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版本：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717-international-cop-city/

2023年6月6日凌晨，在聆听了连续15个小时一边倒反对的公众陈述和抗议后，美国民主党主导的亚特兰大市议会还是以11比4的投票，通过了被行动者称为“警察城（Cop City）”项目的巨额拨款。

警察城（Cop City）在官方文件中叫做“亚特兰大公共安全训练中心（Atlanta Public Safety Training Center）”，是当地计划在南部森林区和靠近黑人聚居区兴建的训练警察和消防员的大型军事化基地，将先后借债投入9千万美金，占地85英亩。警察城项目委托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Atlanta Police Foundation，APF）执行，后者是全国170多个类似机构中规模最大的，在2014年弗格森抗议后迅速膨胀成商业保守派的主要游说平台。APF的董事会囊括了亚特兰大当地最主要企业，Delta、Chick-fil-A、Home Depot、UPS等的高管。

尽管项目经费被通过，“废除警察城”（Stop Cop City，SCC）和相关的森林保卫运动并未结束。紧接着的6月8日是运动的全国行动日，而6月24日到7月1日则是运动发起以来的第六个行动周（Week of Action）。对行动者们来说，重要的在于警察城永远不会被建立（cop city will never be built），而不在于它是否得到了拨款。“你们一建立，我们就烧毁”，也成为了新的行动口号，这让运动的议程和成败得以超越政治精英的决策过程，势能不被任何党派所吸纳。

“废除警察城”可能是过去十多年美国境内激进社会运动的集大成者。“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反对达科塔输油管道”(NoDAPL)，“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等运动的元素穿插交叠其间，变幻出新的公共论述和实践方法。同时，这又是一场缺乏聚光灯关注，却又不断在有机延续的运动，其中展现的韧性和矛盾性也在挑战着社会运动成功失败的二分，刷新了对运动政治机会和生命力的认知。在普遍衰败的政治景观下，废除警察城点燃了新的范式。

废除警察城运动的漫长抗争

今年以来因传媒报道的增多才关注到运动的人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废除警察城”运动在2020年后“黑命攸关”的线下抗议低谷期就已经开始酝酿，目前不仅已经进行了两年有余，而且还有新的行动和议题在不断涌现。

2020年的“黑命攸关”和疫情成为美国大城市警权扩张，中右翼政客粉墨登场的契机。纽约、亚特兰大和费城相继选出了支持警权扩张的市长，亚特兰大的警察城项目则将警权升级推到了极致，不惜铲除森林、借贷30年也要完成项目的兴建。警察城项目利用了部分公众对治安变差和削减警权的担忧，得以在一个高度分裂的城市迅速强化种族和监狱资本主义。

2021年中，半公开的警察城项目细节被亚特兰大行动者发现，频繁而分散的线下抗议和针对涉及公司的破坏就已经启动。9月，市议会在持续的抗议下依然投票通过了方案，旧亚特兰大监狱农场的地块正式移交给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不过项目的推进还需要关键的资金支持。2021年末，在对一意孤行的政客的愤慨中，SCC已经发展成一个连接全城进步社区、学区、行动者、原住民网络的松散联盟，一部分行动者开始在南河森林中搭建树屋、营地，给树木安装钢刺，避免树木被砍伐。2022年，占领活动变得更频繁和广泛。同时，抵制活动蔓延到亚特兰大之外，为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提供服务和资金的机构被骚扰和攻击。供应链资本主义层层代理和外包的体制在降低成本和转移矛头的同时，也为SCC多层级的抵抗奠定了基础。Vice新闻的数据显示，截止2023年3月，以SCC名义进行的至少60多次商业破坏遍布美国19个州。

2022年末，以州层面司法部和警方为首的暴力机关开始加强搜捕和镇压，并给被捕者安上"境内恐怖主义“的罪名。也正是一波波的警方突袭，造成了发生于2023年1月18日的，运动至今最严重的悲剧——佐治亚州巡逻官在对峙中枪杀了人称Tortuguita（西班牙语小乌龟）的森林守卫者Manuel Terán。尽管警方坚称Tortuguita用自己的手枪开火在先，独立机构的尸检显示，Tortuguita身亡前高举双手，但依然身中14枪。

Tortuguita是近几十年美国警方杀死的第一位环境活动家。2021年，故意破坏达科塔输油管道的天主教无政府主义者Jessica Reznicek被重判八年监禁。这两起指标性事件象征着生态危机下，国家对环保运动政治打压的升级。讽刺的是，直到Tortuguita去世，SCC运动才获得了一些难得的全国性媒体曝光，其后的行动周也吸引了更多参与者。

SCC在过去两年融合了激进社会运动可能有的各种抵抗方式。占领森林、广场、桥梁和大学，搭建营地，组织篝火音乐会，烧毁挖掘机，破坏ATM机，设立团结基金，市议会内抗议，揭露警察基金会的黑钱操作，这些方法都在不同时间被不同团体所采用，很多策略都是对国家暴力的临场反应。频繁的不宣告地点的行动周，把暴力机关拖入了持久的游击战。

媒体关注和社运动力

在美国，虽然Tortuguita的去世短暂引起了关注，但Stop Cop City的媒体覆盖度和公众知晓度远不及OWS（占领华尔街）、BLM（黑命攸关）、NoDAPL（反对达科塔输油管道）等更为知名的运动标签。除了极少数的社论之外，美国少有大报对运动进行专门的深度报道。谷歌趋势2021到2023年的同期比较数据显示，SCC关键字的搜索热度不及BLM的百分之一，而且频次完全集中在亚特兰大所在的佐治亚州，这表明它仍然被视为一场地区性运动。

关于运动的核心资料基本在无政府主义社群内部传播，很多无政府主义书店里挂了悼念小乌龟的海报。但是在核心社群外，哪怕是经常关注社会运动的人，也很可能对此不明所以。在推特上，主要的SCC运动账户Defend the Atlanta Forest的关注者只有三万多人，甚至不及之前全国性社会运动的一个地方分部的影响力。运动的两年间，除了纽约有零星的声援集会，部分城市为Tortuguita举办了悼念会外，没有多城市的快速响应运动，更别说国际辐射度。今年4月初，Angela Davis决定退回亚特兰大市议会授予其的奖项以抗议警察城市项目，这可能是SCC获得的最“高级别”的同盟支持。由于同时反对两党，亚特兰大市议会又由民主党主导，在主流的政治舞台上，SCC没有任何同盟。

SCC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场平和安静的运动，没有情感冲击的影像引发公众的集体愤怒。运动占领的森林现场既不是地标建筑，也因为树木的遮挡而很难取景。占领树屋，森林巡逻并不能再现当年达科塔NoDAPL雪夜占领的悲壮感。因为行动地点分散，冲突的烈度也被大大稀释。

然而，缺乏国际甚至足够国内关注的情况下，运动反而持续了两年多，并且不断有新的战术方法。例如2023年4月末，当距离森林最近的公园Weelaunee People’s Park被清场关闭后，很多占领区和互助项目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更分散地转移到了全城各地。或者说，缺乏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反而成为了SCC持续下去的动力。

这个悖论后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这意味着运动不会有海量的负面评价和舆论反噬。烧车、炸毁自动取款机等针对资本主义机器的“直接行动”，在2020年“黑命攸关”运动高潮时期一度带来了极大的舆论抨击。所有运动中都有的机会主义劫掠，被保守派放大用来诋毁整场运动。无独有偶，有回溯研究发现，Zapatista也是在国际英文媒体关注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发展地更好。

战线小的优势也在于，运动的归档和时间线整理也相对简单和清晰。它成为很好的社会运动学习材料。事实上，将社会运动升级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宣传、解释和协调人力，如果扩大的规模无法和运动内生的力量相匹配，行动很容易在外部压力面前内爆。因而，SCC等于用一种有限的规模，来保障了运动的动力可以长期缓慢释放。

亚特兰大：新的抗议地理学

亚特兰大给不具备典型全球城市特征的地区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运动想象。纽约和香港，连带着全球南方多个首都和中心城市，在过去的十年，逐步塑造了运动城市的景观范式。它们的运动依靠发达通讯基础设施、金融资本、超高人口密度、庞大中产阶级、自由派媒体网络、政客和明星发言人，很容易窜上社交媒体头条。这些天然的运动优势，亚特兰大都不具备。

亚特兰大是个极端贫困又种族隔离的南方城市。贫困率常年在21%上下浮动，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百分之四十，儿童和有色人种贫困率更高。亚特兰大的常驻人口为50万左右，按照美国的标准也只能算是中型城市，单位人口密度只有纽约市和香港全岛的八分之一。都会区不大且分散，黑人聚集在市区，白人集中在城区边缘，亚裔和拉丁裔新移民围绕I85高速公路两侧分布，无法在短时间内动员起大量城市人口。

亚特兰大地处美国南部佐治亚州，州级政治依然受共和党控制，国家机器的暴力得以加速实施。截止到2023年初，已经有四十多位森林守卫者和抗议杀害小乌龟的参与者，被佐治亚州以“境内恐怖主义”的罪名起诉，其中有23人是在今年3月的一次大抓捕中被起诉。

讽刺的是，这条佐治亚的“境内恐怖主义”立法于2017年通过，本意是为了遏制白人至上分子对黑人教堂的私刑和袭击。立法通过后，白人至上动员和针对亚裔的暴力没有减少，而法条却被刻意扩大化，用于镇压和平占领的抗议者。按照佐治亚方面的司法解释，SCC参与者们违法是因为其通过妨碍州和全国政府的关键基础设施，试图强行左右政府政策。针对森林守卫者的起诉原因中，甚至包括了穿黑色衣服、使用防毒面具和与同伴一起使用吊床。

2023年5月31日，在向外界求助三个月后，三位主管亚特兰大团结基金（Atlanta Solidarity Fund）的行动者，Marlon Kautz, Savannah Patterson和Adele Maclean被佐治亚警方上门查抄并逮捕。TA们被指控参与洗钱和慈善欺诈等金融犯罪。成立了七年的亚特兰大团结基金是向本地被捕行动者提供资助的社运救助项目，是当时BLM和目前SCC的重要募款和支持平台之一。

对亚特兰大团结基金的起诉从根本上激化了以往的国家镇压模式。起诉原因中显示，基金在支持一个叫做Defend the Atlanta Forest（DTAF）的团体。尽管这个团体事实上并不存在，只是一个没有注册实体的推特账号，佐治亚检方表示DTAF目前是国土安全部定义的境内暴力极端分子。2020年后，极端右翼一直不遗余力请求政府将并不存在一个中心机构的“黑命攸关”运动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操作性极低的目标，却率先在“废除警察城”上实现了。

除了逮捕人数多，羁押时间久，起诉罪名更重外，佐治亚司法机关设立的天价保释金和DeKalb短期监狱（Jail）内的反人道待遇，也成为暴力机关摧毁行动者意志的渠道。当地的行动者朋友向我表示，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打压，是南部社会运动的日常。一些朋友因此考虑成为“社运移民”，搬家去东西海岸相对包容的蓝州城市继续参与行动。

不过，与以往运动常存的城市优越感（urbanormativity）不同，亚特兰大巨量的公园和森林覆盖率，也推动了新的抗议地理学的生成。城市和森林图景的交织，使抗议得以超越人造与自然常存的空间割裂，跨越种族、环保、原住民、酷儿解放等多个运动。森林阻隔了信号，也是天然的反监控基地，占领参与者被迫抛弃那种高度依赖线上实时连接的沟通方式，转而探索身体的、离线的、以及短距离的信息传递方式。

2023年5月的捐书筹款活动

由于国家机器残酷的镇压，SCC的动员模式更接近全球南方，也更容易得到美国以外运动者的共情。例如，运动一样发起了给被拘禁的森林守护者捐款和写明信片的行动。线上动员也高度仰赖匿名和去中心社交网络的传播，Mastodon中的左翼服务器，Signal、Telegram、Jitsi成为重要的节点。这与2020年“黑命攸关”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大家公开在社交媒体上进行Hashtag传播，甚少使用加密通讯工具。这两年据笔者的观察，美国运动社群，尤其是有色人种运动社群的Signal使用率和加密意识明显上升，这和激进社会运动的扩散息息相关。

无政府主义的低频复苏

目前，“废除警察城”的行动策略，都已经在既有的本地化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被实践过。这些运动策略被看作“很新”，是因为它们在过去的时日往往被强调中心化协调动员的社会主义左翼社群所遮蔽。

大批的SCC参与者都在过去的去中心化运动的锤炼中一路走来。Tortuguita在SCC前是去中心组织Food Not Bombs (FNB)的深度参与者。FNB起源于1980年代的波士顿，致力于收集与分享免费的素食。截止2021年，尽管不断被打压，全球已有数百个实施去中心化运作的FNB站点，其成员也常常身兼其他政治运动的关键角色。SCC的占领区有免费食物分发点，今年3月还举办了食物自治节，这些实践都让人联想到FNB。从历史角度看，FNB是80年代无政府主义低迷时期少数持续健康运行的激进社会运动之一。从运动结构看，它常常充当其他政治运动的粘合、协调和救济网络。这种无政府主义社群间的交叠、延续和互补，在占领华尔街和反对达科塔输油管道的运动中也得到了展现，很多本地小型书店、互助网络在占领现场都发挥着重要的向导、信息传递和食物供应功能。

数人头的集会示威并不是SCC的关键所在，这也使其不那么需要媒体借力来存续。SCC贵在复苏和传播着一整套如何激进生活的尝试，包括如何运作亲和团体（affinity groups），如何匿名筹款和降低风险，如何不靠电力保存食物，如何搭建和维修水电设施，如何DIY一个本地太阳能通讯网络，甚至怎么用攀岩设备爬树，如何处理枪伤伤口等。参与者在营地的体验不仅仅增长了运动的“知识”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更是掌握了一套可以在远离暴力机构的情况下共同生活的通用技能。

费城某无政府主义书店的海报

SCC的抗争也是疫情后无政府主义低频复苏的信号之一，尽管这种趋势很难用数据证实。它往往来自于一些细微的信号，比如“Mutual Aid”这类词汇逐步进入了非无政府主义社群的论述和实践，又比如本地无政府主义书店举办的DIY工作坊时常爆满。SCC是这些趋势中的小支流，既反对着国家和司法的暴力，也在拒绝一种目标和步调统一的运动组织形式。

韧性的艺术

SCC运动的持续当然也伴随着危机。亚特兰大被认为是21世纪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新落脚城市。在城郊，亚裔和拉丁裔人口比例一直在飞速上涨。但是，亚裔和拉丁裔聚集区在东北部，森林区则在东南的反向位置，物理距离成为了天然的参与屏障。移民社群因为长期的地理和居住隔绝，也更容易对废警主义心生怀疑而远离运动。目前看来，对SCC支持度最高的社群确实集中在东部、南部、市区和黑人大学城的贫困社区，也是这些社区的市议员就项目投了反对票。另外，运动的匿名性保障了参与者对外的安全和平等，但也同时增加了运动内部，尤其是亲和社群之间维持信任和互相问责的难度。与2020年西雅图国会山自治区（Capitol Hill Autonomous Zone，CHAZ）出现的情况类似，SCC内部也依然存在着跨族裔动员的一些障碍。

在警察城拨款已经被批准的现实之下，SCC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将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在可见的未来，这场运动依然不会有政治精英的支持，佐治亚共和党将之视作打击极左、收复选票的利器，而以市长Andre Dickens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则试图修补和警局的关系，继续扮演着沉默的帮凶。围绕6月6日的媒体报道基本都在预设一个盖棺定论的结局：项目经费已经批准，选址没有Plan B，抵抗运动已经失败，警察城市最终将兴建。SCC一方及时提出了关键的反驳，但它需要积蓄力量来扭转运动的落败感。

“废除警察城”恐怕已经适应了当下腹背受困的局面。当两年前警察城项目第一次被批准后，运动就已经面临过士气低迷和人员流失的挑战。最终，运动通过分散而多样的行动周议程拓展了议题，复苏了活力。同样的，6月末的第六个行动周也成为了积蓄运动势能重要的试验田，参与者们通过小乌龟的悼念会、公园派对、商家抵制等活动吸引了更多新人加入。同时，去中心的社区会议、被捕须知工作坊、食物分发、野餐会等还在定期举办；在警方对森林的严防死守下，距离森林不远的Brownwood Park成为了新的占领和活动区。选举动员方面，一个新的联盟正在推动警察城进入今年11月亚特兰大的全民公投，而市政府一次次百般刁难的回应，正在帮助酝酿新一轮的街头运动。如今，“废除警察城”不再仅仅着眼于反对一个既定的市政项目，它更是关于亚特兰大的政治格局，草根动员的边界，关于普通人在当下还可以如何用肉身抵抗嗜血的机器。

从1980年代末的ACT UP到2000年代的反战抗议，反建制运动的历史轨迹说明，抗议的持续并不总是需要一个理想的政治、媒体和地理环境。而2020年BLM后迅速倒退的公众支持也在警醒行动者，表面上的运动同道，比如看似坚韧的跨种族联盟支持，也可能是后期摧毁运动的一颗定时炸弹。对采用直接行动的激进社会运动来说，一些因素的缺乏似乎才是孵化坚韧性的条件。SCC的当下，是对这种矛盾性最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