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需要補課-袁偉時，大清帝國的兩道催命符：倒行逆施其實是最大的錯誤為什麼一個歷時267年的大帝國那麼經不起風浪？ 袁偉時教授細作分析｜中國歷史－－－－－－－－－－－－－－－－－－－－－－－－－－－－－－－－－－－－－訂閱楊錦麟頻道，每天免費收看最新影片歡迎各位透過超級感謝支持我們的創作亦可通過PayPal支持我們：http://bit.ly/support-laoyang－－－－－－－－－－－－－－－－－－－－－－－－－－－－－－－－－－－－－華人社會大變將至，老楊堅持在亂局中繼續做好本份，為大家提供獨到而全面資訊，助大家一同分析時局，安身立命。為支持團隊運作，老楊特別為各位舊雨知音準備各種優秀產品，由頂級高山茶葉，到日常淺酎的紅白葡萄酒，一應俱全。最新推出老醬香白酒，百年在地窖藏，上思上想不上頭，懇請各方好友支持。歡迎掃二維碼添加微信諮詢：zhujiu30 或 微信qingtongtong100－－－－－－－－－－－－－－－－－－－－－－－－－－－－－－－－－－－－－#中國 #中国 #老楊到處說 #楊錦麟論時政 #楊錦麟（一）黄花岗：损失惨重的孤注一掷胜利者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喜欢夸大自己的功绩。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书写的历史，水分太多，不足凭信。黄花岗烈士的精神当然值得敬佩；为反对专制制度献身，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但从历史进程看，辛亥革命，黄花岗起义，作用都被夸大了。应该如实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1911年11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了该刊主编杜亚泉用高劳的笔名发表的《革命战争记》，对刚刚发生的革命，分析就比较全面：至于黄花岗之役，可以说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据一些学者研究，所谓十次革命，大部分是规模不大的军事袭击，一共用去57.98万元（当时它的财务中心在香港，所以全用港币计算）。其中黄花岗起义从1910年10月12日开始筹备，历时7个月，所用资金连善后费用2万元，共达23万元，占十次革命总费用的40%。（郑宪：《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三辑第252～253页，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台北版。）这次起义，参加者170人，殉难86人。人数仅次于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战死百余人，被捕14人）；但这次死难的烈士很多是留学生和同盟会的中坚。而就后果来看，这个事件对清政府和社会的震动都不大。两广总督张鸣岐接连洋洋得意向朝廷报告：“此股乱匪歼灭殆尽，城内外商民始终均未受扰，地方一律安谧”；“粤垣乱党一律肃清，人心大定，佛山、顺德股匪均已击散”。（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324、3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不宜简单地说黄花岗起义催生了武昌起义，大清王朝坍塌，另有原由。没有武昌起义，这个腐朽王朝不会倒下。武昌起义最初的规模，远远比不上黄花岗之役，更与倪映典领导新军激战一天的壮烈无法比拟。但这两次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了；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却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原因在于半年之中，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后果清末新政，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改革推动着经济和社会向前，业绩辉煌。但是，社会危机也日益显现。废除科举加上涌向国外的留学潮，培育了知识谱系与自我定位崭新的知识阶层；由于获得经济自由而壮大的工商阶层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公民权利意识。他们对内难以忍受无所不在的腐败折磨；难以忍受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蛮横专制和民族不平等；对外深感列强侵凌而又受制于文明差距和力量对比而回天乏力。条条愤慨汇聚为一个压制不住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对大清帝国的统治者说来，这是赎罪的机会：对1840年以来的无知、野蛮决策给各族人民带来的苦难赎罪。这也是自保的机会：经济力量和文化知识特别是新知都在民间，你凭什么仍然把一切权力都攥在自己手中？越来越少人相信，遥远的过去铁骑开疆拓土的辛劳可以换得万世江山。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赶紧弥补社会大裂缝，避免在大风暴中彻底埋葬自己，是最为清醒的选择。不改革无法稳定；改革要遏制和调整统治者的利益。士绅和知识阶层的主流，深知急剧变革的负面效果，希望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实现和平转型。他们被称为立宪派。但年青一代知识阶层中，失去耐心的越来越多，支持武装革命的力量日益壮大。与此同时，统治阶层内部也在分化，对要不要和何时实行宪政，众说纷纭。于是，改革和革命的赛跑开始了。这是决定中国历史的赛跑。1906年9月1日，朝廷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可是，改革要过三道关。第一道是认识关。第二关，看行动。第三关，关键时刻的行动。渐进的改革当然重要。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到关键时刻要敢于飞跃。这个时光的决策往往决定政权的生死存亡。政治体制改革聚焦在两个主要环节上：1，官制改革，组建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府机构，取代原有的很不完备和运转不灵的腐朽官僚机构。2.从中央到社会基层建立议会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两次上书被斥为越权。政权开放，拓宽公民参政的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500万满族继续霸占政权，意味着四亿汉族参政路径非常狭窄。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落空了，特别是稳健的社会精英——主张和平改革的立宪派绝望了，迫使他们走上与革命力量携手共进的道路，中国从此多事矣！这几次请愿运动说明什么？1、救亡呼唤启蒙。2、当时的士绅、商人、学生、市民的政治认识已经达到十分难得的高度。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清政府虽然被迫宣布提前三年于1913年开国会，但基本态度则是坚决镇压。先是不准上访，把上访者赶出北京。二是公开恐吓和压制三是秘密逮捕。四是一意孤行，把权力死死握在自己手中。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内容是现代政府机构和他们的运作方式彻底转变：机构由专制统治者颐指气使的工具，转变为分权制约、并接受公民严格监督的机关；由统治机关转变为服务机构；由信息垄断者转变为信息的提供者和开放者。这三个转变早就应该开始了，但从当时的实际操作的情形看，见不到任何转变的迹象。一切仍然取决于“上谕”，内阁无所作为。如此不堪的所谓“责任内阁”，实际仍然视之为最高统治者比军机处还不如的幕僚。面对这样的情况，哪能不绝望？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激发了汉族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辛亥革命思想基础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值得庆幸的是，建立了汉族为主的政权后，早已在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汉族，理性地对待满族，很快转换语言，众口一声主张“五族共和”，除少数几个地方外，避免了民族冲突。与民意背道而驰，清政府自己点燃了革命导火索。（三）践踏法治引发保路运动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军政府；11月27日，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四川人为埋葬大清帝国建立了丰功伟绩。历时四个多月的博弈，历史给了清政府多次回归法治、和平解决的机遇。只知统治人民的专制统治者，毫无自省精神，终于把人民逼上梁山。（四）专制政权转型的历史教训问：专制政权本性难移，它的覆没是无可挽回的。袁：世界上专制统治转型成功的也不罕见。大清帝国转型失败的教训值得认真记取。有清一代十个皇帝，除宣统小儿和慈禧罩着的同治皇帝外，没有荒淫的昏君。它开疆扩土，留下一份一千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大版图。入关时只有几十万人的满族迅速汉化，施政的成败得失，大体上都是汉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仁政和专制兼而有之。清朝特色的仁政是“深仁厚泽，永不加赋”；专制则是坚决维护三纲，制造空前残酷的文字狱！其坍塌的基本原因，说到底是统治阶层的认知与现代文明的差距太大。进入20世纪以后，执掌最高权力的专制统治者仍然是宗法专制体系的俘虏，在一呼百诺的军机处辅佐下指挥一切。而在世界现代文明浸润下，民间社会日益强大，社会精英和一部分大臣，包括部分满族大臣和皇族，已认同民主、法治。通过法治和民主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解决社会矛盾已成为他们的共识，而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仍然停留在统治臣民，用严惩首恶、分化胁从的办法去处理与民间的矛盾。先进的民间与落后的统治核心的思想文化差距，是这个大帝国迅速土崩瓦解的直接原因。从1911年10月29日开始，多数省份已宣布独立，大势已去，躲在紫禁城中的寡头，才批准民主机构——资政院的请求：开放（下转91页）（上接85页）党禁，大赦政治犯，颁布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真正的宪法，实行宪政。三天后（11月2日）颁布的《宪法十九信条》，以中规中矩的现代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昭告天下。但是，来得太晚了，统治核心的公信力完全破产了，庄严的承诺，成了人们不屑一顾的废纸。他们的垮台不足惜，重建稳定的现代社会秩序的历程，那么漫长，那么沉重，那才是中国人心头难于抚平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