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散逾三年的香港支联会及其前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邹幸彤因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邹幸彤向法庭申请让身在海外的美国学者及前八九民运领袖吾尔开希、周锋锁、方政，以及《国殇之柱》的创作者、丹麦艺术家高志活以视频方式作证。此申请于星期一在高等法院审理。邹幸彤质疑，今年初23条立法修例中禁止国安案的境外证人以视像作供，认为这一修例针对她的申请，违反宪法并剥夺了法庭的酌情权。法官在听取陈词后驳回了她的申请。

1989年成立、至2019年连续30年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在《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后，2021年9月底自行宣布解散，但仍被当局控告《港区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邹幸彤申海外证人支联会国安案视像作供

案中四名被告包括已解散的支联会由破产管理处安排代表，以及67岁的前主席李卓人、72岁的前副主席何俊仁和39岁的前副主席邹幸彤，他们因为本案被还押超过三年及两年。

经过多次提讯及初级侦讯后，2022年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程序，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衡以及黎婉姬以中文审理，与国安法首案唐英杰、民主派初选47人案以及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一样，不设陪审团，案件定于2025年5月6日正式开审。

本身是大律师的邹幸彤在案中亲自抗辩，她今年初向法庭申请多名身处海外的证人，以直播视像方式作供，三名指定法官星期一(10月28日)开庭处理，多名外国领事馆职员到法庭旁听，因为本案还押超过三年的李卓人也到法庭旁听，他被安排在犯人栏内就座。

被还押超过三年的邹幸彤，在狱中多次被单独囚禁，她星期一身穿卡其色风衣、浅蓝色T 裇出庭，身形比还押前消瘦很多，束成马尾的长发及至腰部，她早前表示，直至本案审讯结束才会剪发。

指当局修例禁国安案海外证人视像作供是针对

法官李运腾表示，法庭已经收到邹幸彤的书面陈词，他总结这次申请是基于三项要点，包括《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79I 条的修订是针对本案，认为是具有政治动机；今年初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 条立法时，修订第79I条并放在不适合的地方，避免引起公众注意和讨论，情况有如“瞒天过海”；以及79I条的修订属于违宪。

邹幸彤认同法官的总结，并进行口头补充。她表示，早于今年一月23条立法公众咨询未开始之前，她已经向法庭提出打算申请海外证人视像作供，不过，23条立法时修订第79I条之后，禁止国安案的境外证人以视像作供，剥夺法庭处理她申请的权利。

邹幸彤认为，条例草案在今年3月8日刊宪及进行首读和二读之前，公众未见过有关修订79I条的讨论；控方亦没有提出证据显示，相关修订在她提出申请前已经进行，认为就立法时序而言，修例是针对她本人。

证人在香港出庭作供或更易受干扰

邹幸彤表示，新规定构成国安案与讼人同非国安案与讼人，在法庭面前的不平等待遇，亦反映法庭不获信任，令法庭原本有的酌情权被剥夺。

邹幸彤表示，23条修例文件列出的理由，是为了排除证人被干扰以及证据被干预，不过，她认为这些情况可以出现在任何案件，国安案不一定会有更大风险。她举例指，跨国毒品案件与巴士椅背上写口号的煽动案，在毒品案作供的证人，受骚扰的机会肯定比后者大，她质疑为何跨国毒品案则容许海外证人作供﹖

邹幸彤强调，她在本案中寻找证人时遇到的问题，与政府的假设刚好相反，她认为证人受到最大干扰，反而是来自香港本地而不是外地，她透露有海外人士只是想到监狱探访她，都已经被拒入境，质疑如果为本案做证人，又会遭遇什么待遇﹖

邹幸彤表示，在香港做证人可能由于现时的政治环境，无法安心自由作证，甚至害怕作证本身可能招来打压及针对；她认为反而海外证人才可以毫无包袱，讲述真实的经历和意见，她质疑修例与其说是确保证人不受干扰，不如说是排除证人不被政治干扰的可能性。

打算传召吾尔开希高志活等海外证人

法官李运腾询问控方，邹幸彤的证人名单是否有正被通缉的人士？控方回应表示，除了因为特别情况例如悬红才会公开，一般而言不会公开通缉人士的名单。

邹幸彤透露她打算传召的海外证人包括美国学者戴雅门教授(Larry Diamond)；三名前八九民运领袖吾尔开希、周锋锁、方政，以及创作国殇之柱的丹麦艺术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以视像方式作供，当中除了戴雅门之外，其余各人都曾被拒入境香港以及被拒发中国签证。

邹幸彤强调这些海外证人的证供，可以出现在法庭的唯一可能就是视像作供，而她的申请正是希望证人可在不被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如实作供，让法庭可以见到全部真相，而不只系被审查的假象。

控方否认修例针对邹幸彤

代表控方的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张卓勤回应表示，修例绝对不是针对邹幸彤，强调背后从来没有政治动机，而是有正当目的，符合相称性。

张卓勤表示，控方呈递一份获国安委授权的誓章，显示在23条立法的过程当中，国安委曾两度检视条例草案，并表示满意及必须立法。而国安委的判断和决定，是希望让法庭全面理解立法的过程，他确认立法阶段立法会议员不知道亦没看过该份文件，没有受到影响。

邹幸彤质疑国安委给予“秘密指示”，她认为23 条是立法会通过，不是国安委的决定，质疑控方的说法是否暗示立法会在做“橡皮图章”的功能，不可以有不同于国安委的解释﹖她表示，如果确实是这样，香港的法治就真是“寿终正寝”了。她又质疑国安委的决定比人大释法更深不可测，政府剥夺法庭处理证人申请的酌情权，以“行政意见凌驾法庭裁量”，她强调法庭必须具有独立意志，守住司法尊严。

法官拒绝海外证人视像作供申请

法官陈仲衡表示，事实上23条草案经过修订，立法会议员并不是很听话地“照单全收”，张卓勤回应表示，法案委员会的确有履行职责逐条审议23条草案，认为邹幸彤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与客观情况不符。

张卓勤强调修例的限制有限，大方向是国安案当中，控辩双方证人都必须亲身出庭作供。法官陈仲衡亦补充，即是控方不可让中国内地的宪法专家视像作供。

三名法官退庭商议接近20分钟后，拒绝邹幸彤传召海外证人视像作供的申请，押后颁布书面判词。法官李运腾表示，距离本案明年5月初正式开审还有相当长的时间，邹幸彤可以考虑寻找其他方式或者传召其他证人。

邹幸彤早前已呈上专家证人戴雅门的报告，她表示， 戴雅门已表明不会到香港出庭作供。邹幸彤强调无论如何都要传召专家作供，视乎沿用戴雅门或找其他证人代替。法官给予控辩双方两星期时间商讨如何处理，包括能否书面采纳戴雅门的证供，或者是否需要换其他证人等。

市民穿T恤呼吁释放邹幸彤

到法庭旁听的香港市民吴先生身穿一件黑色T恤，胸口印上白色字写上“Free Hang Tung”，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身穿这件T恤是要求当局释放邹幸彤，他又质疑23条修例禁止国安案的境外证人以视像作供，不但是对国安案与非国安案的与讼人差别待遇，更是针对邹幸彤“量身订造”。

吴先生说：“这个意思是释放邹幸彤，'Free Chow Hang Tung'，虽然没有写'邹(Chow)'，但是我专程穿来(法庭)，我见到她都很兴奋。我觉得这个(修例)不单只是差别待遇，还是一个Tailor-made、‘度(量)身订造’的，因为她(邹幸彤)1月19日提出那个海外(证人)视像(作供)，(立法会)3月初才开始(23条立法草案)一读、二读，(3月)19日才通过，即是‘度身订造’为她搞的，针对79I的修例还讲明让海外证人视像作供是不适合司法公正，司法已经不公正了，还怎样不适合(海外证人视像作供)呢？即是好像是Tailor-made(量身订造)的。”

前支联会义工愿意出庭作供

到法庭旁听的前支联会义工Sam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同邹幸彤陈词所讲，国安案的证人亲身到香港的法庭作供，受到干扰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不过，他过去30年都有到维园参加六四烛光集会，如果有需要他都会愿意在支联会国安案出庭作供。

Sam说：“(证人)一定会(受干扰)，不过，我想有些人都不怕的，即是如果是真的有需要，我都有30几年去维园点烛光(悼念六四)，如果传召我、或者需要我作证的话，我都会(出庭)的，当然我不代表其他人，不过，我觉得它的目的就是掌握(证人出庭)作证这件事，即是控制到某些证人，以及尽量控制到一些证人讲些什么，就不是它不想要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绝少绝少人会在这个逆境底下会出来作证吧﹗”

Sam还表示，支联会国安案从拘捕、起诉，到明年5月初正式开审，横跨超过三年半，对多名被还押的被告不公平，他又质疑控方到现在都未回应各被告使用那些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令各被告难以准备答辩。

Sam说：“是啊，我们有一个义工说可能要‘三年零八个月’才知道那个(开审)情况，所以就是很漫长的这个(司法程序)，才有机会开审以及审判，我相信地缘政治、很多的因素，以及怎样断定那些‘不友善国家’呢﹖所以我想这个都是一些变数，所以那些具体的(非法)行动，(控方)讲不去啊。”

控方指非法手段是“结束共产党的领导”

邹幸彤在上次案件管理聆讯中，要求控方交代指控各被告“煽动”，是以什么“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邹幸彤星期一在法庭上透露，控方回应“煽动”的非法手段就是“结束共产党的领导”。邹幸彤认为，“结束”的手段可以“成千上万”，希望控方能够具体解释。

法官李运腾表示，星期一未能处理相关问题，打算留待控方提交开案陈词再处理；法官又表示，邹幸彤可在陈词阶段争议。邹幸彤对这个情况感到担忧，因为没有焦点去准备抗辩，担心审讯会无比漫长，不过，法官重申星期一无法处理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