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 杜导正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改革派人士，今年9月22日是他的百岁生日。吴思先生撰文祝贺，用了这样一个非常简单却又意味深长的文章标题。是的，因各种原因，或许许多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已不再清楚杜导正是谁，但即便是知晓杜先生是谁的人们，是不是也有必要再思考这同一个问题呢？因为杜老走过的道路，折射着一个世纪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曲折坎坷。思考他的历程，一如作者文中提及的，或也可帮助我们再探索许许多多像杜老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以及未来中国要走的道路，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网站刊发此文，也借此向杜老敬贺期颐之年，谨祝松乔之寿)。

杜导正，杜老，今年100岁了。杜老的女儿杜明明约我写点东西，发给我一段视频，只见杜老清瘦，戴着鼻饲管，坐在病床上写字：吴思老弟……

我是得写点什么。我得准备我的答卷，回答早晚会出现的问题：杜导正是谁？

一，《炎黄春秋》创办人

杜导正是我的老领导，《炎黄春秋》杂志的创办人。1991年创刊前，他是国务院新闻出版署署长，再往前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新华社随军记者、山西雁北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等等。不过，在百年人生的诸多身份中，他最认可的还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面对面工作十多年，但我很少听他说过自己前半生的好话——除了谈恋爱得手之外。我们听他讲怎么上当受骗，下令锄奸却错杀了老百姓；怎么埋伏日军反被包抄，年近九十还在梦中跳跃奔逃；怎么在反右运动中被迫把新来的大学生打成右派，改正后登门道歉被人家黑着脸挡在门外；怎么在吹捧大跃进之后说了几句实话，被陶铸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挨斗17场；文革中怎么挨斗54场，女儿看着他受人侮辱，他看着女儿被人欺负；当了新闻出版署署长又怎么反自由化，查封《新观察》之类的报刊……等等。我听到的不是走麦城，就是做错事。

那么，创办《炎黄春秋》又有何不同？《炎黄春秋》尽量讲真话，绝不主动说假话迎合什么。用杜老经常念叨的萧克书赠的话说：“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如此坚持25年，以292期杂志，六千多篇文章，巅峰时每期约19万册销售量和331万电子版订阅量，单篇热文上千万的点击量，重塑了汉语读者有关现当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忆。

本来，官方塑造的历史记忆，主色调是光荣伟大正确。至于土改、镇反、反右运动、大跃进和大饥荒、四清和文革，以及众多历史事件的深层和背面，只有粗线条的寥寥几笔。《炎黄春秋》发表了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反思和学者的研究探讨，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激活了，立体化了，全面化了，因果关系也更清晰了。这就好比过来人和专家一起画了一张路线图，可以提醒我们某处有深坑，某路其实是一条沟。在修订精神地图的意义上，数以百万计关注国事的读者，两三代人，哪怕只在关键处订正了几笔，对中国的走向都可能发挥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

杜老不抽烟不喝酒，不讲吃不讲穿，不打牌不下棋，满脑门子国家大事。除了写几笔板桥体的大字外，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业余爱好。上得班来，只见他盘腿一坐，便摇着大蒲扇招呼社委会各位同事过来“务虚”：“有什么消息？来兜一兜，兜一兜。”“兜”到紧要处，哦哦连声，眼睛能放出光来。很难想象如此纯粹的“政治动物”离休后能安享晚年。创办《炎黄春秋》，一再触碰权力的中枢神经，风险大难度更大，却是他最好也最有乐趣的人生选择。

中国的出版市场呈品级形态，好像玛雅金字塔。相应的媒体产权也可以叫品级产权。位置越高，权力越大，产权越“神圣”，可以随意进出下边的各级各种市场，还可以强制订阅。权力稍小，只能在自己掌管的条条块块之内办报办刊。至于民办报刊，如果无权无势，根本无法存在。当然也有潜规则。杜老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离休后权力交了，关系网或影响力还在。奉开国上将萧克之命，在一级民间社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招牌下，居然就利用各种关系找到刊号，改了刊名，办成了一份事实上的民办刊物。

在出版界的玛雅金字塔里，最底层是官办的县报县刊。《炎黄春秋》以民身冒充官办，官帽在上，民身在下，正身的位置应该在地下室。杜老称这种存在为“四不像”：无官方编制、无财政拨款、自己在市场上打拼、又戴了顶红帽子注册为“国有事业单位”。非官非民，非企业也非事业。前中宣部部长、《炎黄春秋》编委朱厚泽先生说，“四不像”体制就是过渡时期的最佳体制。当然，“四不像”的合法性不足，很容易被当作黑市私贩打掉。确实也有打掉的先例，还上了《期刊出版工作法律法规选编》。

二，不成功便成仁

正身如此虚弱，竟敢修改官方发布的记忆版图，杜老屡遭重手打压。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打压发生在2004年。官办报刊必须有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好比小媳妇必有丈夫和婆婆。主办单位好比丈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即是。主管单位必须是直管丈夫的婆婆，文化部即是。但我们屡发触碰底线的文章，闯了祸，高层找文化部领导问责，文化部便要求我们每期送目录预审。这相当于上交终审权。杜老不从，婆婆就拒绝再当婆婆。没了婆婆，每年的报刊年检无主管单位盖章，户口作废，没户口不能印刷、不能发行、不能运输，杂志就要死了。杜老四处找婆婆，求爷爷告奶奶，他自嘲说：“除了送女人送票子，我们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最后，2004年那道坎，还是请炎黄文化研究会费孝通会长出面，给最高领导写信求情，由主办单位临时兼任主管单位，才算暂时过关——十年后再次翻出旧案，到底由文化部出面把终审权收了。

2008年杜老第二次遭遇打压。官方看出“四不像”的要害在前朝权贵，便要求杜老退休，不再担任杂志社社长。杜老辩称“无法规依据”，官方立即修订规则，出台文件禁止70岁以上的离退休干部担任媒体主要负责人，给出了“法规依据”。打压不同思想和主张时，官方通常扬长避短，“以非意识形态手段处理意识形态问题”。面对这种手段，杜老的惯用打法是舆论造势，硬顶硬扛，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姿态把事情闹大，让对方感到得不偿失。但这次对方来头大，坚韧不拔，寸步不让。一拖再拖之后，杜老妥协，把法定代表人的帽子扣到我头上，再加一个常务社长的头衔。从法规角度说，杜老名义上不再是杂志社主要负责人，对方可以交差了。《炎黄春秋》又得到六年时间平稳发展。

当然，平稳只是相对而言。小打压年年有，恨不得期期有。中宣部报刊阅评小组每期都能挑出我们的毛病，每次年检我们都通不过，听训喝茶写检查做整改方案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但上述力度的打压，闹到要死要活的程度，我只见过四次。

2014年第三次打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奉命交出主办主管权，改由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主办，文化部主管，艺术研究院派人参与目录一议二议，终审权破防。2016年7月第四次打压，换班子，让杜老回家养老。

两次打压，杜老仍以“不成功便成仁”加适度妥协的策略应对。“成仁”的威胁是当真的。杜老多次扬言，如果让我们改变方针，把《炎黄春秋》办成《求是》第二，不用等他们来封我们，我们自己就会停办。2014年的那次硬顶，动作很猛，内伤颇重，妥协之后活了下来。2016年7月已无妥协空间，艺术研究院动员身强力壮的行政后勤人员带铺盖入住炎黄春秋杂志社，占领办公室，全面接管。杜老宣布《炎黄春秋》停刊。但官方根本不承认停刊。《炎黄春秋》至今仍由官方按时出版，尽管面目全非，发行量也跌去大半。

杜老宣布停刊后，炎黄春秋杂志社全体员工随杜老撤出，无视提职加薪给事业编制的许诺，自谋生路，无一留任。我的同仁们，义无反顾，全体“成仁”了。

三，双料企业家

改革开放之初，杜老在新华社有“杜大胆”之称。其实我们知道，杜老深知官方底线，即使试探，不过越界一寸两寸，每年还要限制次数，有张有弛。用杜老的话说：“我们只说了一点实话，两点都没有。”为了让高层放心，杜老主动承诺“七不碰”，避开官方最痛之处。曾有离休高官建议我们加强与各地读者阅读小组的联系，建立读者俱乐部，杜老坚决拒绝，认为那是发展组织，摸高压线，离死不远了。

凭着这种“四不像”体制，凭着这种分寸拿捏，创刊十几年后，《炎黄春秋》俨然成为一面旗帜。本来就不多的竞争者被官方清除了，好文章好作者自然聚集在幸存者旗下。至于幸存的原因，从官方角度说，顶层的改革开放思维尚有余温，至少觉得我们可以装点门面，只要别太“离谱”。顶层以下的官员则不敢出重手，毕竟站在第一线的杜老是本行前辈，随后还有杜润生、李锐、李昌、于光远、朱厚泽、李慎之、吴象、李普等一批省部级大员，压阵的有萧克、周谷城、费孝通等一批副国级顾问，似乎还有一些若隐若现莫测高深的大佬。他们的身份特权，或多或少地转化为杂志的品级特权，给“四不像”刊物披上了铠甲。

“铠甲”确实管用。前边说过费孝通写信求情，还应该说说萧克。胡耀邦去世五周年时，胡的名字还是敏感词。《炎黄春秋》准备发纪念文章，内部发生激烈争论，连胡耀邦的夫人都出面劝阻。杜老提议请萧克决定，萧克说：“发。谁有不同意见，告诉他我的电话号码，我愿意和他讨论”。我还记得一个小会，顾问和部分编委商议如何应对打压，在场的大概有杜润生、李锐、于光远、朱厚泽、吴象、何方和李普等人，只听于光远坐在轮椅上笑道：“他们敢封《炎黄春秋》，咱们就坐着轮椅，举着小旗，到天安门广场去。他们碰一个，咱们倒一个。”

杜老身后有这样一批高官，左右还有一起创刊的老友老部下。方实，离休前是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他永远带一个黑皮包，永远能从包里掏出好稿子。徐孔，离休前是中国食品报社长兼总编辑，他既编稿子又当总经理，铁面无私，让杜老和我们每个人经常自掏腰包，不敢轻易花杂志社一分钱。杂志社里不乏才干过人脾气暴烈的业内高手，拢住这些人并不容易。我见过高手与杜老面对面拍桌子骂娘，过后就忘，连个小疙瘩也看不到，双方的度量都让人佩服。编辑部里的年轻人自由化倾向明显，各种缺点也很明显，杜老依然包容重用。

据说，企业家的主要功能，就是以创新的方式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发现并满足潜在需求。“四不像”杂志社的社长，同时在官场和市场上打拼，堪称双料企业家。杜老不仅要组合人才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还要组合权力要素，以走钢丝的方式满足读者和官方的需求，罩着编辑部为各界作者和读者搭建桥梁。这就是适应中国特色环境的创新。顺便提一句：在中国特色浓重的环境里，出版和言论自由之类的公民权利并不是公共物品，此时权力要素入伙就有了生产要素的作用，好比农民手中的农药，工厂的围墙和保安——生产者被迫自力更生抗害救灾，抵御外部权力入侵。

然而，机缘有合有散。秋叶飘零。余温散去。冬天来了。

四，他们是谁？从哪里来？

杜老对自己这伙人的定性是“党内民主派”，又称改革派、开明派、改良派、温和派、“两头真”。杜老最尊敬的老领导是赵紫阳，他是赵提名到出版署当署长的，因此又被划为改革派中的“赵派”。实际上，2008年那次打压，导火索就是杂志上出现了赵紫阳的名字，闯了禁区，还连续发文讲述赵在历史上的功绩。

在赵紫阳软禁期间，杜老和几位老友合作，为赵整理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口述回忆录《改革历程》，随后又用采访的剩余材料写了一本《赵紫阳还说了什么》。官方派人去杜老家劝阻在香港出书，杜老一口回绝，说“我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只说了一点点实话，怎么就容不下？如果为此停发我的养老金，取消离休待遇，我不怕。我孩子大了，可以养活我。我是老党员，有七十多年党龄，如果为此开除我的党籍，我无尚光荣！”

这是我听杜老说过的最强硬最决绝的话，由此可见他“派性”之强。但他对我们复述这番话的时候，又补了一句：“其实我怕。怕他们取消我的医疗待遇。”

这些自称党内民主派的人，核心诉求，就是建立一种民主法治体制，迫使官方向选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物品，保护好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他们想利用权力的余热，推动中国转型，改变权力至上的大一统格局。

从上到下，从赵紫阳到李锐到杜导正，再到方实和徐孔，年龄相差不过十岁，这一批人从何而来？我看是撞南墙撞出来的。前边提到姓名的人，无一不是伤痕累累，人人栽过大跟头。这是一代人的共性。往大了说，整个国家都是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一路摔过来的。再往大了说，半个世界都跟着苏联摔了几十年跟头。困而知之，穷则思变，改革开放其实是半个世界的历史潮流。

五，他们能往哪里去？

在半个世界的转型史上，似乎可以提炼出一个两方四派的互动模型。两方即官方民方，四派即官民两方内部的强硬派和温和派。官民双方的温和派互动，温和对温和，构成温和轴心，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转型大体温和平稳。波兰、南非、西班牙、韩国和蒙古等国都是如此。台湾亦然。强硬对强硬，大抵是拳头大者胜，例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9年的中国，还有1997年阿尔巴尼亚转型之后的全国战乱。强硬对温和，通常是强硬派连连得手，步步紧逼，失利方的温和派无奈下台，强硬派登场，回归强硬对强硬的双输格局。中国转型一百多年，从戊戌变法算起，大抵是强硬派得手，得手之后路径依赖，持续强硬，掉进强硬陷阱百余年难以自拔。

杜老这一拨党内温和派，与体制内外的温和派改良派作者合作良好，良性循环前景隐约可见，奈何连遭重手打压，黯然出局，又为中国百余年转型史增添了一小段悲剧。不过，作为悲剧的失败方，将心比心，我猜杜老的内心是平静坦然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心尽力即可俯仰无愧。即使有机会重活一次，我们，我，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微斯人，吾谁与归？

2023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