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拯救简体中文写作

2024-10-24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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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0日，一名戴着口罩的女子在北京一家书店里选购图书。

法新社

在美国和日本，近期一种"离岸中文出版机构"开始兴起。这些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为主要出版人和读者的私人机构，出版严肃、独立和优质的学术文章，用简体中文科普常识，并正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作者和读者：到海外，完成不受干扰的母语写作；在海外，实现不受审查的言论自由。

张适之拖着一只黑色的行李箱，装着他前一天刚从印刷厂拉回来的中文书，在东京银座的高楼大厦间穿行。尽管刚刚向一位从中国重庆来旅游的大姐成功推销了图书，但站在繁华的银座街头与素不相识的异国人擦肩而过，他又不禁黯然。

秋天徐徐吹过，他在朋友圈里写下：“拉着小推车，穿行在东京附近的高楼之间。来来往往的人群啊，你们可知道，我怀揣着怎样的妄想，无处安放？”

千里之外，美国纽约的荣波则正紧锣密鼓地抓紧一本新书的出版工作。“是许良英的文集，他的儿子主动来沟通出版。”他在电话中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四年前，因为疫情转行做出版商时，他完全没有料到会过上这样忙碌的生活，“我们已经出版了两百多种书了，未来我希望能成为海外简体中文出版的一面旗帜。”

身在波士顿的罗小虎编辑着她的《波士顿书评》。这份以严肃的学术评论和书评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刊物，从去年年底创刊后，获得了罗小虎意想不到的关注。她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我一个人，没有一分钱，没有推广，全靠读者捐赠和作者投稿，已经有3000多订阅了，真是太惊喜了。”

另一家创刊于纽约的简体中文学术杂志《人文中国》已经在开创自己的英文版。执行主编罗慰年在邮件中向自由亚洲电台介绍说：“一问世，就迅速引起了许多国际上中国研究者的兴趣，这是中国大陆人文思想进入国际思想市场的前站”。

10月23日这天，网络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的政治压迫，助长了流亡写作的繁荣》，巧了，评述的正是张适之在东京出版并推销的《故交半零落》。作者写道：“不管是好是坏，中国当前的发展轨迹，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了中国流亡写作的参与者。”

在不可能中发现了一丝丝可能

出国之前，张适之是中国一家大型出版公司的副总，从业生涯贯穿了二十一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他感慨：虽然没有工作在出版最好的年代，但也经历了出版和言论比较宽松的时代。这之后，选择出国，是为了尝试更多的可能。

出国前，他雄心万丈，计划的是打入日本主流出版市场，“当时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真出了国，傻眼了，不懂语言，不熟悉市场，突然又万念俱灰，觉得“全无可能”。很多移民的“前辈”不约而同地告诫他：出中文书没有销路。这里的中文书店主要靠销售功能型产品为生——电话卡，DVD、日本旅游地图或景点介绍等。

他无所适从，靠打乒乓球消磨时间。

转变发生在2023年6月。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东京大学举办讲座，一开始安排了一间小教室，竟然不够坐，只好换了一间大的。张适之去现场看，居然有两、三百人。他惊叹：“都是中国人，哪里冒出来的？”。

8月，单向街银座书店开业；9月，局外人中文书店开张。张适之感受到一种奇妙的场似乎正在形成，“有讲座，有书店都开了，总不能只卖咖啡吧？我可以给他们提供书。”

他找到傅国涌，后者的一句话给了他更大勇气。“傅老师说，全日本有一百万中国人，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愿意看，那就是一万人，也是有价值的。”

张适之将一万人的目标又降级到一千人，每本书首印一千册，“我现在就是想去影响千人之一人”。他将这命名为“一主义”。

他也亲身实践“一主义”：一人出版，一人印刷，一人推销，每天拉着行李箱奔走在东京街头，向任何可能感兴趣的人介绍：这是一本你在中国买不到的书。

出版社开张的前六个月，张适之都是在这样艰难的“地推”中度过的。一度有些苦闷，毕竟在中国操持的盘子是大笔一挥就能加印两万册。2024年5月，读道社出版了第三本书，作家野夫的随笔集《故交半零落》。一个月后，销量突然开始上升。就在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张适之的前一天，这本书的销售刚刚突破一千册。张适之开心地在电话里说：“我昨天去印刷厂加印了，加印了！”

张适之所感受到的“一丝丝可能”，罗小虎是从创办《波士顿书评》的过程中发现的。

罗小虎此前一直是中国学术期刊的撰稿人。从2015年起，她感觉不能发表的稿子越来越多，“做一次专访我要看一个多月的书，约时间，采访，写稿子，是非常辛苦的”，但一句“不能发”就结束了，拿不到稿费还在其次，她感到巨大的不被尊重。

喜欢读书，有作者和学者资源，疫情过后，她“技痒”，就想搭建一个线上“读书会”，以发表原创文章和书评为主，建立一个作者与读者联接的平台。

2023年末一上线，就获得了巨大的关注与支持。半年后，她已经不用约稿了，每天都有大量作者投稿，还有热心者主动替她约稿。“我的目标就是五千人订阅，现在已经三千五百多了。”

这个巨大的惊喜使罗小虎开始思考原因。她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我的感觉是，现在的海外华人和之前的华人有非常大的差别。之前在美国的华人，一部分是来美国谋生，还有一些是有民运背景。但现在的海外中国人，移民也好，留学生也好，大部分不用为了生存发愁，于是就有了文化追求。”

罗小虎的感受在美国杜鲁门大学历史教授、华裔移民史专家令狐萍看来，正是华裔“新新移民”的显著特点。

她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新新移民”主要是最近十年的移民群体，得益于中国的大学普及率，这个人群的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过去的移民群体，也高于其它移民族群和美国本地人口。这些人无需经历语言、价值观的磨合，而且得益于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新新移民”中，无论是孩子或成人，从小就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不少还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再重复之前移民艰苦的谋生过程，有能力直接参与美国社会生活。

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新移民”普遍拥有“世界公民”的心态。“很多人并不是一定要在美国生活的，很多留学生是要回国的，很多人还是想赚中国的钱。商界、政界、学界甚至普通百姓都在观望‘东升西降’，特别是‘中美博弈’的现象，都在考虑规划自己如何取胜；还有一些人，全世界跑，哪里好就去哪里，用脚投票。在这种世界公民的心态背景下，以及还要与中国保持联系与交流的需要，他们不要只选择一边，他们既要美国的，也要中国的。”

有钱、有闲、有文化，这样的海外华人的增多，与海外的简中出版者们，一拍即合。

正在萎缩的简体中文世界

更多的支持，来自墙内。

博登书屋2020年时，成立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的《戊戌六章》。这本是计划在香港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因为言辞敏感被香港出版社拒绝，荣伟果断要了过来。上架第一个月，就售出五千册，以至于亚马逊的推广经理好奇地问荣伟：你用了什么推销手段？

荣伟认为，现在的海外中文出版与之前已大不相同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海外中文出版主要是指香港出版，不论是香港的铜锣湾，还是美国的明镜出版社，出版内容也主要是政治内幕或八卦。”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他将出版社取名“博登书屋”，就是向“兰登书屋”致敬，以出版“学术思想，独立研究”为主要方向。

中国严苛的出版审查，成为博登书屋的的助力。荣伟建了一个群，名叫“纽约思想者俱乐部”，网罗国内各路学术大咖，“他们在大陆都出不了书，研究宪政的不能出，研究历史的不能出，研究小粉红的也不能出”，最后都成了他的作者资源。

在博登的出版名录中，有《邓小平在1984》这样的热门书目，也有《宪政中国：迷途与前路》、《国家主义的阴影：学者、民粹与少数派》这样的学术研究；有《刘亚洲：大国战略与中美关系》这样在中国也无法找到的旧作集纳，也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研究著作。

“只要不是谩骂，是认真的学术研究，为什么不能出？大家都可以讨论的嘛。”荣伟说：“左中右的观点都能出版，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

张适之同样感慨于简体中文世界的萎缩，“大家都说现在国内简体中文是垃圾场，没什么可看的,连训练GPT都不够用。”

据Web Technology Surveys网站对全球网站使用的语言排序，2024年，中文在全球网页使用语言数量排序中仅排第13，排在意大利语、荷兰语、土耳其语、波兰语、波斯语之后。而在2013年，中文还是第7名。这10年间，中文网页数量的世界占比从2013年的4.3%，降低到2024年的1.3%，下降了70%，仅略高于印尼语和越南语。

即便发表出来的文字，也被认为是大量“污染的”，充斥了官僚的空话套话，“撸起袖子加油干”这样故作贴近民风的俗语，或以“灵活就业”替代“失业”的新型词语。

汉学家林培瑞2012年在China File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中国使用的语言称为“毛氏语言”；中国作家慕容雪村2015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将这种语言风格定义为“粗鄙和残忍”。他认为，其“目的就是要降低公共讨论的质量，……在这种野蛮的话语空间中，许多词语都渐渐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然后，党可以运用这种语言来装腔作势、混淆是非。”

“很多海外华人都拒绝阅读简体中文，或者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中文，都是这种语言污染的心理创伤。”张适之说，“但我们的中文其实是很优美的，很有文化的。我所做的，就是在垃圾场里做些建设性工作，努力保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字。”他将这一系列出版命名为“存”，每本书都有一个编号。

傅国涌的《去留之间》便是这种情况。这本讲述了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的历史记录，2004年就在中国出版了。2017年时，出版社打算再版。傅国涌为此重新做了修订，重新写了序言。没想到，印刷完毕，“上面来了电话，说不能卖”。出版社几番沟通，回复都是“绝无可能”。所有书籍最终化成了纸浆。

这本书如今就是读道社的“存001”号。

《人文中国》走的则是另一条道路。执行主编罗慰年曾在中国南部媒体重镇广州工作多年。疫情中，他被“十几亿中国人绵羊一般被关在家里”的景象震撼了：中国人究竟怎么了？

思考的结果，他认为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力量过于微弱，“民族被原子化”，社会失去了活力，而“一个社会要有活力，必须要有自由的思想市场”。但中国的思想市场，在他看来已是“孤岛”，中国知识分子的写作与世界已经割裂了。和主编陈渐离讨论后，他们决定要创办一本“回到改开、又超越改开时代”的人文杂志。

何为“超越改开”？罗慰年解释说：因为现在有互联网，有到世界各国留学并成为思想精英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还有接受普世价值、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内知识分子。这个时代的《人文中国》，不只面向国内，也立志于成为国内写作与海外的连接，让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声音能够被海外听到。

也正出于这个目的，《人文中国》在创办了中文纸质杂志和频道后，又迅速开辟了英文版和英文频道，并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期刊发行渠道。效率之高，离不开AI在出版业的应用。罗慰年说，“过去，一些很有水准的中文作品，由于翻译渠道相当曲折，没有翻译成英文，不为英文世界所知。现在，靠新技术与出版文化的无缝对接，他们与国际的‘时差’基本抹除了。”

“不是反抗的英雄，只是想过自由生活的普通人”

张适之不愿称自己的出版物为“禁书”，他更愿意使用“在中国买不到的书”，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不是什么反抗的英雄，我也不是流亡，我只是想过自由生活的普通人。”

不过，出于种种考虑，在公开场合，他还是使用“适之”这个假名字：是对自己的保护，是对胡适之先生的致敬，也寄予了“适应新生活”的自勉。他在电话中无奈地说：“从个人兴趣上，我也是更喜欢思想和历史的作品。但如果这样我还要受到铁锤的暴击，那我也只能承受啊。”

除了安全考虑，“无趣”是不想成为“反抗英雄”的另一个原因。在《波士顿书评》上，有人物访谈、新书序言、学者旧作，有深圳日本男童遇害事件的评论，还有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专题。罗小虎说，“我就是想做个有常识的正常人，读点儿高质量的书，说点儿有人味儿的话。什么是正常人的生活？就是既不用因为害怕去逃避什么，也不用为了迎合谁去拍谁的马屁。”

相比之下，已颇有声誉的博登书屋觉得自己是有“使命感”的。荣伟说，“我们博登书屋就是要在国内、香港的出版比较艰难的情况下，慢慢扩大成一个平台，树立起一面旗帜，倡导华语世界真正的言论自由表达。”这个毕业于北京大学，多年辗转于北京、深圳、纽约的艺术界与思想界的老人，越说越激动：“难道我们这个民族就这样毁了吗？”

罗慰年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无所不在的时代，问题是怎么涉及政治？是以激烈的方式还是以温和的方式？是以战术对抗的方式还是以战略的高度去介入政治？”在他看来，不与当下的中国政治产生直接冲突，用人文主义的立场，各种生动有效的表达，渐进地推进文明的进程，“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孤岛外的“排气孔”

出人意料的是，当自由亚洲电台提问这些出版物能否反哺中国时，几乎所有人都给予了乐观的回答：当然。

《波士顿书评》创办后，罗小虎收到了超出预期的订阅，从邮箱判断，有不少都是中国读者；还有人免费帮她推广，甚至帮她约稿。她说没有稿费，对方答“不必担心，我来替你付稿费”。深圳男童遇害后，她收到了日本著名汉学家阿古智子主动发来的评论；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宾森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林明仁，马上就将为罗宾森的台版著作《自由的窄廊》导读免费授权发表。

罗小虎有种突然踩到了“中文领域的空白”的感觉。这使她开始有了“一点点事业心”。她刚刚注册了非营利公司，想着再注册一个独立网站，“要好好做一下”。

《人文中国》的编委会成员几乎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集合。当自由亚洲电台询问是否经历了艰难的说服工作时，罗慰年回答“不必说服，都愿意支持”。他说，中国的学者把他们当成“孤岛文化”的一个“排气孔”，否则，他们的写作就可能只是“抽屉写作”。

这样的鼓励，荣伟也收到了很多。许章润称博登书屋为“自由之声的象征”；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则将博登书屋比做“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化出版社群”，是作者们的“精神战友”。在出版了《高耀洁画传》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对荣伟说，“我相信你们现在正从事的工作是一种对知识和道德资产的投资，从长远来看，也将使中国受益。”

即便已经完成了最初定的一千册的目标，偶而，张适之还是会陷入疑惑，“就算影响了1000人，也很微不足道”。是他的作者、中国散文家土家野夫让他感到了释然。“野夫说，因为不能出版，他早就不想写了。但我这个出版社的出现，让他又感到写作是有价值的。我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一点点意义和可能性，他现在又觉得，他还可以再写一些。”

更让张适之感动的，是许多在日华人主动帮他卖书，有开饭店的，有开中华特产店的，在网上与他结缘，就在自己的店里为读道社辟出一席之地，帮忙向客人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