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2 白紙運動被捕者：她們是誰，經歷了什麼？｜江雪
野獸按：昨天觀看了美國之音的夏巢川訪談，甚為概況，打算在這裡收集一下白紙運動的前前後後，這些被白紙運動改變了人生的人的故事，做個見證。
端傳媒獲2024人權新聞獎調查報導獎
以表彰亞洲區人權新聞報導的「人權新聞獎」於世界新聞自由日揭曉，端傳媒包攬中文調查報導兩個獎項。
訪問裏李亦豪一直平靜抑壓，直至提到和丈夫生前逛過的旺角寵物用品店，吳翰林最愛吃的齋滷味。攝：林振東/端傳媒
端傳媒
刊登於 2024-05-03
今日（5月3日）為世界新聞自由日，由人權觀察（HRW）、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華特・克朗凱特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台灣外國記者會（TFCC）和泰國外國記者俱樂部（FCCT）聯合主辦的「人權新聞獎」今日揭曉。
「人權新聞獎」共分調查報導（中文）、調查報導（英文）、攝影、多媒體、紀錄片、播客和流亡新聞編輯室七個類別。
端傳媒包攬了調查報導（中文）兩個獎項：《白紙週年》系列報導摘下首獎，《「生不能同住，死不能合葬」——香港同志在法庭的未竟之路》系列報導獲榮譽獎。
人權新聞獎的目標是加強對人們基本權利的尊重，並將注意力集中在對這些自由的威脅上，同時也旨在表彰和鼓勵在大眾媒體上對重要議題做出的優秀、調查性和原創的報導。
人權觀察執行長蒂拉娜・哈桑（ Tirana Hassan）說，「在這個新興威權主義催生出獨裁領袖和大規模不實資訊的年代，記者揭發真相的角色較以往更為關鍵。我們很榮幸能向這些大無畏的報導者們致敬。」
得獎報導簡介
《白紙週年》系列報導
《白紙週年》調查報導系列充分紀錄了年輕的中國社會行動者，即「白紙一代」，所面臨的迫切人權危機，和他們在中國與海外華人社群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持續努力。 2022年冬天，中國見證了由年輕一代領導的「白紙運動」，後來許多參與者被捕、監視、騷擾和監禁。即使那些成功逃過即時危險的人也生活在持續的恐懼中。
2023年11月是白紙一週年，端傳媒組建了專題團隊，報導「白紙一代」的當前狀況。 這一系列報導是在回答以下關鍵問題，「白紙運動」結束了嗎？白紙運動的能量是否被延續？轉移到了哪裡？我們報導生活在恐懼中的行動者如何和恐懼共存，潤往海外的人需要面對和解決的政治和個人困境，內地和香港的被捕行動者經歷的深刻創傷，新成立的抗爭組織遇到的內部與外部挑戰，以及「白紙一代」希望傳達的深刻信息。
調查報導系列《白紙週年》體現了人權新聞所追求的核心目標和理念：加強對人們基本權利的尊重，並關注對這些自由的威脅。
Nick 與 Ken二人房中放著一隻等身高的巨大Baymax公仔，是他們剛剛搬進來時，Nick在街上看到，因為Ken喜歡，不惜叫了一輛小型貨車運回家，然後再耗費三天時間清洗。「有空間，才可以讓事情發生。」
《香港同志在法庭的未竟之路》系列報導
香港同志配偶住屋權的未竟之路：「如大家仍有希望，我便去承受」
專訪同志平權案主李亦豪：喪夫後，我要捍衛「我們是家人」的事實
2023年，香港高等法院駁回房委會和政府的兩宗上訴——即男同志吳翰林、Nick Infinger 各自入稟後合併的同志配偶居住權案，以及吳申請的同志遺產繼承案。吳翰林亡夫及官司替代人李亦豪希望官方承認歧視、讓訴訟止息，律政司卻決定申請上訴至終院。端傳媒分別專訪兩位司法覆核申請人 Nick Infinger、李亦豪，了解他們幾年以來在法庭奔走，為自己與及香港性小眾爭取基本人權的路途。
訴訟在香港同志生命中造成的創傷斑駁未癒，但他們的法庭仍路漫漫。在主流媒體減少關注同志權益的當下香港，端傳媒持續跟進同志法庭專題，與同志群體之間的信任，使我們得而記錄他們的權益現況、思考和想法，提醒社會大眾留意。
白紙後這一年，「不被恐懼牽著走，我們可以牽著恐懼」
恐懼連結了彼此的經歷和感受，亦生長出力量。
特約撰稿人 路粼 興波 郭大路 尤家明 林語婕 發自新加坡
刊登於 2023-11-24
編者按：白紙運動的能量是否被延續？轉移到了哪裏？這是端傳媒「白紙週年」專題關注的核心問題。我們推出系列報導，關注行動者在被恐懼裹挾中如何艱難前行；關注白紙能量轉移到海外後的具體困境；關注運動留給中國大陸行動者的巨大創傷；以及，海內外的白紙親歷者們想說給你們聽的話。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艾歌害怕敲門聲，害怕陌生來電，即使如今已身處海外，聽到遊行喊口號、看到遊行中警車燈光晃過來，她仍會全身發抖、心跳加快。恐懼是如此日常、具體、隨處可見，催生出或戰或逃的應激反應。柏莉總會隨手攥住一串鑰匙，手指穿過鑰匙扣，在腦中模擬遇到突發危險時、一拳擊中施暴者太陽穴的畫面。順財則試圖「洗白」自己，在朋友圈轉發港區國安法的講座，她想「做個好人」。
一年前的白紙抗議，讓他們在恐懼中向前邁出一步，但緊隨而來的是更猛烈的打擊——被捕、被連夜審問、被拘留、被扣上「尋釁滋事」的罪名。一些人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反覆被問話；一些人被送回戶籍所在地，不允許離開；還有一些人在關押四個月後取保候審。
溝通變成一件很可怕的事，無論是和他人還是和這個世界。在微信裏詢問一個朋友是否安全，是很不安全的行為。沈默安撫了恐懼，也切斷了人與人的連結。被警察沒收又退還到自己手中的電腦和手機，好像內置了一雙監視的眼睛，盯得人喘不過氣。獲釋後的幾個月，艾歌不敢聯絡朋友，不敢翻牆，不敢搜索新聞。
在廣州和上海，街上巡邏的警車比以往頻密，地鐵裏檢查手機的警察也變多了。每每遇到，寶榮都會加速繞著走，並在心裏默誦警察不可隨便查看公民手機的法律條文。獲釋後，羊艮將手機從靜音調整為鈴聲模式，以防錯過有關部門的電話。她想，要是漏了接聽，警察找上房東或父母，可就更麻煩了。每當警車從身邊呼嘯而過，羊艮腦海中就會出現去年自己被警察拉走的畫面——這一情形，也發生在艾歌和她的朋友們身上。
疫病感染高峰隨著那個冬天的終結逐漸回落，有關白紙的記憶——與無人統計的感染病逝者一樣，陷入失語。但恐懼留了下來。事實上，恐懼從未消失，它潛伏在每一個親歷者、見證者的身上，不時發作。恐懼成為他們共同面對的課題，連結了彼此的經歷和感受。一些人嘗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抵制恐懼？
我們都曾被恐懼擊倒
恐懼穿牆而來。
3月，海外獨立雜誌《莽莽》的幾位成員暴露在危險中——有人受到有關部門施壓，被要求停止活動、透露成員信息，也有成員的家人被騷擾，被詢問孩子是否參加反華活動。
2022年末在歐洲掀起的抗議浪潮，始於10月的北京四通橋事件。一些海外留學生組織了柏林集會，結束後，幾位參與者決定做一本中文雜誌。11月12日，《莽莽》初創團隊成立。
《莽莽》的創刊介紹中寫到，這是一本不受審查的中文獨立雜誌，「書寫大離散時代中的行動、連結和歷史」，「令華語創作在審查的高牆之外野蠻生長」。
隨後到來的白紙運動成為第一期主題，這群書寫白紙的人很快遭受到來自官方的壓力。據創刊成員傅梓說，到今年10月，在德國被國安找過的至少有8人，其中也包括和雜誌無關的人士。傅梓20多歲，兩年前來到歐洲留學。
幾乎是一夜之間，《莽莽》的工作群組全數解散。
「當時就想縮起來。」傅梓把兩三年來積累的海外群組資源全部切斷。
由於不知道有多少成員的信息被掌握，所有人都陷入未知的恐懼。很快，有人退出、切割，或再無法聯絡。《莽莽》初創成員尤加去探望其他成員，「我清清楚楚看到焦慮，愁眉苦臉」。大家都在擔心：未來還能回國麼？家人會不會被找？
尤加想起雜誌第一期出爐時，成員們帶著雜誌、搭地鐵去聚會的地方。在途中，尤加想要一本看看，一位成員把雜誌抱在胸前、如視珍寶，說抵達酒吧後大家再一起看。「沒想到過了兩個月，這位成員就『半死不活』，沒有力氣了，就因為這個恐懼。」尤加說。他20多歲，在歐洲留學。
信任感正從日常生活中流失。和朋友聊正事，尤加總是將手機開啟飛行模式，把微信從後台關掉——萬一會被監聽呢？去到其他國家，手機上蹦出陌生來電，雖然心裏知道那大概率是詐騙電話，仍會想像那是公權力的觸手。倘若在外地留宿，傳來預期之外的敲門聲，亦會讓尤加膽戰心驚。
傅梓在恐懼中感受到孤獨。身邊的外國同學每天快樂地喝酒、玩樂、積極討論問題，他卻憂心安全。「每天活得很抽離，好像夾在歐洲和中國之間某個不知名的地方。兩邊都在施壓，把我擠在中間。」
「我們好像變成了一個敏感詞。」尤加說。恐懼一度溢出，傳染到其他社群的海外行動者。一些社群原本有定期的線下聚會，也因《莽莽》的安全事件取消。
白紙運動促使政治站隊變得大膽而公開，大家在看到彼此的同時，亦加劇了恐懼和警覺。缺乏安全感的交流，也難以在人與人之間建立真實的連結。身處美國的行動者胖丁說，以前大家參加活動還願意添加彼此的微信，現在都用 Signal、Telegram 或 Whatsapp 等相對更安全的社交軟件。線上群組中，也更傾向使用匿名。胖丁在海外參與運動已有四五年，關注女權、種族、社會動員等議題。四通橋事件後，紐約在地組織「不粉紅」成立，胖丁加入其中做志願者。
「我不覺得在海外就安全，家人還在國內。我知道他們（政權）會做什麼，如果暴露了，一定會牽連到家人。」航星20多歲，正在日本留學。曾將政權視為「慈祥的父親」的她，少時使用母親的VPN翻牆出去，了解到六四的歷史：「原來慈父不僅家暴、還會撒謊。」
剛到日本時，她不信任身邊所有中國人，甚至假設所有人都和秘密警察有關係，自己隨時可能被舉報。「秘密警察算是我最大的恐懼。我不知道話說到什麼份上是不可以的，不知道在哪裏說有可能會被聽見。」
為了參加在日華人組織的白紙運動，航星做足了偽裝。除了口罩，她也戴上帽子包住染成亮藍色的頭髮，連耳朵也不落下，並專門購入優衣庫當季熱銷衣裝——穿得愈普通愈安心。背上日常使用的背包時，航星也會取下掛飾、徽章。2022年參加港人在日本舉辦的六四集會時，航星甚至戴了兩層口罩，因為擔心現場有衝突，會被人扯下口罩。
恐懼是「雞生蛋、蛋生雞」。「特別是在簡中媒體上，過度渲染海外遊行的衝突、抗議者的暴力破壞。讓大家害怕暴亂、肢體衝突、警察抓人等，也就降低了出去參加身邊事情的動力。」胖丁觀察到，這種恐懼被一定程度放大，有參與者要求組織者創造一個絕對的安全空間，比如英國的女權脫口秀要求「全女環境」。
港區國安法落地後，順財認定，在政府時常擔憂「剿匪不力」的「新香港」，做行動要建立比「打壓已相對制度化」的大陸更嚴格的自我保護，比如，保持匿名和使用安全的手機軟件。順財也在日常人際關係中練習區分人——哪些人不會舉報我？哪些人的安全措施做得夠好？
「2019年之後，大家都知道安全水平線大概在什麼地方。又經過2020年，看了那麼多的case（法庭案件），知道怎麼去做區分。」順財20歲出頭，她一度以為自己能踩住安全線。
但這套區分系統被現實擊得粉碎。年中，在港大陸學生曾雨璇被控煽動罪。曾雨璇2022年來港後參加白紙運動，又於2023年1月和6月兩次被捕，第一次涉及悼念2021年「七一刺警案」的涉案者梁健輝，被保釋後，又因試圖於六四前夕進行紀念活動再度被捕。曾雨璇認罪後被判刑6個月，是第一位被判「煽動罪」罪成的港漂。她刑滿後被香港政府遣返中國，隨後音訊全無。
曾雨璇案披露的證據包括：她與八九民運人士、傳媒記者、朋友等人的對話記錄，以及手機備忘錄寫下的注意事項和緊急聯絡人等。相關證據被法官接納，寫入判詞。
旁聽曾雨璇案後，順財的恐懼被推至最高點：「感覺距離很近。好像你和朋友之間的聊天就可以被定罪。」她開始失眠，脾氣變得暴躁，「無差別攻擊」親近的人，有一兩次甚至在公共場合崩潰大哭。順財忍不住想洗白自己，把國安法講座轉發到微信朋友圈，清理社交媒體帳號裏的行動像片，退出活動群組。
白紙後，在人人自危的恐懼下，海內外社群活動減少，聯繫也變淡了。傅梓有時覺得，「我們在社會浪潮之下，曾經有無數人站在身邊，像海浪一樣裹挾著衝向體制高牆。現在浪潮退下去了，我們留在沙灘上，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好像被拋下了。」
共存
精神最緊繃的時期，羊艮依然在社交媒體轉發公共議題，發完又很害怕。她自嘲「膽小又覺得要發聲，發完就害怕，不發又做不到」。
傅梓也發現，局勢根本不允許自己縮起來。「因為身邊朋友一個個被找到。我們需要收集情況，我就承擔收集風險、了解具體情況的工作。」
他「受夠了活在恐懼中」，並做了最壞的打算——政治庇護。傅梓仔細研究所在地的政治避難法律、程序運作，還跑去難民營了解生活，評估自己是否有能力踏上這條路。「基於安全考慮，必要的時候要下決心，另一方面還是有很多牽扯、顧慮， 要完全和中國切斷聯繫還蠻遺憾的。」
但不管怎麼說，下定決心這個動作給了他勇氣。
「你把那個東西（恐懼）想像得比你還大，你覺得它傷害你，你解除了那個誤會，或把自己變強大，恐懼會消失。」柏莉曾是一名社會新聞記者，在北京工作數年，參加了在北京的白紙運動。
龐大的恐懼被拆解為細小的、可應對的解方。航星為自己打造了兩個身份，普通大學生和在日活動家。大多數人認識的航星，是一位大學生，過著上學、吃吃喝喝、與教授吵架的生活。在日活動家則會組織活動，運營女權相關的 Instagram 帳號，在線下辦展覽。航星有意識地避免合照，以防兩個身份在社交媒體上相遇。
傅梓也有控制恐懼的方式。例如建立一套信任判斷的標準，「看大家做的事情，哪個刑期更重。如果刑期差不多，那就可以有信任的基礎。」在向不熟悉的人介紹自己時，他會優先展示不那麼敏感的身分，例如先介紹自己是讀者、或者向對方介紹某個平台；如果對方也是參與者，傅梓會考慮用行動者的身份介紹自己。
「你不踩線怎麼知道線在哪呢？」在香港參加過白紙運動的小錢認為，紅線是測出來的。「比如你看新聞和做行動就會知道，六四悼念是不行的，但是目前來看做女性（行動）還可以。」
一度徘徊在解體邊緣的《莽莽》決定繼續走下去。大家轉移了工作平台，更加注重信息安全，日常採取信息「閱後即焚」的形式。
「我們自己也很感慨，分明是做文字的，但信息只能存在一天，24小時後就會準時刪除。」傅梓說。
被恐懼纏身數月後，改變發生在六月。傅梓在英國參加六四紀念，現場不同社群的行動者們向傅梓誇讚雜誌辦得不錯。他感受到還能在不同國家、社群之間做更多橫向連結，「重新找回未來行動的可能性」。
在連結中，恐懼衍生的孤獨會被切斷。隨著與更多NGO行動者接觸，傅梓了解到伊朗、阿富汗、俄羅斯的行動者也有相似處境，孤立感隨之減少。有一次，他和班上伊朗同學聊起安全問題，伊朗同學聳聳肩表示理解，然後緩緩從懷裏掏出兩個手機。傅梓很驚訝，也從懷裏掏出兩部手機。兩人打開手機，都開著VPN，一人在A國、一人在B國（註：均不是所在國），二人相視苦笑。
順財認為，與恐懼共存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白紙過後，吸納和維繫社群成為面對恐懼的緩衝地帶。例如，小範圍做一些「人畜無害」的事，看電影、騎車、爬山。在這些不敏感的活動中，或許能發現聊得來的可靠朋友。通過建立和維繫社群，打開新的窗口，也能從中了解更多本地議題。「很多「正常」的途徑（遊行、集會）無法實現，個人的表達力量也很小，所以不得不去通過一個『社群』的方式做一些事情。」順財說。
這個秋天，為了接觸到更多真實的人，《莽莽》舉辦了第一次線下分享會。在確定做線下活動前，尤加花了些時間了解和認識當地社群，心裏有底後，才敢發布活動信息，「也沒法100%感到安心，發布信息的群裏有許多人不認識。」為了控制風險，尤加拒絕參與者空降活動現場，必須提前報名。
不過，恐懼仍會在不經意中現身。活動前，尤加忙碌於準備分享內容，在現場接觸到讀者，也一度讓他將擔憂拋至腦後。但中途出現了小插曲——一位走錯門的人士突然開門、探進身子，尤加趕緊叫停線上成員的分享，氣氛一度凝滯。後來經過交涉，才知道對方不是秘密警察，僅是一位找錯地方的路人。
在上海，讓羊艮緊張的警車巡邏已成了一種常態，她發現自己沒有那麼害怕了。「你每次出門都可能會遇到，從恐懼慢慢變成習以為常。」
牽著恐懼，從一樓到二樓
尤加迫切想將夥伴們從恐懼中拉出來。他提議成員們共同創作小說，通過寫作為自己賦權。這些文字組成了《我們在牆的這頭》，成員們化身為一群數十年前的西柏林留學生，用筆觸描繪出恐懼的形狀。尤加寫道：
「過幾天即要回去，我感到很緊張。麗莎和我合寫的稿子已經都留在了雅絲明家中。剛剛重新檢查了我的行李箱，只留衣服。紙筆會被檢查站攔下。
我此刻徬彿是一隻即將浮出水面的魚，將要被撈起、開腮、剖肚。我的每一片鱗也將被翻起。噩夢中邊檢官把手電筒插入那些還未癒合的傷口，也許他們想尋找什麼，發現什麼。
媽媽，我希望我是一隻水母，無耳鼻舌身，全聾盲啞，這樣他們即使抓住我，也無法拷問我。」
「我們共寫恐懼。我們不會被牽著走，我們可以牽著恐懼。」尤加說，「共寫一件事，會讓大家更親密，一起成長。不會有人倒下了，你卻只能看著他。」
大笑也是對抗恐懼的方法。
白紙運動後，「女子主意」 舉辦了一場主題為「家」的脫口秀。佈景時，工作人員用紙板做成藍色鐵門，代表疫情封控期間人們被困住。那次活動鼓勵觀眾在白紙上寫下想說的話。有人寫，「我想參政議政」、「我想胡說八道」，有人寫「想回家」。
「女子主意」成立於紐約，是一個旨在連結海外中國女性的泛女權社群平台，平時會組織女性和女權相關話題的活動，包括辯論賽、圓桌討論會、女權戲劇、脫口秀/開放麥等。「我們從一開始就覺得女權脫口秀應該是反審查的，讓大家在舞台上講一些可能在國內、或者是在日常的華語圈子裏不敢講、但是很真實的東西。」「女子主意」 的合夥創辦人淼淼說。
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網上盛傳一則現場流出的視頻——中國前國家主席胡錦濤被警衛架走，坐在他身旁的高官們全都面無表情、目視前方。「覺得很震撼，就是一個白發蒼蒼的老頭被帶離自己的崗位，臨走前還一直想拿那個小本本。」淼淼將看到畫面時的震撼和恐懼寫入段子中：「你的前領導人，一個白髮老人被強行帶走，你都無動於衷，你還是人嘛？」
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時，淼淼以替代詞稱呼某個領導人的名字，直到第一次「直呼名諱」時，聽到自己聲音的淼淼有點震驚，但情緒很快轉化為興奮。「開始講了之後，也會覺得莫名其妙，這個東西為什麼不能講？」原來講出口也是政治脫敏的過程。政治「梗」在舞台上出現時，台下觀眾大多捧腹大笑，偶有不知含意的人，在了解後會倒吸一口涼氣。
「講這些東西從來不是要嘩眾取寵，完全因為這些壓迫、痛苦，尤其清零政策下的每一個人，每時每刻都壓在心頭，成為創作動力。」淼淼說。
淼淼認為，在父權制、威權系統下，調侃一個強大的權力、對其笑出聲來，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大笑可以消解恐懼。「尤其作為亞裔女性，很多時候你只要跟人交流，就有可能遇到情況，因為身形比較小，覺得自己渺小無助。但你只要盯著這個人，甚至可以笑這個人，就已經能讓對方感到非常驚訝，有 empowering （賦權）的效果。」
練習面對恐懼之前，也需要主動建立安全的空間。「女子主意」在現場安排了一位 peacekeeper （調停者），在活動開始前，peacekeeper 會告知觀眾一些原則，例如不能拍照、錄像。若現場有人讓觀眾感到不安全，可以告知 peacekeeper，這樣可以獲得及時介入、調停，不必讓觀眾獨自面對衝突。
志願者胖丁記得，四通橋事件後，有一位法國同事問，「為什麼他只有一個人？」胖丁認為，這個問題背後顯示出西方民主社會對中國集權審查的認知缺口。在美國的行動中，留學生和華人群體有很多「真實而抽象」的恐懼，例如身邊有「小粉紅」干擾行動，與其他民族、社群之間的認知、經驗差異等。因為內化了恐懼，很難邁出那個坎。
能面對的方法，是組織低風險（low risk）的行動。胖丁指出，在實踐中，恐懼是可以被轉化成具體的安全評估，是可控制的。「不粉紅」在組織一次討論新疆的活動中，一開始沒有將報名表對外發放，只在信任的社群內部分發，「活動目的是想深度聊，所以要在小和安全的空間，不需要一開始做很大。」那次線上活動，在國內的參與者沒有打開攝像頭，但海外參與者都開了。「聊天氛圍特別好。因為是每一位參與者共同創建出來的真實和安全的空間，所以大家才能很真誠地去討論。」胖丁說，靠不斷實踐「破圈」，打開和建立社群，拒絕自己成為國家機器向內和向外擴張的爪。
在法國，社群「自由廣場」建造出了降低行動者心理門檻的「二層結構」。成員蔣不介紹，「一樓」公社組織沙龍和放映，討論當代藝術和政治，人多的時候能有四、五十人參與。「二樓」便是自由廣場，第一次活動是2021年六四悼念，而後陸續組織過八、九次線下示威。
從一樓走上二樓，是跨過恐懼的步伐。「我們是希望大家，如果作為一個中國人剛到來到海外，不敢參加示威，但好像聽一個沙龍不會有什麼大問題。我們想用比較溫和的形式吸引一些剛開始、更溫和的人，把他們吸引到二樓去。」
尾聲
柏莉抓住鑰匙的習慣在今年解除了。
夏天，29歲的柏莉前往北美留學，從一名文科生成功「轉碼」。她所在的城市不太有政治氛圍，就連市長選舉時期，街上都鮮有政治宣傳。「我本來以為我會討厭所有情況下的所有警察，但我也不討厭這邊的警察，現在看到警察也不會覺得煩。」柏莉說，因為弦子案件，以及過往採訪的許多法律相關事件，在北京看到法院建築會感到反胃。現在再路過市政大樓、法院，已能當作正常的機構對待。
將傅梓包裹的恐懼和孤獨感正在散去。「我們就是在黑暗之中活著，構建自己的社群，獨立於系統創造一些東西。」傅梓說。
傅梓有時會想起曾在網絡空間相遇的人。一些是參與去年香港集會的大陸人，活動結束後在Telegram群組互道珍重「兄弟爬山、煲底見」後，群組就解散了。一位北京女生，在大學貼上白紙後興奮地跑來與傅梓分享感受，但很快因為輔導員查到監控，來與傅梓道別。另一位去年想去四通橋聲援的女生，被警察抄下身份證後，覺得自己變得不安全，決定離開Telegram的世界。
「現在面對離別，至少會想，見過這個人的存在。 」
傅梓現在覺得，用假名也挺開心的。真名是父母給的，在海外的行動者社群反倒有點「chosen family」（自己選擇的家人/家庭，指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像家人一般支持對方、共同生活）的味道。「和什麼樣的人認識，反正都是假名，唯一可以面對的是一起做的事情，這些才是很本質的東西。」
應受訪者要求，艾歌、羊艮、柏莉、順財、小錢、尤加、傅梓、航星、胖丁、淼淼、蔣不為化名。
白紙運動被捕者：她們是誰，經歷了什麼？
如此年輕，又如此熱情，假以時日，她們能承擔起更多。只是，如今面臨嚴厲的打壓，「起點卻彷佛成了終點」。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一名婦女拿著一張寫有烏魯木齊火災日期的白紙，以悼念死難者。攝：Thomas Peter/Reuters/達志影像
特約撰稿人 江雪
刊登於 2023-02-03
本文由端傳媒與NGOCN聲音計劃聯合發布，首發於端傳媒。
2023年1月20日上午，農曆春節來臨的前一天。在失去自由29天后，27歲的曹芷馨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律師。
這是在北京朝陽區看守所的會見室。她穿着土黃色的棉布上衣，灰色的棉褲，這是看守所的「號服」。按照慣例，會見時間只有40分鐘。
「她很堅強。」知情者說。
前一天夜裏，也就是北京時間的1月19日晚上11點多，被關押在朝陽區看守所的多名「亮馬河悼念活動」的參與者，被陸續以「取保候審」的名義釋放，其中有記者楊柳、秦梓奕等人，但曹芷馨沒有在其中。她和她的另外幾位同齡密友，包括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同時被宣布批准逮捕。罪名也由此前的涉嫌「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更改為「尋釁滋事」。
據知情者稱當晚被批准逮捕的至少有20多人，他們都與2022年11月27日夜發生在北京亮馬橋、反對疫情封控的悼念與抗議活動有關。
知情者說，曹芷馨在得知自己被批捕的消息後，感到非常失望。她確實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參加一個正常的悼念活動，會遭遇如此嚴重的後果。在收到家人以及男友的問候與關心時，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而在此次見到律師之前，她並不知道自己在被抓之前錄製的求助視頻，已傳遍了全世界。在這個視頻中，她預感到自己將要「被消失」，而尖銳地發問：「我們這些青年只是正常地悼念自己的同胞，為什麼要付出被消失的代價？我們是誰不得不交差的任務？」
早在1月9日，律師就為她提交了取保候審的申請，但被駁回。1月17日，律師向檢察院提交了「不批准逮捕意見書」，認為她只是「參與了自發的民衆悼念活動，完全不構成犯罪。」但這份意見書並沒有被檢察院採納。
和曹芷馨同一天被批捕的另一位年輕女性——27歲的翟登蕊，則沒有在農曆春節前見到自己的律師：繁瑣的各種申請手續，以及不斷出現的「意外」，讓會見變得很困難。
在失去自由之前，翟登蕊正準備申請到挪威的奧斯陸大學攻讀戲劇專業的研究生。熱愛文學與戲劇的她已經為此準備了很久。原本她的親人想在律師會見時問到她的申請密碼，替她提交申請，但因為律師遲遲不能會見，如今已錯過申請日期，只能留下遺憾。
還有李元婧，畢業於南開大學，又從澳洲留學回來，是一位職業會計師，也是她們中「最有錢的」。以及李思琪，一位熱愛寫作與讀書、自稱「不自由撰稿人」的青年。她曾經畢業的倫敦大學金斯密斯學院，於2023年1月28日剛剛為她發出了支持聲明。
她們四個人，是同齡的密友，在失去自由之前，都居住在北京鼓樓老城區的衚衕一帶。她們都有鮮明的文藝青年氣質：喜愛閱讀、寫作、電影放映，以及地下音樂。她們熱衷於探索這座城市裏那些處於夾縫中的、有叛逆氣質的公共空間。
她們關心社會議題，但還沒有來得及進行真正的公共發言。在一位密友的眼裏，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們，大多數只是「半積極分子」，是一群熱愛生活的、「對什麼都有興趣」，願意什麼都去嘗試的年輕人。「但她們與真正尖銳的問題之間，還有一定距離。」
她們基本上都是在2015年左右進入大學。從那時到現在，原本就十分薄弱的中國公民社會一直處於被高度打壓的狀態。近十年來，在北京，很多公共領域的討論與行動已難覓蹤跡，而她們，身處文藝資源曾十分豐富的北京，在殘存的公共領域的夾縫中生長起來，並有一條脈絡可循。她們身上，有着這一代人的獨特烙印。
「她們是一群有反思能力的人。她們也是行動主義者。」曹芷馨和翟登蕊的另一位朋友阿田（化名）說。於2022年秋天離開北京出國讀書的他說，自己如果在北京，那天晚上，也一定會和她們在一起。
「這一切遲早都會發生的，這三年極端壓抑的疫情管控只是一方面。」他說，「在這片土地上，只要有不公不義在，反抗就一定會發生」。
「假以時日，她們可以承擔起很多東西。但現在，隨着她們僅僅因為一次街頭抗議就面臨嚴厲的刑罰，起點卻彷彿成了終點。」 阿田說。作為朋友，他為此感到痛楚。
2022年11月27日，曾聚集大量悼念市民的上海烏魯木齊中路，路牌被拆掉放在地上。
1 被捕
2022年12月18日，卡塔爾世界盃決賽的當天，曹芷馨從北京到了上海。
二十多天前的11月27日夜，她和一些朋友在網上看到了悼念烏魯木齊火災死難者的消息，就去了離家不遠的亮馬橋。「對她來說，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她的男友後來說。
她帶了一束鮮花，摘抄了一些詩句。有人看到了她在微信上發的兩條朋友圈，那是她在現場。照片上也只是鮮花，詩句，還有站在一起的年輕人們。
已是深夜，離開現場後，她和朋友們又去了鼓樓周邊的酒吧玩，然後於凌晨時回家。好友翟登蕊也借宿到她那裏。她一覺睡到大天亮，而此時，遠在國外讀書的男友，正在焦急地聯繫她。
11月29日中午11點多，曹芷馨正在和男友通電話。男友在電話那頭聽到了曹的房間有警察上門，一片雜亂的聲音。
「她是個心很大的女生。常常連門都不鎖。」她的另一位朋友後來說。五、六名警察直接進了她位於衚衕雜院裏的小屋。
她被帶去了附近的交道口派出所。根據中國法律的規定，傳喚或拘傳不得超過24小時。和當日被帶走的大多數人一樣，次日凌晨，曹芷馨被放回了家，但手機和電腦以及iPad被扣在了派出所。
回到家的曹芷馨有一絲擔心，但依然正常生活着。12月7日，在亮馬橋悼念活動發生10天之後，中國政府公布防疫措施「新十條」，全面放開了疫情管控。身邊幾乎所有的人都感染了一輪，曹芷馨也不能倖免。
政府在一夜之間放開管控，在全中國，買不到基本藥物的人們都在自救。但無路如何，荒謬而嚴酷的清零政策終於結束了。「人們終於獲得了在家生病的權利。」作家狄馬曾這樣評論。
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曹芷馨和她的朋友們多了一絲樂觀。無論如何，政府放開管控，其實是間接承認了封控清零政策的失敗，這似乎使得此前的悼念和抗議活動無可指責。
在第二次被警察帶走之前，曹芷馨曾和密友一起討論可能的後果。
「我們當時猜測：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這個事情會不了了之，畢竟大家只是正常地去表達了一下哀悼之情。但也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能，去了現場的人會面臨幾天的行政拘留。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她的朋友說。
但最終，出乎意料的，那個最壞的結果降臨了。
12月18日的卡特爾世界盃決賽，直播是在中國的半夜。曹芷馨專門買了炸雞，和男朋友約好一起看世界盃。球賽大約看到一半，她突然告訴男友，她全身都涼了。因為她得到了消息：曾去亮馬橋現場的好幾個朋友又被抓了，包括楊柳。
「那個夜晚，一方面是世界盃上的歡呼，梅西獲勝的喜悅，一面我們的心又冷如冰窖。」她的男朋友說。那是個奇特的夜晚，憤怒、擔憂交織在心頭，讓他至今難忘。
第二天，曹芷馨就坐火車回到了湖南衡陽的老家。「她覺得，哪怕被抓了，也是和家裏的人在一起。」朋友說。
在老家的五天裏，家人不知道，曹芷馨悄悄錄下了一段視頻。如果她被抓，這段視頻將會被朋友們放出來。視頻上，她穿藍色的衣服，中長的頭髮。她有着明亮的眼睛，是一個美麗的女孩。
12月23日，接近中午時分。來自北京的五六個警察敲開了湖南衡陽的家門，帶走了曹芷馨。
2022年11月27日，北京，烏魯木齊火災遇難者紀念活動期間，人們聚集在一起守夜並舉著白紙抗議。
2 衚衕裏的「鼓樓文藝青年」
被警察帶回北京的曹芷馨，先是被關押在平谷區看守所，又於2023年1月4日轉移到了朝陽看守所。
很快，房東的電話就打到了老家，告知要終止租房合同，讓曹芷馨搬家。寒冷的北京一月，家人只得委託了她的朋友，一點點把她的書和生活用品搬出了她租住的東旺衚衕一號。
從湖南出來上學「北漂」在京，曹芷馨對衚衕有一種熱愛的執念。離開學校後，她就一直租住在鼓樓附近的衚衕裏。被抓之前，她租住在衚衕裏的一間一居室，在一個帶大門的小雜院裏頭。
朋友說，她此前租住衚衕的第一個房子更小，是一個鐵皮搭的閣樓，「站在房子裏，有一塊地方都伸不直腰。」
2021年7月，曹芷馨從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上學時，她的專業是環境史，研究生畢業的論文題目是關於清末的長沙。她對城市的歷史很着迷，看過那本《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她也很喜歡研究城市的肌理和市井生活。
「我是北京人，可我並不喜歡衚衕。衚衕裏環境雜亂，沒有廁所，一般人受不了。」她的朋友說。「我沒有她那麼熱愛北京，但她和這次被抓的朋友，卻最喜歡北京這種多元文化、民間生態，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這一次，他們抓了一群最愛北京的年輕人。」這位朋友說。
畢業後，男朋友想去國外繼續讀書，曹芷馨卻想先去工作。她一直想進入出版業，還沒畢業就開始就在幾個著名的出版社實習，包括廣西師大出版社、中華書局等。
在男友看來，她想去出版業，還是和她喜愛讀書和寫作有關。另外，學歷史專業，本來就業就困難，周邊的同學，或者考公務員，或者去國企、大廠什麼的做宣傳員，或者去中學當老師。這似乎都不是她的興趣。
可他們也都清楚，在當下的中國，出版業其實「很窒息」，許多出版社都面臨着財務危機，要在北京立足，對年輕人來說並不容易。
最終，作為一名優秀的實習生，她留在了北京大學出版社，並且轉正成為一名正式職員。她工作也十分賣力。如今，在B站上，還有她介紹《全球通史》這本書的一個長視頻。那時，她剛到北大出版社，正趕上推廣這本書。
「她很聰明，老師也很欣賞她。她有學術能力，也有思考的敏銳度。我一直希望她也能出來繼續讀書。」男友說。事實上，她身邊的朋友，很多都有留學的經歷，她也想出來看看。
她的老家在湖南衡陽，父母在體制內工作，家裏人大多是公務員。但最終，伴隨着讀書、成長、閱歷，這個女孩，漸漸長成家人並不了解的人。
2018年，她和男友相識，2019年開始交往。他們在一個電影放映活動上相識，兩人都在讀歷史學碩士。2021年畢業後，他出國了，兩人開始異國戀，每天都要電話。有時，兩人視頻，什麼也不說，各自做各自的事，她會彈奏尤克里裏，唱着歌。愛情甜蜜，他想，只要再重逢，就要考慮結婚的大事。
2022年11月27日，上海的示威現場，一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並被押上警車。
3 「半積極分子」，「有趣的人」
在最熟悉和親近的朋友眼中，曹芷馨只是一個有趣的、愛做些好玩事情的年輕人。她並不是政治上的活躍分子。「她太年輕了。從學校剛畢業，一切都開始，還沒來得及做點什麼。」
和那個晚上很多去亮馬橋現場的人一樣，她並沒有行動的經驗。「在前一天上海的抗議事件發生後，當天的北京，有一種很樂天的氣氛。去現場的很多人，甚至都沒有戴口罩。」一位朋友回憶。
在男友眼裏，她和她的朋友們，此前並沒有參與過政治活動，也沒有真正反對過什麼。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沒有公開地發聲過，也沒有留下公共言論。
「可她又是一個多麼有趣的人啊。」男友說。她和朋友還曾一起出去「賣唱」。她不是專業的歌手，就是覺得好玩，像玩鬧一樣。大家都很開心，也並不是很認真。「挺逗的一群朋友。」
他認為，曹芷馨和她這次被抓的一些朋友，最多算是「半積極分子」。她們一起做一些事，但都很正常，包括放電影、讀書會討論等等，這些放映和討論關注女性、環境、家庭等議題，但並不是那些在這個國家絕對被禁止討論的東西。
而她大部分的朋友，是這一年多才形成的圈子。畢竟大家都是剛畢業才兩年多。
她有一位叫曹原的朋友，也是人大的同學，學社會學。那時候，大家一起去電影節看放映。「在路上見到好幾次，後來回到人大，在食堂門口又碰上了，這就熟悉了起來。」
曹原參與一個人類學的公衆號編輯。和大家一樣，關注相似的議題，從文學、藝術、電影到女性主義，生態自然等，也包括政治自由。2023年1月6日，警察帶走了她。
和曹芷馨一樣，她的這些朋友也基本都住在衚衕或周圍。「對很多精緻的年輕人來說，住進衚衕裏，沒有廁所，而且周圍住的都是快遞小哥、送外賣的人。一般人接受不了。但大家都願意接地氣。」蓬蓬（為保護受訪者，此處用化名）說。
蓬蓬也是她們的朋友。她說：「基本上我的朋友們都有這個氣質。她們願意去做一些生活中的微小抵抗。」這些抵抗，很多時候，基於對性別身份的認知，以及對各種肉眼可見的不公正而發生。
這次成為焦點的亮馬橋，原本就是一個年輕人喜歡去的地方。那裏原來河水污染嚴重，但在2019年完成了改造，成為一個很宜人的城市公園。而且這一帶也是使館區，文化多元，有世界各地的食物，中東菜、北非菜、印度菜等，吸引着有好奇心的年輕人。
但是，城市在外觀上的發展和變化，不能掩藏這幾年越來越壓抑的政治氛圍。近年來，中國對言論環境的嚴苛打壓已毫不掩飾。不管是媒體上，還是學校裏，各種議題漸漸都成禁忌。三年疫情的封控，環境愈發壓抑。一位朋友說，每次聚會、放映等活動完，大家一起會討論，但其實大家也都「挺迷茫的」。「討論完了，也不知道怎麼辦。」
有時候，這些年輕人也會組織徒步，一起去郊野走走。曹芷馨喜歡小動物，也關心環境。此前她和男友一起去過南京的紅山動物園。在這次失去自由前不久，她還在紅山動物園認養了一隻小野豬。每年捐幾百元，「給小野豬加餐」。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人們聚集在一起守夜並舉著白紙抗議政府防疫政策，同時紀念烏魯木齊火災中的遇難者。
4 酒館、地下音樂，那些夾縫中不可言說的公共空間
2018年5月，正值1968年發生在法國的「五月風暴」青年運動50週年。
5月11日，位於北京五道口附近的706青年空間，舉辦了一場「致敬60年代」的朗讀會，位於居民樓的二十層、被改造為圖書室的房間內，擠滿了人。這是為紀念「五月風暴」而舉辦的其中一場活動。
人們朗誦着文章與詩歌。空間裏的一款黑色T恤上寫着白色的字：「我們遊蕩在夜的黑暗中，直至烈焰將我們吞噬」。這是居伊·德波執導的紀錄片的名字。
在「五月風暴」的紀念活動上，秦梓奕（2023年1月19日被取保候審）也在。她和其中的一些人後來成了朋友。
706是由幾位年輕人於2012年發起的烏托邦式的自治空間，因各種困難，自2020年初疫情以來在北京其實已難以為繼。大家在這裏讀書、討論、生活，是許多朋友相遇並互相影響的地方。
本世紀初，2000年前後，互聯網在中國正蓬勃發展，經歷過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發展，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以及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在北京，線上線下的公共空間，可以進行公共討論的地方不斷冒出來。三味書屋、萬聖書園等都處於鼎盛時期。曾經的北京，有熱氣騰騰的公共生活。
2012年之後，當蓬蓬到北京上大學時，「新時代」已開啓，很多過去老的公共空間遭到打壓，漸漸蕭條。706青年空間在夾縫中依然存在和生長着。在蓬蓬和朋友們常去的那個時期，「空間裏的年輕人，對各種各樣的不平等，不公正議題，都非常敏感。」
蓬蓬常去的是單向街書店，以及規模已縮小很多的萬聖書園。除此之外，年輕人們更多去的是一些小酒館，有地下音樂的酒吧、livehouse等。曹芷馨就是這樣。她喜歡傳統的民謠，包括新褲子樂隊、張懸的歌等。「她也喜歡地下音樂，但還不是最激烈的那種。」她的男友回憶。
蓬蓬也喜歡地下音樂。回顧過往與朋友們相識的日子，她會想起衚衕裏一個叫「暫停」的小酒館，雖然它如今已不復存在。那裏只有10平米不到，擠在衚衕裏，透過一張開在牆上的玻璃窗，能看到裏面。
10平米，這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酒館了。但在一些朋友的印象中，當年那裏卻是一些「進步青年」常去的地方。
那幾年裏，在自由派學者、公共知識分子及社會活動人士的聲音日漸萎縮的同時，校園與衚衕中的公共文化空間裏，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在詩歌、音樂、繪畫及電影中創造性地融入批判理論的視角。
曾經，蓬蓬和她的朋友，也是酒館的常客。她記得那些夜晚，很冷。小酒館實在太小，有時大家只能站在門口。冬天冷的時候，大家站在寒風中瞎聊，酒館會提供軍大衣。
酒館內常有「不插電」的演出。一個叫萬花筒的音樂小組，曾在停電的晚上在這裏即興彈唱。在另一個視頻中，這個音樂小組的人在衚衕裏的屋頂演出。冬日的下午陽光明亮而刺眼，風呼呼吹着，天很藍，他們彈唱到夜幕降臨，因寒冷而披上了被子。
曾幾何時，北京這些邊緣地帶的酒館，不僅承載了年輕人的文藝氣息，更重要的，是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公共空間。他們在這裏尋找氣息相投的同伴。在監控越來越嚴密的國度，尋找自由。
這些自稱「廉價而業餘」的小酒館，卻吸引了很多樂手和藝術家光顧，年輕人也循聲而來。「開酒館本身不是我們最想做的。就像節目里我說的，人都是要有一個尋找自我的過程。」在一些節目和文章中，酒館的老闆曾這樣講述。「我們酒館好像有一種烏托邦氣質，吸引來的都是好同志」。
「我一直在想，在北京胡同開一家⼩酒館能有什麼意義，其實趁年輕，開一間酒吧，幫任何人完成⼀次個人理想主義式的實驗，這是目前這個社會所不能給的。」這或許可以看作是這些小酒館的精神底色。
在朋友們的經驗中，在北京，這樣有個性的小酒館不止一家。另一個酒館，在2019年開張2個月，賣光了2019杯酒，然後就決絕關張。
除了這些小酒館，在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們喜歡的鼓樓一帶，原本就有很多音樂空間聚集。西至地安門外大街，往東南到東四，往北不超過雍和宮，不足5平方公里的地方，由幾條大街和無數條小衚衕組成的二環內核心區域，是北京小型演出現場的集中之地。
這一片，以音樂為載體，逐漸形成一個小圈子。年輕人喜歡聚集在這裏聽樂隊唱歌。中央戲劇學院也在附近，影視公司，文化媒體出版機構多。很多時候，朋友們一起去看演出，「江湖」酒吧等都是她們常去的地方。
「至少在2005年到2015年的這十年間，這個片區是北京獨立音樂和現場演出的心臟，吸引着全北京最負盛名的獨立音樂人，以及最愛時髦和新鮮聲音的年輕人。」有文章曾這樣描寫。
2022年12月18日，因為去過亮馬橋悼念現場，記者楊柳和她的男朋友林昀被抓。早在上大學時，林昀就和朋友開了一家小酒館，叫「不二酒館」。林昀也是一位有才華的音樂人。
一位常去酒館的朋友記得，不二酒館的風格很文藝，有點像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風。很多酒都是以歌名或地名命名。不同於那些商業化的酒吧，這裏會做一些讀詩、觀影的活動，也有露台上的演出。她記得，酒館曾放映一部女性主義主題的電影《正發生》，讓她印象深刻。
這位朋友是先認識楊柳的。楊柳做記者，文字很好，她們彼此加了好友，常在朋友圈互動，後來見面，便成了朋友。
如今回顧，蓬蓬覺得自己最喜歡北京的理由，是因為有這些不同的群落。2017年，北京打壓「低端」人口，清理掉很多衚衕裏的有趣空間。加上這三年嚴酷的封控，走了很多人，很多公共空間在慢慢消亡。但蓬蓬覺得，北京還是有那種很豐富肌理的場景。更重要的，是有一個朋友之間的社群。
「我們之間的命運是連結在一起的。」2023年1月，懷念着那些失去自由的朋友，一位朋友這樣說。
2022年11月28日，北京，為烏魯木齊火災受害者守夜後的集會上，一名車內的人拿著一張白紙抗議。
5 「一群認同行動主義的人」
在得知翟登蕊（大家都喊她登登）被抓之後，阿田去搜索，才發現自己和登登在好幾個共同的群裏，大多是關注疫情的。
如今在讀書深造的阿田也是此次失去自由並已被批捕的曹芷馨、翟登蕊的朋友。「這次被抓的朋友，她們有很多女性主義的意識，但其實她們關注的議題是不受限的。她們都是同情心、能動性很強的年輕人。面對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都是先參與再說。」阿田說。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大家首先是一群行動主義者，而並不無條件落入任何一種主義和意識形態。
登登是白銀人。她先是在福建師範大學上了本科，又考到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讀研究生。在被抓之前，她的身份是「網課教師」。她的朋友、此次也被批捕的李思琪，曾經寫過登登打工的經歷。
研究生畢業後，登登先試在教培行業，後來因為「雙減」，又去做直播賣教輔書。朋友們都很驚訝，登登那麼愛讀書的一個人，怎麼會去做直播？但登登自己做得不亦樂乎。
朋友小可（化名）事後回憶，登登說過，其實這也是一個田野調查的機會，可以了解到很多家長到底怎麼想的。登登興趣十分廣泛，她對戲劇非常感興趣，所以決定申請奧斯陸大學的戲劇專業，去繼續學習。
在一位朋友的眼中，自己的這些朋友，家境都不太差。家裏也多和體制、半體制有關。在她們這次出事後，聯絡家長很困難，父母們的態度多都是「要相信政府」。也能看出，「他們和家人的溝通是不足的。」
而芷馨的眼光則穿透家鄉，投向跨地域的歷史維度。「她性格非常外向，而且她比較沉着。雖然畢業沒多久，但已可以很有底氣地和受訪者交流。」一位曾與芷馨一起考察湖南郴州有色礦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回憶說，雖然此前大家並不熟，但可以聊到一塊兒去。「我們都對不發達的地方有一些感情。」 湖南是曹芷馨的家鄉。
在這位研究者看來，曹芷馨研究環境史，「她是真的關心環境」。他們曾一起聊過華南的這些有色金屬礦和北方的煤礦有什麼不一樣。談到北方的煤礦至少能給本地的農民帶來利益，而南方這些有色金屬礦都是國有礦，本地人並不一定因此受益。
芷馨想研究那些不發達的地方，沒有那麼「南」的南方，結合歷史、地理、環境的因素。而在這種探訪性的田野調查中，曹芷馨可以很自然、「有譜」地去和人聊。「她完全是出於樸素的好奇，以及對社會的關心來做這一切。」
芷馨的行程還到達了一處鈾礦邊的寡婦村裏，這個村莊裏，第一代「找礦隊」的礦工全都得矽肺病死了，他們在得病之後，淪為最底層的城市平民。對這種發生在自己家鄉的事情，「一般人如果不願意多管閒事，都不會去。但她就去了。」
在她們的朋友阿田看來，中國有太多的問題，而曹芷馨、秦梓奕、翟登蕊她們，都對這些問題有關懷。其中一些朋友，想結合短線的新聞來關注，通過去做報道。「她們都有有機的問題意識。」在他眼裏，這些朋友是這麼年輕，又如此熱情，是認同「行動主義」的朋友。她們關心眼前具體的不公，也是更加自我賦能的。
「基本上來說，她們都是一路升學上來的好學生，和社會原本隔着一層的。」阿田說。他依照自己的經驗，認為，對這些「好學生」，也會有一些讓你和社會隔着一層的工具，例如做學術。但是，總有一種力量，可能對這些一直升學上來的生命狀態產生衝擊。例如一些公共空間，例如一些社會探訪，以及參與一些志願行為。阿田認識的另一位朋友，就曾在上海疫情中，去養老院採訪，做出第一手的稿子。
「當你一旦開始關注社會，會很快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通過文章等，發生一些鏈接。」事實上，在北京，有更多這樣的聚會，總是有一些共同的議題會引起她們的關注。這些議題就是比較廣泛的「社會不公」。
阿田認為，對ta們這一代人來說，「八九」運動雖然震撼，但還不是最有肉身經驗的不公。對今天的這群人來說，當ta們站出來，並不是意識形態先行，還是出於很樸素的正義感，大家也願意去克服恐懼。「Ta們有能力去克服社會性的冷漠，而且不輕易屈服。但同時，大家也非常缺乏經驗。」
「對她們來說，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個別人蔘加社會事務比較多，更多的人是一種亞文化的氣質。」阿田說。但他也認為，「這一切並不矛盾。大量的年輕人，並不是高強度關注社會事件。具體做一些事情，也和機緣有關。」
「今天在中國，你無論做一些什麼，都會受到打壓。但是，你也會問，為什麼在中國有這樣無情無義的事情發生？然後，你就會想着要去做點什麼。」阿田說。
2022年11月27日，北京，為悼念烏魯木齊大火死難者，市民在追悼期間點燃蠟燭。
6 「這些封控的日子，和戰爭沒有什麼不同」
在2022年的寒冬到來之前，因疫情彼此分隔的朋友們，曾經相聚一堂，有一些朋友是久別重逢。
年輕人相聚總是很開心，但大家總體的感覺還是「太壓抑」。從2020年開始的清零政策，到2022年開始更為嚴厲。年初，先是西安封城一個月，接着是上海長達兩個多月的封城。整個中國，封城已成為常規手段，全員核酸，以及動不動的全城「靜態管理」。她們身處其中，每日都感受着荒謬。
「元婧說，曾經有一次，她在寒風中排隊四個小時才等到做核酸，還飄着大雪。」蓬蓬說。朋友相聚，私下也聊到「潤」的話題，因為實在是太壓抑了。
2022年5月11日，其中一位朋友的微博發了這麼一條：「南磨房鄉南新園小區，要求全小區所有住戶去隔離酒店集中隔離，一人不留。未告知要集中隔離多長時間，未告知是否入戶消殺。自5月8日以來，所有住戶嚴格按照防疫封控要求，足不出戶已久，每天配合上門核酸，突然拉走集中隔離恐會暴露在風險環境中。許多住戶偏癱、許多住戶懷孕大月份、許多住戶家有新生兒……現居民怨聲載道，請有關部門重新考慮全小區集中隔離政策。」
這條微博，直觀地描述了處於封控中的人們的生活常態。而小可後來才知道，此前，楊柳因為在微博上批評防疫政策，已經被網警找房東威脅。
在小可眼中，楊柳是一個責任感很強的記者，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她喜歡寫詩，也喜歡化美麗的妝。有時，男友林昀會把楊柳的詩譜成歌。在一個專輯中，有兩首歌是專門寫給楊柳。有一首叫《葬禮晚會》的歌，楊柳作詞，翟登蕊唱的。「很好聽」。
小可說，這幫朋友都很優秀，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楊柳本科在華南師大學社工專業，後來申請到新加坡的教育學碩士，畢業後原本可以呆在新加坡，一切都很穩定。但因為深愛寫作，覺得沒法離開自己的文化土壤，就回到中國，做了一名記者。她看書喜歡做摘抄，用釘子定下來，近些年，文字越來越好了。
疫情期間發生的荒謬而痛苦的事情，不斷刺激着這些敏感的心靈。小藝（化名）記得，她們有一位朋友，是北京正念中心的創始人，叫Dalida，是前南斯拉夫人。上世紀90年代，Dailda來到中國。曾經經歷過戰亂的她，那時只有10多歲。如今，她目睹疫情以來發生在中國的封控，說，這些封鎖，以及帶來的恐懼悲傷，其實和戰爭沒有什麼不同。
小藝說，這讓她突然明白，在自己身處的這個環境中，她和她的同伴們，本質上和難民也沒有什麼不同。「我也更加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自己所遭受的這一切，經歷的這一切封鎖，其實也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她想起李元婧，那個原本最沒有「政治色彩」的女生。「她只是經濟條件好一些，有時和大家一起玩。但就因為她是Telegram的群主，竟被批捕。」元婧本來要去法國上學。她從小衣食無憂地長大，很膽小。11月28日第一次被帶走，回來後曾說，只能吃饅頭，腳都被凍紫了。
她想起12月22日是元婧的生日，原本想在2022年12月22日在「不二酒吧」為自己辦生日，給大家都發了信息的，但這個願望永遠錯過去了。
還有曹芷馨，1月16日，因為被關押後一直沒有消息，她錄製的視頻突然被傳開。她的男朋友看到了，覺得很恍惚，「沒有勇氣去看。」他想起她被警察第二次帶走的那天，他在西半球，要去趕飛機，當天暴雪，飛機延遲。結果等他下了飛機，就知道她失去了自由。
她想念她們。在那個夜晚去亮馬橋時，她們只是懷着熱愛，毫無戒備之心。
2023年1月26日，正月初五，被關押的朋友們，有的見到了律師，有的還音信皆無。
「不二酒館」重新開張了。但暫時不見了昔日的朋友，也不見了林昀和楊柳。不過酒館裏的「寶貝」，那個小小的黑板還在。
酒館最早開在鼓樓，後來由於北京治理「開牆打洞」的政策，曾一度搬去三里屯。據說，當年搬家的時候，為了把一塊小黑板搬走，把原來的樓梯都拆了。
小黑板上摘錄了幾句詩：
即使明天早上
槍口和血淋淋的太陽
讓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筆
我也決不會交出這個夜晚
詩句出自北島的《雨夜》，還是2014年酒館開業那天寫上去的。
（更新：不二酒館後於2023年2月20日，正式停業。）
被困在白紙的人
封控解除了，但針對白紙親歷者的封控才剛剛開始。
特約撰稿人 尤家明、興波、路粼 發自新加坡
刊登於 2023-11-26
白紙運動的能量是否被延續？轉移到了哪裏？這是端傳媒「白紙週年」專題關注的核心問題。我們推出系列報導，關注行動者在被恐懼裹挾中如何艱難前行；關注白紙能量轉移到海外後的具體困境；關注運動留給中國大陸行動者的巨大創傷；以及，海內外的白紙親歷者們想說給你們聽的話。
起床是一件艱難的事。
回到家鄉後，艾歌每天在床上躺十幾個小時，「醒來吃飯就已經耗費了所有力氣」。
起床，意味著面對新的一天，面對不能理解自己為何參與白紙的父母，以及他們假裝出來的「一切正常」——好像艾歌在北京街頭被捕、回到家鄉，不過是過年回家吃個飯而已。
身處成都的李青不再去曾經熱衷的書店討論、觀影等公共活動。魷魚也在2月離開成都，到處遊山玩水，她很少上網看新聞，只想接觸具體的人。「我想知道他們為什麼這麼幸福，什麼也不知道真的會幸福嗎？」
羊艮離開了獲釋後被孤立的兼職單位，這一年，她喜歡一個人到深夜的黃浦江邊走動，走很久很久。解封後每個人都在流動，她卻感到凝滯和迷茫。
白紙運動帶來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留在牆內的人，陷入了巨大的失語。
第一次
他們還記得一年前。
11月27日，在上海抗議現場的羊艮一邊被警察驅趕，一邊不斷拉回被警察抓住的人，在一次試圖救下被警察抬起四肢的女孩時，她不慎被抓。
警察打羊艮的頭、踹她的後背，將她和女孩一同推上小巴。在小巴上，她們被扇耳光、搶手機。「警察搶手機的同時又讓我們閉嘴，甚至不可以哭。」羊艮記得，身旁的女生因為害怕一直在哭，警察就扇她耳光、扯她頭髮，讓她不要哭。
「那輛車上好像是完全的黑暗，無法求助任何人。」羊艮說。她在派出所經歷了威脅式審訊、睡眠剝奪、寫悔過書等，直至29日才離開。事後，羊艮在醫院診斷出輕微腦震盪。
同一晚，在成都望平街，23歲的魷魚騎車經過路邊停靠的幾十輛警車，聽到兩個身穿夾克、40多歲的便衣，在用一種很戲謔的口吻交流彼此打了多少人。
「感覺白紙當天像是沈浸式戲劇，有戲在上演，但不覺得這是真實的，」魷魚說，「就像你一直知道警察有暴行，但你沒有親眼見過。」
她記得遊行隊伍中有很多牽著寵物的年輕人，一個牽著狗的男生一直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面，他被警察暴力拖走時，狗在一旁不停地叫。
離開那個現場後，魷魚才發現自己的手一直在抖。
在見證暴力前，李青遇到過一些溫暖的片刻。也是在成都白紙現場，有人演講、有人為烏魯木齊大火的死難者擺放蠟燭和鮮花。一些基督徒也在場，他們是秋雨教會的人，圍成一個圈為眾人祈禱。「好像在比較危難的時候，人類還是可以散發互相守護的光輝。」
在北京亮馬河，柏莉看到人群中一個爸爸抱著4、5歲的小孩，孩子問，他們在排隊做核酸嗎？爸爸說，不是，他們都是不想做核酸的人。
那晚，柏莉的朋友一直待到凌晨兩三點。朋友說，那是她第一次站在街上。
他們每個人都為站在街上付出了沈重代價。
封控解除了，但針對白紙親歷者的封控才剛剛開始
獲釋的朋友們在聊天群組裏打趣被關押的經歷，聊看守所的廁所長什麼樣、有什麼好笑的書、警察講了什麼話。艾歌沈默著，「我很難想象他們在看守所裏經歷了什麼」，但每個人都表現出不需要被安撫的樣子。
要如何討論白紙？用什麼樣的態度討論？討論的意義又是什麼？
艾歌說，真正經歷白紙的人，你沒有辦法和他去討論。魷魚也說，不知道要討論什麼。
沒有被捕的人、被捕後獲釋的人，都背負著「倖存者」的愧疚。「知道有人比自己更慘、比自己承受更多，所以我們不應該去埋怨這一切。」艾歌說，「我說得太多，就好像給別人展示傷口，很羞恥。」
艾歌20多歲，在北京工作，因幫助參與白紙被捕的朋友尋找法律支援，在街頭被抓走，遭連夜審訊後獲釋。艾歌回到家鄉，母親辭掉工作在家陪她，父親在體制內的工作也因她的事受到影響。
2023年夏末立秋前的黃浦江邊。攝影：羊艮
獲釋者們深知不能在微信裏聯繫以前的任何一個朋友；被警察沒收又歸還的手機、電腦似乎隨時在蒐集新的「罪證」；人們輾轉得知其他人的近況，知道他被釋放——這樣就夠了，不必再說什麼。很多人就此斷聯。
白紙讓他們看到彼此，但隨之而來的抓捕、審問、關押，又讓每個人回到隔絕狀態。封控解除了，但針對親歷者的封控才剛剛開始。
「白紙那幾天我什麼事情都幹不了，不敢相信這一切是真的，但結束的方式反而讓我覺得這一切是真的。」艾歌說。
羊艮曾幻想白紙會是「不錯的、勇敢的開頭」，但後來發現，不僅看不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這個開頭的代價都無比高昂。在白紙剛剛過去的三、四個月裏，遭遇過警察毆打的羊艮，在路邊或地鐵看到警察就會犯怵，每每警車經過就一陣緊張，但表面又要佯裝沒事。
去派出所拿自己被沒收查驗的手機那日，羊艮遇到了另一位也去拿手機的男生，站在他身旁的女領導向派出所詢問事件定性，以此來決定還在試用期的男生是否能被錄用。
二次創傷潛藏在白紙後的日常生活裏。解封後的感染高峰期，成都的出租車司機向魷魚的朋友埋怨道：「就因為你們年輕人鬧，大家才陽了。」羊艮在微博中提及因聲援白紙被軟封殺的演員春夏時，有人評論到：「確實不要忘記，是那些學生讓放開才害大家感染。」
魷魚有次和朋友喝酒。朋友說：「我簡直不能理解怎麼有人做出白紙這樣不顧後果的事，你去街上能推翻什麼，自以為很反叛！」那是魷魚唯一一次和別人聊白紙，她哭了很久。
這樣的時刻，他們也會問自己，意義是什麼？
「政府給我一種不了了之的感覺，不允許大家討論封控的各種話題，好像那些（逝者）名字不存在，好像事情沒有發生過。」羊艮感到困惑，「因為放開了，大家好像就也沒有一個新的理由再去聚集到一起，發出訴求。」
艾歌有同樣感受。封控結束後，一些朋友們似乎回到了正常生活，該吃吃、該喝喝，拍漂亮照片發在朋友圈。「原來你們生活中糟糕的事情只是因為封控而已嗎？」她安慰自己，可能他們也沒有真正走出來，只是表面上開心，「但我連表面上開心都做不到，我的生活斷裂了，但別人的生活在繼續。」艾歌說。
「我有種被拋下的感覺。」
變與不變
氣氛比從前更冷了。
端傳媒了解到，各地白紙被捕者近日陸續接到當地社區或警方的電話，禁止他們在週年時期有所活動。白紙週年前夕，上海烏魯木齊中路附近的警力在夜間巡邏也變得頻密。
過去這一年，上海市中心和地鐵站增加了更多警車和警察， 頻繁到羊艮漸漸習以為常。很多朋友離開上海、甚至離開中國，書店「關閉的關閉，結業的結業」。羊艮覺得，疫情放開後人流動了起來，但一些東西又好像停滯了，「在這個環境裏，找不到一個新的突破口去努力。」
她還在繼續表達，在社交媒體轉發社會新聞，卻三番五次接到警察電話，「讓我刪帖，找我談話，或者是威脅我」，羊艮說，拼命查違禁詞、一遍遍改成縮寫，還是發不出去，是很挫敗的感受。
如今，她看到公共事件想說些什麼，卻不知可以發在哪裏、哪裏是安全的，話語在腦子裏過了一遍，卻再也沒有力氣寫下來。
同樣受困於網絡審查的還有身在廣州的寶榮，她因轉發白紙相關內容失去微信帳號，在自己的公眾號上寫作，發一篇被刪一篇。寶榮說，一位內容創作者曾想發起活動到香港散步，為此三番五次改公眾號標題，從最初的「和《香港散步學》的作者一起city walk」，一直改成「和那個那個的作者一起city walk」才成功發出。
白紙後，柏莉看到警察或社區工作人員會有生理性反胃。她今年29歲，在北京做了數年記者，疫情期間，柏莉用了十幾年的微博帳號被炸號，她關注的女權、法律博主亦接二連三消失。
在李青看來，白紙似乎沒有對成都的公共生活增加額外的壓力。
「不管在白紙運動前還是後，成都整體有一種微妙的張力。」李青20出頭，參加了去年在成都的白紙運動。他解釋道，近幾年來成都吸引了很多離開北上廣的公民行動者，他們給公共生活帶來新的可能性。隨著這種可能性可見度的增加，活動也被有關部門關注，審查壓力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公共生活的蓬勃，也有房地產、藝術館等商業機構或政府背景的活動，甚至在實體書店不斷關門歇業的時候，成都還在不斷開新的書店。
「看著頻率和密度增加了，但性質有區別。」李青說。
2023年10月底，萬聖節「百鬼夜行」的場面讓上海再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襯衫上貼滿白紙的女生，手持巨型棉棒的「大白」，拿著「學醫救不了中國人」標語的「魯迅」，掛著「打倒程蝶衣」牌子的「程蝶衣」。年輕人用變裝表達諷刺和憤怒，一些評論說：「徬彿看到一年前」。
羊艮卻覺得難過：「大家的表達普遍是陰陽怪氣，這種表達背後是一種創傷。 你沒有辦法自由地正常地講述，只能用隱晦的、譏諷的。」
29日的現場，羊艮遇到警察開始交通管制、疏散人群——如一年前一樣，對路人說著「只出不進」。被封路圍起來的空間，有個名為「FOUND 158」的酒吧，酒吧每年的萬聖節活動都會吸引人群。當羊艮穿過管制走進去，卻發現酒吧燈條上滾動著：「158無萬聖節活動」。
「這怎麼樣都算不上是一個正常的環境。」羊艮說。
11月初，寶榮在香港中環。圖：受訪者提供
離開
不少白紙親歷者都提到「離開」這個選項。
「我不想離開，但我沒有辦法不離開、還不在心理上被摧毀掉。」艾歌說。
留學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卻是當下能夠自救的唯一途徑。眾多受訪的親歷者都展示出灰心、迷茫和無力感，甚至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創傷。他們想要優先關注自己，想要去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想要留在海外。魷魚說，同溫層的朋友們以前討論留學，看重的是排名、好專業，如今看重哪個項目更容易留在國外。
柏莉在白紙後離開北京，赴海外快速「轉碼」。她所在的城市政治氛圍稀薄，柏莉日常忙碌於學業，像一條「老狗」一般放鬆生活。她提起一位曾經非常赤誠、熱血的行動者，前幾年他搬到美國，過上安穩的生活，結婚生子，轉學生物和醫學。
「我現在能理解了，因為（過去的）感情太強烈了。」柏莉說。
遠離政治和新聞，也成為魷魚和李青的選擇。「一些幼稚的責任感都被消磨掉了，也不太想回憶那段時間。現在自我審查尺度又收緊了一些。」李青說。艾歌也說，自己現在關心政治，缺少了曾經的熱情，只是出於責任感：「我已經做了一些事情，那就要繼續做下去」。
來到海外後，艾歌嘗試和身邊的外國朋友討論白紙，對方聽完會說：「I’m really sorry for that」。艾歌不知要怎麼回應。她覺得出國以後遇到的人，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講這件事都很隔閡。她也關注白紙運動在海外的發展，「海外延續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很諷刺，這是關於中國的運動，你卻不能在中國談論它，它也不會對中國有影響力。」
正在申請留學的魷魚也出現了類似的灰心：「國際上的發聲傳不到牆內，就算傳到牆內，又能給誰聽到、誰願意聽到呢？」
尾聲
柏莉印象很深，那晚去亮馬橋，她只對室友說去見些朋友，不想給室友惹來麻煩。那夜柏莉做了被捕準備，裹上厚毛衣、穿上最厚的鞋——這樣或許在派出所也能睡一覺。事後，在社區網格員的帶領下，警察來到家中，在室友面前將柏莉帶走。錯愕之後，室友很快著手幫助柏莉處理後續事宜、聯絡朋友。室友還去了解傳喚時間，若柏莉沒出來，室友打算做好早餐去派出所等她。
「白紙是漩渦中很小的水流，但那天晚上做出選擇的人在我心裏很重。」柏莉說。她記得一位學政治的朋友說，六四留下的東西不是撼動了政治體制，而是隱密的社群資源和價值觀相近的人。「（白紙）就是一個考驗，有些關係和價值經受住考驗了。」
只不過，生活在中國大陸的親歷者們，面臨嚴苛的審查和監視，無法建立社群、亦很難抱團取暖。白紙運動在牆內的「不可言說」，也剝奪了反思、療傷的可能性。
「離開這裡，便能獲得自由與平和嗎？」羊艮沒有答案。
身在海外的艾歌說，無論讀書還是結識新朋友，她都快樂不起來。
「我的精神狀態、身心狀態都不是一個可以重建生活的狀態，斷裂已經發生了，沒辦法修復。」艾歌提到寫韓國學運的小說《鯖魚》，後記講到，那些看上去被毀掉人生的人，其實永遠停在了年輕的時候。
不久前，艾歌路過一場聲援巴勒斯坦的遊行，聽到人群大喊口號、看到警車的車燈晃過眼前時，她渾身顫抖。
「我想回去（中國），但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回去。」艾歌說。
為什麼想回去？
電話那頭傳來了啜泣聲。
應受訪者要求，艾歌、魷魚、羊艮、柏莉、寶榮、李青為化名。
一年後的阿姆斯特丹：社運低潮期的白紙周年紀念現場
運動的情緒逐漸退去後，他們在反思何謂「團結」，何謂「中國人」。
12月8日，下午四點半的水壩廣場上，掛著「不自由 毋寧死」的紅色麵包車，圍觀的人並不那麼多。攝：林語婕
特約撰稿人 林語婕 發自荷蘭
刊登於 2023-12-09
白紙運動的能量是否被延續？轉移到了哪裏？這是端傳媒「白紙週年」專題關注的核心問題。我們推出系列報導，關注行動者在被恐懼裹挾中如何艱難前行；關注白紙能量轉移到海外後的具體困境；關注運動留給中國大陸行動者的巨大創傷；以及，海內外的白紙親歷者們想說給你們聽的話。
1 「Classic」的中國人
12月8日下午三點，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上的游客熙熙攘攘，馬路和商鋪張燈結彩，聖誕氛圍濃烈。這裏是老城區的最中心，四周被王宮、教堂、國家紀念碑和高端百貨連鎖商店包圍。一對對伴侶舉起手機，背對著身後高大又古老的建築自拍。東北角法輪功攤位的阿姨正向路人散發傳單。一大群時不時向天空飛旋又落地的鴿子吸引了上前合影的游客。
去年11月27日，下著小雨的夜晚，這個廣場的最中央舉行了一場哀悼烏魯木齊火災逝者的活動。現場人很多，大多穿著深色雨衣，有人覺得以「烏泱泱」來形容也不爲過。許多人是在三百多人的Telegram大群中聞聲而來的。他們圍成圈，地上放了蠟燭和鮮花，和他們站在一起的，還有一群維吾爾族人。那時大家聽説，荷蘭超市裏的白色黃色菊花都賣空了。而那一晚，因不滿現場的一面東突厥斯坦旗幟，肢體衝突也在個別漢人男生和維人間發生，最後由荷蘭警察介入。（延伸閱讀：要喊甚麼口號？訴求是誰的訴求？從阿姆斯特丹到台北，海外聲援者的困惑）
一年後，廣場南面靠近馬路的邊緣，一輛深紅色麵包車安靜地停在這裏，兩名男性在車内外忙碌著。他們把一面寫著「不自由 毋寧死」六個黑色大字的白布挂在車身上，又在車前的桌上擺了些宣傳冊。這是「白紙續寫：人權車旅在歐洲」（以下稱為「車旅」）活動在阿姆斯特丹這一站的展覽現場。
但駐足停留的人很少，廣場上也沒什麽亞裔面孔。下午四點以前，只有五六個人過去張望攀談，或在白布上留言。兩位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留下自己的語言，一名白人男性寫下了「Free China!」。但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射在更有趣的事情和娛樂上。廣場東邊，圍觀雜技表演的人站了裏外幾層。紅色麵包車前不自覺地被留出了一片空地，這裏與街頭表演之間有著一條過於明顯的分界線。
「孤單」，是在下午四點出頭來到這裏、遠遠看到麵包車的大陸女生阿君的第一感受。「不能用『小』來形容這個車，只是它在偌大的水壩廣場上，其實不是很顯眼。」她説。
這場巡游歐洲的「車旅」是由英國「China Deviants」、「德國民主墻」、法國「自由廣場」、《莽莽》雜誌等幾個海外中國青年社群聯合舉辦的白紙運動周年紀念活動。他們從10月初開始徵集「公共議題」和「社會行動」相關的藝術創作，計劃用卡車裝運展品，在歐洲幾大城市舉辦流動的展覽。
今年11月24日，烏魯木齊火災一周年當天，藝術展在倫敦正式開幕。之後又於12月5日和6日在巴黎展出。12月8號這天，「自由廣場」的兩名成員蔣不和米爾，開著這輛紅色麵包車，從巴黎來到了第三站的阿姆斯特丹。之後他們還將去往柏林、華沙、布拉格、慕尼黑、米蘭和里昂。
2月8日下午五點多，展覽組織者和幾名女生在車身后支起幕布，投影了《四月之聲》等短片。攝影：林語婕
麵包車前的小桌上，掛著一件印滿「鐵鏈女」相關微博的背心，這是由一群深圳女工在一名藝術家的指導下製作出來的。還有一本介紹這件背心製作過程的小冊子，一本去年世界各地白紙抗議中出現的「烏魯木齊中路」標牌圖集，以及一些以「新青年」「德先生」「魯迅」等革命元素創作的卡片。麵包車的後箱中則挂了十部手機和一部平板電腦，以數字化的形式展出部分投稿作品。
車旁的黑色音響循環播放著十九首投稿詩歌，以平靜的聲音述説那些創傷，在嘈雜的廣場上，只有靠近了才能聽清：「我的身體長滿了眼睛，我的鷄皮疙瘩起來了，我想裹上一塊布，他們卻把我的布拿下，我這才發現那些不是眼睛，是一個個洞，是他們的眼睛刺在我皮膚上的洞......」「爲了我們每月都痛一次的經血，一定會擰斷獨裁者的陰莖......」
夜幕在下午四點多開始降臨阿姆斯特丹，至五點時，天空幾近全黑，路燈也已亮起。這個不太引人注意的展覽已進行了兩個小時，至少有十五個人來過。蔣不對此很滿意了，已經超出他們的預期。「我們覺得來五個人都不錯了。」
過去這一年，蔣不的確觀察到很多海外的中國社群的積極性在明顯消退，願意組織的人沒那麽多，參加活動的人也變少。巴黎中餐廳裏的年輕人們不再談論政治和社會問題，而是轉爲聊戀愛八卦和找工作，但前者是蔣不去年在餐館裏頻繁聽到的話題。「最直觀的原因可能是解封了，痛徹心扉或者最深入骨髓的那個問題沒有了。」蔣不說。
「但更深層的原因，我覺得還是很多人只是臨時出來關心了一下政治，但他沒有系統性地關注這個問題，他覺得更多的事跟他沒關係，他又變回了一個很classic（典型）的中國人。」
2 社運低潮期
11月中旬，這場「車旅」開始前，我們訪問了主辦方的成員，包括英國China Deviants的Apple和Kyle、巴黎自由廣場的蔣不，以及德國民主墻的Erwin等人。他們都在海外留學過，或仍在求學，或已畢業。
這是幾個年輕的社群。China Deviants在去年10月29日英國倫敦聲援北京四通橋和彭載舟後建立。過去一年，他們舉辦過多場抗議、游行和展覽。德國民主墻和《莽莽》雜志也誕生於2022年白紙之後。法國自由廣場最早在2021年「六四」開始行動，至今有過八九次的線下示威和多次藝術展、電影放映。
「車旅」是他們在一次頭腦風暴中提出來的白紙周年紀念形式。德國民主墻的Erwin說，他們希望能以卡車為載體，把各個國家、各個城市的大家串聯起來，就像在歐洲大陸的白紙上畫下新的痕跡。
公開徵集作品以來，他們收到六十多份投稿，約四成來自中國大陸，其餘來自歐洲和北美。但在活動前，由於安全的顧慮，近一半身處中國大陸的創作者撤回了參展的決定。他們在倫敦和巴黎租了展覽場地，兩地分別展出三十多份和二十多份作品。和倫敦、巴黎相比，阿姆斯特丹等其他城市只有車上載得下的有限展品，規模顯然相形見絀。
儘管安全問題是中國的社會運動普遍面臨的困境，但蔣不認爲，實際上他們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在社會運動的低潮期繼續延續行動，維持社群的熱情。當中國國内沒有一個强有力的事件出現時，他們在海外的行動是一個更消沉的狀態。
來荷蘭之前，他們的預期並不高。沒有任何當地社群和他們對接活動，而他們在這裏也沒有熟悉的人。他們聯系過一些性少數權益相關的社群，但對方不太感興趣。由於沒有當地的電話和地址，他們遲遲未能向警方報備。因此，這一站的海報、地點、時間是在展覽開始的兩天前才確定和公佈的。在當地學生的好友圈中，轉發這一活動的人也不多，信息擴散並不強。
但在其他城市，要麽是當地社群主辦，例如倫敦、巴黎和柏林；要麽有社群與他們對接，幫他們提前報備活動，他們只要在約定時間到現場就好。儘管柏林沒有租賃場地的展覽，但蔣不說，當天的活動會很有趣。12月10日，正好是國際人權日，他們將開著這輛車在隊伍前頭，除了當地的中國社群，還有維人、港人朋友一起游行。而阿姆斯特丹，是所有目的地中規模最小的現場。
12月8日，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的夜晚，樹上掛滿聖誕節的燈飾，電車在廣場與國家紀念碑間的馬路穿過。攝：林語婕
在China Deviants的組織者Apple看來，低潮期是一個很自然的社會運動現象。爲了剋服這個問題，他們要做的便是在海外積極建立公民社會，運營社群。她説，抗議和公民社會是需要同時存在的，社會事件產生的情緒引導人們去抗議，而後者則要長期地存在，以維持行動的可能性，讓更多人覺醒。
今年年初，自由廣場和英國、德國、北美的幾個社群第一次聯合，嘗試在白紙運動之後，再以一個新議題去喚醒大家對行動的意識和熱情。於是，他們在李文亮醫生逝世三周年時，在各自的城市舉辦活動。
在巴黎，他們做了一次現場表演。每個人輪流喊出一個中國政治犯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名，接著由一個扮演警察的人捂住他們的嘴。最後「警察」捂不住了，大家便齊聲念出更多名字。但現場來的人不多，只有二三十個人，在巴黎中心的一個小廣場上。現場還有一群敘利亞人在示威，他們各自站在廣場的兩個角上，互相望著對方。「我們像世界的孤兒一樣。」蔣不說。
這一年來，蔣不認爲他們最大的成長，是當面對每次活動沒有上次人多、沒有以前積極時，還能繼續在這個低潮下做些事情。無論是China Deviants過去做的許多沙龍活動，還是自由廣場在巴黎的藝術展覽和影展，「都是在抗爭低潮期我們嘗試去延續這個抗爭的力量，繼續抗戰的一種方式。」蔣不說。這次藝術展覽，也是他們在社會運動低潮期的一個發聲形式。
在阿姆留學的大陸女生阿君一直很關注白紙周年的活動。她在阿姆斯特丹和烏特勒支的大學内，看過有人張貼的紀念白紙一周年的海報，但這都是個人行爲。荷蘭本地的中國社群並沒有組織任何活動，甚至這次「車旅」也是其他國家的社群成員順路捎來的。
阿君是荷蘭一個酷兒女權社群的協作者。她們今年也沒有組織紀念，因爲組織者大多是剛踏入職場的青年，只能把有限的精力投放在自己選擇的重點議題上，即性別多元和女權。她也聽説過，以前的荷蘭並沒有由中國面孔組成的線下大規模行動。
阿君覺得，與其問今年爲什麽沒有發展出紀念活動、爲什麽荷蘭沒有中國社群去做這些事情，不如說「去年這麽多人集結起來，它是個例外」。
去年11月27日晚，阿君在水壩廣場上參與了全程。在悼念火災逝者的荷蘭Telegram大群中，大家從四面八方被「白紙」這個議題所吸引進來。那時，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出於對喪生者遭遇的不公的憤怒。
他們大多數人都沒有參與過線下行動，也有人不戴口罩、沒有墨鏡便來了現場。稍有經驗的人自主地協調現場，有人分發口罩，有人讓大家讓出一條可以上前獻花和蠟燭的通道，有人帶頭喊口號。「有人會説，爲什麽要戴口罩。」阿君說。
她覺得，今年的冷清才是這裏的常態。「它（去年）那麼多人出現，其實是一個驚喜，一個意外。」
3 弱共識的社群
許多參與過白紙運動的年輕人，並不希望被冠上「白紙青年」或「白紙一代」的標簽。
在白紙運動中，社群内的矛盾和不合是常有的。口號要怎麽喊，在線下示威中充滿爭議。
巴黎「自由廣場」的哈薩克族裔成員米爾。12月8日晚上六點多，他在冷風中敲起鼓，為唱歌的女生伴奏。攝影：林語婕
去年，阿君所在的荷蘭Telegram群組中，除了那份對封控的共同不滿外，大家七嘴八舌，想法各異。那不是一個由「同溫層」組成的舒適區域。阿君在群裏見過有人發黃色圖片，儘管對方是想抨擊某個事件、某個個體，但還是以一種厭女的形式表達了出來。
對其他社群價值觀的不夠信任和不敢苟同，也讓荷蘭的一些中國女權團體沒有與「車旅」活動對接和合作。看到活動宣傳時，由於雙方缺乏溝通，阿君在一些問題上仍打著問號。她思考過，如果這又是一次以「民主運動」為基礎的活動，那其中的性別多元和女性權益會占多少？
「我個人可能有點先入爲主，我要承認。但它並不是空穴來風。」阿君說，很多線下民運場合都對性別議題不敏感，甚至發生過厭女、性騷擾的現象。過去自己的經歷，以及看到其他社群夥伴的經驗，都讓她產生了應激反應。這也是她們沒有承接這次「車旅」在荷蘭的活動的原因。
不過12月8日這天下午，阿君在現場也看到了和女性權益相關的藝術作品。她覺得，如果能提前知道這些，對這次展覽内容有更多瞭解，她們也會更信任對方。可惜的是，這個溝通一開始並沒有建立起來。
「白紙這樣一個議題形成的社群都是很弱共識的。」蔣不說，他們很多東西都有爭議，是左還是右，要激進還是保守。「其實不需要形成一個那麼強的共識，因為這就是民主，或者這就是言論自由的意義嘛。每個人都有自己關注那個領域的東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覺得這樣蠻好。不一定要形成『一定要團結』『一定不能有不同聲音』。」蔣不說。
不以集體意識為行動的前提，是這些海外中國年輕行動社群内的默契。Erwin在柏林認識的許多朋友，不是很願意形成共同的身份認同和歸屬感，也不太在意要擁有一個共同的標志去代表這個群體，而是更强調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標語、標志和訴求。
當他們是各自獨立的個體時，他們又同時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們有不同的感情，但又在某種程度上有一些共鳴。Apple覺得，越是能夠兼容這兩者，才越是一個社群該有的樣子，「不然就會重複共產黨那種『集體儀式感』，『去個人化』。我覺得非常可怕的，就是把人變成機器，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Erwin發現，社群之外，大家逐漸找到了各自更加關心的議題，無論是不同族裔的人權問題、中國勞工問題，還是女權和性少數群體，並投身進去。
對於整個社群來説，他們關注的也不止是中國内部的抗爭，他們關心的議題變得越來越多，延伸至所在的歐洲本土、世界範圍所關注的事情上。就如Apple所說，他們不僅希望這次「車旅」活動讓更多人關注白紙運動本身，讓那些失去希望或已不再行動的人重聚，也希望向國際社會展現白紙運動和他們這一代人的存在——他們的關注點不單單是反對清零政策，如今他們還提出了更多訴求。
作爲年輕一代行動者，他們與維吾爾人、港人、藏人的社群連結，也關注烏克蘭、伊朗、巴勒斯坦的行動和示威。他們向港人學習請教如何申請游行示威，如何組織更多活動，也在去年組織白紙示威時收到了他們的安全措施建議。這一年，Apple所在的China Deviants被多次邀請去維人、藏人、港人的活動上演講或討論。這次「車旅」在倫敦的開幕式上，他們也邀請了藏人、維人等代表來演講。
Erwin所在的社群也會參加德國當地團體的集會，他們自行製作標語或橫幅，與當地活動組織者探討如何一起行動，對方也很願意讓他們站在隊伍前列。例如在Friday for Future這個氣候相關的活動上，他們引入了西藏環境破環問題、藏人環境保護者受到的人權迫害問題。而在三八婦女節上，他們也對白紙運動中被捕的許多青年女性的安全和待遇問題提出擔憂，以及對其他被逮捕的女權行動者的聲援。
由此，許多參與過白紙運動的年輕人，並不希望被冠上「白紙青年」或「白紙一代」的標簽。對他們來説，這只是他們參與過的其中一個行動而已。
擺在麵包車外小桌上的展品，印刻著魯迅的話：我橫竪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攝：林語婕
4 「中國抗爭者」
「什麽是中國人，我是不是中國人？爲什麽維人不是中國人？」
在一年前的白紙運動中，不止是厭女話語讓部分參與者感到煩悶，身份認同、地緣政治也成爲一些衝突的導火索。
阿君記得，去年阿姆斯特丹悼念活動上，那名男生和維人產生肢體衝突后，活動被警察要求不能再繼續進行。有人和警察溝通，稱雙方已經被拉開，不會再打架，他們可以分開各自悼念。
「好巧不巧，這個漢人男生在分開悼念的時候，他不僅罵人家是恐怖分子，他還來了一句，『是中國人就往另一邊走』。」阿君回憶說。那天發生了對在場許多中國留學生來説很「新」的困惑：「什麽是中國人，我是不是中國人，我應該要去那邊嗎？爲什麽維人不是中國人？」在這個民族情緒濃烈的場域中，大家也仿佛被要求做出對立的立場。於是有些人離開了現場。
當天阿君六神無主。她要和維人站在一起嗎？可是她又是以怎樣的立場和他們站在一起呢？最後她也去了「中國人」的那個悼念圈子。她不知道現場會有什麽風險，「你能做的就是在你的僞裝下繼續僞裝——你是一個來參加悼念活動的大陸人。」
但在與其他群體正常相處、沒有衝突的狀態下，我們是否可以點明「中國人」身份？「中國人」有沒有可能不携帶任何黨國意識？在過去一年的行動中，這群在社運低潮期努力做些事情的年輕人，會如何向別人介紹自己？
「很可惜，我們的祖國承受了很多的詛咒，我們因為自己國家的政府而惡名昭著，而我們又同時沒法擺脫那種很沉重的傳統，比如性別不平等，或者是古代對於皇帝的崇拜。現在很不幸的是中共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都給玷污了。」China Deviants的Kyle說，因此要讓別人明白，中國人有自己的歷史敘事，不是由中共控制的、而是由自己書寫的。在這種情況下，他非常願意把自己定義為中國人。
Kyle認識一些伊朗朋友，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很自豪，同時又痛恨國家的政府。「我們的祖國好像也是面臨著非常類似的情況。我們當然是有引以為豪的文化，但是如果這些東西跟威權主義政府以及傳統文化裡一些很糟糕的地方綁在一塊的話，那就是很抱歉的情況。」
蔣不認爲，對於觀衆來説，强調行動者的「中國人」身份是重要的。儘管他個人是無政府主義者，不認同國界、國籍這樣的概念，但當他參與一個與中國相關的行動時，他還是想强調「中國人站出來了」這一含義。「台灣人、香港人都會不滿（這個體制），都會不喜歡，但中國人更少見一點。（因此）在系統内去反抗它的力量，會更强大一點。」
Apple也會向歐洲本地認識的其他族群的人介紹自己為「Chinese activist」（中國行動者）。
「很多人僅僅將白紙運動理解成反核酸、反封控，但白紙運動是我們這個年輕世代，第一次線上走到線下，公開對這個政權說不的重要記憶。」他們在「車旅」的官方Instagram帳號上這樣寫道。
這群年輕抗爭者也很注意自己所出生、成長的那個國家對維吾爾人、香港人的傷害。這也是象徵著中共的五星紅旗不會出現在海外的中國青年示威中的原因。「這個旗，無論你舉出的時候你持有什麼立場，他們看到這個旗子可能會有PTSD（創傷後遺症）。」蔣不說。Kyle補充道：「問題在於，歷來的一些（海外）遊行活動裡，凡是舉五星紅旗的很多都是小粉紅，而且是極其aggressive（有攻擊性的）那種。」
但蔣不說，如果是發生在中國本土的行動，有人舉五星紅旗、唱《義勇軍進行曲》，這種情況又不同。去年4月，在上海防控政策嚴密又不可抗衡地繼續運行時，中國國歌的第一句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確成爲了人們向外呐喊的傳聲筒，而後毫不意外地成爲微博無法搜索的敏感詞。去年11月25日晚，火災的第二天，許多烏魯木齊市民走上街頭，集體要求「解封」，而現場流傳出的影像中，也有揮動五星紅旗的群衆。
Apple也覺得需要結合國内的情況去理解他們。她提及，中共當年以社會運動建立起來的，而他的曲風和標誌，一定程度上也帶有一些抗議的元素。
12月8日下午三點，阿姆斯特丹的天空有些陰鬱，成群的鴿子在廣場上飛旋。攝：林語婕
5 落幕
圍觀的人在五點半以後多了一些，到場的大多是酷兒和女性。十多個人，三三兩兩地站在一起。有人主動向路過的白人介紹活動目的，有人點起了從家裏帶來的兩支蠟燭，有人上前寫下留言：「我們將在沒有黑暗的地方相見」「釋放黃雪琴 釋放王建兵」「remembering is a form of resistance（記憶是一種抵抗）」......
蔣不和米爾從車裏搬出一套可以投影的幕布，想放些投稿的短片。幾個女生上前去幫忙，把幕布架起來。廣場上有風，一個男生把自己的自行車架在幕布旁抵著，成爲了展覽的一部分，還有女生把音響拖到另一端壓住幕布。東西倒了，幾個人跑過去扶，傳單掉了，有人上前撿起來。蔣不覺得，這是活動最好的地方。「有點社群的感覺了，我們就是草臺班子嘛，這不是一個精緻的展覽，但大家玩得很開心，也找到了同溫層，就好了。」
有白人男性過來和圍觀的人閑聊。他說自己去過中國很多地方，能理解他們的訴求。聽到這些，小C覺得還蠻欣慰的，至少終於有非華人面孔的人站在那裏看，並且知道他們在表達什麽。他又説，「你們來到這裏很遠，很不容易」，説阿姆斯特丹很好，雖然人有點冷、天氣也冷，但可以讓大家在這裏發聲。
即使小C覺得這是一個事實陳述，但她又想，他未必知道她們在這個異鄉生活會面臨的非常多具體的困難，「並不能把我現在的生活和在中國的生活進行比較。」
小C忘了在什麽語境下，白人男性提了一嘴「但朝鮮更不好」。「這些白人，他瞭解到世界的苦難以後可能會關心一下，但他可能把這些當作自己生活的養料，來安慰自己說，自己的生活還不錯。」小C說，儘管她是認同他說的那句話的。這也是她有時面對比中國人的處境更加危險、困難的人時，會產生的一種負罪感，好像自己把別人的經歷當作養料。
六點多，有女生提議唱歌。她大聲唱了「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米爾拿出要在柏林游行用的鼓在一旁敲擊伴奏。與去年白紙運動正盛時，手機裏流傳的各地示威抗議影像相比，略顯寂寥。圍觀的人并沒有增多，很多路過的人轉頭瞄了一眼又匆匆離開。
後來，大家又放了由這首歌改編的《女人之歌》，去年上海封控時被封禁的短片《四月之聲》，和香港獨立樂團「My Little Airport」的《宅女，上街吧》。活動在音樂中慢慢落幕，十多個圍觀的年輕人慢慢向四周散去。
「能做多少做多少，慢慢來吧。」蔣不覺得，當他們把所有的期望降到最低，這時候只要有一點成果，就很滿足了。從下午三點到晚上七點，這四個小時中陸陸續續過來圍觀、停留的人大約有三十五人左右。儘管遠低於倫敦的一百多人、巴黎的六七十人，但他說，「今天真的很開心，來的人遠遠超過我預期。」
「可能會有朋友說，我作爲一個大陸人，其實我非常關注政治議題，但是，不好意思，當時你就是不在。我沒有否認你不關心或怎樣，但你沒有show up（出現）。」阿君笑了笑說。
（蔣不、阿君、Apple、Kyle、Erwin、小C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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