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费舍尔：逃出吸血鬼城堡
逃出吸血鬼城堡
马克·费舍尔/文
王立秋/译
Mark Fisher, “Exiting the Vampire Castle”, The North Star, November 22, 2012, 因原网刊已经不存在，本文按CC BY-NC 4.0译自OpenDemocracy于2013年11月24日转载的版本，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做其他用途。
马克·费舍尔(1968-2017)，英国作家、音乐批评家、政治和文化理论家、哲学家和教师，曾任职于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视觉文化系，著有《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 2009)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今年夏天，我认真考虑过退出一切政治参与。因为工作过度而筋疲力尽，无法从事生产活动，我发现自己终日在社交媒体上游荡，感觉自己的抑郁和疲惫与日俱增。
“左翼”的推特经常令人感到难受、气馁。今年早些时候，推上掀起过几场引人注目的，“指控”和谴责特定认同左翼的人物的风暴。这些人物说的话有时是会令人反感；可就算这样，网上毁谤和追猎他们的方式还是留下了可怕的残余，那就是愧疚和猎巫说教散发的恶臭。
与推上这些交流的公然的野蛮相伴的，是一种更加普遍、或许也因此而更加让人无力的氛围：到处充斥着刻薄的怨恨。这种怨恨最经常指向的对象，是欧文·琼斯(Owen Jones)。网上对琼斯的攻击，是让我如此沮丧的原因之一。在过去几年里英国阶级意识的提高上，琼斯厥功至伟。如果这就是一个真正成功地把斗争引入英国生活核心地带的左翼的下场，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步他的后尘进入主流呢？避免这种持续辱骂的唯一方式是留在无力的边缘位置吗？
使我突破这种压抑的麻痹状态的一件事情，是我去参加了伊普斯维奇（就在我住的地方附近）举行的人民大会。迎接人民大会的，是一如既往的讥讽和挖苦。人们告诉我们，人民大会是无用的噱头，包括琼斯在内的媒体左翼又要到会上自吹自擂了——又一次展示了自上而下的名人文化。但在伊普斯维奇大会上实际发生的情况，和这种夸张的描述截然不同。当晚会议的前半段——在欧文·琼斯激动人心的演说中达到高潮——当然是由坐贵宾席的发言人来主导的。但会议后半段的主角，是萨福克各地的工人阶级活动人士：他们相互交谈，相互支持，分享经验和策略。人民大会绝非等级左翼的又一个例子，相反，它是垂直与水平相结合的一个例子：媒体的权力和魅力可以把以前没有参加过政治会议的人吸引过来，在这里，他们可以和经验丰富的活动人士交流并制定行动策略。大会的氛围是反种族主义、反性别主义的，但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它不会给人那种像令人窒息的浓雾一样笼罩左翼推特的，让人无力的愧疚感和怀疑感。
然后是罗素·布兰德。我一直欣赏布兰德——他是当前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大牌喜剧人之一。在过去几年里，电视喜剧逐渐资产阶级化（不是一蹴而就，但情况一直在恶化），愚蠢而极其张扬的傻子迈克尔·麦金泰尔(Michael McIntyre)和一帮沉闷寡淡的投机毕业生主导了舞台。
在《新闻之夜》播出杰里米·帕克斯曼采访布兰德的那期火爆节目的头一天，我在伊普斯维奇的“弥赛亚情结”看了布兰德的脱口秀。他的表演悍然支持移民、支持共产主义、反对恐同，充满了工人阶级的聪明，也不害怕展示这种聪明，并且和过去的流行文化一样“怪”(queer)——也就是说，和后结构主义“左翼”道德家强加给我们的那种苦大仇深的身份至上的虔诚完全不搭边。马尔科姆·X、切、作为对既有现实的迷幻拆解的政治：和指手画脚的说教相反，这才是酷的、性感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
第二天晚上，显然，布兰德的出现制造了一个“分裂时刻”。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布兰德通过辩论干翻帕克斯曼这件事情极其令人感动，堪称奇迹；我都不记得上一次一个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人有机会用智力和理性如此完美地摧毁一个阶级“上位者”是什么时候了。这和约翰尼·罗顿(Johnny Rotten)咒骂比尔·格伦迪(Bill Grundy)还不一样，后者没有挑战、反而坐实了阶级的刻板印象。布兰德在机智上胜过了帕克斯曼，对幽默的运用使布兰德区别于众多板着脸装逼的“左翼”。布兰德让人感到舒服；而说教的左翼则专门让人不爽，非要让别人愧疚地、自我厌弃地低下头，他们才会高兴。
说教的左翼很快就确保了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布兰德出人意料地打破了主流媒体“辩论”的枯燥乏味的常规，也不是他声称革命即将发生。（在不会好好听人说话又自恋的小资产阶级“左翼”耳中，这个主张听起来就像是布兰德在说，他想领导革命——他们也报之以典型的怨恨：“我不需要一个妄自尊大的名人来领导我。”）对说教者来说，故事主要和布兰德的私德，尤其是他的性别主义有关。在说教的左翼酝酿出来的狂热麦卡锡氛围中，可以把布兰德的一些言论理解为是在搞性别歧视就意味着，布兰德就是一个性别主义者，而这又意味着，他就是厌女。就是这样，板上钉钉的事，谴责就完了。
的确，和我们中的任何人一样，布兰德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和他使用的语言负责。但这样的质疑，应该在团结友爱的氛围中进行，并且很可能首先就不应该在公开场合下进行——虽然在马赫迪·哈桑(Mahdi Hasan)质疑布兰德是在搞性别歧视的时候，布兰德表现出来的，正是那些板着脸评判他的人全然没有的那种善意的谦逊。“我不认为我是性别主义，不过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她是我认识的最可爱的人，但她是种族主义者，我不认为她知道这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保留着过去的文化习惯，我知道我是很喜欢无产阶级的语言学，像‘亲爱的’和‘小鸟’那样的用词，因此，如果女人认为我是性别主义者的话，那么，她们是比我更有资格来判断这个的，所以，我会在这方面努力的。”
布兰德的介入不是要争领导权，而是在激励，在号召人们起来斗争。至少我被激励到了。在几个月前，要是堂皇的左翼说教者要对布兰德私设公堂，用往往是从总是适时地伸出援手的右翼媒体那里搜刮来的“证据”来诋毁他的人格，那我肯定会保持沉默。但这一次，我准备和他们较较劲。对布兰德的回应很快变得和布兰德与帕克斯曼的争论本身一样重要。就像劳拉·欧德菲尔德·福特(Laura Oldfield Ford)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澄清时刻”。但在我看来，由此而得到澄清的一件事情是，近年来，如此之多的自诩“左翼”的人是如何压抑阶级问题的。
阶级意识脆弱而短暂。主导学界和文化产业的小资产阶级有各种精妙的歪曲和先发制人的手法来防止这个话题被提起，然后，在真的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又会想方设法地让你觉得，提阶级是一种可怕的无礼和失礼行为。多年来，我一直在各种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的活动中发言，但我很少公开谈论——或被要求谈论——阶级。
可一旦阶级重新出现，对布兰德事件的回应就不可能不涉及阶级了。至少三个私立学校毕业的左翼很快就评判或者说质疑了布兰德（的无产阶级身份）。其他人则告诉我们，布兰德不可能真是无产阶级，因为他是百万富翁。令人震惊的是，看起来，很多“左翼”从根本上同意帕克斯曼问题背后的要点：“是什么给了这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人说话的权威？”同样令人震惊——实际上，令人痛苦——的是，他们看起来认为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就应该保持贫困、低微和无能，这样他们才不会失去自己的“本真性”。
有人在脸书上给我转了一个关于布兰德的帖子。我不认识写帖子的人，也不想提他们的名字。重要的是，那个帖子流露出一种势利和居高临下的态度，显然，他们觉得在把自己归类为左翼的同时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他们的整个语气专横得吓人，就像自己是在批改学生作业的教师，或在评估病人状况的心理医生。显然，在他们看来，布兰德“明显情绪极不稳定……只要感情不顺或事业受挫就会重新染上毒瘾或陷入更糟糕的境地。”虽然那个人声称他们“真的很喜欢[布兰德]”，但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可能让布兰德“不稳定”的原因之一，正是“左翼”资产阶级的这种居高临下的、假装超然的“评估”。还有一句令人震惊但也颇能说明问题的题外话，那个人在不经意间提到布兰德“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常犯自学者才会犯的那种让人尴尬的词汇错误”——他还大方地说，“我倒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他们可真好！这可不是某个殖民官僚在19世纪写自己试图教某些“土著”英语的故事，也不是某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私立学校校长在描述一个拿到奖学金的男孩，这是一个“左翼”在几周之前写的东西。
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正处在一个可怕而令人丧气的境地，在这里，阶级消失了，可到处都是说教；团结不可能了，可愧疚和恐惧无处不在。要摆脱这一境地，首先，识别把我们引入其中的话语和欲望的特征是必要的。并且，我们之所以沦落至此，不是因为我们被右翼吓到了，而是因为我们任由资产阶级的主体性模式污染了我们的运动。我认为，两种力比多-话语构造造成了这一局面。它们自称左翼，但就像布兰德那期节目表明的那样，从许多方面来看，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作为阶级斗争主体的左翼已经消失了。
在吸血鬼城堡内
第一种构造我称之为吸血鬼城堡。吸血鬼城堡擅长宣扬愧疚感。驱动它的是一种牧师的，把人逐出教会的、对人进行宣判的欲望；一种学究-书呆子的，第一个跳出来挑错的欲望；和一种赶时髦的人的，融入小圈子的欲望。攻击吸血鬼城堡的危险在于，攻击它会让人觉得——并且它会尽一切手段来强化这种感觉——你同时也在攻击反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异性恋主义的斗争。但吸血鬼城堡绝不是此类斗争唯一合法的表达，相反，我们最好把它理解为这些运动的能量的一种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变态，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对这些运动的能量的一种挪用。吸血鬼城堡诞生于“不被身份至上的范畴定义的斗争”向“让资产阶级大他者认可‘身份’的追求”转变的那个时刻。
身为白人男性，我肯定享有特权。我享有的特权部分就在于我没有意识到我的族群性和我的性别。而时不时地被提醒从而意识到这些盲点，是一种令人清醒、给人启发的体验。但吸血鬼城堡追求的，不是一个人人都有摆脱身份至上分类的自由的世界。相反，它力图把人围进身份的围栏。在身份的围栏里，人们永远被主流权力所设定的术语定义，被自我意识搞成残疾，被唯我论的逻辑——这种逻辑坚持，除非我们属于同一个身份群体，否则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孤立。
我注意到一种奇妙的魔法般的反转投射-否认机制。如今，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单是提到阶级，就会自动被认为是在试图贬低种族和性别的重要性。事实正好相反，因为吸血鬼城堡用一种对种族和性别的，从根本上说是自由派的理解来模糊阶级。在今年早些时候所有那些荒谬的、造成巨大创伤的推特风暴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阶级特权的讨论，是完全缺位的。一如既往地，我们的任务依然是接合阶级、性别和种族——而吸血鬼城堡的初始行动，就是切分(dis-articulation)阶级和其他范畴。
吸血鬼城堡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建立的：怎样才能在掌握无限财富和权力的同时，以受害者、边缘人和反对派的形象示人？答案已经有了——就在基督教会中。所以，吸血鬼城堡向基督教发明的、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描述过的所有那些阴间策略、黑暗的变态行径和心理折磨手段求助。这种对愧疚的牧养、这个虔诚的愧疚贩子的巢穴，就是尼采在说比基督教更恶劣的东西已经在路上了时预言的那个东西。现在，它就在这里……
吸血鬼城堡以青年学生的精力、焦虑和脆弱为食，但它最重要的谋生手段，是把特定群体——越“边缘”越好——的苦难转化为学术资本。吸血鬼城堡中最受赞誉的人物，是那些在苦难中发现新市场的人——那些能找到比以往任何被剥削者更受压迫、更受奴役的群体的人会发现自己很快就能得到晋升。
吸血鬼城堡的第一法则是：把一切个体化、私人化。虽然它在理论上号称支持结构批判，但在实践中，它从来都只关注个体的行为。这些工人阶级典型人物中有一些教养并不是很好，有时还可能非常粗鲁。记住：谴责个体总比关注非个人的结构更重要。实际的统治阶级在宣扬个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却倾向于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许多我们所谓的“阴谋论”就是统治阶级展示出来的阶级团结。）吸血鬼城堡，作为盲从统治阶级的仆人，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它口口声声地叫嚣着“团结”和“集体性”，却又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行动，好像权力强加的个体主义范畴真的成立那样。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所以吸血鬼城堡的成员非常地卷，但资产阶级典型的被动攻击方式压抑了这点。凝聚他们的不是团结，而是相互的恐惧，害怕成为下一个被指控、曝光、谴责的人的恐惧。
吸血鬼城堡的第二法则是：让思考和行动看起来非常、非常地难。不能轻松，当然也不能幽默。幽默从定义上说就不严肃，不是吗？对眉头紧皱，说话总是一副上流社会腔调的人来说，思考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信心必定会引来怀疑。他们会说：别急，我们得更深入地思考。记住：有信念就是在压迫别人，可能会导致古拉格哦。
吸血鬼城堡的第三法则是：尽可能多地传播愧疚。越愧疚越好。必须让人不爽：不爽是理解事情严重性的标志。有阶级特权没关系，只要你为之而愧疚并让阶级地位不如你的人也愧疚。你也为穷人做了些好事，对吧？
吸血鬼城堡的第四法则是：本质化。虽然吸血鬼城堡的成员总把身份的流变性、多元性和复数性挂在嘴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不变的财富、特权或资产阶级同化主义背景——但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敌人本质化。因为支撑吸血鬼城堡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牧师把人逐出教会、谴责人的欲望，所以在其成员看来，善恶必须分明，必须把恶本质化。注意这里的策略。X有特定言论/行为——这些言论和行为就会被理解为是在恐跨/搞性别歧视等等。到这一步还好。但下一步就厉害了。X因此而被定义为恐跨者/性别主义者等等。一句判断力欠佳的话或一次行为上的失误就定义了他们的整个身份。一旦吸血鬼城堡发动猎巫行动，受害者（往往是工人阶级出身，没有受过资产阶级被动攻击礼仪的熏陶）肯定会被激怒，这就进一步坐实了他们就是贱民、就是用来喂养狂热的最新养料。
吸血鬼城堡的第五法则是：像自由派一样思考（因为你就是）。吸血鬼城堡持续挑动反动的愤怒的工作就在于没完没了地指出显而易见的事实：资本的行为像资本（这可不是很好！），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在搞压迫。我们必须抗议！
英国的新无政府状态
第二种力比多构造是新无政府主义。我说的新无政府主义肯定不是指像团结工会(Solidarity Federation)那样实际参与工作场所组织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或工团主义者。相反，我说的是那些认同为无政府主义者，对政治的参与却在很大程度上止步于学生的抗议和占领运动，止步于在推特上评论的人。和吸血鬼城堡的居民一样，新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就算不是来自更有特权的阶级，至少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
他们绝多大数也很年轻：二十多岁，最多三十岁出头。一种狭隘的历史视野影响了这种新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新无政府主义者除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外毫无经验。到新无政府主义者萌生政治意识的时候——从他们有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狂妄来看，他们中的很多是最近才开始有了政治意识的——工党已经变成一个布莱尔式的空壳了，它贯彻的是新自由主义，只是附带才稍微关注社会正义。但新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是，它不加思考地反映这个历史时刻，而不提供任何摆脱现状的方法。它忘记了，或者说也许是真的没有意识到工党在国有化主要的工业和公共事业、建立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上发挥的作用。新无政府主义者会在言之凿凿地说“议会政治从来没有改变过什么”或“工党一直屁用没有”的同时，参加关于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抗议活动或在推特上转发关于福利国家遗产进一步消失的抱怨。这里隐含这样一条法则：抗议议会做的事情是可以的，但进入议会或大众媒体，试图从内部策划变革就不行。主流媒体要鄙视，但BBC的“问题时间”节目还得看，不但要看，还要在推特上哀嚎。纯粹主义变成了宿命论；最好不要被主流污染，无用的“抵抗”也要比冒险行动把自己的手弄脏好。
因此，那么多的新无政府主义者看起来一副抑郁的模样也就不奇怪了。研究生生活的各种焦虑无疑又加重了这种抑郁，因为和吸血鬼城堡一样，新无政府主义的自然巢穴就是大学，而宣扬新无政府主义的，通常也是那些正在考研或者刚刚上岸的人。
怎么办？
为什么这两种构造会冒出来？第一个原因是，资本允许它们发展起来，因为它们符合资本的利益。资本通过消解阶级意识、在无情打压工会的同时引诱“辛勤劳动的家庭”认同他们自己狭隘的利益而非更广泛的阶级利益来压制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可资本怎么会去关心那种用一种说教的个体主义来取代阶级政治、那种绝不会建立团结而只会传播恐惧和不安全感的“左翼”呢？
第二个原因是乔迪·迪恩所说的传播资本主义。要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赛博空间，吸血鬼城堡和新无政府主义都是可以忽视的。多年来，吸血鬼城堡的虔诚说教，一直是某种“左翼”的一个特征——但如果你不属于那个具体的教会，你就可以不用听他们布道。社交媒体意味着情况不再是这样了，如今，这些话语宣扬的心理病态让人避无可避。
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什么？首先，必须拒绝身份至上主义，必须承认没有身份，只有欲望、利益和认同。就像约翰·奥康法的装置作品《未完成的对话》（现在正在泰特博物馆展出）和他的电影《斯图亚特·霍尔计划》如此有力、如此动人地揭示的那样，英国文化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部分就在于抵抗身份至上的本质主义。与把人锁在已经存在的等式链中相反，重点在于，要把一切接合都看作是临时的、可塑的。总是可以创造新的接合。没人在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可悲的是，右翼比左翼更有效地利用了这一洞见。资产阶级-认同至上的左翼知道怎样传播愧疚和搞猎巫，但它不知道怎样让人皈依。毕竟，这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的目标本来也不是让左翼的立场流行起来，或赢得人们的支持，相反，他们只想保持精英的优越地位，而如今，在道德优越感的加持下，他们从阶级优越感中得到了双倍的快乐。“你怎么敢说话——代表受苦的人说话的应该是我们！”
但只有通过重申阶级才能拒绝身份至上主义。说到底，没有阶级的左翼只会是一个自由派压力集团。阶级意识总是双重的：它需要我们同时对阶级框定、塑造所有经验的方式，和我们在阶级结构中的具体位置有所认识。必须记住，我们斗争的目标，不是得到资产阶级的承认，更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本身。必须消灭的，是阶级结构本身，这个结构伤害了所有人，甚至那些在物质上从中获利的人也不能幸免。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所有人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本的利益，而资本的利益不属于任何人。我们的斗争必须以建设一个新的、带来惊奇的世界，而不是维护被资本塑造和扭曲的身份为目标。
如果说这看起来是一个碰不得、让人畏缩的任务，那么，它的确如此。但现在，我们可以从参与各种预想的活动开始。实际上，这些活动将超越预先-设想——它们可以开启一个良性循环，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根据这个预言，资产阶级的主体性模式将会瓦解，新的普世性将会出现。我们需要学习或者说重新学习怎样建立友谊和团结，而不是通过相互谴责和辱骂来为资本卖命。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总是保持一致——相反，我们必须创造条件，使人们能够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不用害怕被排斥或驱逐。
我们需要以一种非常有策略的方式来思考怎样使用社交媒体——要始终牢记，虽然资本的力比多工程师声称社交媒体是平等至上主义的，但目前，社交媒体还是敌人的领土，它致力于资本的再生产。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占领这个地盘并开始把它用于生产阶级意识的目的了。我们必须突破传播资本主义设置的“辩论”——资本总在哄骗我们参加这样的辩论——并牢记，我们参加的是一场阶级斗争。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活动人士，而帮助工人阶级激活和改造自身。在吸血鬼城堡外，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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