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演艺圈的工作环境究竟多恶劣
濑崎久见子：近年来，日本艺人自杀、淡出休养、控诉职权骚扰等现象十分突出。背后原因被认为是严酷的工作环境，尤其是电影界更为恶劣。一些演员和工作人员纷纷站出来诉说实情，开始寻找咨询窗口等救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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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演艺圈人士开设的心理咨询窗口 |
演出现场没有卫生间
“有通宵工作经历的人达到77％。半数以上的人年收入在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7万）以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受伤后不能认定为工伤。有很多人说曾遭遇拒付演出费，或者受到骚扰。由于演出现场没有厕所，还有不少人患上了膀胱炎”，日本艺能从事者协会代表理事、一直以演员身份主要活跃在电影界的森崎惠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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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崎惠 |
该协会成立于2021年9月，除了演员、歌手、舞蹈演员、替身演员之外，还将电影导演、制作人、照明、音响等相关从业人员视为“艺能从事者（演艺从业者）”，从多方面实施问卷调查。新冠疫情扩大前，没有这样的调查，因此并不清楚实际情况。森崎惠告诉笔者，在成立该协会之前，她就致力于演艺界的劳务问题，曾见到过很多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过劳死的情况。
申诉无门
不仅如此，日本的演艺从业者在自身受到伤害时还申诉无门。原因是，日本的公共劳动咨询基本上是以公司等的在职劳动者为对象。而绝大部分演艺从业者都是自由职业者。一般情况下，大型演艺事务所的艺人也不属于公司职员，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中也有人属于个人职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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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问卷调查显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即便工作减少，“也有4成以上的人未能申请到持续化补助金。原因是没有合同证明上一年的工作和收入”（森崎惠）。这些人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工作，无法获得有效保障。
日本电影界的年轻人也已经开始站出来争取权利。调查性别差距和工作环境的团体“Japanese Film Project（JFP）”已经成立，成员之一、担任过副导演等的近藤香南子说“没有退休年龄，到处都是年龄大的人，年轻人纷纷辞职。日本电影界很奇怪”。
在日本传统演艺和广播电视领域，“工作方式改革”从新冠疫情稍早前已局部开始。在歌舞伎的1个月公演中设置了休演日，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NHK）的电视连续剧从每周6集减为5集。背景均来自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及担忧如此下去相关业界将陷入后继无人的局面。
预算低，“没有考虑安全的余地”
而在电影界，制作费减少等结构性问题也存在影响。森崎惠说“在我开始当演员的1990年代，一部片子（的预算）一般在几亿～几十亿日元左右，现在只有几百万日元也要拍。这样在拍摄现场就没有考虑安全的余地”。据称，没有大赞助商的所谓独立电影大多是这种预算规模。还经常听说为了减少制作费，一连拍摄几天，年轻演员要工作到深夜的情况。还存在不支付演出费以及给参演者分配购买门票任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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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如此，但眼下也有了一点点进步，从2021年4月开始，日本演艺从业者可以特例加入日本劳灾保险（比如：日本全国艺能从事者劳灾保险中心的话，入会费为3000日元）。2022年6月，还开设了临床心理咨询师咨询窗口“艺能从事者心中的119”（注册费2000日元，免费使用）。关于协议书（合同），日本文化厅也当作问题，召开了研讨会议。
日本的著名电影导演也展开行动。参加过国际电影节的是枝裕和等导演2022年6月为了改善劳动环境，成立了要参考法国建立新组织的团体。拥有问题意识的中坚力量和年轻人也开始调查日本国外的情况，比如，韩国正在完善法律，充实电影振兴机构及保护演艺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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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参考法国电影界建立新组织的是枝裕和导演（中央）等 |
“拒绝长时间劳动。充实福利待遇。然后是按时缴纳保险和养老金等。这样一来，我们也希望被当作一般社会人”，笔者曾从2020年诞生的日本某舞台成员的团体的高管口中听到这样的说法。日本文化演艺界曾在“以前更严格”这种精神论下倾向于强迫忍耐，但如今恐怕已经行不通。
森崎惠等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回答不能再因工作原因这样生活下去的人在新冠疫情后不下3成。关键是演艺从业人员也要有自己是“劳动者”的意识，喊出要求维持最低限度的劳动环境的声音。
本文作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编辑委员 濑崎久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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