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黄榆说：上海万圣节狂欢，中国政治的黑色荒诞
编者按：这是黄榆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24年10月的最后几天，中国陷入了一个奇怪的紧张气氛中。这种紧张，超过每年6月初那个30多年前大屠杀的纪念日、也超过每年两个政治会议期间的戒备程度。京沪两地的大学教工都全员上岗，北京的街道、路面、和地铁站点密布警察，而上海的情形最为夸张，从乌鲁木齐路到巨鹿路，警察、辅警和便衣多到让人怀疑时光倒流到两年前的白纸革命。
不过，这些紧张气氛不是因为9月以来的经济低迷和失业率高涨，也不是因为中国准备向台湾发动军事行动，或者美中关系趋于紧张，更不是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发时候的情形，仅仅只是因为几个看上去毫不相干的时点的重合。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紧张中，在上海-北京当局前所未有的高度戒备中，外界看到了中国政治的黑色荒诞。它把上海变成了今天的香港，一个通过人民的狂欢还能意识到的革命城市的废墟。
上海年轻人的狂欢
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上海的年轻人们早早就串联起来，从周五晚上开始了连续几天的万圣节狂欢。只是，就像从北美到欧洲，今天的万圣节已经少了最低限度的宗教色彩，在商业化的同时变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变装狂欢。
例如，就在上海年轻人狂欢的周末，台北举行了盛大的“同志骄傲游行”，这在华语区是仅见的。而昔日的香港，此时此刻，从铜锣湾到兰桂坊，也必然地如同节日的海洋。上海的万圣节狂欢，虽然最初模仿东京、香港的热闹，但如今，特别是新冠疫情后的两三年，上海万圣节的变装狂欢已经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去年此刻，上海年轻人以cosplay的方式集体表达他们与上海的联系、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情，成为上海年轻人目前可能唯一的公共纽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算是模仿疫情期间的所谓“大白”，还有根据李碧华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霸王别姬》里被红卫兵批斗的程蝶衣。而今年的上海街头，年轻人除了继续模仿鲁迅、打工的“牛马”，还有特朗普、波尔布特、自由女神等等形象。只是，几乎所有这些政治形象都无一例外地遭到警方扣留。
事实上，今年万圣节前夕上海街头的警力之多、对年轻人之防范，丝毫不亚于两年前白纸革命爆发时的戒备程度，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早在10月25日之前，就不断有上海年轻人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X上爆料说被警方电询和警告，核实是否购买了精神病服、是否准备参加周末街头活动等。看来，中国网警不仅严密监视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也没有放过对淘宝等购物平台的扫描。
在街头，25日晚间，上海的年轻人聚集在巨鹿路一带，警方严阵以待，见到穿着怪异的路人即要求脱下，遇到拒绝脱下的则送到附近派出所，登记身份证、地址和电话后才放出。不过，这些阻吓连同当晚的冷雨都没有浇灭年轻人的兴致，他们以游击战的方式，以近年来中国流行的所谓citywalk的方式流动着。
到26日晚间，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转到中山公园集结，并且喊出了要自由的口号。27日，中山公园被关闭，但是从长乐路到复兴公园，甚至晚间的静安寺地铁站，都站满了变装的上海青年。间或穿行其中的警察还引发大声喝采。他们并非错认警察制服为变装的同道，而是把警察的围堵看作了狂欢的一部分，一个巨大的超现实主义的“梗”。
这或许正是今年万圣节在上海的特殊气氛。上海的年轻人与封堵的警察一起，把一场自发聚集的娱乐活动变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社会表演：由于警方无厘头的紧张，连商场里的大型玩偶都不放过，如同对待恐怖主义可疑物一般认真探查，将这场娱乐性的社会表演变得无比荒诞、极富戏剧性，让2024年的上海万圣节前的周末狂欢成为一场真正的节日，把一个舶来的节日变成了真正属于上海年轻人的本地节日。
这让上海的青年群体再次成为世界媒体的焦点，让上海取代了北京成为中国当下最富创造性和革命性的城市，也让这场越来越富有政治趣味的万圣节狂欢扩散到了杭州和广州。
北京当局的害怕
问题在于，这个局面可能恰恰是上海警方最害怕的，也是北京当局最担心的，却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全力防范的。上海年轻人的再次聚集，已经是上海警方也是中国当局极为看重的政治安全事件。他们担心两年前上海爆发的白纸革命重演。
也是两年前的10月25日晚间开始，上海的乌鲁木齐路出现了最早的对新疆乌鲁木齐火灾的纪念活动，并且随着上海警方的介入，这一自发纪念迅速演变为上海、北京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即“白纸革命”，终结了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也迫使北京当局缓慢笨拙地开始放弃闭关锁国、重新开放。
这场源自上海的青年运动场，虽然仅仅持续了几天，既无组织也无“外部势力”的参与，几乎算不上任何经典意义上的“革命”，却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让上海-北京当局如惊弓之鸟一般处在无时不刻的革命恐惧中。后者的直接反应，便是从2022年底开始在上海街头加装大约三千套执行人脸识别功能的专用摄像头；在全国范围进行所谓“五失人员”的普查，即对“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的人民进行分类统计并纳入新社会维稳群体；还很快停止了有关青年失业率统计数据的公布，鼓励高校暂缓学生毕业、留用毕业学生等；并且在官方媒体展开了一场“反躺平”的宣传攻势。
因为，如同100多年前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青年运动-“五四”运动的前后与一场知识分子的“新文化运动”有关，两年前的“白纸革命”也与三年新冠疫情前后以上海“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那就是，主张和践行“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不买车”的“四不青年”，从消费-资本主义、人口-家庭再生产、个人奋斗和财富积累的四个维度彻底告别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切断被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绑架，也自我了断了与统治阶级的代际关联。
最为典型的，是2022年在上海的“三月封城”期间由一对普通上海青年面向门外的警察、以和平的声音说出的“我们就是最后一代”。这恐怕才是“白纸革命”中所包含的决绝，一种社会革命的精神，是疫情结束后无数中产阶级移民海外的激励，也是过去两年上海年轻人们乐此不疲地举行万圣趴的纽带，更是一句让北京当局惊心动魄的无名宣言。才有最近上海试行对家庭生育给予补贴，北京也开始进行全国性围绕生育意愿进行的专项人口普查。
然而，在这些问题之外，北京还有一个更大的潜在麻烦，那就是李克强前总理的周年祭日，也在今年的10月26-27日。为了防范更多青年和市民可能举行的自发纪念，原定在合肥举行的马拉松比赛被迫推迟，上海的中山公园关闭和京沪多地高校如临大敌般的戒备都与此直接有关。北京当局担心的，是参加万圣节狂欢的青年，和那些“失业、失意、失衡”的广大青年、市民们，可能很快在聚集中转向悼念李克强的集体行动，重演1989年因为悼念胡耀邦、1976年悼念周恩来引发的全国抗议。
如果相比北京当局在过去十数年对维稳体系的巨大建设和投入，这种担心虽然看上去有些过度，固然暴露了中国统治者的脆弱，心理的和制度的双重脆弱，却也能够让外界从当局的角度看到上海年轻人的力量，那或许是他们自身尚未觉察的，却是北京当局面对的最大不确定性-不安全感的来源。
这也是两年前白纸革命的另一个遗产，即，在接近全能的极端控制下，一场无组织、无领导的革命仍然有可能发生。也意味着，几乎任何一个个人抗议行动或者有限规模的娱乐性聚集，都可能出乎意料地演化为一场大规模抗议，迫使当局不得不对任何一个偶发性事件和个体采取最严厉的手段予以控制。然而，如此一来，就像新冠疫情结束后的最初一年，事实上社会控制并未放松的一年，社会和经济迅速陷入停滞，并且正在导向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衰退，令北京当局不得不180度掉头转向开放、放松控制。
也就是说，如此“过山车式”的政策循环在过去十数年已经重复过多次，其社会根源却在年轻人那里。这是北京当局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的，却是上海青年一次次展现的，他们正在以革命的力量扮演着制度纠错的主角。这或许才是中国当下最大的一场政治表演、集体cosplay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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