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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祖國母親」到「中國爸爸」：國家主義的形象，是如何在家庭隱喻中演變的？

「我們都說祖國媽媽，那祖國爸爸去哪了？」「有人說祖國爸爸去買禮物了，有人說祖國爸爸扛槍保衛祖國媽媽了！」

魯懷懋

刊登於 2023-02-22

最近幾年裏經常瀏覽微博或小紅書一類社交平台的讀者們，對 「祖國爸爸」或「中國爸爸」這樣的提法應該並不陌生。將中國稱為「爸爸」的做法開始流行於2016年前後，在某種意義上象徵了近年中逐漸形成的一種新興的國家-家庭想象。而自20世紀以來，關於中國國家的想象，一直是通過另一種家庭隱喻傳達的，那就是「祖國母親」。作為一種不區分名詞陰陽性的語言，中文裏對國家的形象所添加的性別修飾，能夠幫我們解讀人們如何理解國家在自己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人民又在國家「大家庭」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近日，來自波士頓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兩位學者在《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學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討論中國民族主義話語中的性別想象。文章試圖分析，「祖國爸爸」這一新興的網絡用語的隱形（或者不那麼隱形的）含義：人們對國家、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有了哪些新的理解？這些新的理解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形成的？它與傳統的「祖國母親」敘事之間有什麼聯繫？經作者授權，端傳媒將該文章編譯為中文，希望能讓更多中文語境下的讀者參與到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中來。

祖國母親：全球共享的受害者敘事

在這種敘事中，被男性化了的公民們被「祖國母親正在受難」的號召所鼓舞，而這個母親本身卻不具有革命的主體性。

「民族國家」是一個來自歐洲的概念，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後逐漸成為西歐各國的通用外交模式，並隨後通過殖民主義傳播到第三世界。然而對於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第三世界而言，「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外來的概念，並不能無縫接入當地人民的理解之中（甚至對於歐洲國家的人們也是一樣）。在這樣的情況下，家庭的隱喻提供了人們理解民族國家這一新秩序的橋樑。它提供了一個共同血緣的神話，而這種「血脈相連」的想象給民族國家提供了合法性的來源。更重要的是，通過將新的民族國家比作一個「大家庭」，這種比喻隱含設定了家庭中的角色、責任和等級。

正如現實中的家庭一樣，這種等級劃分在兩個座標軸上進行：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孩子。在各個國家，關於民族國家的家庭比喻取材自既有的性別文化，來建構人們對國家的理解。它們往往建立在一種共通的性別刻板印象的基礎上：男性氣質被理解為主動的、尚武的，女性氣質則被理解為被動的、柔弱的。「祖國母親」（motherland）正是這種建構的產物。在各地文化中，比喻意義上的「母親」崇拜往往與種族的多產和純潔同時聯繫在一起。大革命時期的法國是最早將國家比作母親的例子之一。當戴着紅色桂冠的「自由女神」瑪麗安娜出現在群衆遊行中時，這一形象就成為了法蘭西民族的人格化象徵。

但同時，這一象徵物時常處在一個被動被詢喚的地位，一個脆弱的、被侮辱甚至被奴役的女性，等待着公民們的拯救。在這種敘事中，被男性化了的公民們（其中也包括女性公民和革命者）被「祖國母親正在受難」（The motherland is in danger）的號召所鼓舞，而這個母親本身卻不具有革命的主體性。於是，在大革命的後期，女神在革命中的代表形象似乎是理所當然地被更能象徵戰鬥精神的巨人赫拉克勒斯所取代。

如果說法國大革命中的瑪麗安娜是「祖國母親」的最初範本，更能體現這一敘事特點的則是第三世界後殖民國家的民族主義敘事。女性的身體往往被各種神話體系用於象徵純潔，而在後殖民的民族主義敘事中，保護「祖國母親」的純潔性、使之免受殖民者的玷污，成為了動員民族主義和反殖民獨立運動的有效手段。一位研究伊朗民族主義的學者概括道：「脆弱、痛苦、飽受折磨的母親形象，是愛國者們渴望拯救、保護和擁有的。」

不難理解的是，在很多情況下，一個脆弱而需要拯救和保護的「祖國母親」伴隨着一個象徵國家權力的「父親」形象，而這個父親則由國家權力的執行者來扮演。斯大林的「慈父」形象只有在「祖國母親在召喚」的衛國戰爭中才閃現最耀眼的光芒；而在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治下的敘利亞，表示伊斯蘭社群的「烏瑪」（ummah）一詞可以同時具有陰陽兩種詞性。其中，違反正常語法的陰性「烏瑪」往往被用於將國家描述為一個被侵犯的女性形象，尤其是用來指涉被以色列侵佔的領土。而在這些敘事中，一個強壯的父親形象——也就是哈菲茲·阿薩德總統，總會被召喚來作為國家的救星和守護者。

「祖國母親」在中國的緣起與沿革

「拯救母親」的潛台詞其實是「佔有母親」。

而當民族國家的概念通過西方傳入中國時，面對強勢的西方列強與孱弱中國的鮮明對比，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幾乎是立刻就給剛剛形成的「祖國」概念賦予了一個「母親」的形象。這其中的代表作是紅軍領袖方誌敏在獄中寫作的、後來被收入中國大陸語文課本的《可愛的中國》。在文中，方志敏將中國比作天生麗質、卻被欺凌而淪落的女性：「啊！我們的母親太可憐了，一個天生的麗人，現在卻變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歐洲、 美洲各位華貴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慚形穢得很呢！」他由此號召國民將祖國母親從列強手中拯救出來：「難道他們（中國人）不想將母親從敵人手裏救出來，把母親也裝飾起來，成為世界上一個最出色、最美麗、最令人尊敬的母親嗎？」

相比於一種弗洛伊德式的想象，關於祖國母親的比喻中更重要的是一種具體的權力和佔有關係。在傳統的家長制家庭中，女性的貞操不屬於女性本身，而是家族共有的財產，它保證了男性成員能夠通過女性生育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後代。因此，一旦遭到強姦，受到侵犯的不僅是女性本人。更重要的是，家族和男性家長的財產和權力將受到威脅。在這樣的語境下，對「祖國母親」的強姦同樣也是對國內佔社會主導地位的男性的象徵性挑戰。本文作者概括說，「拯救母親」的潛台詞其實是「佔有母親」。

在中國，正如在其他國家一樣，「母親」在民族主義中作為一個純潔卻受到玷污的、脆弱而亟需拯救的女性化形象出現。而在圍繞「祖國母親」的話語的另一頭，是被賦予了男性氣質的國民，他們為將祖國母親從國外勢力手中解救出來而奮起反抗。值得注意的是，被動員的國民不一定是男性，但他們都被賦予了一種勇武的男性「氣質」。在共產主義革命時期和隨後的毛時代，這種激進的男性氣質體現為對女性的「去性別化」，讓女性一同加入革命、參與鬥爭。

但需要注意的是，對女性的去性別化並不意味着性別階序被消除。而在階序的最頂端，是一個男性化的政黨。在與這個男性化政黨的對比中，國民仍然是從屬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帶有了一種「女性氣質」。這種性別辯證關係的最典型例子，正是毛時代的樣板戲。在《紅色娘子軍》中，女主角吳瓊花是一個覺醒中的女性形象，她不願成為封建禮教的犧牲品，決心走上革命道路。然而吳瓊花的角色時常表現出對革命大局的不理解，並缺乏紀律性，她被自己的私人仇恨支配，在偵察任務中違反紀律打傷地主南霸天。這時，革命女性就需要被一個更為高大的男性角色引導、啓蒙、規訓，這就是黨代表洪常青的角色，他最終帶領吳瓊花成為一個有大局觀、有黨性的合格戰士。在很多其他這一時期的影視劇，比如《白毛女》、《青春之歌》等作品中，類似的性別階序也都有體現：男主角象徵黨組織，不僅英勇無畏並且具有理性；而女主角代表剛剛覺醒的群衆，雖然不滿於舊社會，卻思想不成熟、缺乏組織紀律，需要男主角的教育和指引。

然而，摧殘「祖國母親」的不僅僅是文革創傷，外國勢力仍然在祖國母親的話語中佔據重要的地位。

毛時代對女性的去性別化隨着改革開放的到來而結束，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對「女性氣質」的重新強調。一方面，新的市場經濟則時常要去女性回歸核心家庭，成為職場男性的「賢內助」；另一方面，作為對毛時代的一種反抗，被打壓的女性氣質與被摧殘的人文精神被聯繫到一起。在八十年代的文藝作品，尤其是「傷痕文學」中，被摧殘的女性角色成為了時代精神的新體現。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往往懷揣着對失去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的傷痛，訴說被毛時代強大的父權制國家所「女性化」甚至「去勢」的遭遇。而這樣的傷痛往往隨着文革結束、男主角遇上一位「溫柔的少女」撫平創傷、振作他的男性精神而結尾。

這種時代精神的另一面則在於，隨着中國對世界重新開放，面對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人們意識到「祖國母親」重新又成為了方誌敏筆下那個被世界凌辱的脆弱女性。這種意識的代表作是舒婷（也入選了中學語文課本）的著名詩歌《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詩的最後一節寫道，「你以傷痕累累的乳房 餵養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 沸騰的我；那就從我的血肉之軀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饒、你的榮光、你的自由；—— 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作為一名下鄉知青，作者舒婷將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苦難與她對一位愛自己子民的「祖國母親」的嚮往和關切結合在一起。「拯救受傷的母親」的母題再次浮現。

然而，摧殘「祖國母親」的不僅僅是文革創傷，外國勢力仍然在祖國母親的話語中佔據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1989年後，迫切需要抑制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黨和政府發起了以「國恥」敘事為基礎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被西方玷污和損害的母親形象，此前在毛時代的勝利主義敘事中被拋棄，此時又重新被搬上台面。而保護祖國母親的迫切感不僅來自歷史，也來自隨時發生、隨時宣傳的政治事件：貝爾格萊德使館被炸、南海撞機、釣魚島問題，接踵而至的民族主義話語強化了「百年國恥」與當代生活之間的關聯。

中共推動國恥教育的目的，在於讓執政者自己在話語中被宣傳為祖國母親的保護者和救星，類似於前面提到的敘利亞老阿薩德政府。然而矛盾在於，「拯救祖國母親」的敘事意在調動民衆男性化的民族主義情緒，「母親」的脆弱意味着「兒子」們必須行動起來。但民衆自發的行動對於作為大家長的中共而言卻是危險的。

另一方面，如果要利用「國恥」的緊迫感動員民族主義的支持，「國恥」需要一直延宕，祖國母親所受的玷污不能停止。但這中延宕卻意味着父權大家長的無能。於是，在90年代，草根民族主義崛起，諸如《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一類的民族主義書籍不僅表達了對西方國家的不滿，並且將矛頭指向中共政府。在這些書中，對激進尚武的男性氣質的渴望溢於言表。

新時代的新男性氣質與國家

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關聯被人們合理化為了一種新的社會範式：經濟領域的成功被視為男性氣質的體現，而男性氣質的擁有者理所當然應該握有權力。

改革開放之後的時期裏，社會對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關注同時上升。但這種關注的另一個層面是，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含義也在發生變化。隨着文革結束後對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祛魅，而對六四事件的鎮壓又熄滅了政治參與的可能，中國人的自我認同逐漸與新形成的市場和經濟分層聯繫在一起。而在改革後的中國，雖然在市場中成功的女性企業家同樣存在，但無論男女，在市場經濟的「事業」中都必須表現出一種男性氣質。典型的社交活動，以喝大酒和唱卡拉OK為代表，正是這種男性氣質的表現。而反過來，經濟上的成功成為了衡量男性氣質的標準。在八九十年代，「大款」成為新的男性榜樣，而「傍大款」則被理解為女性獲得高質量生活的快捷途徑。這種新興的拜金主義和消費主義並不完全是「去政治化」的，因為無疑有很多人認識到，經濟上的成功能夠帶來政治權力和政治關係，從而讓政治為「大款」服務。

這種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關聯被人們合理化為了一種新的社會範式：經濟領域的成功被視為男性氣質的體現，而男性氣質的擁有者理所當然應該握有權力。這種範式在2000年代之後被繼續發揚。TVB電視劇《讀心神探》中的台詞「對不起，有錢是真的能為所欲為的」（Sorry，有錢真系大嗮）成為家喻戶曉的表情包，讓這部本來在大陸沒什麼知名度的電視劇爆紅網絡。2014年，當馬雲在微博上發布了第一條微博後，評論區蜂擁而至的粉絲稱其為「馬爸爸」。成為「爸爸」意味着馬雲作為中國消費者的主要貨品供應者，有權力主宰消費者的生活（而消費被建構為一種女性氣質的日常行為）。儘管網民們的語氣是玩笑的，但這種表達仍然毫無疑問地帶有消費主義時代對資本的男性權力的拜物教意味。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成功成為民族主義的一個主要來源，併成為民衆所尋求的男性氣質的一個發泄出口，也就不足為奇了。2008年一般被認為是中國民族主義由國恥敘事逐步轉向崛起敘事的關鍵節點。在這一年，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激發了中國人的愛國熱情，而其火炬傳遞過程中發生的關於西藏人權問題的抗議，被民族主義者視為西方對中國敵意的又一「鐵證」。同時，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所受的衝擊相對較小，這在民族主義者中激起了一種新的自信，即認為中國市場巨大的消費力是維持世界經濟正常運轉必不可少的支柱，甚至是阻止世界經濟崩塌的首要原因。

在民衆對中國經濟影響力的信心暴增、宣傳系統積極為崛起敘事煽風點火的背景下，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接受了這樣一種認識，即中國可以動用自己的經濟權力懲罰對其不順從的國家。這種聲音在2016年前後的南海爭端中首先有所體現，也正是在這一時刻，「中國爸爸」這一詞彙首次在網絡上流行起來。其時，大量網民呼籲抵制菲律賓進口的水果，認為如果中國不進口菲律賓的芒果，菲律賓經濟將大受打擊，並乞求「中國爸爸」重新購買自己的產品。

對中國作為「爸爸」的雄性想象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議時期達到了高潮，「只要大陸停止對香港的水電供應，香港人就會知道「誰才是真正的爸爸」。

對中國作為「爸爸」的雄性想象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議時期達到了高潮。本着與抵制菲律賓水果類似的邏輯，支持北京的大陸網民認為，大陸是香港經濟上的供養者，有權要求香港的服從與感激。「對香港斷水斷電」成為大陸網民中流行的話題，不少支持該方案的微博和微信賬戶聲稱，只要大陸停止對香港的水電供應，香港人就會知道「誰才是真正的爸爸」。而官媒自信地擁抱了這種雄性想象。在一篇由共青團中央首發、經《人民日報》和其他主要官媒轉載的關於「飯圈出征」的文章中，這位官方的作者將中國同時稱為「阿中哥哥」和「慈父」，而將香港比作一個不聽話的孩子，並威脅如果香港繼續抗議，就要「棍棒底下出孝子」。

將中國比作「爸爸」的自信，不僅來自於中國上升的總體國力，而更主要的是來自於對中國作為全球最大供應商和最大消費市場的自信力。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種「爸爸」的比喻與將馬雲稱為「爸爸」的比喻異曲同工：正如全國消費者需要依賴馬雲的經濟權力，全球都需要依賴中國的經濟權力。這種邏輯在關於中國節假日消費奇觀的報道中格外顯眼，尤其是在關於國慶節期間消費熱潮的報導中，各類自媒體採用誇張的、譁衆取寵的用語，比如「今天祖國爸爸過生日，結果全世界都跑過來抱大腿了」、「祖國爸爸一慶生，全世界的商場都坐不住了」，試圖激發讀者的民族主義自豪感而帶來流量。

因此，關於「中國爸爸」的想象，不是單純的父權，時常也是對於在現實主義和物質至上的世界中，一個散發着男性魅力的、並帶有些許暴力情趣的「金主」的想象，類似於網絡爽文中的「霸道總裁」形象。實際上，就在南海爭端時期，關於「中國爸爸」的話語首次流行時，就有不少主流自媒體將中國比作「霸道總裁」，並稱贊中國在外交事務中的「暴力」和「粗暴」。「看到祖國這麼流氓我就放心了」的表達也是這一時期產生的，而「流氓」這個充滿了雄性色彩的「讚語」也代表了這種國家想象中的性別色彩。

「我們的女兒」：被女性化的愛國者

隨着女性被要求「回歸家庭」，為了刺激市場購買力，商業廣告和官方宣傳紛紛將消費塑造成一種女性的「本能」。阿里巴巴的雙十一廣告中也頻繁出現對「敗家娘們」的宣傳。

自習近平任總書記以來，父權制的家庭價值觀始終是其推崇的「家風教育」中的重要部分。而「家風教育」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家庭是教育的最基本單元，也不僅僅是為了凸顯習近平作為老革命家習仲勳之子的「紅色基因」合法性，更是因為「小家」的觀念很多時候是對「大家」（國家）的想象的基礎。在對父權制價值觀的宣傳中，中共也將自己塑造成了大家長，而其對中國人全面的控制則被塑造成盡職盡責的關心、照顧和引導。習近平本人就是這種宣傳的代表。作為「祖國爸爸」的具體化身，「習近平談家風」成為「家風教育」的最重要部分。

自2012年起，「習大大」和「彭麻麻」的暱稱就流行於網絡。或許因為直接稱呼「媽媽」實在露骨，網民將對彭麗媛的稱呼稍加諱飾稱為「麻麻」；而「大大」一詞帶有類似的模糊含義，在一些方言中可以作為「爸爸」的同義詞，但又因其在大部分北方方言中指年長的叔叔而並不顯得過於直接。這兩個暱稱直到最近幾年才不再被官方媒體提及，但仍在網絡上廣泛使用，「大大」也成為日常生活中對習的慣用稱呼。

而另一方面，父權制的話語努力將國民，包括此前曾熱衷於挑戰國家權威、尋求男性氣質表達的民族主義者，建構為依賴性的孩童。而這種建構同樣與消費主義的風潮密切相關。在文革後，由於頻繁的政治運動帶來的創傷，廣義上的政治參與也一起被污名化。而在89年後，中產階級退入私人的經濟領域，追求一種物質消費品豐富、同時又不被「政治」所打擾的理想生活。雖然這種「撤退」被很多學者理解為一種「去政治化」，但它實際上卻從另一個角度促進了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在89年後，尤其是新世紀的宣傳中，「穩定」被建構為經濟發展和物質生活的前提，因此強大的警察國家就成了人們所追求的理想中產生活的守護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後的市場經濟時期，個人的消費被廣泛建構成一種女性氣質的行為。隨着女性被要求「回歸家庭」，為了刺激市場購買力，商業廣告和官方宣傳紛紛將消費塑造成一種女性的「本能」。在最近的網絡購物時代，阿里巴巴的雙十一廣告中也頻繁出現對「敗家娘們」的宣傳。儘管消費行為絕非女性專屬，類似的宣傳還是塑造了一系列區分：生產與消費、主動與被動、提供與接受、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在新時代的話語中一一對應。

在流行話語將國家權力與男性氣質相聯繫的同時，中產階級從政治領域退出、進入消費領域的趨勢，就更加帶有了一種女性氣質的色彩。在2010年代，最能體現這種中產階級時代精神的話語，是所謂的「歲月靜好」。「歲月靜好」一詞原本出自張愛玲與胡蘭成的結婚誓詞，在近年中在大陸網絡上獲得了極大的熱度。一方面，「歲月靜好」中的「好」意味着富足的、有情調的物質生活。這集中展現在在朋友圈、小紅書、以及（對願意翻牆的人而言）instagram上的濾鏡照片裏：人們曬出插花、手沖咖啡、下午茶小蛋糕等等，這些消費活動不僅暗示着物質豐富，並且也體現出精緻的審美趣味。而另一方面，「好」的中產生活有賴於「靜」的政治生活，也就是說，要遠離政治參與，保持「穩定」。

國家宣傳抓住了這種依附性的女性氣質。在《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官媒的微博中，以及各類自媒體公衆號中，「哪有什麼歲月靜好，只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成為了廣為流傳的說法。在官媒中，這句話往往伴隨着警察或軍隊的視頻出現，這些視頻不僅僅表現了國家權力的強大，並且將這種權力表現為一種男性化的、家長式的保護。在宣傳外交部的「領事直通車」小程序時，官媒自豪地聲稱，「你走到哪兒，祖國爸爸就跟到哪兒」。

在這種宣傳裏，被建構為「女性氣質」的民族主義符合了各種中產階級消費主義的標準形象：原子化的生活方式，穩定的異性戀核心家庭，對手機等生活用品的「敗家」式消費，由美食和照片所界定的中產趣味，對穩定的渴求，對社會變革的排斥。

因為有國家「替他們負重前行」，這種宣傳更加強化了中產民衆需要遠離政治參與的觀念。而宣傳的最終目的，在於讓人們內化「祖國爸爸」的父權式保護，並認同其為「歲月靜好」經濟生活的前提。這一點在主流話語對「小粉紅」這一標籤的塑造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儘管此前學者的研究表明，女性並不在網上的民族主義者中顯著比男性更多，但本文認為，更重要的並非這個性別標籤是否是「錯誤」的，而是通過這樣的標籤，主流話語想要塑造什麼樣的性別角色和國家-社會關係。而作者認為，對「小粉紅」的話語建構調用了典型的消費主義下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並試圖讓這一刻板印象被民族主義公衆所內化。

在2016年，《環球時報》微博發表了一篇著名長文稱，小粉紅「除了人美三觀正外，還有很多共同的特徵」：她們「有個和睦的家庭」、「有個愛她們的男友」，更重要的是，「她們不太懂網絡安全，朋友圈和微博裏曬滿了美食和個人照片；她們不懂網絡輿論，卻是這個上甘嶺的主力軍；她們垂涎着環球時報的腎6和美腿7，（注：指手機品牌和型號），據說最近又盯上了共青團中央的『華為麥芒3』。她們不關心政治，分不清『左』和『右』，卻有着一股天然的正義感……這也讓她們格外珍惜今天穩定的生活，看好中國的未來」。最後，《環球時報》這樣結尾：「小粉紅，是我們的女兒，我們的妹妹，我們暗戀的隔壁班女孩。讓我們共同守護她們。」

自然，大量的女性網民對這樣露骨的性別刻板印象表達了不滿，《環球時報》的這一微博在隨後由於其引發的巨大討論而被刪除。但就在不久之後，另一個影響力稍弱的官方媒體《半月談》發表了一篇高度類似的文章，讚美「小粉紅」是「膚白貌美三觀正，愛國也要萌萌噠」。政治上無知卻熱烈地處於「本能」支持國家政權的「小粉紅「形象，並沒有隨着環球時報的刪帖而從宣傳中消失。

更重要的是，這種話語將愛國、維護政權建構為一種「天然」的「正義感」，「小粉紅」不需要理解政治、不需要明白網絡生態，就可以並應該自然而然地出於「正義感」而維護中共的統治。

這種話語通過性別化的標籤，卻實際上映射出了政權所希望與包括男女在內的所有民族主義公衆的關係。換言之，通過「小粉紅」這一標籤，國家宣傳試圖將曾經給中共政權造成巨大挑戰的民族主義勢力進行「女性化」的處理。在這種宣傳裏，被建構為「女性氣質」的民族主義符合了各種中產階級消費主義的標準形象：原子化的生活方式，穩定的異性戀核心家庭，對手機等生活用品的「敗家」式消費，由美食和照片所界定的中產趣味，對穩定的渴求，對社會變革的排斥。

並且，在這類宣傳中，值得注意的不僅是典型的消費主義，也不僅是「傻白甜」的無知。更重要的是，這種話語將愛國、維護政權建構為一種「天然」的「正義感」，「小粉紅」不需要理解政治、不需要明白網絡生態，就可以並應該自然而然地出於「正義感」而維護中共的統治。這種話術將中共政權從「政治」領域摘出，成為消費主義享樂不可辯駁的前提，因而成為「小粉紅」們應該本能地資源維護的東西。

於是，與90年代國恥敘事下的「說不」民族主義不同的是，由消費主義界定的、被「女性化」的民族主義不是激進的政治行動，不是男性化的國民對「祖國母親」的拯救，而是在父權制國家的保護下，對任何可能威脅到中產階級穩定生活的政治變動所產生的反動。於是，消費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將民族主義「本能」化的同時，中和了其中的不和諧因素。

結語：「祖國爸爸」持槍保衛「祖國媽媽」？

本文的核心觀點是，在近年中，民族主義裏對國家和政權的「男性化」想象開始增多。此前在90年代流行的「國恥」敘事，強調「祖國母親」柔弱、受到欺凌的慘狀。但這種敘事的問題在於，它激發民族主義者男性化的保護欲，而使得本應作為「祖國母親」保護者的政權顯示出它的無能。因此，在習近平強調中國「強起來」之後，一種對國家的男性化想象應運而生。而這種想象以中國經濟發展後的中產生活為最主要的背景板，將國家塑造為擁有經濟權力而可以「為所欲為」的大佬，將民族主義民衆則建構為沉浸於消費主義的傻白甜。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一種從「祖國母親」到「祖國爸爸」的線性演變，也不意味着「祖國爸爸」就一定成為了對國家主流的認同方式。受難母親的形象仍然廣泛流通於民族主義話語中，而「祖國爸爸」的形象也絕非沒有爭議和反彈。這兩種比喻需要在不同的層面上運行。「祖國母親」是沒有主體，也沒有實體的想象，其苦難並不依賴於民衆的切身遭遇，而是一種抽象的「共同體」的苦難。而「祖國爸爸」對應有實體的政權，它象徵着警察、軍隊、外交部、政治局、乃至習近平本人。

這種新的男性化國家想象，根植於中國市場經濟時期對性別角色和權力結構的理解。而對之最精準的概括來自於《人民日報》。在2019年國慶期間，人民日報微博發布了一個視頻，視頻向小學生提問，「我們都說祖國媽媽，那祖國爸爸去哪了？」而這些視頻中的回答捕捉到了「祖國爸爸」想象的精髓：「有人說祖國爸爸去買禮物了，有人說祖國爸爸扛槍保衛祖國媽媽了！」

作爲「國家意志」的兩種厭女觀：「極端女權」大戰共青團中央揭示了什麼問題？

行之有效的年輕化宣傳策略，正讓國家意志更靠近中國年輕男性的觀念水位——一個「爹」正在不可避免地變爲仇恨女性的incel。

賈素之

刊登於 2022-04-25

中國社交媒體發生的一起隨機輿論事件，意外地成爲國家意志對女性的一次攤牌，事件引發的聲浪快速消退，卻埋下了不可忽視的伏筆——在國家表現出明確的厭女態度後，普遍具備性別意識，卻也普遍認同體制的一代年輕女性，將如何面對這個問題？

事件起於4月2日，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帳號發了一條文案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的宣傳微博，四張配圖分別爲中國軍人跨過鴨綠江、98年抗洪士兵、汶川地震救災軍人、穿着防護服的醫護工作者。這條微博當即引起不同角度的不滿，有網民指出漏洞百出的「防疫」不配和長征相提並論，也有女性視角的批評者指出「共和國建設婦女從未缺席，宏大敘事卻完美避開婦女」。這類有關女性貢獻被抹煞的不滿已經是中國輿論場的常見聲音，儘管主流社會並未對此有所反思，官方通常也不會高調壓制。共青團中央當天的回應是默默加上兩張有女性形象的配圖，以示理虧。

十天之後，4月12日，北京市黨委宣傳部下屬的《北京晚報》突然發力，就此事發表評論：「豈任『女拳』興風作浪肆意播毒！揮舞大棒的假女權是時候該管管了。」《北京晚報》特地截圖展示了興風作浪的「女拳」言論：「圖裏居然一個女人都沒有」，「女性呢」。實際上，這段時間輿論場的焦點是上海封城造成的人道災難，共青團的微博下也有更顯著的「反賊」評論，但《北京晚報》特地把回馬槍指向「女權」，此事才令人錯愕地進入公衆視野。

在評論文章中，《北京晚報》爲「極端女權」下了無所不包的定義：批評官方宏大敘事選用的歷史圖片中「女性佔比太少」的人，因消防學院招收女性少了而噴「男女不平等」的人；罵「孩子隨父姓」的人；宣揚「你負責掙錢養家，我負責貌美如花」的人；以「性別箴言」帶貨、賣課的人。換言之，《北京晚報》認爲，不僅在政治代表權（僅僅是宣傳層面）、就業機會、冠姓制度上要求性別平等是極端女權，甚至接納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從屬者」性別角色分配也是極端女權。中央網信辦舉報中心官方微博也轉發了《北京晚報》的文章，稱男女平等不是製造對立、撕裂社會。

第二天，共青團中央也在微博重提此事，並作出定性：「極端女權已成網絡毒瘤」。共青團截圖的最「極端」言論，是一位網民說的「男的給我死」，而討論串中的「發一下豐縣」（指「豐縣鐵鏈女」事件），則被共青團中央打上馬賽克。

「半邊天」女權的幻滅

如果此前存在一種「最低限度的女權主義共識」，這種女權主義在1980、1990年代生人中是更偏向自由主義的，而在2000年代生人中則更偏向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北京晚報》和共青團中央發起的輿論攻擊，可以看成2020年後中國輿論場短暫存在的，以不抹除女性奉獻爲主要內容、無關爭取政治權利的「最低限度的女權主義共識」的破滅。

共識破滅的一端，是爲體制獵巫的民粹意見領袖，終於達成沙文主義的自洽，把「愛國」和反女權合二爲一。2020年中國官方製作的抗疫電視劇《最美逆行者》，因爲「貶低女性在抗疫中的付出」而遭遇抵制，當時的民粹領袖上帝之鷹，試圖將輿論的抵制蔑稱爲「慘遭拳擊」，之後卻被罵到道歉，轉而將矛頭轉向這部電視劇的製作方和宣傳部門。時隔兩年，上帝之鷹對共青團中央對女權的出擊欣喜若狂：「既然我團如此勇猛，那我也就再陪着入地獄一次，轉起！」

另一端，則是大量愛國網民——一些評論者會稱之爲「粉紅女權」對共青團的失望和憤怒。一位網民在共青團中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的微博下留言：「本來看到這篇的時候被感動到熱淚盈眶，如今回頭再看，竟然成了所謂的抨擊女權入口，有點後悔我的眼淚了。」4月12日當天晚上，有90萬名用戶（女性網民居多）、相對和國家意志步伐一致的豆瓣生活組討論的話題，也多是表達一種被拋棄感。有人表示不會再抵制辱華品牌如耐克，也不會再在蘋果手機和華爲手機中選擇後者。也有人質問：「這早就不是第一次了，爲什麼你們之後還是這麼真情實感？」

與此同時，由共青團中央主持的微博話題「青年大學習」被憤怒的聲音佔領，該話題在深夜衝上微博熱搜第一。青年大學習是共青團的思想教育宣傳工程，要求學生定時觀看視頻和答題打卡，其宣傳口號是「學習新思想 爭做新青年」。在話題廣場中，有網民批評共青團不夠有「新思想」：「先把婦女能頂半邊天這句話學好吧。」也有人說：「我不理解，能說出這種話的是官媒是黨發言人，我怕創始人們看到你這話都要氣醒來打你，背叛誓言就算了，社會主義不該是這樣的。」

類似的痛斥共青團中央背離人民、背離新思想和社會主義的微博數不勝數。熟悉中國官方對女權行動者打壓歷史的人，可能會對這部分網民姍姍來遲的「失望」感到異常驚訝，但對於認同體制的「粉紅女權」來說，社會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中有性別平等的內容，這也反過來是她們認同體制的部分原因。於是，共青團事件才成爲官方在性別問題上真正的站隊時刻——畢竟在2021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當天，共青團中央的賀詞還是「婦女能頂半邊天」，也沒有用被廣泛批評的「女神節」和「女生節」的說法，在糟糕的性別環境中反而還顯得比較「進步」。

如果此前存在一種「最低限度的女權主義共識」，這種女權主義在1980、1990年代生人中是更偏向自由主義的，而在2000年代生人中則更偏向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年輕的女性網民，完全可以自洽地認爲此前種種惡劣的性別事件，是學校領導、宣傳系統、男人、被資本操縱的社交媒體平臺的問題，即便是天怒人怨的「豐縣事件」，也可能是江蘇徐州被本地宗族勢力滲透的官僚集團的問題，而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始終可以是不堪現狀的解藥。

換言之，從「婦女能頂半邊天」、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甚至周恩來對待女同志的作風等共和國遺產中吸收進步能量的年輕女權主義者，是可以同時支持女權和體制的。但作爲中共青年組織的共青團中央在性別問題上的圖窮匕見，則算是「國家的態度」的一次攤牌，導致前述幻覺加速破滅。

國家的incel化和incel的國家化

可以粗暴地概括中國輿論場上的兩股力量，一邊是女性越來越強的性別意識，另一邊是男性愈演愈烈的厭女情緒，二者構成中國輿論場上最激烈的衝突。

一個虎撲（主要爲中國男性聚集的社交網站）網民發帖，稱自己和女朋友在共青團事件上產生分歧，分手了。他的女朋友引用了一張對比圖來表達自己對共青團中央的憤怒：「極端男權：家暴強姦殺人囚禁；極端女權：網絡言論。」而這個男性網民當然支持共青團中央，他認爲極端女權不應該罵「男的給我死」，他還批評網絡上的極端女權「恨不得不認她爸」，至於他女朋友提到的性暴力，他則表示「別代表我，我沒有家暴」。

這位女性強調的，是幾乎所有女性都共享的一種經驗，即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性暴力：強姦、家暴、偷拍、語言羞辱、男性凝視、新聞報道中對女性的忽視和污名、職場上的不公和壓榨，甚至在食堂打飯也可能因爲是女性而被給更少量的飯菜。對這種經驗的講述和反抗，是近幾年中國女性在某種意義上的情感聯盟，而按照《北京晚報》的定義（同時也是衆多男性的想法），這是百分之百的極端女權。

可以粗暴地概括中國輿論場上的兩股力量，一邊是女性越來越強的性別意識，另一邊是男性愈演愈烈的厭女情緒，二者構成中國輿論場上最激烈的衝突。《北京晚報》和共青團中央對「極端女權」的定義，則清楚地表示他們站在厭女情緒的一邊，站在她們每天在微博「對線」的男性網民的一邊。微博網民呂舒雁一語道破：「標題反對極端女拳，實則暗箱操作忽視女性正常訴求，否定全體女性。」

國家意志顯而易見的不公正激怒了女性網民，她們持續在微博上提醒共青團中央看看「極端男權」的各種仇恨言論——包括把女人殺光，把女人做成生育機器，以及層出不窮的殺妻、家暴的新聞。有網民對標共青團中央，建立了一個「極端男權已成網絡毒瘤」的話題，該話題迅速被微博審查刪除，而「極端女權已成網絡毒瘤」的話題則至今存在。審查制度的拉偏架，行爲藝術般地說明了國家意志在女權和厭女之間的傾向。於是，在「極端女權已成網絡毒瘤」的微博話題廣場中，幾乎可以時刻看到普通女性網民的性別和政治出櫃——擁抱「毒瘤」定位、不願結婚、不願生育，以此作爲對「國家」的反抗。

整件事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年輕的incel男性，毫無預兆地發泄自己的厭女情緒，並扣上「極端女權」的帽子。

事件演變至今，令旁觀者喫驚的始終是《北京晚報》和共青團中央對極端女權的定義。他們攻擊的極端女權，不是把父權制度和極權制度等同視之、在政治上被當局認爲有顛覆性危險的女權主義，也不是強調不與男人結婚、不發生異性戀性行爲的「6b4t」激進女權主義，而只是要求不抹煞女性對國家建設做出貢獻的女權主義，後者甚至不如脫口秀演員楊笠引發無數中國男性狂怒的「那麼普通卻那麼自信」來得激進。

整件事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年輕的incel男性（非自願單身者，通常極端厭惡女性，將自身的性生活缺失和兩性關係的失敗歸咎於女性），毫無預兆地發泄自己的厭女情緒，並扣上「極端女權」的帽子。incel不在乎宏大敘事有沒有放女人的照片，他們憎恨的是女人否定男人，以及女人「要價太高」。所以才能解釋，爲什麼共青團微博的批評者提出了政治代表權的平等，《北京日報》炮轟的「極端女權」卻有一部分是「你負責掙錢養家，我負責貌美如花」的父權觀念。

也正因爲如此，一些女性網民把矛頭指向共青團中央微博的「皮下」（飯圈用語，指官方帳號的運營者），她們認爲這可能是一個incel新媒體編輯的自作主張和借題發揮。

這一推測不無道理。根據中央網信辦的記錄，2015年，18歲的山東愛國青年侯聚森在網上跟人吵架，後發展爲線下約架，被毆打致頭部和背部重傷，此案被當地警方定性爲「約架」，並行政拘留了打架雙方。侯聚森是山東青年政治學院組織網絡宣傳引導工作專題培訓班的學員，事發後，山東共青團官方微博發文稱「愛國青年被網絡暴民群毆」，共青團中央微博也發文爲愛國青年鬥毆撐腰。

根據報道，當時和侯聚森一起的還有18歲的梁盛皓，他後來成爲共青團中央QQ空間平臺主編、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傳播處新媒體編輯。顯然，宣傳陣地有意識地吸納了這批在線上和線下都有暴力傾向的年輕男性，來參與輿論場話語權的爭奪。

認爲厭女情緒來自作爲「皮下」的個人、不能代表組織的意志，當然是癡心錯付。但也不能簡單認爲「皮下」只是在執行組織的指令，從而忽略了組織事實上也從這批年輕、好鬥的incel身上吸收了養分。以共青團爲例，它在2015年開始在輿論場發力，從高校學生中招募志願者，和飯圈一起出徵，進駐b站，參與獵巫，在青年學生中的聲望越來越高，這實際上也是共青團向網絡噴子學習的過程。甚至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都點名批評過政務新媒體「主觀泄憤回懟網友」的情況，可見爲了在輿論場上能勇於鬥爭，各個黨政機構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地進行了網絡噴子化的自我改造。

飯圈女孩一度也是輿論鬥爭選中的中堅力量，但一則國家只是希望飯圈女孩崇拜作爲「阿中哥哥」的自己而並不想成爲飯圈女孩，二則「清朗行動」對飯圈的剿殺顯然優先於「民氣可用」的邏輯（實在也是一種厭女的不自覺），所以國家的網絡噴子化，實質上就等同於國家的incel化。

於是可以解釋，爲什麼《北京日報》和共青團中央毫無必要地站穩了厭女立場，不僅把對國家高度認同、只是要求一點性別上的基本尊重的女性掃進極端女權的行列，還把向男人撒嬌賣乖的女性也劃爲極端女權。國家意志一直是男性本位的，而行之有效的年輕化的宣傳策略，正讓它更靠近這個國家年輕男性的觀念水位——一個「爹」正在不可避免地變爲仇恨女性的incel。

「愛說教的爹」失去理論能力

不同於incel基於「得不到」的厭女心態，「子午俠士」代表了另一種厭女觀念——父權制度對女人的蔑視。

既有國家意志對女權主義的多重錯位理解在前，則憤怒的女性隨後佔領「青年大學習」、「極端女權已成網絡毒瘤」話題廣場，持續批評共青團中央，也只會被理解爲有組織的攻擊。在肖美麗事件中扮演獵巫者角色，擅長把女權主義構陷爲境外反華勢力的民粹領袖「子午俠士」（也極擅長網暴，也被批評者稱爲「蛆」），評價佔領「青年大學習」話題廣場爲「大肆攻擊團中央和北京晚報，並劍指國家互聯網管理部門」，並認爲這是「自取滅亡」。他應和的是《北京晚報》評論文章的另一部分：「揮舞大棒的假女權是時候該管管了。」

不同於incel基於「得不到」的厭女心態，「子午俠士」代表了另一種厭女觀念——父權制度對女人的蔑視。「子午俠士」曾被網民起底，是一名因「權色交易」而被開除的前警察，2017年開始和陝西網信辦頻繁互動，2020年被陝西網信辦評爲「正能量大V」。他對共青團事件的評論重點，在於女權分子竟然敢衝擊國家機關，其中對權力的體認和渴望一目瞭然。

2021年12月，「子午俠士」人肉了一位職業身份是公務員的女性網友，將她在微博的女權言論（「遠離嬌妻」、「建議姐妹們都去打拳」、「厭女又渴女」）舉報給她供職的政府機構。最終該機構發布通告，處罰了這位網友，要求她辭職。此事給「子午俠士」和他的擁躉帶來極大的鼓舞，並形成了他們獵巫的方法論。

在共青團事件發生後，4月13日，「子午俠士」又盯上一位「公開發帖支持對北晚評論員胡某某進行人肉和網暴」的公務員，他表示已經通過三個渠道反映了，如果沒有處理結果，將通過線上曝光和公開舉報。

事實上，從2015年「女權五姐妹」被逮捕開始，中國官方就已經將女權主義看作境外反華勢力的滲透，針對女權主義的污名化行動也從未停止。但剝除「女權主義」的名字之後，性別平等作爲一種樸實的價值觀，仍然難以在理論上被駁倒，過去幾年間官方和民間不斷嘗試區分「真女權」和「假女權」、「真女權」和「田園女權」，到最後還是不得不面對日漸洶湧的女性意識。

到了今天，國家意志已經對「真假女權」的區分遊戲失去興趣，它也仍然能看見性別問題引發的劇烈社會衝突。

到了今天，國家意志已經對「真假女權」的區分遊戲失去興趣，它也仍然能看見性別問題引發的劇烈社會衝突。但它就像一個爹一樣，你問他性別平等應不應該支持，他不耐煩地大手一揮：不要吵了，不要煽動性別對立。新浪微博CEO王高飛去年在微博透露，對女權內容和女權帳號的整治已經開始了，這也佐證了對待女權的治理思路變化。

2021年9月，《解放軍報》報社旗下的新媒體帳號「鈞正平」發表評論，稱境外勢力熱衷於煽動性別對立、激化矛盾，攻擊抹黑中國、撕裂中國社會。今年4月18日，《人民政協報》微信公衆號發布的報道中，湖北省荊州市人大代表李華成說，要「破解適齡人群不婚不育難題」，需要「對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如『獨立女性』、『丁克』等減少報道或不予報道」。

這兩個例子的邏輯非常清楚，即女權主義、「獨立女性」的內核究竟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境外勢力藉此撕裂中國社會，或這類思想無益於提高生育率。這是國家意志非常堅韌的「愛說教的爹」的一面，它表現出對女性訴求的徹底忽視，和完全缺乏理解的意願，它根深蒂固地認爲女性在想什麼並不重要。所以憤怒的女性網民基於性別平等的觀念而不滿共青團中央拉偏架，但對「境外勢力」的滲透深信不疑的體制則既看不清拋過來的問題，也給不出答案。

在國家安全幾乎被官方用來解釋中國社會一切矛盾，詞義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無論是《北京日報》這樣的黨的喉舌，還是共青團中央的宣傳部，其理論能力都在大幅下降。他們熱衷於使用「輿論戰」、「認知作戰」、「話語權」、「顏色革命」等舶來詞語，並在民族主義議題上有效地建立起一套解釋框架（雖然根基不穩，解釋力過於依賴美國扮演「壞蛋」的角色），但在性別問題上的理論建樹則趨近於零，反而大躍進和文革時期的口號——「婦女解放」、「男女都一樣」、「鐵姑娘」、「婦女能頂半邊天」重新被年輕女性發掘出來，以同時支撐自己的愛國意識和女性意識。

換言之，國家意志對女權主義所蘊含的能量、對女性的不滿有多大都缺乏認知。在女權運動者和#Metoo運動被打壓殆盡後，用民族主義的解釋框架來回應性別問題，是爭取不到女性聽衆的。相比之下，女性正在從「婦女能頂半邊天」、上野千鶴子、房思琪等思想資源中學習如何理解父權社會，如何理解自己的處境。

日漸進步的女性群體，如何面對一個厭女的國家，正是共青團事件提出的問題。

豆瓣十日閹割記：愛國的火燒到阿中哥哥的輿論陣地

这件事情幾乎是一個提醒：所有試圖收容、利用、或者刺激這種愛國主義情緒的個體，只要你不姓趙，那終有一天你會玩火自焚。

黃玲愷

刊登於 2019-10-18

就在豆瓣網突然自我閹割的前幾天，豆瓣最大的娛樂八卦類小組「豆瓣鵝組」（原名「八卦來了」）正浸淫在盛大的慶祝國慶氣氛之中。

有網友總結，那幾天熱議的話題包括：1. 一名北大學生因為網上言論，被網民集體向國家網信辦舉報，並查找出她個人信息。然後為她說話、與她報團取暖的網友，繼續被人肉搜索和舉報。2. 網民開帖，列出沒有發布慶祝國慶微博的香港和台灣藝人名單。3. TVB翡翠台直播閲兵，旁白解說內容和風格「要死不死」引起網友開帖批判。

這就是豆瓣上的「鵝組」和「自由吃瓜基地」（瓜組）等與之風格類似的幾個八卦小組，在被封之前的主要面向：高濃度的愛國主義，強烈的思想糾察氛圍，一旦發現有誰不符合要求就拉出來批鬥，公布個人信息（小組網民稱為「掛人」），甚至舉報（組內有教人如何向網信辦舉報的教程），誅之而後快。

組員們將傾向批評政府的人稱為「恨國黨」或者「八千」，後者出自早年一則網絡傳言，稱西方勢力僱傭的水軍一個月有8000元工資。

但這種濃烈氛圍並沒有避免讓這個有60萬組員、豆瓣規模最大的小組在今年5月30日被整組禁言——整整禁言一個月，或許可以看做這一次豆瓣突然半身不遂的前兆。5月那一次的禁言沒有任何公開說法，沒人知道原因，大部分的猜測是或許與鄰近六四30週年有關。

也因此巧合地，鵝組並沒有在香港反修例風波初期成為內地一個重要的輿論場。鵝組的前身「八卦來了」在去年三月就曾被封禁三天，那次之後，改名為「豆瓣鵝組」，頭像都換成了一群鵝。

6月底解封之後，鵝組人多勢眾，很快恢復元氣。與此同時，在鵝組被封期間收留了大批網絡難民的瓜組等也迅速崛起，這些支流的「又紅又專」的氣氛比起鵝組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些群組的生態通常是類似的，一類是關注影視圈內容，是大量不同藝人的粉絲在上面互相「安利」「撕X」，是楊紫、吳亦凡、楊洋、朱一龍……等粉絲的大混戰；一類就是愛國內容，包括對藝人的糾察，包括「抓八千」，包括向「種花家的」（中華家的）和「我兔」（代指共產黨中國）表白，而這兩類內容的討論者人群有著很大的重疊。

這些小組的聲勢之浩大，足以讓每一個活在自己安穩同温層的人都瞬間清醒：原來主流民意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原來自己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隻逆行的螻蟻。

這批人在大眾眼中的形象被迅速勾勒出來：關注影視，熱愛追星，高度愛國主義，對於祖國的「敵人」和批評者有著高度仇恨，組織力極強，而在刻板印象的想像中，以女性居多。

表達的內容通常都是情感激烈的辯護與批判，稍有不同意見的人就會遭遇鋪天蓋地的反駁、甚至人肉搜索 、舉報伺候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在網絡平台上通常展現出絕對的主流話語權和人數，任何一個發言的支持數都成千上萬，還乘勝追擊幾句，聲勢之浩大足以讓每一個活在自己安穩同温層的人都瞬間清醒：原來主流民意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原來自己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隻逆行的螻蟻。

在國慶節前後，各豆瓣小組內這種氣氛趨向了高潮，但從5月30日算起來，這個重來的高潮最多也就維持了4個月。

豆瓣小組：高濃度的愛國社區

10月6日，豆瓣先雪藏了瓜組，和網民們自發的愛國主義思想學習小組「大船開起來」（船組），與此同時停止了全站的用戶廣播發帖功能。7日，小組中流量最大、被外界視為豆瓣生財機器的鵝組也被雪藏了。

豆瓣官方只籠統說了廣播功能正在升級，並沒有任何具體說法，也沒有明確給出解封的時間表，只曖昧給了10月20日這樣一個大概的日期。

對於豆瓣會被停擺的觸因，外界有很多猜測。但要明白豆瓣為何會走到今天這一局面，首先要理解豆瓣的生態。

豆瓣曾集中了一大批邊緣的、小眾的、文藝的用戶，這批人對於國家和政權、社會事件上思考的批判色彩較強，並且已經形成了一個網絡小圈子。不同的網絡平台會讓用戶衍生不同的氣質，相對於微博的粉圈後花園、知乎的精緻利己主義基地，豆瓣用戶通常被認為是自恃清高、整個中國大陸平台互聯網上最為「反動」的一群。

但儘管用戶因為類似氣質聚集於此，卻並不意味著豆瓣在言論管控上是相對寬鬆的。相反，正因為這裏的用戶相對敢言，豆瓣的自我審查是最為嚴苛、敏感、甚至幾近神經質的：早在數年前，豆瓣就曾經大量雪藏和解散「不和諧」的小組，如「南方週末」、「喜感新聞」等，封禁「不和諧」用戶的賬號，對用戶的帖文審查也越來越嚴格，甚至開始大部分內容都是默認封鎖、審核後再發布，同時也在大量審核多年前的歷史內容，經常有用戶能收到自己七八年前發布的內容被刪除的提示。

在這種瘋狂自保的求生欲下，豆瓣經常遭到大量用戶的批評：豆瓣的言論審核比微博等平台嚴格許多，明顯是自發行為，莫說討論敏感內容，有時甚至是一些明顯在安全線內的討論，甚至轉發官方媒體的新聞，都會被莫名刪除。

在這一背景之下，相對應的是近兩年來受到「八卦來了」等小組論壇的吸引而來、湧入豆瓣大量小組用戶，卻得到了豆瓣的保護和鼓勵。

為了幫偶像的作品刷高分，或者在小組討論中幫偶像引導輿論（例如隱藏粉絲身份裝作「路人」等），這些用戶常常會開數個分身空賬號，他們並不使用豆瓣的影音書主要功能，甚至可能破壞豆瓣的評分公平度，但豆瓣卻對他們展現了極高的容忍度，對於假賬號、水軍在流行偶像的作品中刷分等情況幾乎是零處理。

這些流量極高、影響力很大的八卦小組，原本能夠給豆瓣帶來極高利潤，所以在很早的時候，就有網友建議豆瓣將「小組」變成獨立的產品，也把這一批用戶獨立出去。

就在網民呼籲希望豆瓣將「小組」功能獨立出去，作為一個新產品的時候，豆瓣反其道而行之，將原本分開的幾個功能APP整合為一，使得這兩批立場有分野、經常爭吵的用戶更容易相遇。於是在豆瓣上經常出現這樣的局面：兩批人因為政治相關議題互相大罵。

有更多人認為，豆瓣對於小組用戶的寬容、甚至拒絕將之獨立出去的決策，是一種自保策略：通過形成一個高濃度的愛國主義討論社區，圈養一批新時代紅小將和紅色娘子軍，以此對系統表達忠心。

小組用戶討論的內容，例如為電影審查制度辯護、例如認為網絡防火牆很有必要、或者圍剿某一些「不夠愛國」的人士等，常常被轉發到廣播帖文加以諷刺，而小組用戶反過來又會在小組「掛」出這些人，辱罵「轉發的八千你們都死了」。

而總的來講，言論審查平台本身就為愛國主義和辯護者傾斜，這些戰爭常常以一方被豆瓣刪除內容而告終。在豆瓣半身不遂之前，這種因大小政治話題水火不容、動輒蓋出幾百樓的情況已經是這個平台的常態。

將此情況看作豆瓣鼓勵思想碰撞和交流，是過於善意的揣測，有更多人認為，豆瓣對於小組用戶的寬容、甚至拒絕將之獨立出去的決策，是一種自保策略：通過形成一個高濃度的愛國主義討論社區，圈養一批新時代紅小將和紅色娘子軍，以此對系統表達忠心，以平衡、沖淡那些他們難以控制的廣播用戶帶來的影響。

但隨著時間的發展，這一批攻擊力極強的小組用戶更難以控制，對豆瓣來說，從可能帶來流量的生財之道、可能用作投名狀的護身符，逐漸越來越危險，變成了燙手山芋。

首先是這些小組的信息流通度之高。哪怕他們立場都極度忠誠，豆瓣的熱門小組始終是一些高熱情、高密度參與政治討論的平台。在香港風波進入中期之後，鵝組和瓜組幾乎總能以最快時間轉載「香港暴徒」、「fq」（廢青）的大小消息，儘管常常真假難辨、態度都是負面的，但畢竟消息是在流通的。

這些小組用戶會自發與境外網民爭吵，為了反駁對方，曾經在平台上主動討論六四，有用戶整理出當年的官方文件，講述解放軍如何被暴民傷害，不少組員表示看得都哭了，又認為這種事應該「不要害怕與他們論戰」。

儘管是在為六四辯護，但消息同樣是在流通的。甚至是在小組雪藏、廣播暫停之後，無錫大橋倒塌的事件中，依然是早早就有消息在已雪藏的鵝組發布，反而相應地，另外幾個在廣播暫停後建立、聚集了大量傳統「八千」用戶的避難小組，卻鮮有討論這件事。

這些小組的信息流通度，足以體現其以前的組名「八卦來了」：既然是八，那就要八天下事。

不可控的討論生態

因而這就引來這些小組的第二個問題，即當中討論內容角度的不可控制。

在國慶期間幾日，相關小組的板塊日漸被討論各位領導人的內容佔滿，組員以emoji的🐻🐯👶🐸分別代指習近平、胡錦濤、温家寶和江澤民，平台充斥著大量這樣的帖子：「為什麼不能誇🐻，他的政策福利咱就是感受到了呀」、「保護我方🐻大大」、「你們聽過🐯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嗎、」「難道只有🐯會跳舞？進來看姐夫尬舞」（「姐夫」指習近平）、「🐯🐻的瓜太好吃了」、「我真心實意覺得🐻把我國好多事都帶到了新格局 配上了他提出的新時代」、「來看可可愛愛🐯」……

他們自豪地討論閲兵儀式，「閲兵」被屏蔽了就用「月餅」替代，讚美習近平的反腐政策，提及當年有人認為反腐政策是「排除異己」的說法，批評這種說法就是「洗腦包」，「為了黑他什麼話都說得出」。由於胡錦濤和温家寶在閲兵儀式上驚鴻一瞬地出現，小組出現了不少懷念二人時代的帖文，稱他們是自己的童年，甚至大量重提當年由官方主理推廣的二人「CP」、「什錦八寶飯」。

一名豆瓣網友在總結豆瓣癱瘓一事時批評道，「娛樂小組沒事做，搞領導人101，首頁跟他媽動物園一樣，子女談一下，私生活扒一下，修仙（修憲）聊一下，好了，整個豆瓣給你聊炸。」

最後，豆瓣小組這種社群形式，與微博、知乎等以大V為一個個言論節點，稱由上至下的放射型討論的狀態不同，它是一個個純粹的BBS，每個用戶的發言權重基本平等，只看人氣，則使得它比起其他社交平台更難以管控。

豆瓣小組也與豆瓣廣播不同，廣播更接近臉書、微博等個人言論平台，哪怕有一些「恨國」批評被轉載，最終也是零零散散，容易處理，而小組則是將大量言論和話題同時堆積在一個場域內，非常容易發酵得聲勢浩大。

微博等如果有敏感討論，只要取締掉幾個關鍵用戶就能夠讓聲音消失，而豆瓣小組的討論更加分散，人人可以開貼，標題曝光的機率平等，哪怕社區管理員在此前已經設了大量的敏感詞，用戶們通常都掌握了熟練的替代語言，例如上文的emoji，姐夫，月餅，修仙等。如果要滅，就只能滅掉整個平台。

事到如今，具體是哪一條討論使得豆瓣在國慶的愛國主義情懷浪潮中觸發了敏感點，已經難以猜測，可能永遠不得而知。我們只能想像，上述的種種元素疊加，最終使得這些豆瓣小組變得非常「危險」，對於輿論管控部門來說，它們必須死。

然而在小組被封、哪怕直到廣播被封之後，大家依然能夠看到一片弔詭的局面：愛國的小組用戶堅信豆瓣受到外國勢力控制，對小組的處理是豆瓣的自發行為，與官方決定無關，目的是為了打擊愛國主義情懷，進而打壓中國，「同時可以賣一波慘」，抹黑官方的言論監管系統。

在豆瓣封組的次日，被雪藏的鵝組中就有一個熱門帖文，樓主稱自己打電話到「國安」部門，向國家舉報豆瓣不愛國，打壓愛國言論。

他們給出的理由，包括第一個被雪藏的「大船開起來」小組中，基本沒有領導人八卦，而大多是一些幾近黨支部的學習內容；包括豆瓣擁有外資企業融資；也包括他們認為豆瓣沒有足夠嚴厲地處理那些廣播用戶「八千」們。他們稱豆瓣為「日瓣」，意為豆瓣被日本控制，罵豆瓣「歪屁股」，並且在微博上刷起了「豆瓣像死了一樣不愛國」的詞條。

在豆瓣封組的次日，被雪藏的鵝組中就有一個熱門帖文，樓主稱自己打電話到「國安」部門，向國家舉報豆瓣不愛國，打壓愛國言論，表示電話中的安全部門人士「小哥哥聲音很温柔」，詳細地聽取了她的意見，並建議她也報警。她還在文中列出了國家舉報系統的網站和舉報教程，呼籲組員多多舉報豆瓣和豆瓣用戶。

帖文收到了大量支持和回覆，成為小組中的高樓，直到被後知後覺的管理員刪除。當然，這則帖文的被刪又成了一個證據，是豆瓣自己歪屁股、打壓愛國小粉紅的「實錘」。

他們堅信豆瓣自斷一臂，封了自己流量最大的小組，是為了打壓他們的愛國熱情。

倘若如一些人所猜測一般，豆瓣真的是曾經在自我審查用戶言論的同時，曾經寬容、甚至培養一批紅小將、紅色娘子軍用戶試圖作為網站護身符的話，那如今的局面則可謂諷刺：自己養起來的毒蠱，卻漸漸反客為主，難以控制，最終引來了更大的力量，要將自己誅之而後快。

體制的勝利

其實近一兩年來，集體組織度極高的「飯圈」、「八卦群眾」的愛國情緒迅速吹脹，除了有官方引導為主因外，各種不同的力量都在其中有所貢獻。

有豆瓣、B站這樣的平台，為了更好的生存鼓勵用戶的愛國情緒以表忠；有大量的微信公眾號，挑動愛國情緒和國家地區之間的仇恨，當中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例如近幾個月，一篇嘲諷香港的爆款文章可以得到以萬元為單位的打賞和大量粉絲；在《環球時報》的付國豪得到國家褒揚和獎賞之後，一批公眾號博主、內地記者前往香港，期望被一打成名，一旦在示威區引起衝突並且被報導，就會看到他們次日不停在網上曝光自己尋求關注，不停tag人民日報等官方微博。

而這些刺激中還有一些性別問題的因素，娛樂圈偶像、特別是時時被罵「娘炮」的男性偶像，作為長年被官方輿論炮轟的對象，為了登上主流的安全島，不停地爭先在領土問題上、國際品牌與國家主權的爭議問題上表忠，以至於流量偶像圈有一個傳說：登上春晚之後，就再也沒人罵你娘炮了，例如tfboys，而這竟然莫名的是個事實。

中國男性的網絡輿論，為了在性資源爭奪上顯示主權，長期將那些以女性為主流、從追日韓明星開始的追星群體指責為「賣國」、「腦殘」，這個巨大輿論現象已經至少有十年歷史，但現在卻開始反轉。

有集體情緒的地方就有利可圖，只要自認長袖善舞，這種情緒就可以為我所用，用來自我保護，用來作為攻擊他人的利劍，或者用來為自己謀利。

而這種種一切，都在不停刺激著「八卦群眾」的愛國主義情緒，使之越來越強烈，最終成為一股無法控制的力量：會刪帖的網絡平台沒法控制，能操控情緒的網絡寫手沒法控制，終日辱罵腦殘追星女孩的男性網友們也無法控制，毒蠱終究反噬，吞噬了養蠱的豆瓣，最近還順手吞噬了曾經罵追星女孩腦殘、不愛國的NBA球迷們，反罵他們為「跪族藍孩」。

此前，有評論將這種現象稱為「粉紅恐怖」，將之總結為體制之外的極權主義，認為「它可能是由體制孕育而成，最後卻反過來吞噬體制，同化這個體制，變成一部更加喪心病狂的機器」。

但我反而對這種力量能否吞噬體制持有懷疑態度。體制的力量遠超過普通人的想像，如同豆瓣的例子所見，這種一度鋪天蓋地欣欣向榮的言論場，體制如果要封鎖也不過是彈指一揮間。

與此同時，這些遭受損失的用戶並不會因此對體制產生懷疑，而是會迅速調整自己的想法，加插大量的陰謀論和想像，建立一個新的故事閉環：「豆瓣屁股歪，他們是由於過於愛國被外國勢力封鎖，豆瓣像死了一樣不愛國」，反而正向強化了自己的情感，無論這個陰謀論在外人看來有多麼荒謬和不可思議。

而這並不是唯一的例子：更早一點，在今年八月的樂伽公寓暴雷案中，網民發現微博上幾個不停譴責香港廢青的護旗手成了受害人，於是感歎世事諷刺，甚至引起不少香港媒體報導。

但倘若關注他們的後續言論，就會發現這些受害人無一改變自己的看法，反而不斷地強調自己和香港廢青不同，自己是正當維權，更大罵廢青暴徒不要乘機借事「內涵」；更近一點，在NBA事件期間，由於大量的籃球迷在上海、深圳依然前往觀賽「丟了祖國的臉」，有豆瓣小組用戶（豆瓣手幅組）集資印刷了一些強調中國主權的標語到場外派發，卻被警方事前阻止，甚至帶走喝茶，但他們也並沒有因此就質疑體制，反而是迅速調整了自己的愛國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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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的事情幾乎是一個提醒：所有試圖收容、利用、或者刺激這種愛國主義情緒的個體，只要你不姓趙，那終有一天你會玩火自焚。

所以對於一些觀察者來說，無論是期待小粉紅「遭遇社會的毒打」，在他們自己遇上不公義事件之後能夠「醒悟」，還是認為小粉紅因為愛國方式太過火了而被體制維穩力量壓制後，就能夠懷疑體制繼而反噬體制，都可能是過於樂觀的想像。

現實看來，遭遇這兩類情況的時候，他們的本能反應依然是調整自己，趨同到體制之中，更貼合地融入到那股力量裏面，變得更合時宜，就莫論反噬體制了。

但真正要警惕粉紅恐怖、可能被這種力量反噬的，反而是那些試圖在炒作愛國主義情緒中分一杯羹、獲得利益的群體。普通的平台、意見領袖、網絡群體，想要教別人愛國、幫別人愛國的，最終自己都會成為不夠愛國的一個。

而左右之爭從來都可能不是一場公平的辯論：他們手中有國家之劍，無論你多龐大的個體，哪怕是豆瓣這樣的平台，他們都可以用舉報引來禍水，讓你死無葬身之地。而哪怕他們同樣可能因為愛國姿勢不對而引來維穩和壓制，他們受到的對待也不可能與他們口中的「八千」同日而語：畢竟他們是與體制方向一致的、收編的力量，是需要被安撫和鼓勵的，哪怕封一個小組這種人生無常，對他們來講也不算什麼社會的毒打。

倘若「八千」們有所妄想，認為他們會因為被體制打擊了愛國熱情、壓制了愛國的自由，就猛然清醒，或者垂頭喪氣認為是受到了什麼教訓，那未免太天真了：這點小事是壓不住對體制的信仰的，體制撓癢癢一般的懲罰也就算個自罰三杯，跟「八千」被舉報後的泰山壓頂可完全不一樣，畢竟「小哥哥的聲音很温柔」。

豆瓣的事情幾乎是一個提醒：所有試圖收容、利用、或者刺激這種愛國主義情緒的個體，只要你不姓趙，那終有一天你會玩火自焚。

10月20日，豆瓣的廣播如約解鎖，豆瓣用戶們額手稱慶，不過幾個小組繼續處在雪藏狀態。根據此前先例，被豆瓣雪藏的小組基本不可能再重見天日。

值得一提的是，在豆瓣廣播封鎖這10天期間，在那些被雪藏的小組中，舉報還在繼續。雖然鵝組、瓜組、船組被雪藏了，但是小組用戶還在。他們還有七組，人才組、拉踩組……這些平日零散的小型八卦組迅速成了避難所。與此同時，大量廣播用戶成為了數字難民，於是他們開始使用僅存的小組功能，建立了幾個私密小組，在其中繼續自己隱秘的政治討論。

這些小組很快被鵝組、瓜組等用戶發現，開始在自己的小組中「掛人」，下面最高讚的回覆只有寥寥數字，意簡言賅，果斷清脆卻恐怖。「卧底進去，手機留證據，去國安舉報」。沒了。很快，一張有不少人寫著「香港加油」的帖子被曝光到微博，獲得大量的專注和轉發，留言者的ID被公開貼出。

即使在豆瓣已經奄奄一息的現在，他們依然堅信豆瓣背後被外國勢力控制，希望通過舉報揭發，將豆瓣和豆瓣上的「八千」徹底打倒。有其他用戶問：這麼討厭豆瓣，為什麼不離開，到別的平台？為什麼非要把豆瓣搞死？

高贊回答是，我們要幫阿中哥哥佔領輿論陣地。

（黃玲愷，時評人）

方可成：「小粉紅」，一個「張冠李戴」的標籤

經過研究後，我們確信：「小粉紅」這個標籤的起源有問題，「讀耽美小說的少女變身民族主義小將」的故事實際上並不存在。

刊登於 2017-11-01

和所有關注着中國互聯網輿論的人一樣，從2016年初開始，我就對一個被稱為「小粉紅」的群體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這三個字流傳開來，主要是因為兩次影響力很大的網絡事件。第一次是以「周子瑜事件」和台灣大選為導火索的「帝吧出征」，或稱「兩岸表情包大戰」；第二次是趙薇執導的影片《沒有別的愛》因為演員戴立忍「涉嫌台獨」而遭遇抵制的事件。在這兩次事件中，中國湧現出許多在社交媒體上捍衞政府、痛批「台獨分子」的民族主義者。其中，熟練使用互聯網的年輕人佔了很大的比重。他們大量使用表情包、段子和其他網絡語言的做法，與怒砸日本車、朝美國大使館扔石頭的傳統民族主義者形象形成了很大的差別。他們也獲得了一個全新的稱呼：小粉紅。

根據流行的說法，小粉紅的主體是二十歲左右的「無知少女」，她們平時喜歡看耽美小說，是晉江文學城的忠實用戶。有一天，她們突然成了活躍的民族主義者，將她們對耽美小說主角的感情投射到了政府身上，像愛護小說主角一樣愛護黨國，不容他人批評。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和我的合作者、佐治亞州立大學（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助理教授Maria Repnikova決定一起研究這個重要的群體，及其背後的新一代民族主義現象。我們想看看這群人的轉變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她們到底在想些什麼。

然而，隨着研究的進行，我們有了意想不到的發現，研究方向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

難以尋覓的少女們

為了研究小粉紅群體，我們閲讀了大眾媒體和主要社交媒體上關於這一話題的幾乎所有內容。其中，最顯眼的一篇來自《經濟學人》，標題是「東方粉（The East is pink）」。

文章對「小粉紅」一詞起源的描述，和我們在其他渠道讀到的基本一致：網絡文學網站「晉江文學城」的討論區背景顏色是粉色的，大家稱之為「小粉紅」。本來，小粉紅論壇上的討論並不政治化，但後來其中部分用戶成了有影響力的網絡民族主義者，「小粉紅」也就成了這群民族主義者的代稱。

晉江文學城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網絡文學網站之一。根據站方提供的數據，晉江的日均頁面瀏覽量超過一億，女性用戶佔七成，18至34歲的用戶佔68.64%，用戶的日平均在線時間長達94.19分鐘。也就是說，晉江的用戶量巨大，且以年輕女性為主，她們十分忠誠，每天花大量時間在上面閲讀小說、參與討論。晉江的小說大多是言情題材，其中又以描述男性之間感情和性愛的「耽美小說」為一大特色。

從沉迷耽美小說的少女，到用表情包捍衞黨國的小粉紅，這是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敘事。在問答網站知乎上，一則獲得七千多讚的回答，用女性代詞「她們」來描繪這群參與帝吧出征、抵制趙薇和戴立忍的民族主義者。答主說，那是一群「幾乎都是動漫或軟妹頭像」的「少女們」；「『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和『烏合之眾』這些名號對於一群十幾歲二十歲的小姑娘來說確實太不憐香惜玉了，就叫她們小粉紅吧。」

端傳媒發表過的一則評論曾這樣描述小粉紅們：「這些女性為主的年輕人，在網絡空間中閲讀小說，追逐明星，混雜地展示自己的慾望與想像……有人因為過去曾點讚趙薇而被開除資格。這其實同粉絲團的『鑑粉』過程別無二致。」文化學者王曉漁在接受搜狐訪談時也說，這群人「以年輕女性居多」，「屬於『大國崛起』的一代，認為國際社會在妖魔化中國，而中國應該表達『不高興』的態度。」

循着這樣的描述，我們自然很希望了解這群年輕女性的具體身份，以及她們的種種想法。端傳媒曾經採訪過帝吧出征的三位女性參與者，除此之外，在媒體上卻很難見到符合描述的「活體」小粉紅。我和幾位試圖操作小粉紅選題的記者朋友交流過，他們告訴我：太難找到採訪對象了，以至於不得不放棄選題。

聽上去有點不太對勁——既然參與帝吧出征的有那麼多人，把蔡英文的Facebook頁面爆得不成樣子，為什麼在生活中找到幾個真實的年輕女性小粉紅，會那麼困難呢？

於是我們做了兩件事：第一，去翻帝吧出征時的帖子，查查發帖的人都是些什麼人，看看他們的Facebook資料；第二，去晉江文學城的論壇區，也就是「小粉紅」得名的地方，看看那裏作為小粉紅的「老巢」，是怎麼討論帝吧出征的。

第一件事讓我們發現，在我們隨機抽樣的100位帝吧出征者中，有64%都是男性，這並不是一場以年輕女性為主的運動。第二件事讓我們發現，晉江文學城的網友根本沒有討論帝吧出征，他們也沒有表現出民族主義傾向，甚至幾乎不會討論政治。如果用一個中國網絡流行語來形容晉江網友對「小粉紅=新一代民族主義者」這個說法的看法，那就是：一臉懵逼。

做完這兩件事，我們確信：「小粉紅」這個標籤的起源有問題，「讀耽美小說的少女變身民族主義小將」的故事實際上並不存在。

張冠李戴的過程

於是，我們的研究問題，從「小粉紅是怎樣從耽美小說讀者變成民族主義小將的」，改成了「小粉紅這個稱呼到底是怎麼產生的」。我們再次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還原了小粉紅這個稱呼被張冠李戴的過程。

首先，「小粉紅」的確是晉江文學城網友討論區的暱稱。至少從2008年開始，晉江用戶就會使用「昨天沒上小粉紅」這樣的句子，來指代「昨天我沒有登錄晉江文學城網友討論區」。之所以叫小粉紅，也的確是因為網站的背景色是粉紅色。不過也有晉江用戶說，小粉紅還有另外一個來歷，那就是在耽美小說中常有描寫男男性愛的段落，其中不時會提到「粉紅色的直腸內壁」。

但是，晉江的用戶很少討論政治，更少表現出民族主義傾向。實際上，晉江的站長iceheart是反感民族主義的。所以，當晉江論壇上的一小部分具備民族主義傾向的用戶聚集在「風雨讀書聲」這個板塊的時候，iceheart曾經將該板塊的編號改為250（二百五，意為「傻子」），以羞辱他們。於是，在2011年左右，這批民族主義傾向的用戶憤而從晉江出走，自建了「鳳儀美食論壇」。

也就是說，如果一定要給年輕的女性民族主義者起一個名字的話，「鳳儀」其實是更適合的。「小粉紅」則完全是張冠李戴，因為晉江並不是一個具備民族主義傾向的地方。

那麼，為什麼最終是「小粉紅」成了代稱呢？根據我們的研究，微博大V@大咕咕咕雞在其中扮演了關鍵性的作用。

大咕咕咕雞的言論多屬自由派，他曾發明「你國」的說法，以表示和黨國之間保持距離。這種說法引發了鳳儀用戶的不滿，她們於2015年夏天在微博上與大咕咕咕雞展開了罵戰。對罵之中，大咕咕咕雞從部分用戶的微博相冊中下載了一些照片，並公開發布出來羞辱她們，諷刺她們非常醜陋，同時稱她們為「小粉紅」。至於大咕咕咕雞為什麼會使用這一稱呼，我們的推測是：他從評論區中看到一些人說，這些攻擊他的女性來自晉江小粉紅，於是採用了這種說法。

就這樣，自從2015年夏天開始，藉由大咕咕咕雞的張冠李戴，「小粉紅」這一稱呼以「年輕女性民族主義者」的含義第一次真正出現在公共討論中，但只在很小的範圍內流傳。半年之後，帝吧出征，這一稱呼的影響力被迅速放大，成為幾乎盡人皆知的標籤。

暗含在「小粉紅」標籤中的性別歧視

張冠李戴的過程弄清楚了，但這並不足以解釋為什麼「小粉紅」這個陰差陽錯中出現的標籤會迅速火起來。

我們研讀了關於小粉紅的種種文章和帖子，得出的結論是：因為「小粉紅」是一個帶有性別屬性的標籤，它可以迅速被賦予貶義，成為自由派攻擊民族主義者的武器。

在帝吧出征和趙薇事件之後的種種分析文章中，反覆出現的主題是：小粉紅是愚蠢的、無知的、幼稚的、被洗腦的、容易被煽動的、狂熱的、不理智的。而這些特質，可以非常容易地和「無知的年輕少女」形象聯繫起來。因此，儘管帝吧出征根本不是以年輕女性為主，但通過把帝吧出征描繪成一場年輕女性小粉紅主導的運動，一些自由派意見領袖就可以很方便地攻擊出征者是無知而狂熱的。

在對小粉紅無知、愚蠢的攻擊中，一個被不少人採用的說法是：她們語言能力低下、品位低俗，只能通過表情包來表達。研究表情包的國外學者應該會對此感到驚訝，因為他們普遍認為熟練使用表情包是具備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體現，但到了民族主義批評者的眼中，卻具備了負面的意義。

活躍的自由派作者王五四在《粉紅色的回憶》一文中說：「可以分析出，小粉紅們多數出身三四線城市，或者是跟隨父母進入一二線城市打工，屬於社會中下層。」他還引用心理學家唐映紅的說法稱，強烈的愛國感情「通常見諸於社會經濟中下層（「愛國」會提升他們的自尊感）、難以理解複雜社會現實的保守者（他們大腦額葉前扣帶回的灰質部分偏少而顳葉的杏仁核偏大，導致他們難以理解模糊知識，卻又充滿強烈的憎惡感）、青少年（大腦前額葉的發育尚不完善）。」但是，根據我們對帝吧出征參與者Facebook個人資料的研究，相當一部分人是在外留學的學生，他們的家庭背景很少屬於「社會中下層」。

小粉紅智力低下乃至社會經濟地位低下，是反覆出現的說法。有意思的是，我們的研究發表之後，我在微博上發了一條消息貼出了論文的鏈接，很快有人評論說：可惜是英文的，這群職高生看不懂。言下之意，愚蠢的小粉紅們沒法看懂我的英文論文，因此無法上來攻擊我。

更有意思的是，在使用「小粉紅」這個標籤時暗含了性別歧視意味的，不僅是批評民族主義者的自由派，還包括黨媒。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環球時報》在微博上發布的一篇極具「直男癌」色彩的文章：「她們不太懂網絡安全，朋友圈和微博裏曬滿了美食和旅遊照片；她們不懂網絡輿論，但卻是這個上甘嶺上的生力軍；她們垂涎着環球時報的腎6和美腿7，據說最近又盯上了共青團中央的『華為麥芒3』。她們不關心政治，分不清『左』右，但卻有着一股天然的正義感」；「小粉紅，是我們的女兒，我們的妹妹，我們暗戀的隔壁班女孩。讓我們共同守護她們。」中共時事理論刊物《半月談》雜誌最近的一篇文章也直白地表達說：她們「膚白貌美三觀正，愛國也要『萌萌噠』」。

也就是說，無論是自由派大V，還是《環球時報》、《半月談》，他們都對年輕女性群體展現出居高臨下的直男癌態度。在自由派眼中，小粉紅是被洗腦、被煽動的無知少女。在環球時報眼中，小粉紅是忠心耿耿的蠢萌少女。大咕咕咕雞諷刺小粉紅長得醜，《半月談》讚美她們膚白貌美，雖然評價截然相反，但都是在對女性的外貌評頭論足。政治光譜的左右兩端，在對待性別的態度上神奇地達成了一致，這是「小粉紅」這個標籤能夠迅速獲得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從標籤中理解中國網絡輿論

所以，研究了半天，我們的論文最後展現的是一個標籤的出現、傳播以及被賦予不同含義的過程，並沒有真正去研究「帝吧出征」中的民族主義者。需要特別指出的兩點是：

第一，雖然「小粉紅」是張冠李戴的標籤，但我們並不會呼籲大家停止使用這個標籤，實際上，這個標籤已經逐漸和最初的晉江文學城、耽美小說、無知少女等元素脱離，成為「年輕民族主義者」的同義詞，每個標籤都會自然生長；

第二，說「小粉紅」是張冠李戴的標籤，並不意味着這一批年輕的民族主義者不存在。他們是真實存在的現象（但恐怕並不是以年輕女性為主），非常值得更多的研究。我們的精力有限，只能在目前的這則研究中先把「小粉紅」這個標籤搞清楚。而且我們認為，這個標籤的出現和流傳折射出了很多重要的東西。

在中國的網絡輿論中，貼標籤是一種最常見的論爭手段。每一個標籤背後，都暗含了很多意思，褒貶意味非常明確（一般都是貶損）。例如，當「公共知識分子」被縮寫為「公知」，這個標籤就帶有了強烈的貶義，讓人自然地聯想到盲目崇洋媚外、搬弄和歪曲事實的形象。一個相近的標籤是「美分」。與之相對，「五毛」也是一個典型的標籤，被大量用來批評支持政府的聲音。近來出現的標籤還包括「白左」、「女權婊」等。

在網絡討論中，只要扔出標籤，彷彿就宣告了勝利。例如，一些自由派在批評網絡民族主義者時，只要將他們定義為「小粉紅」，彷彿就將他們釘在了恥辱柱上，取消了平等對話的資格。反過來，當民族主義者批評自由派時，一個「公知」標籤拋出來，也就關上了對話的大門。在論辯各方不斷髮明標籤、使用標籤的過程中，討論極易陷入簡單粗暴的境地，失去了公共理性。

儘管標籤戰有許多負面的後果，但它是網絡論爭中不可避免的重要現象。站在研究者的角度看，每一個標籤的出現和產生都能反映出背後重要的社會思潮。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小粉紅」這個標籤的研究，也是網絡民族主義研究的一個重要側面。

（方可成，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本文所介紹的研究發表於《New Media & Society》學刊）

三觀警察，小粉紅，國家在場的鬥爭文化

時代的精神狀況也許正在崩壞，但知識分子表達焦慮和憤怒，應該指向那些有能力影響和決定時代的人。

刊登於 2018-08-13

最近，內地媒體《界面》的文化欄目刊出一篇文章，指出一個觸及社會水温變化的現象：道德警察埋伏在我們四周，以「三觀」為基準來評價小說、電影等文藝作品。作者總結出「三觀警察」的基本要求：不僅是婚姻內的男女不能越雷池半步，戀愛中的人也必須從一而終。在下文我將用「大奶（原配）正義」來概括這一原則。

有關「大奶正義」的事件並不少見，對公眾人物的道德監察也從未停止，去年李小璐與嘻哈歌手PG One過夜的傳聞，輿論層層發酵，最終導致嘻哈歌手幾乎被集體封殺。只是沒想到，道德話語泛化到連藝術創作都難逃審訊，《界面》文章指，《英國病人》因為婚外情而被差評，《包法利夫人》被概括為「一個愛慕虛榮的白窮美三番兩次千里送逼結果被人拔吊無情的故事」（意為愛慕虛榮的灰姑娘倒貼上門卻遭始亂終棄）。

差評經典當然不必太過指摘，令人憂慮的是這些事件所勾連出來的社會圖景：一群價值觀單一，思考框架刻板，攻擊性極強的年輕人，正在互聯網上橫衝直撞，對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一切事件進行道德評價，「三觀」框架所到之處，非「渣男」即「小三」，世界的複雜性被消解殆盡，只剩貧乏的道德臉譜。

日常生活和藝術接連被道德話語佔據，這樣的情況中國人並不陌生，對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生活在今天的中國都難免感到不安。前《南方週末》記者李海鵬在微博上評價此事：

「那些不懂包法利夫人是可憐人的人，就是不懂所有人都是可憐人的人……微信公眾號出現以後，八億用戶，得有七億是過去不閲讀的人群，也都有一個點擊，一個轉發，一個評論……那這支憎恨和懷疑的大軍這幾年過夠癮了嗎？不能夠。」

「三觀警察」和「小粉紅」只是戴了不同面具

「憎恨和懷疑的大軍」準確地描繪出這群衞兵的形象，但是更值得深究的是：誰製造了這支以道德話語來評斷藝術作品的大軍？道德話語支配社會生活，前頭必有一套政治話語在運作。今年2月份，農曆新年，維吾爾族藝人熱依扎因為沒有過新年，劉雯、吳彥祖因為沒有用「正確」的語法講新年快樂而被圍攻，我在一篇文章中形容他們的攻擊者：「這支玻璃心、容易被冒犯的、強盛的青少年糾察隊，將會在輿論上製造出一輪又一輪的粉紅恐怖。」

「三觀警察」和「小粉紅」的行為模式十分相似，都秉承着自己的道德直覺，四處攻擊越軌之人，維持他們心中的秩序。前者義憤填膺，「難道婚外情是對的嗎？」；後者慷慨激昂，「難道港獨是對的嗎？」。前者追求的是「大奶正義」，後者捍衞的是「大是大非」。兩者都力圖用一種簡單的模型去認識世界，並據此進行是非判斷。這一模型不接受任何的討論與妥協，並拒絕就具體語境進行具體分析。對「三觀警察」來說，在任何情況下婚外戀都是不可被理解或接受的，哪怕戰爭發生。這與「小粉紅」面臨領土爭端時經常引用的「主權問題不可討論」如出一轍。

這一模型有如萬金油，幾乎在任何情況下都適用，因為語境是被消除的。一個女人為什麼出軌，她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她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她經歷了什麼樣的婚姻，她遇到了什麼樣的人，她如何思考自己的處境，這些都不重要，「不是出軌的理由」。同樣地，哪怕台灣、香港、西藏的歷史脈絡和政治問題都不同，一句「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領土」也被視為足夠了，至於古代宗主國與藩屬的關係和現代民族國家與它的省份的關係之間有什麼區別，以及現代中國究竟基於什麼原則才可以繼承不同朝代的疆域，這些則一點也不值得討論，或不該被討論。

辯論和說理（儘管經常也以謾罵結束）是報紙和論壇時代的產物，對微博時代的人來說，道德直覺是無需論證的，重要的是如何戰勝反對者。反對者，歸根結底，就是那些「和我不一樣」的人。「三觀正」頻頻被用來評價一個人，其意思幾乎就是「三觀和我一樣」。我對他們的概括是：「這代小皇帝並非傳統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對主義、歷史、民族、國籍問題都無甚興趣。但不能因此而說他們不是民族主義者，相反，這代人自私又易怒，是最合適的民族主義容器。」

無論是「三觀警察」還是「小粉紅」，都不是被完全組織起來的人群，而是彌散在輿論浪潮中的海水。水滴無法被具體分辨，但潮水漫灌是可以清晰觀測到的。換句話說，兩個人群未必完全重合，但歸根結底是同一類人，時代的浪潮裏，無非都是同樣結構的水分子。區別只是每一次拍打的對象不同，有時圍毆的是出軌的明星，有時征戰的是分裂分子。

換句話說，「小粉紅」並非一種固定的身份標籤，「三觀警察」更加不是一群特定的人，他們只是眼下中國的社會觀念所凝結而成的面具。

國家只是轉身，從未退場

界面的文章引用Deborah Davis和閻雲翔的研究，指出三觀審查的背後，是國家從公民私生活退場以及婚姻的去制度化之後，留下來的巨大道德真空和道德焦慮。但問題可能正好在於，國家只是轉身，而從未退場。

Deborah Davis關於中國大陸的法律-行政系統越來越將婚姻視為自願合約，更少地干預婚姻內的性忠誠，而更多地保護私有財產的結論，是基於對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縱向比較而得出的。

但是，Deborah Davis的論述也強調這個轉變過程是由國家力量進行推動的（注一），國家作為主導的「社會工程師」一直沒有退場，始終存在於中國人的婚姻生活中，這一點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上可以明顯看出。2017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研討會上，Deborah Davis也指出（注二），在許多離婚訴訟的官司裏，法院會有意進行拖延和調解，以此來降低離婚率。

閻雲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中論述了「個人的崛起」，2005年他在華東師範大學的演講中進一步指出，這種個人主義的興起發端於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建立一種直接聯繫的新中國社會主義實踐。

在私人空間，國家鼓勵和默許個人的反叛（去宗族化、去組織化）；在公共空間，國家通過動員和樹立標兵來要求公民的根本服從（見劉進《掙脱家庭後的個人走向》）。其結果是，國家的公共空間和自組織基本上被摧毀，個人成為完全依附於國家的原子式個體。

《私人生活的變革》中的一段話，大概能解釋為什麼社會圖景變得如此荒誕：「由於無法進行政治參與和公共活動，村民們被迫回到自己家中，並在任何道德話語方面變得越發憤世嫉俗。」公共生活被摧毀，只有民族主義的政治參與被允許甚至鼓勵——除此之外，勉強能列為公共活動的，只剩在明星的婚姻生活裏「捉姦」了。

「大奶正義」等道德話語並非「傳統」道德的捲土重來，事實上，今天看似傳統的東西，許多都是革命之後的重新建構和發明。「三觀」的框架，對「小三」的仇視，和國家對文化生活的干預目標是一致的。2016年實施的《電視劇內容製作通則》，詳細規定了電視劇不能出現的具體內容，其中就有「展示和宣揚不健康的婚戀觀和婚戀狀態，如婚外戀、一夜情、性自由等」一條。談論中國的社會道德，要始終記得國家是在場且占主導地位的。

變革時代，任何道德評判背後，都不會是單一的道德規範，而是幾層不同的思想體系。1949年到今天，中國經歷了幾套不同政治話語的變遷，從「階級鬥爭」到「黑貓白貓」；最近幾年，則一面是國家市場經濟所造就的「弱肉強食」，另一面是「定於一尊」的死灰復燃。

幾套政治話語互有矛盾，但並非後者取代前者，而是彼此糾纏；國家在文化和社會生活中訂製的思想，試圖為國民規範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新與舊互相交織。這就導致任何道德議題在今天的中國都會引發劇烈的爭執，不僅激辯的各方互不相容，個體所擁有的道德概念也充滿內在矛盾。最終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服膺於權力和金錢的鬥爭文化。舉報文化的復興正是這一斗爭文化的副產品。

「等而下之」是知識分子的粗暴

知識分子對此當然焦慮。許知遠對馬東發出他永恆的「時代的精神狀況」之問時，人們還嘲笑他是前現代的遺老遺少。馬東的發言博得掌聲：「這世界上只有5%的人是在真正思考的，是關心過去和未來的，剩下那95%的人，他們只是在生活。」

但95%的人似乎不只是在生活而已，而正在試圖以他們的生活方式為綱，進行「三觀」鬥爭。5%的精英對此則憤怒且惶恐，他們面對的不再是沉默的報紙讀者，而是10億個可隨時發言的網民。10億網民上網衝浪，即便只是偶爾狹路相逢，也足以不斷引發觀念上的「交通事故」了。

李海鵬不像許知遠一樣有耐心開啟對話，更做不到像馬東一樣做符合年輕人口味的節目，他只對這些人感到不滿：「那些指責包法利夫人的中國網民，就是不懂所有人都是可憐人的人」，但我想補充一句，這些不懂所有人都是可憐人的人，本身也是可憐人。

理解包法利夫人的能力，理解人性的複雜的能力，體恤他人的能力，共情的能力，愛人的能力，所需要的教育成本是很高的。階層分化和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分配所導致的受教育機會的差別暫且不講（這一點也非常重要），眼下的學校教育，媒體環境，社會環境，基本上無益於培養人的同理心。與之相反，這是一個培養「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良好温床。陳純在《中國教育，小粉紅與不婚主義》一文中總結：

「體制內的教育，意識形態化會越來越嚴重，體制外的教育，允許存在的只有大量的讀經班和少量只有富人才上得起的國際學校……如果我們將『楊永信』等人創建的『戒網癮學校』納入這一圖景，作為不服從的青少年的歸宿，那我們的下一代所要經歷的『教育』，將是相當恐怖的。」

意識形態教育所植入的鬥爭和舉報文化不言而喻，有自省精神的獨立個體從來不是學校教育所有意培養的，相反，一個忠於祖國而非其他任何組織（包括家庭）的「獨立」個體，才是好國民。所以2017年江蘇省南通市教育局製作的「中小學生國家安全教育專題動畫片」，才有小學生舉報父親是間諜的情節。讀經班的老師和楊永信則幾乎身體力行地向青少年展示了什麼叫權力和服從，這些以體罰、監禁、乃至造成生命危險的肢體暴力為主要規訓手段的的「學校」，一直屹立不倒；與之呼應的家庭暴力，也很少會得到警察的介入和法院的立案。

這些匪夷所思的畫面，正是許多中國人的日常。這些為政治話語和道德話語所左右的教育，所製造出來的，只會是「服膺於權力的鬥爭文化」的踐行者。要麼成為暴力、金錢和強權的受害者，要麼努力追尋他們，成為握有權力的一方，這條赤裸裸的生存規則早早就被學生們內化了。這樣的教育培養出來的兇猛動物，如何能對包法利夫人有理解？但這能怪他們嗎？

知識分子和10億網民之間，有一道劇烈的認知鴻溝。不僅後者用「三觀」作為框架來評價文學藝術，前者對後者的生活也有一種粗暴的判斷和下意識的拒絕理解。作家阿乙今年在新書分享會上講：「我去看了一下抖音，西瓜視頻，快手，我就看到了早年那種鳳凰傳奇，楊鈺瑩那種，比這個還等而下之的一種文化。」

阿乙老師為文化劃分等級，這是許多知識分子的驕傲所在，看黑澤明當然比看抖音要高級，聽巴赫也顯然比聽鳳凰傳奇要高級。但阿乙老師痛心疾首的方向出了問題，他指責抖音、快手生產的是等而下之的文化，似乎精神貴族如他是天生的，粗俗如網民們也是天生的。他並沒有理解到，教育資源的分配只給了少數人脱穎而出的機會（考上大學、當過公務員和編輯的他顯然是其一），更沒有看到，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如何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生產出它所青睞的服從又好鬥的國民。抖音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時代的精神狀況也許正在崩壞，但時代不是「等而下之」的人造就的，知識分子表達焦慮和憤怒，應該指向的不是大眾，而是那些有能力影響和決定時代的人。

注一：Deborah S. Davis and Sara L. Friedman. 2014. 「Deinstitutionalizing Marriage and Sexulity」 In Wives, Husbands, and Lovers: Marriage and Sexuality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Urban China, Deborah S. Davis, Sara L. Friedman eds., pp11-1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二：2017年10月20日，Deborah Davis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組織的研討會「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研究系列研討會——中國婚姻與家庭的變遷」會上發言，筆者做了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