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补档]沙哈布·艾哈迈德：真理是如何发生的？
真理是如何发生的？
2017-08-23 22:19
王立秋 译
在古老的时代，地球是静止的，太阳和天空围绕着它旋转。诗人常说：日夜有七天之循环！后来，一个名叫伽利略的人来了，开始让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教士们很生气，竟然有人把他们给转晕了！通过给伽利略适当的惩罚，他们停止了这样的运动，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能阻止世界转动，而世界也一如既往地前进。
——伊本·因沙
本书按构想是上自伊斯兰兴起下至今日一千四百年来穆斯林对撒旦诗篇事件态度史的第一卷。“撒旦诗篇事件”是西方学界给伊斯兰传统中的“qissat al-gharang”起的名字, “鹤的故事”或“少女的故事”，说的是这样一个场合：据说，先知穆罕默德错把撒旦（易卜劣斯）给他的话当作神的信息，也就是说，错当成古兰的一部分。这些撒旦的诗篇赞美了先知部落的异教神祇并承认它们向至高主说情的力量。说出撒旦诗篇，穆罕默德也就因此而承认犯了违背他作为使者所传递的神的信息的基本神学原则——也即，独一神，安拉的绝对的、排他的独一性(tawhid)——的错。
今天，隶属所有教派、所有阐释运动的穆斯林——逊尼派、什叶派、什叶派伊斯玛仪派、艾哈迈迪派、伊巴德派、哈乃斐派、沙斐仪派、马立克派、罕百里派、瓦哈比派、萨拉菲派、德奥班德派、巴勒尔维派等等——都普遍否认撒旦诗篇事件的事实性与历史学（也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例外），违此原则者则为异端(Kufr)，也就是说，违此原则者则被认为不是穆斯林。撒旦诗篇事件被理解为对真主启示穆圣之过程的完善性的质疑——因此也是对古兰文本之完善性的质疑。对撒旦诗篇事件的普世否认，构成了当代伊斯兰正统的一个实例，也就是说，否认撒旦诗篇事件，是一个穆斯林作为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所能够合法地持有的唯一真理。在过去的两百年里，身为穆斯林，你就应该相信，撒旦诗篇事件并未发生——也就是说，当代穆斯林不应该相信穆圣曾把撒旦的进言当作真主的启示来诵读。换言之，对现代穆斯林来说，撒旦诗篇事件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我写作这本书的理由是，作为一个直接的历史事实问题，这个否认撒旦诗篇事件的事实性的伊斯兰正统，不总是存在。本书的基本发现即，在伊斯兰的前两个世纪里，穆斯林对撒旦诗篇事件的态度，与今天他们对撒旦诗篇事件的态度截然相反。本书研究了五十多则叙述撒旦诗篇事件的历史记录，而且它们都是由第一代穆斯林传述下来的。这个对早期穆斯林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中的撒旦诗篇的研究将详细地展示，该事件构成了早期穆斯林对先知生平的记忆中的一个绝对的标准要素。换言之，早期的穆斯林共同体几乎普遍地相信，撒旦诗篇事件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就前两百年穆斯林共同体的大多数成员而言，真主的使者的确，在至少一个场合下，把撒旦的进言错当成了真主的启示。对早期穆斯林来说，撒旦诗篇事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这两个现实的并置——在伊斯兰的前两百年里穆斯林共同体普遍地相信撒旦诗篇事件是真的，而在过去两百年里穆斯林又普遍相信撒旦诗篇事件不真实的这个事实——引出了许多简单却又影响深远的历史问题。在穆斯林的意识中，撒旦诗篇事件是如何从事实变成的可恶的想法，从完全可以想象的东西变成绝对不可想象的东西的呢？在历史的穆斯林共同体中，真理是如何从一件事情变成另一件完全相反的事情的呢？这个变化如何发生？又在何时发生？在何地发生？为什么发生？在谁的手中发生？因此，穆斯林对撒旦诗篇事件的态度的历史，也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处在所有人类社会的历史的中心，那就是：真理是如何发生的？——的一个研究案例。本书不会全面回答这些问题，而只将呈示历史的数据，并对伊斯兰前两个世纪中穆斯林对撒旦诗篇事件的态度做一个详细的记述。（出版者注：作者沙哈德·艾哈迈德在完成之前设想的，这部作品的第二、三卷之前就不幸去世了。）
穆斯林对撒旦诗篇事件的态度的历史，也是一个正统群体的形成的历史。所谓正统，我首先指的是任何一种，或任何一组这样的信念（也包括达致此信念的手段），这样的信念的支持者认为它是唯一有效、正确的信念——也就是说，唯一的真理，或在那个问题上，达致真理的唯一手段。然而，如果我们的定义止步于此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正统了；迄今为止我们定义了的，只是一种对正统的要求，一种宣称自己是正统的主张，对此，人们是可以持不同意见的。正统要变成一个社会事实——也就是说，如果一种单一的真理宣称要在社会中立足并维持下去，使自己成为唯一的、排他的真理——那么，在实践上，那种真理宣称的支持者就必须能够制裁（不必然是司法上的制裁）异见者。换言之，正统不只是一个智识现象：它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就像塔拉尔·阿萨德所说的那样，它“不仅是一个意见体，也是一种独特的关系——一种权力关系”。
然而，最成功的正统，是那些根本就不需要去制裁谁的正统——原因很简单，这样的正统没有异见者。这样极其成功的正统的一个例子，便是今天人们普世持有的那个信念，即，地球是圆的——或者严格地说，地球是一个球体。维持这个真理宣称，无需强加任何制裁，原因很简单，这个真理宣称没有异见者（尽管有一个规模极小的平球协会认为地球是方的）。地球是“圆的”这个命题被普世地接受为真理——也就是说，地球是“圆的”是一个正统观念。当然，如果有人要对此真理宣称持不同意见的话，那么，制裁就会发生——这个人的家人和朋友会怀疑他或她的理智是否健全，并因此而对他/她进行区别对待，而不会像对待“正常”人那样去对待他；或者，如果那个人碰巧是一个天体物理学家的话，那么，他/她就会受到他/她的同事的排挤和拒斥，他们不会再认为他/她是他们中的一员。换言之，共同体与正统是互构的：共同体是由其对关于自己的形成的那些关键的、定义性的正统观念的坚持构成的，一个人不坚持构成性的正统意见，会带来这样的后果：他会被排斥到真理共同体之外。正统形成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共同体——真理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人口众多、地理分散的穆斯林共同体中，权威性真理的历史形成过程是特别有趣的，因为，和比如说，基督教徒不一样，穆斯林并没有发展出类似于教会那样的制度：也就是说，一个这样的机构，它的骨干被赋予了决定权威性真理、依那个真理来构筑共同体的权威和机制的作用。在形形色色的穆斯林社会的历史上，并不存在类似于（基督教教会组成的）公会那样的制度机制，后者确切来说正是为决定真理的构成而组建的，而被它决定的真理的构成，反过来又构成了救赎的共同体。与此相反，在伊斯兰这里有的，只是由散布于辽阔的地理空间，坚持不同的、基于文本而形成的教法和教义学派以及思想流派，生活在（一方面）与政治权力（这些政治权力的政制不一）的持续交涉关系和（另一方面）与其他“乌里玛”群体和组织的持续谈判关系之中的学者构成的一个松散的共同体。在这样的语境中，一个单一的立场怎么可能被普世地确立为权威性的真理呢？
当然，伊斯兰不是唯一一个以无教会制度为特征的真理现象。犹太教里也没有教会。然而，伊斯兰的人与历史现象就这样一个事实而言，不同于犹太教（也不同于基督教），这个事实就是，从一开始，伊斯兰就是一个帝国宗教，其真理的表达，是在一个充满了帝国权力要求的语境中发生的。其次，通过早期伊斯兰政体的迅速而大规模的地理扩张，穆斯林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在一个从人口和地理上说广大、分散而多样的语境中表达真理-内容。伊斯兰政体的地理扩张甚至在先知穆罕默德归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短短一个世纪里，伍麦叶王朝哈里发的领土从大西洋的非洲沿岸扩张到了印度河，从也门扩张到了河间地带。穆斯林在历史上从未长时间地享有过这样的舒适，即，在一个隔离的地方规模上表达他们的形成性真理，和少数社群不一样，他们的真理表达，也总会对自身之外的他人产生不小的影响（少数社群的真理表达对社群外的人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当然，伊斯兰也不是唯一一个与辽阔帝国的构造捆绑的真理现象：我们可以援引中国的新儒家来做比较，后者也是一个类似的帝国现象。然而，伊斯兰与新儒家之间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差异，是我们在思考正统的形成时必须考虑的。第一个差异是，中国的新儒家是一个（就其历史的大多数时间而言）伦理和语言上相对同质的空间的构成性真理，而伊斯兰相反，则是在一个伦理和语言上极其多样的空间中形成的，且其共同体广受不同的规范的真理概念的影响。第二个差异则是，中国的新儒家是一个最多受两个、经常只受一个单一的政制统治的领土的构成性真理。而伊斯兰，在其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则是由大量不同的政体来统治的。
再一次地：在这样一个弥散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环境中，一个单一的真理宣称是如何被确立为权威而排外的呢——尤其是，这个真理宣称恰好是穆斯林在一开始的时候所持的那个真理宣称的反面？关于撒旦诗篇问题的正统是如何在穆斯林中形成的？
关于撒旦诗篇事件的学术文献——无论是伊斯兰学界还是西方学界——大多仅限于这个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我关心的不是撒旦诗篇事件是否发生，而是历史上的穆斯林是否相信它发生过：如果相信，为什么；如果不信，又是为什么？关于撒旦诗篇的正统之形成，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勒出这样一条跨越辽阔地理空间的时间线。在伊斯兰的前两百年里，也就是公元六百年到八百年间，接受撒旦诗篇事件的历史性，是一个近乎于普世的立场。在公元八百年到一千一百年的这段时期，对此事件的拒斥在文献中出现的更加频繁：在此时期，看起来，接受和拒斥此事件的学者粗略地说是一半一半。然而，在此时期，那些拒斥这个事件的人，也很少会去严肃地质疑那些接受这个事件的人的正统：相反，当时人们的看法看起来是，Allahu a’lam,“真主知道！”。在大约一千一百年到一千八百年间，拒斥这一事件开始被确立为主导的立场，而且那些拒斥这一事件的人也经常质疑那些接受这一事件的人，说他们“否认（真理）”(kufr)——也就是说，说他们不信仰，近乎于异端。然而，在此时期，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依然支持此事件的事实性，并坚持，相信此事件是真实的（就像他们那样）与伊斯兰（的信仰）是完全一致的。最后，在约一千八百年后的时期，拒斥这个事件变成一个近乎于普世的立场。在此时期，少数接受此事件的穆斯林学者往往不被认为是受过传统训练的、受共同体承认的“乌里玛”，并且被认为是广大穆斯林中的“非正统（或彻头彻脑的异端）”。
我们可以通过任意数量的案例研究来探索伊斯兰正统的形成这个问题。然而，使撒旦诗篇事件成为正统形成的一个富有成果的案例研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事件中隐含着关于穆圣的先知身份的性质和神启的性质——而信先知，信天经是伊斯兰的两大基本构成要素——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侵犯了伊斯兰史上涉足一切智识领域的学者，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如此，一千四百年来的各种学科和文类都处理过这个事件：tafsir（古兰经注）、圣训学和圣训传述学、sirah-maghazi（穆圣生平）、ta’rikh（历史学）、dala’il和shjama’il（穆圣信仰史）、哲学、kalam凯拉姆-神学、教法学和法理学(usul al-figh)、苏菲以及，尤其是在现代时期，西方学界的基督教辩论家和东方学家的辩驳。从这一系列对此事件的处理中浮现的，不过是基于不同的标准来讨论这个问题的穆斯林进行的令人目眩的跨学科辩论，和学者们在不同学科和知识领域中发展、使用的论证方法。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指出伊斯兰历史上前两百年和近两百年之间的鲜明对比——即，近乎于普世接受该事件，与近乎于普世拒斥该事件之间的反差。在其间的一千年里穆斯林对撒旦诗篇的态度的历史，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伊斯兰正统形成的历史。许多不同的、多变的轨迹的同在、重叠和互动使这段历史变得复杂：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穆斯林在不同认识论基础上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接受或拒斥这个事件（而所有这些认识论都同样地声称完全是、合法地是伊斯兰的，同时它们又充分意识到其他立场和主张的存在）这一事实，使这段历史变得更加复杂。
构成今天伊斯兰正统的，拒斥撒旦诗篇的立场乃是基于理性的论证。撒旦诗篇事件在两个认识论原则的基础上被拒斥为假的，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原则称为历史原则，和教义学原则。这两个认识论原则是穆斯林评估“穆圣把撒旦的进言错当为神启”这一宣称的真理价值的标准——穆斯林根据这些原则来确定真理。今天的穆斯林共同体也普世地接受这两个认识论原则的权威：换言之，它们是伊斯兰正统的认识论原则。
裁定撒旦诗篇事件为假的史学原则是圣训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众所周知，早期穆斯林共同体中的所有历史记录(riwayah)都以同样的文本形式出现——亦即，传述链的形式，而叙事的主体（正文），则是被附加在这个传述链条之后的。因此，一则riwayah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即某某从某某那里听说某某从某某那里听说某某从某某那里听说先知做了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或说过这样或那样的话。圣训传述的基本原则是，一则记录的真理-价值，首先取决于传述链条上的个体的诚实可信度，其次取决于每个人事实上与他上一环的那个人研究得来的知识，并最终取决于传述链是否能够完整地上溯至亲眼的见证。正是出于这个证据的原因，传述链才被称作isnad或（正文的）“支持”。就撒旦诗篇而言，在五十则叙述此事件的记录中，除一则外其他所有的记录的传述链都有缺陷——也就是说，其isnad-支持中至少有一个不可信的传述者（如果没有更多的话），或其传述链不完整，不能回溯到亲眼的见证（有趣的是，唯一一则传述链健全而完整的记录，或者说sahih,圣训，其链条在最初于四/十世纪被引述后就再无人注意或评述——也就是说，就历史记忆的所有实践目的而言，它在后来穆斯林的记忆中不存在了）。因此，基于isnad-评估的认识论原则——这一原则是如此地权威，以至于伟大的学者法兹鲁·拉赫曼称之为“伊斯兰的历史学方法”——撒旦诗篇事件这个故事被认为是假的，没有证据来支持，因此这个事件实际上没有发生，不是一个历史事实。
裁定撒旦诗篇事件为假的教义学原则是“ismat al-anbiya”或“先知的保护”原则——也就是说，真主保护其先知免于罪和/或谬误。尽管在真主对其先知的保护的明细上，形形色色的穆斯林教派和思想流派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今天，人们普遍同意，在传述真主启示的时候，先知是受保护的，不会犯错——否则，古兰文本的完善性和无损性就没有保障了。“Ismat al-anbiya”原则基于古兰的宣称——也就是说，基于真主本身的话——如“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者”，“那教诲确是坚固的经典，虚伪不能从它的前后进攻它”以及，当然，最著名的那段经文，“以没落时的星宿盟誓，你们的朋友，既不迷误，又未迷信，也未随私欲而言。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考虑到保障真主对穆圣启示过程的完善性的逻辑必要性，就像真主本身证明的那样，撒旦诗篇事件，在“Ismat al-anbiya”原则的基础上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据此，它也就没有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发生。
如今，在接受这两个认识论原则中的任何一个的权威的同时，再去接受撒旦诗篇事件的历史性，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接受，记录要根据isnads来检测，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接受撒旦诗篇事件。类似地，如果我们接受先知在接受神启时受真主保护，不会犯错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可能接受撒旦诗篇事件的历史性。因此，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刻，一个穆斯林要接受撒旦诗篇事件，就不可能接受这两个正统的认识论原则的权威和适用性。这么说的意思是，在那个历史时刻，在那个地方，对那个人来说，这两个断定真理的原则本身并不为真；那个人一定是根据最终成为今天认识论正统的那些原则之外的其他原则来操作的。换言之，早期伊斯兰政体的形成史，不但也是伊斯兰认识论的形成史（某件事情如何变成真理的历史）；也是构筑真理的标准的历史。它是真理的历史，也是其社会与智识之基础的历史。
本文是已故哈佛学者沙哈布·艾哈迈德(Shahad Ahmed)《正统之前：早期伊斯兰中的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ies in Early Islam)一书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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