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腳踩油門,一腳踩煞車,過山車式的施政風格意味著什麼?決策紊亂,言路堵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算不算是科學決策?中國經濟/習近平/白紙革命/激進改變/經濟週期

2024-10-01 原文 #老楊到處說 的其它文章

一腳踩油門,一腳踩煞車,過山車式的施政風格意味著什麼?決策紊亂,言路堵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算不算是科學決策?中國經濟/習近平/白紙革命/激進改變/經濟週期 ——

訂閱楊錦麟頻道,每天免費收看最新影片歡迎各位透過超級感謝支持我們的創作亦可通過PayPal支持我們:http://bit.ly/support-laoyang-------------------------------------華人社會大變將至,老楊堅持在亂局中繼續做好本份,為大家提供獨到而全面資訊,助大家一同分析時局,安身立命。為支持團隊運作,老楊特別為各位舊雨知音準備各種優秀產品,由頂級高山茶葉,到日常淺酎的紅白葡萄酒,一應俱全。最新推出老醬香白酒,百年在地窖藏,上思上想不上頭,懇請各方好友支持。歡迎掃二維碼添加微信諮詢:zhujiu30 或 微信qingtongtong100-------------------------------------#中國 #中国 #老楊到處說 #楊錦麟論時政 #楊錦麟美國之音》刊登署名黃榆文章,題為蒲《中国经济政策“过山车”的背后:一场无形的革命?》文章的要點如下:1,九月底不可思議的刺激經濟措施,引發舆论大哗,充满了观望、嘲笑和投机。如此熟悉的政策剧变,却更像2022年11月底“动态清零”政策戛然而止的重演,也让更多中国人怀疑,在2024年的9月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貌似平静、稳定的中国,街头没有“白纸”,没有不同寻常的大规模聚集,北京也没有政变的迹象,而当局的一切应对却表明仿佛面对着一场无形的革命。黃榆注意到, 今天中国的舆论早就不复2003-08年间公民社会上升期间的民意代表,2012年以来的社会清洗已经根本阉割和控制了公众舆论,但是依稀仅存、间断性产生的舆论一旦爆发,便颇具惊人的政治影响。这是貌似极权且颟顸man han的中共体制与公众和社会精英的微妙互动所在。3,圍繞退休金修改方案 一时激起的全民愤怒,尽管这种不满并没有多少公开表达的渠道,只是在私底下形成一个普遍的社会氛围,抑或以各种暴力方式呈现出来,譬如9月18日在深圳发生的破产中年刺杀日本儿童案。该案发生后,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们以同情受害者、谴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煽动的纪念方式再次显示了政治存在,如同两年前他们在“动态清零”的最后阶段的抗议和冲击,最终汇成全国街头的“白纸革命”,迫使北京当局在几天后迅速结束了极端管制政策。类似的激进改变同样存在其他公共领域,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政策周期,且这种周期还有加速缩短的趋势。从2012年中共逐渐形成个人威权体制,代替了以往的集体领导制并对党内派系和社会力量进行大规模清洗后,中国政治周期的既有动力机制已然瓦解,代之以中国领导人个人与新的不确定周期力量的博弈。其结果,就是政策变动的周期越来越短,周期震荡幅度越来越大,中国内部的政治动荡随之加剧。這裡提到北京市曾經提出的“拆牆打洞”, 继而在当年11月拆牆打洞发展为驱逐“低端人口”的暴力政策。而北京针对教培行业的打击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活脱一个闹剧,却管中窥豹地展现了中国最新政治周期的动员逻辑和结束机制。但在三年打击后,面临经济大衰退和民企信心的丧失,北京当局终于在2024年重新承诺开放、搞活教培行业。难怪有人将这种现象归纳为“自嗨-打脸-烂尾”的循环,也有人归结为中国领导人面对大众的孤独,也是他自己制造的民粹主义局面,只好以自己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控制方式艰辛探索、砥砺前行。带来的,便是过山车式的统治,几乎所有激进政策的出台都毫无预警和沟通,却在众声喧哗中回到原点。 作者還援引了千年大計雄安的建設,以及至今已然無聲無息的中國製造2025,作為舉證。作者認為,這次刺激經濟措施的突然出台,其實是二十屆三中全會決議「固本培元」的破產。4,作者認為, 在“白纸革命”过去两年后,来自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柔性抵抗正在全面瓦解中共统治集团的基本路线,迫使中国领导人自我调整。只是,这一重大调整,并不说明中国领导人尚有实用主义一面,或者懂得及时回头;也不意味着调整后,跟随总路线一起动摇的体制力量能够继续效忠,确保领袖权威不动摇。相反,中国过山车式的统治模式本身正在表明中国内部的离心力量有多么强大,几近革命的前夜。5,為此,作者做了三點說明:首先,从新冠疫情以来逐渐形成的后疫情观念正在形成普遍的社会柔性抵抗,即“我们是最后一代”、“躺平”、“垃圾时间”等正在改变青年人、中产阶级、和体制干部的驯服心态、消费习惯和生育意愿等,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不合作主义,尤其体现在越来越普遍、跨阶级、跨年龄的反消费主义、反奋斗和反意识形态的新价值观,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力量之间自我划下了一条越来越深的鸿沟。其次,十二年以来北京政策的无数次烂尾循环,或者过山车式的统治,尤其体现在国进民退、改革开放的反复较量上,毋宁反映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巨大矛盾,按照中共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也难以否认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巨大矛盾,其实体现在中国统治者十二年以来拒绝市场经济的基础逻辑——资本对未来预期的共识形成和开放性要求,而试图以基于对过去或历史的意识形态解释取而代之,即有关未来预期和固定过去两种观念、两种现实观的冲突。在这两种现实观冲突的现实主义层面,则是资本力量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竞争,尽管后者也在试图发展创新,或者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操纵全民对未来的预期且曾经获得成功。更为现实的,当北京政策的烂尾次数积累到足够多,当北京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彻底摧毁了资本、市场和社会对未来的预期或者这种预期的聚合可能即共识,那么,未来预期一旦陷入崩塌,譬如“历史垃圾时间”的隐喻如讖言一般流传开来,意识形态也随即瓦解。这也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家与资本结合层面的瓦解。得出的結論是,在这意义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极为吊诡的革命前夜:中共过去十二年的极权主义化正在摧毁它自身的存在基础,无论国际的还是内部的,无论体制的还是认识的,无论财富的还是精神的。只不过,人们或许已经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中共鼓吹的自我革命的非预期结果,还是在“白纸革命”后又一场无形革命的到来。唯一能肯定的,北京当局似乎觉察到了巨大的危险,不仅是可感知的大衰退到来的危险,而且是因为无声之中开始的进程,一场发生在领导人个人和他之外所有人之间的反复博弈,正在不可知的回归原点。2024年的秋天,无论对美国政治还是中国政治或者全球政治来说,都是如此惊心动魄。黃榆的結論是否過於武斷,過於樂觀,是否成立,可以展開進一步的思考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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