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閱楊錦麟頻道，每天免費收看最新影片歡迎各位透過超級感謝支持我們的創作亦可通過PayPal支持我們：http://bit.ly/support-laoyang－－－－－－－－－－－－－－－－－－－－－－－－－－－－－－－－－－－－－華人社會大變將至，老楊堅持在亂局中繼續做好本份，為大家提供獨到而全面資訊，助大家一同分析時局，安身立命。為支持團隊運作，老楊特別為各位舊雨知音準備各種優秀產品，由頂級高山茶葉，到日常淺酎的紅白葡萄酒，一應俱全。最新推出老醬香白酒，百年在地窖藏，上思上想不上頭，懇請各方好友支持。歡迎掃二維碼添加微信諮詢：zhujiu30 或 微信qingtongtong100－－－－－－－－－－－－－－－－－－－－－－－－－－－－－－－－－－－－－#中國 #中国 #老楊到處說 #楊錦麟論時政 #楊錦麟“三反五反”，中共到底逼死多少资本家，真实的数字，可能永远无法知晓。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披露：“‘三反’、‘五反’运动中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资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见有具体的数字。但仅据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到1956年，毛泽东发动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结束，在中国大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短短四年间，中共到底逼死多少资本家？真实的数字，可能永远无法知晓。但是，这个历史现象值得深思。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前，为了争取民族资本家的支持，给民族资本家画了一张诱人的“大饼”。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民主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中共将保障“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讲，“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将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之一是私人资本主义。1949年9月29日，中共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共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当时有党外人士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毛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1955年10月，毛泽东讲要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据《黄克诚自述》讲，早在1949年5月，毛泽东在北平召见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时，两人在晚餐时边吃边谈。毛问：“你认为今后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将消灭资产阶级提上议事日程。195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953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等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指出：“所谓过渡时期，就是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按照它的社会深刻性来说，资本主义到15年基本绝种了。”1953年6月15日，毛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促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绝种”的总路线。1955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讲：“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大规模改造开始。到1956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原有88000余户资本主义工业，已有99%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全国240余万私营商业户，已有82%实现了改造。1956年2月3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讲：“从积极的方面说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了，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一亿九千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一亿九千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王友群的回憶文章中指出：上述消灭资产阶级的三大运动，都是以极左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方式展开的。其套路都是，将资本家名誉上搞得臭烘烘的，同时在经济上处处卡脖子，让你在走投无路之际，举手投降，被中共“共产”。过程中充满了暴力与血腥，许多资本家被逼自杀。1.卢作孚之死在中华民国时代，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民生公司。经过短短十多年时间，民生公司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到1949年，民生公司更发展成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1950年1月，在香港的卢作孚，在中共代表的游说下，决定北上，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年6月，卢作孚将滞留香港的民生公司的全部船只陆续开往大陆。1950年8月，卢作孚与中共签署《民生事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民生公司成为中共建政后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卢作孚还热情响应中共的各项政策，鼓励家人和子女积极“参加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但是，好景不长。中共建政后，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从镇反，到三反、五反，民生公司都受到重大冲击。与卢作孚一起艰苦创业的民生公司的重要管理人员，或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枪杀，或被拘押，或被开除，或被遣散。到1952年初，民生公司财务陷入严重困境，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1952年重庆三反、五反运动展开后，卢作孚也成了批斗对象。他被揭发以请吃饭、洗澡、看戏等方式腐蚀中共干部。在短短三年内，中国曾经最好的民营企业被整垮了，这还不算完，中共还唆使一些人还对他的人格进行侮辱。卢作孚不仅是近代中国中国著名实业家、平民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而且人品很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说：“卢作孚是个完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说，卢作孚“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事业陷入绝境，人格受到侮辱，幻想彻底破灭，身心俱疲、绝望至极的卢作孚，1952年2月8日晚，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2.冼冠生之死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是一个商业天才。他从学徒做起，1915年创办冠生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冠生园在全国各地的分店达37家，并配建有十多家食品厂，经营的食品达2000多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食品企业。洗冠生创业，靠的不是坑蒙拐骗，而是信誉和质量。但是，在中共建政初，因经济不景气，冠生园的经营出现重大困难。到“五反”前，冠生园已开始积欠工资。从1952年2月下半月起，因“三反”“五反”造成市场萎缩，业务更加清淡，原料和销路都成问题，所得收入仅够维持日常开销，更发不出工资来。但是，“三反”“五反”到来，造成劳资双方尖锐对立，加上舆论把资本家一概塑造成利欲薰心的腐化堕落之徒，职工们自然不信冼冠生没钱，硬是将他关在厂里楼上两天两夜，连斗带逼。在被逼无奈之时，又被税务局上门逼税。这位67岁的老人走投无路，只好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3.鼎丰号老板之死裴毅然的文章《击碎“中国梦”的五反血案》中，讲了一个被逼死的资本家的典型案例。1952年3月底，上海棋盘街著名桂圆店鼎丰号的张老板，在“五反”运动开始后，已经坦白交代了三次，但是，店员仍逼他“彻底坦白”。当时，张老板的生日临近。他备席两桌，除全家与十余名员工外，还邀来主持“五反”的干部。干部一见酒席，避嫌欲走，全体员工挽留，张老板声明“明天一定彻底坦白”，或者宴毕立即坦白，干部这才坐下。美酒佳肴，觥筹交错，张老板闩上店门。不久，声息渐微，竟至寂然。翌日，鼎丰号十时尚未开门，邻店报警而入，全体归西，张老板下了剧毒。惨案轰动上海滩。三反五反运动时，上海跳楼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当时上海市长陈毅上班后常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意思是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据说在当时的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砸死。当时中共搞的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这巨额的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如果找不到尸体会被中共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因为自杀的人实在太多，为防止自杀蔓延，中共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增派士兵巡逻；黄浦江口岸偏僻之处，均有士兵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结语中共建政后，投共的上海大资本家荣毅仁，是中共重点统战对象之一。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荣毅仁也承受不住了，也不得不坦白自己的“罪行”。最初，他交代违法获利280亿，随后追加到300多亿，最后竟报出2096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因子额巨大，他不得不向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说实话：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它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随着生产停顿、资本家自杀事件上升，财政部长薄一波受命到上海指导运动。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对“五反政策”的调整方案。“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等大资本家实行“保护过关”。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后，把荣家定为“基本守法户”，当即汇报中央，毛泽东大笔批覆：再大方一点，划分为“完全守法户”。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连荣毅仁这样的大资本家都被逼迫坦白违法获利2096亿，到了几乎要上吊的地步了，其他资本家的遭遇如何？三反五反給歷史留下了深重的陰影。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很難想像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群體能夠從歷史廢墟中逐漸發展壯大成長，為改革開放創立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之前，有位中國社科院知名經濟學者張曙光 寫了一段話，認為解决中国经济难题不能靠提振股市，经济问题的要害是结构性矛盾和危机，总量政策基本无效，一不能靠央行放水，二不能靠提振股市，三不能靠扩大财政支持，四是鼓励消费和扩大就业也无法实现。根本的办法有三个：一是公开承认打压民营经济是根本错误的，办法不是讲什么“自家人”之类的昏话,而是删除《刑法》中“非法集资”、“寻衅滋事”、“打黑扫黄”之类的罪名，彻底平反像孙大午案之类的冤假错案,也不能像顾雏軍案那样留个尾巴，通过保护律师权益之类的安排，保证以后尽量少犯和不犯同类错误。二是放弃狼战外交，重新(注意是“重新”)检讨和扩大对外开放，修复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減少对外无偿援助，取消对非洲留生特殊待遇之类的荒唐政策。三是设法建立一个有效的纠错机制，至少让人敢于说真话,敢于公开讨论和批评政府政策。否则，无法取信于人，重树市场信心，只能越陷越深，难以自拔。這位張曙光，不知道會不會也在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劉恆鵬的整肅過程中也遭到清洗查處。歷史需要補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