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读《一杯苦酒》一书与看电影《奥本海默》—

(编辑说明：近来因“奥本海默”电影的上演及获得奥斯卡多项大奖，关于奥本海默本人及相关历史又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其涉及的一些有关科技及人类的关系，伦理，政治等议题也引发人们新的思考与讨论。这里发表一篇来搞，供读者参考，也欢迎对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最近我读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1998年修订版)，前些天又去电影院看了克里斯托弗·E·诺兰的新片《奥本海默》(Oppenheimer)。这两件事在同一时间先后发生纯属偶然，而且无论二者涉及的形式与内容，时代与人物似乎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尽管存在着时空上的巨大差异，《一杯苦酒》的作者和《奥本海默》的主角所思考的问题，提出的质疑及他们的遭际都让我感到二者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不同境遇和挑战的触及具有内在的联系，所揭示的问题和引发的思考更有着共同性。由此而产生的震撼促使我有意以文字对这种感觉加以描述。我并不能确定我的文字能否完全解析二者之间的这种共性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但希望有过同样阅历的友人以后能够对我的抛砖引玉不吝赐教。

奥本海默，你的个性和故事让人难以忘怀

“无论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奥本海默的故事都是“至关重要的”。

--克里斯托弗·E·诺兰 [1]

在美国社会的政治氛围因为俄乌战争，选举政治和经济衰退等问题让人不胜其烦而显得格外沉闷的时下，以传记《美国的普罗米修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成功与悲剧》 [2] 为脚本改编的电影《奥本海默》的上映所产生的涟漪远远超出了一部好莱坞大片能够带来的上座率及票房价值。它被影评界称之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影片” [3] 并非浪得虚名。 [4] 的确，无论从电影艺术，演员阵容，还是题材，《奥本海默》都有着诸多可圈可点之处。该片的导演是被称之为21世纪最优秀电影导演的克里斯托弗·E·诺兰(Christopher Edward Nolan)； [5] 其演员阵容亦堪称群英荟萃，除了被认为时下演技最出色的诺兰老搭档，爱尔兰演员基利安·墨菲(Cillian Murphy)在片中扮演奥本海默这一角色外，奥本海默情人琼·弗朗西斯·塔特洛克(Jean Frances Tatlock)的扮演者英国女演员佛罗伦丝·普伊(Florence Pugh)，最初曾经支持但后来却不断试图置奥本海默于死地的刘易斯·施特劳斯(Lewis Strauss)的扮演者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等人都是当今好莱坞炙手可热的人物。当然，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影片借助于这些演员出神入化的表演对奥本海默这个世人皆知的“原子弹之父”的鲜明个性和他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的经历的描述。… 所有这些都是许多电影评论家津津乐道的题材。然而，我的兴趣和聚焦则是无论在奥本海默的时代，还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同样“至关重要”，且难以回避的两个问题。

作为人的科学家

正如体育是探索人类生理极限的途径，科学则是在寻觅人类智力的边疆。所不同的是，科学家的成就对于人类的福祉有着更直接，更重大的影响。我不知道有多少科学家仅仅沉浸在他们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喜悦中，但我敢说奥本海默的故事表明他不在这些科学家之中。因为奥本海默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尽管人无完人，奥本海默有着某些令人感到奇特的鲜明个性–也因此被认为他患有早发性痴呆，亦即精神分裂症， [6] 但他绝不单纯是一位天赋极高的量子物理学家，也不仅仅是被“曼哈顿计划”的成功所证明的优秀科研管理人才， [7] 他在对核武器的发明可能对人类带来毁灭性影响的忧虑乃是出于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和道德勇气。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和思考：

首先，奥本海默在目睹了三位一体的核实验中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的瞬间想起了印度教圣典《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我现在成了死神，成了世上万物的毁灭者。”据此，人们有理由质疑，如果不是得知纳粹德国正在研制原子弹，如果不是为了反对和战胜纳粹，奥本海默会在一开始同意进入“曼哈顿”计划吗？

其次，科学研究的结果可能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但也可能危及人类社会的生存。进一步说，科学研究的结果对于人类社会是福还是祸，或者说利弊得失都具有不确定性。这种风险或许不会得到某些政客的关注，但却是具有人类良知和仁爱之心的科学家不可能无视的。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后来的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认为核裂变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从而点燃大气层，摧毁整个地球，奥本海默跑去要求爱因斯坦审查一組令人不安的計算。愛因斯坦建议让另一位物理學家汉斯·贝特(Hans Bethe)再次進行計算。 [8] 于是乎就有了影片中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将军在等待原子弹试爆时的一段对话，其内容是核裂变连锁反应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样的结果应该说是足够好了，不过，在受到了“三位一体”实验成功的震撼之后，奥本海默并未因为几乎为零的可能性而认同与核裂变有直接关系，且当量要大得多的氢弹的研究。为此，他同他的同事爱德华·泰勒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将成为氢弹之父的可能性拱手相送了。毋庸置疑。如果今天从事干细胞，人工智能等多项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也能够从科学伦理的角度考虑他们的研究成果，那么奥本海默仍旧是他们可以也应该效法的楷模。但如果奥本海默能够生活在今天，他将不得不承认，即便核裂变导致的可以毁灭世界的连锁反应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核裂变导致的政治与军事的连锁反应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一直让全世界生活在保证相互摧毁的恐怖(和平)之下。而我们所有人则不得不承认奥本海默作为科学家对核武器研制成功后果的卓识远见。

第三，如前所言，奥本海默被认为患有精神分裂症。不管这个认知是否符合事实，它被导演诺兰拿来巧妙地利用某些奥本海默置身其中的幻境来反映他的视野和思维。尽管奥本海默从一开始就对原子弹可能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有清醒认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似乎对原子弹的使用抱着一种旁观者的态度。用他的话说，我们负责的是研制原子弹，使用原子弹是政客们的事。然而，在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小男孩”和“胖子”两颗原子弹之后，我们看到了变化。在奥本海默涉身其中的幻境中，他坐在一架美国B-29轰炸机上鸟瞰了广岛和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的惨状。这个画面不仅反映了奥本海默面对原子弹使用给人类生命财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回到了科学家从人类良知的角度批评原子弹作为武器使用的立场 – 事实上，尽管许多人当时(乃至今天)都坚持必须使用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 [9] 奥本海默的确建议在东京湾引爆一颗原子弹，以其威力作为逼迫日本投降的示范； [10] 也为后来他与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那场令人不快的著名谈话做了极好的铺陈。

电影《奥本海默》再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点半会见如日中天的“原子弹之父”的场面。在这个也会让许多人感到与荣有焉的场合中，这位被爱因斯坦和许多人认为过分“天真”和率直的核物理学家却表现出他完全不理解也不顾及官场上的政治“风情”的个性。他不仅对杜鲁门大谈其对核武器威力的看法不屑一顾，还情不自禁地说：“我觉得我的手沾满鲜血。”此言一出，令杜鲁门十分不快，他对奥本海默说到：“鲜血是在我手上，让我来操心吧。”同时还不怀好意地递给奥本海默纸手帕，问后者是否要擦一擦手。会见不欢而散。杜鲁门还在奥本海默没有走出他的办公室之前就用能够让后者听到的嗓门说他再也不想看到这个狗娘养的。

奥本海默曾经与美国总统杜鲁门有一场不愉快的会见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电影中或许对当时的场面有所渲染，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个场面让人们清楚看到作为人的科学家与作为人的政客在面对人类生命财产的损失时所表现出的与善恶之间的巨大差异。

作为科学家的人

大体上说，影片《奥本海默》围绕着主角讲述了两件既有联系又各自不同的故事。一是他作为原子弹之父的故事，另一个是他作为一个深爱“这个国家”的美国人在麦卡锡风潮中的遭遇。之所以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前者只是一位天才物理学家成功的故事 – 原子弹之父只属于一个人；而后者则关系到成千上万的人在当时颇有争议，在今天虽已臭名昭著但仍旧可能再次发生的政治风潮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11]

1954年4月12日，奥本海默的厄运到来了。由于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前执行主任威廉·博尔登(William L. Borden)指控为他“很可能是苏联间谍”而站上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安全听证会的证人席。或许他曾有机会逃过此劫的，但在影片中有两个虽多少有点张冠李戴，但基本符合事实的情节能够充分说明他为什么没有试图逃避和他的那种“普罗米修斯”式厄悲剧性格。首先，作为奥本海默的朋友，爱因斯坦曾经劝奥本海默“没有义务让自己成为政治迫害的对象，他为国家做出了很好的贡献，如果这就是她(美国)提供的奖励，他应该抛弃她”。 [12] 奥本海默表示反对，说他不能背弃美国。“他爱美国，”他的秘书、目击了这次谈话的维尔纳·霍布森说，“这种爱就像他对科学的热爱一样深沉。”其次，奥本海默的朋友和律师都告诫奥本海默听证会对他将是不公平审判，但他仍旧执着地相信他能够为自己洗清不实之词的冤屈。这些不仅说明奥本海默是一个襟怀坦荡，深深热爱着他的祖国的人，也表明他曾经是那样地信任美国司法制度的公正性。

在接下来长达19天的听证会中，奥本海默不得不面对各种刻意捏造，刁钻古怪，充满着陷阱，且往往极尽羞辱的诘问。同时他还必须面对某些心怀叵测的证人对他的无端指责。这种残酷的场面会让许多人陷入疯狂。奥本海默也不例外，他感到愤怒，有些脱序，他的证词有时前后矛盾，当他坐在证人席后面的沙发上时，他只是默默地一根接一根抽烟。最后，尽管听证委员会认定奥本海默没有叛国嫌疑，但他还是被剥夺了原本就要在一天后到期的安全许可，这个裁决不仅是对奥本海默本人再明显不过的羞辱，也使人们对美国司法制度公正性产生了幻灭。 [13]

对于奥本海默来说，听证会的结束并非噩梦的终止。这位曾红极一时的原子弹之父到死都未能洗清他所蒙受的政治冤屈。诚然，对奥本海默不公正的判决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鸣不平之声。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甚至还在1964年代表已故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向奥本海默颁发了恩里科·费米奖(Enrico Fermi Award)，以表彰他在理论物理和曼哈顿计划中所作出的贡献。 [14] 奥本海默当时显然有些受宠若惊，他情不自禁地说，“总统先生，您今天为我颁奖，肯定需要某些慈悲和某些勇气吧？” [15] 尽管如此，“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从未恢复。” [16] 更有甚者，为他颁奖这件事引发了美国国会中许多共和党议员的激烈反弹。

奥本海默1967年死于喉癌。又过了47年，1954年安全听证会长达数百页的文件于2014年被奥巴马当局解密，人们才有机会真正重新认识这位美国的普罗米修斯。这些解密文件的每一页都证明，奥本海默没有背叛美国。但美国政府正式为奥本海默恢复名誉还要再等8年。2022年12月，现任美国能源部长珍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 Mulhern Granholm)以部长令(Secretarial Order)的形式正式撤销了1954年原子能委员会(AEC)安全听证会的决定。 [17] 在这份文件的结尾，格兰霍姆引用了前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傅尔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于奥本海默于1967年去世时在参议院发言时的一段话：“我们不仅要记住他的特殊天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要记住我们对他做了什么。” [18]

奥本海默在天之灵可以获得安息了。然而，对于我们这些看过电影《奥本海默》的人来说，能够仅仅满足于鼻酸和愤怒吗？奥本海默的悲剧并非偶然，他也绝不是麦卡锡主义的唯一受害者。即便是在今天，也没有人可以说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已经绝迹。 [19] 为什么在一个号称享有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国家中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可以猖獗到如此地步？推敲和深究电影《奥本海默》的某些细节或许有助于启迪我们的思维。

众所周知，针对奥本海默的安全听证会发生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之下。而影片不仅没有突出这一背景，甚至对此只字不提。当然，从电影表现手法的角度看，诺兰没有必要点出这一背景，但完全有理由假定观众的历史知识水平。此外，就个人层次而论，在美国造就她的“普罗米修斯”的过程中，有不少人扮演了遭到后人谴责的角色。的确，电影《奥本海默》让人们看到，在奥本海默的安全听证会上，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和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都提供了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前者被认为出于个人恩怨设计陷害奥本海默， [20] 后者与奥本海默在发展核武器上观点有重大分歧，尽管泰勒并不认为奥本海默有叛国之嫌，但他表示“我觉得我更愿意看到这个国家的切身利益掌握在我更了解，因此更信任的人的手中。”这种看法对奥本海默最终被吊销安全许可产生了重大影响。 [21] 无论是就历史的再现，还是影片对人们认知的影响而言，或许人们都应该也可以对奥本海默个人悲剧的造成归咎(功)于施特劳斯的扮演者小罗伯特·唐尼和泰勒的扮演者本尼·萨夫迪的精湛演技，影片中这两位“反面人物”在听证会中的作用的确被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这些仍旧不能不 – 或者说恰恰 – 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某些问题。

秉公而论，将酿成奥本海默个人悲剧的责任完全推卸给施特劳斯，泰勒等人有欠公允。毕竟奥本海默被吊销安全许可是因为他被怀疑是共产党人，苏联的间谍，思想左倾等。而且他也的确是由于这些怀疑而被打入另册的。因此，从不同角度解析这些怀疑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场悲剧的真实意涵。

首先，就个人而言，奥本海默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活跃的人 – 或如他的密友和同事伊西多·拉比所说：奥本海默在那些科學以外的領域懂得太多。这应该是他虽然不是天生的无产者，亦非政客，但却似乎对共产主义情有独钟的内在因素。有证据显示，奥本海默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他曾经说过，直到193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他从未投过一次票。但1934年后，他开始关注政治和国际时事。他曾经捐款资助逃离纳粹德国的德国物理学家，也曾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支援反对法西斯的西班牙共和派组织筹款。他不仅参加过西海岸一些共产党组织的会议，而且他一生的挚爱吉恩·塔特洛克和妻子凯瑟琳·哈里森皆为共产党员。这些在极为反共的美国当然逃不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注。有趣的是，奥本海默似乎在个人政治上的好恶与对美国忠诚之间拿捏的十分到位。他在参加曼哈顿计划的个人安全问卷上对他曾经参与共产党的活动毫不隐瞒，直言不讳，甚至有些夸张。1943年8月，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奥本海默告诉一个密探，在他的曼哈顿计划中不会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员。 [22] 在1954年对他的安全听证会上，他否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称自己曾经为共产党的“同路人”(fellow traveler)。对此，他的定义是他认同共产主义的许多理想，但不会盲目听从任何共产党组织的指令。 [23] 这大概是非常赏识奥本海默才干的曼哈顿计划的主管，奥本海默的顶头上司，非常务实的格罗夫斯将军为什么不顾某些人的反对，坚持奥本海默是负责曼哈顿计划不可替代的人选，并且明确表示：“根据我7月15日的口头指示，无论您先前掌握的有关奥本海默先生的信息如何，都应该向J·罗伯特·奥本海默发出许可，不得延误。他对于这个项目来说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24]

其次，奥本海默在政治上倾向于共产主义也与他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有关，或许可以说后者是其政治取向的外在因素。尽管今天许多人将1991年苏联解体视为共产主义实践的破产并非毫无道理， [25] 但这并不表明1917年的十月革命曾经被当作人类社会的希望纯属凭空杜撰。 [26] 有失公正的凡尔赛和约 [27] 不仅标识着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由于和约并未消除引发战争的根本原因，它也开启了人类走向下一个世界大战的进程。毫无疑问，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矛盾尖锐化了，从而也加快了世界再次走向战争的进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 – 十月革命 – 在世界范围内为许多寻求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提供了希望之窗。 [28] 即便在被认为是极端反共的美国也不例外。1919年成立的美国共产党在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曾一度在美国的工人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29] 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将其视野转向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亦不在少数。这应该也是导致奥本海默通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原因。不过，客观的说，在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大多数寻求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憎恶和恐惧正在崛起的纳粹法西斯，他们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着真诚的期待，但远没有到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现行制度的狂热程度。 [30]

第三，除了如施特劳斯等人的“小人”行径外，电影《奥本海默》中也重现了当年安全听证会上那些政府官员对奥本海默大声咆哮，百般羞辱的场面。显然，这是与人们对美国司法中无罪推定的认识背道而驰的。最令人费解的是若干事实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号称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国家中，美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其政治主张也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诉求没有关系。但某些政客们对共产党闻虎色变，噤若寒蝉。以至于我们在电影《奥本海默》看到所谓“听证委员会”对这位深深热爱着美国但却不了解政客们是如何仇视共产党的“原子弹之父”身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场面。

进一步说，撇开对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诸多知识分子当年如何“误入歧途”不论，美国共产党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基于美国民主传统之上，视民主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和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是对民主的极大扩张。共产党以扩大的《人权法案》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按照工会工资标准得到工作的权利，直到大学水平的免费教育，免费的医疗、体面的房子，提供儿童照顾制度和老年安全。 [31] ”就美国共产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存在而言，除了在大萧条期间美国对工人运动有着积极但确如昙花一现的影响外，与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或社会党相比，美国共产党更像是一个清谈馆。该党的确对包括种族歧视，性别平等，同性恋的诸多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 – 其主张与自由派的观点十分接近，但人们几乎找不到共产党人为将其观点诉诸实践而投身政治选举的努力。如果把话说的绝对一些，共产党人不仅没有竞选联邦参议院或众议员的可能性，恐怕连竞选任何一个州的中小城市市长的胜算都没有。这个事实表明，以言过其实的美国共产党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威胁或者意识形态的敌对为由对奥本海默等人进行迫害缺乏事实根据。 [32]

尽管如此，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的是，江山固若金汤的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大执政党对共产党的恐惧大到对个人信仰和言论自由的保护往往会被麦卡锡主义轻而易举地摧毁的地步。甚至对如奥本海默这样热爱美国的国家栋梁之材都要因为一些不实指控而面对听证委员会委员的百般诘问和羞辱。最终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安全许可。如果要为这一切找寻解释，我们或许应该从历史和国际政治发展的不同的角度寻求答案。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奥本海默对共产主义的青睐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而对他的“政审”则发生在1954年的麦卡锡主义高潮时刻。这期间国际政治的重大发展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法西斯战败而告结束，昔日的反法西斯阵营分裂。冷战的开启让美苏之间重新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对头。这个转变使得民主政治中依靠“议题创造”(Issue Creations)操弄民意的政客也与时俱进，将反苏和反共作为最便宜的民粹政治话题。进一步说，以议题创造操弄民意是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常态，其结果产生的受益者和被迫害者也是屡见不鲜，司空见惯的。 [33] 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对奥本海默的迫害是政治的本质使然， [34] 也是政治对人性的进一步扭曲的结果。 [35] 此外，奥本海默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固然令人气愤，但他至少还在身后被美国政府正式“平反”， [36] 还有像诺兰这样有才华的导演通过电影唤醒人们对他的记忆。相比之下，在包括麦卡锡主义猖獗的政治浪潮中被冲击的牺牲者人数何止数千万，他们被改写的人生乃至丧失的生命却只能无声无臭地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37]

在结束对奥本海默的悲剧分析之前，我似乎突然对人类的政治前途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惆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更加令人感到不安和困惑的并非是奥本海默等所有在政治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受害者的命运，而是那些在麦卡锡主义等政治风潮中以国家至上标榜，以意识形态的偏执炫耀，道貌岸然对其猎物肆意嘲弄，对后者的生命财产及名誉地位视为无物的政客们。即便麦卡锡主义在今天已经臭名昭著，我们很少听到 - 如果不是完全没有 -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倒行逆施而受到历史的审判。进一步说，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人类社会无法杜绝其政治生活中此类实践至今源源不绝的原因之一吗？

最后，尽管我开始就声明本人不是影评家，本文也不是影评，但我还是希望表示对影片导演诺兰的由衷敬意。诺兰在电影的制作说明中写道：“我想做的就是让观众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和经历，这个人在历史上最大转变中处在绝对中心的位置上。不管你喜欢与否，J·罗伯特·奥本海默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物。无论功过是非，他创造了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 [38] 毫无疑问，诺兰忠实地兑现了他对观众的承诺。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有机会观赏鲜活的历史和那些造就了历史的真实个性。

[1] 。The Oppenheimer story “is central to the way in which we live now and the way we are going to live forever。”《纽约时报》，2023年7月20日。

[2] 。《美国的普罗米修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成功与悲剧》( 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是美国作家凯·伯德和历史学家马丁·J·舍温(Kai Bird and Martin J. Sherwin)呕心沥血25年撰写的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传记，2005年出版，曾获得2006年“普利策传记文学奖”。

[3] 。方在庆， 20世纪美国最大冤案之一：重审“奥本海默事件”

[4] 。如果该片在明年的奥斯卡评奖中获得桂冠，可以相信许多人会认为它是实至名归。但如果它落选，我会深感遗憾，但却不会感到意外。这是因为据我观察，过去几年中有若干部十分优秀但题材敏感的影片虽然获得金像奖提名，但却都铩羽而归 – 比如，由朱迪·福斯特主演的《毛里塔尼亚人》( The Mauritanian )。不知这是否应该归咎于好莱坞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

[5] 。克里斯托弗·E·诺兰是英裔美国导演，以擅长用电影描述人类社会的复杂场景闻名。他拍摄的电影不仅票房价值不菲，而且获奖无数。他导演的导演曾经5次入围奥斯卡金像奖，获得五座英国电影学院奖和六座金球獎。然而，诺兰从来不被电影的商业价值所驱使。他的执导风格受到电影艺术评论家们的普遍赞赏。几年前我看了他执导的《敦刻尔克》，对于他在这部历史题材为内容的电影中的叙事风格印象深刻。

[6] 。Manuel Lozano Leyva, 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精神分裂症、智力、愤怒和灵敏 ( The schizophrenia, intelligence, rage and delicacy of Robert Oppenheimer )，西班牙《 国家报 》( El País )，2023年，7月19日。

[7] 。奥地利出生的物理学家奥托·弗里施于1943年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加入了“曼哈顿计划”。他在他的自传《我的点滴记忆》(What Little I Remember)中回忆说，奥本海默不仅招募了所需的科学家，还招募了“一名画家、一名哲学家和其他一些不太可能的人物；他觉得没有他们，一个文明社会将是不完整的”。“我开始相信，他不仅忠诚，而且不会让任何事情妨碍他成功完成任务，从而影响他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曼哈顿计划安全主管”。引自Ben Platts-Mills, Who was the real Robert Oppenheimer ? BBC, 12th July 2023

[8] 。这是诺兰根据真实史实的杜撰。实际情况是，奥本海默寻求帮助的人并非爱因斯坦，而是“曼哈顿”计划芝加哥大学分项的负责人，后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阿瑟·康普顿(Arthur Compton)。

[9] 。投在长崎和广岛的两颗原子弹是否是决定日本投降的关键不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亦非一个脚注能够说明白的。进一步说，这个脚注与奥本海默的故事或许并无关联，而是笔者对于近些年来西方某些政客和媒体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成是英美两国战胜纳粹德国的历史修正主义的卑劣手法表示义愤。因此，即便笔者不欲在这里对美国为什么在日本已经精疲力竭，面临崩溃的时候投下原子弹的原因做断言，也还是有必要回顾一些原本已经记录在案(以及某些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不过有待证实)但却在今天被某些人有意无意忽略的历史过程与事件。如电影《奥本海默》中显示，美国启动“曼哈顿”计划的初衷是因为获悉德国纳粹在研究原子弹。故为确保战胜德国法西斯，美国决定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资金研制原子弹。最初也是考虑使用原子弹对付纳粹德国的。但由于德国战败投降，蘑菇云最终升起在日本的长崎和广岛当然牵扯到一个复杂的政治博弈和地缘政治利益角逐的过程。

首先，早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已经要求“约大叔”(斯大林)在结束对德作战后对日宣战。其理由是美国军队单独攻占日本的伤亡巨大，从而影响罗斯福总统的竞选连任。斯大林当时应允，并未提出附加条件。但会议之后不久，斯大林就提出了将大连港国际化的要求。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谈上，斯大林更是以苏联士兵的鲜血也不能白流为由提出了涉及中国主权和战后日本权益的多项诉求。时任英国首相的邱吉尔对欧洲以外的地缘政治利益交换不感兴趣，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出于对亚洲战场形势的考虑，接受了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但没有就中国主权部分告知当时的国民政府 – 邱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The Second World War)及其它许多文件中都对此有记述。随着罗斯福去世，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于1945年7月16日实验成功，走马上任的杜鲁门对于苏联出兵亚洲战场的意义有了重新评估。由于无法直接推翻罗斯福对斯大林的承诺，他7月17日参加波茨坦会谈时装作漫不经心地将美国已经获得一种威力巨大的“炸弹”的消息告诉斯大林，意欲借此遏制斯大林对从苏联出兵中获利的野心。而已经从其情报部门得知这一消息斯大林却装聋作哑，同他虚与委蛇。与此同时，斯大林却对苏军参谋本部下达了两道密令。一是加速完成苏军对日作战的集结和准备；另一个是加速原子弹的研究。由此可见，原子弹问世后的第一次使用就是充当大国博弈的筹码。

其次，在考虑投放原子弹对日本最终投降的作用时，有若干相关事件和因素的影响不能忽略。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日本政府对其在政治和军事上面临的无法挽回的败局并非缺乏认知。问题之一是美国及西方美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而日本天皇则唯恐无条件投降将意味着皇权的解体。于是乎试图以包括“一亿玉碎”在内的各种途径修改投降条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托兰(John Toland)在其《日本帝国衰亡史》有专门章节讨论“一亿玉碎”(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但均未得到其期待的反应。这些行径客观上成为了拒绝投降的努力，但并不表示日本政府完全拒绝投降，除非原子弹大难临头。《波茨坦公告》于7月26日公之于众，7月27日日本铃木内阁召开最高会议，就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有关日本投降的诸多条件进行了讨论。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分析了日本面临的局势，虽然当时苏联已经在事实上废止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但东乡认为苏联黑没有正式对日本宣战，事实上处于可以居中调解的中立地位。但斯大林早已经将视野转向战后的地缘政治利益图版上，拒绝从中斡旋。这使得日本政府进一步陷入绝境。接受投降以避免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时间一点点地流失，天谴的时刻终于到来。

日本民族蒙受这样的灾难当然应该归咎于日本天皇的自私和法西斯军人掌控的日本政府的嗜血。也因此，要把日本投降说成是原子弹造成的惨状使然并不确切。天皇和当时的日本政府何曾在乎核爆炸造成的平民死伤吗？不应该忘记，同样是在这块土地上，同样是这个政府，他们面对过去几年中美国空军无情的“无差别轰炸”所造成的数倍于原子弹杀伤的平民不是视若无睹的吗？故客观地说，投放原子弹至多只是起到了加速日本投降的作用。不无讽刺的说，斯大林为着苏联在亚洲政治图版上的地位，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煮熟的鸭子又飞了”。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战场迅速使6-70万日本关东军的覆灭对日本政府的投降也是功不可没。

[10] 。事实上，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批物理学家都反对对一个已经战败的敌人使用原子弹。

[11] 。我曾经就读的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当时就有两位才华横溢的经济学教授因为被认为思想左倾而被迫离开。所幸的是他们后来都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位是法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因其在金融理论和生命周期假说方面的贡献于1985年获奖；另一位是里奥尼德·赫维克兹(Leonid Hurwicz)，因其在“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贡献于2007年获奖。赫维克兹还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到中国出谋划策。

[12] 。有关爱因斯坦对此事评论的另一个说法是：“奥本海默的问题在于，他爱着一个不爱他的女人--美国政府。”

[13] 。当然，人们有理由指责发生在奥本海默听证会上的一切的罪魁祸首是麦卡锡主义。但我们能够说今天在美国麦卡锡主义再现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了吗？不无讽刺的是，1957年，奥本海默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讲座开始前为4天前去世的麦卡锡参议员在黑板上写下了“愿他安息”。

[14] 。曾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利林塔尔如此评论，这是“为给奥本海默所蒙受的仇恨和丑恶的罪行而举行的赎罪仪式”。引自王波： 原子弹之父的悲剧人生 ， 中国青年报 ，2010年12月1日。

[15] 。“ 原子弹的故事 ”( Tales of the Bomb)，《时代周刊》(Time)，1968年10月4日。

[16] 。同上。

[17] 。 部长令：撤销1954年原子能委员会有关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决定 (SECRETARIAL ORDER：VACATING 1954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DECISION: IN THE MATTER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2022年12月16日。签署人：珍妮弗·格兰霍姆。 https://www.energy.gov/sites/default/files/2022-12/S1%20Oppenheimer%20Order%2012.12.22%20signed%20by%20S1%2012-16-2022.pdf

[18] 。同上，Senator J. William Fulbright：“Let us remember not only what his special genius did for us; let us also remember what we did to him.”

[19]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可以被政客在民粹政治中轻而易举用来作为麦卡锡主义复活的温床。

[20] 。施特劳斯的确与奥本海默之间存在某些误解，但更重要的是，奥本海默在1949年6月13日的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上的一次发言中口无遮拦，没有顾及施特劳斯的感受，从而使后者成为他永远的敌人。参见方在庆： 20世纪美国最大冤案之一：重审“奥本海默事件” 。诚如中国人的格言：宁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

[21] 。泰勒的做法使他在今后的岁月中受到学术界的冷落，他本人似乎也感到内心的不安。这或许是他在1963年支持奥本海默获得费米奖的原因。

[22] 。方在庆： 20世纪美国最大冤案之一：重审“奥本海默事件”

[23] 。Cassidy, David C. (2005). J. Robert Oppenheime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奥本海默与美国世纪) . New York: Pi Press. ISBN 978-0-13-147996-8，第199-200页.

[24] 。格罗夫斯，莱斯利(Groves, Leslie)， 现在可以公之于众了：曼哈顿计划的历史 ( Now It Can Be Told: The Story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 ) . New York, NY: Harper. 1962.

[25] 。苏联的解体应该归咎于共产主义的谬误还是戈尔巴乔夫试图推行的改革的失败是有待争辩的问题。恐怕只有后世学者或者历史学家能够更加客观地分析和解释这一重大的历史演变。

[26] 。对历史的审视不是非要围绕着是与非，按照今人的标准对黑与白争出一个子丑寅卯。毕竟历史是时人的选择造就的，而非后人的认知决定的。因此，在我看来，如欲评判历史，重要的是了解和理解时人是如何认知时事，以及导致他们产生如此认知的原因和背景。

[27] 。包括凯恩斯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凡尔赛条约是战胜者强加在失败者头上的和平( 迦太基式的和平 )。其结果是条约无法得到真正落实，还激起了德国的激烈反抗，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

[28]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萨谬尔逊就曾在他的《经济学》中坦言世界上有70%的相信马克思主义。

[29] 。著名美国记者，作家和评论家克里斯·赫杰斯(Chris Hedges)曾在他的《 美国：告别之旅 》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崩溃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短暂复兴，而这些运动往往是由共产党领导的。”Hedges, Chris:《 America: The Farewell Tour 》。Simon & Schuster (2018)。第109页。

[30] 。在这方面，以《约翰·克利斯朵夫》享誉世界的著名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有教义的例证。罗曼·罗兰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有着对人类美好社会的憧憬。他接受了高尔基的邀请，于1935年6-7月访问了苏联。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他亲身经历了发生在苏联的革命。他对布哈林产生了好感，他感到了高尔基的难言之隐和尴尬，他目睹了“大清洗”的血腥与残酷，他也和斯大林本人有数次交谈。… 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的真实感受。应该说，他的确为他的某些经历感到欢欣鼓舞，但也对个人崇拜和专政感到厌恶和困惑。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对革命的近距离的观察产生的记录，他要求在他死后50年才能发表。这样做是因为他惧怕斯大林的权威吗？凡认真读过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的人都会同意，罗曼·罗兰绝不是一个怯懦的人。虽然当时的他的确对斯大林有着某种尊重，但这并不影响他向后者直陈他对苏联当时的某些现实和政策的不满。因此，推迟“日记”的出版当然不是出于害怕。但这是否是如他在《米开朗琪罗传》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更确切的地说，在罗曼·罗兰看来，尽管血腥的专政令人厌恶，但只要还存在着国内的反抗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威胁，专政就是必须的。他不愿意因为对时下革命的残忍的批判而伤及人们对革命的光明未来的期待。无论人们今天怎样看待罗曼·罗兰的“幼稚”，应该说当时怀有对革命的矛盾心态的知识分子的确不乏人在。

[31] 。引自《美国共产党章程》(http://www.cpusa.org/cpusa-constitution/)

[32] 。相比之下，三K党对美国政治和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但似乎却始终可以在美国宪法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33] 。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我们不会忘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如何利用议题运动群众以达到打到政敌的目的。对于今天美国政治中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如何被用来就“堕胎”等一系列议题对民意进行操弄，人们更应该耳熟能详。

[34] 。这一现象发生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但与民主选举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民主选举只是解决了民选政府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选票既不能改变政客的德行，也无法消除权力欲导致无能的政客们对权力的滥用。这一现象也与文官制度无关，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职业政府官员只能保证政府职能部门运作的稳定性，但却对职业政客或被政治任命的官员因政治议题而发起风潮无能为力。

[35] 。本文无意就政治中的人性做比较分析。但可以说政治对人性的扭曲是普遍存在的，如霍布斯的第一条公理所言，人性是贪婪的，在政治行为上，人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将公共财据為己有”。而这无关乎政治体制。不过，不同的政治体制的差异对人性的扭曲也造成差异。对此，笔者将在下面分析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进一步说明。这里只须指出人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在非民主制度下，特别是在经由革命产生的一党独裁的政体中，如何在君权神授之外为政治权力获得的合法性取得证明几乎永远是一件尴尬的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然不能与占山为王的草寇相提并论，但一个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权的政党如何在前者与后者进行区分绝不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即使革命本身具有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不可能直接转化为因革命获得的权力的合法性。权力的合法性亦非可以简单地用事后执政党的执政业绩证明。更何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执政党还面临着掌握权力后其自身凝聚力及其诉求对民众感召力的丧失。

[36] 。“平反“这个词可能让人感到困惑，因为在现实政治中，多半只有平反的政治，没有政治的平反。前者对时下的当政者或许可以轻松收割政治的利益，后者对于那些由于迫害而被改写人生甚至丧失生命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37] 。根据中共中央的文件，截至1980年5月8日，中国官方对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55万人进行平反，除极少部分人外，承认绝大多数右派是被“错划”。但是，无人得知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右派之名；如何对这些被错改人生轨道的进行某种道义和经济上的赔偿更是不得而知。美国在这方面的声誉也不遑多让，例如，曾经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扬名的“希斯审判”案的主角，前美国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1904—1996)因间谍罪被判刑5年，并入狱服刑4年零8个月。尽管后来有一部分人指出对希斯进行指控一系列证据-“南瓜胶片”(“pumpkin papers”)等 -纯系捏造，希斯本人也在其自传《一生的回忆》(Recollections of a Life)中坚称他是清白的。但直到希斯去世，似乎对是否应该重审希斯一案无人问津。

[38] 。引自梅根·麦克拉斯基(Megan McCluskey)， 电影《奥本海默》如何忠实地捕捉拍摄对象的真实生活 ，( Here's How Faithfully Oppenheimer Captures Its Subject's Real Life )。 《时代杂志》2023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