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最近才发现罗四鴒今年1月創辦了《波士頓書評》，記得多年前第一次去美國，就去了波士頓，是羅四鴒帶著我們逛哈佛大學，去看了唐人街的六四紀念碑。她當初發表在《經濟觀察報書評》”波士頓書評”專欄文章許多是我給編輯的。由於我的微信老號2020年12月5日被永封，和她斷聯已經三年多，看來這兩天得再把她找回來。

昨天發現她在微信公號上弄了一個“四季書評”，來推送波士頓書評的文章。應是朋友幫忙，我看推送地在北京。今早決定也在這裡推薦一下。集中閱讀下波士頓書評上的文章。

波士顿书评·专栏|羽戈：读书能教化权力者吗？

羽戈 四季书评 2024-03-22 22:57 北京

绍兴有一家新青年书店，店主之一是我的朋友蔡朝阳。他的笔下，常常出现书店故事，我最难忘这一则。新青年书店的镇店之宝，乃是乔治·奥威尔的名著《一九八四》（有些版本作《1984》），开业半年，便卖出近百本，位居销售榜之冠。有一青年，到书店求购村上春树的《1Q84》，遍寻无着，结果买走了《一九八四》。店员说，其实买对了。对此，蔡朝阳引用《发条橙》的作者安东尼·伯吉斯之言感慨道：“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伯吉斯此言，十分激动人心。可是，如果较真，你会发现，阅读奥威尔，并不必然促使读者追寻自由、捍卫自由。有些人读罢《一九八四》，非但不思自由，反而借鉴“老大哥”的统治理念和治理术，施与自家王国，压迫自由，摧毁自由。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活学活用《一九八四》，把大洋国的治理术运用于圭亚那的琼斯镇，制造了一处耸人听闻的人间地狱，最终导致914人集体死亡，其中包括276个儿童。质言之，一本书的主题，未必能决定读者的价值取向：宣扬自由未必能使读者向往自由，抒发悲悯未必能使读者心生悲悯，主张人道未必能使读者投身人道，赞美改革未必能使读者推动改革……

这一点，鲁迅早有明见：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可知书与读者之间，以及读者与读者之间，分歧何其严重。其实不要说书，哪怕纯粹如半杯水，搁在那里，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所见都完全不同呢。

这话有些丧气，不过还得重申：多一个人读奥威尔，这个世界未必就会多一份自由的保障，正如多一个人读狄更斯，这个世界未必就会多一份悲悯与人道的保障。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被苏联放逐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其获奖演说，名言警句迭出。譬如这一句，常见人援引：“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此处之狄更斯，可以换作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巴尔扎克、麦尔维尔等。

细究布罗茨基的文本，足见诗人的审慎。他声称，自己这么说，不是凭经验，只是从理论上讲；而且，他谈的是对狄更斯的阅读，对文学的阅读，“而不是识字，不是教育。识字的人也好，受过教育的人也好，完全可能一边宣读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文章，一边杀害自己的同类，甚至还能因此体验到一种信仰的喜悦。”他所定义的阅读，大概要求读者必须深入狄更斯的思想。

附加了这两个条件，布罗茨基的论断，还是有例外的可能。尽管我们难以找出确凿的证据，譬如一个读过狄更斯的党卫军、克格勃或红卫兵，开枪杀人是什么表情和心理，那些没有读过狄更斯的同侪，开枪杀人是什么表情和心理，前者心中是否擦出一丝犹疑，是否把枪口抬高了一公分。然而，相应的案例却不鲜见。二十世纪所造杀孽最重的那些人，大都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不但读书，还能写书，笔下不无自由、民主、宪政等字眼，甚至自称不是政治家而是艺术家，可是他们杀起人来，何尝手软，大手一挥，便要浮尸千里，弹指之间，便要血流成河。

布罗茨基生于1940年，正值斯大林时代，姑且以斯大林为例。也许在布罗茨基眼里，斯大林只是识字，还不曾达到“阅读”的程度。这显然低估了斯大林。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见证》谈到斯大林爱好文艺，小说、话剧、歌剧、交响乐等，简直无所不包。高尔基《少女与死神》出版之后，斯大林不仅阅读，还写下一句读后感：“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强有力。爱情战胜死亡。”你看，他不仅读歌德，读高尔基，还能把握小说主题呢。此外，斯大林还是一位诗人，他喜欢马雅可夫斯基，曾请求帕斯捷尔纳克评价他的诗作（想来他应该读过帕氏的诗歌），马、帕二氏尤其后者，可比诗歌界的狄更斯。如果遵照布罗茨基的逻辑，斯大林将“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事实恰恰相反。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独裁者，“死于他们之手的牺牲者名单，其长度要远远超出他们的阅读书单”。

说到底，狄更斯的美学与斯大林的美学绝不是一回事，知识的运行规则与权力的运行规则绝不是一回事。明乎此，则可避开布罗茨基的误区：权力者阅读狄更斯，并不影响其向自己的同类开枪；权力者阅读人道主义的书籍，并不影响其行事惨无人道。

读书、知识之于权力者的作用，往往被高估，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是概率，而非规律，而且概率并不大。有一种片面的说法，以为权力者具备了现代知识，即可推动一个传统国家向现代转型。从反面来看，此说大抵能够成立：假如权力者缺乏现代知识，断难引导国家向现代转型。至于正面，则待斟酌。如你所见，有些权力者本是法律人出身（如萨达姆），甚至获得了高学历（如卡斯特罗），然而他们治下的国家，却与法治渐行渐远，他们的建国目标，不是法治国家，而是摧残法治的国家。这正印证了一个观点：法律人执政，对法治的践踏也许更甚于没有读过法律的执政者，因为他们深知法治对权力的限制，深知从哪里下手，更容易破坏法律机器的正常运转。

必须声明，我无意否认读书、知识之于权力者的重要性，更不是主张权力者不必读书，不必读狄更斯、奥威尔。无论权力者，还是无权者，当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都适用于布罗茨基的论断：一个人愈具有文学趣味，便愈可能“较少受到各种政治煽动形式所固有的陈词滥调和押韵咒语的感染”；“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意鼓励所有人去读狄更斯和奥威尔，而非去读希特勒《我的奋斗》和卡扎菲《绿皮书》。

当然，经由一本书改变一个权力者，进而改变一个时代的案例，不是没有。郭岱君《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便讲到一例。尹仲容被誉为“台湾经济之父”，“台湾经济的总设计师”，主导了1949年后台湾经济改革，使残破的孤岛从计划经济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其实，起初尹仲容乃是计划经济的信徒。1952年，哈耶克的入室弟子蒋硕杰回台湾休假，拜见尹仲容，观感甚差，他认为尹是“工业出身从事计划经济的人”（1951年邢慕寰初见尹仲容，印象更坏，他认为尹“只不过是一个刚愎自用、满脑子都是计划经济管制的官僚”），不过回美国之前，他还是挑了一本詹姆斯·米德的《计划与价格机制》寄给尹仲容，死马当作活马医。不曾想，尹仲容读完此书，经济理念剧变，从此开始呼吁减少管制，推动经济自由化。此即台湾经济学界脍炙人口的“一本书改造了尹仲容先生”，从而引出了一个“尹仲容时代”的故事。

遗憾的是，在中国，如此光明的故事，寥若晨星，仅此一例，更多的却是“刘项原来不读书”，以及读书人执政却删书、禁书、焚书，以至坑儒的悲剧。后者提醒我们，奥威尔不能保障自由，狄更斯不能阻止杀戮，过度寄望于权力者的学历、专业和知识，与过度寄望于权力者的德行一样危险。

2015年9月2日

补记：

吴惠林、彭慧明《蒋硕杰评传：其人及其经济学》曾谈及蒋硕杰与尹仲容的故事。1952年，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蒋硕杰从美国返回台湾休假，手持时任驻美技术团副主任李干的介绍信，前去拜会“台湾中央信托局”局长尹仲容，结果二人因经济观念冲突，话不投机。临走之时，蒋硕杰送了一本书给尹仲容，即詹姆斯·米德《计划与价格机制》，并告诫道：

米德这个人可不能等闲看待，以为他只是个书呆子，只是个大学里的arm-chair economist（意指光会空想的经济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全国的经济政策都由战时内阁制定，他身为内阁的经济处副处长，战后升为正处长，管的事情很多，经验很丰富，看这本书，你可以得到他真正的经验之谈。

《蒋硕杰评传》写道：“尹仲容和蒋硕杰当时不欢而散，但他在两周内读完蒋硕杰的赠书并能吸收领会，抓住价格机制的重点，更将书转给当时他所在的台湾工业委员会各处主管参考，其积极的态度让蒋硕杰印象深刻。1954年，尹仲容亲自写信向IMF借将，请IMF同意让蒋硕杰和刘大中回中国台湾，就经济政策提出建议。通过蒋硕杰和刘大中的建议，尹仲容主导了台湾的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吴惠林、彭慧明《蒋硕杰评传：其人及其经济学》，海南出版社2020年2月第一版，第59-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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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書評·專欄|英雄苏联少年與斯大林主義幽靈

徐賁 四季书评 2024-03-29 20:59 北京

編者按：费格斯说，他的书谈的不是斯大林本人，但每一页上都闪现着斯大林的幽灵。他写道，“(这本书)探讨的不是斯大林和他的统治政策，而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透到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之中，左右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这本书并不想就此揭开恐怖统治根源之迷,也不想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它要解释的是，在苏联社会中警察国家是如何扎下了它的根须，把成百万的普通人变成为恐怖统治的袖手旁观者或者积极帮凶。斯大林制度绵延不绝的魔力和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在于，用俄国历史学家米海伊. 盖夫特(Mikhail Gefter)的话来说，‘渗透到我们心灵之中的斯大林主义。’”本文原標題為《七十多年前的蘇聯青少年》，標題為編者所改，並刪除了原文注釋。

1932年9月3日，苏联西伯利亚一个叫吉拉西摩夫卡（Gerasimovka）的村庄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两个男孩的尸体，其中较大的一个是巴甫列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15岁，是少年先锋队员。巴甫列克曾向警察检举过父亲，富农特罗费姆.莫罗佐夫（Trofim Morozov）的罪行。据报纸报道,莫罗佐夫家的人是因为怨恨巴甫列克揭发他父亲而将他杀害的，同时遭害的还有他9岁的弟弟。因此，这是一次阶级报复的杀害。调查一开始，苏联报纸和警方就把巴甫列克的死确定为一桩政治性犯罪案件，巴甫列克是模范少先队员，而杀害他的人则是“富农反革命”。

吉拉西摩夫卡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庄，离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东北350公里。这个村庄的附近有一些劳改营和流放“富农”的“特别居民点”。吉拉西摩夫卡村是个穷地方，穷的人家只有一头牛，富的人家也不过有两头牛。全村只有9户人家拥有俄国人喝茶用的那种茶炊。村里直到1931年才有了一所小学，只有一位老师，13本书。就像在西伯利亚西部的许多别的村子一样, 吉拉西摩夫卡村的人独立性很强。19世纪的时候，他们从俄国中部移居西伯利亚为的就是自由和土地。他们对苏联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抵触很大，1931年8月村里建立集体农庄时竟然一户也没有报名,苏联报纸因此将这个村点名为“富农窝”。

巴甫列克的父亲特罗费姆是一个很勤快的农民，日子算是村里的中等水平。在苏联内战期间，他在与红军作战时受过两次伤。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1931年8月他儿子揭发他的时候，他已经担任了三任的村苏维埃主席。巴甫列克向警察检举说，他父亲把假证件卖给特别居民点的富农。

报纸上宣传说，巴甫列克是优秀少年先锋队员，但其实吉拉西摩夫卡村里当时并没有少先队组织。1931年吉拉西摩夫卡村有了小学，巴甫列克成了积极分子，他喜欢检举邻居们的“错误行为”，好多年以后村里人还是称他为“烂货”。巴甫列克恨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抛弃了家庭，和别的女人去过了。据报纸报道，1931年11月，特罗费姆在村里学校受审判的时候，冲着他儿子大声叫喊，“我是你父亲啊！”巴甫列克对主审员说，“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现在已不把他看作我的父亲。我现在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少先队员。”特罗费姆被送到很远的北方去劳改,后来被枪毙掉了。

巴甫列克检举父亲以后，胆子更大了，又开始检举那些对集体农庄有怨言和私藏粮食的乡亲。他9岁的弟弟费沃多（Fyodo）也学他的样。村里的人都不喜欢这兄弟俩。他们的亲爷爷谢尔盖.莫罗佐夫不准他们进他的家门，其他的亲戚也劝他们不要再干那些缺德的事情。但是，要说莫罗佐夫家的人杀害这两兄弟，其实并无实在的证据。巴甫列克和村里一些别的少年，包括巴甫列克的堂兄多尼拉曾有过争执，所以村里人怀疑是那些少年杀掉了巴甫列克兄弟。

巴甫列克兄弟死亡的事刚刚由当地报纸报道，就立即变成了政治事件。多尼拉说是他爷爷谢尔盖干的，巴甫列克的母亲和表兄伊万.普特切克（Ivan Potupchik）也这么说。最后，莫罗佐夫家有五口人被定为“富农家族”，于1932年11月受审。巴甫列克的叔叔和教父被定为策划者，堂兄多尼拉和爷爷被定为直接凶手，奶奶被定为将巴甫列克兄弟诱入树林的协从罪犯。审判一开始，起诉官引用了斯大林关于在全国强化阶级斗争的讲话，凸现事件的政治性质。除了巴甫列克的叔叔之外，其余四名人犯都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枪决。巴甫列克的表兄伊万原本就是一个积极分子，因为在事件中表现出色，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巴甫列克很快成为苏联报纸宣传的英雄和人民学习的榜样。1933年秋,高尔基呼吁为少年英雄巴甫列克建立一座纪念碑。高尔基说，巴甫列克懂得，“你的血亲可能是你的精神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巴甫列克成为一位完美的少年英雄，电影、故事、诗歌、传记、歌曲都称颂他的高度觉悟和对党的忠诚。他那大义灭亲的英勇壮举成为所有苏联儿童学习的榜样。

巴甫列克的事迹宣传影响了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道德意识，由意识形态规定的国家利益高于变得高于一切家人朋友间的亲情和信任关系。背叛和出卖这些关系不但不再是羞耻的事情，而且更成为公共精神和政治先进的表现。忠诚和信任原本是以活生生个人为对象，现在个人的对象被抽象的国家、人民、党、无产阶级所代替。切断了个人与个人间信任和亲情的联系，个人变得前所未有地孤独，前所未有地依恋和隶属于抽象的集体，害怕被这个集体抛弃，害怕被它排斥为异己或敌人。这种惶恐和不安又使许多个人更加不择手段地划清一切“坏”的个人关系，以争取“进步”来表现对集体的忠诚。

当时，到底有多少苏联青少年真的揭发了自己的父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当时苏联报纸刊登的材料却是不断给人以巴甫列克式少年英雄辈出的印象。有一个叫索罗金（Sorokin）的孩子揭发他父亲偷集体农庄的粮食，警察逮捕了他的父亲。还有一名叫西尔沃察. 法蒂耶夫（Seryozha Fadeyev）的学童向班主任报告，说他父亲私藏了马铃薯。13岁的普罗尼亚. 考里宾(Pronia Kolibin)告发自己的母亲在集体农庄的地里偷粮食，他的母亲被送进了劳改营，而他自己则因为揭发有功，受到了去克里米亚著名的少年先锋队度假营度假的奖赏。

少年先锋队号召儿童们学习巴甫列克告发父母的“不法”行为，少先队基层组织派队员到集体农庄监视农民是否偷盗粮食。《少先队真理报》定期刊登揭发有功者的名单，表彰他们的事迹。“学习巴甫列克”掀起了热潮，少先队号召队员不仅要揭发父母，而且还要揭发亲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不揭发的队员是缺乏觉悟，其他队员应该揭发这样的队员。在这种气氛下，家长甚至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说话。有一位医生回忆道，“我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到斯大林。出了巴甫列克的事情后，谁都生怕稍微有一点出言不慎，就是在儿子面前也不行。万一他一不小心在学校说了什么，辅导员就会报告上去。他们会问孩子，‘你是哪里听到的？’孩子会说，‘爸爸说的。’你一下子就倒霉了。”

亚历克山德.马利安(Alexandr Marian)的父亲就是这样倒了霉的。亚历克山德是他村子里的共青团领导人。1932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亚历克山德在1931年6月8日的日记中称“富农”是“苏联最后，也是最大一个剥削阶级。”1932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由于他的揭发，他父亲被逮捕并被送去劳改。1933年，在一则日记中，亚历克山德记载了一段与共青团一位同志的交谈，这位同志说，亚历克山德的父亲有“反动观点”,他不应再担任共青团领导。亚历克山德就此在日记中写道，“我向这位同志解释,逮捕我父亲是我自己要求的。他的反苏立场与他[一次大战时]在奥地利当俘虏的经历有关。……他后来喜欢奥地利的秩序，认为他在奥地利见到的那种资产阶级小农[经济]可以带来农业财富。……他把集体化初期的缺点看成是混乱，而不是暂时的挫折。如果他能懂得辩证法，有政治觉悟，他就有可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更多的青少年以“断绝关系”而不是直接揭发来表示进步。在亲人家属“出了问题”，成为“敌人”之后,一个人自然会感觉到各种压力，有的会被少先队或共青团开除,有的进不了大学，找不到理想的工作。1938年，列夫.泽尔莫诺夫斯基(Lev Tselmerovsky)18岁，他的父亲，一位苏军工程师，在列宁格勒被逮捕。列夫是共青团员,正在接受飞行员训练。他一心想参加红军，但他父亲被捕后，他也被定为“异类分子”，并被流放了，成了工厂的工人。1938年9月，列夫给苏联主席加里宁写信，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并为自己申辩。他写道，“关于我父亲，我稍微说几句。据我母亲说，他是因为表示不满而被送到北方劳改营去的。我本人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听父亲对他的妹妹谈起过他在北方与白军作战的事情。他跟我们讲他的光荣经历。当基洛夫被暗杀时，他都哭了。……但这可能是他的伪装。……我认为，我父亲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不应该因他的缘故蒙受耻辱。我要参加红军，我要成为一个拥有平等权利的苏维埃公民，因为我配得上这个称呼。我在苏联学校接受的是苏联精神的教育，我的观点显然与我父亲完全不同。我对自己被定为异类分子感到很伤心。”

与“坚决揭发”不同，断绝与“有问题”家人的家属关系是一种既能保护自己，又不太伤害家人的办法。当时苏联报纸上有成千的“断绝关系”声明,差不多都是一个格式：“我，尼古拉.伊凡诺夫，断绝与父亲的关系。他以前是一个牧师，多年欺骗人民，谎说有上帝存在。为此，我与他断绝一切关系。”有不少父母为了子女的前途，提议或者鼓励子女与他们断绝关系。1932年，一个16岁的犹太男孩写信给他家当地的一家意第绪语的报纸断绝与父亲的关系：“我从此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我觉得,我真正的父亲是教育我人生大事的共青团。我真正的母亲是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人民是我现在的家庭。”后来有人采访了声明人的妹妹,她回忆道，“当时我14岁，我父亲把我哥哥和我叫到房间里，对我们说，他的生活方式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时代。他希望我们不要重复他的错误，不要再遵守犹太宗教传统。他说我们应该跟学校编黑板报的人说，要声明过自己的新生活，不再与父亲的宗教有任何关系。父亲叫我们这么做。他说，这对他没有什么,但这样可能为我们开创光明的未来。”

揭发家人，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换取荣誉、信任和光明的未来，巴甫列克式的“大义灭亲”成为苏维埃儿童的新精神，也成为苏维埃人的新精神。在那些揭发者心里，除了功利的考量和生怕被连累的恐惧，不能不说还有一种真实的羞耻感和荣誉心。他们以“坏蛋”父母为耻，以努力争取“进步”为荣；以旧家庭为耻，以新集体为荣。

1937年，安娜.克里夫科（Anna Krivko）17岁，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卡考夫（Kharkov）市的工人，父亲和叔叔被逮捕后，安娜被卡考夫大学和共青团开除，定为“异己分子”。她到处找工作，为了养活母亲、祖母和一个还是婴儿的妹妹。她在一个养猪场工作，后来有人说出她父亲被捕的事，她丢了工作。她找不到工作。1938年1月，安娜写信给苏维埃代表、政治局委员邱巴(Vlas Chubar)。她表示与父亲断绝关系，央求邱巴帮助她家。她说，如果她不能在苏联过上好日子，那就不如带着幼妹一起去死。她表示自己绝对是忠诚于斯大林同志，痛恨她那个把灾祸带给家庭的父亲：“我不知道我父亲和他弟弟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们被判了几年刑。我感到羞耻，根本不想知道。我深信不疑，无产阶级法庭是正义的。如果他们被判刑，那一定是罪有应得。我对父亲完全没有女儿的感情。我感到的是作为苏联公民对祖国、对教育我的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义务。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判断和1亿7千万无产者的声音，为这个判决感到欢欣鼓舞。我父亲自己坦白，1919年他被征召到邓尼金的队伍里，当了三个月的白卫军，为此，他在1929年被判2年半的劳改。我所知道的他的往事就是这些。……如果我观察到他有反苏联行为的迹象，就算他是我父亲,我也会毫不迟疑向内政部人民委员会报告。邱巴同志！请相信我：我以称他为父亲为耻辱。人民的敌人不是我的父亲。人民教育我憎恨一切坏蛋、敌人，无一例外，毫不留情。只有人民才是我的父亲。我坚信，无产阶级、列宁的共青团、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会像爱护自己女儿一样爱护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给我帮助。”

以当苏维埃人为最大的光荣，对于没有前苏维埃记忆的青少年，要比对有这种记忆的前辈容易的多。新的一代人从小就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种最幸福的人民。米哈伊.尼可莱夫（Mikhail Nikalaev）在1930年代经历了好几个孤儿院的生活长大。据他回忆，孤儿院一直教导他们，苏联是最好的国家，苏联的儿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而斯大林就是这个国家的父亲。“要是我们出生在别的国家，我们早就饿死、冻死了。……他们是这么教的，当然我们也是这么信的。孤儿院怎么教，我们就怎么信。我们的所有关于世界的想法都来自苏联的政权。”

米哈伊很钦佩巴甫列克，也想有机会揭露敌人和奸细。当他加入少先队的时候，他感到特别光荣,觉得真正踏进了苏联社会。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羞愧之中，因为生养自己的父母觉得抬不起头来。其实，他对父母并没有确切的记忆。他只记得四五岁时，以前家里的一位保姆到孤儿院来看他,告诉他,他的父母是“人民之敌”，已经被枪毙了。她对他说,“他们本该像对你父母一样，也把你枪毙了的。”米哈伊从此一直感到十分羞耻。参加了少先队,他才算摆脱了这种羞耻感。他感到，斯大林像父亲一样在关怀他，一切的幸福都是来自斯大林，“我们有得吃，有得穿，有学习的机会，可以去少先队营地，还有新年树——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斯大林同志。”1930年代成为青少年的苏联新一代,从小受到的就是绝对相信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教育。他们相信，报纸上登载的都是真实的,报纸说好的一定是好的，报纸说坏的一定是坏的。这种信念使得那些父母在大清洗的年代(1937-38)被定为苏联敌人的年少年相信，错一定在他们的父母。

在人性和人情的荒漠中，有的青少年运气好，偶尔也会遇到一片小小的绿洲，年纪小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后来记起来，却是终身难忘的记忆。伊娜. 盖斯特(Inna Gaister)小时候就读莫斯科的第19中学，学校地处莫斯科中心地带，附近住着不少苏联领导人。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了父母。在19中学不远处是莫斯科实验学校,许多官员的子女都在那里就读，但谁一旦遭到清洗,子女就会被强迫揭发父母，或者被开除。但伊娜的学校气氛则不同，老师们尽量保护学生。伊娜的父母都在1937年被逮捕，但她开学时还是去上学了。她一直不敢告诉老师家里发生的事情。她回忆道，“我们都是听巴甫列克的故事长大的，”所以很怕学校要她揭发父母。最后她鼓起勇气对老师说了实话。老师说，“好了,那又怎么呢？回到班上去吧。”

老师不但不替她声张，还用自己的工资替她付了学费。19中学有不少像伊娜这样“人民公敌”子女的学生。伊娜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个很顽劣的男孩,他写了一份班上25个“托派分子”(“人民公敌”子女)的名单,贴在班级的墙上，遭到很多同学的愤恨。伊娜还记得一件与图恰切夫斯基元帅被审时有关的事情。当时的苏联学校都接到指示，把“人民公敌” 图恰切夫斯基的图象从教科书里抹掉。伊娜回忆道，“有的男孩丑化教科书里的图恰切夫斯基的相片，在他的脸上加上胡子或在他头上画上一对犄角。我们的老师格里高罗芙娜(Rakhil Grigorevna)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好好地把纸贴在书里图恰切夫斯基的脸上。贴的时候要小心一些，因为今天他可能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民公敌，但明天他和别的人又会回来。我们可能又会把他们看成好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把纸从他没有丑化的脸上揭掉了。”伊娜记得她这位老师,因为她让Inna看到，即使在极端险恶无情的环境中，一个人还是有可能不随波逐流，还是有可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在她那个时代的苏联，这些都是太难得了。

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在他2007年出版的《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中记录了许许多多像上面说到的前苏联往事。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害怕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shepchushchii)，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sheptun)。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斯大林时代普通苏联人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 “拼贴艺术”（collage）那样聚零为整的叙述效果，“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统治的历史著作不同的地方，“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甚至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隔壁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xxix-xxx)

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在斯大林时代沾上了各种各样的“坏社会关系”,成为身世不清白的人。他们因此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一方面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苏联制度有离异感，一方面又努力地自我调节,要在苏联制度中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许多人尽管家庭成员中有的饱受迫害，自己却仍然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入团。在对待家庭中的“人民敌人”时,普通的苏联人在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和相信他们所怕的政府之间经受了各种内心挣扎和道德煎熬。他们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统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么才能保持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那些塑造百万人生活的是怎样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谎言、友谊和背叛，还是道德妥协和曲意迎合?”(xxx)

经历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苏联，几乎没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约有2500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2500万人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2亿)，平均每1.5个家庭就有1个“人民的敌人”。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和战争中丧生的人们。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伪装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现忠诚，争取按他的意志做苏联的“好公民”。

斯大林1953年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整个一个被他成功改造了的新人民，“斯大林统治留下了延绵不断沉默而顺从的人民。”(xxxi)塑造一国人民的国民性就像培育一个新物种，只要一次性成功就足够了，剩下的便是它的自动延续，除非环境因素的剧变为它的再度变化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个沉默而顺从的“斯大林的人民”成为费格斯口述史想要从中寻找隐秘声音的对象。费格斯说，他的书谈的不是斯大林本人，但每一页上都闪现着斯大林的幽灵。他写道，“(这本书)探讨的不是斯大林和他的统治政策，而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透到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之中，左右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这本书并不想就此揭开恐怖统治根源之迷,也不想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它要解释的是，在苏联社会中警察国家是如何扎下了它的根须，把成百万的普通人变成为恐怖统治的袖手旁观者或者积极帮凶。斯大林制度绵延不绝的魔力和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在于，用俄国历史学家米海伊. 盖夫特(Mikhail Gefter)的话来说，‘渗透到我们心灵之中的斯大林主义。’”

波士頓書評·專欄|郭銳：当法律成为恐怖的工具 ——回顾德国国会纵火案

原创 郭銳 四季书评 2024-04-06 15:49 安徽

編者按： “法律对外不透明，对内不明确，这是法律被极权体制的意识形态掌控的征兆。” 

今天推薦波士頓書評專欄作者、哈佛大學法學博士郭銳的專欄文章《当法律成为恐怖的工具 ——回顾德国国会纵火案》，同時，他還推薦了兩本還未翻譯成中文的圖書：Ingo Müller | Hitler's Justice: The Courts of the Third Reich和Ernst Fraenkel | The Dual State: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Dictatorship。

1933年9月12日的《曼彻斯特卫报》刊发了一则时事报道《国会纵火案审判：巴黎大会发声辩护、爱因斯坦受人身威胁》（ “THE REICHSTAG FIRE TRIAL: Great Paris Meeting SPEECHES FOR THE DEFENCE The Threat to Einstein,”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Manchester (UK). 12 Sep 1933: 9.）。当年2月的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纳粹党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全世界都关注。戈林指控共产党是幕后黑手，《曼彻斯特卫报》和其他国际媒体一样都十分关注——不一定是媒体支持共产党，他们担心的是野心勃勃的希特勒。德国共产党在议会拥有不少席位，是希特勒的纳粹党的制约力量。国会纵火案让政治嗅觉敏锐的希特勒欣喜若狂，他立即把矛头对准了德国共产党，指控共产党是幕后黑手。 

审判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但纳粹对此并不惧怕。希特勒的纳粹党人视之为可遇不可求的好机会，纳粹的警察头子戈林甚至亲自出庭。在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之际，国际社会对法院公正审判此案仍有期待——澳大利亚出版的报章《声辩》写道：“德国的司法机构并不是纳粹独裁者的驯良工具。德国的法官可能会为了惩罚罪犯而愿意稍微扭曲法律，但不会公然罔顾法律，也绝不会违法裁判。”（“The German judiciary is not a docile 'instrument of tho Nazi dictatorship. It may be willing to stretch the law to tho disadvantage of prisoners, but it will not over-ride or break the law.” Advocate (Burnie, Tas. : 1890 - 1954)，Mon 18 Sep 1933,Page 1 REICHSTAG FIRE "TRIAL."） 

但审判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公正。英戈·穆勒（Ingo Müller）在《希特勒的正义》中写道："庭前调查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边倒的倾向。法官沃格特（Vogt）仔细遵循其指示，不在纳粹中搜寻可能的同谋，而在审判之前羁押的被告人则遭受了刑法典中未规定的各种折磨，例如，被告按照沃格特的命令整整六个月昼夜都被铐着。"（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took a one-sided course from the start. Judge Vogt carefully followed his instructions not to search among the Nazis for any possible conspirators, and as they waited for the trial, the accused were subjected to various hardships not prescribed in the penal code, such as being kept chained day and night for the entire six-month period, on Vogt's orders.） 

偏袒和故意构陷，让法庭在审判中常常陷入尴尬。英戈·穆勒写道：对一个无偏见的观察者和在审判期间出席的国际媒体成员来说，纳粹领导层的紧张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不可能看不到这个极力满足纳粹愿望的法庭是如何想要在公众眼中保持一丝自身尊严、但无可救药地失败。（It was obvious to every unprejudiced observer and to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present at the trial during these scenes how nervous the Nazi leadership had become, and it was impossible to overlook how the court was hopelessly failing to meet the Nazis' expectations and simultaneously to preserve a shred of its own dignity in the public eye.） 

国会纵火案审判的结果是，四个被告中三个判决无罪、一个有罪。尽管包括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内的几个主要被告都无罪开释，法院仍然利用这个机会，在判决中写下了纳粹指示的主要内容：共产党是国会纵火案的幕后黑手。得到疯狂政治收益的希特勒，对判决一点都不满意。或许，在一场争相表达对纳粹忠诚的竞赛中，法官沃格特仍然服从于司法制度和证据规则，可谓“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希特勒下令，此后类似的审判再也不交由普通法庭审判，而是由专门建立的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来审判。凡是与纳粹有关的政治案件，包括著名的对苏菲·索尔和她哥哥汉斯·索尔以及其他参与白玫瑰运动者的审判，人民法院一律接手办理，成为纳粹镇压反抗、打击异己的橡皮图章。 

很多人把普通法院和人民法院组成的德国纳粹司法体系说成是弗兰克尔提出的双重国家的体现：体现纳粹意旨的枉法裁判主要出现在人民法院，而其他的德国法院则仍然在忠实的执行德国法律。晚近也有不少研究借鉴了这种视角来分析中国现状。郭丹青教授指出，双重国家模型——规范国家与特权国家并存的模型——与中国实际格格不入，因为中国从未有过德国的规范国家。(Is China a Dual State? by Donald C. Clark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 Law School,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317126) 国会纵火案的审判，让我们看到在德国似乎应该体现规范国家的普通法庭，也在贯彻纳粹的意愿。英戈·穆勒看到，弗兰克尔本人绝不主张“法西斯在集中营和盖世太保酷刑室（特权状态）的行为，与刑事司法系统的正常运作（公正状态）并存，共同形成了‘双重国家’；相反，弗兰克尔在书中引用了众多法庭案例，显示了法律如何不得不向政治机会主义屈服。 

如何看待陷入其中的德国法律人？在纽伦堡审判中，受审的司法官员施莱格尔.贝格尔被法庭明确认定为一位“悲剧人物”，他为自己辩护说，他之所以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为了防止最糟糕的事情发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才犯下了所有被控告的行为。他口中最糟糕的事情，是没有法律秩序的社会混乱，或纳粹分子会指派一个完全不合格的人做法律工作。纽伦堡法庭认为，对司法系统的滥用甚至是比明目张胆的暴政更甚的邪恶，暴政至少不会玷污代表公正的法袍。 

无论是法官在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中上下其手，还是此案之后，司法人员在看似常规的审判工作中贯彻纳粹意志，都是法律逐渐被纳粹意识形态掌控的反映。在国会纵火案发生的第二天，纳粹党人就制定《国会纵火法令》（《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法令》），并顺利让总统兴登堡签署了这一法令。法令的前言和第一条废止了《魏玛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诸多条款，这让纳粹顺利排除了国会的反对力量，也让什么是符合宪法的有效法律变得模糊不清。在《授权法》制定后，魏玛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更加日渐衰残。《授权法》全称为《解除人民与帝国苦难法》，1933年3月23日由德国国会通过，使得希特勒及其内阁得以绕过议会，直接通过任何法案。《授权法》实际上赋予了希特勒及其政府几乎无限的权力，使得政府行为不再受到立法机关的制约，也不需遵守宪法原则。这些以合法形式通过的立法，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角度看，让普通人无法了解德国法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特别是关于基本权利的保护。 

与此同时，司法体系中的纳粹支持者对破坏法律的纳粹分子百般纵容，让法律人都难以分辨德国法在关乎纳粹主张的问题上到底是怎样规定的。1932年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之前，纳粹党人在法庭大获全胜就并不鲜见。1924年，希特勒在啤酒馆暴动之后，就利用慕尼黑的法庭公开鼓吹纳粹思想建立自己的声望，他本人也得到了法庭近乎赦免的待遇。在1932年之后，哪怕在人民法院之外的普通法院涉纳粹的审判，都往往在旁枝末节的技术性法规掩盖之下让纳粹获得胜利。这让纳粹对法律的蔑视日益增长，甚至在法庭上发动对宪法肆无忌惮的攻击。凡涉及纳粹和纳粹主张的案件，适用什么法律、如何适用法律，连法律人看来也日益变得模糊不清。 

法律对外不透明，对内不明确，这是法律被极权体制的意识形态掌控的征兆。而德国法学界非但没有帮助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更加严重。德国公法研究基础深厚、学者众多，但除了凯尔森等少数，并未阻止魏玛宪法遭受希特勒的紧急状态法令的破坏。让德国法学界引以为荣的民法，本应凝聚权利共识和支撑市民社会的发展，也被纳粹意识形态深深玷污。卡尔.拉伦茨一生功业是以法律解释方法来证明法律工作的科学性，毫无违和感地用他的方法认定犹太人没有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他的弟子克劳斯-威廉 · 卡纳里斯引了伯肯弗尔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1930）的话为他辩解，认为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自己不能保障、创造和确保它们生存的条件，不过它们至少能够为此做出一些贡献”。这种辩解无法面对严肃的批评。宪法学家奥托（Otto Kirchheimer）在1935年写道：“只有依靠如此残忍的法律解释，才可能执行对政治对手的处决。”（"Only with the help of such murderous interpretations were the executions of political opponents possible."） 

 国会纵火案的审判揭示了一个现实，即便是指引日常工作的法律，也完全可能变成恐怖的工具。战后德国法官为自己在纳粹之下的法律工作辩解，主要基于自己在服从和执行当时被视为合法的法令。然而，这种辩解刻意回避了一个关键前提，即被纳粹逐出学界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所质疑的 ：“德国人民，包括行凶者，真的彻底被欺骗了吗，以至于他们真的从未想过，尽管元首的命令具有法律地位，它们实际上是犯罪的吗？”

推荐阅读

 《希特勒的正义》 ，英戈·穆勒（Ingo Müller）著，德博拉·卢卡斯·施耐德（Deborah Lucas Schneider）译，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德文版出版于1987年）。

《双重国家：对独裁理论的贡献》 ，恩斯特·弗兰克尔（Ernst Fraenkel）著，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艾迪思·洛文斯坦（Edith Lowenstein）、克劳斯·克诺尔（Klaus Knorr）、延斯·迈尔亨里希（Jens Meierhenrich）译，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最早出版于1941年）。

創刊特別策劃：海內外學者、書評人一人推薦一書

原创 波士頓書評 四季书评 2024-01-05 21:14 北京

本文為《波士頓書評》2024年01期文章，略有删节。

編者註：自《波士頓書評》決定2024年1月1日正式出刊後，得到海內外許多學者、作家、媒體人、讀書人的支持，本文為創刊特別策劃，海內外數十位學者、讀書人一人推薦一本書。

01

葛兆光： 《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Joseph Lewenson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3

我最近在重讀新譯本《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覺得這本1960年代的書，仍然值得重讀，因為他提出的問題，我稱之為“列文森問題”（儒家是不是進了博物館，中國是不是已經從天下到國家，中國知識人為什麼理智上背棄而情感上依戀傳統......），現在仍是我們需要討論的。另一方面，從他的書出版之後60多年中國的現狀，反過來看他的結論和預言，似乎並不是完全如他所說，為什麼我們不得不一再回到出發點？他書中的結論和後來歷史的變化的差異，並不是說一個歷史學家的判斷不對，而是說歷史進程的複雜性，以及中國的複雜性遠遠超出學者的曆史認知，這裡是不是還有可以思考的問題？（葛兆光 ，復旦大學教授。）

02

Perry Link：The Woman Back from Moscow

Ha Jin

I think Ha Jin's new book The Woman Back from Moscow is wonderful and would be a good one for Chinese readers, both inside China and outside, to read. （Perry Link,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and Emeritus Professo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03

徐賁：Survive and Resist: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Dystopian Politics

Amy L. Atchison，Shauna L. Sham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艾米·阿奇森（Amy L. Atchison）和肖娜·沙姆斯（Shauna L. Shames）在《生存與反抗》（Survive and Resist: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Dystopian Politics）一書中討論的“生存”和“反抗”問題。 這本小書透過經典和當代的一些惡托邦作品，對有關的政治概念作了明快而通俗易懂的解釋，探索如何將虛構的惡托邦敘事轉化為對現實惡托邦政治運作的認知與反抗策略。

（徐賁，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社會學家）

04

劉小磊：《藕香零拾》

張旭東

張旭東《藕香零拾》，以個案考證的形式，討論知識分子的出處與氣節。 以「藕香」作書名，殆取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之意？ 所舉案例，如顧頡剛之妻張靜秋因為顧頡剛學習不進步、表態不積極，而發動全家批之，甚至掌摑之，牟潤孫在顧頡剛陳垣之間兩頭不討好，陳曾壽跟鄭孝孝保持私交但絕不去東北 ，......甚至唐代詩人小李杜之不和諧，亦因出處氣節所致，多聞所未聞。 顧頡剛、鄭孝胥日記，都是長篇巨制，如非反覆研讀，細心考證，很容易就滑過去了。 書中云“不講故事的學術史是騙人的”，蓋夫子自道也。 所謂“寓義理於考據之中”，當如是。（劉小磊，《南方週末》編輯）

05

費左右：Common Good Constitutionalism:  Recovering the Classical Legal Tradition

Adrian Vermeule

Medford, MA: Polity Press, February 

2022

在Common Good Constitutionalism: Recovering the Classical Legal Tradition，哈佛法學院教授Adrian Vermeule論證為何在左派民主黨流行的法理學「活的憲法」不對，另一方面，共和黨絕大多數所信服的原旨主義，也是問題重重，唯有回到古典法學，回到以共同善最為標準與目的的憲政主義，才能有良善的政治。這本書可以配合2022年的一部電影《塔爾Tár》一起看。這部電影非常值得一看，其中有關於woke，取消文化，米兔等等，也有關於馬勒、巴哈，貝多芬等，令人趣味橫生的古典音樂討論，總之是一部多層次多元可能解釋的電影。（費左右，學者，居日本）

06

季風書園：《後真相》

李·麦金太尔

擺在眼前的《後真相》，就像《駭客任務》中擺在尼奧面前的紅藍藥丸：選擇藍色藥丸，便是選擇感受與立場為先，它為你製造舒適的氣泡，伴隨時刻破碎的危險；選擇紅色藥丸，就必須直面令人不適的事實，調動足夠的理性與勤於反思的真誠心態。

藍色藥丸唾手可得，紅色藥丸周圍卻陷阱密布：當我們把科學視為某種真相的標準時，有人想用“科學”打敗科學，他們放大極少數異見，向大眾“播撒懷疑的種子”以獲取現實利益；本以新聞專業主義為目標的媒體，打著「均衡報道」、呈現「故事的兩面性」的旗號，使真相愈發撲朔迷離；在事實破壞一個人的信念感時，為避免感情受傷害，自我被動搖，絕大多數人不願意根據事實調整認知，而是創造一套新的解釋，只要能將衝突合理化，再荒謬也沒關係，逆火效應甚至讓他們加倍相信自己的錯誤理念，拒絕一切不同觀點。在所有這些現像中，真相的價值都被視若無睹，更有人認為，在社群媒體時代，我們本就生活在被製造的幻像中，真相不僅不重要，也根本不存在。

《後真相》清晰而有力地破除了這種觀點。作者指出，所謂後真相，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霸權，出於個人或集團利益所製造的幻象必須受到質疑，我們要在任由謊言發酵之前，就去挑戰一切混淆事實的企圖，以免更多 人陷入脫離現實的危險。 但更重要的是，要指出別人不想看到的真相很容易，但我們有多少人準備以同樣的標準審視自己？（季風書園）

07

梁捷：Hayek: A Life,1899-1950

Bruce Caldwell

我想推薦一本新出版但還沒有中譯的書，那就是杜克大學考德威爾（Bruce Caldwell）所著《哈耶克傳》（Hayek: A Life,1899-1950）。 考德威爾是當代最著名的哈耶克研究專家，過去也已經寫過不少關於哈耶克的書，例如《哈耶克評傳》（Hayek's Challeng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A. Hayek）。 但這次不一樣。

最近這幾年，考德威爾有機會獲得大量一手的哈耶克的資料，所以他要重寫一本最詳細、最豐富、可以完整展現哈耶克生活和思想細節的傳記。 這本800多頁的大書讓人愛不釋手，我花了好幾天才讀完，還覺得意猶未盡。 書裡實在包含太多精彩細節，不僅有哈耶克，也涉及哈耶克周圍諸多學者，堪稱史詩性的傳記，也解開眾多歷史之謎。 而這還是《哈耶克傳》的第一冊，只寫到1950年，而哈耶克活到了1992年。 我一直在等待第二冊。 哈耶克的後半輩子經歷了太多歷史時刻，也獲得了諾貝爾獎，傳記內容必然更加精彩。（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

08

唐小兵：《長輩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熊景明

曾長期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的熊景明老師在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家族史著作《長輩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是一本力透紙背的鉤沉20世紀一個雲南地方精英家族歷史的著作，除了作者對親身經歷的家族往事的追憶、記錄和感悟，還有她基於多年沈浸在收集、整理和解讀現代中國各種回憶錄、口述史過程而獲得的文史研究的能力，對於她出身的家族的史海鉤沉和情境再現，這些富有生命體溫和歷史反思的文字，對於我們理解和反思20世紀中國的歷史、政治與文化不無意義。 作者所記述的曾祖父、外公、姨外婆、姨媽、姑姑、田伯母等家族親友長輩的故事，在娓娓道來的敘事中如同一顆顆熠熠閃光的珍珠，這些經歷了各式人生所凝聚而成的生命故事，無論是悲喜或離合，無論是人性的良善，或是世道的險惡，都詮釋了雲南地方精英在漫長而短促的20世紀中國的處境、抉擇和命運，他們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參與也同時見證了歷史，而相對於更多完全沉沒在歷史深處的人來說，他們又是幸運的，因為被講述出來的人生就成為了某種具有永恆性的存在，講述本身不僅僅是對歷史的記憶和對長輩的致敬，也是對自我人性的治療式救贖和對未來的某種歷史責任。 即此而言，我很贊同作者印在書的封面上的一句話：「留下長輩的故事，比留下他們的骨灰更有意義。」我也相信讀者諸君會深深認同地認同這個理念，也期望更多的讀者走進自己的家庭、家族的歷史深處，去聆聽、挖掘和理解長輩的故事，因為，在那裡隱伏著你理解生命的源流和奧秘的全部暗碼。（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09

成慶：《語錄的思想史》

小川隆

研究禪宗的著作汗牛充棟，但小川隆《語錄的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的研究卻能穿過語言的障礙，直入禪思想的內部。（成慶，上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禪文化研究中心負責人）

10

朱桂英：《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

以賽亞·伯林

一旦開始深入地敘述，我們立刻會發現，我們自以為確定的經驗，在遺忘與虛弱之中被搖擺和瓦解；我們所持守的觀念，彷如虛擬而易碎的積木城樓。 試問，有多少人能真正清楚地講述我們在這個春天所經歷與承受的一切？ 曾被廣為引用的那句話“時代的灰塵，落在每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何以衝擊我們的內心？ 真實需要追尋，它要求追尋者擁有足夠的知識儲備、敏銳的洞察力和精密的判斷力。

以賽亞·柏林是20世紀頂尖的觀念史學家，他的深刻之處在於，洞悉人們熟悉的觀念所包含重要假定，將其分離並加以探究，追溯至它們形成時的歷史現場與具體生活經驗。閱讀以賽亞‧柏林嚴謹細密的文字，一種嘆息會浮現在讀者的心裡：所知即所限，甚至有時候，偏見比無知更可怕。

然而，無論是偏見或無知，經常是某種特定社會文化的產物，而不全是個人的認知缺陷。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偏見與傲慢，一代人曾無比確信的信念，在另一代人看來不過是過眼煙雲；一代人曾終其一生奮鬥的理想，在另一代人看來不過是荒誕的幻覺；一代滿心敬畏小心侍奉的力量，在另一代人看來不過是可笑的謊言。......（朱桂英，前媒體人，心理學研究者)

11

楊斌：《哥倫布交換：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後果》

Alfred W. Crosby Jr.

克勞斯比（Alfred W. Crosby Jr., 1931—2018）1972年出版的《哥倫布交換：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後果》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Greenwood Press, 1972] ）和1986年出版的《生態帝國主義：900-1900年間的歐洲的生物擴張》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是科技醫療史和環境史的開創性的經典著作，也是全球史的必讀書目。 阿爾弗雷德·克勞斯比成功地首先將跨學科研究方法應用於全球史的研究，和其他一些學者一起，奠定了環境史、醫療史和全球史的基礎。

克勞斯比敏銳地觀察到了為什麼歐洲相對輕鬆地征服了新大陸和澳大利亞（他稱之為“新歐洲”），而目前人類的財富就主要集中於歐洲和新歐洲，而後開始探討這個兩極化現狀的歷史淵源，尤其是歐洲征服成功後面的生物因素，其中的關鍵一點便是疾病如何影響了人類社會。早在1970年代，克勞斯比就已經意識到了疾病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用，如埃爾南·科爾蒂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對位於今天墨西哥的阿茲特克文明的征服 和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1471 或1476—1541）對南美的印加帝國的征服；他還研究了1918年的大流感, 可以說是疾病醫療史的先知先覺者。

「哥倫布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和「生態帝國主義 （Ecological Imperialism）」因其首創而成為學界廣為接受和沿用的概念和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哥倫布交換》這本書書稿完成後，沒有一家大的出版社感興趣，幸虧位於康州Westport鎮的一家默默無聞的小型學術出版社Greenwood Press慧眼看中，得以付梓。這也說明了全球史和全球史學家篳路藍縷的艱辛。筆者十幾年前認真閱讀這本書，受到了驚人的腦力激盪衝擊。 筆者當時不能想像，居然有如此博學之人！《生態帝國主義》的第一句話便是「歐洲移民以及後裔遍布各地，這個現象需要解釋（European e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are all over the place, which requires explanation）」。原文不過短短十三個單字，卻如泰山壓頂，讓人喘不過氣來,印象極其深刻。筆者在寫《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時，首句便套用了這個句式。

克勞斯比的研究融合了歷史、地理、生物和醫學，美輪美奐，令人目不暇給。筆者以為他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歷史）學者。他的研究和著作，突破性地擴展了歷史研究的對象和範疇，直接提出歷史研究的許多關鍵且經久不息的問題，刷洗了世界史的許多認知，樹立了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典範，其影響巨大，而且在很遠的將來仍然會被廣為閱讀。大家熟悉的暢銷著作《槍砲、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就受其深刻的影響，甚至書名都模仿了克勞斯比的另一本 書，即《病菌、種子與動物：環境史的若干研究》 。（楊斌，香港城市大學教授）

12

施京吾：《在经验和超验之间》

景凯旋

东方出版社

2018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南京大学景凯旋教授迻译米兰·昆德拉的《告别圆舞曲》后，投身东欧文学研究三十余年，翻译多部东欧作家作品，同时发表大量文章介绍这些作家作品、生平及思想。《在经验和超验之间》是作者长期研究东欧文学的总结性成果。

......

《在经验与超验之间》一书选取昆德拉、哈维尔和克里玛三位不同类型捷克作家为代表。米兰·昆德拉提出“存在无意义”的命题，具有明显解构色彩，他以一种“弄臣”姿态对理性主义的整全性进行了解构式批判。瓦茨拉夫·哈维尔是一位具有牧师般庄重的剧作家，其基本观念是：价值与事实应当一致，否则会造成社会与人性在同一性上的分裂，构成荒诞的戏剧因素。介于昆德拉和哈维尔之间的是伊凡·克里玛，是坚持人文价值的理想主义者，其创作“对于捷克社会的民主转型，在精神上起到了促进作用。”（施京吾，文史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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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 New York, London

1962

第一批非洲留學生為什麼離開中國？ 推薦加納在華留學生海維的《一個非洲學生在中國》（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

1960年，隨著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取得獨立，中國第一次向非洲學生提供獎學金，從一些非洲國家招募了100多名學生來到北京，從旅費到生活費用全部包了下來。 但大多數非洲留學生在北京生活了一年多以後要求回國，......最後如願回到非洲。

當時的加納學生伊曼紐爾·約翰· 海維1962年離開中國後很快就出版的《一個非洲學生在中國》從非洲學生的角度為那段歷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身為非洲學生的骨幹分子，海維對當時中國的描述，對今天的人們認識那個時代仍有一定意義。

海維的中國敘事內容非常豐富。他雖然沒有受過系統的人文和社科教育，連正規的大學本科都沒有上過，而且來自被很多中國人看不起的非洲，但他對上個世紀60年代初中國社會和製度的一些根本問題的觀察與評論——從教育制度的缺陷到公社化失敗的原因——即使今天讀來仍然很精闢。他一回到非洲就寫出了這本書並交給一家英美合作的出版社，很快就問世了。

身為一個來自新獨立的非洲的留學生，海維的政治經驗不僅為我們今天如何評價60年代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角度，而且對於自覺或不自覺的透過種族主義的眼光來看世界的中國人也是一個提醒：......非洲人并不见得比中国人缺乏辨别力。（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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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The Human Condition

推薦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這本書有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我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讀到這本書的片段譯介，很有共鳴，當時就把一些感受和思考寫進《蘇格拉底之死散論》（1985年）。

阿倫特區分了勞動、工作和行動。 勞動是人類為了自身和下一代的生存所必需從事的活動；工作是人所執行的創造性的勞動，建造一個相對的非即時消費的東西以確立和社會的連接；而行動則是人與人聯合起來的一種政治性活動。阿倫特認為，行動本身是人類獨有的特權，動物和神都不具備這一點，只有行動完全依賴他人的在場。

根據阿倫特的觀點，只有政治活動才能賦予生命的意義。人類最精華的本質在於追求不朽；而達成不朽的唯一方式，便是憑藉著自己的語言和行動的能力，進入公共交往領域，並在與自己同類的他人的評判與見證，使自己的言行留存於人類的記憶即歷史之中而贏得不朽；為此他甚至甘冒生命的風險。這和中國古人所提倡的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不謀而合。（胡平，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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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瀟：《控制自然：面對洪水、火山、泥石流，我們站在哪裡？ 》

約翰麥克菲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3

麥克菲是何偉在普林斯頓大學創意寫作課的老師，結構的大師，絕佳展現了為什麼現代非虛構是一種「刻意的自然」。麥克菲也是美國最高產的非虛構作家之一——在偏見者看來，「高產量」大概不是什麼好詞，但我的理解是，這意味著他一定有極其強大的方法論，而不可能只靠靈感或激情來寫作。我喜歡這樣的寫作者。寫作是長跑，耐力往往是最被低估的品質。

大概是因為題材關係，麥克菲的作品在中文世界被嚴重低估，這一本《控制自然》是他最早被翻譯成中文的作品，更是少有人知。但它值得被讀到，你會從中深刻體察到人類的力量與局限，你也會看到，借用他自己的話，作者如何把「如此眾多而互不相同的要素——角色、描述、對話、 敘述、已有定論的文章、幽默、歷史、科學等等——放進一個包袱裡」。（楊瀟，記者、作家，著有《重走：在公路、河流、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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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蕾：《金瓶梅》

《金瓶梅》是奇書，也是“凡人生死書”。很多人都說《金瓶梅》是本小黃書，也有人說這本書不過是西門慶家的“帳薄”，都是他和女人們的故事。 說這話的人，卻不知這本書在瑣細的日常生活之外，有多少煙波浩蕩。

作者真正想要寫的，其實是世情和人心，還有死亡。 我第一次讀《金瓶梅》的時候，就是被裡面的死亡震撼的。

論寫死亡，我還沒看到比《金瓶梅》更殘暴更冷靜也更精彩的。 即使偉大如《紅樓夢》，也拒絕跟死亡迎面相對，採用了側寫。晴雯之死，終結了大觀園的詩意生活，暴露了現實的殘酷，依然有寶玉寫了《芙蓉女兒詔》，想像著她當了芙蓉花神。

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被認為是人類文學上描寫死亡的巔峰的神作。法國的莫泊桑為之折服，感嘆道：「我看到，我的全部創作活動都算不上什麼，我的整整十卷作品分文不值。」伊凡·伊里奇在經歷了非人的疼痛、怨憤和孤獨之後，最後跟自己實現了和解，臨死時，他看到了光。

然而《金瓶梅》裡的人是看不到光的。李瓶兒、西門慶、潘金蓮們的死，都是硬著陸，沒有光，沒有彼岸，沒有救贖，什麼都沒有。即使從世界文學史的範圍來看，李瓶兒之死，也是獨一無二，極其硬核。（劉曉蕾，作家，現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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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生命的厚度：江緒林文集》

江緒林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2

《生命的厚度：江緒林文集》是江緒林的遺作。書中一些文字，在他生前與死後，閱讀感受竟大不相同。死亡加重了思想的分量：他在生前屢屢談及死亡，有時未免顯得自怨自艾，然而當他以一種決絕的方式告別了這個冷酷的世界，那些死亡書寫忽然重若千鈞，不僅展示了生命的痛苦，還指向命運的荒謬。由此來說書名“生命的厚度”，這是十年前作者讀《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所提煉的說法：“無論我們的脆弱處境如何艱難，我們都有必要像梁漱溟那樣擁有思想與生命的厚度......」需要注意，與生命的厚度相應，還有思想的厚度。 二者互相成就卻不容混淆。 擁有思想的厚度未必代表擁有生命的厚度，反之亦然。 如果思想的厚度匹配不了生命的厚度，生命將趨向混沌；如果生命的厚度匹配不了思想的厚度，思想者將愈發痛苦。 不幸的是，江緒林屬於後者，最後困於絕望，自縹身亡。 他留下的這本書、這些思索，充分呈現了一個虔誠的獨行者在生命與思想的落差之間的徬徨與決斷。（羽戈，學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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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晉：Plato Goes to China: The Greek Classics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Shadi Barts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

2023

, 《柏拉圖去中國》（Plato Goes to China: The Greek Classics and Chinese Nationalism），這是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3年的一本新書。 Shadi Bartsch是早已享譽盛名的古典學家，目前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有趣的事她不光研究古典學，如塞涅卡，也關注性別研究。 近年來，她的研究專注於了中國，特別是近20年，劉小楓、甘陽等推動的博雅教育和施特勞斯主義是如何和中國傳統以及當下的政治相互融合的。 顯然，Shadi Bartsch自己在序言中就已經說明，她並不是研究古典學在中國的學理性的發展，而是關注更公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環境的變化。 作者是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了兩個有趣的現象更進一步促使她寫作本書，1、在中國，人們常常把它們當作與中國的政治、文化和倫理直接相關，換句話說，國內的學者是如何「古為今用」用希臘的思想建構當下的意識形態。 其次，這些學者其實也依賴這些古代典籍來支持對想像中的 "西方"，也就是很大程度上，對古希臘的文本解讀塑造了我們理解西方的觀念。 這是一個從「他者」的視野中提供給我們重新理解改革開放30年中國思想界的交鋒和變化，我個人覺得這是一本值得閱讀的書。（李晉，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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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vin Li：《二手時代》

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西耶維奇

《二手時代》由白俄記者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西耶維奇撰寫，深刻描繪蘇聯解體後人民生活。融合個人敘述與歷史紀實，阿列克西耶維奇採用非傳統敘事結構，將數十位蘇聯人的口述歷史編織成多視角敘事。這種方式類似科學研究中的定性分析，強調個體與整體情境的關聯。書中豐富細節與深入分析，成為理解複雜社會現象的重要資料，特別吸引理工科背景讀者。它不僅回顧歷史時期，也探索社會變遷、技術發展與個體命運的相互作用。對科技與社會發展關係的探討，揭示科技如何影響社會結構和個人命運。書中展現動盪時期生動畫面，個人命運與歷史緊密交織，提供對現代社會由歷史塑造的洞察。（Marvin Li, Ph.D. in Civil Engineering, Rutger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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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人地之間：中國成長模式下的城鄉土地改革》

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多年前一直是國內外經濟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 陶然教授的《人地之間：中國成長模式下的城鄉土地改革》正是試圖從此前多年經濟學界有關中國經濟的眾說紛紜的解釋中，提煉出一個新的具有超越性的解釋模型——“三二一模型”，幫助人們理解中國經濟的成長邏輯，並解釋了成長的因果機制與結構變化。

該書認為，中國經濟自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之所以能快速成長，關鍵在於抓住了已開發經濟體增加中國產品需求的機遇，同時國際資本和技術大舉進入中國。這種以投資驅動與出口貿易為導向的經濟成長方式及利益分配機制，被作者恰當地給出了系統性分析與解釋。國有銀行、上游國營企業、地方分別掌握「金融部門、上游製造業與非金融高端服務業、都市商住用地三領域行政性壟斷」；中央與地方強力推行的「國際、國內兩層逐底式競爭”，有效降低了中國製造產品的成本和國際市場價格，從而有力地支持了“出口導向非公有製企業的一類市場化競爭”，使中國製造產品逐漸佔領全球消費品市場，尤其在已開發經濟體消費品市場擁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同時，持續的大規模出口創匯累積了龐大的外匯存底。最終，「逐底式競爭」所創造的巨額財富，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取得稅收與非稅收入，為從三領域壟斷抽取高額租金奠定了基礎。（王兵，「勿食我黍」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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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碧霄：《遊戲的人》

約翰‧赫伊津哈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1998

像許多偉大作品一樣，作者赫伊津哈開頭就提出一個多數人習焉不察的問題：為什麼遊戲中嬰兒的笑聲會顯得愉快？ 進而他追問遊戲的本質是什麼。他探討了遊戲和法律、戰爭、學識、詩歌、哲學、藝術等的關係，總之：遊戲和人類文明的關係。他反對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的定義，強調遊戲的自足性，認為遊戲本身就是目的，樂趣非常重要。遊戲彷彿給了另一個平行世界，代表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而文明本身在遊戲之中成長、在遊戲中展開，文明就是遊戲。民間傳說、詩歌、哲學，或是形形色色的社會生活，都是遊戲退居幕後文明留下的結晶。

在跨越多個世紀與國家的旁徵博引中，讓我印象較深的是他對11世紀以來大學體制的遊戲本質分析。他認為大學是年輕的西方國家對「一切生命和存在的瘋狂慾望」的體制化表達，這種情緒後來支配了接下來幾個世紀的文藝復興。用推理和語詞探討「普遍問題（university）」的實質是不同觀點學者之間的競賽性的、遊戲性的論辯，這種論辯也成為一種傳統的學術禮儀被保留下來。 “不同學派的形成、分裂與分庭抗禮”，都是一種遊戲和競賽。這種競賽越是激烈，所處的時代就越是新思想競相勝出的時代。 （賀碧霄，四川大學）

22

趙渡渡：《早期中國的鬼》

蒲慕州

新星出版社

2023

這是中國文化與社會的顯見事實。 然而在「正統」的話語系統內“鬼”是缺失的，要么是政治話語賦於的“封建迷信”，要么被學術話語當作一種可鄙可棄的“陰暗意識”。果真如此嗎？中國哲人與文人的真實狀況並非“敬鬼神而遠之”，而是“談狐說鬼尋常事”（周作人），對他們來說鬼既是一種自古形塑的心靈習性，也是一種超脫於現實又諷喻針砭現實的憑藉。 鬼史貫穿中國思想史，也是中國文化中最具殊異性和本土特色的意識形態之一。 蒲慕州說“鬼……既有現實，也有想像出來的現實（imagined reality），都可以對社會和文化產生真正的影響”，它影響的不僅是學者精英，更是生活於中國社會歷史與現實中的普羅大眾。

人們有愛就有怕，有光明自然有幽暗，有崇高意識就有懺悔意識，有道德勸教就應有道德敬畏，只不過後者總是隱而不彰，它在中國文化中是由“鬼”供給的，前者講多了就變得富麗堂皇且滋生虛假偽善，不如大眾人心懼鬼更真實更有效。《早期中國的鬼》不只是講從先秦至魏晉南北朝的“鬼史”，更從多維度剖析拆解中國人的人性、內心與社會秩序構造，研究鬼本質上是“從一個特定的角度來研究產生鬼的文化”。

我們這個世界，「到底人多是鬼多？」（清·吳照）（趙渡渡，東南大學）

23

朱白：《大膽使用了綠色》

谈波

上海三联书店

2023

谈波的写作是最不容易被混淆的写作。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你很难找到一个类似的文本，以及他在故事中执着的角度和人物之间匪夷所思的关系，都是相当罕见的。谈波更像是出于本能，而不是依靠技术或者教化之类的后天东西去发现写作灵感。换言之，谈波的写作既让人很难发现其“源头”或者师承之类的关系，也让其他写作者想学习也无从下手。

读《拜年》会让人有一种精神病院一日游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正是来源于我们对现实生活虚妄粉饰后的一种理解。真实的可能正是这种荒诞场面一个又一个的连接，而非我们惯常理解中的那么道貌岸然和清晰纯粹。《五洋抓鳖》、《我是保镖》有着一股迷人的古典评书气质，传奇在历练的文字下变得更加意犹未尽，在揪住人心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让人一叹再叹的文学韵味。此类小说在我看来句句都是神来之笔。《我是保镖》中那股子“来历不明”的阅读快感，也相当程度地满足了叙事者的一种野心。

只有一千多字的《英雄好汉不借钱》，将一个落寞的甚至有患上了老年痴呆之嫌的原娱乐城保安部长形象勾勒了出来。前保安部长大健娶了歌厅小姐为妻，他失业后变得落寞迟缓，但这种令人“叹气”的生活并非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萎靡造成的，一旦让他重操旧业，那种神气可能就会重新上身。当他将老婆的情人打翻在地的一瞬间，他的神气劲儿和昨日威猛又重新回来了，那个悲观落魄的保安部长将过去的沮丧、忧愁、焦虑瞬间统统放下了。大佬逃命，成了亡命之徒，传奇就此结束，这样的背影成了一种从古至今人们都无法摆脱的宿命。

坏经验（不动容、不审美的扫描式判断）正在和轻薄的阅读（新媒体、新形式下的更有效“阅读”），合谋一起摧毁我们的传统阅读审美。而这种消失可能要比本雅明感慨“韵味的消失”还要迅猛和仓皇，人们对之的不待见和矫情两股情绪并存，这才格外造就了当代大众审美的绝妙图景。庸众一边咄咄逼人催人泪下地怀旧纸墨印刷品那充满芳香的迷人气质，一边打开了“罗辑思维”所在的收音机App打算来听一本历史书。

而谈波的写作，不管风尘中的那点破败腐朽之气，还是都市传奇中那接通神鬼电话的生猛记录，都犹如一幅幅巨画一般直挺挺地戳在了读者面前。这是对上述新媒体主义、成功至上主义的一次实打实的造反。谈波是当代汉语写作的另类作者，同时也“中国作家”标签下最为形迹可疑的一个人。（朱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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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峰：《與古同遊：項元汴書畫鑑藏研究》

封治國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2013

顧頡剛說中國的上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最近突然發現，中國的書畫流傳，更是層累地造成的。 距離李成不到一百年的米芾說，「李成真見兩本，偽見三百本。」到了晚明，顧復在《平生壯觀》中所認定的李成作品有六幅，超過了米芾的「真見」。五代的董源，在辭世一千年後，經過張大千“發掘”，二十世紀名下又多了兩幅作品《溪岸圖》與《江堤晚景圖》。 中國書畫傳統中的參與者們，其實不像經學家們，會為顧頡剛的觀點而激烈反應，他們對「層累地造成的」畫史心知肚明。甚至，中國的美術史，就是圍繞著「層累地造成的」畫作進行鑑定、欣賞與補充。到了晚明，董其昌依賴項元汴與韓世能兩家的收藏提出了“南北宗論”，才讓中國畫史有了基於“美”的譜系標準。為什麼轉折之處在董其昌這裡呢？ 《與古同遊：項元汴書畫鑑藏研究》研究項元汴這位中國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基於強大的文獻能力，作者對從項元汴到董其昌的晚明江南文化圈進行了可靠的梳理。不像今天的藝術史著作，從作品到作品進行分析，或是基於有限史料進行想像發揮。藝術史譜系的建構，如果沒有可靠的史料，還是在繼續參與那個「層累地造成的」歷史的遊戲，離真相越來越遠。所以這本書值得推薦。（李永峰，四季書評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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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Above The River: The Complete Poems

James Wright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2.

詹姆斯·賴特生於俄亥俄州Martins Ferry的底層家庭，他在寫給詩人Robert Bly的信中稱他的故鄉為“那個無法形容的老鼠洞，我就是在那裡長大的……廢渣堆、黑樹、被糞便沖刷過的河流，還有惠靈鋼鐵公司、布勞-諾克斯公司、漢納煤炭公司工廠裡的化學物質……這是我對童年的唯一印象。」（That indescribable rat hole where I grew up ...... Scrap heaps, black trees, rivers washed with feces, and chemicals from Wheeling Steel, Blau-Knox, and Hanna Coal plants ...... That's the only thing I remember about my childhood .）他在詩中所描述的故鄉，到處都是礦工、死去的姊妹、強暴犯和被淹死的孩子。

賴特患有憂鬱躁狂症，15歲就進過精神病院，一生都在與酗酒做鬥爭，經歷了多次精神崩潰，53歲死於癌症。 幸運的是，他在11歲時接觸到了拉丁文和拜倫詩集，在二戰尾聲中服役退伍後上大學（對退伍軍人的優待）並一直讀到文學博士，在閱讀期間即在美國詩壇贏得 聲譽。 除了詩人身分之外，他也以對德國、南美和法國詩歌的翻譯而聞名。但是，由於無法獲得長期的大學教職（屢次喝醉而無法授課），以及其他任何穩定的職業崗位，他終身都深受貧窮——不僅是物質層面，更是心理陰影——的困擾，非常符合「自我毀滅的天才」的形象。

賴特自稱用「俄亥俄英語」寫作，1963年出版的詩集《樹枝不會折斷》（The Branch Will Not Break）被公認為美國「深度意象詩歌」（deep image poetry）的經典，以一種非政治 的抒情田園詩風格描述了以俄亥俄州為代表的美國中西部景觀，從他翻譯的外國詩歌中藉鑒甚多。 然而，在五年後出版的下一部詩集《我們在河邊聚集嗎》（Shall We Gather at the River）中，賴特開始直面貧窮、警察、資本主義、厄運、黑暗水域、流浪者聚居地等政治化的題材，風格亦趨向鬆散隨意，在一些讀者看來過於自我沉溺，不夠“詩意”，而其支持者則認為這體現了賴特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突破。 賴特的晚期作品延續了這種“潦草的憤怒”，對於這些詩歌的價值，評論界一直存在爭議。

在詩集《我們在河邊聚集嗎》中包含了一些奇特的詩作，例如《向埃德加·胡佛懺悔》（Confessions to J. Edgar Hoover），埃德加·胡佛是聯邦調查局的創始人，是無所不在的、致力於「抓間諜」「逆滲透」的國家監控的象徵。這首詩稱胡佛為「大大」（father），第三節寫道：

我努力去死，大大，

我騎著巨石，

我躲在星星和楓樹下，

然而我找不到自己的臉。

在黑色高爐的山中，

樹背對著我。

I labor to die, father,

I ride the great stones,

I hide under stars and maples,

And yet I cannot find my own face.

In the mountains of black furnaces,

The trees turn their backs on me.

（昆吾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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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猛：The Secret Piano

Zhu Xiao-Mei

 Amazon Crossing

 2012.

平心而論，女鋼琴家的早年經歷並不算多特別——突如其來的变动，然後努力出國留學並取得成就——這是很多人走過的路；真正特別的，是過去的經歷和創痛在她心靈裡落下的分量，這一點很容易為讀者感受到。

尤為難得的，是她並未把自己作為一個因為遭逢不幸而理應索取報償的受害者，相反，她努力撫平自己的傷痛之餘，還能體諒到別人。 她曾陪父親給他的老友上墳，父親在墳前喃喃自語，在那段歲月裡，只有這位老友給了他信任和照顧。鋼琴家女兒聽到他的話，心裡湧起的全是自責，自責包括自己在內的家人在父親遭難時沒有給他支持。這樣的傾聽和自省，在那代人中是多麼難得。

在書裡我們也讀不到這類回憶錄常常會有的那種與名家的交往、成名同學的逸事，以增添作品的吸引力。對作者的生命歷程而言，那些都太不重要了。相反，她把很多篇幅給予了在特殊年代曾和她生命發生交錯、讓她銘感於心的普通人。

這一切，都讓人感到她身上有一種深沉的、溫柔的力量。這也是書裡最打動我們的地方。它讓我們在壓抑之餘，又感到一絲撫慰和希望，讓我們意識到倖存的生命依然可以繼續追求，不失尊嚴。（林猛，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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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活出意義來》

維克多·弗蘭克爾

書的原名是Men’s Search For Meaning，其實更應該翻譯成：人對意義的尋找。 去年上海封城前夕，我曾向周遭的朋友推薦這本書。

作者維克多·弗蘭克爾是奧斯威辛的倖存者，也是著名的精神科醫生。在這本書裡，他透過敘述自己在奧斯維辛的經歷，探討了生命的目的和意義，提供了對人類精神韌性的深刻洞察。

弗蘭克爾說，送進奧斯維辛之後，在目睹最初的殘酷，並親身經歷非人的折磨和無時無刻的威脅之後，很多同伴便進入一種漠然狀態，對周圍的一切習以為常。悲劇是，忘卻個人價值而進入動物性生存模式的囚犯，雖然痛感減輕了，但奧斯維辛生活對他們「內在自我」的摧毀也會更徹底。 他們失去信念，把一切交給命運，甘於成為行屍走肉。相對於那些在奧斯維辛還有精神追求的囚犯，失去自我意識的漠然者的存活率反而更低。

這本書不僅記錄了弗蘭克爾的個人經歷，還引入了「意義療法」的概念，即強調在生命的各個方面尋找意義來實現心理治療。他探討了苦難、自由和選擇權等命題，挑戰讀者去反思他們生命的本質，以及如何在最黑暗的時刻找到目的，重新擁抱生活。弗蘭克爾以簡單的散文技巧、真實的個人觀察、深刻的哲學思考，使這本書成為跨時代的傑作，成為人類精神力量的感人證明。（勞倫斯，博客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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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燕東園左鄰右舍》

徐泓

推薦徐泓的《燕東園左鄰右舍》。 此書必將成為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人生活史與命運史的必讀書。作者運用自己燕二代的身份，對生活在燕園的知識分子的人生命運做了精彩呈現。此書既是父輩知識分子的學術芳華錄，也是父輩知識分子的思痛錄與懺悔錄，也是同儕知識分子的青春年華錄。 作者的父輩徐獻瑜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求學教書的時候，可謂他們歲月流光中的學術芳華錄。此後，朝代更替，在改造檢討的時代，自然也就成為了風霜劍戟的思痛錄。倘使僥倖熬過了史無前例，迎來了改開時代，那些良知未泯而有被迫批判過別人的知識人，留給世人的也就是懺悔錄了。不特如此，本書還寫到了大量燕二代在暴風雨歲月的掙扎與不屈，在改開年代的春風得意與寂寞落魄。從父輩的角度而言，此書不僅寫到了周一良、馮至、陳夢家、張東蓀等知識人的抉擇與命運，還寫到了董鐵寶、段學復、胡經甫等理工科的科學家的人生往事與命運沉浮。從性別的角度而言，這本書在呈現這些第一流知識分子的人生時，也非常注重對妻子人生命運的呈現。從傳承的角度而言，在敘述了父母輩的命運後，還著重勾勒燕二代的人生起落與酸甜苦辣。由此，作者為我們梳理並打撈了大量不為人知的人與事。這些歷史的細節，既彌足珍貴，也動人心弦。 （胡人，問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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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ing Nie：Coalitions of the Weak

Coalitions of the Weak ,By Victor C. Shi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232 pp.

Revolutionary Legacy, Power Structure, and Grassroots Capitalism under the Red Flag in China, by Qi Zhang and Mingxing Li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348 pp.

20世紀後半葉中國政治與經濟的波動是一個迷人的議題。 以往學者針對具體事件和個人有很多研究，但很少有人用統一的邏輯進行長期視角觀察，很多研究也忽略了同樣事件中不同地區、不同個人的處境和應對上存在巨大的差異。

Victor Shih(2022) , Qi Zhang and Mingxing Liu(2019)先後出版的兩本著作，從高層精英政治與地方經濟發展路徑差異兩個維度，為讀者拼出了一幅中國政治互動的過程及其後果。高層政治菁英的結構變化直接塑造經濟與社會以及地方的權力結構及具體的政策，但這種影響會因為地方歷史傳統的差異而造成差異，這種差異形成了2000年以前，我們熟知的浙江與江蘇兩省在民營企業成長、發展模式、教育投入等方面的差異。這種解釋框架是如此有力，讀者可以很方便的在其它地區、其它領域按同樣的框架去解釋相關現象的產生。（Riming Nie, Financial Times Chinese columnist, Ph.D. in economics, 長期從事公共政策研究，主要關注中國政治與經濟、商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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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鹽鎮》

易小荷

在某些國家，女性的境遇往往更加悲慘，特別是那些生活在『陽光照不到的角落』中的女性，她們終生勞作，終生被忽略、被輕視、被羞辱和折磨， 她們也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 易小荷的《鹽鎮》所描述的就是這樣一群人，她們被隔離在世界的盡頭，在荊棘叢中艱難跋涉，從16歲到90歲，她們無一不是傷痕累累，血淚斑斑。而這樣的書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向世人揭示了一個真實而難以直視的世界，就在這盛世繁華的表象之下，就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邊。（慕容雪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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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元：A People’s Tragedy

Orlando Figes（奧蘭多‧費吉斯）,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Penguin Books,1998.

註：這本書沒有正式出版的中文譯本，zlibrary的自译中文版。

和學院派的歷史寫作不同，費吉斯的這部關於俄國革命的鴻篇巨制，更像一部歷經風霜的舊俄羅斯貴族根據親身經歷寫就的歷史小說。 無論是掌握民族命運的掌舵者，或是在舊制度下的呻吟、滿身鞭痕的農奴。 費吉斯都試圖在自己筆下給予他們一席之地，因為這場20世紀歷史的最大悲劇，既是他們彼此在無意識中集體寫就，也是俄羅斯民族在今天也難以逃脫的命定軌跡。

在這部書裡，這場被歷史學家一再解讀，甚至意識形態視角中高度對立的革命反而像是一種附屬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試圖阻遏命運，卻不知不覺滑向深淵的決策者。淳樸單純，以至於被各種職業政客早早淘汰的李沃夫親王，滿懷絕望的殉道感以至於被命運吞噬的尼古拉二世，還有懷著軍人的榮譽感和對鄉土的熱愛走向生命終點的布羅希洛夫將軍。還有那些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走出來的職業革命家，他們是歷史的勝利者、書寫者，卻用自己的靈魂和未來的生命換回了民族一個世紀的沉淪。蔑視良知與自由，相信歷史早被意識形態鎖定的列寧、季諾維也夫，還有從革命中浴火重生，用更結實與無情的枷鎖套在一個民族頭上的斯大林。19世紀的歷史試圖告別的，卻是二十世紀的政治家們求而不得甚至躍躍欲試的。他們開啟的新政治，在冷戰後看似被終結，卻而今天可以隨時召喚出相同的狂熱。列寧墳墓猶在，遺產卻改頭換面借用憤怒與控訴的面具，用更隱蔽卻更殘酷的方式繼續挑戰並試圖挑戰這個世界。歷史是一位不厭其煩並且嚴厲的教師，每當我們稍有遺忘他就會永尖利的嗓音再三提醒我們的健忘。1995年本書剛出版的時候，費吉斯就用歷史學家的隱憂戳破歷史終結論膚淺的樂觀。而今天烏克蘭的硝煙和加薩廢墟中孩子的哭聲，以及今天歐美知識界對於戰爭和正義的模棱兩可的定義，已經寸步不讓的爭論，則使得我們不得不再次注視著列寧與帝國緩緩上升的幽靈，那個極端的年代似乎又將開啟，曾經的代價與悲劇似乎又要在新的舞台由新的演員改頭換面之後重新上演。（朱天元，留學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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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雪華：Hiding Alinka

Alice C. Schelling, Hiding Alinka, 透過Opus Self-publishing出版，Politics and Prose Bookstore，2022

在眾多納粹佔領區和集中營倖存者的個人回憶錄中，2022年剛出版的《Hiding Alinka》是遲來的瑰寶。 起心動念於古稀之年，最終在鮐背之年自費出版，作者Alice Schelling以其獨特的兒童視角，將讀者帶回1939-1945年二戰期間，跟隨小女孩Alinka（後來的Alice）流離失所、東躲西藏，從波蘭到德國，從七歲的垂鷲稚童長成13歲少女。沒有宏大敘事，沒有刻意還原年表的準確性，老年Alice選擇按照她的記憶來講述Alinka的故事。在平和生動的敘述中，始終透著一種恐懼，Alice所言的「一種我當時沒有意識到的恐懼」。

此書成書較晚，出版更晚。現年91歲的Alice告訴我，如果沒有她深愛的丈夫Tom（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極力支持，「強迫」她每日閉門2-3小時，她不會在年過七旬之後開始寫作。蘇聯解體後，Alice第一時間回到波蘭羅茲市重訪兒時居住的公寓，如果公寓當時的主人沒有將她拒之門外並宣稱「過去住在這裡五十多年的人是我，不是你”，恐怕就沒有這本回憶錄了。拒絕喚醒了Alice的諸多記憶，在公寓大門被關上落鎖的瞬間，焦慮的Alice 心中升起一個越來越響亮的反駁聲：是我，我要記下歷史！ 小小Alinka復活了，記憶之門緩緩開啟。

有人說寫作是一個自我療癒的過程。此書不僅是晚年的Alice寫給兒時的自己和自己的後代，也是寫給在各種戰亂和衝突中掙扎生存的孩子，讓他們從中看到曾經或當下的“自己”，獲得在亂世中生存與成長的力量。歷史不能被忘記，個體記憶令宏大的歷史敘事血肉豐滿，我很期待能夠將此書譯成中文，讓更多的中國人看見。(張雪華 史丹佛大學環境跨學科專業博士，從事環境與氣候的研究，「中國社區廚餘堆肥試點計畫」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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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明磊：《青銅之道》

張遠山

要說我這十年頂佩服的學者，張遠山是第一個。 他原是上海亞文化運動核心人物，海上詩群的發起人。上海民間文化運動他曾是弄潮兒，並為上海亞文化運動設計了詩歌部，繪畫部，學術部。然而他激流勇退，退回書齋，用三十年做了件大事：搞清楚上古圖案學，寫了三本書《青銅之道》，《玉器之道》，《伏羲之道》，這兒我僅介紹 《青銅之道》。

上古圖案學有趣的是用了一套科學的圖案分析整理系統從圖案上使上古人們的思想與信仰及思維方式復活了，從而使上古中國人靈魂切生生走到我們面前。舉一個例子，以前學者認為青銅器上那個巨眼獠牙的臉是饕餮，一種惡獸。其實這種說法源自宋金石學家，而宋金石學家依據只是根據呂氏春秋一本書。宋人認為他《呂氏春秋》離週不遠應有所據。現代專家馬承源等首先提出疑議：古人為什麼把討厭的惡獸塑在青銅重器上崇拜而不是最敬的神呢？ 與理不通與人情不通。他推測可能是個高神。阿城根據學者們新思路提出這是上帝神的可能。而只有張遠山根據上百個「饕餮」神圖案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饕餮紋其實是上帝乘龍紋，饕餮的鼻子是上帝紋也就是天極神，原型是戴三角冠的兒神，而兩邊是兩隻側面龍。 張遠山又從數百張玉器與遠古石器圖案中映證良渚玉器與青銅虎抱娃中的主角正是遠古上帝。原來我們的上帝竟然是孩子，象徵生長生命，這與原始道教大德曰生又映對起來，德：古意乃得到天道意，而中國普遍的社最早也是拜生長神的，原來我們不是老大中國而是少年中國。

張遠山書中這種透過圖像重新詮釋上古神意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十多年漢聲工作累積了不少疑惑大部分在此書中迎刃而解。當然張遠山的所有觀點不能說就定於一尊。但他三十年的努力與科學分析，使上古圖案學有了奠基之作，這是可以說的，而且這是一個民間學者完全自費研究的成果。 代表民間學術研究的最高水準。民間學術常有六經注我的習氣，遠山之作卻沒有，這和他嚴格的在華東師範大學學術訓練有關係。

我對張遠山說：“青銅之道，玉器之道，伏羲之道。我如果只寫出其中一本都足以自傲，何況你寫了三本！”

張遠山，了不起。

(翟明磊，文化工作者，曾任漢聲雜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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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軼 :《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

赫塔·米勒

在禁忌叢生的下沉年代，寫作和說話隨時都如赫塔·米勒所言：「在每一次說話的行為中，都坐著別的眼睛」。由於語言被污化的結果，導致同樣的話語遭遇不同的態度，對待同一事物總是存在著不同的隔閡，更是由於“事件在發生時，無法容忍事後用以記錄它們的詞語”，最終“我知道的永遠比我能說出的多得多”，而寫作乃至話語“就是在洩密與保密之間走鋼絲”，這是一種隨機倖存的生活，甚至連愛也可能在鞠躬之時變成 加害的工具。故而，更多人選擇與周圍的事情“保持著恰當的距離”，條件反射式地將事物及其承受者之間的關係迅速解釋成“理所當然”，否則，“我們既厭惡自己，又不得不愛自己”。

在對自我內心進行保密便是保命的現實境遇中，不僅寫作是沉默的姿態，閱讀亦復如此：「句子在大腦中乾了什麼，不會示人。」然而，「沉默可能讓朋友產生誤解的地方，我需要說話，說話將我推向歧途之時，我必須沉默。」經驗與詞語無法兼容，因為現實會嘲諷她寫下的字詞，不同的人裁剪成不同的形狀。最終，「沉默使我們令人不快，說話讓我們變得可笑」。

在逃離到德國之前，赫塔·米勒也曾生活在另一個內循環社會之中，她曾如此描述那種半身不遂的癱瘓生活：「對毫無意義的日常生活的厭倦，變成一種病態的希望，希望透過冒險在陌生的地方創造全新的生活。」人們所體驗到的生活覺悟的最高形式是逃跑，一種在病態絕望下伴隨日常生活的本能衝動。她也曾「挑釁赤身迎面而來的無常，卻無力找到可以勉強自己順應世俗的尺度」。 說到底，對於常人所認為正常的事物，她無法看見它們的正常之處。

閱讀也好，寫作也罷，赫塔·米勒刺穿一切關於讀書之用的雞湯論，她並不指望一本書能帶給大家甚麼“書並不能改變什麼，它只是告訴我們，如果無法為自己創造幸福是一種什麼狀態。 這就足夠了。”言下之意，在所謂的歷史垃圾事件，“躲進小樓成一統”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他們腦子裡裝滿了書”，卻“沒有一本讓他們對非自由有點滴的領悟” ；在閱讀帶來的想像與對照下，閱讀更應該讓我們自己深知：一個人無法擁抱幸福是怎樣的生活？（蕭軼，媒體人、書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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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波：《利潤悖論》

[比]簡·埃克豪特著

中信出版社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人們日漸發現經濟的運作出現了根本性問題。表面上科技革命如火如荼，經濟活動創造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但勞工階級收入成長停滯，同時物價上漲，中下層的生活壓力日益增大。 比利時經濟學家埃克豪特開創性地提出了「利潤悖論」概念，即少數公司利用自身強大的市場支配力，破壞了本應正常運作的競爭性市場。這種非良性的壟斷力量會扼殺社會的經濟活力，加劇不平等和階級固化，甚至會導致災難性的市場崩潰。本書提醒我們注意「贏家通吃」邏輯下科技等產業的大型壟斷企業可能導致的社會問題，這不由得讓人聯想到中國社會曾熱議的「困在演算法裡」現象。但當然，解決出路並不是否定市場機制的作用，而是透過法治軌道上的反壟斷來在相關產業建立良性競爭機制，遏制大企業市場支配力，以競爭管理機構這隻「看得見的手」，確保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正常運作。作者提醒，必須區分「親企業」的資本主義和「親競爭」的資本主義，避免大企業市場支配力和政治影響力之間形成惡性循環，以確保社會財富公平分配。（劉波，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言論及公共政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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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磐：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Wang Zhe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這本書討論的是婦女自身，在婦女解放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此書主要內容由五位五四女性的口述構成，這群出生於20世紀之初，受到新文化運動影響的五四知識女性，在二三十年代成為現代中國第一批職業婦女。有別於主流婦女史中的女英雄和受害者，或作為剝削階級附屬品的“太太小姐”，她們的形象長期在歷史中被遮蔽。

對於普通的讀者，這是一本非常生動可讀的書，可以一氣呵成地去了解一群世紀老人作為律師、革命家、教師和女權雜誌主編的生活，我們能夠看到女性是如何作為一個主體，塑造了中國人的現代生活，包括公共和私人的。她們不是歷史的被動的受惠者，她們是改變的參與者。而她們的故事之所以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急轉直下，並變得不可見，是因為民間較為多元的女權運動已經失去了發展空間。

作者強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對於女權運動的重要性，她認為「男女平等」作為對sexual equality 的一個譯詞在清末民初的女權運動以及稍後的新文化五四女權運動的推動下，已經進入中國現代性的主流論述中。也因為如此，作者的分析，與西方學院左派的敘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作者強調，西方自由主義概念是二十世紀初中國婦女解放的主要驅動力，而它「並非由殖民者強加於中國人，而是被追求自身利益與民族利益的不同的中國社會群體所積極採納與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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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豐：《記憶雨打風吹過：一個成都家族的民國史》

雷宣

《記憶雨打風吹過：一個成都家族的民國史》，由紐約博登書屋出版，封面上有在美國的胡平和在成都的東夫寫了推薦語。

此前我在成都從來沒有聽過作者雷宣這個人，這多少有點驚訝。研究大饑荒和鎮反的東夫老師為這本書寫推薦語，顯示出在成都還真的有一個“地下史學圈”，他們有著嚴謹的治學態度，關注真正的問題，但是早已放棄在大陸學術圈 「進取」的機會。

《記憶雨打風吹去》是上下兩冊，聚焦於一個家族的民國史，圍繞著家族週邊構建、還原一個“生活系統”，非常細緻，在相當程度上還原了民國時期的成都人生活。

這個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某種程度上也是「發達」的。例如，每一個行業，都有袍哥性質的行會，這個「行會」不是現在同業工會那樣流於形式，而是具備真正的社團性質，組織抗爭活動。這說明，民國時社會轉型期的成都，已經有了相當發達的“社會”，由於晚清到民國政治權力控制度有限，社會自組織得到發育。

......（張豐，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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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ew Chen：The Greek Buddha: Pyrrho and Early Buddhism's Encounter in Central Asia

Christopher L. Beckwith

The Greek Buddha: Pyrrho and Early Buddhism's Encounter in Central Asia is a new work by Prof. Christopher L. Beckwith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Indiana University in USA. It was published in 2017. Although the author claims to be a historian, the scope of the book in fact includes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s the author says in the book, his aim is to cross fields and break down barriers. The main thesis of The Greek Buddha is that the original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have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Greek philosopher Pyrrho (c. 360 – c. 270 BC), the originator of the skeptical school. Examining its origin,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the similarities are not accidental, but have historical roots. According to Greek historical records, Pyrrho came to India with Alexander's expeditionary force, and during his wandering in foreign lands, he had extensive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with Indian philosophers. At that time, the Buddha's teachings had also become widespread in India. Therefore, it can be argued that Pyrrho ca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in India, and that some of the philosophers he interacted with there were followers of Buddhist teachings. From this Beckwith in turn argues that that the main doctrines of Pyrrhonian Skepticism originated from the Buddha in the East. Prof. Beckwith’s conclusions have impactfully overturned many stereotypes and established opinions in related fields. But he understands there will be critical challenges from the specialists. Thus in the book Beckwith points out that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those who teach Greek philosophy never speak about Buddhism, while those who teach Buddhism never care about Greek philosophy, so that the two groups never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is situation did not occur overnight but was caused by long-standing specialization. Beckwith hopes that the approach of this book can correct this situation and encourage more scholar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entral Asian culture on Greek culture. It cannot be denied, however, that the arguments of The Greek Buddha show signs of far-fetched conjecture. Although Beckwith cites sources extensively for each argument, there are still points that are quite doubtful. For example, the author's assertions about the origin and content of "primitive Buddhism” rest on shaky evidence.  Nonetheless the merits of the book far outweigh its flaws. If readers put aside their preconceptions and examine the arguments of The Greek Buddha on their own terms, they will gain deep insights into the commonalities between the wise thinker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Moreover, the fact that Prof. Beckwith dares to cross fields and bring together different modes of research is very commendable and sets a worthy example to aspiring scholars. (Kaishuo Chen/PHD Candidate in political theory at Boston Colle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