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機器的組成部分" 納粹集中營秘書被判有罪的啟示，所謂法不責眾是否合理，共犯結構的所有人，在我們這裡，恐怕連道義，道德上的譴責，都未曾有過。和德意志民族在這方面的認真執著，我們究竟缺少什麼？－－－－－－－－－－－－－－－－－－－－－－－－－－－－－－－－－－－－－訂閱楊錦麟頻道，每天免費收看最新影片歡迎各位透過超級感謝支持我們的創作亦可通過PayPal支持我們：http://bit.ly/support-laoyang－－－－－－－－－－－－－－－－－－－－－－－－－－－－－－－－－－－－－華人社會大變將至，老楊堅持在亂局中繼續做好本份，為大家提供獨到而全面資訊，助大家一同分析時局，安身立命。為支持團隊運作，老楊特別為各位舊雨知音準備各種優秀產品，由頂級高山茶葉，到日常淺酎的紅白葡萄酒，一應俱全。最新推出老醬香白酒，百年在地窖藏，上思上想不上頭，懇請各方好友支持。歡迎掃二維碼添加微信諮詢：zhujiu30 或 微信qingtongtong100－－－－－－－－－－－－－－－－－－－－－－－－－－－－－－－－－－－－－#中國 #中国 #老楊到處說 #楊錦麟論時政 #楊錦麟《德國之聲》"殺人機器的組成部分" 納粹集中營秘書被判有罪在但澤（現波蘭格但斯克）附近的斯圖特霍夫集中營開始做速記員那一年，伊爾姆加德‧富爾希納（ Irmgard Furchner）剛滿十八歲。對於辦公室窗外，每天上演的種種暴行，她也需要承擔連帶責任嗎？2022年12月，伊策霍地方法院以10505宗協同謀殺罪判處這位納粹集中營的速記員兩年監禁，緩期執行。本周二，聯邦最高法庭做出終審裁定，維持此前的判決。而此時此刻，伊爾姆加德‧富爾希納（ Irmgard Furchner）已經是99歲高齡的老者。聯邦法庭駁回了富爾希納的上訴。聯邦法庭的法官認為，作為集中營最高指揮官霍普（Paul Werner Hoppe ）的秘書，富爾希納的工作對集中營能夠正常運作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因此，集中營囚犯被有系統地謀殺過程中，富爾希納所作的工作也難逃其責。在納粹德國的斯托特霍夫集中營中，大約有65000人被謀殺，其中包括猶太人、波蘭游擊隊員以及蘇聯戰俘。辯護律師則認為，富爾希納並沒有真正意識到她已經成為謀殺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她認為她只是在做"正常的秘書工作"。除此之外，並沒有確鑿證據顯示富爾希納是謀殺行為的幫兇，因為並沒有留下了當時她所列印的相關命令或文件。但聯邦法庭最終還是采納了聯邦檢察署的意見，即富爾希納所作所為至少為集中營指揮官的犯罪行為提供了道義支持。正如檢察官維斯（ Udo Weiß）所說的那樣：富爾希納身處集中營的"權力中心"，即便沒有她參與謀殺的直接證據，她協助謀殺的罪責都是無法逃脫的。針對富爾希納的法庭審理受到廣泛關注，因為這是首次有集中營的文職雇員受到審理。聯邦法庭的此次審理髮出了一個明確的訊號: 即使只在集中營中從事行政工作，當事人也應為納粹政權的暴行承擔責任。鑑於本案對研究德國當代史具有意義重大，整個庭審過程都進行了錄像存檔。1，一個九十九歲的老太太，在事隔將近八十年之後，就她當年十八歲時，曾經在納粹德國的斯托特霍夫集中營擔任速記員，而被以犯下10505宗協同謀殺罪，被德國地方法院起訴，聯邦法庭的法官認為，作為集中營最高指揮官霍普（Paul Werner Hoppe ）的秘書，富爾希納的工作對集中營能夠正常運作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因此，集中營囚犯被有系統地謀殺過程中，富爾希納所作的工作也難逃其責。因為她是一部殺人機器的組成部分；2，這是德國首次有集中營的文職雇員受到審理。聯邦法庭的此次審理髮出了一個明確的訊號: 即使只在集中營中從事行政工作，當事人也應為納粹政權的暴行承擔責任。3，德意志民族對納粹德國在二戰所犯下的種種罪行的清算和反省，在戰後歷史上一直備受矚目。二戰之後，非納粹化，是同盟國為了清除納粹主義在德國的影響而執行的轉型正義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主義在社會、文化、出版、經濟、司法和政治等方面皆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影響。1945年德國二戰投降後，勝利的同盟國根據波茨坦協定，在當時的德國和奧地利進行去納粹化運動。該運動依照民主化、非軍事化和非納粹化的三大精神準則執行。德國方面，盟國管制理事會在1946年1月柏林通過了數項去納粹化命令，以藉此劃分被審查人員在納粹黨執政時期的政治角色，並對之展開司法調查。4，德国可以全面深刻地反省自身在二战中所犯下的错误，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当然包括德国政府自身对于清算纳粹思想的发挥的主观愿景。但是，许多人有所不知的是，德国战后的领土变更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德国战后丧失了四分之一的领土，数百万祖祖辈辈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德国人被苏联红军驱赶出了自己的家园。剩余领土也被盟军分区占领并且分裂成东西德。正是这些领土上的巨大变动在客观上帮助了日后德国政府下决心清除纳粹余毒。5，上世纪60-70年代，社会民主党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构成了最有冲击力的新德国形象。从针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关犯罪人员的法兰克福审判起，联邦德国接连在国家层面上推动了认罪意识的主动塑造，其中包括延长纳粹时期犯罪的追诉时效、确定把反省纳粹主义作为历史教育的根本使命、在各大集中营遗址上强化犹太人作为受害者的角色等。在此背景下，1970年的勃兰特“华沙之跪”虽然在国内还面临争议，但很快成为西德认罪态度好的最佳证明。直至今天，勃兰特“华沙之跪”的照片仍然是世界各国历史教科书中除犹太大屠杀外最为常见的德国画面。有歷史學者認為，在德国，与二战历史打交道，更充满着强烈的政治气息——若以德国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克服历史”或“清算历史”的过程。从现实而言，德国人交出的答卷虽不完美，但也大致令人感到放心。这可以表明，德国当代社会拥有着正向而积极的政治文化。6，汉娜·阿伦特：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具体到艾希曼，他不是传统的大恶人、野心家，即伊阿古、麦克白，也不是“一心只想做个恶人”的理查三世。“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更加直白地说，他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年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因此，阿伦特在《平庸之恶》的结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7，许多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分子，在对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时，往往会说他们是在执行命令，尽职尽责。而这恰恰说明了阿伦特对极权统治所下的判断是准确的：“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的本质。”但是，艾希曼是否可以就此推脱罪责呢？“我们假定作为辩护，你说没有什么比让你变成一个大屠杀组织的自愿工具更不幸的事情了，可是仍然存在着你执行了这个工具的事实，因此你就主动地支持了大屠杀。”自愿成为作恶的工具，服从上级的命令，不加以思考，亦不曾抵制，就是成为犯罪帮凶的表现。任何参与到狂热的运动之中，不加分析地服从动员，接受命令，以致在集体性的暴力罪恶行为中有份的人，都不能找任何借口为自己推脱罪责。当然，他们可以说，自己在历史的大潮中，狂热的氛围中，被冲昏了头脑，失去了理智。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抵制思考”的表现，“无思”并不是罪，但却让人对罪恶缺乏判断的能力。8，這個案例的意義在於，富爾希納所作所為至少為集中營指揮官的犯罪行為提供了道義支持。正如檢察官維斯（ Udo Weiß）所說的那樣：富爾希納身處集中營的"權力中心"，即便沒有她參與謀殺的直接證據，她協助謀殺的罪責都是無法逃脫的。9，這個案例給我們的啟示是：（1）台灣的轉型正義，對白色恐怖以及軍事戒嚴體制時期，那些仁人志士的犧牲，那些直接參與者和幫凶，並沒有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以及至少是道義上的審判；（2）1949年之後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期間，那些直接參與者，幫凶，至今沒有一個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審判。（3）避免悲劇的反覆出現和發生，所謂法不責眾是否合理，共犯結構的所有人，包括類似富爾希納這樣的速記員，秘書，在我們這裡，恐怕連道義，道德上的譴責，都未曾有過。和德意志民族在這方面的認真執著，我們究竟缺少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