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獸按：最早知道周舵，是因為在廖亦武主編的《沈淪的聖殿》中讀到周舵的一篇文章《當年最好的朋友多多》，他在裡面寫道：

照我看，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诗人气质的那一部分）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其实满脑袋浆糊，连基本常识都不具备。比如说，不疯比疯好，健康比病态好，这应当是常识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健康好；不但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办法疯，而且不到搅得中国人统统疯掉不算完。

倒是老实本分的劳动人民，虽说知识不多，起码不疯，有健康人的常识，包括慈悲和同情心在内。所以我说，最可怕的不是无知，是系统化知识化的偏见偏执，那种东西十之八九要把人逼疯，把世界搅得鸡飞狗跳。

多年来，我不厌其烦地向人推荐罗素、马斯洛、弗洛姆、丹尼尔贝尔·利普塞特和乔凡尼·萨托利，不仅仅因为他们出众的智慧，也因为他们健全的人格和理性。无论对于个人、社会乃至世界和人类，身心的健康都是太重要了。

本来，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免不了都有病态，如果我们不但不去设法弥补，反而有意无意地作贱自己，把自己搞病、搞疯，要想让大家不倒霉，这世界不乱套，那才叫怪。照我看，不抽烟、少喝酒、读好书、听古典音乐，离那些煽风点火、走极端、教人疯狂的坏事坏人尽量远一点，身心的健康庶几能多一点，好一点，虽说这也并不能确保我们就不会生病。

因為相同的對羅素，馬斯洛，弗洛姆的相同喜愛，故而也對他產生了興趣。搜索之下，才知道他就是“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的周舵。

周舵（1947年3月6日—），湖南长沙人，生于印度噶伦堡。曾担任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是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

曾在六四事件中与军官交涉而使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留出通道，避免了更大伤亡。六四事件后被中国政府控制监视。1992年底赴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1994年初，周舵认为不能让民族重蹈覆辙而回国。后在中国大陆从事自由民主理论的研究。

周舵，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专业，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四通集团公司高管、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原题：当年最好的朋友

西谚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钱给他。”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的。你只须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拿去发表。

“朋友”的含义，照一般国人的理解，就是自认为有权向你要求最惠国待遇的那些人。你对他不可以平等相待，不可以像对待众人一样对待他；要有特殊照顾，要给他某些特权，比如说，借给他的钱不能指望他会还；你的回忆录中不能包含他认为对他不利的、有损他光辉形象的内容，哪怕这些内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不行。总而言之，照中国人的看法，朋友，就是自认为有权对你不讲理的那些人。

年轻帅气的栗世征

照我理解，回忆录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它的真实。不故意地说谎，不无意地歪曲事实（人都有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事实，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潜意识），这远不算是达到了“真实”的要求。还要全面，要能反映事物的全貌。这就和朋友要求最惠国待遇的主张发生了根本的抵触。是要真实，还是要朋友，你必须二者择一。而且，问题真正的严重性还不在于这某一个被你回忆到的朋友。你的其他朋友都会从你对待某个朋友的行径中举一反三，从中得出某种结论。显然，要真实的后果，是对你大大的不利。

关于朋友与回忆录，我的话就先说到这里。相信读者们自会得出适当的结论。

正如本文标题所揭示的，诗人多多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只不过，我刚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既不叫多多，也没有丝毫的迹象预示他会成为诗人。“最好的朋友”的断言也是他下的，并且向众人广为介绍。甚至，他的第一本诗集（用漂亮的钢笔字抄在一个像今天我们常见的贵宾签名簿那么大的紫色封皮的硬皮本上）就是题献给我的，用典型的诗人热情洋溢的诗意语言，宣称是“献给圣者周舵”。我猜想，他后来多半会为他这份热情后悔不已。

中年多多

1969年一个晴暖的冬日。这个阳光明媚的冬日至今如一帧照片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上午10点多钟，我正在我们赵庄子知青点的小厨房里忙着什么无关紧要的琐事。其他知青都下地干活挣工分去了，我没有去，原因忘记了，倒好像有意留下来要接待他似的。

一位英姿勃发的小伙子从门外坦然走进，自我介绍是大淀头（离赵庄子十几里水路的一个村子）的北京知青，叫栗世征，“西木栗，世界的世，征服的征”，我听了一笑，心想这名字够狂的。

栗世征穿一身干净合身的旧军装（这是当年干部子弟流行的装扮），眉清目秀，举止大方，谈吐得体，成熟得与他的年龄绝不相称。要想不喜欢当年这位英气逼人的出众小伙恐怕不容易做到——也许家妹例外。初识之下，她就说他未免太老练世故。女人自有她们的慧眼和偏见。

那时我刚刚从自惹的一个大麻烦中脱身，坐了整整半年186天的冤狱，从云南边境上的开远收容所辗转押送回安新县，遍尝了各色关押人犯所在的滋味——从收容所、看守所、学习班到省监狱——最终以“无证明流窜”的罪名“教育释放”。这对我真是雪上加霜。

其时我父母以“特嫌”罪名双双人狱，我和弟妹三人一年多没有分文收入，除变卖家产外，多亏高中同学谭甫成慷慨相助，才坚持到上山下乡的所谓“毕业分配”，于是我和妹妹带着11岁的弟弟落户白洋淀。

出身不好，不在农村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倒去自己惹一个蹲监狱的大麻烦，全不类常人。这还不算，我不但不夹着尾巴做人，还沾沾自喜，庆幸有机会增长这一番牢狱生活的宝贵阅历，这一切讲来都让栗世征感觉有趣。

略略作了些相互介绍，这位栗世征很快进人一个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话题——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我的浅薄意识中，以为这是件只有疯子才会去做而且只有疯子才会去想的事。我已经忘记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但我可以肯定不是上面这句话。我一定是抱着十足的耐心和诚恳与他认真讨论了一番。结论好像是：打不起来。当然我猜对了，否则这篇回忆录多半是没机会写了。

第二次见面是春节回北京之后了。很快，我们就成了如前所述“最好的朋友”。于是我就叫他的小名“毛头”，不叫“世征”了。他把我介绍给他所有的朋友，他对我的热情洋溢的真心赞美让我既感动，又惭愧。他到处对朋友们说，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真让我万分尴尬。

这就像曹孟德说的，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当年，曹操身边的人劝他当皇帝，那曹操就是这么说的。从那以后，毛头对我的这类评语就成了孙猴子脑袋上的紧箍，叫我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许做好事，不许干坏事。不能辜负好朋友的信任，不能玷污这圣贤的美誉。赞美的威力，大过原子弹。

毛头的朋友圈子中，干部子弟居多，和我的朋友圈子迥异。从小学到中学，我都生活在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堆里，同学和朋友，知识分子子弟居多。古怪的是，我从小不喜欢知识分子子弟，宁可结交工农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子弟。

在北大、清华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地方，工农子弟很吃不开。在老师同学眼里，他们大多成绩不好，品行不端，是坏孩子、野孩子。为了我和坏孩子交朋友，家父痛打过我的手心，告诫我“无友不如己者”。

家母在旁表示不满，说是照这样交朋友可就难了，你想结交比你强的，可他也“无友不如己者”，哪会来交你？幸亏，那时还不大讲什么“工农感情”之类的阶级路线，不然家父家母之间就会爆发一场阶段立场问题的大风暴，一如后来。

上高中（清华附中）以后，对西方智慧、知识和精神生活的渴求，造成我和班里许多同学之间价值观、审美趣味的距离。我和班上几位着迷西洋古典音乐的同学，后来在“文革”中几乎成为一群工农和革干子弟的斗争对象。但也正是西洋古典音乐成为我和毛头之间最宽阔的一座沟通桥梁。他说，我是他的音乐爱好启蒙者。到我家来听唱片，是毛头的大享受。

那时我们都是听唱片，磁带录音机在京城是极稀罕的物件。毛头大概是最早开始拥有录音机的特异人物之一，多半拜其姐夫冯冀柏之赐。老冯是这方面的行家，经常能从寄售商店弄到好东西。

1970年代初，正是“文革”混不讲理的黑暗时代，大概也只有我们插队知青这类没有单位、身处异乡、非工非农的边缘人物，家里大人入狱的入狱，发配的发配，才有可能在群众专政无远弗届的大网中觅得少许空隙，冒大风险偷听被政府严禁的“反动黄色音乐”，就是说，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

我和我新认识的北大的几位知识分子子弟，通过毛头认识的一群干部子弟，当然还有我们不认识的其他人，大概就成了“文革”以来京城最早的一批发烧友。当时我们那种偷食禁果式的激动、狂热和自豪，今天的发烧友们是体会不到的。佛洛依德说，愈是被严禁的东西愈是被人渴望，这就是人性，你硬要不信也终归枉然。

还有就是疯狂读书。同上所述，由于被严禁——那时除马列毛著作之外，中外古今人类所写下的绝大多数书籍概在严禁之列——这些禁书就成为我们狂热追逐的猎物。借到或不管用什么手段弄一本好书，尤其是灰皮书、黄皮书和外国古典名著，我们会像一只饿急的狼逮着兔子，不但通宵达旦地一气读完，而且尽可能一句一句地抄下来。读（加上抄）书使得手臂酸麻、两眼昏花、面有菜色，这等境界如今怕不多见了。

由于父母双双入狱这种相当特殊的境遇，在结识毛头之前，我曾倍感孤独。旧日的朋友、同学，多数自顾不暇，更怕沾上我家的倒霉运，已久不往来。白洋淀没文化的老乡大多数对我和弟妹都很友善（据我的经验，那时受教育越多的农民人性越恶），我们也回报加倍的感激，但那离精神上可以沟通共鸣的“朋友”还差得远。

为了抗拒老乡们晚饭后串门闲聊的习惯，我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宿舍门上贴纸条：“读书时间，请勿打扰。”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公然造反。但我做了，坚持做下去，天也没塌地也没陷。

最痛苦的是无书可读，甚至根本读不了书。那时读一个小时的书就会头昏眼花，难以为继。我还以为是神经衰弱，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极度缺乏蛋白质，大脑拒绝工作，罢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拼命挤时间读书。别的书没有，总还可以读马列著作。毛选是关在牢里早就读了多遍。

朋友、书、音乐，对我是如空气水分一样的维持生命的基本元素。但在崇尚粗野、愚昧的那个昏乱时代，我只觉得整个中国是在专门与我这样的人作对。你喜欢的一样都不给你，你不喜欢的统统要硬塞给你，你敢不从，随时会有飞来横祸。

那是一个智者优异者的地狱，愚者低下者的天堂。有时，我会坐在白洋淀边的小木船上，呆呆地瞪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恨不得一头扎进水里，静静地躺在清白的湖底永远不要再看见这个混账透顶的世界。

毕竟还有一些支撑自己勉强活下去的东西，其中包括毛头，和通过毛头认识的小三（张小军，北影名导演张水华的儿子）等少数可贵的好朋友。他们对我的那份发自内心的慷慨友情，成为我当时灰暗绝望的内心中最充实的一片光明。

1972年，毛头忽然写起诗来，让我大吃一惊。他们那个大淀头村竟然冒出三位大诗人（毛头之外还有芒克和根子），这种成批生产诗人的农村公社，恐怕举世罕见。个中原委，遵照早已交代的“为尊者讳为朋友隐”的原则，我不便多言。

我当时是以颇为挑剔的外行眼光看待这些最早的“朦胧诗”。以我这种崇尚古典的审美趣味，我对毛头的诗只能接受一半。形式上，我坚持无韵的不能叫诗；内容上，我那时还不能接受他们某些大胆直露的文字。

当然，我说得客气，只道自己“不懂”，但以毛头的聪明敏感，岂有不明之理。这想必让他有点伤心。也许就是从他写诗开始，我们之间基于共同的古典审美情趣的纯朴友谊有了裂痕。我向他推荐罗素，三番五次，他根本就读不下去。他大捧萨特，我勉强读了，但毫不喜欢。

诗人不仅仅是生产诗的人。按照诗人们自己以及热爱诗人的人们的理解，诗人还得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气质和生活方式。据我的切近观察，大体上说，烟、酒、女人和装疯卖傻，是诗人气质的四大要件。这四件缺少一件，别人就会觉得你不像个诗人，尔后诗人自己也会惭愧起来，赶紧去设法补上。总之，是要把自己弄得愈是不类常人，便愈好，愈像诗人。

我得直截了当地说，我以为这一套压根儿就是小儿科。以我愚见，诗人是天生的，能不能写出好诗，与上述四样毫无关联。你要是诗人，蹲大狱十年照样诗如泉涌——众所周知，你想在监牢找那前三样东西，就是天天去舔警察大爷的脚指头，恐怕也难（如今当然另说）；你要不是诗人，哪怕天天泡在酒缸里也是枉然。

出席杨健画展

（同理，许多中国人出产一种昏话，什么不喝酒不像男人。其实你要是个男人，滴酒不沾照样英雄；你要不是，成天泡在酒缸里也不过是个酒徒而已。甚至更糟。）痛心的是，毛头听不进我这套天才论。我绝不是说他没有诗人的天份，相反，他足够。

我只是委婉地劝他，写诗就写好了，不必费心去装扮什么诗人气质。没有这份气质的好人尚且经不住那四样毒药的毒害，若是天生就有诗人气质，既是说，天生就带点疯傻，可想而知，有好下场者几稀。果然被我不幸言中！

眼看着毛头一年一年在变，变得与青春时代愈去愈远。我得说，是变成乱七八糟，莫名其妙、混不讲理。这一半是萨特之流左派“大师”的毒害，一半是因为抽烟酗酒。没过多久，就把毛头的身心健康几乎彻底毁掉了。这些身心病态的具体事例我绝不讲——我不打算出卖朋友。

总而言之，经过无数呕气、和好、破裂、又和好的波折（每次都是我主动寻求和解），我终于忍无可忍，1987年的春节，他在我家大耍酒疯，被我当众撵了出去，从此再无来往。

这事让我痛苦莫名。多少回想要再次寻求和解，思之再三，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有什么意义呢？若是在一起只有不愉快，这朋友还有什么交往的价值？

从此，我听见“诗人”两字就头大。1993年我在美国，正赶上顾城杀妻后自杀的丑闻。许多朋友打电话跟我说起这事，叫我大惑不解的是，一片惋惜之声，没有一个人替谢烨说句公道话。在中国的文人看来，似乎诗人是一种可以享有杀人而不受谴责的特权人物，应当尊敬再尊敬，宽容再宽容。愤怒之余，我当即写下那篇批评顾城的文字，交给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幸亏没有几个诗人读到那篇文章，不然我可把他们都得罪惨了。

今天，当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对我这位当年最好的朋友，除去满心的怜悯之外，还是忍不住要冒出一股无名火。与其说这是对着他的，不如说是对着许多类似的中国知识分子。

照我看，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诗人气质的那一部分）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其实满脑袋浆糊，连基本常识都不具备。比如说，不疯比疯好，健康比病态好，这应当是常识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健康好；不但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办法疯，而且不到搅得中国人统统疯掉不算完。

倒是老实本分的劳动人民，虽说知识不多，起码不疯，有健康人的常识，包括慈悲和同情心在内。所以我说，最可怕的不是无知，是系统化知识化的偏见偏执，那种东西十之八九要把人逼疯，把世界搅得鸡飞狗跳。

多年来，我不厌其烦地向人推荐罗素、马斯洛、弗洛姆、丹尼尔贝尔·利普塞特和乔凡尼·萨托利，不仅仅因为他们出众的智慧，也因为他们健全的人格和理性。无论对于个人、社会乃至世界和人类，身心的健康都是太重要了。

本来，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免不了都有病态，如果我们不但不去设法弥补，反而有意无意地作贱自己，把自己搞病、搞疯，要想让大家不倒霉，这世界不乱套，那才叫怪。照我看，不抽烟、少喝酒、读好书、听古典音乐，离那些煽风点火、走极端、教人疯狂的坏事坏人尽量远一点，身心的健康庶几能多一点，好一点，虽说这也并不能确保我们就不会生病。

这是我看够了身边的一些朋友，不但不照这样子做，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由装疯卖傻而病态，由病态而衰败，由衰败而变得索然无趣，自己活得没有了乐趣，更让身边的人生厌扫兴，等于活埋了自己，这些惨痛的悲剧让我不能不提醒那些玩艺术的特别是玩诗的朋友（以及崇拜艺术家崇拜诗人和明星的追星的朋友）：真疯真傻也还罢了，装疯卖傻就请免了吧！

时不时，我还会冒出一个傻乎乎的念头：这毛头要是那年根本就没写过诗，那可该多好！我相信，他至今仍然会是我们青春年代的记忆中那个风趣、健康、口若悬河、才华横溢，有着说不完的长处，总而言之，一个光彩四射、魁力无穷的，极出众的人物。平心而论，以个人魁力言，毛头在我那些优秀的朋友当中也属不多见。“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他后来的身心衰败，多半是咎由自取。

现在说这些话，是太晚了——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太晚了。我当年苦苦劝戒，他自我辩解的理由之一是，为了神圣的诗歌创作，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相信会有不少人为此深受感动。但在我看来，这话简直混账到了极点。

我的坚定立场是：除了人本身——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发展——之外，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追求的目标。离开这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各式各样冷酷残忍的主张都可以乘隙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会彻底坍台。

尽管已经太晚，我还是希望毛头能听见我重述这一立场。

在我心里，当年那个可爱可敬的毛头早已死去。留下的，只是一段心酸不已的、抹不去的伤痛。

【議想天開】周舵｜1989年四-五月那些事（一）

Apr 14, 2024

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的清场真相”是从5月28号讲起的。今天让我从头说起。

六四事件是因1989年4.15胡耀邦逝世引发的。中共党内的极左反改革势力抓住1986年底的那次学潮做借口，趁势把胡耀邦搞下台，所以，大学生们有一种和这位前总书记心心相连的感情，就此掀起了又一次学潮。4月20号-23号之间（具体日子忘记了，当时的日记在6月14号逃亡烟台半路上的检查站里被我偷偷销毁了），我带着我在四通公司的助手去北大社会学系找到前同事王汉生，通过她和几个北大学生座谈，一是了解情况，另外也想给他们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其中有一位研究生严勇，我问他为什么你们这些高年级同学不去当头，反倒是看着那些大一大二的半大小子们领导学生运动？他说，我们起初是冲在最前头的，可是很快就发现，谁温和谁下台，被激进派取代，激进的又被更激进的取代，您说我们能怎么办？两个月以后我被关押在昌平保险公司招待所，偷偷委托看管我的警察买了亨廷顿的名著《变动中社会的政治秩序》，里面说到，全世界的学生运动都是最激进的政治力量，是政府就反；从客观效果看，当政府是保守势力占优时，学生运动通常能推动社会进步；相反，当政府是改革派占优势时，学生运动一般都是帮倒忙，帮着保守派把改革派政府搞下台。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有人问老民运胡平，为什么学生运动总是以失败告终？他说，很简单嘛，不失败它就不告终啊！推荐大家读一读我的《读书报告第23——俄罗斯未竟的革命》（我的“舵爷荐书”节目会介绍这本书），里面说，体制内的温和改良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改良派结成政治联盟并且占据主流，是民主转型成功的一项重要条件，相反，只要有一方是极端派——极端保守或者极端激进——占优，民主转型的困难就会大得多。而这也就是我一贯倡导的“结成中左和中右的中派联盟”的主张。

总之，一方面，我在政治立场上和感情上绝对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从一开始就有挥之不去的不详预感，担心这次学潮又会好心办坏事，事与愿违，把赵紫阳的改革派政府搞垮。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深度卷入1989年学潮的根本原因。

四月24号，深夜三点多钟，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听得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我跌跌撞撞跑出客厅抓起听筒－－原来是刘晓波从美国纽约打来的。你一听说话结结巴巴的，就准知道是他。我就只有这么一个结巴朋友。

我初次认识刘晓波是在一九八八年二月份。当时我还在北大社会学研究所，还没进四通公司，不过已经给四通总经理万润南当了将近一年的顾问。当时四通承包了一家国营厂，云南电子设备厂，因为国营企业和四通的企业文化格格不入，万润南要在昆明办一个“四通管理干部学院 ”培训双方的中层干部。学院的第一期培训班就办在昆明，三十多名四通的中层干部，限五天之内从北京飞昆明受训。我被拉去当了后半期的教学负责人，定课程、请教师，有一位就是我请的美学教师刘晓波。我就是为了“四通管理干部学院”才认识了刘晓波。后来，我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他屡次说，多亏有这么个管理学院，不然他可能永远不会认识我。他说，不管四通那些学员怎么评价他的讲课，光凭这一条，这趟昆明之行也值了。听了他的话，我确实深受感动。

就象他的每次讲课一样，刘晓波在四通的讲课照例轰动。可真让四通人大开了眼界。有气坏了的，有吓坏了的，不言而喻也有拼命叫好的——叫好的当然是少数。不管怎样，总之比我教的经济学精彩得太多了。我听了他的一次讲课。他那张结结巴巴的嘴居然会有这么滔滔不绝的口才，真让我目瞪口呆。要是没听过他讲课，你很难想象，他平时说话口吃得那么厉害，又是一口东北腔，讲起课来怎么可能这么精彩。真是怪事。

但是，我并不赞成他的许多观点。比方说，他是个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我看不出种族主义有什么道理。我感觉种族主义很丑恶。再比方说他的民族虚无主义。他的蔑视群众。他的尼采式的反人道主义。他的走极端。还有特别突出的，他的自由至上主义，也叫自由放纵主义、自由意志论、极端自由主义，等等，总而言之，是主张不受任何束缚、包括不受道德和法律束缚的法国式自由，和我所信奉的英国式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建立在法治、宪政、基督教道德伦理基础上的自由，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自由秩序”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得承认，我还没见过象刘晓波这么让我情感复杂的人物。诚如老朋友，作家马健（写了《亮出你的舌苔》的那位）所言，“你和刘晓波简直是哪儿和哪儿都不挨着”。

象刘晓波这样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野性难驯的人，你不会想到他父亲是位教授。他可太不象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了。浑身野气十足，从小爱打架，惹事生非，跟我大不相同。我几乎从没打过架，可是很奇怪，我最讨厌上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那些乖孩子。跟他们那些被共产党打断了脊梁骨的父亲差不多，他们的脊梁骨全是拿面条做成的。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仗义”两个字。有点风吹草动，他们都会吓得尿裤子。我从小就不爱跟他们一块玩，我宁可为了跟“野孩子”混在一起挨我父亲打手掌心。我不想说我的父母是什么模范，可我们家就是不许造反。家父是位大自由派，我母亲可是严厉无比。我们家的孩子根本算不上特别懂事，特别守规矩，但是绝对不许出格。这刘晓波可不是这么回事。除了功课好之外 ，绝对让老师见了就头痛欲裂，天生的反叛头领。他到了哪儿，哪儿就鸡飞狗跳。

当然，刘晓波智商很高。我这辈子最珍惜的东西之一就是聪明人，而且不论男女。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不是穷，不是不自由，是你总得被逼着跟大多数三流以下智商的人去争论那些最无聊的问题。

可我不明白晓波怎么会让人抓住那么多的把柄。听完他在昆明的讲课，我摇着头说：“你太残忍。首先，世上没有几个人真正能够承受得了真理的全部份量。人差不多都是大孩子，你得哄他们，骗他们，给他们糖吃，你讲的那些冷冰冰象刀刃一样锋利的人生真相大可不必。你就象是在对一群瘸子说，一个人要是不能当百米短跑冠军，就不值得活下去 。你说这话不公平。他们天生注定了别说是当短跑冠军，你想叫他们走得不太难看都不可能。你剥夺他们的希望，打击他们，羞辱他们，你找错了对象。你这些苛刻的话不该对大多数人说，不该对永远沾不上优秀边的 广大人民群众”说。其次，你反传统，你推崇近代西方文明，可你丢掉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人道主义。你太恶狠狠了。尼采聪明倒是聪明，可是心肠太狠。这是一种贫血症，情感贫血症。你的理论自相矛盾”。

出于少见的礼貌，刘晓波承认我说得对。他说他从来不想掩饰他的自相矛盾。我摇摇头，没再说什么。我得说，刘晓波为人真诚，正直，嫉恶如仇，痛恨虚伪。他永远只会把自己往坏处说，不给自己涂脂抹粉。我得承认，在这些方面他比我强。我承认我软弱，另外，我不能不“虚伪”，因为我爱艺术，古典主义艺术，除了高雅趣味的一面之外，那里面还无可避免地充满了贵族的装腔作势。我厌恶现代派，讨厌那些以翻捡曝晒垃圾为业的心理变态分子。依我看来，一个人要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最好还是把它好好藏在内衣口袋里别让我知道。跟我唠叨这些叫人恶心的丑事，既不会叫我胃口大开，中午多吃一碗饭，也不会让我更喜爱他，更不会给我增加什么知识。我早就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人人心里都装着个魔鬼，这事我从小就知道。你尽可以批评说：所谓古典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欺欺人。先自欺，再欺人。可是人需要这个。人聪明到顶就只有做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者都应该自杀，不自杀的虚无主义者一定不真诚。一边说着人间是活地狱，人类是臭狗屎，一边又津津有味地活着，这种人准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我宁愿看见人们假模假式地崇拜贝多芬、肖邦——就算他们一个音符也没听进去——也不愿看他们扭着难看的肥屁股跳什么摇摆舞。人类需要用骗人的文明、教养、艺术来装点人生，同时，让人与人之间隔开一段距离，不然就没法避免无休无止的恶性争斗，没法避免这么众多的个体组成的大社会彻底崩溃解体。 

刘晓波的专业是美学，美学恰好是我当年——十年前——想干的。当年我考研究生，从来没想过要搞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那时候我就已经对马列主义讨厌透了，我一心想干的是美学 。理由说来也简单：我最有兴趣的是两样东西，哲学和艺术，美学正好是这两者的结合——美学是以艺术为对象所做的哲学思考。倒霉的是，我报考研究生的那年，一九七九年，竟然没有一个导师招美学研究生。我已经决定放弃，第二年再考。可是，中学同学王和劝我无论如何另报一门试一试。他说，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不知道再过一年象我这样的老插——插队知青——还能不能连跳四级直接考研究生。我想想有道理。当年不象现在，那时的机会之门窄而又窄，而我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考大学没被录取。不是因为考分不够，我的考分比录取线高四十多分，是因为我病退回京正归她们管的那个“基层政权组织”北大家属委员会在我的档案里塞了一大堆黑材料，一共五大罪状——其中包括“经常在家里聚集不三不四的人偷听资产阶级黄色音乐”；还有“不服从分配”，分配我去海淀酱油厂造酱油腌酱菜，被我坚决拒绝。我当时正走投无路——在中学代课，不能转正，只能当临时工，因为当时的国家政策是，病退知青只能去集体所有制单位。

1979年招收研究生的专业，我能报的只有两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近现代西方哲学”，和于光远先生的“马列毛研究”。可是我学的是俄语，哲学所要的是英语、德语。所以我别无选择。我拼命读了四十天的书，还匆匆忙忙赶出来一篇论文，居然就让我考中了，真是莫名其妙。从此以后我就知道了中国的事情都很“特色”，是决不能以常理揣度的。

告别了美学，当时觉得很遗憾，现在并不后悔。能在于光远这样一位一流导师的门下读三年书，总归是人生一大幸事。

数不清有多少人骂我“贵族气”，说我是 “从血液里带出来的骄傲”。说我“生错了地方，不该生在中国”（刘晓波说我“就该生在英国贵族家庭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贵族化，脱离群众，这在大陆中国是一顶吓人的大帽子。也许不仅仅在中国，也许全世界没有人不怕这顶帽子。可我现在想说的却是：贵族化真的那么坏，那么落伍反动吗？平民化、大众化真那么好，那么合乎时代潮流，那么进步吗？说不定，西方民主已经走入歧途，越来越民粹化了呢？这个大话题留到《舵爷谈民主》再说。

刘晓波在电话里问我愿意不愿意把他们几个人写的一封“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传给学生。我心想，这有什么不可以。不就是公开信？又不是原子弹。他和胡平、江河、陈军，还有什么人，一共十个，想对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声援指导一番。我把四通公司的电传号码给了他，约好第二天上午九点整接他的电传。第二天九点整，这封后来被政府说得神乎其神的公开信准时传了过来。我一看，颇有点不以为然。它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可是，既然已经答应了朋友，也只好去送。我根本不知道学生的山寨在哪儿，在北大校园里胡乱打听一番，费了好大劲，才在北大二十七搂找到了他们的“临筹”总部。楼门口警卫森严，让我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斯莫尔尼宫。我说我要见你们的列宁。列宁不在，见到的大概是斯维尔德洛夫。我把“公开信”给了他们。他们一看上面有胡平的大名，立刻面有难色，显然是不愿沾边——这个情节我始终没好意思告诉刘晓波。匆匆交谈几句，我告别斯维尔德洛夫，回公司依旧上班。

后来，这封惹祸的倒霉公开信据说是贴在了北大三角地的某处，成了官方拿来大作文章的所谓“海外反动势力插手学潮” 的头号证据。实际上那不过是晓波一时冲动，约了身边几位私人朋友，由他执笔写出的一份很普通的东西，没有对学潮起一丝一毫的作用。没和学生直接打过交道的人，几乎都低估了学生们自以为是的程度——他们自己认为这叫作“独立性”。另外，这封信和“民联”并没有什么组织上的关联，民联主席胡平是以个人身份署名的。我不懂官方为什么这么仇视胡平。据我所知，胡平实际上是为了改变“民联”的极端化情绪化倾向，转而采取对共产党规劝、对话的立场，才加入了“民联”。

谁想得到，和胡平一起搞了这封公开信之后，晓波居然还敢回国。他本来已经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请他去讲学一年。人人都劝他不要回来。胡平、陈军……一致认为他很可能被抓起来。他们大概并没估计到晓波偏有坐牢的瘾。“古今中外之变法，未有不流血而能成功者。若流血，请自嗣同始”（大意如此吧，我记不大清），刘晓波想的是，“若坐牢，请自刘晓波始”。他自己当然从来不承认。他只告诉我在美国太无聊，不是他干事业的地方。中共大骂他不爱国。如果象刘晓波这样的奉献精神，这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精神是“不爱国”，我就不懂得什么才叫作“爱国”了。

晓波夫人接到他说要回国的电话，吓得要死。她和四通的一位副总裁叶延红气急败坏地找到我，说一定要找几位记者，和我一起想办法到机场里边——最好就在飞机舷梯旁——去接刘晓波，以防“一下飞机人就不见了”，失踪了。我觉得她们的想法有点异想天开，甚至有点疯癫。但我还是装扮出一付严肃郑重的神色给她们看，不然她们肯定骂我冷漠，不通人情。我打了差不多有几十个电话，去找那些中外记者。这些人，真有事要求他们，就一个也找不到了。

记者没找到，机场里边倒是进去了，费了好大的劲，托了不少关系。按规定，接人只能在候机厅，可中国永远没有不可破的例，中国特色。那天自然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几个女人白白虚惊一场。这天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当时，中国大地上空隆隆的雷声已清晰可闻。

说老实话，尽管从感情上和大学生们非常亲近，但从理智上讲，我对学生运动的评价历来持相当的保留态度。我只能说，学生运动的水平并没有超出一般群众运动的水平之上。如果不是极端必要——非激烈的社会变革不能解决问题；或者，如果他们的行动不能很好地加以控制——事实上通常都是失控的——那么，这种走极端、情绪化、散漫盲目的群众运动往往得不偿失，甚至适得其反，大帮倒忙。所以 ，人民日报“4· 26 社论”发表以前，我和我周围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在“支持”和“担心”两种心态当中纠结着，矛盾冲突着。

“4 • 26社论”是第一个质的转折点。这篇社论的主要效应，恰恰不是“威摄”，而是“动员”，激起人们的极大愤慨，使人们的同情顿时倒向了学生一边。这篇社论几乎可以说是在向学生及赞同学生的一切人宣战。所谓大多数学生是好的，他们是受一小撮坏人煽动，这是中国人太熟悉的阶级斗争经典表述：党和政府永远是天然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批评共产党的一定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人民群众是没有辨别力的，他们很容易上阶级敌人的当。但共产党还是要尽力把他们和“一小撮”区分开。等等，中国特色逻辑。

尽管义愤填膺，“4 • 26社论”发布以后，我周围的朋友全都是在极力调停，希望调解成功，保住赵紫阳，保住改革开放。

第二个大转折点，是戒严令的发布。这以后，政府决策层就把人们彻底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了。毋庸讳言，我是很早就卷入了的。但卷入的方式，就是这样一个从担心、到尽力调解，直到完全对立的变化过程。但我并没有像《人民日报》那篇大作“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所说的那样“整天和闹事的学生们搞在一起”。我一没有时间，二没有兴趣。我根本就不喜欢和随便哪一拨人“整天搞在一起”。就算是最好的朋友，我也不会耐烦“整天搞在一起”。有那些搞在一起的时间，不如多读两本好书。更何况，那些半大小子们根本就没把长胡子的放在眼里。他们才不想跟你搞在一起——他们自己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想来想去，我在这次运动当中所做的事，唯一有价值的，就是组织、动员和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和平撤离，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大概有两三千人吧。其它一概是无用的徒劳，做不做两可。当然，这是马后炮。事情没做之前，你怎么可能断定它有用还是没用？而这正是我主张“积极的悲观主义”态度的理由。对这场运动的态度，我始终是：没有信心，唯有希望。如此而已。

我主动介入的第二件事，是“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亚太经济时报》两名记者串联召开的“五四精神与时局”座谈会，照《人民曰报》文章“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的报道，“参与起草了为钦本立鸣不平的请愿书，…… 策动新闻界‘集体围观’学生游行”并“自称‘欣然’参加了（五月四日的）游行”。

这个“五·四精神与当前时局”座谈会，是四月三十号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到会的有数十位各界名流，“动乱精英” 。座谈会上的发言，无非是那个时期到处可见的那些，只是更情绪化。照例是一边倒。——我不喜欢这种一边倒、从来没有不同意见争论的会。言论自由如果不是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还能叫自由吗？我很希望左派也能出席，当面交锋。遗憾的是，他们从来不会当面争论，宁愿在背后暗算，放冷箭。

当时，《世界经济导报》正被上海市委勒令停刊整顿。这件事在我看来生死攸关，因为导报和四通是兄弟关系——“导报”被誉为“改革派机关报”，是新闻改革的旗帜；而“四通”是改革派公认的企业改革的旗帜。尽管声誉非常高，但“导报”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成为“导报”同人们的最大心病。一九八七年，他们到四通来提议两家合作，自然是一拍即合。万润南让我负责这件事情。这年九月，我们专程去上海，和钦本立老板等一班人马谈合作。商议的结果，万润南决定拨十万元，派一位能干的女将楼叙波，去主持“导报”的经营开发。看得出来，钦老板有些失望——他寄望太高了，不了解一般“四通人”的心态。多数四通人都是生意人，对过问政治一类的“份外事”相当反感。象万润南这样胸怀大志的人，在四通里是极少数。我是为了这少数人才去加入四通的。但我当时作为“顾问”，全然无足轻重。我还没敢做什么，就已经被不少人指责为“不帮四通赚钱，专门勾引万老板花钱” 。区区十万元，我内心一直极为愧疚，深深感觉对不住“导报”的朋友们。但也无可奈何。四通有四通的难处。现在，眼看“导报”马上就要落难了，我明知做不了什么，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会放过为钦老板鸣不平的机会。

主持发动这次“鸣不平”行动的是《经济学周报》的郑棣，一位富于正义感的热血知识分子。四月三十号下午，参加座谈会的来宾走得差不多了，他要求新闻单位的来宾留下，商议起草一份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请愿书，广泛征集新闻界的签名，交记协呈递上去。我清清楚楚记得当时大家那种既恐惧担心，又不甘受人宰割，下决心拼死一争的悲壮心情。

中国人这种刻骨的恐惧，西方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甚至对大家说了这样的话：要想干这件事，就得豁出去。别跟自己闹误会。我见过太多的悲剧人物，没有认真考虑过可能的最坏后果，抱着侥幸心理，一时冲动去当英雄好汉，等到惩罚临头的时候，垮了，英雄没当成，反倒成了狗熊。我们可别这样。大家最好先想清楚，自己行为可能招致的最坏后果你到底承受得起承受不起。千万别高估自己，承受不起就趁早别做。

请愿书是郑棣起草的，我只作了一点点无足轻重的文字修饰。五月三号上午，我和郑棣约好还在鲁迅博物馆碰头，改定后给下午的新闻界集会用。

五月三号下午，原以为人不会太多，又规定了不请外国记者，所以，只租用了一间大约可容四十人的会议室。没想到中外记者一下子竟来了一百三、 四十人，只好临时改在露天开会。郑棣介绍了会议宗旨，又让“导报”的代表李俊杰简述了“导报事件”的经过，然后代表们分成几摊讨论、修改请愿书。修改稿当即征集了八十六人的签名，交给各新闻单位的来人带回去继续征集签名——据说共有将近一千一百多人签了名。后来的事情我没再过问。签名的桌子、纸张和笔都是我安排的，我原本想第一个签名的，再一想，“别太拔尖了”，签了第八个。  

当天下午的另一项决议，是“集体围观”第二天的学生游行。这是妥协的结果，因为有人主张新闻界走上街头，有人主张不介入。我反对游行，我认为新闻界不应当参与街头行动，主张集中力量要求和政府有关部门对话，以争取新闻自由。然而事到临头，可就身不由己了。

【議想天開】周舵｜1989年四-五月那些事（二）

Apr 16, 2024

（二）

和官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五月四号的游行规模事实上几乎是“六·四”事件期间的历次游行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京城区的交通几乎完全堵塞，等我赶到约定集合地点——新华社门前——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正在打听记者们的去向，来了一位香港《百姓》杂志的女记者蔡咏梅。我们互相都认了出来——五月三号那天的集会她也在场采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正好搭她的便车。我们上了她包租的taxi，开始满城乱转，去找新闻单位的游行队伍，据说他们早已卷入了学生的游行。听人说他们在西单。我们找到西单，没有看见他们。又绕了一大圈，最后到北京饭店前边下了车，准备徒步挤进广场。

这位女记者是位戴眼镜的特别和善的小女人——真奇怪，香港的知识分子好象都比我们和善得多。搞不搞阶级斗争，确实大不相同。我们站在人大会堂西北角十字路口的岗亭附近，直等到下午两点多钟。我把她带的一瓶水喝得一滴不剩，真不好意思。那天不冷不热，晴空万里，真是上街游行的绝好日子。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各色旗帜、 横幅让你眼花缭乱。人们都象是喝醉了酒，在喜气洋洋欢庆盛大节日。我站在一辆平板车上翘首西望，等得好不耐烦。三轮车的车主是位个体户，再三央求“叔伯弟兄们行行好，我还有急事，要用这辆车。”人们哪里听他这一套？几个青年工人朝他吆喝：“都他妈的运动了，你还急着干你那屌生意，良心叫狗吃啦？”诸如此类。老百姓的语言确实丰富多彩。

将近三点钟，新闻界的游行队伍夹在学生们中间，从西长安街方向缓缓走进了广场 。这是社会各界第一次参加游行——“由此打开了社会参加动乱行动的缺口”，如《人民日报》八月十七日文章所说——所以极为引人注目。横幅的文字很抓人：“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有嘴不能讲自己想讲的话，有笔不能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不要逼我造谣”；等等。它道出了新闻界的共同心声。五月三号的集会之所以能一呼百应，就是由于记者编辑们为新闻的虚伪性深感耻辱。“洗雪耻辱”，是那天与会者最动感情、最少争议的一个话题。

这次游行受老百姓热烈支持和赞扬的程度，是以后的无数次游行不能比拟的。当时，广大群众远不象后来那样视游行为寻常事，人们还在被深深的恐惧感支配着，新闻界又是历来被控制得最严密的部门。新闻界的这次行动出乎人们意料。参加过这次游行的人，恐怕永远忘不了成千上万围观群众以及大学生们那种由衷感动和敬佩的目光，忘不了他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热情洋溢的握手和赞扬。很多人甚至热泪盈眶。我记不清曾经有多少人挤上来握手、道谢、送汽水饮料。人际关系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彻底改观。本来，我从小生活在北京城里，总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街上遇见的每个人都可能扑上来咬你一口。走到哪儿都不免生一肚子气，我简直怕出门。我从没见过象“动乱”期间那样，把人们的善良美好表现得如此充分，庶几就象那首歌所唱的：“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生命的源泉，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一个短暂的梦境。虽说转瞬即逝，却在我心里打下了永久的印记。

一路上，群众反响最强烈的口号，是那句“不要逼我造谣 ”。每当喊出这句口号，立刻赢得一片如潮如雷的掌声和欢呼。这就是所谓“不得人心的社会动乱”的真相，凡亲身经历过这个场面的人决不会搞错。游行队伍缓缓绕行广场一周，在人大会堂东边的马路上静坐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沿前门大街到新华社门前。大家齐声喊： “新华社，出来！新华社，出来！” 新华社大楼的窗口里，有不少人鼓掌，但没有人出来。一路上，群众反响最强烈的口号，是那句“不要逼我造谣 ”。每当喊出这句口号，立刻赢得一片如潮如雷的掌声和欢呼。这就是所谓 “不得人心的社会动乱”的真相，凡亲身经历过这个场面的人决不会搞错。我一直打着那幅“不要逼我造谣”的横标。一到家，我就把它牢牢钉在了客厅的墙上，窗外的过路人老远就能看见。

世界上的事，有些是必定要发生的。有些是必定不会发生的。有些事却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视具体情况而定。历史就是这样一幅用“必然”、“必不然”和“或然”三支不同颜色的画笔绘成的图画。我下面要讲的五月十三号统战部的 “斡旋会”，以及其它类似的努力，大概就具有这种性质：它们本来有可能很大程度上改变某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但事实上却没能做到。现在来回顾“六·四”前后这一段历史，我仍然坚信，酿成大规模暴力流血冲突的党内强硬派的意见并不是必然要占上风。且不说邓小平的立场、邓与赵的关系等等这一类事实有没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就是在这样一些既成事实下，假定戒严令发布之前，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能够多少有点政治头脑，多少懂得一点策略，及时撤出广场，结局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可能大为不同！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进程竟然会被这样一群少不更事的半大孩子所彻底左右，真是不可思议。

五月十三号，我去印刷厂校对四通五周年纪念画册英文稿本回到公司，部下告诉我，陶斯亮（统战部六局局长）来电话让我去统战部开会。什么内容，语焉不详。

这个会的本意是想听取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在座的八、九人当中，我只认识北京社科院的郑也夫和李肃。那天统战部里同时在开两个会，另一个是胡启立和戴晴等一批新闻界老人对话。

“五· 四”大游行以后，我本已决定不再介入。我自认为搞政治太不够格。我对政治实践和政治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 。我不认为自己的直觉判断在中国扑朔迷离的政治混沌中能起什么好作用。另外，我觉得自己做得差不多了，可以心安理得作壁上观了。后来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卷进去，一多半是身不由己。实情如此，我不是什么“舍我其谁”式的大英雄。事实上，我真正“和闹事的学生们搞在一起”，是从五月十三号这个“斡旋会”才正式开始的。因此，这次与会的所有人里，我的消息最不灵通。我听陶斯亮说起，才知道有学生绝食这回事。关于时局，大家都胡扯了些什么，我一句也记不住了，也没有记住的必要。陶斯亮似乎坐立不安。后来，我们提议由统战部出面，召集各方面学生代表来对话，劝他们停止绝食。陶斯亮立即请示阎明复。不久，闫明复从胡启立那个会上过来，一边和我们商量具体做法，一边让手下人打电话请示中央，即赵紫阳。上边很快答复“可以 ”，正式授权统战部主持此事。

阎明复说：

中央领导对目前的时局很担心。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世界瞩目的历史性事件，国际上非常关注。学生在这种时候占据广场，必然干扰这次重大国事活动，产生很坏的国际影响。青年学生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游行示威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香港的徐四民曾经去医院看我。我说，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中国正经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阵痛期。游行示威应当成为正常现象。我对前途有信心。你愁容满面干什么？当然，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要纳入法治轨道。示威是在没有其它渠道下的选择；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好了。对此一定要大度，应当接请愿书。比如说要越过一座山，过去的习惯做法是放炮炸开，但也可以用机器挖隧道。香港有些报道对我不利，是不是要把我抬得很高然后掉下来砸死？《虎报》说小平反思三件事：反自由化、物价闯关、学潮，说是我说出去的。哪有这回事？你们说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这我不同意。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具体做法 ，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很多看法。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我看北京市是一定要动手的。学生们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造成全面的上街。把话讲穿了：要给那些你们认为是改革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请在座的各位做做工作，劝劝学生们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重大决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三天两天马上就作出决定。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学生们一味闹下去，将来难免要后悔的。

坦率说，象阎明复这样优秀的领导人，在中共上层稀罕如凤毛麟角。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是一位难得的现代型政治家。他具有一种个人魅力，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去为他做他所要求做的事情，丝毫不必强迫命令——正象那天晚上王军涛所说，他能感动上帝。真可惜，中共上层似乎根本容不得这类杰出人物的存在，必欲去之而后快——“逆淘汰”，汰良留劣。事实上，这样的人不必太多，共产党领导人中哪怕只有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是这种人，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会去闹事。至少不会闹出大乱子。谁要是真的想推翻共产党，我奉劝他们一定得首先把阎明复一类人搞掉，千万别客气。

阎明复要求当天就和学生代表座谈，越快越好。这似乎不可能。学生的情况谁都不清楚。他们散在全市各处，而且行踪无定。谁是代表？他们能不能代表？到哪儿去找他们？全都不知道。陶斯亮问：“谁和学生们有联系？谁能办这件事？”没有人应声。他们都面有难色。

我说：“让我试试看。大不了不过是今天开不成会，总比不试好。”稍加考虑之后，我建议由我和李肃、郑也夫兵分三路，郑也夫去政法大学，李肃去北师大，我去北大、清华、人大。李肃再三说他谁也不认识，怎么去找？让我替他出主意。我建议他去找刘晓波，通过晓波找吾尔开希。又帮他打通了给晓波的电话，凑巧他正在家里，告诉他在家里等。我告诉李肃地址，让他直接去晓波家。他坚持让我带他去，然后我再去北大。让我好不耐烦。

午饭是阎明复陪我们一起吃的。简朴至接近寒酸的地步，比我们四通公司的工作午餐强不了多少。除了闲聊之外，他又一次强调：“你们说中央里边有“改革派”和“保守派”，这我不同意。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赞成改革的（我心想：您老人家就别来外交辞令了，谢谢啦！）。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邓小平同志。这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

午饭后，统战部拨了三辆小车给我们。郑也夫去政法大学。我和李肃先去北师大。戴晴正好在我们快动身时出来，陶斯亮嘱我们把她送回家。路上，她问我是不是学过唱歌。我回答说，看来人们很容易被假象迷惑。其实我根本不是唱歌的材料。我告诉她，有一次去家具店想买书柜，售货员猛然问我是不是在广播电台工作。我吃了一惊，忙说“不，我在北大当老师”。她连连叹道：“可惜可惜，糟蹋材料了！”——她以为我是电台播音员。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堂堂北大的讲师，竟然远不如一个普通广播员。

到了北师大，见到刘晓波，我们一起去“三· 一八”烈士墓找吾尔开希，据说他们在那里集合，然后拉他去天安门广场。校园里热闹非凡，到处是一群一群头扎白布条的学生。布条上用墨笔写着“绝食”、“民主”、“自由 ” 之类的字样。等了许久，也没见到吾尔开希的踪影。陪同我们的，是一位叫梁擎墩的厚道小伙子。他把名字写给我们看，说这名字不好记，索性叫他“梁二”好了。这小伙子后来成了通辑令上那二十一个“高自联”要犯当中的一个，现在肯定是在秦城监狱里啃窝头了。

我等得不耐烦了，就撇下晓波，约好五点钟再回他家，便带着李肃和梁二去北大。梁二说“高自联”正在三十八楼开联席会议，必须赶快去，要是散了会，就没法再抓住他们了。从梁二那里我们才知道，当时造反的学生主要分成三大股势力：“高自联”、“对话团 ”和“绝食团 ”。

我们到底还是晚了一步，“高自联”的会已经散了。幸好，梁二撞上了北大自治学生会的一位负责人邵江。我说明来意，邵江却大不以为然。他说了一番话，几乎把我气死。他说：“我们不关心、当然更不想介入上层的权力斗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 ’，与我们无关。七六年大家已经上过一次当，这回不想再上当了。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制度，而不是想帮哪一个人的忙。再说，政府根本没有对话的诚意，我们已经不抱希望。”这可真是奇谈怪论！看来，我的告诫毫无作用——我曾通过多种渠道一再告诫学生们，一定要把改革派和保守派区分开，一定要把邓拉过来，否则学运必败。我当时对邵江不便多说，只好这样讲：你不能作这种简单类比。当然，把一个人拥上台，给他绝对权力，这种事不能再做了。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帮改革派一把，然后监督和控制他们？关键在于谁控制谁，谁是谁的工具：他是人民的工具，还是人民是他的工具。说政府没有对话的诚意，这个“政府”指谁？你总应该知道，政府不是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意见一致。如果没有对话的诚意，上边让我们来干什么？……如此这般，又哄又劝。李肃也鼓如簧之舌，百般劝诱。最后总算说服了他，同意带我们去清华。

李肃说他必须去高等法院，约好晚上在统战部见面，就此告辞。我带着梁二、邵江去清华，费了好一番周折，找来一位学生头周峰锁。人大已经去不成，赶快驱车回北师大晓波家里。这时吾尔开希已坐在那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他介绍了一下情况，说“绝食团”和“高自联”的负责人差不多都在广场。他包着一辆TAXI，晓波又叫了一辆，一行人便赶往天安门广场。车开到广场西侧停好，我让他们赶快找人，然后赶到统战部通报情况。这时，郑也夫通过王军涛、陈小平等人找来的“对话团”代表已到，为首的是项小吉。随后，我回到广场，把王丹、王超华、程真、吾尔开希等大约十余人带到统战部，这时已将近七时半。三方学生代表大概有三、四十人；刘延东又带来共青团及官方学生会的代表大约二十人，加上我、晓波、军涛、闵琦、陈小平、郑也夫、李肃等中间人，以及统战部的工作人员，总有七、八十人，把第六会议室挤得满满的。阎明复进来后，坐在会议桌的一端，打手势让我坐在他旁边。我没有过去，和刘晓波、郑也夫、李肃坐在另一端。阎明复看我和刘晓波很亲密的样子，显然不大高兴。我把刘晓波拉来，恐怕已经犯了大忌。我心想，活该了，既来之，则安之。只好请陶斯亮恕我自作主张了。这里我要做一点解释……

周舵：暴发户新奴隶主阶级的自供状——评李鹏“六四”日记

Sep 5, 2010

早就听说六四屠杀的头号刽子手、第一罪人李鹏写了一本《六四日记》，主要目的是归罪于邓小平，洗刷自己的罪责。这本“杰作”现在已经广为流传，我读过之后却大为惊异——实情恰好相反，此人不但没有丝毫反省和愧悔，反而是在大肆吹嘘自己血腥屠杀的“功绩”，大大地以自己的罪行为荣！ 一个中共权力核心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竟然是这样一种畸形怪物，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怎么竟会堕落到这般田地？这是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不得不痛切追问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任何一个握有暴力机器的政权，在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时，都会动用暴力来保卫自己，自由民主政权也不例外。但是，只要是文明民族，对于使用暴力，都一定存在制度、法律和道德约束，使得政权——哪怕是最专制的政权——在运用暴力时不能不慎之又慎，并且，更重要的是，文明民族的教化必定会让当事人为事态居然发展到如此极端的无奈境况深深自责、心存愧疚。像李鹏这样视暴力为理所当然、价值观彻底扭曲的政治人物，各文明民族的历史记载中不是没有，但那终究是病态的例外，而在当今中国却恰恰是官方大肆张扬的正式意识形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六四之后的中共政权不但继续让李鹏掌权长达16年之久，并且至今没有对制造六四惨案表示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歉意。

究竟孰令致之？根源在哪里？

国人的本能反应是：是李鹏邪恶的个人品质导致。很抱歉，我无法赞同这种意见。就个人品质而言，李鹏很可能既不特别优秀，也不格外低劣。根源另有所在。

首先是激进革命视暴力为理所当然的残酷逻辑，使得革命党人完全卸除了审慎使用暴力的道德责任。不管革命党人的初衷如何，革命的内在逻辑就是“比狠”，比赛心黑手狠，谁狠谁称王，谁不够狠谁完蛋。你只要入了此门，就由不得你了，你要么出局，要么照比狠的游戏规则玩下去，直到对于暴力的不道德性质完全麻木不仁为止。就此而言，革命党人和那些反文明的病态人群——痞子游民（可参看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边缘人终究要走上同一条路。但不管怎样，理想主义的革命党人最初还是被动、无奈、不情愿地被暴力牵着鼻子走的，他们内心里并不认为暴力是好事。

比这更可恶、也更可怕的是，19世纪号称“高度文明”的西方人，居然发明了一大推公然赞颂暴力的哲学和“科学”学说，把暴力和战争说成是什么“保持民族青春活力的刺激剂”，“文明进步的动力”，“社会变革的助产婆”等等。黑格尔这个普鲁士御用哲学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马克思直接继承了黑格尔的衣钵；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成为影响最大、罪恶最深的极权主义两大主流，和19世纪浸透德国人灵魂深处的日耳曼普鲁士好战黩武文化有脱不开的关系。近代中国最大的不幸，就是学习西方学来学去，最后学习的居然就是西方文明当中这种最坏的，赞美暴力、崇拜暴力，把暴力彻底合理化的东西。

我们务必不要继续被马克思主义和其它西方谬说所误导，把自己的文明传统一笔抹黑。皇权专制当然很坏，这正是中华文明当中最坏的部分，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体系——儒家学说绝没有上述西方那种坏透了的暴力崇拜。不但没有，而且正相反，儒家学说毫不含糊地谴责暴力，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严厉批判法家“以力服人”即“以暴力令人屈服”的“霸道”。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传统当中，武人（军人）的地位一直很低，远远低于文官，民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就是儒家崇文抑武价值观深入人心的典型反映。中华文化精致典雅的辉煌成就，与此大有关联。

对比之下，西方文明却一直是未脱蛮风，嗜血好战。从公元5世纪直到16、17世纪，日耳曼野蛮人造成的，长达一千多年的封建中世纪黑暗时代不必说了，就是堪称辉煌灿烂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和中华文明相比较，也要野蛮得多，暴力血腥得多——我是指文明的主流与常态而言，秩序崩坏的乱世不在此列。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西方经历了惨烈无比的两次世界大战，才终于醒悟过来，开始认真清理自身的好战传统。于是有了联合国和欧盟。总的来说，西方的文明程度整体超越中国，不过是自“现代化”这个文明巨变发生之后，距今短短二、三百年的事。太不幸了，我们被近代以来对西方的盲目崇拜障住了双眼，被“双重无知”障住了双眼——既对西方文明无知，又对中华文明无知，把两个文明各自的优点和劣点整个搞错了，搞反了。于是才会在中华大地上，出现本文标题所说的，“暴发户新奴隶主阶级”的民粹极权统治，这个和中华文明格格不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坏最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态。李鹏，则不过是它的一个典型产品和最大受益者之一罢了，他因此而要拼死维护这个制度、这个政权，而这个“暴发户新奴隶主阶级”、权贵资产阶级要重重犒赏它那只最凶恶的忠狗，乃是理所当然。

一些中共高干子弟自称“贵族”，他们不知道，贵族最突出的品质，是捍卫自由、视荣誉高于生命；而“自由”的核心含义是人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每个人必须享有的基本自由权利：“荣誉”则首先就要严守规则，像“春秋五霸”之一，可敬可爱的宋襄公那样，宁可战败也“不击半渡”：“礼崩乐坏”，就是宋襄公们遵行的贵族社会荣誉规则的崩坏，所以才有孔夫子“以德治国”的不合时宜，才有秦始皇、李斯这些流氓痞子的横行天下。这些高干子弟的父辈们，他们按照“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三位一体暴力仇恨邪教的教唆建立起来的极权制度，却正好是自由的对立面即自由等于零，而他们夺取政权的手法同样是“荣誉”的对立面——实力第一，没有道德底线，为成功不择手段——照列宁的说法是，共产党人的全部道德，就是绝对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利益的需要。这不是贵族，是痞子成了暴发户——先是权力暴发户，改革开放之后，又用“权力搅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大发横财，成为财富暴发户。这个暴发户新奴隶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两条：有权就有一切，和金钱万能；他们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只不过是罗莎。卢森堡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预言过的，极少数特权阶级的专政）不受监督约束的超级权力攫取了巨大利益，然后用这个权力残酷镇压批评者和他们认为可能威胁到他们利益的一切人。这只极权怪兽，和这怪兽所看守的无比巨大的利益，就是李鹏们要誓死捍卫的东西——这在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已经丝毫不是什么秘密，而极其讽刺的是，李鹏却在他的日记里假装全然没有这回事，继续毫不知耻地大讲特讲他们讲了一辈子的什么“两千万烈士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什么“社会主义”，等等一大堆陈腐不堪的弥天大谎。李鹏等人竟然到今天也还丝毫不懂，他们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四项基本原则”等等那一套，根本就是法治、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对立面，两者绝对无法相容，只有逻辑彻底混乱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会把完全不相容的东西“对立统一”在一起，搅作一团乱麻。法治社会是没有内部敌人的，只有守法∕违法、合法∕非法之分，即便是十恶不赦的刑事犯，除了依法剥夺部分自由权利之外，仍然必须享有其它基本人权（相关论述可参看拙作《不可持续的“拖”字诀治国》）。人们不禁要想，此人到底是个大笨蛋，是一块政治活化石，还是个毫无羞耻的超级大骗子？改革开放30多年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活宝？或者，一切邪教的信徒都是这付德性——打着某个蛊惑人心的伪神的神圣旗号，行骗财骗色、大捞实惠之实？——最后这个解释，我看可能最接近真理！

（北京之春）

周舵：多歧义的“革命”

Jan 1, 2010

《炎黄春秋》2008年第一期秦晖的大文《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资料翔实、论述严谨，十分精彩。仅有一处我认为欠周详，就是对“革命”这个关键词的诠释。秦晖说，“承认人民有权反抗暴政”“即有权革命”；美国《独立宣言》承认人民有革命权（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在秦晖的大文中，“革命”就是“反抗暴政”，“以暴抗暴”，“改变或废除政府”。

我们首先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状：“革命”是个歧义纷繁的多义词。如果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paradigm）之有无作为划分“科学”和“前科学”的标准的话，各门社会科学可能除经济学之外，都只能算是“前科学”——建立范式的核心要求之一是，每个基本概念都要有严格、单义、公认的定义，而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现状却几乎是恰好相反。在这种不合理想的状态下，我们只能是：第一，“要建大厦，先烧出好砖”， 必须对于自己使用的、词义不统一的基本概念给出尽可能清晰、严谨的定义。第二，这个定义应当尽量不超出习惯用法的范围，尽量避免“横空出世”、“别出心裁”。第三，由于习惯用法是多义的，作者应明确说明自己在这多义中的取舍；第四，当选择的习惯用法实在不够用时，说明作者自己的附加义。

本文并不涉及作者自己对于“革命”的定义，只限于对“革命”一词的习惯用法作最简略的分类。

首先，从词源说，“革命”一词最初是占卜术士预言“命运之突然转折”，从“revolution”的构词法便可看出这一“转折”、“回旋”的含意；用于政治领域时，则专指“用暴力突然推翻统治者”，即今人所称的“政变”。《独立宣言》所言“革命”即此义。美国革命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改成共和制算不上是实质性的政治变革，基本政制仍然是英国式的自由宪政。是美国人基于联法抗英的立场，夸大了这一“革命”的实质意义。

其次，革命本身并没有方向性，可以往未来革，也可以往过去革。指向未来者为激进革命、左翼革命，指向过去者为保守革命、右翼革命（“激进”也是个多义词，既指目标，多指向未来；也指手段，与“渐进”相对）。照此，英国17世纪的内战和短命的共和创建、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等属于前者，而美国革命则相反，属于后者，即恢复被当时英王剥夺的“英国人的自由”这一北美殖民地人民自古就享有的传统习惯权利。所以，美国“革命”是既不“彻底”，又是往回“倒退”的，和我们习惯理解的激进革命恰好相反。

第三，左翼革命又有程度（“彻底性”）之别：最不“彻底”的是政治革命，即除政权更替之外还伴随政治制度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然后是“社会革命”，不仅有以上两点，还要对社会基础建构如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做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更彻底的是“文化革命”，即除以上三点外，还要对文化（观念、信仰、传统、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做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

就当代中国人而言，对革命的理解就仅是第三种含义——左翼的、极端激进的、未来主义（进步主义）的，也就是说，极左的、最彻底的“革命”，而不是秦晖所说的含义，当然就更不是美国式的保守革命。秦晖所说的“革命”，如今叫做“政变”。（转载于《北京之春》）

周舵：广大人民群众为何拥护薄熙来？

Dec 2, 2012

不管薄熙来最后下场如何，此人已经铁定青史留名了。至于是美名还是恶名，只有天知道，因为，中国未来走向何方，只有天知道。《环球时报》近来有篇题为“自由派应为社会团结有所建树”的文章，意旨虽然不坏，其中有个所谓“中国道路已定”的说法却未免贻笑大方。事实上，关于中国的未来，唯一能够确定的一条，就是“不能确定”。不确定当中的可能性之一，就是文革重演，不进反退，倒退回毛泽东时代。果真如此的话，薄公子不但开创有功美名扬，还可能高居功臣簿第一名，甚至如其所愿，成为毛泽东第二，成为“毛二世”呢！所以，因薄王事件而幸灾乐祸的老右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广大人民群众”正等着扒你们的皮，吃你们的肉呢——已经有人这样公开叫嚣了。尤其是权贵们及其子弟亲族要特别注意了，人民群众最恨的还不是老右，是你们这些不劳而获，靠权钱交易一夜暴富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在人民起义的怒涛中，第一批被剥夺财产，进监狱吃牢饭的，很可能就是你们这些人。老右多数是知识分子，没有多少油水，渴望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的人民群众不大可能朝他们下手——至少第一轮不会轮到他们。我这是危言耸听吗？那就请看看“阿拉伯之春”吧。

按理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三派，倒退派、维持现状派、继续改革派，后两派占人口的绝对多数——不管从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得到的利益是多是少，绝大多数人毕竟都得益了，倒退应该是大失民心的事，怎么以薄书记为核心的倒退派反而会如此气势汹汹，大有席卷天下之势呢？莫非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今日到薄家”？莫非真的是要应验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的预言，“我看右派上台也是短命的，因为人民群众不会拥护他们”？

对了，我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在广大人民群众眼里，改革开放不折不扣，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右派翻天，而广大人民群众绝不会拥护右派！无分古今中外，此理皆属固然。左派从来是、未来也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即社会学里“社会分层”理论所说的中下阶层和底层民众天然的、当然的代言人。

“代言”归代言，言与行毕竟不是一回事。如果这些“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言人”是自命的，不是通过选举竞争上岗的，那么，他们第一很可能脑子不好使，误信了某种人间天堂的美梦，结果事与愿违，制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有一则寓言《熊的服务》，说的是一只狗熊和一位传教士是好朋友。有一次，他们结伴旅行。走到半路上，传教士累了，躺在路边打盹，忠诚的狗熊在一旁守护。一只蜜蜂飞过来，它也累了，停在传教士脸上，想歇歇脚。狗熊误会了，以为蜜蜂要伤害它的好朋友，于是挥动熊掌，一巴掌拍下去！当然，蜜蜂丧了命，传教士的脑袋也开了花。——可见，好心未必会有好结果。第二，这些自命的代言人有可能是私欲和野心作祟，口口声声说的是“人民利益”，实际上不过是拿人民群众当幌子、做道具，来演一出大戏，以求野心得逞罢了。一旦得逞，他们什么坏事丑事都干得出来。“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这是政治学的第一原理，无人可以例外。人非圣贤，孰能无私？就算我们中华民族福大命大，摊上个把圣贤，他一旦趟进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这滩浑水，也必定要腐化。这“腐化”不仅仅是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是指一切滥用权力，随心所欲、胡作非为的行为，也包括尸位素餐，因循苟且混日子，该作为时不作为。薄熙来倒是大有作为，和某些无所作为的领导人适成鲜明对比，这是他大得民心最根本的原因；而他致命的死穴，是滥用权力、无法无天，随心所欲、胡作非为，种种事实，经王立军初步揭发，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且让我们等着看司法调查的结果，会是何等惊心动魄！——不过，前提是，这司法调查确实是独立公正的。而问题的死结，恰恰就卡在这里！当今中国，所有稀缺资源当中最稀缺的，就是独立公正的司法；每年多达十几、二十万起群体性事件，也许90%以上就是因为司法不公和腐败；而司法不公和腐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司法不独立，各级党委随意干预司法，包庇纵容官员们的违法犯罪。同时，仅仅司法独立还不能解决问题，还得“用权力制约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以及“第四权”——自由媒体的监督，和“第五权”——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等民主权力，这些权力必须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监督制衡。这个权力得不到监督制衡的死结不解开，给薄熙来定罪不但不能服人，反而会使得拥薄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政权更对立，更不信任。

凭什么说，“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热爱薄熙来”？有根据吗？

老实说，我只有通过自己的观察了解得到的有限证据，得出“如果现在就普选，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薄熙来之流人物很可能得到绝大多数选票上台执政”的猜测，没有过硬的科学根据。原因很简单：政府自己不做，也不允许民间调查机构做系统、全面的民意调查。没有这种调查结果的支持，政府凭什么制定政策？这种低智商的愚蠢问题，居然在我们这个据说“道路已定”，被许多人大肆吹嘘的“中国模式”当中至今仍然大成问题，真叫做“匪夷所思”！你带上一大帮子下属，浩浩荡荡下去“访贫问苦”、“调查访问”，能问出个鬼呀？真的不知道，你看见的，几乎毫无例外，全都是当地政府官员想让你看的东西？不知道，说明你已经愚昧无知、腐朽无能到了相当程度；知道，却照做如仪、不思改进，则说明你因循苟且、庸碌无为到了相当程度——你还能怪老百姓一头栽进薄熙来怀里去吗？薄熙来正是看准了你们这些照毛主席的话说是“脱离群众、脱离社会，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官老爷们的痛点，或如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见记者的讲话里指出的“许多严峻挑战”、“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中，“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被薄熙来狠狠踩住了执政党的痛脚，这才让他大得民心的！

难道，据说是“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就不知道，薄熙来那一套文革搞法是饮鸩止渴，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只能是病上加病吗？难道，据说是比知识分子、比“精英们”更有智慧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不知道“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浅显道理吗？

冷酷无情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事实上，人民群众对于自己的眼前、切身的利益确实是“眼睛雪亮”并且特别有智慧的，任何精英想要越俎代庖、自命民众的代言人，去代替老百姓自己做决策，都是注定要碰壁的；但是，对于如何安邦定国，国家如何得到良治、善治，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十之八九，会本能地寻找圣君贤相，巴望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也就是说，对于自由民主，对于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等等这一大套自由主义右派“弯弯绕”的复杂制度设计，人民群众不但眼不亮心不明、并无智慧，在极左民粹的长期灌输煽动之下，简直就是对之本能地反感和抵触。这其间的道理，深得很，复杂得很，根本不是什么“民主很简单，小学生都懂”那回事。欲知其详，请参看拙作《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恕本文无法深谈了。如果说，在薄王事件暴露之前，那些不谙世事，坐在书斋里凭空虚构玫瑰色美妙世界的民粹民主浪漫幻想还有情可原的话，薄王事件之后，再这么盲信盲从就真该打屁股了。

无论于国、于民、于执政党，薄王事件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如果我们中华民族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我们就应该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从薄王事件当中汲取足够的经验教训，尽快把法治、宪政推上轨道。这才是真正的治国安邦的治本之道。民主化分两步走，先法治、宪政，后民主，这个原则应该尽快成为各界精英的基本共识。

2012年12月1日
转载自《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mht/article_20121202721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