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拜尔·阿里汗：我们必须拒绝为巴勒斯坦人的人性道歉
我们必须拒绝为巴勒斯坦人的人性道歉
媒体会要求我们谴责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我们必须拒绝。
祖拜尔·阿里汗/文
王立秋/译
Zubayr Alikhan, “We must refuse to apologize for Palestinian humanity”, Mondoweiss, October 9, 2023, https://mondoweiss.net/2023/10/we-must-refuse-to-apologize-for-palestinian-humanity/。译文仅供学术交流。
祖拜尔·阿里汗，作家，活动家，主要关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解放和去殖民化运动。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我们的炸弹标志着我们解放斗争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把战争带到米什莱街、伊斯利街，带到毛里塔尼亚的法航办事处，就等同于把战争带到了巴黎、里昂和马赛”，我对萨米亚说。“你父亲是对的，他们一定会发疯的。他们的回应将是可怕而凶猛的，但我们必须继续，因为我们国家的解放，就取决于能不能把战争代入‘他们的’领土。现在，我父亲的话——‘要么胜利要么死’——对我们来说有了完整的意义。”
——佐哈·德里夫，《阿尔及尔之战局内》
10月7日星期六早些时候，巴勒斯坦抵抗势力发动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去殖民化行动，发射了5000多枚火箭，突破了以方超过16年的包围，渗透了几个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夺回了几块巴勒斯坦人被偷走的土地，瞅准并俘虏了无数穿制服和便衣的殖民定居者。这场行动被称为“阿克萨洪流”，是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克萨清真寺的一再突袭和侵犯、对巴勒斯坦女性的袭击、和他们迄今为止杀死的700多名巴勒斯坦人的报复行动。但原住民的抵抗从来不是纯粹的条件反射。行动的目标，是解放，是去殖民化——在这个词最真实的意义上说——是让原住民回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可避免地，巴勒斯坦人会被拖进新闻间，被要求、被命令谴责这次行动。和1513年殖民者的要求一样，帝国主义媒体会要求巴勒斯坦人接受殖民统治的合法性，要求他们满足于当殖民臣民，要求他们接受“要是胆敢不服从，胆敢拒绝接受主子的要求，胆敢抵抗和忤逆……那么因此而造成的死亡和损失……[就全是他们的]错。”当然，身为大善人的殖民统治者、“殿下”和“骑士”们——别忘了还有那些“自由派”定居者——也会抗议说，哎呀就是这样，都是被野蛮的巴勒斯坦佬给逼的嘛。很多人会被这样的说辞吸引。也有很多人会在它面前屈服。在这种情况下，抵抗将一如既往地艰难，并因此而变得极端重要。
贯彻殖民主义、实践帝国主义的关键，在于控制叙事。然而，在很多人专注于揭露殖民叙事的内容，分析术语和剖析主张的同时，帝国意识形态的结构框架却被忽视了。虽然帝国意识形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破坏——虽然是以先被内化然后再仪式性地吐出来的形式——但其权力结构，其对观察者和主体位置的设置还在，甚至一些心怀善意的人的脑子也被这些东西给锁住了。在犹太复国主义把巴勒斯坦殖民地化的语境下，这些权力等级结构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必须解释自己，必须为自己的行动正名，必须使自己的存在合理化，必须证明自己的人性。举证的责任被压到了巴勒斯坦人头上。
携官方投注的数千万美元之力，“哈斯巴拉”(Hasbara，意为“解释”，以色列政府的洗白运动)迈出了主导叙事和向巴勒斯坦人和观察者疯狂输出谬论、污蔑和指控的第一步，成功地把巴勒斯坦人置于不利地位。因此，能够发声的巴勒斯坦人和国际上为巴勒斯坦人发声的人被迫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破除以色列营造的神话、回应帝国的修辞、对抗殖民者的指控上。甚至最直言不讳、最激进的人也沦为了帝国控制的牺牲品——革命思想被控制在边界内、封锁区中、殖民框架的检查点之间。发布真实、独立的巴勒斯坦叙事已经不是人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了。在这里，帝国叙事的权力结构起作用了：在巴以问题上，谁来提问？谁来回答？谁被审视？谁来评判？
在思考这些重要问题，质疑某些基本假设的时候，我被爱德华·萨义德的《最后的天空之后》吸引了：
“我们也在看观察我们的人。我们巴勒斯坦人有时会忘记——因为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对巴勒斯坦人的监控、限制和研究，是一个贬低我们的地位，阻止我们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把我们当作与他们对立的、不平等的、永远处于守势的他者的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也在看，我们也在审视、评价、判断。我们不只是某人的对象。我们不只是被动地站在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想观察我们的人面前。”
因此，我们不能在辩驳中迷失自我，把全部精力耗费在驳斥关于原住民野蛮的主张和关于巴勒斯坦人在搞恐怖主义的指控上。相反，我们应该与那个主要的假设——观察者有权提问，而巴勒斯坦人必须回应——作斗争。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拒绝的伦理。我们必须拒绝“定居者不容置疑的知情权”。就像原住民学者伊芙·塔克(Eve Tuck)在《不当要求：拒绝的教学》(“Unbecoming Claims: Pedagogies of Refusal”)中强调的那样，拒绝的伦理并非否定主义的立场，不只是“不”，而是一种能够生成、滋养独立的原住民视角、阐释、分析和声音的立场。拒绝回答、对质问说不，和一开始就拒绝被殖民、拒绝沦为殖民臣民一样，剥夺了支配者的控制权，打破了主流所谓“对话”的不对称性，瓦解了位置的等级，并使另类的讲述——重新呈现原住民的叙事——成为可能。
主流媒体从一个更高的位置迫使巴勒斯坦人——作为新闻节目的嘉宾，就连这，也是精心筛选的结果——解释为什么他、他的家人和他的人民怎么可能不是恐怖分子。为得到承认，巴勒斯坦人必须以最明确的方式论证他不暴力。论证他不仇犹。论证他和他的人民无论好坏都和西方观察者在电视上看到的不一样。论证他不是威胁。的确，如果可能的话，巴勒斯坦人甚至应该明确地大声宣布他不是巴勒斯坦人。“好”巴勒斯坦人——被去势、被绝育、优雅的、口齿清楚的巴勒斯坦人——被等同于他所不是的一切。不过，“好”巴勒斯坦人也不会被接受，而只会被当作针对其人民的证据来呈现，以证明这些人确实坏到家了，证明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因此，拒绝能够为原住民激动人心的另类叙事开辟了道路。拒绝反驳指控，能够开启不依靠指控来呈现自己、在不被指控的情况下也能呈现自己的可能性。拒绝抢先与罪行划清界限、拒绝用对反犹主义的谴责来削弱对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每一句批评、拒绝在每一次提到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之前谴责暴力，能够把自己从结构强加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拒绝以脱离的方式认同，能够扩大人性的范围，把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当作人来看待，把巴勒斯坦民族团结起来。
为了被听见，许多巴勒斯坦人和声援巴勒斯坦的活动家向帝国结构和征服战略屈服了。被迫向帝国的受众证明殖民者的罪行的我们引用我们的压迫者的东西，把它们的证词和叙事置于我们自己的证词和叙事之上。因此，以色列就算有罪，也只是犯了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罪，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有原则的殖民者和高贵的帝国思想家们帮我们揭露了这点，可真了不起！以色列是一个定居者殖民地，它是一个建立在永久的种族灭绝的基础上的非法实体，它没有任何权利存在——无论有没有原住民长达一百多年的苦难和证词来证明，这些话题都永远不会被提及。
我们过度重视西方人的耳朵和眼睛，以至于把同情的范围缩小到了少数被挑选出来的人。毕竟，已故的伟大的、受人爱戴的希琳·艾布·阿克勒(Shireen Abu Akleh)在国际上得到的承认比今年被杀害的七百多名巴勒斯坦人得到的承认加起来还要多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把注意力过度地集中在这样的事实上：被残忍对待或杀害的巴勒斯坦人“手无寸铁”、是“平民”；他们是“基督徒”——要是“犹太人”那就更好了；他们是“记者”；他们有“美国护照”，说“美式英语”；他们的“狗狗”想念他们；他们是“妇女和儿童”。（仿佛这样他们才配得到同情。）我们错误地强调在西方人眼中使他们成为例外的独特品质，而没有强调他们是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他们的生命是宝贵的，无论他们是微笑还是伸手去拿枪，夺走他们生命的行为都是残暴的。我们允许西方、主流来采集、刻画它眼中的完美受害者，哪怕它这么做只是为了把其他人排除在视线之外。
的确，甚至那些肯定巴勒斯坦有权力进行武装抵抗的人也在很大程度上畏手畏脚，小心翼翼地只敢在帝国划定的界限内这么做。在西方要求他们为自己正名的命令面前，他们屈服了。他们指出联合国决议，类比西方的冲突，辩称抵抗只打击“军事目标”，强调目标的“军衔”，坚持“他们先开火”的事实。通过迎合西方人的感受，向西方人对他们吠出的命令屈服——就算只是屈服了一点点——他们放弃了真正的去殖民叙事，危害了解放的叙事。他们没有提到的是，那些目标过去是，现在也是殖民者、定居者，是巴勒斯坦殖民化和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的主要代理人、行动者和推动者。他们没有提到的是，抵抗针对的是在被种族清洗、被夷为平地的巴勒斯坦村庄上建立起来的殖民定居点；它针对的是在偷来的巴勒斯坦房屋里、在偷来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生活，在我们的尸体上撒尿，在我们的坟墓上跳舞的殖民定居者。（译注：这些行为都有图片和影像证明，读者可自行查证。在被封锁、围困的加沙边上频繁举行的所谓“和平”音乐节和锐舞派对甚至都不掩饰这种蓄意的羞辱和挑衅。）他们没有强调，“定居者殖民主义”这个词不是没来由的，殖民者就是殖民者，无论他们有没有穿制服。
我们的斗争不应以他们的摄像机为目标，也不应受制于他们的荧幕。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两国方案”和投降，也不是为了恢复我们在殖民统治下的“权利”——我们拒绝刀与脖子之间的对话。我们的战争，我们的努力，乃至我们的生命是为了收复、恢复我们的土地，把我们的土地去殖民化。
在这场伟大的去殖民斗争中，我们必须捍卫独立的巴勒斯坦叙事。在十万殖民军队在加沙周围聚集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保持坚定。我们必须团结我们的队伍。我们必须在屋顶上大声喊出对抵抗的支持。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支持加沙。我们必须摆脱智识的围困、超越地平线、越过隔离墙。我们必须赞美每一个抵抗的原住民，那些用笔来战斗的人以及尤其是那些真枪实弹地抵抗的人。我们必须为每一位烈士、平民和自由斗士哀悼。我们必须高举“火辣辣的子弹和血淋淋的刀子”（法农语）的旗帜。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工具来实现集体的解放，从海法到纳卡布，从河流到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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