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獸按：5月12日本想編髮一篇汶川地震十五週年紀念日。一眼望去，牆內牆外靜悄悄。只是回顧讀了一下端傳媒和BBC中文的十週年系列報導。今天看到了中國數字時代的cdt週報的匯總，發現牆內也是有幾篇紀念文章的，只是很快被404了而已。

2023年5月12日是汶川地震十五周年纪念日。这场八级地震曾带来惨烈的死难，也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有网友感叹，那场地震令很多人的思想经历了蜕变，知名作家、时评人李承鹏就曾说“震前的自己是个挺二的傻叉，粉不啦叽的红”，但亲历地震后，“我对爱国主义重新定义”。

至于一场现实地震为何会带来思想地震，这与伴随地震出现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情况有关。诸多艺术家、作家、环保工作者、记者、维权律师因此与震后死亡调查深刻绑定，致力为“我们的娃娃”寻找一个答案。但可惜的是，至今我们仍有疑问在风中飘荡，记忆也终究抵挡不过时间。

当年先后发起公民调查、借钱还税运动的异议人士、艺术家艾未未，如今已成为国内大学“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讲座中“兴风作浪、推墙沉船”的反面典型，“公知”也彻底成为了一个负面词汇。如官媒所言，如今的汶川已然经历了涅槃重生，从废墟中重新站立。

而十五年后，有一些东西，显然没有什么变化：5月12日，钢琴家彭海涛将一架钢琴从武汉运到北川，在废墟前弹奏悼念逝者，然而演奏遭中断，钢琴和琴凳被穿保安制服的人强行搬走，一切再度回归寂静。

有一些东西，似乎又变了太多太多：一位微博网友发布的香港民众为汶川地震慷慨捐款的旧闻被人举报为“不实信息”，账号疑遭禁言七天。至今还有小粉红极力否认香港民众赈灾捐款超200亿这一官方数据，对此有网友感叹“08年血浓于水，23年不实信息”。

就连悼念本身也要引入意识形态审查，“前辱华分子”田馥甄发文“缅怀逝者，致敬重生”却被质疑是另有目的，是妒忌昔日队友在内地参与《浪姐4》尽情捞金。当然，她进入“辱华名单”的原因绝对是“史上最冤”：在佩洛西访台时吃意大利面，而佩洛西为意大利裔。

“十五年了，生活有了新的开始，社会有了新的变化。但灾难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反思和对生命的敬畏……”这是一位前记者重访四川什邡红白镇后的感受。就在他努力寻找着地震遗址（金河村）的时候，一位在地震中失去过亲人的大姐给出好心建议“你可以回去看看……就是去了意义也不大。”

汶川地震十五周年，我们对过去的一切知道得太少，却又忘记了太多，未能用厚重的历史警示现实。对此，网友四一哥评论道“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经验，只是“多难兴邦”；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教训，只是更加得心应手地对付“公民社会”；如果慈善救济的社会动员，仅是依靠意识形态的豪情煽动；如果灾后重建的社会组织，仅是诉诸全面控制的行政手段；那么十五年过去，灾区只是陌生人。”

新新默存｜汶川地震十五周年，重返现场

05/12/2023

2008年，对512地震的采访报道为我的记者生涯划上了句号。

十五年，人们对这场灾难记忆深刻，但似乎又在刻意模糊。记者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2018年，在地震发生的10年后，我去了当年未曾到达的映秀镇，去了水磨镇，也去了当年短暂停留的崇州、彭州。2019年，又前去了仍是当年未能前往的北川。

2018年，映秀的遇难同胞墓旁边开满了鲜花。

灾难后的遗址和新建新建的家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去楼空的新家、或冷或热的街边农家乐，以及热闹的广场舞和颇具时尚元素的商业广告，都在传递着人们对地震的遗忘，是啊，怎么能不遗忘呢？这符合大多数个体的心理，难以接受的事，就用遗忘来接受。

灾区以外的人似乎遗忘得更快。当我希望把当年的采访经历和重访感受与身边的年轻人分享和探讨时，他们不是显示出厌烦，就是敷衍。当年，他们大多数人和在地震中遇难的学生年龄相仿，却没有经历过生死，他们更愿意去关注明星的婚姻和新开的美食。他们津津乐道的当年地震的话题也只有“猪坚强”一类的八卦。

我不愿把灾难当做谈资。灾难带来了短暂的凝聚和坚强，但失去了思考和珍惜也就丢掉了对生命的敬畏。

今年5月11日，我再次前往了四川什邡的红白镇。

“别去找了，都变了，连我们都不回去了，里面没人了，去了没啥意义。”这是当地老乡对我的劝告。

现在，这个小镇已经并入了邻近的蓥华镇。所有的房屋都已重建。

当年，镇上的金河村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地处一峡谷之中。地震让大山“脱了一层皮”，山上的滚石在埋没几乎整个村庄的同时，也埋没了许多已经跑出房屋的人。一支空降兵部队在当地抢险。

现在那里连废墟都算不上，只是一片荒野。不远的场镇进行了重建，房屋不错，有楼上，有楼下，有院落和停车位，在城里人看来算别墅级别了。但整个场镇非常冷清和萧条。薄雾弥漫在山间。一位大哥在镇上用私家车偶尔拉客，用以贴补刚结婚的儿子的日用。大哥今年58岁，地震发生时和我现在年龄相仿，今年他儿子已经36了，做着一份收入并不丰裕的工作。

据他说，场镇复建时大家住了接近两年的帐篷和铁皮房，复建后镇上有3000多人。开始几年，当地招商搞漂流和熊猫公园，吸引过一些游客，但后来也逐渐淡了下来。

“上游的矿企垮了，旅游也不做了，每个人都需要生存，现在镇上能出去的年轻人或有底子、能力和关系的都出去了，留下的都是老年人。小学里只有一百多名学生，一个年级连10个学生都没有，能接走的都走了。”大哥说这话的时候平静而无奈。

大哥的话从镇上的冷清和萧条中得到了印证。一个只有几百平米的文化广场地面已经起了青苔，广场灯柱上全是关于防震救灾的提示和宣传；镇畜牧兽医站门口更是长出来了杂草；不少人家挂着旅馆、民宿的招牌，但大门紧锁，而门上也起了厚厚的灰尘，门锁已经生锈。几家打着“特色菜”的餐厅，老板和员工自己兼职着食客。房屋出租的告示随处可见，但打印告示的A4纸大多开始破烂。

“夏天这里比外面凉快，来避暑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大哥说，旅馆、民宿和私家房在那几个月可以有些收益，平时基本无人问津。“不操心工作的话，倒是可以租一两间房间住一段时间，当是疗养，这里空气挺好，也不吵，就是看病不行，连个感冒都拿不下。”

在离场镇两公里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叫“穿心店地震遗址”的废弃村落。“这里就是当年胡大爷说过那句——‘再大的困难都压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地方”。汽车路过时，他顺手指了一下一个小土坡，土坡已经长出绿植，只是没有任何标识。一个安装多年，记录当年情景照片和语录的巨型广告牌，最近被换成了什邡的旅游广告。而所谓的遗址，根本没人来。

“你可以回去看看，但路不好走，最好有越野车，就是去了意义也不大。”镇上一位开特产店的大姐在看过我当年拍摄的照片和得知我欲继续向上游探寻金河村的意图后，有些不置可否地说。

“脱皮的山都长绿了，上面一个人也没有，你找不到当年的地方。”大姐说，08年地震发生时，他们一家都在成都，除了年近七旬的老公爹遭遇意外以外，其他家人都得以幸免。当年村子里被掩埋于落石之下的人，不管是政府还是家人都放弃了找寻。“埋了几十米，找不到的。”现在，村里的人回去祭祀，只能寻个大概的位置。

十五年了，生活有了新的开始，社会有了新的变化。但灾难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反思和对生命的敬畏。

新家不是单单的居所和复建的建筑，在经历苦难之后应该去思考、去珍惜、去努力改变，对生命内涵的更新才是最重要的。

四一跋：

契诃夫在形容一块土壤的肥沃时说：你把一根车辕种下去，来年春天就会长出一架马车来。马尔克斯借书中人之口夸耀一只做工精巧的鸟笼时说：甚至根本不必在里面放上鸟，只要在树上一挂，它自己就会叫起来。可是，在中国，即使这土壤并不肥沃，来年春天也会被宣告长出了一架马车；即使这鸟笼并不精巧，一旦挂在树上，它同样也会叫起来。

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经验，只是“多难兴邦”；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教训，只是更加得心应手地对付“公民社会”；如果慈善救济的社会动员，仅是依靠意识形态的豪情煽动；如果灾后重建的社会组织，仅是诉诸全面控制的行政手段；那么十五年过去，灾区只是陌生人。

汶川地震十五周年，我们对过去的一切知道得太少，却又忘记了太多。“没有反思的眼泪只是水”，而人们在泪迹风干之后，只能继续奔忙在各自的路上，深刻的反思与执着的问责，纵非天方夜谈，至少是奢谈。充斥我们躯内的，只是不无内疚的陌生感、苟延残喘的正义感，还有难以抑制的无力感。

苍烟空｜那年出生的孩子今年15岁了

05/11/2023

成都的朋友发朋友圈，说，时间真快啊，15年了。2008仿佛是个分水岭，这15年来，经常说某一件事情总是以是震前还是震后为界。

有限地回顾了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很多人的变化，确实是以震前震后来区分的，李大眼儿自己就说过，震前的自己是个挺二的傻叉，粉不啦叽的红。

我常常莫名想起1976年夏天，闰六月，天有异象，地有动荡。不知道是鬼使神差还是别的，我妈在学校操场的路边边走边对我说：地震来了，到处晃，爸妈万一不在身边，要找个可以遮挡重物的地方躲藏起来。我妈仿佛知道地震那天她真的不会在我身边。从床上摇醒之后，我没有藏，拉门发现自己被反锁了，抱了个枕头，打着光脚就翻窗跳了出去，幸亏是一楼。

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但每次动荡都百姓苦，我很不爽。

2006年5月，我记者生涯的最后一次采访是在什邡、绵竹、德阳，难以预料的是，那些曾经如花的笑脸懵懂的童年都只能永远定格在2008年的5月，他们再也没有可以等待的未来。和大都市相比，那里的老师真可谓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那里的孩子早早当家，花儿没有开放就已经凋残，树苗没有长大就已经倒下，那些集体拥埋在地下的生命，那些过早被推进焚化炉的孩子，那些甚至连尸骨都不能完全的孩子，终究没有抵抗住天灾人祸的肆虐。

那一年，有个姓艾的胖子执着地做着一件让有司惴惴不安、让百姓聊以慰藉、让人性的温度在凉薄的人世间可以战胜恐惧感受温暖的事情。后来，他的头被打破，他家门前的红灯笼下一直睁着很多双亮眼睛。

命运逆转的还有被媒体评选为“成都市文明市民”的谭作人。

那一年以后的每一年（疫情三年除外），“恐怖大王”作家李西闽都会踏上去成都的航程。

2008年5月12日中午，深山中出现种种异象：阳光撒满山野，河沟、山谷，满山遍野飞舞着蝴蝶、飞蛾、小虫子，铺天盖地。当时的李西闽并不知晓，这是大地震来临前的征兆。

 “当时我写到‘大海的深处很多灵魂在沉睡’时，房子就开始抖动，顷刻间地动山摇，地下像开过无数列地铁的声音，轰隆隆地响。”不到一分钟，楼塌了，李西闽被埋在废墟里。钢筋从他身体穿过，铁片从他左脸插入，极渴时却由于被牢牢压住而无法喝到自己的尿，一次次即将昏迷时就一次次用手背往铁钉上使劲刮、一次次把头往下压让脸上的铁片插得更深更疼……他竟这样熬过了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成为山庄里同时被埋的好几人中，唯一的幸存者。

李西闽后来在病床上一字一字地敲出了《幸存者》一文，真实记录了他从地震被埋到被救出的76小时经历，“这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恐怖时刻，现在每天早上睁开眼都在庆幸自己还活着，废墟的压迫，在我的头上、腰部和腿部都留下了深刻的伤口，这些伤口现在都变成了疤痕，我每天都会抚摸这些伤疤。”

每年这天，李西闽都会从上海的家中，飞往四川彭州银厂沟，祭奠长满荒草的废墟和死难者的坟茔。

那一年，被毁灭的不仅仅是无数活生生的生命，还有历经千年的文化古迹，北川——大禹的故乡，羌族人最后的栖居之地，爆破声中灰飞烟灭，历史在废墟中扼腕叹息；江油——李白的家乡，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广元——武则天的故里，皇恩不泽利州地，此恨绵绵无绝期；青川、剑阁、阆中、汶川，处处是三国文化的遗迹，百岁教堂分崩离析， 张飞庙里残垣断壁；都江堰、青城山，“拜水”难祭先祖，“问道”遍见瓦砾；报恩寺、云岩寺、南龛摩崖造像，本来无一物，上天降“尘埃”。

美国人安德烈·雅各布在都江堰看到了这样一幅画卷：岷江水在山间奔腾而下，一阵风过，古银杏树叶子簌簌作响。警报声四起，划破了寂静的天空。环视四周，满目疮痍。掉落的砖瓦将巨大的铜香炉砸成碎片，古香古色的宝塔毁于一旦，中国年代最久的石像之一——二王庙的镇庙神像拦腰而断······碎石堆中，二王庙的影壁依旧矗立，上书文字“造福万代”。

地震次日，通讯恢复，成都同事在签名档上写着：“从来没有离死亡这么近，一生一次够了。”

那一年的成都商报评论说：“此时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有人说，“每次灾难发生的时候，上帝就出来活动了。”

阿多诺说，“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在目睹了许多非正常失踪、死亡之后，我开始对很多事情沉默起来。

【重温】李承鹏：写在5.12的爱国帖

05/11/2023

那年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整整一个月，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上街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动时还以为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满书架的书往外飞，才明白是地震。

大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异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我拼命冲下楼，地面像煮沸了一样抖动，地面下像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好容易跟一些邻居逃到小区外空地……慢慢地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已封路了，血浆都不够用了。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热情最为猛烈，我认为报 效国家的时候到了，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我在头晚到处张罗捐款后，次日清晨与唐建光、郑褚进到北川。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着人生很大的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楼倒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楼房脆得像饼干一样且建渣里面没什么钢筋，连一楼的学生都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指着那堆很渺小的建渣：看，那是我娃娃呀，手还在动，她还没死，但是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女娃娃碎花衣服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很多还在动，可按部队命令我们不能上前，因为过脆的废墟不能轻易站人，否则会引起二次崩塌。就这样眼看孩子们的身体还在动，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而我们无 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还是个爱国青年，我相信生活的很多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些总打败中国队的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因为蒂弗莱说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觉得这一个侧面也可唤醒民主意识。我家离美领馆很近，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也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抗议的拳头。同年前往美国采访时，我写过一句“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我很困惑。我还坚持过去一些爱国观点，但开始明白建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那些孩子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而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我认为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另一方面，长城也应该要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从2008发生变化，如果晚年写自传，我会以2008为 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那段时间与其他一些志愿者天天在北川山里晃，救了一些老人和小孩，无意发现有一所希望小学远好无损甚至连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最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逃到山外。我问过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说得感谢那个监工。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工程兵出身，修建过程中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能从声音里听出有没有多掺沙子，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返工。老师告诉我，那些日子工 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个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因质量问题吵，就因向当地政府追款吵。因为，企业捐助希望小学的款都要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具体施工单位……最后一架是关于操场的，终于成功追款修起了操场。大地震发生时，正是这个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我问过这所希望小学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这个监工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地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来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其实涉黑。前两年的一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无数的冤魂，肯定会变化。我持续四年的困惑：我们不仅不能公布那些死去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主义。在我看来，不要狭隘理解爱国主义就是敢于抵御外敌，爱国主义更是敢于抗争内贼，这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于同别村抢水源时打架，更表现平时勤恳耕种、爱护资源、不对本村妇女耍流氓……一方面欺负本村人民，一方面为了财主利益勇敢跟别村打架，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所以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黄岩岛，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弘扬名望的舞台被骗子占领着，我在灾区一月见闻，多少骗子 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我们深爱的国家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袭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一些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5.13下 午再次强烈余震，接命令必须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在时空连线，无意中我一身雨水的形象被摄进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日你妈。绝交至今。一月后回京碰一著名央视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地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又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三年，我不小心批评了倪萍“共和国嵴梁”，该名仁义大哥电话里斥：你丫骂人倪大姐干什么呢，她可是好人哪。我在香港书展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仁义大哥再斥：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如此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大家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不知是矫造还是表演的关于公平正义的话在微博流传着，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类似仁义大哥这样的爱国者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可我不能去爱制造豆腐渣工程的政府，更不能去爱给学校修豆腐渣给自己修豪华办公楼的政府官员。

我认为我仍是一个爱国者，可历经2008年 的奥运、毒牛奶特别是汶川大地震，我对爱国主义重新定义。爱国主义肯定不是一边说是外人抢劫了我们，一边亲自掠夺国人财富的主义；不是一边说恶邻让我们石油紧缺，一边派出发改委只涨不降的主义；不是一边号召不要让强盗欺负我们的母亲，一边在大地震里让很多的母亲被欺侮的主义，她们看得见自己孩子的手还在动，却无能为力。那天我发了一条很爱国的微博：爱国主义就是，你并不拥有一寸私土，却宣称用生命保卫这片领土。这情形就像你并不在银行里拥有一分存款，却宣布誓死捍卫里面的金库……而且，此时你并不知道劫匪在哪里，银行保安是否把你当成劫匪。

这条微博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为汉奸。我认为这又是个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过一个亿，每年不去开几个峰会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拿几张绿卡儿女不开着法拉利在名校上学不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说，母亲无论怎样打骂过我们，可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突然想起爱国者曲啸了——尼玛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我其实相当地不反对打黄岩的，可反对只打黄岩不打黄贼。可爱国者逻辑是：打黄贼得给政府一些时间，打黄岩迫不及待。对此我只有一个解析：多少黄贼，假打黄岩之名逃于法网之外。就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假爱国之名火烧曹家，可日本人打来时第一批参加了汪伪政府。

这样比爱国主义胸大肌其实很难证明真伪，说实话这三十年中国实力取得不小进步，至少近期不太可能有大批日本鬼子打进家门，所以那些组织义勇军半夜去炸碉堡的行为基本属于自我催眠的英雄幻想，不如让我们谈谈务实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一分回扣，多几根钢筋；爱国主义是少修点豪华办公楼，多建些实用农舍；爱国主义是少喝点爱心茅台，多吐槽些醒世真言；爱国主义是少宣传些虚假的英雄，多公布些逝去的名字；爱国主义是能让国民在这个国自由迁徙、念书，而不是平民子弟五证齐全才能就读京城；爱国主义爱的不是国家专政机器，而是去爱一种共同价值观……重要的不是拥护广袤的领土，更重要的是拥有生活的尊严。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就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在飞，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所以，我在乎庞大的领土多一个小岛的名字，更在乎小小的纪念碑上回归数万亡灵的真实姓名——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李承鹏，原载作者博客

后代聊斋｜天灾有来去，地震无古今

05/12/2023

今天是汶川地震15周年，这个时间于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那一场地震，特别是震后的非自然余震，包括那年的风云雷电，像一把利剑，把我的人生一劈为二，指引我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但无怨无悔的道路……千言万语，且藏于肚腹深处。今天本不准备发东西，但想了想，还是把我读过的写地震最好的古代笔记跟大家分享一下，让没经历过地震的朋友，在文本上感受一下地震的可怕。

文章来自清代吴炽昌的《客窗闲话》，但这一篇不是什么灵异志怪，而是对清代发生在河北磁县的一场大地震的如实记录。原文如下：

客窗闲话

磁州地震记

维道光岁在庚寅，闰四月二十有二日戌刻，磁之人或甫晚餐，或已宴息，忽大声雷吼，从东南来，莫测其自天自地，如人在鼓中，逢逢四击。方骇愕间，有若千军涌溃，万马奔腾，而地皆震荡矣。人咸争先恐后，扶老携幼，走避空旷之区。亦如驾轻舟、涉江海而遇飓风，上下簸扬浮沉。倏忽俄顷间，屋宇倾颓，砖瓦雨下，木石飘舞，飞灰蔽空。惟闻男嚎女啼，呼父母唤妻孥之声，与夫牛马惊嘶，鸡犬叫号，喧哗嘈杂，莫辨谁何。夜半稍息，复哀声四起，相传覆屋之内、颓垣之下，裂首破腹、折骨残支者比比皆是。以是内外抢呼，遐迩悲恸也。黎明，睹城郭庙宇及官私房舍，无一存者。地多坼裂，方圆长阔寻丈不等，均涌黑水、挟细砂，泛滥于道，而井泉反涸。于是山陵分崩，河渠翻凸，桥梁尽折，茔墓皆平，村庄道路不复可辨。二十三日戌刻，复大动，人皆野处，依树为栖。树拔则人物佥滚，男妇互撞，衣裳颠倒，疏戚圂淆。惟有架席作庐，掘地为灶，聊以食息，然而骨肉莫能顾，朝夕不相保，凄凄戚戚，惛惛蒙蒙，无复人寰气象矣。旬月间，犹或时动时止，其地蹈之皆作空声，甚有软如绵浮如沙者，其人则心胆俱碎，面目尽黑，稍一动摇，无不相抱恸泣，俯伏待毙。所谓民不聊生者，莫此为甚。钦惟圣天子视民如伤，恩纶迭沛，恤死赈生，葺城建宅，而群黎于是乎大定。惟坤土坚刚之气未复，间或震动，于今三年云。

黄湘筠云：笔如环转，备极形容，披读一过，宛如目睹情形，使我心胆俱碎，所谓绘风有色，绘水有声者。

为方便一些朋友阅读，我试着翻译一下：

西元1830年6月12日，清道光十年闰四月二十二，戌时(19:00-21:00)，磁县百姓或刚吃完晚饭，或已上床休息。忽然，东南方传来一声雷吼，声音不知发自天上，还是发自地下，听起来，就像人处在一面大鼓之中，四面八方都有擂鼓的。百姓正惊愕之间，又像有千军万马奔腾而至，地面也开始震荡起来，这才知道，是发生了地震。所有人反应过来，争先恐后，扶老携幼，逃到空旷的地方。逃难的人，就像驾一叶小舟，在大江大中遭遇飓风，上下颠簸，载浮载沉，完全无法由自己控制。顷刻之间，大厦小屋开始崩塌，砖瓦如雨般落下，木石在空中飞舞，灰尘遮天蔽日，道路全看不清。只听到男哭女啼，呼父母、唤妻儿之声，跟牛嘶马吼、鸡犬悲鸣之声，喧哗混杂，人畜不辨。

半夜，大地稍定，又是惨叫声四起。断垣残壁之下，头裂腹破、骨断肢残者比比皆是。还没死的，惨叫连连，跟寻亲者的呼号内外呼应。夜色苍茫，天悲地恸。

等到天亮，幸存者触目之处，城墙、庙宇、官民房舍无一完好。大地多分裂，裂开处有长有短，都冒着黑水和细沙，充塞道路。城外，山无棱，天地合，河床隆起，桥梁断折，陵墓坍塌。地上本来有路，震过之后，也就没有了路。

十二时辰后，四月二十三日戌时，又发生大型余震，人都跑到野外，靠着树来保持稳定，树一倒，人也随地翻滚，男女对撞，衣不蔽体，抱团抗震的，已不分亲疏内外，只是合力搭建帐篷，掘地为灶，勉强维持衣食作息。只是骨肉分离，生死不知，贱命朝不保夕，凄凄惨惨戚戚，如人间地狱，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余震持续十天半月，大地想动就动，毫无规律，脚踩大地，感觉地即是空，空既是地，地不异空，空不异地，人人心胆俱裂，时刻处在惶恐之中，稍有风吹草动，即抱头痛哭，俯伏待毙。所谓民不聊生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

震后，幸亏皇帝体恤民情，多次拨款赈灾，重建家园，民心始定。只是大地经此一动，不复坚固踏实，至今三年过去，仍偶有余震发生。

以上，就是《客窗闲话》中《磁州地震记》一文的翻译。文中所写的地震，史有记载，发生于河北、河南之间的磁县，震级达到里氏7.5级，仅磁县一地，有记录的死亡人数就过万，并对周围州县造成严重破坏，也有大量人员伤亡记录。

《磁州地震记》是我读过的古代笔记中写地震最好的一篇，用简练有力的笔调，记录了地震发生时人命如蝼蚁的惨状，镜头感十足。文后附有一位叫黄湘筠的文人的点评：“笔如环转，备极形容，披读一过，宛如目睹情形，使我心胆俱碎，所谓绘风有色，绘水有声者。”

力有不逮，译文不及原文皮毛，建议有一定阅读能力者，读原文更有切肤之痛。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也有一篇《地震》，比《磁州地震记》略为逊色，原文附下，有兴趣的朋友可比读一下：

聊斋志异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

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

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仄，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

最后，愿死者安息，纵做鬼，也铭记。

汶川地震十年系列—公民社会从爆发到沉寂的艰难之路

• 林祖伟 何桂蓝
• BBC中文记者

2018年5月7日

编者按：

5.12汶川地震灾区从来没有远离人们的视野——逝者坟冢前，树苗几经枯荣，震后新生的婴儿已长成学童，灾后重建的校舍和城镇拔地而起……但与肉眼能够感知的变化相比，对社会变迁和制度层面的变革的考量与讨论，也许更具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2008年，彼时的中国在迎接北京奥运，世界在期待一个更加文明开放、能与国际社会更好对话合作的中国。志愿者、记者、救援人员、公民社会的组织机构、国际援助者和海外媒体，乃至全球华语地区都曾全力以赴关注这片被灾难侵袭的土地。自地震灾难降临那一刻起，众多遥远的“局外人”的人生，亦已改变。在他们的凝视和惦念中，十年已逝，他们在哪里？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曾倾力关注的问题，在今日之中国，是否还有意义? 媒体人和社会活动人士试图寻找的众多真相可有答案？捐款和国际社会的援助可曾落到实处？ 一经唤醒便立刻达到最高点的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在“新时代”威权政治下，遭遇遏制、落至冰点亦或仍缓步前行？无数人当年的激情付出和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是否换来了今天更好的社会运转机制？ 

汶川地震十年， BBC中文希望以更广阔的视角，更冷静的心态，退一步，写一组关于这些“局外人”的故事，回顾反思十年间的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我们相信，在修复社会与人文精神建构的长路上，质疑、问责和反思才能激发出最好的进步力量，才是最具有普世精神的人类文明价值。

2008年5月底，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与一群香港志愿者同赴汶川地震重灾区，来到一个学校倒塌、儿童死伤严重的乡镇。

幸存下来却痛失年幼子女的家长们，深陷绝望之中，瑟缩在临时帐篷之内。满手物资的志愿者们一时不知如何帮助他们。

面对如此深重的苦难，这群具宗教背景的志愿者决定唱圣诗 ── 但唱宗教歌似乎是禁区，于是他们不唱原词，用“平安”两字唱完全首。圣诗中的温柔与关怀打动了灾民，一个个陆续走出帐篷。

凝重悲怆的氛围有所消解。就在此时，现场的当地党委人士立即取过党旗，插在显眼处。

“如果出问题，他们随时会把我们赶走，”陈健民说：“但一做出点效果，他们就出来‘插旗’claim credit（领功）。”

这一幕，是当时中国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写照。

据学者统计，当年有数以百计NGO、约100万名志愿者涌入四川。2008年也因此被称作中国的“公民社会元年”。

汶川地震打开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缺口，令一直“潜伏”的民间动能得以串连、汇聚，走入主流社会视线；然而到了今时今日，中国却已鲜有人再提起“公民社会”这个敏感词。

这股因地震而喷发的民间动能，十年之间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变化？

付出换来空间

地震后两周，社会学者陈健民获北京师范大学邀请参与专家团，进入地震灾区视察；所到之处满目疮痍，路况惊险，只有政府车辆才获放行。

但陈健民惊讶地发现，一些草根非政府组织（NGO）已先期进入，在当地展开救援、派发物资。

面对中共建政以来破坏力最强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灾区的行政部门一时难以应对；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草根NGO，以及热心的志愿者，纷纷穿州过省、涌入四川。

“政府没见过这么多民间团体突然结集，无既定政策，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陈健民说。

时任香港红十字会高级国际及赈灾服务主任的林传芃也记得，5月进入灾区时，当地已有来自不同省市的义务“司机”，自告奋勇载救援者深入灾区：“他们一心为赈灾付出，行动力很强。”

志愿者短时间大量涌入，自驾车一度挤塞了主要道路，令救护车无法进入。一些志愿者不懂得体察灾民最迫切的需要，自作主张把衣服等物资送给灾民，结果一些援助物资成为需要清理的垃圾。

草根NGO与志愿者们热心有余，知识、技巧、经验不足。林传芃说，但另一方面，红十字会、乐施会等境外NGO规范化的工作模式、标准，草根NGO们学习得很快，堪称“进步神速”。

5.12地震对中国本土NGO而言，是一次实践的好机会。

NGO的价值

2008年以前，中国各地，尤其北京、广州、云贵等地区，已有不少草根NGO冒起。 5.12震后，NGO深入多线工作，表现亮眼，令主流社会首次注意到在政府、商界以外，中国还有一股如此庞大的民间力量存在。

政府救灾工作侧重“硬件”，未必能细致体察灾民的心理、生活需求，NGO的介入，能补足政府未能顾及的地区与服务，更能将中国民间的关注，有效转化成促成改变的力量。

山东公益工作者寇延丁，选择了到被划为“极重灾区”的青川县展开服务。她记得，当时不同灾区的志愿者、物资分配极为不均：“有灾区一间幼儿园，一个孩子收到六个书包……离成都十小时（交通）的青川，孩子一个书包都没有。”

寇所在的机构服务青川百余名因震伤残青少年，支援孩子就学、治疗，也安排全国各地的有心人担任志愿者，与孩子们建立关系、照顾其心理需要。

社会不缺乏资源供给以及关注问题的个体，但未必有完善的官方渠道让他们参与到救助进程；在分配与协调上，NGO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问题有‘无限需求’，（民间）关注也有‘无限供给’，”寇延丁说：“NGO正是将两者对接的平台。”

除了需求与供给的对接，组织之间的合作亦至为关键。 5.12灾情之巨，政府难以做到全面即时应对，救灾的迫切性辟出一片特殊的空间，令在中国高度敏感的“组织”一度被允许出现。

震后12小时之内，由与官方关系良好的四川开明学者主导的“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以及逾40个草根NGO联合的“四川NGO救灾联合办公室”分别设立，集结不同的民间组织的力量，协调救援工作；据陈健民观察，这是中国民间首度出现的大型组织联盟。

“连结”（或曰“串连”）是中国政府当局的大忌，同时也是公民社会发展的根本。

5.12地震后迸发出的民间力量，扩散至全国，影响深远，因此才有了“公民社会元年”的说法；往后数年，“公民社会”、“公益”、“NGO”等成为热词。境外基金会热切寻找本土NGO合作，由中国本地商家筹组的民间基金会亦急速冒起，既有空间、又有资源，民间力量得以长足发展，草根组织的意识亦越来越开放、进步，它们开始走向追求自主与赋权的方向。

陈健民认为，后来NGO价值得以广泛倡导、传播，汶川经验是重要一环。

“很多NGO在汶川实践的过程中，具体地感受到自己的服务受限，是与政策、法律环境有关，”陈健民解释：“他们看到了更宏观的问题，思维也从专注服务，慢慢转化为关注政策和法律。”

反思政府控制

在中国，“民间力量”随时处于当局的监视与控制当中，“发展”是一个与官方周旋、拉踞的过程。 NGO最重要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随着政治局势演变，不断在突破与妥协之间摇摆。

在四川，从一开始“不知所措”的状态中稳定下来后，政府开始收回空间。

根据清华大学学者邓国胜的研究，在震后一年之内，政府当局已接管大部份原由NGO设立的庇护设施与社区重建项目。

一些地方官员开始认为外来志愿者的存在是“搞局”。随着校舍倒塌演变成豆腐渣工程丑闻，有服务遇难儿童家长的志愿者，因掌握死亡学生名单等“敏感资料”，工作被中止。

在青川进行因震致残儿童救助工作的寇延丁，就靠保持低调、与“敏感”人士划清距离来维持工作空间。 2009年，艺术家艾未未发起收集死难学生名单，了解青川灾情的寇延丁拒绝了网友的相关询问。

2010年，一份中国教育部向中国高校发出的通知流出，当中批评深度参与512灾后工作的香港乐施会“与‘维权’组织合作…向内地渗透”等，要求高校防止该会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乐施会向当局作出解释后，事件不了了之。

在公民社会的理念中，NGO与权利倡导不可分割；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下，NGO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在非政治化的钢丝上，在当局时松时紧的掌控中求存。

艰难中前行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民间社会中言论、新闻、网络空间持续收窄，承载着民间动能的NGO亦遭整顿。大批中国大陆NGO在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遭到打压，重要公益组织平台“益仁平”遭查抄，多人被当局带走，寇延丁是其中之一。

2016年，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遭当局关押，被逼在央视镜头前认罪、道歉；同年《境外非政府组织（INGO）境内活动管理法》通过，针对境外基金会、NGO及慈善团体实施严格限制。

种种迹象均显示，中国大陆的NGO生存空间正在不断缩减。但陈建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直观。

他指出，中国当局一方面严格限制境外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则鼓励政治上较“安全”的本土组织发展。目前，政府愿意购买服务、本地基金会亦愿意拨款，给予NGO的资源多了；专注服务、独立意识欠缺的组织不断扩展，但有公民参与意识的团体很难生存。

在中国大陆经营多年的国际组织乐施会，目前仍在中国大陆开展工作。乐施会中国部总监廖洪涛说，虽然工作计划要调整、程序上要适应，但“境外NGO法”对该组织影响不大，乐施会不会放弃价值观，仍在推进赋权。

廖洪涛认为，NGO始终强调独立、专业性，但需要与政府互动，而乐施会的目的不单是物质上的直接援助，而希望帮助中国本土的NGO提升能力。“让NGO得以持续发展，比直接服务更加重要。”

5.12十年之后，“公民社会”在中国已成敏感词。但在限制重重的空间中，仍有全国性民间组织联盟在持续运作 ── 这也是5.12的遗产。

近年多宗灾害中，较官方救援队更早到达灾区、装备甚至较解放军更佳的“联合救灾”平台，是承传自当年“四川NGO救灾联合办公室”的产物，由独立于官方的中国民间基金会支持，装备精良，工作更从救灾拓展至防灾、备灾。 2013年雅安芦山地震后，“联合救灾”成员配备帐篷进入灾区，解放军战士进入首日则要露天过夜。

同样在芦山地震中出现的，还有一群青川残疾志愿者的身影。五年过去，寇延丁的组织救助的青川因震伤残青少年已经长成大人，自发地前往雅安协助灾民。

2015年2月中旬，寇延丁被关押128日后获释。她焦急地与NGO伙伴们联络，担心自己被捕一事影响到他们的工作。 “你知道我们青川的孩子们新年假期去哪了吗？”伙伴对她说：“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又回访雅安了呢。”

“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的，就是自我组织能力。这才是‘公民社会’。”寇延丁说。

汶川地震十年系列—那些念念不忘的细节仍在风中飘荡

• 周卫 陈岩
• BBC中文记者

2018年5月8日

十年前的中国，还处在聊天工具MSN盛行的前社交媒体年代。5月12日午后2点左右，灾难来袭。 几分钟内， “四川地震了！” 的消息在中国记者们的MSN上迅速传开了。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北京、西安、成都，甚至杭州、上海等地的网友纷纷表示有震感。正在广州出差的《南方周末》北京站记者张悦没有感受到社交媒体上所言的“震感”，但很快，地震专业出身的科学版编辑朱立远跟大家分析：这是一场不亚于唐山大地震的灾难。

当年26岁的张悦主动请缨，要求去现场报道。由于机票紧张及成都机场临时关闭，在时任总编辑向熹的支持下，张悦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乘坐头等舱，于地震当日傍晚抵达离震区较近的重庆机场。

2008年5月，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剩三个月。尽管那时还没有对地震报道实施全面严控，但中宣部还是下令，媒体不得前往灾区。在中国中部的一座省份，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记者告诉BBC中文，地震发生后，报社不让记者前往报道，一直强调“要等上面的通知”。尽管如此，当年处于鼎盛时期的中国南方报业还是派出大批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

港媒和外媒无法被宣传系统管控。10年之后，前香港有线电视记者、现香港浸会大学高级讲师吕秉权对灾区学校的惨状仍然记忆犹新。“后来有一个协议，给（遇难学生家长）慰问金，里面有一条，原本是4万，如果签字放弃追究，并感谢党和政府对抗震救灾的努力，就从4万变成6万。”吕秉权回忆起来仍然唏嘘不已。

现场

到达重庆后，编辑发短信告诉张悦，四川的一个县城北川可能有8000人伤亡。震惊之余，张悦包车直驱北川。由于没在成都过夜，在北川封路前，张悦在天亮前进入了北川中学。

“当时挖掘机和专业救援力量还没进去，很多老师和家长应该都在连夜挖人，多数人连铲子都没有，就是靠手刨。当时已经挖掘出了几十具孩子的尸体，没有装尸袋，小孩的尸体就堆在阅报栏旁边的草地上。这些13、4岁的孩子的尸体，是生生被老师和家长从废墟里拉出来的，很多都是衣衫不整、衣不蔽体。很难受，我只能避免自己不去看他们。”张悦说。

“5·12”大地震发生时，震中映秀烈度达到11度，6000多人遇难，小学与幼儿园只有少数孩子生还，校内建筑被夷为平地。由于孩子死亡众多，有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是在火葬场，尸体太多，孩子们是几个几个一起烧的。

在震中徒步了两天一夜的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卢斌告诉BBC中文，他一进映秀小学的救援现场就哭了。“学校教学楼完全垮了，家长们在救援现场等待自己的孩子被刨出，过一会儿抬出一具孩子的尸体，随后有人痛哭，过一会儿又抬出一具，又有哭声。那些娇小的躯体，在巨大的水泥板和坚硬的钢筋中扭曲变形，有的家长在等候时，手里已拿着香和纸钱。”卢斌说。

“我在都江堰的时候，问当地一个妇女这边伤亡严重不严重，她用手指了指山上，满眼都是蓝色的救灾帐篷。她说，你看，有多少顶帐篷，就说明死了多少人。我说，帐篷跟人有什么关系？她说，政府说家里死了人的才可以安排帐篷。我看到了漫山遍野的帐篷。”中国河南的《大河报》特稿部记者朱长振说。

孩子

震后的第一个6·1儿童节，家长们在得到许可后自发悼念遇难师生，但花圈6月2日即被城管烧毁，6月3日，家长接受采访时遭遇了暴力。中秋节，家长们祭奠孩子也遭遇了干涉。

“有一些做工程的家长给我们看学校教学楼的水泥，一掰就碎，好像饼干一样，而且水泥不纯，混有杂质。我们找香港的专家进行化验，发现水泥质量不达标，杂质太多，从现场结构来看，也不符合现在的校舍标准。”吕秉权说。

震后一年，地方政府开始给失去孩子的家庭都发放救助金。这笔资金由四川青少年基金会、四川少儿发展基金会、四川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起向社会募集。然而，领这笔钱之前，家长必须签署一份官方拟定好的“自愿申请书”，其中特别提及：“我及家人也理解到都江堰市地震烈度超过设防标准，地震是导致房屋垮塌的直接原因，难以通过对倒塌房屋的质量鉴定追究责任。”

为劝说家长签署申请书，很多人都被动员起来，每个家庭都有专人长期关注。卢斌获取的一名家长无意中捡到的一张“新建小学遇难学生家长稳控日报表”显示，填表时间为2008年8月20日，该表记录了家长当天的活动状况。

“后来有一个协议，给慰问金，里面有一条，原本是4万，如果签字放弃追究，并感谢党和政府对抗震救灾的努力，就从4万变成6万。”吕秉权告诉BBC中文。

“追踪国家的调查报告，最后结论非常无赖，官方称因为地震威力太大，余震把现场的瓦砾多次破坏，到最后已经没法判断究竟有没有质量问题。大约官方的说法就是死无对证。”吕秉权说。

痛失孩子的家长们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路，至今未停。2017年，聚源中学遇难学生的妈妈周兴容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时称，因多年坚持为遇难的孩子讨说法，2016年，家里曾遭遇“泼红漆、扔炸药”。

管控

震后三周年当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著名的社论《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悼念地震中遇难的人们。社论其中一段写道：“我们答应过要念念不忘，要生生不息。我们做了很多，又做得太少。迷途不返的人，你们在哪里？我们点燃的光能否照亮你们的路？我们无法做得更多，只好摆上铁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征且祭奠你们凝固了的生命。”

复制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瓷瓜子都是艾未未的艺术作品，外界有解读南都是在借机挺艾未未。艾未未在地震后曾发起公民调查，向各界征集地震死难学生资料，如姓名、学校、年龄、班级等。他也多次赴灾区拍摄记录片，采访了遇难学生的父母或亲戚。据艾未未统计， 共有7,605名学生在512地震中遇难，但四川省在2009年公布的遇难学生人数为5,335人。

“瓷瓜子等是为了修饰表达，那时艾未未在媒体上还没有被禁止。我写的时候并不是说要声援他，我是为了文学修辞。我参加过他的活动，但我写的时候的确跟他没关系，这是一种偶然。一味在这里找意义，有点过于解读了。”前南都评论员、《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一文作者宋志标说。

很快，这篇社论就被从南都官网删除了。写完社论休息两天后，宋志标去上班，被通知“不能再继续写了”。

“没有书面通知，说是当时的宣传部长看到了，觉得有问题。三周年之际正在做灾区重建成果展，他们觉得稿子的情绪还是在缅怀，跟喜庆的氛围不搭。”宋志标说。

在部门做了书面说明后，上级还是决定处理宋志标，此后，南方报业集团跟宋解除了劳动合同。

宋志标也承认，尽管如此，当时整个舆论环境还是相对自由，宣传部的禁令强度也不是特别高。但2012年之后，中宣部对媒体的管制全面升级，直至今天。

外媒

和中国媒体的境遇有些不同的是，汶川地震发生后，外媒一度感受到中国的媒体管控放松，报道受到限制变少。

知名中国媒体人王志安在地震后撰文称，此次汶川地震，政府对境内外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政府对媒体的管理，由过去的采访限制型管理改为口径管理。王志安认为，因为当时政府吸取不久前的"西藏事件"的报道经验，完全禁止境外媒体报道，造成对西藏的报道多有失实；相反，极少数在藏区的外国记者发回的报道，却相对客观中立。

呂秉权则提醒，当时媒体报道有所放宽，但并非完全放松不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媒记者报道"豆腐渣工程"等问题管控越来越严。2009年，呂秉权回到四川进行后续报道，一到德阳（因学校“豆腐渣工程”上访的绵竹家长所在地）就被国保抓了。"我们都习惯了，照常去应对，希望尽快脱身。"随后的采访则一直在国保的陪同下完成。

对外媒来说，汶川地震后有限的开放并非媒体环境改善的开始，而是媒体环境不断收紧过程中的一个例外。

“对于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而言，汶川地震是中国媒体环境的一个高点。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限制，也有路障，一旦越过路障采访就顺利多了。我还遇见两个警察递给我们两罐啤酒。”时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ABC）的麦迪文说，“从那个高点开始，外籍记者普遍觉得，在中国采访环境一路下坡，相比于胡锦涛时代，习近平上台后糟糕很多，管控很强，人们也越来越不愿发声。”

媒体报道环境在中共十八大后进入“新时代”。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求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这次“8•19”讲话，被国内不少媒体人称为“整风运动”。此后，习近平再次强调，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并提出“党媒姓党”。舆论尺度进一步收紧，达到顶峰。标志性事件是自由派媒体《南方周末》因新年献词而被打压，此后还对“南方系”进行改组，管理层多人被撤换，旗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多人因经济问题被逮捕。

此外，网络管控也在加码。“无国界记者”(RSF)发布报告称，外国记者在华工作难度加大，中国公民则可能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信息而入狱。“随着新技术的大量使用，习近平主席成功在中国实施一种社会模式，这种模式基于对新闻、信息的控制和对公民的网上监控。中国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倡导创建一个互联网'新国际媒体秩序'。”“无国界记者”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排名中，中国目前排名176名，倒数第五。

呂秉权说，“十年过后，不仅是打回原形，还有倒退。”

十年

十年间，朱长振每年都去震区回访，有两年他是自费前往，“因为放不下”。

“我持续回访，是为了不被遗忘。十年来，灾区物质上变化很大，不管是援建速度还是援建质量，可能只有中国才能做到这样，因为是举全国之力。”朱长振说。

十年来，朱长振关注了十户家庭，每年都去记录这些家庭的变迁。因为种种原因，他目前只能联系上六户家庭。

今年，张悦供职的新公司派了一个摄制组去北川拍摄。当局在十周年之际对媒体高度紧张，张悦的同事被查了，“因为现在不是随便就能进入北川老县城的”。“这些年轻人看到遗址时都哭了。他们仍然能感受到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感受到很多人类共有的情感的震动。”张悦说。

十周年之际，中国主流媒体有很多对灾区重建成果的报道。上海《新民周刊》称，“映秀早已涅槃重生，焕然一新”，并介绍映秀一家“习总书记来过的这家店到底有多火”。目前，中国社交媒体上最火的一则关于地震十周年的帖子内容，是当年的一名幸存者寻找一名帮助过他的志愿者。

然而，媒体鲜能问责。直至今日，中国民间都没有真正的对那场灾难的可被允许的纪念。那些媒体念念不忘的细节的答案，仍然在风中飘荡。

“跟他们的苦难相比，我们是完全没事的，虽然（采访时）有余震，有挨饿，但这些根本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但那些苦难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只能尽自己的职责，尽量的去反映报道。”吕秉权说。

汶川地震十年系列—捐赠者的质疑：怎么捐？捐给谁？

• 赵雅珊
• BBC中文记者

2018年5月9日

“那是我第一次捐那么多，也是最后一次。”

10年前的5月12日下午2时28分，25岁的设计师雷可正在成都的7楼办公室睡午觉。他感受到明显震感后随人流跑下楼。后来，通过公司组织的募捐，他将1000元人民币捐给了灾区，彼时那是他半个月的工资。

此后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和2013年的雅安地震，他分别捐了200元人民币。

汶川地震开启了中国的慈善热潮，民众的捐赠热情达到顶点。2008年后，因为善款去向成谜等原因，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机构的信任开始走下坡路。

十年后，雷可反问：“不是应该国家应对的吗？每年对外捐赠那么多。出了事就号召民众捐钱，（我们）捐出去的钱用到哪里都不知道。” 但2008年捐款时，他的想法是“不确定钱的流向，但还是会捐。我做我的本分，剩下的就看那些人有没有良心了。”

曾经的红会

5.12地震后，捐款乱象随处可见。各路人马抱着大红色的捐款箱上街募捐，有的未说自己来自何方，民众也未问他们从哪里来，钱要往哪里去。彼时，献爱心、伸援手才是第一要务。

当时中国人捐款所能想到的第一渠道便是中国红十字会。多数人印象里，那是著名的全球性民间救援组织。但中国红十字会并不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多数红会那样独立运作，它由中国政府代管，员工参考公务员待遇。

汶川地震一周年后，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在《中国红十字会汶川地震救灾应对及思考》中写道，截止2009 年 4月底，红十字会系统（包括港、澳、台红十字组织、国际联合会及有关国家红十字会）共募集款物达191亿元人民币。

在媒体和公众的不断追问下，红十字会开始承诺建立信息公开平台。 地震三年后的2011年7月，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fabu.redcross.org.cn）终于上线试运行。但目前BBC中文记者无法登陆该平台。

2011年，该平台发布了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捐赠收支和资助使用的有关情况。但2010年1月11日以前的捐赠信息仍不能查询。

红会的困境

过去十年中，中国红十字会经历“郭美美事件”，再到北京大雨呼吁捐款被网友抵制齐声喊“滚”。即使红会连发声明澄清与郭美美无关也无法挽回公众信任。

中国红十字会的失信于民还源于“挪用”救灾款。

香港《南华早报》曾透露，中国红十字会承认，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曾挪用上百名艺术界人士筹集的用于修建一所艺术学校和资助其他建设项目的逾8000万元善款，用于其它项目。

但中国红十字总会对此进行的辩解是：虽然挪为他用，但与捐款人的意愿总体上是一致的。

根据中国民政部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的社会捐赠比2010年减少近六成。

经历危机的还有海峡对岸的台湾红十字会。汶川地震之后三个月内，台湾红十字会募到14亿新台币（约3亿人民币）。而台湾红十字会发给BBC中文的数据显示，9年后的四川九寨沟地震，该会仅为灾区募集到不到19万新台币（约4万元人民币）。

如此强烈的数字对比，台湾红十字会会长王清峰解释说，大陆地区经济发展快，实力强；加之中国近年来在救灾、备灾和防灾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及灾情发生时居住在大陆的台湾民众和台商直接在大陆捐款，较少再通过台湾红十字会，以及现在的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冷一些，也可能影响捐款。

在捐款救灾向来积极踊跃的香港，募集到的捐款数量同台湾一样，呈下降趋势。

香港红十字会称，1950年创会以来，汶川地震的捐款是其处理的最大一次捐往外地的救灾款——13亿港币（约10.5亿人民币）。2013年的雅安地震募集资金则只有汶川地震的十分之一。

香港红十字会国际及赈灾服务部主管刘冰说，如果我们用2008年（地震捐款）来做一个标杆的话，这个标杆可能有点过高。

香港人捐款前关心捐款方法、当地的救灾进度和救灾需要，捐款后，香港人还关心钱的流向和用途。

前香港无线电视和有线电视中国组首席记者吕秉权是汶川地震后首批到达地震灾区采访的香港记者，08年地震采访归来写文赞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持“非常支持人性光辉”。

但2009年重返灾区跟进报道的所见所闻，让他公开呼吁香港社会理性捐款，不要给中国官方捐一分一毫。

“我和家属继续跟豆腐渣工程。 有一天在（四川）德阳给（国保）抓了。我们都习惯被抓，照常应对，希望尽快脱身。当时灾区还是很多人没吃好，没住好，好多人住板房和帐篷。国保拉我们去一个山庄吃饭，我们只有两三个人。他们四五个人。国保点了他也知道自己跟你也吃不完的菜，不停地点，大鱼大肉。又喝酒。”

“我当时跟他们说，我们这样做对得起外面的灾民吗？他们没吃好，没地方住。还有对得起捐款的人吗？赈灾的款不是这么用的。然后他们不在乎，跟我说，灾区没有你想象中缺钱。非常嚣张。然后还不停手。”

吕秉权重返灾区还看到从震区绵阳通往北川十多公里两房有刚重建好的房子。后来官方要求把道路从原本的二车道拓宽到四车道，在刚修好的房子一旁画了符号要求拆房。

“我们去责问，采访了这个事。没有人为这个事负责。白白浪费了重建款，也是不了了之。”

2008年港府共捐赠过百亿港元，中国媒体《财新网》、《环球网》和香港媒体之后爆出，香港政府资助重建的绵阳紫荆民族学校落成不到十一月后被改建万达商场，陷入用地争议。 

吕秉权说：“种种迹象显示，官方对捐款不太珍惜。”

2013年雅安地震，香港立法会在一片"不捐一分"的反对声中通过了向雅安捐款1亿港币（约8200万人民币）的决定。

钱是怎么花的？

2008年中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团队的“汶川地震善款流向”研究报告被中国媒体广泛引用。

根据邓国胜团队的统计，八成资金流入政府账户。

十年间社会各界对钱的流向一直穷追猛打。但似乎官方给出的答案不是那么令人信服。

2008年中国民政部“5.12汶川地震捐赠信息系统”投入使用。登陆中国捐助网可查询了解捐赠款物去向，并在线申请捐赠凭证。但BBC 中文记者目前试图登陆该信息系统时，显示的是网页无法找到。

中国媒体《财经网》的报道指出，在652亿的捐款中，约有151亿元公布了使用明细，约占总额的23.16%。其余501亿元，至今没有在公开数据中明确显示详细去向，甚至连捐款来源也无从查证。

慈善格局大变化

中国民政部前赈灾司司长、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过去十年中国的慈善公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中国全国约有80万个社会组织，基金会超过6000个，境外非政府组织（NGO）的从几十个到目前依法注册的几百号。

2016年中国通过《慈善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法律层面管理境内和境外组织。

但根据这两项法律，慈善团体要在政府登记才可工作，警方有权调查这些机构，也可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的非政府组织，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代表机构。实施半年后，不少在华NGO暂停运营、取消活动或被赞助方撤资。

王振耀则认为，《慈善法》对捐款的信息公开程度做了细致规范，在法律框架下，信息的公开管理有了法律依托。

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表示，中国通过《慈善法》和NGO法的思路是，放宽本土组织，给自由筹款，对境外组织则要管理控制。“如果我不定义你是一个慈善团体，就不会给空间，甚至打压。”

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开始尝试新的互联网公益渠道和平台。但随后互联网公益爆出"假慈善"丑闻，例如凉山主播“假慈善”直播事件、罗尔事件，以及“一元购画”事件，在线平台将线下的传统慈善搬到线上新平台，再一次考验公众对中国慈善的信任。

虽然中国慈善经历了汶川地震后的激情爆发和随后的信任危机，但王振耀说，他不同意08年后民众的捐赠热情走下坡路的说法，反而老百姓的捐赠热情有增无减。

《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境内接收国内外社会捐款捐物总额共计1042.26亿元，时隔4年捐赠量再破千亿。但这1千亿里企业捐赠是主体，占比七成，个人捐赠占比连续下降三年，只占11.1%。

而在过去十年，中国知名企业家（慈善家）捐赠的数目很大程度上撑起了中国的慈善。2008年地震前，上榜中国慈善家的50位慈善家合计捐赠款物10.29亿元，到2017年，这个数字涨到了90亿。

王振耀说，未来中国的慈善还是要走平民慈善，以普通人为主。但未来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好政策落实不到百姓身边”。

他认为，最大困难是《慈善法》的具体落实。比如，小额捐赠的免税条款在北京以外实施不顺。所以在未来相应的例如培训、资讯提供和表彰等支撑系统还需改进。

王振耀说自己很乐观，认为少则3年，多则5年左右就会看到平民慈善在中国的实现。

BBC中文记者何桂蓝、陈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