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閱楊錦麟頻道，每天免費收看最新影片歡迎各位透過超級感謝支持我們的創作亦可通過PayPal支持我們：http://bit.ly/support-laoyang－－－－－－－－－－－－－－－－－－－－－－－－－－－－－－－－－－－－－華人社會大變將至，老楊堅持在亂局中繼續做好本份，為大家提供獨到而全面資訊，助大家一同分析時局，安身立命。為支持團隊運作，老楊特別為各位舊雨知音準備各種優秀產品，由頂級高山茶葉，到日常淺酎的紅白葡萄酒，一應俱全。最新推出老醬香白酒，百年在地窖藏，上思上想不上頭，懇請各方好友支持。歡迎掃二維碼添加微信諮詢：zhujiu30 或 微信qingtongtong100－－－－－－－－－－－－－－－－－－－－－－－－－－－－－－－－－－－－－#中國 #中国 #老楊到處說 #楊錦麟論時政 #楊錦麟去年5月，美國福特汽車首席執行官法利（Jim Farley）訪問了中國。然而，此訪卻給他帶來了深刻的焦慮，法利看到福特在同中國汽車製造商展開的電動汽車競賽中正被拉開差距。據《華爾街日報》的長文報導，訪華後的法利告訴公司董事會成員，中國車企正以光速前進，在汽車上所使用的人工智能和其他技術與美國現有技術有所差異，且這些提供流暢數字功能的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正利用低成本供應鏈在價格上擊敗競爭對手，同時積極向海外市場擴張。報載，美国及盟友扩大对华半导体限制之际，中国官方宣布推广一款套刻不大于8纳米的国产光刻机。受访专家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取得科技突破，但官方未透露良率信息，显示其可能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从官方披露的参数来看，这款光刻机“最多只能干到55纳米制程”，不能制造8纳米芯片。“很多网友直接把套刻精度跟光刻制造制程节点水平给搞混了。”有分析认为，中国若可实现8纳米及以下芯片的生产，未来多数芯片的制造将无需受制于阿斯麦。资深半导体产业顾问陈子昂说，“像这样的新闻过去20年看太多了”。他指出，台湾和韩国也在生产光刻机，但因良率不高很难取得市场。“它是个里程碑，可以当做一个科技突破的信号，但不是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也有熟悉半導體行業的專家認為，很难说是一个很突出、值得“热泪盈眶”的品类，光刻机相关制造企业依然任重道远。在技术指标上，这款光刻机落后国际主流同水平产品超过15年以上。不过他认为，第一代的中国国产氟化氩光刻机落后不要紧，“未来还有第二代第三代”。吴梓豪说，中国举国之力发展光刻机确实有优势，但作为落后的追赶者，“不要盲目乐观，不要听信虚华浮夸的宣传，尊重科学与事实，整个行业都在奋发努力，压根不需要网民们的吹捧，这没有任何帮助”。陈子昂认为，这款光刻机仍代表中国大陆在“卡脖子”技术上有所突破，至于能否赶上荷兰和日本的水平，“很难说，至少过去30年，台湾跟韩国看来是无法突破”。但 曾先后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等职的周路明在9月12日《第一財經日報》直接指出，中国还不是世界科学超级大国，它只是成为了科学界的“富士康”周路明指出，《经济学人》最近推出一篇题为《中国已成为科学超级大国》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热议。《经济学人》过去对涉及中国的评价多为负面，此次却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对中国科学研究给予正面评价，将中国冠以“科学超级大国”的称号，的确有些不同寻常。这篇文章发表的时点迎合了很多中国人的期待，政府希望证明自己花对了钱，科学家需要被证明自己的工作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老百姓亟待满足大国荣誉感，《经济学人》的文章对于这几部分需求都给出权威的支撑。但周路明認為，《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比起那些骂中国的文章对我们更有害，很有可能会误导政府对于国家能力现状的判断，导致在未来一个时期科技资源的错配。《经济学人》称中国为科学超级大国主要依据是两个指标：一是高引论文的数量，2022年中国高引论文数量超过美国和欧洲的总和；二是反映权威刊物论文数量的自然指数，2023年中国已经登上了自然指数榜首，莱顿大学科研产出排名，中国有6所大学或机构进入世界前十。用这两个指标评价中国科学界，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差别：一是中国创新体系的构建方式；二是中国科研系统的治理方式。发达国家的创新体系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先有市场经济、产业技术创新、工程师文化，这几部分的高度发育产生了建制化科学的需求，才有了大学和科研机构。这种构建方式决定了产业技术创新和科研系统之间建立了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很多产业组织也是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举办者。中国的情况刚好反过来了，科学系统是在市场经济、产业技术创新和工程师实践还没有的情况下由政府主导构建而成，政府是科学系统资金的提供者、管理者。当这个单一的管理者用国际通行的指标来考核科学系统时，带来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机构努力照着尺子度量的方向生长，让度量指标失去了客观性。从对中国科学系统数十年观察中，可以看到中国科学系统的构建和治理方式所造成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很多。《经济学人》将科学超级大国的帽子戴在中国头上隐含一个重大的假定：高水平的科研工作自然产生“顶天立地”（通过发明发现推动人类文明产生重要进步；通过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显著贡献）的结果。在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得到验证的过程，但在中国，这种情况没有明显的发生。有两个指标可以检验这个假定，一是诺贝尔奖的数量，因为这个奖项是结果导向，它除了看科学成果的学术水平之外，还要看它在推动人类文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是否有重大贡献；二是科学系统的专利授权收入，在市场交易成功的专利证明这个东西能解决问题。但中国科学系统坐拥高引论文和自然指数“双第一”的名头，在这两项指标上的表现却令人尴尬：诺奖成果按国别排在全球20名开外；在专利授权收入方面，2016年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表明，当年美国的专利授权收入为12222.27亿美元，中国仅为11.6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0.95%。而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专利产出的构成中占到三成以上，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科学系统的成果转化效率不彰，这与我们的实际观感基本一致——过去40余年中国产业技术的进步主要是通过市场需求拉动，与科学系统的研发活动关联度很小。所以，单凭高引论文数量和自然指数排名，不能证明中国是世界科学超级大国。《经济学人》的文章中提到，中国在盐碱地种高粱和大米、大幅提升玉米收成、巨型水稻等方面出现了令人“影响深刻”的成果，这些领先成果是源自中国实践中凝练的科学问题。但这种类型的成果在中国科研系统中的比例太少，更多的情形是：科学问题源自国际同行针对他们的经济社会实践提出，中国的科学家更多的工作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作出了出色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从科研国际合作的角度讲也是有价值的工作，但这种单一的“知识代工模式”造成的问题是，中国空有一堆高水平的论文，难以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科学研究没有形成顶天立地的应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研究的这种“富士康”模式，把知识的发现和加工作为科学的终极目的，既不去研究工具也没有兴趣关注装备这些解决问题的途径。“科研界的富士康”并非一个贬义词，它至少说明我们在知识的发现和加工方面已经能够产生大量符合国际规范的成果，并且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同时也意味着，在这样一个水平的科学研究氛围里，中国培养的大量硕博人才在知识和科研方法上也能够企及国际水准，对于产业技术创新而言，这是一个支撑产业技术创新庞大的人才生产线（尽管这些人才在参与产业创新实践时往往需要补工程技术能力的课）。对于决策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作为国际科学问题的代工者，政府需要投入如此规模的资金来维持这种类型的产出吗？根据经合组织2021年的数据，当年中国的研发支出为6680亿美元，美国为8060亿美元，但当年中国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方面的支出却已经超过了美国。我不认为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比美国更值得政府砸钱。中美科技战爆发以来，中国科学家的表现令人失望，与科技战之前相比，科学系统没有根本性改变，反而多了几分浮夸、几分傲慢、几分腐败。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如果科学系统没有根本性的体制机制改革，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世界科学超级大国。改变科学的“富士康”模式需要时间，中国科学系统的现阶段当务之急是通过精准投入改善投入产出效率，不是增加投入和铺摊子。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有很多工具帮助决策者识别出能够解决问题的科学家、有潜质的青年人，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经济学人》文章的危害之处在于，它除了造成决策者的误判之外，还有可能让国家战略在追求成为“科学超级大国”的目标上投入太多资源，贻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轨道上形成真正的优势和能力。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中国在未来20年都不应该把成为“科学超级大国”作为优先的战略目标，我们在科学端的基因缺陷和体制机制问题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在发挥应用端优势的基础上改善科学系统，让国家创新体系紧紧围绕解决问题的轨道运行，才是我们战略的高度优先目标。1，周路明這些話，張維為者輩斷然是不會说的；2，中美爆發科技戰以來， 中国科学家的表现令人失望；3，如果科学系统没有根本性的体制机制改革，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世界科学超级大国。4，周路明認為，《经济学人》文章的危害之处在于，它除了造成决策者的误判之外，还有可能让国家战略在追求成为“科学超级大国”的目标上投入太多资源，贻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轨道上形成真正的优势和能力。如果他指出的危害性真的發生，則未必是《經濟學人》的責任，而是一向好大喜功，高度自戀的決策者真的就是會誤判。5，體制內畢竟還是有不少明白人，但他們理性的聲音，未必能走進中南海，中國還不是世界科學超級大國，只是科學界的富士康，要有知根知底的人大聲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