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在深圳，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了一场以“产业安全和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二是赴蛇口Japanese学校做了半小时现场观察。两件事看似毫无关系，实则密切相关，要而言之，大抵是如下几点：

1、讨论中国产业的发展与安全问题，必须回到具体的人的层面来进行。但遗憾的是，这场名家荟萃、不乏大V的研讨会，有人讨论金融安全，也有人讨论国家安全，更有人从西汉桑弘羊谈到国民党金圆券，偏偏没有人提一句“人身安全”。如果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连员工家属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中国的产业链还谈什么安全与发展？

也因此，这场代表了中国最高水平，汇聚了体制内大批精英产业政策研讨会，笔者认为非常明显地呈现出当前中国政策研究界的“等下黑”现象：明明在深圳，明明在南山，明明距离蛇口不到8km，明天是昨天发生的事情，竟无一位学者从专业角度哪怕提出一点分析。

《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经济危机背后的“内参失灵”问题，也很好印证了这一看法，中国政策研究领域向上提出的所谓建言，存在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怎么可能会发挥作用？当然，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需要另行讨论，但现象确是如此。

2、一场举办地为深圳，关注目标为中国产业链安全，出资人为深圳企业家的研讨会，没有能够把深圳产业科技的崛起放入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去考察，相反，几乎所有人都在关注“逆全球化”，只有一位前技术官僚提醒深圳的特征是“搞钱搞钱搞钱”，为了搞钱，需要在恪守原则的基础上要与我们有密切合作的日本美国等企业感到舒服。

什么叫感到舒服？最起码应该是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从6月苏州到9月深圳，中国现代制造业最发达的两个城市，发生同质恶性事件，这在公共传播的叙事上，对中国与外企关系提出了巨大的质疑———中国真的如官方所言是世界上最安全国家之一吗？巧合的是，一位美女学者向与会人员提供了FDI（外商直接投资）连续两年大幅下滑的数据，毕竟，从公共卫生防控到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对人的尊重和保护情况都令人难以为之辩护。

3、会议结束后，我前往事发学校门口，我驻足观察了半小时左右，看到门口的花从三束变成十多束。我看到两位女士骑着共享单车送来菊花，也看到几个外卖骑手急匆匆地下车，把鲜花放在门口，我也和边上一位女士做了交谈，她是蛇口基金会的投票人，他告诉我袁庚的雕像就在附近，他们作为蛇口居民，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态度。晚上我读到了蛇口基金会发布的文章，大概和那位女士有关，不过紧接着文章就被删了。

很多人不清楚，蛇口1981年提出“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就是因为被日企高效运作所刺激和感染了。1980年，蛇口铝材厂请日本企业搭建厂房，结果日本方面只来了27个工人，但用极高效率争分夺秒完成了工程，这大大激化了当时中方的工人和干部。改开四十多年来，外资企业除了投资、技术、管理支持外，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学习样板和竞争对手。遗憾的是，包括研讨会会场在内，总有一些人不断在强调厉害我的国，在强大的自我麻醉下，政策研究界也成了自嗨与马屁最大的混合池子。

4、产业发展与安全，不可能就经济而谈经济，就科技而谈科技，产业根植于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大规模失控，那么产业安全将不复存在。所以，不仅仅是这场会议，包括目前残存的公共讨论必须剑指一点：

政左经右的姿态与策略将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中国最起码要回到尊重人的基本权利这个普遍价值上来。高层很早提出全球文明可以互鉴，之后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承认中国与全球可以寻找到共同的价值底线，那么这个价值底线是什么，我认为官方必须抛弃暧昧状态，大声并反复地说出来，以表明自己的立场。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