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方式腐敗屢禁不絕，一窩黑現象如若擴大化，意味著省市以下組織系統的崩壞已成氣候；是個人腐敗量變積累發展成集體腐敗質變的必然結果，是腐敗問題即將進入終極階段的前奏塌方式腐敗重創中國地方政權！廣東、貴州等多省市高官前腐後繼，習近平反腐路在何方？－－－－－－－－－－－－－－－－－－－－－－－－－－－－－－－－－－－－－訂閱楊錦麟頻道，每天免費收看最新影片歡迎各位透過超級感謝支持我們的創作亦可通過PayPal支持我們：http://bit.ly/support-laoyang－－－－－－－－－－－－－－－－－－－－－－－－－－－－－－－－－－－－－華人社會大變將至，老楊堅持在亂局中繼續做好本份，為大家提供獨到而全面資訊，助大家一同分析時局，安身立命。為支持團隊運作，老楊特別為各位舊雨知音準備各種優秀產品，由頂級高山茶葉，到日常淺酎的紅白葡萄酒，一應俱全。最新推出老醬香白酒，百年在地窖藏，上思上想不上頭，懇請各方好友支持。歡迎掃二維碼添加微信諮詢：zhujiu30 或 微信qingtongtong100－－－－－－－－－－－－－－－－－－－－－－－－－－－－－－－－－－－－－#中國 #中国 #老楊到處說 #楊錦麟論時政 #楊錦麟近期，大陸多個省市地方政權出現塌方式腐敗，使得塌方式腐敗成為熱詞，輿論注意到，中共在今年7月中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誓言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严肃查处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全会落幕后，多地陆续被曝出现塌方式腐败。中共广东省纪委监委7月20日通报，已退休两年的广东惠州原市委书记、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厅长陈奕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陈奕威也成为惠州市第十一届市委10名常委中第七名被查官员。这很快引起中国舆论热议。有网民称，“这个地方的腐败实在是触目惊心”，同届市委常委10个人“进去了七个，三任市长前腐后继，还不算拔出萝卜带出来的泥”。62岁的陈奕威是广东潮州潮安人，先后在潮州、汕头、揭阳工作过，2011年由揭阳市长转任惠州市长，两年后任惠州市委书记。2018年6月，担任惠州“一把手”五年的陈奕威，出任广东人社厅厅长，并于2022年6月年届60岁卸任退休。在陈奕威主政鹅城期间，惠州第十一届市委常委共有10人，分别是市委书记陈奕威；市委副书记、市长麦教猛；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敏；市委秘书长范中杰；组织部长王开洲；纪委书记闫宝璋；两名副市长黄树正、胡建斌；惠城区委书记徐云枢，以及博罗县委书记江菊莲。据中国媒体和网民梳理，这10人中除了王开洲、黄树正、胡建斌之外，其它七人都已被通报落马，贪腐比例高达70％。其中，2017年起兼任惠州宣传部长的江菊莲在2018年8月最先落马；今年则已有两人落马，在陈奕威之前，李敏先在5月被查。惠州2007年以来已有连续三任市长被查，包括李汝求（2007年至2011年任）、陈奕威（2011年至2013年任）、麦教猛（2013年至2018年任），这显示惠州不仅出现坍塌式腐败，而且前任和接任者还“前腐后继”。与陈奕威搭班子的市长麦教猛早在2022年4月已落马。麦教猛是湛江雷州人，长期在湛江工作，官至湛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他2013年5月出任惠州市长，五年后转任广东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后任改制后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直至被查。官方通报称，麦教猛生活腐化，毫无敬畏，将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承揽工程、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陈奕威与麦教猛在惠州搭档五年，并在2018年年中几乎同时离开惠州。新加坡媒體指出，同届市委常委班子多人相继落马，显示寻租文化大概率从上至下在当地领导层蔓延，上行下效造成不良政治生态，也严重损害法治公平正义，以及经济社会有序发展。2012年，惠州与广东第四城东莞的经济差距为2838亿元；但到去年，这一差距被拉大至5978亿元。同为深圳邻居，东莞GDP已超万亿，惠州却已掉队。有中国舆论在陈奕威落马后指出，腐败是经济发展最大的拦路虎和绊脚石，导致陈奕威2011年到任之初许下让惠州发展更好更快的承诺，无法兑现。贵阳的“前腐后继”“前腐后继”的现象也出现在近年频频发生官场震荡的贵州。省会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马宁宇8月6日被通报落马，成为“贵州首贪”李再勇（2011年至2013年任）、刘文新（2013年至2017年任）、陈晏（2017年至2021年任）以来，连续第四任被查的贵阳市长。马宁宇是“75后”清华高材生，曾在清华任教，踏入官场后刷新多个最年轻纪录，包括2011年在贵州成为最年轻省级团委书记，年仅35岁；2021年在贵阳成为省会城市最年轻市长，年仅45岁。马宁宇落马前夕毫无预兆。他8月5日仍参加公开活动，到贵阳市观山湖区调研。曾主管中国国家医疗改革长达五年的中共贵州原省委书记孙志刚，去年8月落马，成为2022年中共二十大以来首名落马的卸任省级党委书记、以及第三名与贵州官场有渊源的落马高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周建琨、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再勇已先后在2022年11月、去年3月被查；孙志刚曾与他们共事。62岁的李再勇曾长期在贵州工作，被指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肆意违规举债融资，造成重大债务风险。重庆法院今年5月一审李再勇案，显示他在贵州官场从政25年中受贿多达4.32亿余元。塌方式腐败指的是一定范围内的系统性腐败，俗称“一窝黑”。2012年中共开启反腐运动后，最典型的地方上塌方式腐败发生在山西。自2014年以来，当地的省部级干部共有七人落马，省会城市连续三任市委书记、三任公安局长被查。山西共辖的11个地级市中，当年有至少七个市、超过30名官员被查，其中既有“夫妻档”，也有“父子兵”。最不堪的是太原市和高平市。太原先后有三任市委书记、连续三任市公安局局长出问题；高平市在八年中连续三任市长都因涉贪被查。近年来多地发生塌方式腐败，不乏在同一岗位上多任官员被查的情况。今年1月落马、7月底被开除中共党籍、移送司法的湖南政协原副主席戴道晋，曾于2008年至2011年任湖南郴州市委书记。自年2006年以来，郴州已有四任书记被查；其中戴道晋、向力力（2011年至2015年任）、易鹏飞（2015年至2021年任）是连续三任被查的郴州一把手。今年7月25日，云南曲靖宣威两任书记同日被通报落马，分别为许玉才、朱开荣。自1994年宣威撤县设市的30年来，已有五任市（县）委书记、三任市（县）长被查。据中国媒体不完整统计，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其他地方，包括河北唐山市曹妃甸区（五任区委书记落马）、辽宁鞍山市（四任市委书记落马）、吉林省吉林市（五任市委书记、三任市长落马）、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三任市委书记、三任市长落马）、内蒙古通辽市（五任市委书记、三任市长）、江西九江市（四任市委书记落马）、黑龙江绥化市（三任市委书记、四任市长落马）、辽宁省公安厅（连续四任公安厅长被查）、辽宁铁岭市（三任市委书记、七任市长落马）、河南漯河市（三任市委书记、五任市长落马）等。随着中共持续纵深推进反腐，不断向下在省级和基层加码肃贪，进入公众视野的塌方式腐败案件与日增多并不奇怪，不排除还会有更触目惊心的案件被揭开。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評述文章指出，当下中国经济持续阴霾，当局在地方上深入反腐，相信旨在创造更好的政治生态，为经济有效运行和长远发展创造环境，同时也解决民众面临的切身之痛。官方不计成本“打虎拍蝇”、大范围惩治“蝇贪蚁腐”，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震慑作用，是否能让中国经济复苏之路走得更顺，未来有待观察。輿論注意到，塌方式腐敗現象的多發地區一般在改革开放区、能源矿产区、沿海窗口区；新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但現時的塌方式腐敗已經從過去资源行业扩散到行政领域， 塌方式腐败从金融和能源等资源行业扩散到地方行政领域，落马官员还呈年轻化趋势。塌方式腐败是腐败现象的一大类型，其重要特征是某一地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出现系统性、群体性、持续性的大面积贪腐枉法行为，凝聚了公然对抗民主法治建设的力量团体，出现了暗中对抗中央政党管理的地方势力。它是个人腐败量变积累发展成集体腐败质变的必然结果，是腐败问题即将进入终极阶段的前奏。塌方式腐败现象在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并非某国家或某时期才有的特殊产物，历朝历代的末期都出现过塌方式腐败。1、集体性：塌方式腐败涉案人员非常之多，他们彼此间相互贪污行贿、滥用职权、纵容违法、互利共存等，进而形成利益共同体，组成强大犯罪团伙，“前腐后继、成批落马、集体堕落、大小齐贪”等是其最基本特点；2、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涉案领域十分广泛，无论国家企业、行政单位、军事单位、媒体艺术、事业单位还是私企个人，都可能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卷入腐败的漩涡中，一旦全面查处，总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揪住一连窜事件；同一个部门单位，自上而下各级职位官员要员都可能存在一连窜的腐败作风，牵扯出一整条利益集团链；3、持久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塌方式腐败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型，它是小腐败长期汇聚演变而来的；4、区域性：塌方式腐败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整片地区都陷入腐败泥潭，镇、县、市，乃至省或国都有可能；5、动荡性：塌方式腐败势必激化更多社会矛盾，从而诱发各种类型的刑事案件、群体事件、安全事故等。塌方式腐敗的生成直接原因，一般被視為是當地長期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存在巨大的利益链条；监管责任未落实，廉政建设工作浮于表面。但其實，（1）塌方式腐敗是權力尋租必然產生的現象；（2）塌方式腐敗是省市甚至中央組織路線出現重大偏差導致某些地方前腐後繼屢禁不絕的必然結果；（3）三申五令之下，持續十多年的反腐，仍難以杜絕和制止塌方式腐敗現象的此起彼伏；（4）塌方式腐敗或一窩黑現象如若擴大化，意味著省市以下組織系統的崩壞已成氣候，蘇聯解體前也曾出現類似的現象，這是需要特別提出的。（5）中國外長王毅日前發表學習三中全會表態文章，信誓旦旦表示，一個矢志改革創新的中國不斷發展壯大，必將成功跨越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但它恰恰媒體提到習近平每每擔心的塔西佗陷阱效應。塌方式腐敗其實就是塔西佗陷阱效應擴大化最具典型意義的證明。（6）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已持续12年，力度不可谓不大；但落马干部越抓越多，“前腐后继”日益严重，说明反腐工作仍需进一步制度化。“譬如引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加强公众监督，堵住制度漏洞，才能防止更多本可以大有作为的年轻干部被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