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少子化对策失去的30年
日本的少子化倾向仍在持续。2019年的合计特殊出生率（即“总和生育率”，表示每位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数）为1.36，连续4年下降，跌至12年来的最低水平。2019年出生人口为86万人，跌破90万人的时间早于预测，甚至出现了“86万冲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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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新生儿人数2019年跌破90万人 |
虽然日本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但应对新冠疫情让政策的优先顺序发生变化。
日本政府7月17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骨太方针）。少子化本来应该是今年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日本政府原本要根据题为“推进根本性少子化对策”的民间议员报告进行讨论，正在此时局面发生了变化。骨太方针作出了专注于疫情防控的决定，少子化则列入最后一章《实现“新日常”》的一部分。
而且，今年还赶上了代表日本中长期对策方针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5年一次的修订。虽然大纲中列入了很多措施，但为其提供支持的财政来源的讨论却停滞不前。
今年日本的少子化也许会进一步加剧。
东京都一位家中有小学生和3岁儿童的主妇（36岁）表示，“作为新冠一代，很担心疫情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长期影响”。在日本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期间，公园的游乐设施和育儿支援设施纷纷关闭。这位家庭主妇称，在和两个孩子一起宅在家中的日子里，“再次感受到了带孩子的孤独无助”。
东京大学成长保育实践政策学中心自4月底起用两周时间，向学龄前儿童的监护人调查了疫情对生活的影响。结果显示，有6成监护人处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接受抑郁症检查的状态。
对孩子的成长和收入减少等的强烈担忧与监护人的精神压力有关。日本有很多声音表示难以兼顾居家办公和育儿。东京大学准教授野泽祥子表示，“为了避免疫情防控给育儿和孩子的成长带来风险，需要保持平衡。社会和企业应该考虑相关对策，让包括育儿家庭在内的部分人免受影响”。
少子化可以说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烦恼。出生率随着女性进入职场而降低，部分国家通过创造男女都能兼顾工作和家庭环境以及对育儿家庭提供经济方面的援助，使出生率得以回升。
过去和日本一样出生率长期低下的德国也呈现出回升趋势。近年来出生率保持在1.5水平。德国2013年开始为所有1岁以上儿童提供保育保障，还致力于帮助人们兼顾工作和育儿，比如促进父亲休育儿假等。
日本的少子化对策的起点要追溯到30年前。1990年，日本发生了上年出生率跌至有统计以来最低水平的“1.57冲击”。之后，泡沫经济崩溃。日本政府开始致力于经济和老龄化问题，没能采取大胆的少子化对策，时间就这样流逝。
“这30年到底做了些什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6月成立的少子化问题项目组接连提出了严厉的意见。担任主席的前少子化担当相松山政司表示，“政府的政策不一定会取得成果。将正视这一现实，通过政治途径向前推进相关工作”。
育儿孤立无援、难以兼顾育儿和工作、就业不稳定，疫情凸显出的这些担忧与日本政府迄今为止的少子化对策的根本性弱点相重合。
政治无法消除育儿家庭和打算今后组建家庭的年轻一代的担忧，少子化也是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不受危机影响，重新审视失去的30年，才是为摆脱“86万冲击”迈出的第一步。
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政治部次长 山内菜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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