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浩辉参选澳门特首：北京栽培四十年的“南下干部”与“京人治澳”的争议
岑浩辉参选澳门特首：北京栽培四十年的“南下干部”与“京人治澳”的争议 ——
岑浩辉参选澳门特首：北京栽培四十年的“南下干部”与“京人治澳”的争议
图像来源，AFP via Getty Images
距离澳门特首选举只剩下一个多月，继现任特首贺一诚突然宣布不寻求连任后，62岁的岑浩辉辞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一职，正式参选。
澳门自1999年主权移交以来，除了第一届特首选举有两人参选外，其余四届都是“一人独跑”，预料岑浩辉也会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
岑浩辉在记者会上形容自己是“老澳门人”，但有别于以往的特首，他并不在澳门土生土长，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移居当地，被指是中共培训的“南下干部”，有“十三太保”或“十三金刚”之称。
“他八十年代已经以外派干部身份过来，在澳门新华社（中联办前身），专门研究澳门法律。”曾任多届立法会议员的澳门民主派元老的区锦新对BBC中文说。“他和同期那批‘京人’，全部去过葡国受训，带着政治任务。”
岑浩辉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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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岑浩辉的公开资料不多，他1962年出生于广东中山一个农村家庭，1980年代中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担任过执业律师。
他在1986年移居澳门，1990年到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ty of Coimbra）修读葡萄牙语言文化和法律课程，1993年返回澳门，1995年成为首批法院司法参事之一，同时在法院及检察院工作。 1999年12月澳门治权移交后，他年仅37岁就获任命为终审法院院长，至今25年。
“现在35岁以上的澳门人，很多都在大陆出生，但岑浩辉绝对不是单纯的新移民。”澳门民主派元老的区锦新说。
在澳葡殖民时代，葡萄牙人垄断大部分政府要职，1988年《中葡联合声明》确定1999年澳门治权移交给中国，北京开始考虑澳门回归后政界、司法界的运作，于是派遣一批精英到澳门，培训他们接管治澳工作，这批人到过葡萄牙读法律，返回澳门后直接进入政府的政法机构，政界中人称他们为“十三金刚”或“十三太保”。
另一名澳门民主派元老吴国昌表示，当时中方与葡萄牙政府合作，安排他们到葡国进修语言和法律，因为在澳门从事司法工作必须懂葡文。 “他们都是同一班同学，这在澳门政界有一点点敏感，好像抢了澳门的管治权。”
除了岑浩辉，现任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保安司司长黄少泽，都被指是“十三金刚”的成员。
坊间另有“十四金刚”的叫法，第十四人为前检察院长何超明，是该批治澳人才中唯一土生土长的，但同样在中国读法律毕业、获北京栽培并曾到葡国进修。他2009年和2014年曾被视为特首选举“黑马”，但2016年涉贪遭羁押，被控1500多项罪名，翌年被判入狱21年，是前運輸工務司司欧文龙世纪巨贪案之后判刑最高的澳门高官。
吴国昌说：“何超明回归后想选特首，被认为是妄自参与选举，他到现在也在监狱里。而最近十三金刚这班人当中有人被调动，政界人士都有个观念，就是党和国家做出了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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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贺一诚宣布不再连任后，62岁的岑浩辉、57岁的张永春、55岁的黄少泽都被视为特首大热，最终由年纪最大的岑出线。
熟悉中国事务的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BBC中文说，以岑浩辉的年龄和中共“七上八下”的惯例，本届是他的唯一机会，“他等了那么久，也要满足一下十三太保的象征人物，其他两位还有时间”。
他分析指，澳门回归初期北京让本地家族做特首，“但现在够时候了”，改为任用中央信任的“自己人”，有关人事安排符合中共政治文化。
他引述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指出，中共向来重视南下干部多于南方干部，前者长期在中央周边，更能领会中央精神，后者则长期在地方工作，熟悉当地实际情况，但往往不获中央高层信任。
“这是中国官场的内部惯性。由非本地人担任特首是迟早的事，国内的人一早预计在内，毫不奇怪。”
“改土归流”还是打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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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澳门特首选举将于10月13日举行，由400名选委投票。此前历任三位行政长官何厚铧、崔世安、贺一诚，都来自澳门本土商人家族，岑浩辉参选被指象征着一国两制下的特区“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指中国历朝为了中央集权，废除本地土官治理的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统治。
对此，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陈建新持保留态度，他对BBC中文指岑浩辉实实在在于澳门司法界“打滚”长达二十多年，“如果委派南下干部，为什么不直接由中联办的人坐这个位置，而要用八十年代就已经在澳门工作的人？”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李芝兰也认为，把单一事件总结为中央治理特区方针的改变和趋势，是言之过早。 “虽然中央政府重视顶层设计、画蓝图，但实质上政策制定很多时候都是渐进式（incremental）的，是因应当时的环境和需要去做。 ”
她指出，中央让岑浩辉参选特首这一步，的确与此前几届有明显不同，“如何解读这一步？是否澳门内部管治真的很糟糕？”
现任特首贺一诚在8月21日以“身体健康尚未全面恢复”为由，宣布不竞逐连任，是澳门治权移交后首次有特首未能连任。此前，他在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5月访澳后不久，请了39天假期，引发各种揣测。
贺一诚的父亲是澳门工业第一人贺田，他2019年上任行政长官，任内处理新冠疫情、赌牌竞投、横琴深度合作区成立、实施《澳门国安法》等。
他饱受澳门民众批评用人唯亲，安插亲属到政府机构，例如儿子贺建东、女儿贺凯琪分别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信托委员会和青年事务委员会，其“400亿元宇宙”计划也引起广泛质疑，当局其后澄清没有使用公帑进行该项目。
在他不连任的消息公布后，有澳门网民留言表示“赚够了就走”、“不如交代一下400亿”、“他不做，是不是廉署可以开工了”、“中央一定要好好调查这个家族，别让贺一诚跑了”，也有人认为“不是民选，谁做都一样”、“不要天真，制度不改变，只是换另一班人上位贪”。
岑浩辉曾担任25年的终审法院院长，多次强调法官和司法人员须坚持廉洁自律，他审理过的大案包括欧文龙和何超明涉贪案。
“京人治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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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澳门《行政长官选举法》，参选人须符合的条件包括：为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年满40周岁、在澳门通常居住连续满20年、不具有或承诺就任前放弃尚有的外国居留权等、拥护澳门《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澳门特别行政区等。
民主派区锦新指出，岑浩辉移居澳门四十年，在法律上无容置疑是“澳人”，但其政治背景显然是“京人”，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澳人治澳”的惯例。尽管如此，他认为澳门民众对于“京人治澳”并不反感。
“澳门与香港情况完全不同，2019年之前的香港人不信任中央，对北京干预很反感，但澳门人是觉得澳门特区政府不行，希望中央出手，甚至会有人觉得，不如叫大陆直接派人来做特首更好。”
历史上，早在1966年“一二．三事件”后，澳门的华人社会已被亲中左派力量主导，成为“半个解放区”，实质上中葡共治。
“1997年香港回归，彭定康挥手道别，不少香港人感触落泪，但1999年澳门回归，澳门人是在关闸夹道欢迎解放军。所以是‘京人’还是‘澳人治澳’，民间其实不太介意，反正之前20年的特首都是澳门人，但也不见得是真正维护澳门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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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质疑声音，岑浩辉在记者会上形容自己是“老澳门人”，80年代移居澳门后在当地成家立室，儿孙两代都在澳门出生长大。 “澳门的山山水水、横街窄巷我都去过，我对澳门的了解，相信不比很多知名人士差。”
学者陈建新认为，岑的说法言之成理，因为澳门作为土地面积仅33.3平方公里的小城市，人口密度高，不同阶层的距离不太远，交流频繁，“我们经常落街吃碗粥面，也会看到高官”，他相信岑浩辉足够“贴地”（贴近群众）。
不过，并非所有澳门人都有同样观感。从事法律工作的澳门市民袁先生对BBC中文指，岑浩辉一直担任法官，与民间社区联系有限，也缺乏行政经验，认为他十分“离地”（脱离群众）。
他又说，虽然不在意他是新移民的背景，但认为“澳人”和“京人”在政策执行上还是会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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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例指，在港珠澳大桥开通前，澳门只有两个关口往来中国大陆，开放时间为早上7点到凌晨12点，大陆当局一直希望改为24小时通关，但与澳门希望留住赌客的利益相违背。
“于是澳门政府想出一个办法，只把开放时间延长到早上6点到凌晨1点。这就是澳门人的侧侧膊（蒙混过关），交了功课就算，而澳门一向是乖孩子，中央也收货。 ——如果岑浩辉做了特首，他还会侧侧膊吗？我有点怀疑。 ”
另一名澳门市民、任职社工的谭先生也说，担心新特首上场后会牺牲澳门本土利益。“他宣布参选的记者会上，不断强调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大湾区什么的，但没有怎么提出经济政策的具体想法，好像不是从澳门人的角度去考虑。”
民主派元老吴国昌也认为，新特首过分紧跟中央政策，可能会引起民意反弹。“例如现在因为要把澳门融入大湾区的国家政策，加剧了北上消费潮，导致澳门社区经济没落，政府会否愿意派消费券，规定必须在澳门内使用？他可以不抵触中央，又照顾到澳门的利益吗？”
香港会否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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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政坛改变也在一水之隔的香港掀起涟漪。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港澳同为特别行政区，但很多法律和政策都在澳门先行先试行，香港其后跟随。
“澳门先有国安法、国安委，澳门经济也是先由国家规划，融入横琴等等。所以这次南下干部取代南方干部的做法，也令香港官场有机会上位的官员有疑虑，所谓官不聊生。”
他补充指，若岑浩辉当选，港澳特首都会是保安和司法系统出身、但不熟悉经济的人，某程度上反映了中央高层现在的思维。
已移居英国的香港社会政策及公共行政学者钟剑华博士则对BBC中文表示，香港与澳门情况有别，澳门人早在六十年代拥护北京，多年以来都有新移民进入政府做官，加上澳门社会没有香港复杂，国际性较弱，任用大陆背景的人担任澳门特首所引起的反弹小很多。
但他认为，随着北京高压钳制香港和不尊重《基本法》，未来委任京官治港的可能性不可排除。“大陆新移民多年来慢慢走入政府，很难说是‘京官治港’，用这一个来做突破口，可能性可能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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