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得好：“你要有人文修养，你才能抵抗共产党。”

二零一二年，余杰逃离如动物农庄般野蛮残暴的中国，此后十年间，他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开辟“禁书解读”专栏，希望通过网络和电波向读者介绍那些让中共害怕的书。这些文章先后编辑成《流亡者的书架》、《刀尖上的中国》、《纳粹中国》、《恶托邦祭：独裁是一种病》、《坠入深渊的中国》等书出版。

此前在这里分享过余杰的几本书籍，今天发现这本《恶托邦祭：独裁是一种病》还没分享过。于是得空整理分享一下。

關於惡托邦的三十部磅礴巨作

不僅僅是故事、歷史，我們已身歷其中，而且未來可能不斷重演……

驅策淋漓酣暢，祛魅惡之托邦

歷史性大獨裁者病毒

人類抗瘟疫之路未完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設計了一個真、善、美相統一的政體，開啟了唯美主義、完善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源頭。

烏托邦──這種非理性態度源於迷戀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夢想，這種態度也是一種浪漫主義。它也許在過去或未來之中尋找天堂般的城邦，也許竭力鼓吹「回歸自然」或「邁向一個充滿愛和美的世界」。即使懷抱著建立人間天堂最美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製造了人間地獄。

獨裁暴政＋烏托邦＝嗜血惡托邦

「惡托邦」必由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具有卡里斯瑪魅力的獨裁者，以及「自願為奴」的民眾這三部分組成，三者缺一不可。過去的二十世紀，可稱之為惡托邦肆虐的世紀，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惡托邦思想體系裡挾數十個國家、數十億民眾，其策動的戰爭、政治和經濟運動、種族和階級屠殺，造成數以億計民眾悲慘死亡。

在此兩大系統之外，更有大大小小的獨裁者和獨裁政權，從這兩大系統以及民間宗教、巫術、迷信中汲取靈感，打造出形形色色的極權暴政。而我們有責任去理解已經發生和正在上演的這一幕幕悲喜劇。

獨裁是一種病：獨裁者、社會的集體病症

大部分獨裁都需要烏托邦來為之塗脂抹粉，單靠暴力的獨裁統治無法長久維持。毛澤東不同於梁山草寇，就是他以烏托邦思想為誘餌，讓全民如醉如癡、隨之起舞，即便被餓死，亦無怨無悔。

最邪惡的，不是那些張牙舞爪的獨裁者，而是每個人內心深處的造神衝動、下跪衝動。唯有一群自由人，才能構築起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的公民社會；唯有一群自由人，才能徹底告別生靈塗炭的惡托邦。

名人推薦

任曉雯、宋澤萊、許又方、柴春芽、藍士博 浩歎推薦

余杰從一位優秀的漢語文學家蛻變為傑出的保守主義立場的學者，是個巨大的神蹟。文學家用筆墨構建紙上世界，容易產生類造物主般的錯覺，因而成為最具烏托邦傾向的群體之一。只有對真理和自由擁有無限渴望的寫作者，才能對此種毀滅性的人類本能保持警醒，並進行深刻剖析。《惡托邦祭》就是這樣的驚醒與剖析的產物。 ─任曉雯（文學家）

余杰所謂的惡托邦社會就是反烏托邦文學所描述的社會。這本《惡托邦祭》，介紹了三十本遍及世界各地的反烏托邦文學作品，裡面所描述的國家或社會有許多都極端專制恐怖，更有許多都是現今真實存在的國家或社會，可說遍及整個世界。閱讀這本書首先會讓我們為整個世界逐漸變成反烏托邦的社會感到震驚不已，最後會發現原來百年來的台灣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烏托邦的社會，因而發出浩歎。目前台灣普遍所知的國外反烏托邦文學作品大概只有《美麗新世界》與《一九八四》，這還不夠，而且遠遠不夠，本書能使台灣的文學界與思想界的視野大開，大受衝擊。──宋澤萊（作家、文學史家、台灣國家文藝獎得主）

這無疑是引領所有人徹悟極權統治一切邪惡特質的鉅著！余杰以其豐贍的學養與洞見深廣的視角，驅策淋漓酣暢的筆力，勾銜三十本揭露「惡托邦」真實面目的人文力作之底蘊，讀來令人時而低廻，時而憤慨，又時而悲涼。余杰此書不僅讓我們省悟多元民主自由的價值何等珍貴；同時使我們意識到人文力量足以對抗極權專政！─ 許又方（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相較於青年時代那個孜孜不倦於解構中國儒家文化的余杰，中年流亡美國之後的余杰，隨著其政治命運的跌宕和生命體驗的磨礪，擁有了越來越宏闊的歷史視野，他不僅是站在另一個文明國度面對野蠻的共產中國時從來不忘犀利批判的戰士，更是願意放眼全球，來審視獨裁「病毒」這一歷史性大瘟疫的思想者。與很多華人作家不同的是，余杰的批判再也不是端起儒釋道之矛試圖戳穿儒釋道之盾的自我欺騙，也不像近現代留學歐美和日本然後借用西方反基督的思想潮流企圖為中國尋找出路實則是將其領向另一種黑暗的那一類知識分子。和他宏闊的批判視野相對應，他找到了更為宏闊的信仰依靠和理論武器庫：喀爾文新教神學。這讓他的批判再也難以曖昧不明，而是具有一種清晰的深刻。──柴春芽（作家、導演、流亡日本）

理想之終極，亦是邪惡萌生之地。余杰這本關於烏托邦思想的書評，將是我們面對極權與獨裁主義蔓延，藉以抵死對抗的思想之盾。──藍士博（評論人、台灣基進桃園黨部執行長）

作者簡介

余杰

生於成都，求學於北京。

一九九八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在死水般寂靜的世紀之交掛起一陣旋風，暢銷百萬冊，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

二〇一二年赴美，二〇一八年入籍成為美國公民。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以寫作為職業和志業，集政治評論家、散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於一身，著作已有六十餘種，一千五百萬字，與兒子等身。著述涵蓋當代政治、古典文學、近代思想史、民國史、台灣民主運動史、基督教公共神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領域。

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奬」、「廖述宗教授紀念獎」等獎項。

以華語文化圈內唯一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台灣為心靈家園，為近年來關於台灣論述最為深廣的非台灣人之一。喜愛台灣的美食、風景、朋友和書店。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時間與空間，得天下之英才而友之。

編者簡介

我畱眼癡由亞

安安，4我啦！大台灣國防婦人會會長 aka 林森北伊美黛。美麗、野性和致命的廢物。

少女地獄，極楽観音。

癲富出版，唯我硫酸！

繪者簡介

主母

性野靦腆略帶淫邪、人稱「正中帶有七分邪，邪中帶有三分正」因逆練真經而黯然銷魂精神失常。擅長視覺整治、設計推拿、異術按摩、妖仙排毒。靠著走火入魔登仙入道迎神送佛。

書籍索引

自序——告別惡托邦，奔向自由地

第一卷 奴役之地

貓國乃中國也——老舍《貓城記》

在這個國家，善良的人都瘋掉了——哈金《瘋狂》

每一個人、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六四——林慕蓮《重返天安門》

從「兵殺民」到「兵殺兵」——吳仁華《六四屠殺的內幕揭秘：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

不是福音鎮，而是共產國——盛可以《錦灰》

水流在卑下之處——袁凌《青苔不會消失》

第二卷 共產地獄

修建巴別塔，通往古拉格——普拉東諾夫《切文古爾鎮》

凝視我們內心的史達林主義——奧蘭多‧費吉斯《耳語者：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一丘之貉——喬治‧歐威爾《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人民厭惡自由，人民崇拜偶像——諾爾曼‧馬尼亞《論小丑：獨裁者與藝術家》

水族館中的魚類幸福嗎——姜哲煥《平壤水族館》

帶有「斯坦」後綴的後共產主義暴政——菲利普‧席斯金《不安的山谷》

第三卷 世界盡頭

獨裁者如此強大，又如此脆弱——卡普欽斯基《皇帝：一個獨裁政權的傾覆》

他手上有血，被褥上也有血——巴爾加斯‧尤薩《公羊的盛宴》

每一個獨裁者，都有輝煌的悼詞——烏斯拉爾‧彼特里《獨裁者的葬禮》

「戲劇國」裡的「大象」還能橫行到幾時——安德魯‧麥格里高‧馬歇爾《泰王的新衣》

人心剛硬，撒旦橫行——宋澤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

綠島是台灣的隱喻——楊小娜《綠島》

第四卷 精神囚籠

「下流人」主導的「自我殖民主義」——奈波爾《河灣》

還有比白色瘟疫更可怕的惡魔嗎——恰佩克《白色瘟疫》

你的生活被毀掉，但你的靈魂不會——赫塔‧米勒《心獸》

你們厭惡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英戈‧穆勒《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

一九八四過後，就是一九八五——道洛什‧久爾吉《一九八五》

如果做夢也被視為犯罪——卡達萊《夢幻宮殿》

第五卷 反抗者說

他已經踏著波浪而去——孟浪主編《同時代人：劉曉波紀念詩集》

從一棵樹變成一隻鳥——劉霞《劉霞詩選》

一生跨越兩道不可能的深淵——湯瑪斯‧瑞克斯《邱吉爾與歐威爾》

史上最偉大的「賣國賊」——大衛‧霍夫曼《終結冷戰：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秘史》

對邪教教主的斬首行動——村上春樹《1Q84》

面對進化的獨裁者，反抗者何為——威廉‧道布森《獨裁者的進化》

禁书解读 | 余杰：告别恶托邦，奔向自由地 《恶托邦祭》自序

2021.08.16

哲学家的“理想国”就是恶托邦

“乌托邦”一词，来自于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Utopia）一书，而这一思想渊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其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的政体。柏拉图的理想国、摩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洋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莫里斯的乌有乡（有趣的是，中国的毛派网站即取名为“乌有之乡”，他们仍然对乌托邦心驰神往）是西方五个关于完美的社会、法制及政治体系的想象（如果加上中国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有六种模式）。美国建筑师普西沃·古德曼（Percival Goodman）甚至运用建筑师的想象，绘制了五个人间乐土的建筑样式。

乌托邦看上去楚楚动人、光鲜亮丽，却是蛇蝎美人、白骨红颜。你若是远观，可见江河涛涛，清风明月；但你若是亵玩，则水落石出，五步追魂。英国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将柏拉图列为开放社会的第一个敌人。他认为，柏拉图背叛了老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警告政治家防范因其权力、才能、智慧而忘乎所以的危险，并且反复告诫人要认清自己——人是何其脆弱渺小；柏拉图却赋予哲学家以国王的地位，让哲学家拥有魔幻般的权力，这是何等的退步！

乌托邦必然走向集体主义，吞噬个体的自由。波普尔认为：“人类的生活不能用作满足艺术家进行自我表现愿望的工具。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主张，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都应该被赋予由他本人塑造他的生活的权利，只要这样做不过分干预他人。”然而，柏拉图开启了唯美主义、完善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源头，这些激进主义必然引导人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

从柏拉图走到马克思，两千年如白驹过隙，而乌托邦一脉相承。波普尔指出：“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这种态度也是一种浪漫主义。它也许在过去或未来之中寻找它的天堂般的城邦，它也许竭力鼓吹‘回归自然’或‘迈向一个充满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于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了地狱。”

即便是为柏拉图辩护的政治哲学家沃格林，也承认柏拉图设想的“爱的共同体”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真正友爱的人很少见，柏拉图将理想国的成员视为“神或神之子”，“只有当因为某种奇迹这种半神的存在居住在城邦之中，其生活才能由《国家篇》所再现的法所规范”。人性本罪，打造乌托邦如同修建巴别塔。

天涯海角，哪里都有恶托邦

既然有了乌托邦，也有了与乌托邦相对抗的思想体系，即反乌托邦。反乌托邦的思想家用一个反义词形容乌托邦——Dystopia，这个希腊语的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与理想中那种完美的境域完全相反。

一八六八年，英国政治家、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讲时，首次使用这个词语，他指责政府的爱尔兰土地政策说，“把它称作乌托邦也许过于褒奖，我看称其为Dystopia才恰如其分。我们常用乌托邦指称某些太美好而难以实现的事情，但这个现行的政策实在不好，它根本是行不通的。”学者康正果将这个词语翻译为「歹托邦」，并用「歹托邦」来阐释毛泽东思想的邪恶本质。而更朗朗上口的译名或许应当是「恶托邦」——它可用以形容极其恶劣的社会形态及意识形态。

恶托邦必由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卡里斯马魅力的独裁者以及“自愿为奴”的民众这三部分组成，三者缺一不可。过去的二十世纪，可称之为恶托邦祸害全球、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世纪。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恶托邦思想体系，如同巨大的绞肉机，先后裹挟数十个国家、数十亿民众，其策动的战争、政治和经济运动、种族和阶级屠杀，造成数以亿计民众悲惨死亡。在此两大系统之外，更有大大小小的独裁者和独裁政权，从这两大系统以及民间宗教、巫术、迷信中汲取灵感，打造出形形色色的极权暴政。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有责任记录下已经发生和正在上演的这一幕幕的悲喜剧。

我喜欢收集和研读各类批判恶托邦的著作。我阅读过的此类著作，就文体而言，有小说、诗歌、戏剧、传记、新闻报道及历史研究，百花齐放、不一而足。我陆续撰写此类著作的书评，数年之后，结集成这本《恶托邦祭：独裁是一种病》。

这本书分为五卷，每卷介绍六本同一主题的书。第一卷名为《奴役之地》，六本书都以中国为素材，以不同的方式揭露中国这个奴役之地、神弃之地及“悲惨世界”：老舍在上世纪三零年代出版的寓言体小说《猫城记》，预言中国将变成一个自相残杀的猫人国，作者却未能预见到自己在文革中投湖自尽的悲惨结局；哈金的小说《疯狂》以六四屠杀为背景，揭示了善良的人在这个国家都疯掉了的事实；澳大利亚记者林慕莲的《重返天安门》和中国流亡学者吴仁华的《六四屠杀的内幕揭秘：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从不同侧面呈现六四屠杀不为人所知的真相；七零年代出生的小说家盛可以在寓言体小说《锦灰》中为中国勾勒出阴暗凄惨的未来；中国最优秀的调查报道记者袁凌的《青苔不会消失》则以各种“低端人口”为主人公，戳穿了“大国崛起”的谎言。

第二卷名为《共产地狱》，介绍六本关于其他共产国家的著述：苏俄作家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以地图上没有的小镇发生的故事，影射苏共暴力土改之残暴，被封冻半个世纪后才出版；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用原始文件还原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加害者与受害者界限日渐模糊；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二十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最高峰，谈论的人太多，我不谈《一九八四》，反而选择奥威尔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因为西班牙内战是奥威尔从左派转向右派的关键节点，没有这场在内战中的惨痛经历，他未必能挣脱左派的泥沼；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与艺术家》中，为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画像，并解释小丑成为领袖的原因是人民厌恶自由；从北韩逃亡到南韩的“脱北者”姜哲焕的回忆录《平壤水族馆》，写出北韩民众命若游丝、命贱如鱼的境况；国际报道记者菲利普·席斯金在《不安的山谷》一书中，记录了中亚若干带有‘斯坦’后缀国家沉沦于后共产主义暴政的惨状。

你走出了身体的牢狱，却走不出精神的牢笼

第三卷名为《世界尽头》，集中六本揭露「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的各类独裁暴政的书：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的《皇帝：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写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长达四十年统治的兴亡；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公羊的节日》，写多米尼加共和国前独裁者特鲁希略的暴政及其覆亡；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独裁者的葬礼》，几乎就是委内瑞拉独裁者毕森特·戈麦斯的个人传记；英国记者安德鲁·麦格里高·马歇尔的《泰王的新衣》，揭露了高高在上、半人半神的泰国王室肮脏不堪的内幕；我还特别介绍两本台湾的著作——台湾当代文学鬼才宋泽莱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和台裔作家杨小娜的小说《绿岛》，台湾是美丽之岛，亦是被世界遗弃的亚细亚孤儿，过去半个世纪，台湾人却奇迹般地走出白色恐怖、走出悲情城市，凤凰涅盘，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和世界良善的力量。

第四卷名为《精神囚笼》，讨论六本焦点集中在“自愿为奴“的民众以及各种充当暴政帮凶的专业人士的著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河湾》中指出，非洲大陆的灾难不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而是源于非洲本土的“自我殖民主义”；捷克天才作家恰佩克在戏剧《白色疾病》中，探讨了比传染病更可怕的是“乌合之众”的怯懦与蒙昧；德国学者英戈·穆勒在《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中指出，德国的司法系统主动充当“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他们大部分都躲过了战后的“除垢”，却为转型正义和民主深化留下重大隐患；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在小说《心兽》中，描述了共产党时代罗马尼亚的日常生活，人们被恐惧和绝望压垮，罗马尼亚成为欧洲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匈牙利作家道格什·久尔吉的《一九八五》，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续集，写“老大哥”死后老大姐垮台、假改革派登场的精彩故事（很像是中国的邓小平等元老发动政变整肃江青等四人帮）；阿尔巴尼亚作家卡塔尔莱的《梦幻宫殿》，以奥斯曼帝国为背景，呈现了一个连做梦的自由都没有的地方，那个地方与地狱相差无几。 

第五卷名为《反抗者说》，是本书的亮色与希望所在。先介绍两本与刘晓波、刘霞夫妇有关的诗集：孟浪主编的《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和刘霞的《刘霞诗选》，诗歌是反抗者的慰藉，诗歌是黑暗中的烛光；接下来，郑重推荐托马斯·瑞克斯的《邱吉尔与奥威尔》——两位对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英雄的人生相映生辉；戴维·霍夫曼的《终结冷战：一个被遗忘的间谍及美苏对抗秘史》，写史上最伟大的“卖国贼”、将苏俄科技情报呈送给美国的工程师托卡契夫（Tolkachev）的故事；村上春树的《1Q84》，以宏大的篇幅和奇诡的想象，揭示了邪教兴起的秘密以及如何用文学抵抗邪教；威廉·道布森的《独裁者的进化》，主人公并非独裁者，而是反抗者，这本书是写给反抗者的武功秘籍——面对进化的独裁者，反抗者更要与时俱进、锲而不舍，用胡适喜欢引用的古诗来言志就是，“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以及“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独裁是一种病，不单单是独裁者一个人的病，更是全社会的一种集体病症。

大部分独裁都需要乌托邦来为之涂脂抹粉，因为单靠暴力的独裁统治无法长久维持——单靠暴力，只是山大王而已。毛泽东不同于梁山草寇，就是他以乌托邦思想为诱饵，让全民如醉如痴、随之起舞，即便被饿死，亦无怨无悔。

自我价值的确立，是对抗恶托邦的法宝

与独裁暴政结盟的乌托邦，就是嗜血的恶托邦。恶托邦根植于人类根深蒂固的罪性。那些缺乏稳如盘石的个人主义精神的人，不是自由人，乃是奴隶和奴才。他们必须依靠乌托邦、幻想、谎言和神话来生活。英国作家毛姆说：“编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一旦那些杰出的人在生活中出现令人不解的事，就会令人们狂热地紧抓不放，编造出一系列他们自己非常笃信的神话。这可被视为浪漫主义对平凡无奇生活的反抗。”美国作家拉塞尔·班克斯在《大陆漂移》中写道：“当人委身于具有比自我更大力量的东西，如历史或神、无意识等东西的时候，人势必极为轻易地失去当下事件的脉络，其人生失去作为个体的独特性。”俄国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中亦指出：“社会意识操纵颇似一场人数不多、组织严密、武装精良的异族军队反对庞大居民的战争，只是这居民对战争并无准备。有时甚至还说，意识操纵是对本国人民的殖民化。”

独裁和偶像崇拜的盛行，不是因为独裁者和教主们有多么英明、伟大、光荣、正确（相反，他们大都都是小丑、流氓、平庸之人，才智都在中人以下），而是民众深陷于奴隶或奴才的精神状态，用鲁迅的说法就是“奴在心者”，用弗洛姆的说法就是“服从的民众”。蒋介石和毛泽东死掉的时候，那些披麻戴孝、痛不欲生、呼天抢地的人们，就是独裁者掌权至死的群众基础。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若干因为反对共产党的暴政而流亡西方的所谓中国民运人士，仍然不能摆脱乌托邦狂想和偶像崇拜。比如，他们在声称反共的同时，却坚信温家宝代表着党内健康力量，温家宝是青天大老爷，盼望温家宝出手帮他们推翻习近平。又比如，他们因为痛恨共产党的暴政，就转而将蒋介石和国民党视为救星，在台湾很少有人使用的“先总统蒋公”的称呼，却被他们念兹在兹、一句也不能少。再比如，当华人教会或民运圈子内出现性侵、强奸丑闻的时候，他们却拿出顾全大局的说法来打压受害者，这种做法究竟跟他们反对的共产党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他们在西方生活了几十年，却始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与独立。他们所追求的民主自由，说到底其实是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

最邪恶的，不是那些张牙舞爪的独裁者，而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造神冲动、下跪冲动。唯有一群自由人，才能构筑起公义与慈爱彼此相亲的公民社会；唯有一群自由人，才能彻底告别让生灵涂炭的恶托邦。

但愿我的这本书成为一道桥梁，让作为读者的您走向三十本“伟大之书”，更走向“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壮阔的人生。

恶托邦30

面對進化的獨裁者，反抗者何為？

威廉·道布森《獨裁者的進化》

当二十世纪初苏联东欧共产集团崩溃的时候，美国政治学者福山乐观地作出“历史的终结”的结论。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历史并没有终结，刚刚沉浸在冷战胜利的喜悦之中的西方人突然发现，中国悄然取代昔日的苏联成为又一个张牙舞爪的挑战者，俄罗斯的新统治者普京对民主不感兴趣而对恢复沙皇的权威念念不忘，其他中小型独裁政权也纷纷站稳了脚跟。

谁也没有想到，民主化的“第四波”首先从似乎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锁死的、毫无希望的阿拉伯国家启动。“茉莉花革命”波澜壮阔，年轻世代前赴后继，互联网和高科技各显神通，埃及、突尼西亚、叶门、利比亚的暴君一个接一个被赶下台，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也摇摇欲坠。但阿拉伯世界只是第一战线。从委内瑞拉到中国，从俄罗斯到哈萨克斯坦，从马来西亚到伊朗，这么多国家的专制政权仍然在极力巩固权力，并设法面对最难预料与最大的威胁──人民。

在世界各地，独裁者与反抗者的战争正要开打。这是猫与老鼠的战争，两边都展现高超的斗志，都在磨练战力。它是我们这时代的战争。当我在台北后门咖啡馆演讲前夕，巧遇了左岸出版社总编辑黄秀如，获赠一本《独裁者的进化》。当晚我便一口气读完了这本闻名已久的书。作者威廉？道布森担任过《华盛顿邮报》、《外交杂志》等美国多家顶级媒体的撰稿人和编辑，以他最具创见的报导、最聪慧的分析，揭开今日独裁政权的内部运作，带领读者前往自由之战的前线。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史劳特所指出的那样：“作者提出新的视角与词彙，帮助我们了解现代极权主义.想要知道这波全球革命的浪潮，本书不可或缺。”

进化了的独裁者化妆成慈母的模样

今日的专制政权的领导者与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不同，不像北韩那样完全冻结在时光里，还继续用劳改营、暴力、洗脑的手段控制人民。北韩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除了少数统治阶层，民众不能上网，更不能从国外网站上查找资讯。北韩三代家传并内部火并的怪异独裁，是一个特例，而非普遍现象。反之，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假扮民主、实则专制的国家，才更具迷惑性和普遍性。

道布森敏锐地发现了独裁者们争妍斗艳的化妆技巧，他们就像满面皱纹的老女人，不化妆就不敢出门.今日的独裁者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较为残暴的威吓方式，如大规模逮捕、行刑队、血腥镇压等已经过时，最好以较柔性的强迫方式取而代之。在经济上，新的独裁者更聪明，不再封闭守贫，切断与世界的联系.他们懂得从全球体系获得资源，却不会失去自己的统治权。今日最有效率的独夫不再强行逮捕人权团体成员，而是派出税吏或者卫生局官员让反对团体关门大吉。他们甚至打造出装模作样的反对派来迷惑人民，并以此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民主的进逼迫使数十个专制政府不得不从事新实验、使用有创意手法。现代的独裁者练就了继续掌权的新技巧、方法、模式，把独裁制度带入新世纪.吊诡的是，独裁者善於从民主体制中汲取伪装得非常民主的锦囊妙计，而人权活动家们却不能用邪恶的手段反对邪恶。独裁政权宣称自己并不反对选举，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操纵选举的手法推陈出新。在苏俄，斯大林时代的选举，斯大林是唯一的候选人，共产党必须保证斯大林是全票当选，不能出现一张反对票；而普京世代的选举，普京允许出现可控范畴内的竞争者，他只要佔有七成以上的选票就心满意足了。但是，普京真的比斯大林更加倾向“民主”吗？在委内瑞拉，查韦斯用全民公投的“民主手段”达成修改宪法、自己成为终身总统的计划，他创造出了一个永远都在选举的社会，当地一名跑选举新闻的记者无可奈何地指出：“选举对查韦斯不构成威胁，反而是必要的手段。经过这么多的选举以后，任何人都很难指控他是独裁者。”道布森得出的结论是：查韦斯操弄选举的行径，使得委内瑞拉的选举办得越多，民主反而越受戕害。

独裁者和准独裁者们更善於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在台湾“太阳花学运”兴起之时，当权者及其御用文人们义正词严地谴责佔据立法院的学生们“破坏法治”、“蔑视法律”，却忘记了他们自己才是让代议制运作失灵的始作俑者。这一次，国民党当局劝说人民“遵纪守法”的企图没有成功，觉醒的人民反问说：首先应该“遵纪守法”的，难道不是政府官员和立法委员吗？在委内瑞拉，政府把法律写得很宽松，但遇上有威胁性的团体时，运用起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精确.委内瑞拉的一个异议分子开玩笑说，查韦斯总统的座右铭是：“我的朋友，荣华富贵；我的敌人，法律伺候。”在马来西亚，独裁者马哈蒂尔及其党派，将“叛徒”安瓦尔抹黑为鸡奸者，经过司法程序将其送入监狱.但安瓦尔并没有被彻底打垮，人人都知道真正“道德败坏”的那个傢伙，不是安瓦尔，而是他昔日的教父马哈蒂尔。在新加坡，三十三岁的博客作者鄞义林，因发表题为《你的公积金去了哪儿》的博文，批评总理李显龙挪用公积金款项，而被李显龙提起诽谤起诉.这是新加坡政府对待异议人士屡试不爽的方式：把你告得倾家荡产.这一次情况出现了转机：人们在脸书上为其筹集到数万美金的律师费，甚至有六千人来到新加坡唯一被允许用于公众示威的地点——芳林公园，公开抗议当局对言论自由的打压。道布森观察到，虽然那些想要用民主表象来遮掩独裁本质的政权往往会使用法律这块遮羞布，但是，“如果法律可以变成政府的遮羞布，它也可以变成反对者的庇护所”。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迷恋习近平？

在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佈短短七十七字的中纪委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讯息之后，习近平的声望提升到其接班以来的最高点，甚至高过了四川地震之后亲赴灾区、声泪俱下、“爱民如子”的温家宝。不仅亿万“屁民”像三十多年前毛泽东死掉、四人帮被擒的时候那样一起欢呼“大快人心”，就连诸多海内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真心诚意地向习近平献上歌功颂德的劝进文。“康师傅下架，包子帝登基”，其实，不过是屠夫换人，与猪何干？此时此刻，我不禁生发出这样的联想：可惜，《独裁者的进化》的中文版不能在中国出版，如果人人都能读到《独裁者的进化》，中国人还会如此麻木不仁地接受集体催眠吗？

有趣的是，财新网随即发佈长达六万字的、相当“有料”的关於周永康案的“全纪实”报道，其总编胡舒立也于这一天获得了拉蒙？麦格赛赛奖。评委会将此奖授予胡舒立是因其“对于新闻真相的不懈追求，对于政府和商业透明度、诚信度提升的无畏推动，对于更具独立精神、更专业的新闻报道的着力倡导”。从当年颁奖给勇敢地揭露六四真相和萨斯真相的蒋彦永医生，到如今颁奖给在王岐山荫蔽之下的“伪自由媒体”的操盘人胡舒立，这个被誉为“亚洲的诺贝尔奖”的奖项已然“中国化”了。

搞掉了周永康，难道习近平就成了缔造光武中兴的刘秀和缔造贞观之治的李世民？偶像崇拜是一种前现代的奴隶的心理需求。对此，网络评论人王五四在短文《我不能悲伤地坐在傻逼中间》中评论说：“恶人沉下去，恶心人的必然要冒出来了，周永康沉下去时，首先冒出来的是各路媒体人，他们争相抖着机灵，谈新闻的时效性，谈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谈媒体人的良知，勇敢以及责任。一个新闻从业者津津乐道于新闻管理体制，活像一个太监在眉飞色舞地讲阉割技术；维稳体制既不是某个人缔造的，也不是某个阶段的需要，维稳体制不是周永康一个人打造的，它不会随着周永康被抓而消失，它是极权的产物是一贯存在的，而且是愈来愈严酷的，周被控之后，被打被抓被审的异议者从未减少，各类管控也从未放松。至于胡舒立和财新的报道，奉旨而为，谈何新闻性客观性独立性？更别扯什么媒体人的光荣和勇气，被新闻管理体制蹂躏这么多年，服从了这么多年，你们还好意思舔着脸说这些？”王五四说，他跟王小波一样，最不能忍受的便是愚昧。然而，在我看来，那些公知和媒体人并不傻，而是在装傻，因为只有扮猪才能吃老虎。习近平不就在亲自示范吗？

中国没有独立而自由的媒体.中共却特许了财新网和南方报系等所谓等市场化媒体的存在，这批媒体忠心耿耿地扮演了极权体制的“出气孔”的角色。在党内权力斗争的面向上，如果说王岐山是习近平的铡刀，那么胡舒立就是王岐山的棍子；在安抚民间社会的面向上，如果说习近平扮演仁宗皇帝、王岐山扮演包青天，那么胡舒立就是包青天身边的展昭大侠.进化了的独裁者既善於使用网络新媒体，也精明地从中国丰富的政治传统中汲取资源。

像浦志强那样成为独裁者喉头的一根刺

在中国的反抗者群体中，道布森选择的主人公是维权律师浦志强。作为与浦志强认识多年的朋友，读到道布森对浦志强生动的描述，我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位维权律师理着平头，下巴宽宽的，块头大又结实。……讲起话来声似洪钟，句子简洁有力。”浦志强告诉道布森，秘密警察早就知道他们的会面了，他的电话一直被监听，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但是，他并不担心这次见面遇到阻拦，“我跟朋友见面还要请示他们，放屁！”

不过，浦志强为道布森描述的中国的秘密警察的形象，似乎过於正面。浦志强相信，“我们得面对秘密警察，如果有机会改变他们，何乐而不为呢？”他甚至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中国正在经历极大的改变，我们年纪相当。二十年以后，你要怎么告诉子孙，在改革变化的年代里，你都干了什么事？”以我的经验，这样的劝说是与虎谋皮和对牛弹琴。普通警察中或许有不少好人，但秘密警察中绝对不会有好人——在昔日的东德，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同情异议人士的秘密警察，所以秘密警察档案馆的馆长拒绝了《窃听风暴》的导演前去拍摄的请求，他认为电影中虚构的那个好心的秘密警察只会误导历史。秘密警察是一群被“平庸的恶”所控制的“非人”，一旦入行，就万劫不复，我不认为他们还有残存的良心。

在维权律师群体中，浦志强是一名天真的屡战屡败者。在浦志强为我代理的一起名誉权官司中，他曾经善意地相信背后不会有中共的力量在主导，并且保证说这个案子百分之百地会胜诉.结果，这个案子两审都败诉了，我甚至一度被法院禁止出境，而在法庭里的旁听者全都是心不在焉的秘密警察，他们需要佔满所有的位子而不让西方媒体前来旁听。

法国学者在索尔孟在《谎言帝国》一书中，有一段採访刘晓波夫妇的场景，他不无忧伤地想，这对夫妇随时可能像“毒草”一样被中共政权拔掉。果然，两年后，刘晓波被捕入狱，刘霞亦遭到长期的非法软禁。与之相似，二零一一年年初，在风声鹤唳的茉莉花革命的余波中，道布森有惊无险地与浦志强见了面。但是，三年以后，浦志强却因为实名举报周永康和参加一个在私人家中举行的小型的六四纪念会，而遭到正式逮捕，目前仍然在等待审判。从浦志强的遭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的过程。对习近平这个“进化了的独裁者”，还能寄托什么样的幻想呢？

当浦志强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代理言论自由案件的律师的时候，他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却被粗暴地剥夺了。但是，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独裁政权，都无法消灭所有的反对者，无法拔出喉头冒出的一根根的尖刺。西装革履的“现代法老王”穆巴拉克倒掉了，装神弄鬼的卡紮菲也倒掉了，普京和习近平还能坚持多久呢？道布森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道：“就我个人来说，在这些专制国家旅行日久，我对民主化的前景越感到乐观.”这种乐观的根源在於：“那些坐下来接受我访谈的自由斗士都不是盲目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是百折不挠、身经百战的运动者，懂得发挥创意、善用科技，以步步为营的态度积极争取政治自由。他们是高明的策略家、宣传家以及政治分析家。”道布森相信，如果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中共不可能再次幸存下来。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真正的主人公，不是那些进化了的独裁者，而是那些如“压伤的芦苇”一般的反抗者，“他们是英雄，是自由的灯塔，引领着众人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