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閱楊錦麟頻道，每天免費收看最新影片歡迎各位透過超級感謝支持我們的創作亦可通過PayPal支持我們：http://bit.ly/support-laoyang－－－－－－－－－－－－－－－－－－－－－－－－－－－－－－－－－－－－－華人社會大變將至，老楊堅持在亂局中繼續做好本份，為大家提供獨到而全面資訊，助大家一同分析時局，安身立命。為支持團隊運作，老楊特別為各位舊雨知音準備各種優秀產品，由頂級高山茶葉，到日常淺酎的紅白葡萄酒，一應俱全。最新推出老醬香白酒，百年在地窖藏，上思上想不上頭，懇請各方好友支持。歡迎掃二維碼添加微信諮詢：zhujiu30 或 微信qingtongtong100－－－－－－－－－－－－－－－－－－－－－－－－－－－－－－－－－－－－－#中國 #中国 #老楊到處說 #楊錦麟論時政 #楊錦麟10月14日，202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三位任職於美國高校的經濟學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 ）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獲此殊榮。三位學者通過考察歐洲殖民地引入的各種政治和經濟制度，揭示了造成國家貧富巨大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會制度的根本性差異。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十幾年前就精準預言了中國經濟發展，沒有包容性制度的國家即使風光一時，最後增長率都會走到盡頭。2013年，李克強曾經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經濟學發展與中國改革》研討會的外國學者專家，其中就有阿西莫格魯。當時也給北京高層撰寫了一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制度基礎》，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很難成功，而朝向包容性方向的政治改革，可以使經濟改革更具包容性，同時也不會破壞社會的穩定。包容性的政治制度為利益衝突的解決，提供了更好的方式，也減少權力鬥爭的殘酷性。當執政者的權力受到約束時，失去權力的後果就不會那麼嚴重。他認為，中國要維持現有的經濟發展速度，需要現在做出相對艱難的經濟，政治改革。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2012年曾合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書中也有類似論述。他們將制度分為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榨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包容性政治制度加包容性經濟制度構成良性循環，帶來繁榮；而榨取性政治制度加榨取性經濟制度組合則構成惡性循環，導致貧困。學者們在書中預測：「就中國而言，以追趕、引進外國技術和出口低端製造業產品為基礎的增長過程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然而，中國的增長也可能走到盡頭，特別是一旦中國的生活水平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生活水平。」「創造性破壞和真正創新的增長不會到來，中國驚人的增長率將慢慢消失。」學者們還指出，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中共和經濟精英在未來幾十年內將設法保持權力，「幾乎沒有理由期待中國向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過渡」。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副教授孫國祥：「許多人將責任歸咎於習近平背離鄧小平的改革路線，認為是個人領導權的問題。然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表明，這種困境其實是源於專制制度本身的侷限性。換言之，專制制度無法持續支持創新與經濟增長，最終導致經濟的停滯。因此我們可以做一個小小的結論，這並非單純的是領導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結構的結果。」台灣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曾看出署名謝明瑞的文章《由臺灣的榨取式政治談總統大選》也引用榨取式的概念，認為，榨取式政治制度是指一國的統治與資源由少數人所把持的政治體系，是一種由少數精英所掌控的政治制度。所謂榨取性制度分為榨取性政治制度和榨取性經濟制度。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之間會互相產生回饋作用：如果一個國家或地方採取榨取性政治制度，那麼它很可能建立起來的也是榨取性經濟制度；反之亦然。包容性經濟制度的出現往往是當權者為了刺激人們的生產性激勵而制定，卻並不會從根本上觸動既得利益者或者當權者的利益。他們刺激生產的目的，只是為了能夠有更多可以攫取的資源。這種在榨取性政治制度下實現了增長，而經濟制度又具有某些包容性的特徵時，通常會存在一種危險：即經濟制度的榨取性加強，增長停止。美國匹茲堡大學李華芳則發表《兴于包容、毁于榨取——评Why Nations Fail？by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評論《國家為什麼失敗》》書評。1老问题、旧答案尽管地理、文化、领袖均会对国家强盛与否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呢？或者说，有没有导致国家兴衰的更重要的因素？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因素？又是如何起作用的？这正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中要回答的问题。不同于对地理、文化和领袖等因素的强调，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着眼于不同“制度”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有一些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另外一些制度则正相反，阻碍了经济发展。《国家为何失败》可能是继亚当·斯密《国富论》以来，经济学界重新回到宏大格局讲述国家兴衰的最有诚意的作品。不同于斯密论证的专业分工、市场扩展、自由贸易带来经济繁荣，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则讨论了“分工、市场和贸易”这些市场机制要起作用的制度基础，这“制度”一词，正是本书的关键所在。2兴于放、毁于收“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人民走上广场所谓何事？还不是因为活得贫苦憋屈，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过上更好的生活。以埃及为例，问题恰在于这个制度。埃及的独裁者穆巴拉克，并不愿意改变现存的体制，以适应大众的诉求。最终埃及只能通过革命形式来进行制度变更，这代价不低，却也是无可奈何之举。榨取性制度與包容性制度， 兩種制度差异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路径依赖。除了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之外，还需要仔细对待地理位置、文化差异以及领袖角色。更重要的是制度的作用。制度可以解释国家兴衰的大部分成因。3盛与否、准何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直接和简单以是否促进经济增长为国家兴衰的标准。两人特别强调法律体系对产权的保护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家创新，从而推动生产和贸易，以及经济增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但也没有细致讨论经济增长本身对制度演化的影响。尤其是“包容性制度”本身蕴含了很多价值性目标，例如自由。经济增长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自由的扩展，而自由本身又是经济增长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弗里德曼的经典论述是，自由是目的、自由也是手段、自由的目的只能通过自由的手段来达成。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国家盛衰评价标准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那么对于本书的论述，可能就会略觉肤浅。如同大部分政治学家在对待经济学家的工作时，一贯表现出来的不屑一样。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也有值得夸夸其谈的政治学家们学习的细致论证。4增长路、大不同实际上，地理、文化和领袖不可能尽然相同。这或许可以反过来部分解释为什么采用了不同制度的国家，有时候也会取得差不多速度的增长。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恰好和“中国模式”的争议有关。中国的制度很难说符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设想的“包容性制度”，没准更接近“榨取性制度”，政治上无竞争少参与、经济上政府与民争利国进民退等。但矛盾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世界领先的。那么中国是一个例外吗？这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论述构成了挑战吗？不管怎么说，中国问题的确是两人需要认真对待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并不否认存在政治权力垄断并且中央集权的条件下，稍微提升法治水平、提高产权保护的强度、并且引入市场经济制度，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只是这种情况下的取得的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有本质的区别。两位作者以苏联为例，解释了这种依靠将农民和土地集中起来的做法固然能在表面上刺激经济增长，但也会发生大饥荒。与此同时，这种集体农庄的做法不仅不能激励农民，也无法在技术不进步的条件下，持续维持既定的生产水平。因为那些像奴隶一样的农民吃不饱的情况下，边际生产力必然下降。而几个五年计划并没有大幅度改进民用生产技术，尽管军事上苏联取得了长足进展。那么苏联因何失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采用的解释和哈耶克的解释如出一辙：允许私人自己做决定并通过市场来交易对社会来说是最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计划经济在短期内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无法解决：一是个人的激励问题，大锅饭造成人人搭便车的现象；二是既得利益者不肯分享利益的问题，已经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就难了。而这两个问题也恰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谓的“榨取性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也正是由于中国和苏联模式的相似性，两位作者大胆预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法持续。凡榨取性制度必然意味着政治上的集权。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是不是能促进增长，关键在于能不能促进“可持续增长”。对两位作者而言，榨取性制度之所以不可能促进可持续增长，不仅是因为无法革新技术从而导致创造性破坏，更是因为搞不对制度所辖范围内参与者的激励问题。中国的增长无法持续，概因如此。除非能从“榨取性”转向“包容性”，从而搞对激励，方能实现进一步的可持续增长。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是否可以实现？如果可能，其机制又是什么？一种制度从历史中走来，逐渐演化，会遇到一些“关键点”（critical juncture）。这些关键点有的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例如革命或殖民。但关键点的演变也并非全由历史决定，同样有情境因素。早期的“包容性制度”可能来自社会冲突和制度偏移。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津津乐道的还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这一“关键点”。政治制度更加包容催生了更包容的经济制度，按照两人的解释，这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5改制度、不革命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书中简单回顾了从毛时代到邓时代的历史，但两人对中国制度转型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细致的。就中国的长期增长而言，地大物博当然是个优势，而且东部城市一直人口众多，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儒家传统中既有推崇诚信有利交往的一面，同样有尊崇等级不利分权的一面，单纯将儒家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也有过度简化的嫌疑。只是目前并没有看到上佳的经济史实证研究来估计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国家化挤占了儒家文化的存在空间，尤其是文化革命之后，更是打断了文化传承。尽管裴宜理认为党还是有意无意利用了传统儒家文化来维系社会稳定，但也仅限于毛的片言只语与儒家有所关联。更重要的是党的领导人历经更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显然没有如科斯和王宁在《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中那样细致处理“邓-陈”的双寡头垄结构，而仅仅是大体认定邓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当然，从宏观上看，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确变得更为包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释放了大量的人力及附着在他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加上有限度的产权保护、鼓励投资，从而造成了中国的快速增长。两位作者对中国的“榨取性制度”表示悲观，他們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一个榨取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