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需要補課：連晨對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內心的傷疤與恐懼的個案分析，揭示 「 一朝被蛇咬，一生怕井繩—」的悲劇現象。今天多數人的緘默，唯唯諾諾，或躺平，是否也是那一個時代的餘緒，或捲土重來？－－－－－－－－－－－－－－－－－－－－－－－－－－－－－－－－－－－－－訂閱楊錦麟頻道，每天免費收看最新影片歡迎各位透過超級感謝支持我們的創作亦可通過PayPal支持我們：http://bit.ly/support-laoyang－－－－－－－－－－－－－－－－－－－－－－－－－－－－－－－－－－－－－華人社會大變將至，老楊堅持在亂局中繼續做好本份，為大家提供獨到而全面資訊，助大家一同分析時局，安身立命。為支持團隊運作，老楊特別為各位舊雨知音準備各種優秀產品，由頂級高山茶葉，到日常淺酎的紅白葡萄酒，一應俱全。最新推出老醬香白酒，百年在地窖藏，上思上想不上頭，懇請各方好友支持。歡迎掃二維碼添加微信諮詢：zhujiu30 或 微信qingtongtong100－－－－－－－－－－－－－－－－－－－－－－－－－－－－－－－－－－－－－#中國 #中国 #老楊到處說 #楊錦麟論時政 #楊錦麟有人做过统计，“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至1976年“文革”结束，在这不足三分之一的世纪里，共发生震荡过55次“运动”。这些整肃对象不同、打压目标各异的所谓“运动”，当政者在历次运动中所惯常采用的手段，一是肉体折磨，二是人格践踏，三是精神摧残，四是株连亲朋好友。众多研究显示，历次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整肃打压对象是知识分子，是读书人，也既我们民族中最精华精粹的那个群体。这个群体尽管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人的表现远不尽人意，但就总体而言，他们是我们中华文化及历史传统的承载者和继承人，他们也是对“外面的世界”最敏感，吸收外来文明最快、能为我们民族带来革故鼎新变化的第一梯队。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拨人——泱泱大“锅”上面薄薄漂浮的一层“油花”、精粹，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被撇掉了——或甩到地上，或封存在罐中，成为有口不能言，有笔不敢写的植物人。我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与他有过敞开心扉的交谈，他讲的一句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不，应该是刻在了我的心版上，一直隐隐作痛，永远无法除去了。这句话就是「一朝被蛇咬，一生怕草繩」。简略介绍一下这位“一生怕井绳”的知识分子。程羡瑞，江苏泰州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入校报到后他填报的专业是新闻编辑，但却被分配到汉语言学专业。据他讲，当年北大的新闻专业拟招收100人，但“名额中偏没有我的份。”“说来也许是一种缘分”，程羡瑞介绍说，他在北大的老师是语言学家魏建功，“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妇孺皆知的《新华字典》的主编，国家一级教授。”后来他们俩相熟了，魏建功先生告诉程羡瑞说：“你的专业是我替你定下来的，你的底子不错，见你填的籍贯是我的小老乡，所以我就给你做主了。”程羡瑞接着说：因我是学科代表与先生接触较多，有一次先生还告诉我：“你们这一届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将来毕业后大部分要去中国科学院编纂《汉语大词典》。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并勉励我好好学习，敦品力行，要有真本事。在一篇回忆文章里，程羡瑞是如此描述他在北大的生活的——北大未名湖畔四年的学习生活，真可谓是“绛帐名师星灿烂，书城典籍阁琳琅。”学习环境是如此优美，授课的导师个个学富五车，在老校长马寅初领导下，大师级的老教授们，辛勤地教诲、栽培着我们这些幼稚的莘莘学子。我那时的眼睛简直是长在额头上，一心想成名成家，将来也能成为一名专家、学者，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所以，每天除了听课以外，就钻在图书馆里，读书、学习，学习、读书。1957年春夏之交，年轻幼稚的大学生们，响应党中央帮党整风的号召，在北大燕园内将大字报张贴得铺天盖地。年轻又浮躁的我也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写了一份大字报贴了出去，标题是《讨阿谀分子和喜奉承者檄文》。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先生来电话把我叫到他的中关园公寓内，疾言厉色地斥责我不该写那份大字报。他说：“你们用《檄文》讨伐对方，就把自己明白地放在了对立面，这难道是正确的吗？”他要我第二天就向班里的党支部书记作检讨。当时，我还觉得帮助党整风没什么大错。1958年春，毕业前夕，我终于被划出线外，与北大其他500多名学生一样，成了一名“右派分子”，年仅23岁。那时，我真是心力交瘁，万念俱灰。一个周末的半夜，我突然感到胃部很不舒服，起来呕吐了半脸盆的血和饭的混合物。同学们急忙送我到校医院抢救，被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大面积出血。从此这个难缠的消化道溃疡一直搅闹了我大半辈子。（程羡瑞：《我在阳泉生活工作的五十三年》）我不太清楚当年北大在校生有多少人，如果不足一万人的话，把500人划为右派，其比例是远高于毛的5%之右派分子标准的。就这样，一个满怀理想和激情，准备毕业后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因为写了一篇大字报，便被抛入“贱民”的行列，沦落为“被改造对象”。程羡瑞讲：1958年夏季，戴着一顶沉甸甸的“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拖着瘦弱的病躯，我离开燕园，分配到了山西。记得在榆次专署文教局报到时，因为溃疡大出血不久，体质极度衰弱，领导批准我回原籍休养，一年多后安排我来阳泉工作……在十年动乱中，我真是吃尽了人间的苦头，干过我体力难以承受的活儿：下过煤窑，拉过排车，抬过矿石，装卸过水泥、石子，当过泥瓦小工等等，等等。有时，为全家人生计所迫，我曾捡过破烂。程羡瑞到阳泉后，与当地的一位女子相恋相爱，结了婚并养育了三个孩子。这里需提一下程羡瑞先生生命中出现的一个“转机”：1978年初春，他在阳泉市人民医院看病时，偶然认识了一位叫殷伯年的江苏老乡，这位老乡在娘子关发电厂任车间主任。他听了程的简要情况后，心生同情，就向厂党委书记赵龙作了汇报。赵龙当即表示，我们厂不缺工科人才，但厂子弟学校却缺少学文科的大学生。于是派专人到市相关部门调研了一下，了解到程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将程羡瑞和他的妻子一并调到娘子关电厂学校，使程夫妻二人都当上了教师。程羡瑞先生回忆说：我当时的主要想法是，调到电厂，让三个孩子念到初中毕业后，就去厂里当个工人，再也不要当我这个“臭老九”了。到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范围内开启“拨乱反正”巨闸，北京大学党委给娘子关电厂党委发函，寄来北京大学纠正程羡瑞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随后，阳泉市委也对程羡瑞在文革中被迫害造成的冤假错案作了平反。因为我的岳母与程羡瑞的妻子是同一个村子长大的，是发小又是同班同学，关系甚笃。我落脚阳泉后岳母知道我偶尔写点小文章，就引荐我认识了程羡瑞先生。程先生虽然身有重疾且长期遭受各种打击，经历了大半生的磨难，但我见他第一面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儒雅、精干、思维敏捷、待人随和、一袭老式知识人的风范。我后来与他有过几次深谈，他没有把我当外人，给我讲许多老北大的故事，讲他在沦落为“被改造对象”后的种种经历。那一阵子我正看谢泳先生送我的几本书，其中有一篇文章讲到，许多在历次运动中被整肃，身心遭受摧残，如今已到晚境的人，却一句话都不说，这非常不好。应该写点东西，应该讲讲自己的经历，给后入留下一些可资借鉴的“史料”（大意）。基于谢泳先生的这个提醒，有一次程羡瑞先生正兴致浓厚地给我讲他在北大的经历，我插话说：“你应该把这些写下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程羡瑞先生突然停了下来，脸上的笑容没有了，换了一副狡黠的面孔，看着我，说：“别人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然后，他放缓了语速，一字一顿地接了下去：“我是一朝被蛇咬，一生怕井绳。”然后脸上又恢复了笑容。我却不想放过他——这个难得“落”在我手里的“老右派”，就进一步逼他：“有些事如果不记录下来，后人就什么也不知道，你所受的苦也就白受了。”程羡瑞先生望着我，缓缓地说：“道理上讲是这样，但我的伤疤太深，已经什么都不愿说了。我不相信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也不抱希望。”这以后，我与程羡瑞先生的来往少了许多。1，這是現代史及當代史的一道深深的歷史傷痕；2，一朝被蛇咬，一生怕草繩，不是個別現象；3，作者引用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回顾“反右”历史的文章，其中的一段话摘录如下——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4，錢理群是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他和那一代人的夢魘，是否已經消失，恐怕還是一個疑問。5，今天多數人的緘默，唯唯諾諾，或躺平，是否也是那一個時代的餘緒，或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