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何与怀先生的文章是非常欣赏的，在这里也分享过多次他的文章。今天看到了他的一篇新作。

何与怀博士多年来一直是澳大利亚华人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对澳华文学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何与怀博士1941年出生在广州，早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曾任教于广州外国语学院，后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定居悉尼，担任澳大利亚悉尼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评审、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学术顾问、《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主编、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总召集人。数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对澳华文学的创作和推广，发现、培养和造就了众多的澳洲华人文学艺术人才，其主编的《澳华新文苑》持续发行近二十年，已达到出版一千期的编撰成就。

何与怀博士除在文学创作上笔耕不辍，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和华人作家、华文文学在国际社会的发展成就也颇为关注，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与时政杂谈，包括《英美名诗欣赏》、《最后一课》、《生命从高峰跌落》、《丹心一片付诗声》、《怀抱同一个梦想》等，历年来编撰作品共达四百余万字。

何与怀：保卫文学：从夏志清评张爱玲两部作品谈起

一

1979年，文学研究者、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一部英文巨著被译成中文出版。就是他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直接推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重写文学史”运动。

1979年，文学研究者、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近七百页英文巨著中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在香港出版。其时，中国展开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开始改革开放，内地与香港的交流逐渐增多，据说许多学者到香港旅游或办事后，都会顺带捎回夏志清这部大著认真研读。这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同小可的事件。这部著作，像颗重磅炸弹，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界爆炸，直接推动了“重写文学史”运动。

我是1984年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才接触到夏志清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前一年，我在该校英语系读英美文学硕士，可能因为系主任（也是新西兰作家协会主席）看了我在天津南开大学英语专业毕业时写的论文On Earnest Hemingway，也可能因为我1964年学士毕业到如今已近二十年，年纪很大了，被文革之类的东西耽误太久了，竟破格批准我未读完硕士就读博士，又因为我计划的博士课题涉及当代中国文学，便把我转到该校亚语系，我因而有幸看到夏志清这部大著。当时我的确很为该书的许多颠覆性的观点所震动，不过也没有充分估计到它后来大家都看到的具有那么巨大的影响力。

在那时中国大陆，由于《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书，夏志清一下子不得了，大大出名，也引起大大的争议。1983年春夏之交，夏志清晚年唯一的一次回中国大陆看看，是应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钱锺书通过秘书长梅益的邀请。可是，他返回美国后不久，1983年秋天，中国大陆突然来势汹汹地开展了一场“清污”即清除所谓“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在政治权力斗争上，这场运动是企图搞垮胡耀邦；在思想文化领域，周扬、王若水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是主要批判靶子。夏志清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不幸也成了一个“污染”源，需要清除。中共官方媒体上公开大肆批判这部书，批判夏志清的文学史观和文学趣味，一派正气凛然，似乎言之凿凿，有理有据。据刘再复回忆，当年他在全国政协的会上，就听到丁玲与冯牧这两位权威对邀请夏志清访问的严厉谴责：“怎么可以让这样的反共学者到中国？”

不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的社会。我的博士论文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就论述了这种复杂社会生态中文学界思想界的状况，而且几乎同步。所谓“紧缩与放松的循环”，是说那整个十年，政治风云反复变幻，大致上竟是逢双年反“左”、逢单年反“右”；或者是同一个时间，有些领导人反“左”，有些领导人反“右”。在这种情形下，各种思潮，包括文艺思潮，见缝插针，一有机会便纷纷从西方传入，就像小草一样，好像枯干了，但趁着一场春雨，又从石头缝中露头，飞快生长。而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学子，思想非常活跃，热衷于迎接新挑战，热衷于擁抱新思潮。这一切几乎不可思议，但当年的确如此。比如说对夏志清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判，就竟然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其反作用最突出也是最珍贵最了不起的表现，是进一步更深入展开“重写文学史”运动，是先后掀起“张爱玲热”、“钱钟书热”和“沈从文热”。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多少年来，在官修教科书和文学史的推广下，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天下，这好像完全理所当然完全正确无疑，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学观也已经严重地被熏陶被塑造被定型了。但是，如今夏志清在他的大著里，劈头劈臉猛然大喝一声：鲁迅没有那么伟大，张爱玲才是最伟大的小说家！还有沈从文和钱钟书的小说，也很伟大！而那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好些年，张爱玲正一个人孤独地住在美国的公寓里，她在1952年离开中国后，中共官方便刻意让人们忘记那位四十年代“出名要趁早”曾经轰动文坛的上海才女；沈从文则在默默地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史，他饱受屈辱与艰难，这位曾经写出《边城》等杰作的“中国乡土文学之父”，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是曾经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作家；钱钟书境况比起来是很好，在专心作他的各种研究，学术地位很高，但又有谁注意到他的别开生面的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呢？他们都还活着，但作为成就非凡的小说作家，他们人生高光之处，却鲜为人知。

由于夏志清的大力推介和高度称赞，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其他一批中共建政后被埋没的作家作品），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地表，重见天光。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文学史”运动，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最亮丽的风景。夏志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发现者，在这个领域的学者中，很少有人能与他的影响力相比。估计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二

夏志清把张爱玲视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家。如果说他对《金锁记》的至高评价是锦上添花；那么，他盛赞《秧歌》和《赤地之恋》则可谓石破天惊，具有颠覆性的震撼力量。

毫无疑问，“重写文学史”运动中，重见天光的张爱玲成了最中心的人物，她最被关注，也争议最大，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张爱玲是夏志清的挚爱。《中国现代小说史》用二十六页论述鲁迅，却花了四十二页如此之大的篇章论述张爱玲。夏志清甚至认为：鲁迅的小说比不上张爱玲。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家。……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夏志清并指出：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她同简·奥斯丁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

上世纪四十年代，特别是1943到1945那几年，对张爱玲来说，无疑是非常光彩夺目的。二十几岁的她，居然一下子写出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一大批优秀小说。这是让她“出名要趁早”的一个高峰期，为她取得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略的地位。但是张爱玲还有另外一个小说创作高峰期。1952年，张爱玲离开中国大陆，至1955年在香港住了三年。三年里，她一边帮美国驻香港新闻处做翻译工作，一边通宵达旦地写作《秧歌》和《赤地之恋》。1954年，这两部长篇小说开始在香港《今日世界》双周刊上连载，后来分别又出了英文和中文的单行本。如果说，夏志清把张爱玲于1943年出版的《金锁记》视为“中国自古以来最好的中篇小说”是至高的评价，但还算锦上添花，因为这部中篇发表后即获好评，大都认为是张爱玲一部最优秀最令人心灵震颤的作品；那么，夏志清盛赞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则可谓石破天惊，具有颠覆性的震撼力量。

《赤地之恋》以大学生干部刘荃毕业以后接受组织分配的经历为主线，描写了中国大陆农村的“土改”运动、城市的“三反”运动，以及朝鲜战争等等纷纭的政治局面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刘荃参加土改，面对现实的残酷恐怖，非常震惊而又无能为力。他感到茫然无助，唯有和同伴黄娟的恋情给了他一些安慰。后来，刘荃被调到上海参加“抗美援朝”的文宣工作，堕入资料组组长戈珊的情欲之网。黄娟回上海后，刘荃又因为上司赵楚在“三反”中被诬陷枪毙，而受其牵连被捕入狱。黄娟无奈之下求戈珊帮忙，结果戈珊利用一石二鸟之计，骗黄娟投入新华社分社长申凯夫的怀抱。刘荃被救出后，得知黄娟为救他而舍弃了自己，万念俱灰之下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远赴朝鲜作战，希望战死沙场来解脱痛苦。最后，刘荃做了战俘，被遣返时，选择回大陆做他立志要做的事情。

《秧歌》描绘的是1951年夏历年底上海附近的某个乡村农民金根一家在新年前一两个月的惨烈的生活。这是主线，与此交叉进行的是另外一个故事。电影编剧顾冈按组织要求下乡体验生活，写一个关于土改的电影。他来到这个村庄后发现老百姓家家都吃不饱。但是，他昧着良心把饥饿写成欢乐，把农民与政府冲突写成农民反抗地主压迫。他对农民烧掉政府粮仓的熊熊大火印象极为强烈，感到火焰的绝望和力量，但是他把这把火写成农民对国民党特务和地主的愤怒……

《秧歌》与《赤地之恋》是张爱玲在内地无法存身只得避居香港时的作品。如夏志清指出，从1949年到1952年，张爱玲默默地观察上海和附近村镇在共产党政权下的生活，她把自己所直接观察到的真实情形和共产党官方在戏里电影里杂志里散布的谎话对比，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内地的惨状。

夏志清坦言自己“反共”，但作为一个受过严格学术训练者，他更有独到的文学眼光。他认为，张爱玲这两本书的成就都非常了不起，因为它们巧妙地保存了传统小说对社会和自我平衡的关心。而且，更难得的是，这两本小说既没有滥用宣传口语，也没有为了方便意识形态的讨论而牺牲了现实的描写。夏志清也指出，和《秧歌》相较起来，《赤地之恋》的风格没有那么完整（这是因为张爱玲野心太大，要包括更广阔的范围，企望把共产党暴政的形形色色和盘托出来）。虽然《赤地之恋》在描写暴政的恐怖是成功的，但是《秧歌》却有古典的完美，篇幅虽短，但是它却替我们把共产党统治下的悲剧，很好地做了一番提炼的工作。特别是，夏志清指出：“《秧歌》所表现的，不仅是人民反饥饿，争取最低生存的要求，而且是人民如何在暴政胁迫下，还努力保持人性的尊严和人类关系之间的忠诚。”

张爱玲选用“秧歌”作为全书的标题，得到夏志清十分赞许。他说：这就是要表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是如何受到共产党的歪曲和贬抑。戏本来是假的，又可以说戏比日常生活更能表示人生的真谛。张爱玲用“秧歌”这个意象，一方面显出共产党所制定的“礼乐”是多么的虚假和僭妄，同时又着重“人生如戏”这一可怕的真理。当农民和民兵起冲突的时候，戏变成了现实。假戏真做和“人生如戏”的可怕，这两点一直维持到全书的最后，此時“秧歌”也进入了中世纪图画中“死亡之舞”的行列。

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的“高明之处”。在书里除了用戏来象征当下的生活方式之外，她更经常的把凄凉的农村写成一种梦魇式的可怕的鬼蜮。她借用了中国神话和古老传说的鬼故事，把里面离奇的景象覆印到在死亡和饥荒笼罩之下的现实世界上面去。小说开头两页描写农村的污秽和荒凉，就超过自然主义纯客观的写法。戏台或鬼故事式的暗示全书随处可见，许多描写都带着这一种阴森的鬼气。张爱玲并非一味去描写共产党种种暴行，而是更写出一幅中国民族文化的全景。她之所以借助神怪，目的不止是加强恐怖气氛。神怪故事本来是古老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农民的想像中，随时都会出现的，现在用在这里，正好和共产党的“非人”世界作一映照。小说写出好几个世界，最受注意的是简朴的农民世界，他们的天伦之爱和他们的生死，现在都面临摧残。张爱玲在这本小说里，把共产党的世界置于一种鬼森森的气氛之中，用鬼怪幻觉来暗射共产党，实在是很适当的讽刺。共产党是一个怪物，它的残暴超过舞台上最血淋淋的戏，超过了人们想像中的地狱，出乎人类想像的极限。

夏志清这样总结：《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部不朽之作。它研究了共产主义对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描画出关于人性的令人震惊的不可忘记的画面。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中国农民受苦受难的故事，而且是一部充满了共产党不容的人类理想的悲剧。

三

两位大师之间：刘再复纪念夏志清，高度赞扬他没有中国大陆学人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也表示并不完全接受他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整体评价。

2013年12月29日，夏志清先生在纽约去世，享年九十二岁。2014年2月，曾经作过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先生撰写《夏志清先生纪事》长文，后来发表在北京的《爱思想》及其他各地的网站上，以表纪念。在文章中，刘再复高度评价夏志清，但也表示一些不同意见。

刘再复指出，夏志清的“道”，最宝贵的是没有中国大陆学人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敢于面对文学事实、文学真理，该说就说，不情愿说的就不说，但又是很负责任地说。关于这一点，刘再复分两方面说明。从“正面”着眼，夏志清先是热烈肯定张爱玲、沈从文等，后又热烈肯定高行健等，都是率性磅礴。他说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好，让人意外，但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从“负面”着眼，夏志清尖锐批评鲁迅、丁玲、赵树理，自己难以接受，但也是他的由衷之言。刘再复回忆，他在离开中国之前读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很有保留；而出国之后读了他的 <曹禺访哥大纪实>一文，则大为钦佩。夏志清在<纪实>中对曹禺的批评与对老舍的批评均毫不含糊，锋芒四射。他敏锐地感到，曹禺这位在年青时代就写出《雷雨》、《日出》的杰出剧作家，经过数十年的社会沧桑之后，完全变成一个只有“官腔”的政治传声筒了，不仅只会创作《明朗的天》这种毫无文学价值的宣传品，而且在美国的演讲本身也是宣传品。作为一个率性的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完全不能忍受曹禺的“作秀”，居然喊出了你“骗得了谁”？！刘再复说，他读了这篇《纪实》，被夏先生的率真震撼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天真！这是在诺大中国广阔土地上多么难以听到的真声音、真批评！刘再复的心头惊过一阵伤痛，觉得应当想想，为什么一个最善于言语的剧作家会失语？会堕入官腔八股腔？会被改造成一个只会说套话、说废话甚至说谎话的只有面具没有自己的乖孩子？这是多么值得质疑、多么值得反省的现象。</p>

刘再复发自肺腑，说：

作为一个中国文学批评者，我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而是看到了这种现象之后不敢说出来，写不出来。因为自己身上毕竟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即使想说出来，又有哪个报刊敢于发表，敢于质疑呢？那些编者和背后的领导者哪一个不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呢？

不过，刘再复并不完全接受夏志清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整体评价。

夏志清的整体评价，主要表现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刘再复说他对夏先生这部大著仍然很有保留，这种“保留”，不是因为政治，而是从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写作着眼，不赞成他的过于偏激的“褒此贬彼”。一些不同看法，刘再复藏在心里，多次产生与夏志清讨论的冲动，也多次压制住。但在1995年8月的一次访谈中，刘再复还是憋不住，作了一次关于张爱玲的表述，反对把她“创造”得过于神奇。

如果说那次的表述是“温和”的，那么，五年后，在2000年10月香港岭南大学召开的张爱玲学术研讨会上，刘再复与夏志清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学术冲突。刘再复的发言提纲长达一万五千字，只能简短讲一下要点。他先是真诚地肯定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开掘“被历史活埋”的重要作家，让张爱玲、沈从文等“重见天光”，其历史功绩巨大；然后“郑重地”讲明他的几个观点：

（1）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一场语言实验，成绩虽不理想，但出现了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等卓越小说家。如果需要在这些小说家中投票选出“谁为第一”，那么，他将把票投给鲁迅而不会投给张爱玲。原因是鲁迅的小说具有更巨大的思想深度，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2）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写出了与左翼文学的大思路（表现“革命”、“时代”等大话题）完全不同的天才作品《金锁记》与《倾城之恋》。可惜，在1950年前后（以《小艾》为标志）革命大潮的冲击下，张爱玲守持不住自己的文学观，到了香港、美国之后所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完全丧失原先的风格——她的天才夭折了。

（3）出国之后张爱玲的文学悲剧，乃是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的悲剧。中国现代文学中两玲（丁玲与张爱玲）的悲剧，其性质是一样的。一个从左的方向把《莎菲女士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个从右的方向把《金锁记》、《倾城之恋》写成《秧歌》和《赤地之恋》。两人都从“人性”滑向“政治性”，都被政治话语吞食了文学话语。与二玲相比，在现代女性作家中，倒是萧红守持了人性立场和文学语言格局。

刘再复发言后，夏志清便作大家期待已久的讲话。刘再复这样回忆：

夏志清的讲述虽用英文，但很好听，我大体上听得懂。我感受到，他虽有些激动，但并没有全盘反驳我，只是在其中有一段说，他除了喜欢张爱玲之外，还喜欢萧红。萧红很了不起，丁玲怎么能与萧红相提并论？更不能与张爱玲相提并论。说到这里，显然是针对我而发了。

在那次香港研讨会后三、四年里，刘再复赌气断了与夏志清联系，出了新书不给他寄，过年过节，也不再打电话问候了。最后，是夹在老师与父亲之间的刘剑梅为他们解了结。其实他们都是惺惺相惜。2004年他们恢复了联系之后，便进入关系的“蜜切期”。刘再复说：他和夏志清辩论鲁迅与张爱玲，面对的是义理。论辩中他没有一刻忘记夏先生不仅是剑梅的老师，而且也是他的老师；夏先生不仅是大家尊敬的文学史家，而且也是他衷心敬佩的文学批评家。

在我心目中，刘再复先生也是我衷心敬佩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在我撰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博士论文中，我用整整一个篇章（第八章）论述1986年4月中发生的“刘再复事件”的演变，我极力推崇他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和他对人道主义的弘扬。刘再复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时，我曾经几次登门拜访请教。高行健200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刘再复起了很大作用，我非常赞许。关于对鲁迅的评价，刘再复这篇在2014年撰写的《夏志清先生纪事》中，也表示他及他们很多人对鲁迅确实“神化”了，鲁迅的局限和失误他们往往视而不见，仔细想想，夏志清的话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夏志清也对他半个世纪前出版的大著作了一些反思）。

不过，刘再复先生似乎没有更改他对所谓“两玲悲剧”的看法。关于这个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玲悲剧”，我不得不斗胆说一句：其性质绝非一样，而是完全相反，因而这个概念本身也不成立。对丁玲来说，把《莎菲女士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成获得斯大林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确实是一个莫大的悲剧，是思想堕落，也是文学上的堕落；而张爱玲把《金锁记》、《倾城之恋》写成《秧歌》和《赤地之恋》，则绝非悲剧，而是一种升华，不单是思想上的突破，也是文学上的突破。如果说《秧歌》和《赤地之恋》有政治倾向，恰恰是其强大的政治批判力量谱写出人性的颂歌，深刻地表达回归人性的痛彻心扉的渴望，其永恒的非凡的人道主义光辉甚至连作为作者的张爱玲本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到。

四

《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已经过了几十年，期间发生了许多政治历史大事件，足以发人深省，人们得以作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观察与研究，形成了不少新观点，对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评价更高。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原著于1961年出版，最初的中文译本于1979年出版，至今已经过了几十年，期间发生了许多政治历史大事件，足以发人深省，人们得以作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观察与研究，形成了不少新观点，对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评价更高。

例如，在1998年1月9日出版的第354期《华夏文摘》上，广州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发表题为<乱世悲歌——关于张爱玲的《秧歌》>的评论。艾晓明说，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以这样两条线索——一个农民的死去、一个剧本的诞生，表达了她对动荡时代的思索，那是古老的恐怖和恐怖的喜剧。艾晓明以“突破”两字赞扬。张爱玲曾以为她写不了这种更广大的题材，所以这部作品可视为她的一个里程碑，相对她前期的作品是成功的突破（当然与前期也有保持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类的愚行和疯狂的沉思）。艾晓明特别指出，张爱玲对这个时代错误完整的揭示，那就是良知的死亡。在《秧歌》中，被表现的不仅是农民的命运，还有艺术的命运；不仅是为农民作传，也是为知识分子照相，照出了他们变形为小丑和弄臣的嘴脸。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真实的感受，艺术变成粉饰，这才是更令人绝望的恐怖。

2012年，《中国南方艺术》发表美国华裔教授作家沈睿撰写的〈伟大的政治小说：张爱玲的《秧歌》〉。沈睿这篇原于2008年刊登在《今天》的文章，强调《秧歌》的伟大的“预言”意义。她说，张爱玲写作本书时，她既没有意图也没有来源去预言将会到来的恐怖，但是以某种下意识的方式，她的小说预先讲述了不久就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残酷的荒谬的现实。张爱玲不是职业的中国观察家，但是，根据她的物质的常识性的看法，她看到了内在的噩兆。《秧歌》里面的故事，证明她的预言简直是太真实了，实现得太快了。

沈睿认为，《秧歌》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小说。这部小说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国极权制度是怎样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根基，毁灭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描绘了中国农民以及普通人民在这个制度中的无权无势的卑微地位。这部小说，也许比中国迄今为止发表的任何小说都更深入和微妙地揭露中国极权统治的本质。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令人震惊的。这本书出版于1955年，在饿死三千八百万人的人类史最大的饥荒还没有开始，在毁灭了中国的基本道德的文化革命还没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十多年之前，却成为现实的中国社会巨大悲剧的谶语。

关于一部小说成为一个时代的预言，沈睿做了一个比较。她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除了《红楼梦》之外，还没有一部书可以像《秧歌》一样做到这点。也可比较另一部伟大的政治小说《1984》。这部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所创作的反乌托邦小说，写的是未来，写的是知识分子在极权社会的处境；而《秧歌》写的是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政治变化，写的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中国农民。让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悲伤地感叹的是，小说描绘的一个村庄的谎言、恐惧和饥饿不久就变成全中国的现实。三千八百万饿死的亡灵为这部小说的饥饿做了如此真实的脚注。十年多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这部小说描绘的中国传统人伦关系、道德关系的破坏做了如此真实的脚注。什么是艺术的力量？沈睿说：“《秧歌》这本书证实了艺术的穿透力和伟大的政治小说的力量。把这本书放在人类的政治小说历史上看，这部书是中国作家张爱玲对人类政治小说的伟大贡献。”

2009年，任职上海同济大学的中国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教授写出〈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朱大可以他特有的风格，批评“小资张迷”对张爱玲的“严重误解”。指出他/她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朱大可早年是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的博士生，其批判眼光相当敏锐，相当独到。他的大文最初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有两段被审查官员断然删去，而这两段正是朱大可的最重要的真知卓见：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难。

我当然认为，朱大可把《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地判定为“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张爱玲“自我背叛”, 走上“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其重大意义，的确必须在张爱玲研究中给以足够的重视和探讨，并得到肯定和称赞。张爱玲是“润”（run）的先锋。想想1952年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中共夺得政权不久，“美好的新中国”宣传铺天盖地，一时间似乎也非常深入人心。那些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回国的学有所成的美英等国华裔学人，都沉浸在“当家作主”的幸福之中，渴望一展宏图。而张爱玲悄悄地走了，“带着她照片上有的那种莫名的几乎是悲伤的微笑”。正如艾晓明在上文引用的她的1998年文章中所说，张爱玲不仅在她的小说中写出了那种“更令人绝望的恐怖”，她更身体力行对其作出了果断的反应。当五十年代排山倒海的“新生活”浪潮追来时，张爱玲选择了逃离，迅速地逃离。犹如在大地震前感受到异兆而逃生的小鼠。艾晓明指出：张爱玲保持了一个小说家对自己的忠实，《秧歌》可以说是理解她后半生的一把钥匙，鉴于人与艺术如此的沉沦，她的逃离是无从返顾的。

是的，历史在这里沉思：如果张爱玲不走，她又将是何种命运？如果她不走，她又何以能够写出《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堪称“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的伟大作品呢？

五

《秧歌》和《赤地之恋》无疑是反共的，在中共执政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被官方否定是其必然的命运。古远清教授失败的抗辩引出两个重要问题，非常值得深思。

夏志清等人的评论很对，《秧歌》和《赤地之恋》除了其艺术上的非凡成就，无疑是反共的。其反共性质，自然逃脱不了中共意识形态管理官员的金睛火眼。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中国之后，几十年来，尽管张爱玲在整个中国大陆相当出名了，她许多作品一版再版，然而《张爱玲全集》根本不全——《秧歌》和《赤地之恋》从来没有正式出版过，中共官方，或明或暗，就等于把这两部作品禁了。许多学者、教授，包括一些所谓的张爱玲专家，自然也相当识时务，“聪明”地绕过这两处危险之地，因而也让无数的“小资张迷”在他们的影响下踏上“严重误解”张爱玲的歧路上。而另一方面，对夏志清的批判，对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的批判，一直进行着。

规模较大的一次在2016年。这年《中国文学批评》季刊第二期刊出“夏志清文学史观质疑”一组文章。这个季刊创刊于2015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联合主办，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该杂志号称是一份高规格、高质量、高水平的刊物，宗旨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为目标，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为中心，紧密结合当代文学创作和鉴赏的实际”，其来头其阵势很是吓人。

这组“夏志清文学史观质疑”文章，打头阵的是袁良骏的〈夏志清的历史评价〉。就以此文，这个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非常粗暴地把一位张爱玲等一批作家的伯乐否定了，更把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否定了。

有反驳的吗？也有。2016年8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古远清教授撰写了〈给张爱玲戴的帽子太沉重——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篇头条文章〉一文，2017年3月15日发表于《南方文坛》上。我这位武汉朋友的策略是抛弃夏志清，救助张爱玲。

怎么抛弃怎么救助呢？古远清说：袁文“有助于国内学界破除对夏志清的迷信，读后获益匪浅”，而且，文章“写得大义凛然，爱国情怀十分可敬”，但——

我们不能因为夏志清“破口大骂”大陆红色政权，就以牙还牙，恨屋及乌，把夏志清赞扬得十分过分的作家，也来个“破口大骂”，如“头条文章”说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系“反共反华小说”，就很不客观。

古远清认为，说张爱玲“反华”完全是无的放矢。因为有相当一批境外作家不认同政治中国，但热烈拥抱文化中国，有后一点就足矣。至于说张爱玲“反共”，古远清认为也不可以。他说，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反共”，你袁良骏自认与夏志清水火不容，却又附会同意夏志清说张爱玲“反共”，岂非十分吊诡？古远清认为，《秧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内容复杂，袁良骏给张爱玲戴的帽子太大了。如果这两部是“反共反华小说”，那“新时期”出现的众多写大陆阴暗面的作品，如写反右斗争的《天云山传奇》，揭露极左政治对农民最基本生存权利剥夺的《李顺大造屋》，还有比《秧歌》火药味似乎更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又该作何解释？！

古远清说的“新时期”是一个政治术语，全称是“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也算是文学术语，有“新时期文学”的说法。我把“新时期”定位始于1976年“四人帮”倒台终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还可指出，这个时期中国作家、诗人创作的一些作品，与其说是“新时期文学”，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文革后文学”。我在我撰写于八十年代的博士论文，《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也在我九十年代编著的英文词典，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用语大典》）一些条目中，对那十几年的“文革后文学”现象作了许多论述与评介。一言以蔽之，那众多写“阴暗面”的作品，客观上就是反共的，虽然程度上各有不同，或者虽然作者标榜“第二种忠诚”。经历了十年文革“封建法西斯专政”下的民族劫难，人们痛定思痛，悲愤控诉，深刻反思，不但控诉和反思文革的罪恶，进而也控诉和反思文革之前毛泽东独裁专政的罪恶。所以出现控诉“反右”运动的感人至深的《天云山传奇》，出现揭露极左政治对农民最基本生存权利剥夺的《李顺大造屋》，出现“比《秧歌》火药味似乎更浓”的大饥荒惨烈故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这有什么难以解释的？

古远清勇于抗辩，其志可嘉，但他诉诸的逻辑很有问题，或者直白说吧，其出发点就是错的，因此他这个质疑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不过，他的抗辩引出两个重要问题，确是很值得深思：其一，一个文学作品有反共思想倾向，其文学艺术价值就要一笔抹杀吗？其二，更关键更要弄清的是：反共对不对？应该否定还是可以肯定？如果反共是错的，自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的话有理：“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但如果反共是对的，那么，这类作品就应该肯定，如果其文学艺术性又很高，则更是锦上添花，皆大欢喜。

那么，反共究竟对不对？中共党章总纲明确声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理想和目标，当年毛泽东妄想按他的“五七指示”把全中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实现他的“社会大治”设想；现在，习近平野心更大，他企图为全世界“指明方向”实现他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号令他的追随者“不忘初心”。就是为了他们的这个理想和目标，当年毛泽东独裁专制，搞“大跃进”导致大饥荒；更发动文革，致使整个民族遭受空前劫难；现在习近平继承毛泽东衣钵，搞个人崇拜，更以“数字极权主义”进行高压统治，其内外政策已经造成巨大的恶果，如果再因台湾问题引爆战争，那更不单是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的灾难。这样的“共”，该不该反？！扩大来说，一百几十年来，人们为实践马列主义所描画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已经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信奉马列的国家不是贫穷就是腐败，人民也失去自由，事实上这样的国家也越来越少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历史与现实给出的答案，难道不是已经非常明确了吗？！

所以，所谓反共，在意识形态上，无非就是追求自由民主，追求公平正义法治人权，追求反映人性的普世价值。在文学领域，就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揭露和鞭挞“假丑恶”，追求和颂扬“真善美”。

六

古远清死亡的隐喻：近年来，在中共专制高压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中国文学自由的空间越来越逼仄，卓有成就的作家也受到批判。也许很快，“保卫文学”便会成为许多人的心声，并将成为强烈的呼吁。

2022年12月27日下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者、被誉为学界独行侠和常青树的古远清教授不幸在武汉逝世。在那些“应阳尽阳应死尽死”的日子里，他们夫妇两人染上新冠并发症，求助无门。四天前，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夫人古炽珍辞世，极度悲痛的古教授拖着病体挣扎着继续四处求医。27日那天，他开始去了两个社区医院，不收，后来到陆军总医院，也是人山人海，只好回家，半小时之后，下午四点半，在沙发上就过世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我这位与我同年同月出生的朋友，一生勤奋，热衷于学问，热衷于争辩，却无能留下一句话就告别了这个世界！真是让人震惊。真难以想像古教授坐在沙发上那半小时的沮丧、无助以及悲伤。

古远清之死，也像一张“白纸”。

我看到一个隐喻。

在文学领域，他的死亡好像告诉人们：什么商榷，什么回应，现在都没有必要了。六年前，古远清那篇“帽子太沉重”之作还能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的头条文章，还能指责那个研究员说他让读者感到不满，因为隐藏在他那些宣言式、表态式文字中，充满那种自居正统、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古远清还能指责他这类文章以“政治正确”自居，为文粗率，常常义愤多于说理，有时还擦枪走火，因而惹来非议。古远清去世，当然此后他无法再质疑什么了。

他这个失败的质疑似乎也预示今后质疑的失败：越是争辩正确就将越无正确争辩的立足之地。

就在古远清为张爱玲争辩后不久，湖北女作家方方描写“土改”悲剧的《软埋》遭到极左势力凶猛的大批判，在欲加之罪的淫威之下，这部曾获2016年“路遥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被官方全方位下架了，被停印了。完全就如文革初期最时髦的做法一样，举行什么“工农兵”读者座谈批判会，在报刊杂志网站发动声势浩大围攻，那何止是“自居正统，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简直是要置人于死地。一名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撰写长文，就强烈建议公安检察部门，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调查方方，查她“与境外势力有着何种程度的勾结，与资本集团存在着何种利益共生关系……”，要“对于这些问题一查到底”。两位中共高官也写出大文参加了大批判。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把《软埋》定性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解放军上将赵可铭则攻击《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他非但批方方的小说，连带张炜、陈忠实、余华、莫言等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一并置于其批判之列。不但大批判了，而且还向有关主管提出了四条建议。条条都很凶狠，条条都很“文革”。

《软埋》被攻击为“一株反共大毒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确，如果依照列宁把文学规范为必须由党组织监督控制的“党的文学”，如果依照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定下的种种标准，如果依照中共一直以来的正统观念，方方这部长篇是“罪有应得，难逃其咎”；张炜、陈忠实、余华、莫言等诸多著名作家的一些作品也可以标上“反共”罪名。

就说莫言吧。他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被评委会赞为“以幻觉般的敏锐笔触融合了传奇、历史与当代”，非常了不起。但是，他的创作，包括小说、散文、讲话等，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作品，如《生死疲劳》、《蛙》、《酒国》、《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爆炸》等，反映中共夺取政权后中国社会生活，于是，批判者有话说了，说在莫言的笔下，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环境就是悲惨世界，经历就是苦难历程。莫言只写阴暗不写光明，只写落后不写先进，只写消极不写积极，只写苦难不写欢乐，只写假丑恶，不写真善美。写阴暗面也竭尽丑化歪曲之能事，將个别说成全体，将零星说成普遍，将偶然说成必然，将临时说成长期，将少说成多，将小说成大。在莫言笔下，中国人民永遠落后、贫穷、懦弱、没有希望、无可救药。于是，莫言的作品，被标签为“媚外文学”、“抹黑文学”，完全没有“红色基因”，完全没有顺应“主旋律”，其罪状包括存心暴露社会黑暗、蓄意抹黑新中国、发泄心中的怨恨，以及迎合西方反华势力需要，等等。

以“政治正确”自居的批判者为莫言罗织罪名，蛮有想象力的。其中竟有一条是“发泄心中的怨恨”。他们指责莫言是个忘恩负义极端自私的小人。说莫言之所以能由一个只上过五年小学的农民成为一个作家，全靠共产党栽培，可他非但不感恩反而反咬一口。还说莫言什么私心太重，只能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发展到六亲不认，睚眦必报，绝不留情！这些判词真够恐怖得让人难以预料。

许多作家，只因忠于真实，忠于文学伦理，越来越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所不容；但在严酷现实压迫之下却更清醒，更具独立精神。慕容雪村是其中一个，不过十年间，他从当红作家变成异见者，最后更成了逃亡者。前几年他就感到情况比以前更坏，言论自由方面大幅倒退，报纸、杂志、电视，所有媒体，报道的尺度统统收紧；法治状况愈发糟糕，他身边有超过十三个朋友被捕；他自己有十五个社交媒体账号被注销，多年被禁止发言，不能发表作品。但他决心还要为社会做一些事。

2020年初，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这座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一夜之间变成孤岛，堕入恐惧、绝望与痛苦之中。慕容雪村决心去探究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4月3日，在武汉解封的前夜，他孤身前往做实地采访。在他之前，那些在疫情期间曾在武汉试图实地了解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如方斌、李泽华、陈秋实、张展等人，都遭遇了被失踪、被逮捕的命运。慕容雪村在出发前、在路途中、在武汉期间、在写作期间，也感受到几乎无所不在的威胁。幸好最后，他终于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写成《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一书，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个不同背景的当事人在武汉封城期间的真实故事，从政府封锁消息导致的对疫情的忽视，到疫情如潮水般涌来时医疗等公共设施的彻底崩溃，到个体孤独绝望的挣扎。如果说突如其来的病毒让武汉陷入极度恐惧之中的话，他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惊悚的经历，则凸显出中共为封锁消息、控制言论而制造的另一种恐惧。事实上，慕容雪村因为写作和出版他这部书，不得不从中国逃到澳大利亚。他觉得现在看起来，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很难乐观。他感到这个国家正在变本加厉地走向癫狂，走向封闭，走向极权。

慕容雪村现在澳洲平安出版他冒险写出的的书，毕竟还算幸运。但他虽在国外也未必能逃过中共批判魔掌。

早就有批判高行健的例子。高行健文学成就非凡，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刘再复在〈夏志清先生纪事〉长文中说，夏志清和他个人能如此成为忘年之交，除了他是女儿剑梅之师这一原因外，还有三个人的名字一直把他们连结得紧紧。其中一个便是高行健。可是，高行健却被中共视之为敌人，遭其猛烈攻击。这位“反共”作家获奖后，中共还连带批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当年《人民网》专稿指责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中国作家协会一口咬定，高行健之所以获奖，“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帮腔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人民日报》特地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长长的题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文中竟然如此破口大骂，充满火药味：

“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里，一场闹剧正在上演。一小撮对中国人民怀有极不健康心理的所谓文学专家，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新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现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我们可以认定，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把诺奖颁给高行健再一次验证了瑞典文学院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

最近的例子是享誉世界华文文坛的华裔作家严歌苓也遭殃了。2020年3月，武汉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严歌苓撰写并发表文章〈借唐婉三字：瞒，瞒，瞒〉，为“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鸣不平，怒批中共有关部门瞒报实情；她又支持撰写《武汉封城日记》后作品遭禁的方方。2022年1月，骇人听闻的徐州八孩母亲铁链女事件曝光，严歌苓于2月5日为此发表《母亲啊母亲》一文；在与周孝正连线谈到海外人士领养中国孤儿必须付高价时，严歌苓按捺不住怒斥习近平就是“人贩子”。看来严歌苓的罪名不小，现在中国被全网封杀，作品遭禁，售书下架，新书无法出版，已出版书目禁止重印，影视合作项目告停，根据她的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一秒钟》在致谢名单中也不能出现严歌苓名字。2022年3月，读者自发组织的拥有一万六千多会员的“严歌苓读书会”不得不宣布解散。

严歌苓在2022年7月一次采访中说，她感到这么多年在文学和电影这条道路上越走越窄，特别这十年封杀控制越来越严。严歌苓曾经是中国各大媒体追捧的座上宾，现在不得不进入一个与中国体制、与那个系统决裂的状态。严歌苓说，如果她不发声，她将来会后悔，会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她觉得退无可退了。

严歌苓的感受正是许多有良知的作家的感受；她境况的变化在世界华文文坛引起震动，具有标杆性的影响。

众所周知，近年来，在中共专制高压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中国文学自由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中共主宰意识形态当局关于“主旋律”的要求这一条，就很吓人。所谓“主旋律”，说白了就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必须听命于当今政权，服务于当今政权，忠诚于当今政权。这个“主旋律”已尊为指导当今中国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金科玉律，犹如紧箍咒，人们只能顶礼膜拜，不然的话就被视为另类，打进冷宫，还可能有进一步处理。中共倡导“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要人们务必做到“三个一分钟”——“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但，但凡一个正常的人，尤其是一个追求自由崇尚独创的作家、诗人，如何能做到“三个一分钟”？！真是太荒唐太荒诞太荒谬了，然而，这正是“主旋律”的境界。

如果当前中国政治环境继续恶化下去——看来在可见的未来几乎是肯定的——中国文学命运堪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重写文学史”运动；不出几年，一个“保卫文学”的呼吁可能不得不逆境怒发。我是否杞人忧天？很可能我不幸言中了。

本文从夏志清评论张爱玲两部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谈起，要谈到“保卫文学”的问题，这是非常不幸的。

有人称张爱玲为“文坛殇女”。张爱玲在文学上成就伟大，但她的人生可说是一个悲剧。

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9月30日，七十五年后，告别人间。1995年9月8日，美国洛杉矶警方接到了报警电话，声称公寓有人死亡。警方来到后，眼前的一幕让他们非常惊讶，只见一位瘦小、短发、身穿红色旗袍的老太太安详地躺在一张灰蓝色的毯子上。里面的暖光灯还亮着，一些文件、信件显眼地放在门口的手提包旁边。警方查阅证件后确认，这位华裔老太太就是张爱玲。法医经过鉴定，发现张爱玲死于冠心病，已经去世六七天了。

她是时代产物，她的悲剧也是社会悲剧，时代悲剧，是中国悲剧。保卫文学，也是保卫张爱玲，让她在天之灵安息。

张爱玲辞世十八年之后，2013年岁末，夏志清在纽约辞世。当时夫人王洞还给他吃了点东西，夏志清疲弱地对妻子说：“我很累，我要走了。”这是夏志清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这年三月，在一次采访中，夏志清被问到，《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五十二年，书中对张爱玲的评价，你觉得还有效吗？夏志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没有改变。”

夏志清先生已完成他的“保卫文学”的事业。今天还要强调“保卫文学”，是相当令人悲哀的。或者说是悲壮吧。任重道远，需要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从长远来说，我相信严歌苓的这个“不相信”：

“我不相信中国会一直这样坏下去。”

（2023年3月22日动笔，4月2日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