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前几天才注意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的第一卷，第七卷和第九卷一直没出版。除了第七卷是因高华去世以外，第一卷的作者杨奎松和第九卷的作者韩钢还在内地工作生活，受到压力而不能出版吗？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十卷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本丛书共十卷，约六百万字，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著。十余位功力深厚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员合力撰写，历时七年。本丛书资料翔实，叙述详尽，观点开放，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至1981年期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除了利用文献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和各种资料，作者还参考了大量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核实史料，试图尽可能真实地重现这段历史。

本丛书的特点是展开全景式历史纪录，通史与专题结合，注重国际与国内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揭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既记录了反映高层决策和斗争的重要时刻，又体现了芸芸众生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潮流。各卷独立成篇，又首尾相贯。 以中央和地方档案史料的发掘和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重大史实详尽考订和辨认分析，本丛书是学者和各阶层读者解读中国、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走向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目录和作者：

• 第一卷 断裂与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49-4952）， 杨奎松

• 第二卷 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 林蕴晖

• 第三卷 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 沈志华

• 第四卷 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 林蕴晖

• 第五卷 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 钱痒理

• 第六卷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卜伟华

• 第七卷 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 高华

• 第八卷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 史云、李丹慧

• 第九卷 革命的终结—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1976-1978），韩钢

• 第十卷 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 萧东连

第一卷 斷裂與延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1949-1952）（即將出版）楊奎松

第二卷 向社會主義過渡 ── 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1953-1955）

1953年至1955年，在共和國歷史上被稱為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期間在中國社會的一切領域——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所發生的變革，都是 以毛澤東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為主線而展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提出，自1980年代後期開始引起了人們對過渡時期總路線進行反思。作 者依據歷史文獻和檔案資料，對中共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以及由此引發黨內的「倒劉」風波和「高饒事件」，以至實施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出現的意識形態分 歧，作了詳盡的述和分析。此外，對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訂、蘇聯給予的援助和貢獻，以及這一時期的國防建設和外交活動，也有精闢的論述。

林蘊暉，中國共產黨歷史、當代中國史學者，長期從事教學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共和國年輪（1953）》、《劉少奇之路—輔助建國 （1949-1956）》、《走出誤區—我觀共和國之路》；並主編《中國四十年發展戰略的演變》、《人民共和國春秋實錄》；合著《凱歌行進的時 期》（1949-1989中國系列之一）、《人民公社狂想曲》。

第三卷 思考與選擇 ── 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

在共和國的歷史上，1956-1957年被稱為「多事之秋」。作者充分利用十幾個省市的檔案、俄國解密檔案、當時的報刊雜誌、當事人的口述記錄和回憶錄，以及現有的研究成果，對中共中央知識分子會議的目標和結果、蘇共二十大在中國的反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提出和推行，中共八大的作用和局限，中國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響，整風反右運動的起因、轉變和結局等一系列重大歷史過程，作出翔實的描述和分析。

沈志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兼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名譽研究員。研究興趣為蘇聯史、冷戰國際史，對中蘇關係史和朝鮮戰爭史有專門研究，代表著作有《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蘇聯專家在中國》、《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和論文多篇。

第四卷 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

究竟毛澤東提出的超英趕美戰略，如何在中共高層取得統一，又何以得到基層群眾的積極回應？一再縮短的趕超時間表是如何編織出來的？在發動大躍進的過程中，有多少中共省級領導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的中共軍委擴大會議為甚麼要拿粟裕開刀？1959年在廬山罷黜彭德懷的真實原因何在？造成大饑荒的主要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究竟有多少？為挽救危機，中共中央又採取了哪些措施？本卷依據第一手資料，作出詳盡敘述和剖析。

林蘊暉，中國共產黨歷史、當代中國史學者，長期從事教學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共和國年輪（1953）》、《劉少奇之路—輔助建國（1949-1956）》、《走出誤區—我觀共和國之路》；並主編《中國四十年發展戰略的演變》、《人民共和國春秋實錄》；合著《凱歌行進的時期》（1949-1989中國系列之一）、《人民公社狂想曲》。

第五卷 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

從1962年起至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夕，是一個色彩紛呈、複雜變幻的時段，有人稱其為「變局」。這種「變局」，是在大躍進運動遭受重大挫折、外部世界對中國施加愈來愈大壓力的局勢下，中國人在理論、觀念、政策作出一系列求變求存的調整和應對而發生的。它根本改變了60年代中國歷史的走向：那些最為重大、最為精彩的政治變動和思想流轉，都發生在這個時段；同時，它又開啟了更為激烈變動的十年。

錢庠理，畢業於國內重點綜合性大學歷史系，史學碩士。長期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和中外關係史研究，著有多部關於毛澤東研究和當代中國歷史的著作。

第六卷 「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

本卷簡明地描繪出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全景圖像與過程：從1965年底批判《海瑞罷官》至1969年4月召開九大期間，文化大革命從發動到形成高潮，從奪權到天下大亂，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到最後召開九大。作者批評文革研究中不實事求是、為尊者諱、粉飾歷史、大而化之等弊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從史料出發，力求還歷史之本來面貌。

卜偉華，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現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曾編輯多種中共黨史資料叢書，合著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五十年》等書；也是最早從事文革研究的學者，發表過〈紅衛兵運動與「文革」前的學校教育〉、〈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始末〉、〈北京紅衛兵運動大事記〉等論文多篇。

第七卷 新秩序和新衝突──從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 （即將出版）高華

第八卷 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 ──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

1972年至1976年文革結束，發生了一系列至今仍眾說紛紜的重大政治事件，例如毛澤東曾考慮哪些人當接班人？周恩來為甚麼要做痛苦的反省？中阿、中越為甚麼翻臉？譚甫仁中將為甚麼被刺殺？公安部長李震是自殺還是他殺？毛是否因「紅都女皇」事件要把江青攆出政治局？周恩來對美國人說了些甚麼而被批判？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是防備誰？批鄧是毛的決策還是「四人幫」的挑撥？「一生中做了兩件大事」是毛的遺囑嗎？誰首倡粉碎「四人幫」鬥爭？「四人幫」有沒有政變計劃？作者利用檔案資料，一一嚴肅考辯，揭示箇中真相。

史雲，在重點大學畢業後歷任大學講師、教授，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問題的教學與研究，特別專注於1970年代以來的中國研究。發表過多種有關中國當代經濟體制變革、周恩來經濟思想、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文化大革命人物的研究著述。

李丹慧，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研究員，《冷戰國際史研究》主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兼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外交史。主編有《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等書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第九卷 革命的終結──從「階級鬥爭為綱」到「經濟建設為中心」（1976-1978）

（即將出版）韓鋼

第十卷 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

文革結束後，中共怎樣清理毛澤東的政治遺產，重新闡釋自己的意識形態，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找到正當性？人們的思想如何不斷獲得解放？數以千萬計的冤假錯案如何得以平反？如何促成華國鋒下台，確立鄧、胡、趙新體制？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是怎樣起步的？改革為甚麼在農村率先取得突破？黨內黨外何以會出現民主化思潮？中共提出政治改革又何以迅速地退縮？對於歷史大轉軌中頻繁出現的各種意識形態爭論和衝突，作者都盡可能依據第一手資料作出詳盡敘述。

蕭冬連，中國共產黨、歷史和當代中國史學者。主要著作有：《崛起與徘徊——十年農村的回顧與前瞻》、《五十年國事紀要——外交卷》、《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共和國年輪（1961）》；合著有《强國的方略——中國五十年社會主義戰略的演變》；合編有《中國改革大詞典》。

韩钢：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武断。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1]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官方这次的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视，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2]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3]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4]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5]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6]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7]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8]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9]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10]《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11]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12]耿飚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13]

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东兴同志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是吴德抓的。”[14]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15]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16]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17]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决定”，不可能不经过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意。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18]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19]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向去西山向邓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20]

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21]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22]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至迟到1977年初，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华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23]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24]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25]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26]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27]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28]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29]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30]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31]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32]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33]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34]“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35]、朱穆之[36]、李鑫、华楠[37]、王殊[38]同志阅办。”但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39]据李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审批了。[40]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41]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42]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43]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44]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45]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2年2月，王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6]王震看望邓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47]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48]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49]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50]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专委[51]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52]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会没有关系。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国锋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53]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复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同意的。[54]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55]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56]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华国锋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国锋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没有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57]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沿用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58]虽然依旧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产”，毕竟与“只革命、不生产”或“重革命、轻生产”不同。对国民生活，华国锋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59]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60]语言虽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史，“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国锋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入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61]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复出才一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主席提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62]或许应该更多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

其实华国锋也在考虑结束揭批运动。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结束清查运动。有人要求把清查运动的时间延长一点，华没有同意，要求还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63]不知何故，高层并未宣布结束运动，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64]“底”在哪里？时过九个月，邓小平旧话重提。1978年9月，邓在东北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透出对运动过久的不满：对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么搞下去吧？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疼不痒，没个目的，搞形式主义。[65]

邓小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国锋作过沟通。10月9日，华同“毛著编办”几位负责人[66]谈话，提到邓小平经过沈阳时，李德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烦。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67]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彪、“四人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入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68]华国锋考虑，就在这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69]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1月5日，华国锋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70]到1978年冬，在“重点转移”的问题上，华与邓没有根本性分歧。

华国锋唯一有些顾虑的，是如何提政治口号。他的想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提揭批‘四人帮’为纲”，在这个“总口号”之下实现“重点转移”。这种“两张皮”的策略，透出华国锋内心的某种障碍。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71]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老道的邓小平。就这次会议而言，大概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华的意见与邓稍有差异。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72]但华的讲话既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绕开了这个敏感问题。

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按照官方叙史，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到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是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从地方到中央，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73]毛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1978年，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议论蜂起。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讲早了不好，人们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74]华国锋不想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恐怕既有他本人对理论问题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温厚、包容的缘故。无论如何，华对理论界的争论不反感，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75]这是事后的说法。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是否认为主题好；但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华至多是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能相提并论。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76]。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77]“砍旗”是反对者给真理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表示了反感。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

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78]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正直，处事比较慎重。鲜明的对比是毛泽东主席，他也是常常让刘少奇或邓小平主持会议，但他很快就打断人家的话，把主持会议权完全接过来。他作结论时更是上纲上线，提得很高。整个会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药味越来越浓。而华国锋却不是这样，例如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添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特别是当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撤职，这就使我不仅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79]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以他“第一号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洋跃进”？

“洋跃进”也是指斥华国锋的错误之一。“跃进”自1980年代以后是个贬词，“跃进”再戴个“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

所谓“洋跃进”，从目前的解释看，有宽狭两种含义。广义的“洋跃进”，指1970年代末伴随大规模技术和设备引进的经济高速增长。狭义的“洋跃进”，指超出国力承受边界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大规模引进。由于批评者将之比作1950年代的“大跃进”，又因为具有1950年代不曾有过的对外引进的因素，故称之为“洋跃进”。对“洋跃进”，政学两界历来有不同看法，以至于对这个说法都有争议。作为学术问题，这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不过，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前提是弄清事实。因为事情本身比较复杂，这里只讨论最高层关于引进的决策层面的事实问题。

“文革”结束以后，当时面临的局面相当严峻。工业生产方面，突出的问题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紧张。为解决这方面的困难，1977年7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除抓紧“四三方案”[80]的在建项目的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65亿美元。7月26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汇报。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多出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品，换取外汇，多引进设备和

技术。叶剑英当即赞成，说“不算多。投信任票。”华国锋、李先念也都表示赞成。[81]

会后，国家计委修订引进方案，提出在65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引进项目，规模扩大到150亿美元。18日、23日、25日，政治局三次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肯定了计委修订后的方案。邓小平很肯定150亿美元的引进计划，认为没有什么危险。邓甚至提出，再过两三年，也许可以再多些。李先念同意邓的意见。华国锋也同意邓的看法，肯定国家计委的计划是积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82]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突出议论的话题是加速和扩大引进。邓小平认为：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不怕冒头。还说：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这个决心，试一试，不行也不要紧。叶剑英说：我们要在二十三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干劲要鼓足，气势不可怕。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把我们的建设速度加快，再加快。华国锋赞成，说：180亿元的进口，可以一起谈。[83]按照华的主张，引进规模扩大到180亿元。

3月13日，政治局再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汇报。华国锋说：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小平同志1975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了65亿美元的方案，现在看不够了。引进也要有个长远打算，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国际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要加强调查研究，统筹考虑。现在提出这个规划很重要，要先把今年60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定下来。华说：八年引进规模180亿美元，也可能是200亿美元。[84]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早投产一年半载，就把钱赚回来了。[85]

4月19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邓小平明显流露出不满：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86]与邓小平一样，华国锋也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问题：我们要经过二十三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争速度，这里就有一个引进的问题。太急了不行，慢腾腾也不行。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放手一点。[87]后来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即由此而来。

6月1日、3日，政治局听取林乎加率领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率领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华国锋对引进规模稍显谨慎，他说：国外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下了决心就能上准。这不是优柔寡断。他说：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不过在引进新技术和利用外资方面，华仍主张要大胆一些：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子也要大一些。邓小平则毫无顾虑，气魄极大：下个大决心，不仅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6月22日，邓小平同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谈话，说得更干脆：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88]500亿美元的规模，是3月份拟定的200亿的盘子二点五倍。

大概是受邓小平的影响，6月30日听取谷牧出访汇报时，华国锋再次强调步子要大一些：第一次提65亿，第二次180亿，现在有一些新的设想，步子还可以再大一些。[89]几天后，他在一次谈话中嫌原计划过于保守：“一种办法是让外国剥削一点去，干翻身有什么不好？另一种办法是借自力更生为名，搞假‘左’，五十年也翻不过身来。哪种好？中央准备采取大的政策引进。从60亿到180亿，现在要搞到500亿美元。花一点钱。这是一个大决策，原计划是保守了。”[90]同华、邓的态度相比，叶剑英、李先念显得比较谨慎。叶说：引进技术，重点在欧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要吃饱，二要消化得了。看主观条件，能否消化得了。一天三餐，一顿去吃就消化不了。要按消化能力，掌握分寸。要集中更大力量消化引进的东西。李先念说：引进要同国内制造平衡，要结合起来。光进口，国内机械工业不提高不行吧？！[91]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要求国家计委提出一个引进新技术的单子。国家计委作了研究，并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各方面提出的扩大技术引进的设想，需要用汇超过1000亿美元。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汇报。华国锋从加快发展速度的角度肯定了引进规模的扩大：关于引进国外新技术，原来我们提了一个65亿美元的引进方案，以后看到形势发展好，认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180亿美元。现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也是合乎认识规律的。[92]有材料显示，邓小平也有把引进规模扩大到800亿美元的考虑。[93]尚不清楚的是，邓什么时候提出的这个想法，这是他自己的考虑还是对计委方案的肯定。李先念则仍然对引进规模的扩大有些担心。8月3日，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听取各部门汇报后，李先念谈了一些意见：要想一想自己的本领，一下子引进那么多新技术，能不能掌握和消化？不要搞成“花子拾黄金”。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至于国民经济的平衡，不可能一下子平衡得很好，但要做到八九不离十。我怀疑能否借到500亿美元？借了500亿外债还不起，国际上对我们的观感就要变。500亿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全都用，我想先借200亿美元，用点还点，还点用点，滚着用，大概就差不多了。[94]虽然叶剑英、李先念都有些隐忧，高层最终还是作出了进一步扩大引进规模的决定。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时宣布：最近中央决定，引进工作胆子要更放大一些，步子要更加快一些，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李还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95]

上述高层决策过程的梳理，表明引进规模的扩大有一个过程，高层领导人的意向也有些变化和参差。从65亿美元到后来的800亿美元的规模，最初高层的意见比较一致，后来逐渐有些差异。在高层领导人里，邓小平的调子始终是步子要快，规模要大；华国锋的想法与邓最接近甚至完全一致，中间虽一度略微谨慎，但很快恢复了乐观态度。叶剑英、李先念开始也赞成扩大规模，但是随着规模设想的一步步扩大，态度渐趋谨慎。所以，即便把当年的引进规模扩大说成是“洋跃进”，也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事实上邓小平比华国锋更积极。无怪乎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96]

胡耀邦事后的评论比较公道：“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97]经济工作有没有错误、有多大错误，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不过，胡耀邦说这是中央全会的决定，“大家都举了手”，责任不在华国锋一个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被忽视的“滥觞”

关于改革开放起源的历史叙述，很少提到华国锋，似乎华与改革开放无缘甚至是对立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98]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而且这里所说的“改革”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同后来的改革含义殊异。

那么，华国锋有没有改革开放的意识呢？这需要凭史料来回答。由于文献档案公布甚少，笔者只能根据所见零星史料梳理。

在借鉴和学习外国经验问题上，华国锋不是一个保守的领导人。1975年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时，就曾感叹“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99]1977年初，项南[100]向他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华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感到惊诧，韩丁一人种1600多亩地、一年生产150万斤粮食的事实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项南感慨地说：“华主席，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他向华国锋建议：“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华“内心有所触动”，对项南说：“我相信你说的情况是真的……”[101]

前述华国锋在引进问题上的主张，某种程度上已经含有打破自我封闭的意义。在他看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要很快搞上去，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学习外国好的经验，非常重要。

他说：“‘四人帮’闭着眼睛，不学外国技术，那才是真正的爬行。”[102]1977年底至1978年中国派出一些代表团出国出境考察，比较重要的有：林乎加率领的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段云率领的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港澳，李一氓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工作者访问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华国锋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103]对干部的思想保守现状，华国锋十分感慨：“现在有个问题，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办？多出国，多考察……我们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也是夜郎自大的故乡。”[104]在华国锋、邓小平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8年掀起中国当代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考察外国反馈回来的信息，给华国锋很大刺激。初步了解外部世界后，中国与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差距凸显。对华国锋来说，改革的动因更可能是来自于中外现状的比较。华认为：“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但是国人尤其是干部却存在“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理，华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华认为“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有个思想束缚”，所以才要“思想再解放一点”。[105]

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华国锋当时比较关注的是行政效率、企业管理、分配制度等问题。他主张精简行政和管理人员，对企业干部实行考核，在企业里实行政治挂帅和奖励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华国锋还指出了过分集中的问题，醒“要警惕我们的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各部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他要求“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当时就主张“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他举例，现在钢材库存1380万吨，正常库存有600多万吨就够了，多了700吨。这反映企业管理有问题，积压了物资、资金。他说：“资本家多积压一个月就不得了，半年就不顾一切往外抛，赔了本是要跳楼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学，他们的技术、管理方面好的经验可以学，洋为中用嘛！”由此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106]注意价值法则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多少显露出后来经济改革的纵深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应该肯定华国锋的主张有某种前瞻性。

说到前瞻性，还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78年6月，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一个十分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华国锋非常关注这个动议，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切实落实，把它办起来。”[107]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两头在外”战略的最初萌芽。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史实几乎无人知晓，几近湮灭。

对外关系不是华国锋熟悉的工作领域，但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务实风格。特别是他很注意在对交往中，考察外国的情况和经验，以为中国的借鉴，而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陈规的领导人。

1977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勇气的决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据时任中联部八局局长的朱良回忆，虽然1975年毛泽东一度称赞铁托，并托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向铁托转致问候，两国紧张的关系有所松动，但是铁托访华涉及是否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国内有一种意见认为，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飙、副部长李一氓思想比较解放，而“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笔者猜想，朱良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指至少包括华国锋。这年8月，铁托来华访问，获得极大成功，两党关系的恢复进入“快车道”。1978年3月，中共高层派出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访问团回来后向中央报告，否定了过去中国党给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并就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访南提出建议。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南共联盟成为第一个同中共恢复关系的“修正主义党”。

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华国锋非常感慨。据朱良回忆，华了解到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相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要随同访问的赵紫阳（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朱良还回忆，华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吸收国外投资和贷款的经验颇有兴趣。看到罗、南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他当即想到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108]这种源于经验而不是理论推导的改革意识，比某种“理论”更实在，也更具张力。

从实施大规模引进，主张走出去看西方、开眼界，赞成办出口基地和实施加工订货、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以及吸收外国贷款，提出改革上层建筑和管理体制看，应该肯定，华国锋主政时，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同后来的改革开放相比，这时的改革开放当然还是浅层的，不少甚至还在酝酿之中。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其始也简”。因为其浅、其简，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

包容和宽厚的主持者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批评，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作为主持者，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109]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等）平反或重新处理，审查康生和谢富治。与会者对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意见很多，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决定会后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然后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对与会者普遍质疑和批评的“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承认“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主动承担了责任：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110]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的包容、宽厚不无关系。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高评价三中全会时，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作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111]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农业问题，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12]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大陆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最大的错误

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也是复杂和多面的。这里不多作叙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点：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即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处置。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异常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113]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114]

华国锋本人就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时年32岁。1976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对“批邓”表示不满。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安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决定将这个报告及所谓“罪证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1980年李冬民获平反）。[115]

各地奉五号、六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步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收监。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116]据一些材料显示，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还有两种模糊的说法，一说四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后才审判的案件，最著名的个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莲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年4月、12月先后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的（均于1981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终判决，都同五号、六号和三十号文件有关。[117]

华和高层的处置，自然是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忧虑。对于民间舆论和自发活动的应对，如果只是采取意识形态的手法（如宣传“两个凡是”），充其量不过是政治上的失策；一旦动用司法手段，尤其是开杀戒，则不能不铸成大错。

深究起来，这个错误的根源并不在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专政”制度和传统。“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将以言定罪推到极致。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

办。”[118]这项根本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规定的“罪名”，根本违背了宪法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其内涵和外延又毫无界定，可以任意解释和放大，成为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1977年“打击政治谣言”的后果，当然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但手段却沿袭了“文革”，只是把“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换成了“攻击毛主席和华主席”。从性质上说，它是“专政”制度悲剧的重演，而这一点才是最应该反思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 新华社北京2008年8月31日电：《华国锋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8年9月1日。

[2] 《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9-901页。

[3] 吴德口述，朱元石等访问、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235-236页。

[4] 张根生：《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海天出版社，2004年，第293-294页。

[5]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11页。这里记载的时间，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所说的时间相差十来天，孰对孰误，尚待考证。

[7] 参见《叶剑英年谱》（下），第1108-1111页；《叶剑英传记》编写组编：《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643-635页。

[8] 《十年风雨纪事》，第236-241页。

[9] 《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294页。

[10] 《李先念传》（下），第902-903页。

[11] 《叶剑英年谱》（下），第1110-1113页。

[12] 《十年风雨纪事》，第237-250页。

[13] 《耿飚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11-516页。

[14] 华国锋、李先念同陈丕显、胡立教的谈话（1978年11月19日）。

[15] 《十年风雨纪事》，第255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

[17]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29页。

[18]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52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3-155页。

[19] 《十年风雨纪事》，第255页。

[20] 杨肇林、丑运洲、乔崖著：《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396-397页。该书称苏、倪去西山看望邓是1976年底，此说可能有误。如果是去西山，当为1977年2月以后，因为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移住西山的；如果是1976年底，则当是去解放军三○一医院看望的。

[21] 中央理论学习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成立的，归属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负责人是李鑫。实际上，这是一个专门为中共高层起草文件的写作班子。不久之后，这个班子并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毛著编办”），成为“毛著编办”的二级机构，仍称理论组。

[22]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1977年1月14日）。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31-1734页。

[24]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1977年1月14日）。

[25] 转引自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页。

[26]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27] 李鑫在理论务虚会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28] 转引自张湛彬著：《石破天惊——中国“第二次革命”起源纪实》，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29]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49页。

[30] 华国锋、李先念同陈丕显、胡立教的谈话（1978年11月19日）。

[31]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1977年1月14日）。

[32] 《关于李鑫同志的几个问题》（初稿，供讨论用），时间不详。

[33]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4]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5]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引者注。

[36]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新华通讯社社长——引者注。

[37]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解放军报》总编辑——引者注。

[38]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红旗》杂志总编辑——引者注。

[39]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关于李鑫同志的几个问题》（初稿，供讨论用）。

[40]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41] 华国锋、纪登奎听取中央宣传口汇报时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

[42] 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449-1450页。

[43] 参见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

[44] 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1页。

[45]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47] 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9-740页。

[48] 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739页。

[49] 满妹著：《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12-213页。

[50] 胡绩伟著：《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页。

[51] 专委指中央专门委员会，系领导原子能工业的中央机构。

[52] 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406-407页。

[53] 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

[54] 曾志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3页。

[55] 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56]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22-123页。

[57] 任平：《抓纲治国》，《人民日报》1977年2月8日。

[58] 华国锋、纪登奎听取中央宣传口汇报时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

[59] 华国锋在国务院财经工作会议的讲话（1976年11月5日）。

[60]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61]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2页。

[62]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77年8月23日）。

[63] 华国锋在全国计划会议的讲话（1977年12月11日）。

[64]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军委全会上的讲话（1977年12月12日），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36页；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人民日报》1978年3月6日。

[65] 邓小平听取解放军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汇报时的讲话（1978年9月17日）。

[66] 从传达记录看，至少有吴冷西、胡绳参加。

[67] 这五条标准是：一、恢复军队的传统；二、看是不是真正统一了；三，看军队在地方、在人民中的观感是不是变了；四、纪律，一起行动听指挥；五、干部队伍要整顿好。见邓小平听取解放军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汇报时的讲话（1978年9月17日）。

[68] 吴冷西传达华国锋的讲话（1978年10月10日）。

[69] 吴冷西传达华国锋的讲话（1978年10月10日）。

[70] 吴冷西传达华国锋的讲话（1978年11月6日）。

[71] 吴冷西传达华国锋的讲话（1978年10月10日）。

[72] 转引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2页。

[7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5页。

[74] 华国锋、汪东兴、乌兰夫听取张平化、朱穆之、廖井丹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7日）。

[75] 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193页。

[76] “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

[77] 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

[78] 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12期；沈宝祥：《真理部长问题大讨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79] 《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页。

[80] 指1973年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新技术的方案，因需动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

[81]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2004年11月初稿，未刊，第34-36页。

[82] 《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55-62页。

[83]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经济部分时的谈话（1978年2月9日）。

[84] 《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0页。

[85]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九九七）》（上），第279页。

[86]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第298页。

[87] 《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3页。

[88] 《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8-120页。

[89] 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90] 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

[91] 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92] 华国锋听取李人俊关于扩大新技术引进初步设想汇报后的讲话（1978年7月11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38-139页。

[93] 1978年12月9日，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邓小平同志讲用外国贷款由五百亿增到八百亿。”见《王震传》编写组：《王震传》（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

[94] 李先念听取各部汇报后的讲话（1978年8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40页。

[95] 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9月9日）。

[96] 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97] 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746页。

[98] 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日报》1977年5月1日。

[99] 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胡耀邦等同志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的讲话（1975年9月26日）。

[100] 项南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农机局局长。

[101] 胡少安著：《敬畏人民——项南传》（上），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198-199页。

[102] 华国锋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引进成套设备计划汇报的谈话（1978年3月1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0页。

[103] 华国锋听取林乎加、段云汇报后的谈话（1978年6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8页。

[104] 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

[105] 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106] 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107]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为组长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工作报告的讨论（1978年6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9页。

[108] 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

[109] 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89页。

[110] 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1-192页。

[111] 《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页。

[112]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07页。

[113] 参见《改革开放的历程》，第50页。

[114] 参见《改革开放的历程》，第50页；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464页；谭宗级、叶心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6页。

[115] 参见《改革开放的历程》，第43-44、50页；《石破天惊》，第65页。

[1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第14页。

[117] 参见金凤：《血写的嘱托》，金凤、丁东编注：《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第242-246页；《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75-197页。

[118]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上册，1988年，内部印行，第247页。

原载《往事》第七十四期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