件的当事人，看一看遭遇过类似事件的学生，在往后的日子里可以如何走出创伤。后来我写出了这篇稿子，但依然未能刊发。

如今回想，我大概是赶上了这家报馆最后的好时光。在我离开之后不久，报社领导层更迭，新社长上任的第一件事竟是检查员工的办公桌是不是干净。再然后，就是编辑部在武汉疫情时爆发剧烈争吵，接著是记者们纷纷离职，稿费大幅降低，稿件质量也随之下降了。对中国的很多从事深度报道的媒体来说，这也是这三年来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那一年的北京，仍留存著一些理想主义的幻象。我所认识的年轻记者们还不知疲倦地冲在前线，这个行业还没有萎缩到几乎每个人都在重新考虑出路的程度。

如果说这时中国的严肃新闻还能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的话，2020年之后，业界就只能瘫痪在轮椅上了。

最大的创伤时刻

2019年初，我拿到了国外一所学校的硕士offer，于是决定辞职去读书。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能想到后来香港发生的事情。

在给这个项目的申请信里，我写道，我在中大的启蒙者之一陈健民老师此刻正在接受一场漫长的审判。我还写道，大学的四年让我意识到，如果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仅有新闻的技巧是不够的，我需要更多社会科学的知识，让我去看到每一个故事背后的复杂系统。

2019年11月份，中大沦为战场的那天，我蜷缩在留学时租住的一个小房间里，整夜睡不著觉。没过几天，和许多朋友一样，我成为了微博上“爱国博主”举报的对象。他们把我写的文章截图，标注，从字词中给我安上他们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帽子。

那些日子，我的课业没办法正常进行。我一方面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的这些遭遇和留在香港的那些朋友比简直算不上什么。他们在前线勤奋地纪录和奔跑，顶著催泪弹、橡胶弹和水炮车，没有人是他们的队友。和他们承受的惊吓和创伤相比，我又有什么资格说自己变得不完整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在9月离开香港时，愧疚地说自己是一名逃兵，是一个缺席的人。

我写信给学系解释作业迟交的原因，邮件越写越长，一下子把香港和中大对我的意义全都写了进去。我写道，中大对于我，和很多热爱它的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所可以拿到不错的学位、习得专业知识的学校，而是一个开阔的世界。在这里，浪漫主义成为可能。将中大的氛围和历史内化之后，学生们可以锻造出一种散漫却坚韧的气质。

几天之后，我踉跄著从遭遇“举报”的阴影中恢复过来。我注销了自己的公众号，接著开始逐个“审查”微信好友。转发过一篇名为《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的文章的，删掉。把兔主席的判断奉为圭臬的，删掉。冷嘲热讽中大和理大遭遇的，删掉。人在美国西海岸，要去罗冠聪的演讲现场抗议的，也删掉。

后来我知道，我在意的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这些年做记者的日子，我见到了太多可爱的人类，他们对香港的态度或许保守，但只是囿于资讯和环境的限制。还有一些采访对象，当我翻看他们的微博和朋友圈，总能看到一些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转发和评论。但在那个时刻，他们遇到了困境，我依然会把他们当作一个腐烂系统里的普通人。

但我最介意的是两种人。一种人热爱做朋友圈里的国师，觉得刷一刷微博，逛一逛虎扑，读一读侠客岛和胡锡进，就能了解真实的香港了。另一种人，虽然身处自由的言论环境，或者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却依然活在由“港漂圈”、《环球时报》和上帝之鹰建构起的世界里，不愿向外投出理解的努力，甚至没有一丝好奇的目光。

我想起了2017年夏天，曾俊华参加特首选举时，发布的那条广受赞誉的竞选视频。其中有句话：“一个唔会因为唔同立场，而unfriend朋友的社会。”

在2019年之后，这句话已经绝无可能实现了。不仅在香港，在内地也是一样。政治立场不仅关乎政治，它还关乎性别意识，关乎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关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当你慢慢发现这些之后，就回不到过去的世界了。

当运动在香港渐渐消退之后，病毒又杀到了。我在遥远的域外，一刻不停地更新著来自武汉的最新报道。当我看到朋友们穿著厚厚的防护服，出现在定点医院里做报道时，缺席现场的愧疚感再次猛烈袭来。而此刻的我能做的，仅仅是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为他点起一根蜡烛而已。

很快，国外也几乎停摆。我的课业在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双重崩塌中，突然结束了。我带著愧怍与焦虑，搭上了回国的班机。

留下来的人

我和同学T在2022年的夏天再次见面时，她平静地说，她的父母和亲戚，从2019年开始一直质疑甚至辱骂她作为记者所做的工作，因此，现在已经和父母近乎决裂了。

过去的三年，她算得上经历了大风大浪。毕业后的这几年里，她是我的同学里为数不多留在新闻行业的人。她从有线新闻入行，新闻部震荡之后，她在另外两家后来陆续结业的媒体里留下足迹。

现在，这座城市的新闻业，几乎无处可去了。

读书时另一位坚定要做严肃新闻的同学，在所供职的媒体停业后暂时去了台湾。她说自己想看看，换一个环境，是否还有书写和报道香港的可能。

另外两位供职于有线新闻中国组的同学，刚刚和我在北京相聚不久，就经历了编辑部的地震。后来，她们陆续离开了这个行业，一个去了NGO工作，另一个则选择了深造。我还有一位最会念书的同学，现在成了一个全职恋爱博主。

在加拿大和英国接连推出面向港人的“救生艇计划”之后，也有不少人选择彻底离开。我不难想像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抉择。我曾和无数人解释，自己无法在国外生活，是因为无法舍弃中文这门语言。我曾经执拗地认为，我们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欢欣和苦痛。当然，这种想法如今也松动得厉害。你无法守著一份虚幻的责任感过自己的生活，朋友跟我说。

在香港和内地因为隔离政策而无法正常往来的三年里，我每年会在香港度过一半的夏天，然后回到内地，接受两周甚至三周的合法监禁。

这三年在香港的日子里，我频繁见到我的老师V和A。他们都是留下来的人。

不会移民的，他们告诉我。

老师A此刻正陷入一场注定深刻影响这座城市新闻业的官司。我们在2019年之后第一次见面时，中大校园内那些“战争”的痕迹还没有消失。他带我重新观看那些地点。这里写过什么，那里写过什么，他全都记得。

一次，我在Facebook上问朋友，有没有留下一张写有“不修仁义，只修器术，终究只是犬儒”的墙壁的照片。很快，我收到了A的邮件，附上了这张照片。

“I have everything.” 他在邮件里说。

我们另一次见面则是在老师V的新车上。2019年，V是一位高效和冷峻的记录者。她总是身体力行地告诉我，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有一次V告诉我，她这两年去听法庭的聆讯，感觉就像是看著一只只生猪被丢进绞肉机里，叫声惨烈，血流成河。但绞肉机也会因此坏掉，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操作者手里，并没有一份操作指南。

我很难形容出新闻学院里氛围的变化。悲观和失落自然显而易见，但更深层次上，在新闻业剧变之后，这里的新闻教育该如何进行？我想老师们都没有答案。

但也有老师向我提供了另一些观察：2019年之后，选择新闻专业的同学反而更多了，而他们提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立场新闻》。

种子还是会留下。但是那些珍贵的东西，消失了，就是永远消失了。

最后的新闻现场

于我而言，2022年称得上面目模糊。以往，我和我的同行们，大多可以通过每年完成的稿件去丈量这一年。但在2022年，一切刻度都失效了。所有事情的发生和结束都了无痕迹，不明不白。

3月份的东航坠机事件，是我去过的最后一个新闻现场。

我的编辑告诉我，他对我没有发稿的要求，我要做的，就是每天都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给事无巨细地记下来。

我努力这样去做了。但我始终没办法进入核心现场，也没能真正和家属有深入的交流。“防疫”是一道新的紧箍咒，和另一些名目繁多的事情一起，似乎带来了一种新的管理方式。

不仅如此，《人物》第一天的报道所引发的争议，还有在现场时，记者的身份所遭遇的怀疑和堤防，让我意识到，这个系统已经不需要任何明面上的管控和压制了。这不是报道空间有多少的问题，而是新闻业的出厂设置已经改变的问题。对这个国家的人们来说，新闻管控，已经是和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了。

从坠机现场回到北京后没多久，上海开始封城。那段日子里的伤痛和愤怒，我想亲历者的讲述已经足够多，我不必赘述了。而我最大的感触是，原来，能凝聚起人心的，真的只有共同的痛苦。

在上海封城进入尾声时，北京的管控也升级了。那阵子，我总感觉这座城市弥漫著一种末世感。人们在上海看到了末日的样子，猜想著这末日什么时候会降临北京。

于是，在末日之前，我和朋友们相约在马路牙子上喝啤酒，偷摸在还开放的公园里野餐。下一秒，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全城禁足，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生被击碎。有个朋友说，她有些期待崩坏的城市，那或许会正面撞击沉闷的生活。当时的我又何尝不是呢？

几乎是在等待和蹉跎中，白纸运动猝然地爆发而又结束，我的2022年最后也以一场感染而终结。

12月7日，国务院宣布“新十条”，实质上放弃“动态清零”之后，我打车回家，刚一上车，滴滴司机就发出一声感叹：“这噩梦般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在内地，专注深度报道的机构在这“噩梦般”的三年里愈发稀少。仅仅是我，一个普通的从业者，就亲历过三道紧箍咒，分别是2021年5月时对性别议题和女权主义报道的大规模审查，2021年10月强调非公有制资本不得参与媒体采编的新规，以及对于财经类自媒体的弹压。曾有一段时间，“唱衰中国经济”的报道不能出现。什么是唱衰？解读清零政策下的官方经济数据，就已经是了。

而更深刻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新闻业该如何描写这样的三年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不管是普通人的生活，还是公权力的行事逻辑，都需要得到新的解释和理解。这应该是新闻的使命。

如今，我选择了暂时离开新闻业。从国外回到北京之后，我待过两个还算先锋的团队，如今都已经解散。我们自认曾留下一些重要的纪录，但放在更长的时间刻度里，能够被记住的注定是少数。

“正常生活”回来之后，那些“不正常”的日子，似乎很快被遗忘了。就像是北京街头那些核酸检测亭，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们就消失了。可什么才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人们也随之抛诸脑后了。

前些日子，我又一次回到中大。此时内地和香港已经恢复正常往来，不过口罩令还在，中大也依然需要登记进入。

一位老师说，一些属于过去的东西开始淡出新一代本科生的记忆了。她惊讶地发现，新入学的学生，把车站外的空地称为“大火”（大学火车站的简称）。而在以前，这里的名字叫“民女”。

我走进人文馆的电梯，看到“中环见”的贴纸也不复存在了。兴许是贴的时间太久，那张黑色的贴纸没有被完全揭去，但上面的三个字消失了，纸面上还留有凌乱的划痕。

我想，在后2019年的香港，和后“动态清零”的中国，保留下对“正常”的判断，留下那些对“好”的记忆，尝试去回答“我们何以至此”，将注定成为“我”和“我们”一生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