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學者郭良平在《聯合早報》一篇題為《尋找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苗》文章中談到了對三中全會的期待，重新解讀社會主義，希望能給中國的政經困局找出解決之道。－－－－－－－－－－－－－－－－－－－－－－－－－－－－－－－－－－－－－訂閱楊錦麟頻道，每天免費收看最新影片歡迎各位透過超級感謝支持我們的創作亦可通過PayPal支持我們：http://bit.ly/support-laoyang－－－－－－－－－－－－－－－－－－－－－－－－－－－－－－－－－－－－－華人社會大變將至，老楊堅持在亂局中繼續做好本份，為大家提供獨到而全面資訊，助大家一同分析時局，安身立命。為支持團隊運作，老楊特別為各位舊雨知音準備各種優秀產品，由頂級高山茶葉，到日常淺酎的紅白葡萄酒，一應俱全。最新推出老醬香白酒，百年在地窖藏，上思上想不上頭，懇請各方好友支持。歡迎掃二維碼添加微信諮詢：zhujiu30 或 微信qingtongtong100－－－－－－－－－－－－－－－－－－－－－－－－－－－－－－－－－－－－－#中國 #中国 #老楊到處說 #楊錦麟論時政 #楊錦麟今年5月7日，在一次与外商的座谈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句话：“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燃起外界用改革破解目前困局的希望。但观察国外学术界、舆论界、政界、商界等的舆论，对中国面临的问题的理解，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没有新意；中国国内的讨论除了几个新词，也都是老生常谈。指望此次中共三中全会像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出台石破天惊的改革，恐怕要失望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讨论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时，用的是同一套概念和理论体系，看问题的角度、分析的方法和得出来的结论，也大同小异。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应付的：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贫富两极化、利率、通货膨胀、债务、产业链外迁、失业、楼市和股市泡沫、财政和贸易赤字、贫困、医疗和退休基金入不敷出等等。在这些现象下面，中西方都面临同一个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经济在产能上完全可以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却又在大批人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不得不大规模去产能，让更多人生活没着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从金融角度来分析经济状况的，两者都有实体经济同金融经济脱节的问题，都染上资本主义的原罪：巨大财富中的持续贫困。债务是金融经济运行的结果，同实物经济没有必然联系。人们算资金账时一片短缺的哀鸿，算实物账则是另一番景象——产能过剩。在40余年持续增长后，中国似乎也进入资本主义的周期时代。老百姓在往钱眼里钻，政府则被串钱的绳子牵。对于以上问题，资本主义有一套成熟却无效或治标不治本的疗法：无非是撬动利率杠杆、刺激消费、增加就业、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扩大出口、放宽政府管制等，都出自同一个工具箱，中西共用。很快双方会面临同一个困境：资本主义推动下的新技术革命，正在使增长和就业脱钩，使宏观经济政策失灵。财富都在朝着1%的顶尖富豪积聚；在美国，大批中产家庭跌回社会下层；中国也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衰退周而复始，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永远无解。大家都期盼的重大改革，实质是变得更像发达资本主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国朝那个方向的改革提高，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同资本主义国家举案齐眉，同舟共济。资本主义历史功绩至伟，但代价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都可以得到”，那是250年前了。为什么至今人们仍在为生存而挣扎？富裕如美国，仍有13%的人受饥饿威胁，又如何解释？人们会说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无限提高，不断将奢侈品转换为必需品，正是资本主义维持生产方式的阴谋，只有人们欲壑难填，方能不断扩大市场。就连中国都上当了：现在正大搞“以旧换新“，扩大内需，殊不知这样做不但给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也逼得人们更努力工作、挣钱、内卷。物质水平上去，生活质量却下降了。联合国年度《幸福报告》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上世纪90年代攀顶，那之后一路下降。爱因斯坦评论道，现代人连享受非常简单的乐趣——如欣赏一朵野花、哼个小曲——的能力都丧失了。上世纪20年代凯恩斯这样描写资本主义下人的荒谬：“我们必须保持贫穷，因为富有不会带来‘收益’。 我们必须住在小屋里，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建造宫殿，而是因为我们‘买不起’…… 我们破坏了乡村的美丽，因为未经利用的自然风光没有市场价。”无时不在、无孔不入的算计，使“整个生活的行为都变成了对会计师噩梦的模仿”，他认为这是“自我毁灭”。普罗大众只希望有稳定的收入——衣食无忧而已。稳定的工作、安定的生活是多数人的第一需求，但也是市场无法满足的。无法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不能不说是有根本缺陷的制度。郭良平指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替代。但如今国际舆论场上“社会主义”仍是个贬义词，也是西方要同中国打冷战的原由。要为社会主义正名，就必须回到它的第一性原理。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政治主张，是社会的主义，不是国家的主义，也不是经济的主义。社会主义源自人的本性，是数十万年人类在群体生活中进化出来的本能：要求平等、互相有个照应、有安全保障，而不是一个人在市场大潮中单拼独斗。中共的社会主义还添加了政治本能：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在改革的喧闹中，人们往往注意不到中共的一个心病：它的初心是搞社会主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却一直无法付诸实施。曾记否：2021年8月，各大官媒纷纷转载署名为李光满的檄文：《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其时正值中共再次树起“共同富裕”大旗。很显然，这是借一介草民之口抒发心声，也是放出一个试探气球。但它招来了国内外广泛的责难和质疑，说中共要走回头路了，引起资本的恐慌。于是高层频频出来表态：绝不劫富济贫，做大蛋糕仍然是第一位的。于是，这场“深刻的变革”无疾而终。中共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归结为“共产党的领导”，但党的领导未必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在1976年如此批邓：“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变质了，党的领导就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实质。同样，新质生产力也未必是社会主义——它也可以为资本家服务，替资本家赚大钱的同时让工人大批失业。必须打破金融对实物经济的奴役，这是姓资还是姓社的试金石。现在企业和政府等都在算资金账而不是实物账、拨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算盘。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应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资金的流动没法将生活必需品派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就须想别的办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有条件和手段，来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提供制度保证。新社会主义的内涵还包括解放生产力：将生产目的从利润最大化，转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还无法做到的。這裡面提到了對鄧小平的評價。邓小平并非走资派。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带动其余的也富起来。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均收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实行社会主义就可能让老百姓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好。但是，市场经济不存在先富带后富的机制；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争，困难点在于做蛋糕同分蛋糕是不可分割的同一过程，做蛋糕者自然拥有所做的蛋糕，不让他拥有，他就不会再去做了。改革开放前的公有制企图将两者分开，国有企业生产的东西国家全部拿走、统一分配，结果是生产积极性没有了。生产搞不上去，大家就扎堆拼抢仅有的那块小蛋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生产力极为发达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马克思和毛泽东时代以及中国古代都是短缺经济，现在则是普遍过剩，但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过剩，是针对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支付能力之外仍有贫穷。但产能过剩根本改变了政策环境，坚持以短缺为前提的资本主义旧思路，就无从搞社会主义。探索和建立“以人民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仍缺乏可靠的制度保障，就必然牵涉到政治体制改革，从大政府的旧社会主义转为大社会的新社会主义。这一点邓没有想到。那麼如果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当代资本主义已发育成一个庞大、完整、复杂的，囊括人类生活几乎所有方面的，左右人们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无所不包的大体系。“市场规律”（即资本主义法则）成了天经地义，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脱不开它的框架。这套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也为社会主义设下陷阱：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社会主义”都成了大政府的代名词。2021年发初心而无疾而终，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新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无法理直气壮；而旧社会主义那一套已入历史垃圾箱，再用起来总觉得理亏。在市场化和全球化中狂飙突进几十年后，回归社会主义面临大批实际问题和理论准备不足的尴尬。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学，刚开始一定幼稚，会被嘲讽，但坚持下去一定会有结果，因为它针对的都是实际的、迫在眉睫的民生大问题。中国新建的1400多所马克思主义学院聚集大量人才资源，应大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