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獸按：今天是2024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三十五週年祭日。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字国光，祖籍江西吉安，生于湖南浏阳，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拨乱反正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迅速获得重用，于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历经磨难的胡耀邦意识到，如果不为文革中残存的干部解放出来恢复工作，文革后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政治残局将无法挽救。因此上任后的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为平台，以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率先带头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此文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观点相左，但文章仍然成功发表。不久，12月15日，胡耀邦接替拒绝平反冤假错案的郭玉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立即开始了全国的平反冤案和干部安置，主持全国的拨乱反正工作。

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冤案，均与毛泽东的指示直接相关；胡耀邦坚持的理念，也逐步与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产生了正面冲突。1978年，胡耀邦指出，毛主席在晚年也有错误，我们应当纠正我们党和他老人家的错误；这些观点形成了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由南京大学胡福明教授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支持实施经济建设的一派最终逐步获胜。

与此同时，尽管阻力重重，但是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工作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他指示中组部将调查继续推前，将之前的几起大案、要案平反。随后他继续调查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案件，将当年被定为“托派”和被肃反的蒙冤人们平反，其中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和张闻天等。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年错误的政治运动的重新平反。经过平反活动，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民间俗语有“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

改革开放时期

党主席和总书记

1977年，是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分水岭，他在仅仅的三年中，即完成了从团中央领导人向党中央领导人的角色转变。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6]:245-248、并出任恢复组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晋身最高领导层。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总书记（设有“党主席”），成为党内排名第六的领导人；1981年6月，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做出党章修改，不再设党主席、副主席职务，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领导集体的最高负责人。胡耀邦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是排名第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

然而胡耀邦对改革过于乐观，并导致一系列与中共其他领导的矛盾。他推动过快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党内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首的保守派反对；而由于他过多干涉国务院工作，就连支持改革一派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颇为不满。同时，胡耀邦一系列打击太子党腐败活动，引起很多中共元老的厌恶。特别是保守派陈云指责胡耀邦的率性言行，并未能顾及具体情况。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认为胡耀邦过于自由的政治态度，超过了邓小平能够接受的极限。1986年10月，胡耀邦仍然着手于推进“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称将在中共十三大实现。尽管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但另一派却加剧酝酿罢黜的事情，而对此胡耀邦却毫无察觉。同年年底至1987年初，中国各地爆发八六学潮（又称丙寅学运），合肥、武汉、上海、北京、昆明、广州、天津等17个大中城市，爆发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震惊中南海。

失势下台

八六学潮引起了中共元老的震怒，他们将学潮的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的纵容。而此前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杂志的陆铿在中南海访问胡耀邦，将采访内容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也被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视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证之一。高层认为胡耀邦纵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求其辞职；并指胡耀邦应该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并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点谈话。邓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被认为是为群众做思想准备。当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中共元老，商议胡耀邦的去留问题。1月4日，邓小平在家召开会议，参加者有陈云、 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赵紫阳，邓小平在会中出示一封胡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之后，邓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无人表示不同的意见。1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以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指示要点的一号文件。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1月10日-15日，在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有二三十名高级干部参加的“党内生活会”上，连续几天指责胡耀邦的“问题”。邓小平与陈云因地位太高不宜出面，国家主席李先念因在上海没有参加。

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试图做出一些辩解。之后胡耀邦遭众人轮流批判，其中薄一波认为胡到基层视察的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指责他是在“游山逛景，哗众取宠”；杨尚昆和王震指责他站错路线（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宋任穷则对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态度进行批判。此外，邓力群通过五个小时的发言痛斥胡耀邦的作为，称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关注不够、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遵循老领导的意见等。赵紫阳发言批评胡耀邦“不守纪律”。而被胡耀邦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落井下石将私人讲话公开。在“党内生活会”上，只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习仲勋当时曾指着薄一波怒斥。最终，在连续七天的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但胡耀邦依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是排名降到最后。1月19日，中共中央三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解除职务的原因：“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1987年11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当初卖劲倒胡的邓力群和胡乔木，则在十三大选举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选中央委员。尽管胡耀邦被闲坐，他仍然获得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及学生的欢迎。

逝世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大面积心肌梗塞；于早上7时53分逝世，享年74岁。胡耀邦去世后，大批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悼念，最终演变成六四事件。

纪念活动

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官方举行了各种级别的悼念活动，包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有邓小平参加的高规格追悼会，由于胡耀邦曾经出任党内最高职务，追悼会规格比原曾经担任国家元首的叶剑英逝世时高出半格。由于胡耀邦的去世是造成六四运动的导火索，在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中国政府逐年降低对胡耀邦的纪念活动的规格，各类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也减少。一些海外著作，如杨中美的《胡耀邦——一位激进改革者的传奇生涯》、和气弘《胡耀邦》、柴红霞等人编写的《胡耀邦谋略》、刘新章《胡耀邦》、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胡耀邦》、唐朝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胡耀邦逸闻录》、姚铁军编著的《胡耀邦生活纪事》等，从不同侧面对胡耀邦生平做出研究，但个别作品因史料所限，主观臆断多于客观叙述。直到2005年，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提议下才举行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各类纪念文章及书籍逐渐涌现，其中包括满妹《思念依旧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沈宝祥《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韩洪洪《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1975—1982)》、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编写《胡耀邦：1915—1989》等作品，在史料与论述上逐渐丰富。然而事关胡耀邦在下野前后的政治事情及生平，因牵扯大量人情世故，仍旧是当今中国大陆的政治忌讳。

对胡耀邦的民间悼念始终至今。1989年4月15日，词作家邹友开在返京列车上听到他死去的讯息，悲怆之下创作诗歌《好大一棵树》，后被谱成歌曲，一时广为流传。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邹友开《好大一棵树》

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行动，一开始是在极其困难的局面下展开的。首要的阻力来自于各级的组织部门。因为地方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各地干部及家属纷纷上访。1978年9月，胡耀邦因此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他在会上要求实事求是地落实政策，“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被称为“砍旗”。他要求对于反右斗争中错划右派和“二十年表现好”的，可以直接恢复党籍，不用“甄别平反”这个名词。

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颁布《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以“55号文件”贯彻全国。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11月他们起草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报送中央，最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两天公布：曾被毛泽东、四人帮定为“死案”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并迅速引起了轰动效应。此后，包括彭德怀反党集团、“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内人党事件等也被陆续平反。1980年，他领导的中组部随后平反陶铸、陆定一、刘少奇的冤案；同年8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六教授案被平反。胡耀邦随后指示中组部将调查继续推前，最终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东北叛徒集团案”、“新疆叛徒集团案”乃至三四十年代的数起冤假错案最终均被平反。

胡耀邦平反党内外各类“冤假错案”的历史功绩，在组织上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最终为改革开放理论的出现做了思想上的预备工作。

理论联系实际

在学术观点上，胡耀邦主张理论要联系实际，接触世界上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认真解决好具体的政治、经济生活上的重大问题。对于研究的问题，“只要没有登报，没有在党校以外随便议论，就不算犯错误。属于研究、探讨嘛。在教研室里，没有定论的东西，谁也没有权力打人家的棍子。”

针对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是要在政治上砍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的批判，胡耀邦评价道：“把学术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这个风气再不改怎么得了呀！”

1984年胡耀邦接受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日报采访，说：“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60多年，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

落实干部政策

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磨难，自感中共中央的干部政策必须得到保护和控制。1977年3月，在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后，他一边开始准备平反冤假错案，将干部从批斗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准备培养新的年轻干部。对于培养干部的方针，他强调思想上要学习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学习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不能说大话空话、对马列主义的词句各取所需。1980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大量中层干部逐渐崭露头角，其中包括田纪云、尉健行、胡锦涛、杨晶、沈跃跃、周强、赵洪祝、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孙春兰、肖捷、李书磊等。

在1985年后，中共中央逐渐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取而代之则以年龄上限作为确定干部职务任期的标准，从而根本上隔绝毛泽东时期的所造成的政治问题。然而，胡耀邦过于激进的改革和反腐措施，最终使得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权限凌驾于总书记和政治局之上。邓小平时期所造成的“中共八大元老”的老人政治模式，直接影响到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的境遇，并持续酿成六四事件，在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等元老也对新任总书记江泽民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直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六四事件后，邓小平等元老被迫逐步离开领导职位，胡耀邦确立的“废除干部终身制”最终重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总书记执政时期沿用，但最终在习近平主政后废除。

放宽民族政策

胡耀邦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放宽了民族自治权，大力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并制定了相当多的法规和条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和教育，保护民族自治权和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胡耀邦制定的一系列优待少数民族政策维护了中国共产党自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开始和少数民族结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许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前往西藏，1980年3月，胡耀邦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发表“六件大事”：

1. 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2. 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3. 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4. 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5. 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6. 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指出，胡耀邦的报告引起极大的波动，这是解放军入藏29年以来，西藏干部和老百姓没有听到过的声音。他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遭到党内左派的强烈批评，认为是民族工作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决定收回胡耀邦的报告。当时西藏第一批汉族干部撤离已经完成，第二批撤离停止，一切恢复原样。胡耀邦继续坚持民族问题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震惊于西藏的贫困，并承认之前的极左路线给藏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这些举动令西藏人民对胡耀邦深切怀念。在1981年7月接见了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期间提出了“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万里在西藏考察时，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条”，其中一条是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干部占到西藏地区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汉族干部离开西藏是光荣的。并建议把80%的汉族干部从西藏撤离。这些建议引起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共鸣。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条，提出从新疆调回汉族干部的决定。但最后由于新疆民族主义高涨以及王震的反对，决议没有通过。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国确定了蒙古语标准音，图兰语标准音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拉丁图兰文及蒙古语音标。中央1984年5号文件关于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即“两少一宽”）。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正式确立了以少数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间，还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关于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给予低息贷款的通知》，每年递增10％民族自治区定额补助的《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等对少数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全国新增了很多自治县。

但也因为这些政策，不仅造致党内部分左派如邓力群、王震和陈永贵的攻击，部分汉民族主义者也常不满胡耀邦，认为其给予了少数民族过多特权，胡耀邦时期制定的两少一宽政策也时常遭到诟病。

胡耀邦治丧手记｜章立凡

2013年曾经在經觀书评微信公号上推送过这篇文章。阅读量十萬+，那时候《炎黄春秋》还是一个说真话的杂志，如今这篇文章的责编洪振快，也在2016年7月的“炎黄春秋”事件中辞职了。公號上的這篇推送也早已被刪除。

按照法广2016年8月对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费良勇先生的报道说：

“《炎黄春秋》是一本综合的中文月刊，1991年创刊，原社长和总编辑是杜导正、副社长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该刊本由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炎黄春秋》代表中共体制内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观点，刊登了不少有关中共党史敏感事件的评论与时评文章，倡导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对中共历史上的黑暗岁月的诚实反思。其主张是维护中共统治，但希望吸取中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上民主之路，实施宪政法治。《炎黄春秋》有20多万订户、百万读者。

但是，这样一份杂志，中共现政权都无法容忍。《炎黄春秋》被中共定义为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堡垒，把它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力图拔除。

2016年7月13日，中共当局以改组杂志社领导机构为名，实际上是抢劫他人财产、冒用他人姓名、盗用刊名刊号、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等一系列土匪流氓手段强行接管了该杂志社。7月17日，杂志社法人代表杜导正先生签署“停刊声明”，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中共如今非法出版的伪《炎黄春秋》杂志，如同被阉割的太监，已经完全丧失了原《炎黄春秋》杂志的精神、色彩和风格，成为中共专制独裁的吹鼓手。这个体制内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平台被彻底取缔了，从此炎黄无春秋。这是一个历史悲剧。中共还禁止法院受理该案。这显示中共打压民主派、加强禁锢言论、破坏法治、强化专制。

而当今的中共当局，一方面在高调地宣传“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

简而言之，即依法治国；而另一方面封杀言论自由，严禁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就连自己党内的不同声音也要封锁，这么一本本意还是要维护执政党统治的《炎黄春秋》杂志都容忍不了，就说明当今执政者连封建皇朝统治者都不如。这是历史的大倒退，大反动。显而易见，依靠中共当局自行改革之路是走不通的。习近平不会学习蒋经国，不会开放党禁报禁，通过和平演变走向宪政民主。

要实现民主法治，必须结束一党专制。中共党内的民主派也必须明白这一点。把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寄托在中共执政者身上，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我们必须促进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

很多人以前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认为他会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化。而且有些人甚至赞同习近平搞极权；认为只有极权打掉那些贪官污吏以后，他才能够集中精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实际上，被民主化寄希望于一个专制统治者是很不现实的。这种情况虽有，却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习近平大权在握以后，他完全可能走向专制独裁，把中国重新带回毛泽东搞专制独裁的老路。这样一来，全中国人民又要遭殃了。

而且从今年5月2号，北京的一个演出来看，习近平已经开始命令下面的人给他个人唱颂歌。5月2号的演出，就有两首歌颂习近平的歌曲。我认为，如果要走宪政民主的道路，必须禁止歌颂最高领导人。因为个人崇拜就是个人独裁的前奏。所以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无论海内、还是海外的中国人都应该一致起来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独裁。”

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消声，2013年南方周末消声，2016年炎黄春秋消声，回头看，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延安整风”呀。

胡耀邦治丧手记｜章立凡

作者：章立凡

原载：2012年第6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一、吊客成了治丧人员

第二天一早，一些与胡家有交谊的年轻朋友们，筹划着联名在耀邦灵前献个花篮。大家按照分工，有的去订花篮，有的去买缎带，我的任务是在缎带上写字。中午时分，连饭也来不及吃，便匆匆来到中南海东墙外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约好的几个人已先期到达。

两年来门庭冷落的胡家，此时大门洞开，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走进熟悉的庭院，马上被一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往日胡家会客的大客厅，现在已连夜改成家祭的灵堂。我们在哀乐声中鱼贯而入，到灵前肃立，行礼如仪后缓步退出。

出得灵堂，诸人意欲离去，我提议去看看德平夫妇。好在胡家的几位工作人员与我相熟，没经过什么阻拦便绕到西厢房。一见到德平夫妇，同行的两位女士已是潸然泪下。众人在小客厅坐下，半晌相对无言。还是德平先开口，缓缓述说父亲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德平谈到，关于讣告，家属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加上耀邦是“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此外，他还谈到，爸爸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没有也不强求。

从胡家出来，顺道去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听说昨晚已有人献了花圈。远远地看见纪念碑前有不少人，走近一看，有两个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议论，说是大专院校已出现了不少挽联和大字报。

当晚，我的邻居张凯（张德生之子）向我转达德平的意思，要我帮忙办些事：胡家希望保存一些悼念活动的资料作为纪念，但他们自己要轮班守灵，没有精力，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主持其事。朋友们提名了好几位，大约因为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同他家又比较熟，最后选中了我。

德平兄要将此任务交付于我，无论私情公谊，都是义不容辞。于是从17日上午起，我便每天到胡家“值班”，除负责摄影、录像外，还兼作文字笔录，记载每日的情况及一些吊唁者的谈话，也帮助他们接待一些熟悉的朋友。

自“文革”以后，我惕于文字之祸，已多年不记日记，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此次身负胡家的重托，逐日随时记录，倒使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有了较翔实的记录。

二、吊唁日志

自16日起，到胡家吊唁的人群川流不息，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系着红领巾的儿童，还有宗教僧侣和少数民族。他们大都与耀邦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大好人”，或是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平，因而赶来吊唁。灵堂内挂满了各种挽联挽幛，花圈花篮放了一层又一层，后来实在放不下了，便只好在灵堂外的庭院中陈放。很多花圈是群众自己掏钱买的。一位妇女边哭边对我说，花圈店的师傅听说是送给耀邦的，坚持不肯收费，双方争持良久，最后只收了工本费40元；据说送第一只花篮的王光美，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看着群众哀悼耀邦的动人情景，感慨地对我说：“公道自在人心。”

在胡家，我与一些吊唁者进行了交谈，他们抒发了对耀邦逝世的感言。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说：“这是我们党非常大的损失，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全部心血全部生命都贡献给共产主义，一生清白，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永远纪念他、学习他，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张小曼（民盟盟员）说：“他去得太快了。他是我们党改革家的旗帜，希望中共能够多出这样的英才。他是人民心目中党的崇高形象。”

中央党校教师夫妇：（男）“他的逝世很突然，而且从发病到去世时间很短，过去也未听说过他的病。这是我们党很大的损失，老同志都感到惋惜。”（女）“特地来致哀，致以最深的感谢之情。他到党校来，为我的丈夫平了反，我一直想向耀邦同志致谢。他在拨乱反正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两口子都得到他的关怀，获得平反。我们是随十八军团南下的晋绥干部，他在用人方面是五湖四海，很善于用人，到川北党委工作，他没有带一个人，用的是晋绥干部，大家对他非常钦佩，工作心情舒畅，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男）“他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给他们改正的机会，非常得人心。”

有位中年妇女（售货员）对耀邦的孙子霁光说：“上中学时我听过你爷爷的报告，可惜我没有继续上学，至今没多少文化，你要好好学习呀！”

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之子（参加过对越作战）说：“作为军人，将来我们只打卫国战争，决不打内战。”

以下是我在灵堂内随手抄录的一些挽辞：

一身正气，深得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为人楷模。

——周美惠　王晓华

革命元勋，伟绩丰功昭史册；

甘棠遗爱，馨香懿德暖人心。

——爱新觉罗·溥杰

中国需要的是良心、正直和直言不讳的直率。

——伊林·涤西

大哉胡公，功高德重，创建共和，尽瘁鞠躬；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名垂千古，人民称颂。

——于桑

17日下午，耀邦的小女儿李恒从国外赶回北京，2时30分进入家门，带着一路哭声冲入灵堂，与守灵的大哥德平抱头痛哭……

广州一百多个体户推举的代表，向耀邦的遗像宣誓：要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

老作家夏衍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灵堂，用颤抖的手在签名簿上签下名字。中国作家协会送来了花篮。

清华大学数十位学生，代表全体同学向耀邦致哀。中国佛学院的十余位藏族学员，向耀邦的遗像敬献哈达。

……

18日下午3时许，举行家祭，夫人李昭致辞后，吊唁的群众分两行鱼贯而入，向耀邦的遗像鞠躬，并向家属致以吊慰。在人群中，我发现了某个曾向耀邦射过暗箭的人物，一声不吭地排在吊唁的行列中，他与我相识，现在竟视若路人，不知是没认出我，还是心中愧怍，怕我认出他。

我打开一本又一本签名簿，这里面除了高官、名人的签名外，更多的却是不知名的普通人，有的册页上还有这样的留言：

你死了，留下一身正气安然合眼；

我活着，看多难的民族怎能安心。

你死我活

一人为天下忧；

天下为一人悼。

天生悲风地起荒，自古忠良命不长。

琴瑟琵琶弦正断，魑魅魍魉寿无疆。

家祭结束后，我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初次见到了静坐请愿的学生。他们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侧的空地上，向群众宣讲他们的九项要求。其中有：

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耀邦提出的“宽松、民主”的主张。

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

公布国家领导人的年薪收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实行全民信任投票。政府提出任期目标，实现不了应自动辞职。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

…… 

三、《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

18日晚，张凯托我提醒德平，在这个敏感时期不要多说话；并要我第二天早点儿到胡家，劝阻德平不要出席19日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他说，这是他的老师于光远先生的意见。

次日上午8时我赶到胡家，向德平转达了这一意见，劝他勿去开会。但他说：“会还是要去的，我只去一会儿，讲一句话，我们一起去吧。”我当时有些为难，本来是做说客劝他勿去，现在反要做陪客同他一道去，既有负使命，又不便拒绝。转念一想，陪他去一下也好，一则可以制止他多说话，二则如果出了漏子还可及时补救。但我始终没问他到什么地方开会。

我们一起从胡家旁门（通中南海）乘车出发，特意经长安街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车经南河沿驰入沙滩北街，开进文化部大院，来到一座灰色旧楼的二楼会议室，不少人已在室内就座。我一眼看见《新观察》主编戈扬老太太，她是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会议的组织者，还有《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和《新观察》副主编郑仲兵。

会场内陈放着《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全体同仁敬献给胡耀邦的花圈，一条黑体字横幅写着：“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与会者有数十位，有李锐、于光远、李昌、秦川、吴明瑜、吴江、孙长江、严家其、苏绍智、于浩成、林京耀、李洪林、张显扬、戴晴、刘湛秋、陈子明等等，有的过去见过，有的知其名而未识其人。戈扬与我算是熟识的，且知道我与德平的交谊。她不由分说，要我准备即席发言。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将戈扬的意思告诉德平，他说“你就谈几句吧”，看来是推不掉了。今天真是阴错阳差，我由说客变陪客，又从陪客变成了发言者。

此时会议开始，首先由戈扬带领大家向耀邦遗像默哀致敬，继则由德平代表家属致辞：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然猝然病逝，但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大地吉祥！

这番“振导祥和”的致辞，无论从何时何地看，都说得十分得体，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位。

座谈会的与会者，有不少是耀邦的故旧，对于他的猝然逝世，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愤之情，故当日的发言，多有为耀邦在1987年初的下台鸣不平的内容。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回顾耀邦为我父亲平反之事：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被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做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表了态，对文件做了改动，在后来下达的60号文件上，父亲的名字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之首。这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接下来我谈了对耀邦逝世的看法，但立场是超党派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料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做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

郑仲兵特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今天的发言非常好，这确实是我们党最后的历史机会。

戴晴在发言中就我用“下情上达”方式为父亲平反一事作了发挥，她说：如果其他人的子女，如章伯钧的子女、罗隆基的子女，没有这种“下情上达”的途径，又该怎么办呢？她认为这是个体制问题。显然，她是对整个“反右”运动加以否定，并非针对我的发言。会下我们做了交谈，成了朋友。

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以严家其、戴晴最为激烈，公开谈到为耀邦平反的问题。严还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警告如不能对耀邦做出公正评价，不实行民主，1976年“四五运动”那样的情况就可能重演。

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吴江在临走之前特地到我的座位前说：“1957年的时候，我写过文章批判你父亲，现在我向你道歉！”我连忙起身握手，并且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时才结束，胡绩伟是最后一个赶来发言的，念了刚刚写成的一篇题为《思想解放的先驱——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的文章。会后，《新观察》与《世界经济导报》的全体与会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敬献花圈，我搭乘戈扬的车子顺道前往广场观察。

这时，广场纪念碑上安放了一幅高约六米的胡耀邦巨幅画像，十分瞩目，是中央美院的师生连夜集体赶制的。碑座下人山人海，当白发苍苍的戈扬及其同仁扶着花圈向纪念碑缓缓行进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一些青年帮着把两个花圈安放在碑座台基的最高层。

后来在未出版的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上，刊有我的发言，但有两处更改：一是把“谁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改成“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二是把“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改成了“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四、追悼大会前夕

4月20日上午，我在家稍事休息，下午仍去胡家。原定自19日起让群众瞻仰遗容三日，由于这几天形势紧张，临时取消了。几天来络绎不绝的群众吊唁，使悲痛中的家属十分疲惫，故自今日起停止接待吊唁。胡家在胡同口立了一块牌子说明原委，请大家谅解。但亲近朋友的吊唁则不在此列。

此时丧事的操办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耀邦的评价问题，19日的座谈会上，于光远等已提出悼词应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始终未获高层同意；二是追悼大会的规格问题，高层提出按最高规格，即中央总书记的规格，在人民大会堂正厅举行追悼大会，用水晶棺陈放遗体等等，家属则坚持降低到现任职务的规格，即政治局委员的规格办。

赵紫阳在胡耀邦住院时曾去看望，胡逝世后，赵派其子来家吊唁。邓小平家除邓本人外，差不多都来吊慰过。李鹏在访日归来的当晚，即偕夫人朱琳到胡家吊唁，在胡夫人李昭面前落泪。

21日的任务特别重（明天将举行追悼大会），我一早便赶到胡家。9时10分，中央派人来与家属商量悼词的最后修订稿，子女们在饭厅内与中办写作班子里的郑必坚等人再三磋商，很长时间相持不下。我则回避到其他房间，安排分送追悼会的请柬、车证，以及当晚移灵及次日追悼大会的摄影事宜。家属与写作班子的磋商一直拖到近午，其间习仲勋还到胡家来了一次。最后家属仍未让步，只是表明态度，听任中央决定。据我所知，征求意见的修订稿，与赵紫阳在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仍有一些差别。

耀邦的遗体将于今晚整容，然后由家属护送到人民大会堂，殓入水晶棺，在那里安放一夜，待明日追悼大会结束，再送至八宝山火化。我将跟随全部过程，拍摄历史资料。在我的日记中，这段过程是按小时和分钟记载的。

下午5时40分，我刚刚领到第二天会场使用的记者证，就有人喊我马上出发去北京医院。赶到胡家通中南海的侧门，乘上一辆面包车，与耀邦次子刘湖、三子德华同往。小女李恒已在本日下午到医院探视过遗体，此刻遗体正在太平间解冻，等候儿子前往为他穿衣。

车队下午5时50分由中南海出发，在苍茫暮色中驶过长安街，转入台基厂，很快到了北京医院后门。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些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已在院内守候，不少人眼眶内充满泪水。趋入太平间，院长及著名的遗体整容师马燕龙教授已在室内静候。

走近灵床，心头顿时一震，昏黄的灯光下，耀邦遗体安卧在米兰、君子兰围成的鲜花丛中。他面色憔悴，嘴角有一层未剃去的胡须，神态安详，像是在享受辛勤工作后的小憩。如果不是遗体上未融的冰星在闪烁，真不敢相信这位生命力如此旺盛的人已经停止了思想……

默哀之后，白色的被单轻轻打开，刘湖、德华和马教授开始为老人家清洗遗体。接下来是更衣，这次耀邦穿上了崭新的白色圆领衫和两件白衬衣，加套西装背心和他喜爱的铁灰色西服。一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含泪将一条有棕蓝两色条纹的领带为他系上，领带下端有一个小小的圆圈，上面印着一个“N”字。下身是白色衬裤，用两条蓝色缎带裹住裤脚，再加西装裤。套在脚上的，是一双中式黑布鞋。

穿衣完毕，马燕龙教授细心地为耀邦修面整容，然后用白色丝绸被单装裹。一具有机玻璃罩的白色灵柩抬了进来，遗体被小心地移入柩内，盖上了中共党旗。刘湖、德华率家人向遗体三鞠躬后，众人退出太平间。

车队从东交民巷经天安门广场驶回胡家，已是晚间7时，但更重要的礼仪还在后面。

晚8时05分，长子德平率全家子孙出发迎灵，先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稍事休息，然后到中央大厅与乔石、宋平、温家宝等治丧办公室成员会合，于8时30分离开人民大会堂，在夜幕中驶过天安门广场，沿途街道两旁，人群默默肃立，悲痛地注视着匆匆驶过的车队。

13分钟后，车队驶入北京医院，许多记者已在院内等候，家属们趋入太平间，一见到玻璃罩下的遗体，顿时泣不成声……行礼如仪后，开始起灵，灵柩被慢慢移入灵车。

8时50分，车队驶离北京医院。为防止群众拥堵灵车，车队改由天安门广场南侧绕行，于9时整抵达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由大门台阶到中央大厅，用大红地毯铺成了行进通道。解放军仪仗队肃立在通道两侧，随着灵柩的缓缓行进，军人们依次向耀邦行军礼。

这座以往在人们眼中灯火辉煌的巨大建筑物，此刻灯光昏暗，灵柩在一片沉寂中行进，没有哀乐，不时可听到低低的抽泣，气氛显得凝重压抑。这位伟大改革家的官方丧礼，正在黑夜中悄悄筹备着；一墙之隔的广场上，哀痛的民众情绪激越……

中央大厅正面，悬挂着胡耀邦的巨幅彩色遗照。这是官方在这种规格的丧礼中首先使用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今年4月6日，即耀邦发病前两天，由记者杜修贤拍摄的。当时杜要求耀邦笑一笑，他回答说：“我怎么笑得出来？！”照片上的耀邦，左边的领角不经意地微微翘起，显示出逝者在衣饰上的随便作风，我注意到照片上的领带，与遗体上的一模一样。仍是那副忧国忧民的神态，昭示着一种“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思想境界。背景上的冬青树一片苍绿，暗示着逝者不朽的生命力。

大厅中央，配有特殊充气调温装置的水晶棺底座，已经安装就绪，上方是一座小型龙门吊床。9时10分正式入殓，人们将遗体小心地安放在底座上，马教授为遗体做最后的修饰，完毕之后请德平审视，他对遗容表示满意。沉重的水晶棺盖在吊床上缓缓移动，平稳地降落，将逝者与活着的人们隔开。

入殓完毕，众人再度默哀行礼。胡启立等与家属握手告别，昏暗中，我注意到他眼镜后面闪动着泪花。

步出大会堂，手表指着9时45分。行至大会堂西侧路口，车队被一股巨大的人流阻断，大批学生不顾北京市政府第二天将在天安门广场禁止通行的命令，源源不断地向广场涌去，为了明天的悼念，他们将在广场上度过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

五、追悼大会会场

4月21日晚回到胡家后，我又乘车分送明天追悼大会的出席证，一直忙到深夜。这一夜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位于厂桥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现名金台宾馆）。22日一大早起床，7时30分离开宾馆赶到胡家；8时30分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踏看会场，等待胡家亲属的到来。

这时天安门广场上约有十万人，我和一些记者到大会堂东门前察看并拍照，被警卫所禁止；于是拟往二楼一试，但到楼梯前被阻，据称，我们所持的记者证只能在大厅内活动。

根据预先安排的时间表，亲属们将于9时15分由家中出发，进入大会堂北门，在台湾厅休息。他们在9时25分抵达后，我带领的摄制组即被允许进入台湾厅拍摄。厅内除李昭夫人及儿孙们，尚有耀邦的长兄胡耀福一家，姻亲安子文、王幼平家成员以及表弟杨勇的遗孀林彬女士等。

9时45分左右，李昭夫人率亲属前往中央大厅。起身时她大声告诫子孙们：“念悼词的时候，谁也不许哭！”这是一种自重和自律。

我随亲属们步入中央大厅，他们在耀邦遗体的南侧分排站立，并特别安排了两位临时护士搀扶照顾李昭夫人。事后有人说，其中之一是曾经服侍过毛泽东的孟锦云。此时出席者已经陆续进入大厅，前排重要人物站立的位置，地毯上均有白布条标志。9时55分，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等政要进入会场，一时镁光闪烁。我以家属友人身份兼做记者，故受到特别照顾，被警卫安排在水晶棺北侧的大柱前，距邓、赵等要人近在咫尺，挎着三台相机轮番抢拍。

10时整，追悼大会开始。杨尚昆任大会司仪，接下来由赵紫阳致悼词。我特别注意到，对胡耀邦仍没有冠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高头衔，却用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对于他在1987年下台之事，则用“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一句；末了，“化悲痛为力量”被念成了“化悲愤为力量”。

得益于位置便利，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到，诸位重要人物大多面无表情，倒是党外人士不大掩饰，周谷城不断地摘下墨镜拭泪。

这里面最值得记述的是邓小平。今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皮肤黝黑，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没有一丝白发，显得比平时年轻。

悼词念完，默哀毕，邓小平欠身致礼。开始奏《国际歌》时，邓以一种轻快的步履迈出了第一步，用步距很小、频率很快的“小碎步”向灵柩和亲属走去。

此刻，我已转到亲属一侧抢拍镜头。为争抢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这是以往同类场合从未发生过的，以致李昭不得不大声喊道：“不要吵！不要吵！”人们依次上前与亲属握手或拥抱，不少人潸然泪下甚至痛哭失声。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党政要人们渐渐走过去了，但志哀的人群依然川流不息。这时有人宣布：为避免家属过于劳累，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安排悼念者与家属握手。李昭夫人随即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两旁的护士几次想让李昭放下手，但她仍坚持着举手不肯放下。

此刻我发现一位有特殊意义的人物——邓力群，正向这边走来。他走到水晶棺西侧向躺在里面的政治宿敌欠了一下身，用一种犹豫的目光向亲属方向张望了一下，最终不好意思上前，走开了。我赶紧按动快门，连拍两张。脑子里萦回起两天前于光远在座谈会上的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

告别的人流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开始在大厅内随意走动，遇到熟人就给他们拍照留念。亲属们在念悼词时没有哭，此时却有不少人泣不成声；追悼大会结束时，胡耀福走到水晶棺柩前，双腿不由自主地跪下，向弟弟告别。孙儿霁光向慈爱的爷爷献上了一条红领巾，爷爷手中还握着孙女知鸷的一条小手帕……李昭夫人在护士的搀扶下离开大厅，与亲属们一起到台湾厅稍事休息。

此时移灵路线仍有麻烦：家属要求出人民大会堂东门，向广场上数以万计的悼念群众集体鞠躬，这一请求未能获准；过去遇有此类悼念活动，灵车应绕行广场一周，这一成规也被取消，据称皆出自安全考虑。

时近正午，耀邦的遗体被从水晶棺中移出，置入有机玻璃灵柩内，在哀乐声中起灵。在此瞬间，一直强忍着悲痛的李昭，泪水夺眶而出：“你是人民的儿子……”，后面的话已经被哭声吞没了。灵柩在礼兵的护送下，沿着长长的地毯通道抬出大会堂西南门。我看了一下表，时针指着12时04分。

六、送灵归来

长蛇般的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沿长安街向西驶去。一过新华门警戒区线，汹涌的人潮便从大道两侧扑向车队。解放军官兵手挽手组成的人墙，不时被人群冲破，车队不得不在狭窄的通道中缓慢行驶。1976年周恩来逝世，数十万群众肃立在十里长街两侧，压抑着悲痛默默为他送行。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数十万情绪激越的群众，在十里长街上毫无掩饰地宣泄他们的悲愤，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历史场面。人们扶老携幼为这位忠厚长者送行，道路两侧的楼窗口，地铁车站的平顶上，乃至建筑物的脚手架上，都站着送行的人群。一位妇女将小女儿高高托起，牵着孩子的手向车队挥动。

车队在汹涌的人潮中多次被阻。亲属乘坐的空调面包车，车窗是固定的，无法打开，激动的群众涌上来拍打着车身，哭声、呼喊声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此时我的感情再也无法抑制，任凭泪水在面颊上流淌。我所乘坐的摄影车窗子可以打开，人们喊着“耀邦不死”、“请多保重”，纷纷将手伸进车窗与我们相握。一路上不知握了多少次手。

临时调来的机动部队，一路上左冲右突，驱散人群，车队才得以一段一段地夺路而行，缓缓驶向市郊。过了五棵松，人群开始稀少，车速逐渐加快，转瞬间已进入松柏掩翠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大门。此时已是下午1时11分，这段平时只需20多分钟的车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

遗体即将在此火化。火化前将给遗体做两份石膏面模，一份由国家档案馆保存，一份交家属珍藏。李昭在子女搀扶下来到告别室。向耀邦作最后的诀别，她泣不成声地说：“耀邦，你走完了人生最后一个里程。现在我们为你送行。你走过多少大好河山，为了你所忠诚的事业，为了你为之奋斗的决心。你与祖国同在，你与青山共存……”诀别之后，李昭、胡耀福、小女李恒、长媳安黎等带领胡家第三代的孩子们离开了八宝山，留下德平、刘湖、德华等以及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几位年轻朋友。

石膏模完成后，又为遗体作了最后一次整容，永别的时刻到了。孩子们依次走向遗体，亲吻慈爱的父亲，接下来是跟随耀邦多年的老秘书、工作人员。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拍下这震撼人心的镜头。此刻，德平走到我面前，接过我手中的相机，轻轻说道：“去告个别吧！”我含泪走到遗体前，庄严鞠躬，轻吻他冰凉的额头，默念：“耀邦叔叔，请您安息吧！”

白色的小车缓缓推向火化炉，沉重的炉门打开了，孩子们哽咽着为父亲最后一次梳头之后，白布被单遮住了逝者的面容。但谁也不忍心让他马上离去，对亲人的强烈依恋令子女们重新打开被单，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德平用一种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说：“爸爸还是很安详的。”被单再度盖上之前，我抢拍了最后一张照片。事后我从多张照片的顺序中，确认这是耀邦的最后遗容。

小车徐徐推入巨大的火化炉，炉门关上之前，我最后一次拍摄了遗体。时针指向下午3时，在一片抽泣声中，沉重的炉门最终关闭，这位辛劳一世的慈爱长者，最终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们，进入宇宙的大轮回之中……

大家到京西宾馆用餐并稍事休息，然后再度出发迎接骨灰。驶近树木葱茏的八宝山，远远望见火葬场的高烟囱仍有白烟徐徐飘出，想到我即将看见的场景，心情又一下子凝重起来。

炉门再度打开，铺有耐火材料的小车从炉内慢慢退出。不见了逝者的笑容和身影，映入眼帘的是一簇洁白炙热的骨灰，这就是一位伟人的归宿。人们的神经继续忍受着情感的冲击，身旁一位小姑娘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闭上眼喃喃地说：“太惨了！”

接下来须将骨灰殓入红绸制成的骨灰袋，德平和弟弟们在骨灰中寻找着什么，原来是想找到耀邦在长征途中于娄山关之役所中的弹片。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炉温过高，弹片已不复存在；唯一尚能辨识的物品，是两支已在高温下变了形的铅笔芯，耀邦有随身携带铅笔批注文件的习惯，这是一位工作人员昨天特地放在老首长西装口袋里的。

骨灰袋被装入一只有梅、龙图案的骨灰盒，在告别厅举行简单的仪式之后，德平手捧骨灰盒，在宋平、温家宝及亲属、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步出大厅。自4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病住院迄今，离家14天的耀邦即将回家。

车队沿宽阔的大街疾驶，已经看不到汹涌的人潮，但仍不断有人在路旁肃立致敬或挥手致意。

转瞬间，车队驶入新华门，沿中南海东岸行驶，驶近胡家宅院时，警卫战士已在道路两旁列队迎接前任总书记的骨灰，胡夫人李昭站在宅门台阶上守望，等候老伴归来。

骨灰移入灵堂后，被安放在鲜花丛中。李昭肃立灵前，率子孙举行家祭。她向共同生活了40年的耀邦倾诉心声：

耀邦，你和我们永别了，尽管我觉得你还和往日一样，同我在一起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地看书，你却走完了自己革命的历程，到了你应该去的地方。前几天，孩子们在我面前不敢哭，我对他们说，你们找个地方放声哭吧，哭了，可以抒发胸中的郁闷，哭了，心里就可以平静些了。

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共产党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人民这几天都在悼念你，送你的灵车时你看见了吧，人流似水三十里，天涯何处不招魂！人民同你的心是相通的，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怀念，我很受感动，我感到安慰。假如你有灵的话，我想你也会含笑九泉……

你得到了多少人民的眼泪呀！灵车到处肝肠断，无限哀思悼忠魂。人民事业人民爱，革命自有后来人（失声痛哭）。你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

有人说，你是火炬，有人说，你是红烛。我说，红烛伴随红泪尽，留得余辉照人间，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辉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他们会记着你的音容笑貌，记着你的忠实理想和你从事的宏伟事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振兴出力！

耀邦，你是农民的儿子，还应该回到祖国母亲大地的怀抱。党中央已经同意我给你的安排了，你会高兴的。我们将把你送到江西共青城垦殖场。那里木已成林，人已成材，荒滩已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古代将领出征时常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也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呢？让你同那里的青山、红梅和坚强的共青人一起存在。

你的理想同你种的树和草一样，都在茁壮成长，都会结出丰满的人民需要的果实，你会在青山绿树丛中长存，我们一家感到安慰，你也会含笑九泉……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耀邦，我对孩子们说，党的事业，你爸爸的榜样，让你妈妈懂得了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你常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朝暮暮，年轻夫妻为理想比赛、共勉；对家庭的感情淡淡的——来日方长，对党的感情浓浓的——人生有限。你的少年壮志，终生力行，对我教育至深。我没有辜负你，我是你无愧的妻子。我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们要无愧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健康地前进，不准走歪一步，要无愧于这个家庭，无愧于做耀邦的子孙。

悲痛四月送君去，家庭五月新长征。新长征是你在科学院提出的。五月一日以后就得工作了，我们的孩子都要记住，努力工作就是对你最好的悼念。

耀邦，

独秀红梅随冬去，

落絮细雨泣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

忠魂丹心慰后人。

耀邦，人民理解你，你安息吧！

1990年根据现场手记整理

2012年4月校订

（作者为历史学者）

（责任编辑　洪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