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桐：读书的日子
读书的日子
——作者：冯桐
虽然不是学文科的，但我知道，研究历史的人使用的方法有一种叫做“个人历史研究”。这种方法已经广泛地运用到现代史研究。并且在一些专题，例如二战时期虐犹种族清洗，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大海是无数水滴组成的，民族、国家、世界的历史也是无数个人历史组成。“见微而知著”,测量一滴海水的盐份，就能知道大海蕴藏多少盐。了解个人历史对了解民族历史有帮助。通过个人经历研究历史还有独到之处：个人经历细腻，为考察历史提供了更贴近现实的微观视角。这一点是宏观历史研究所缺少的。
我曾经上山下乡，在生产建设兵团生活了八年。不敢说透彻认识上山下乡运动。毕竟曾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的经历中也带有上山下乡的盐分。如实地把自己在兵团的经历和思考写出来，起码也算一件有价值的史料。对认识上山下乡运动也许会有帮助。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写些什麽呢？悉数在兵团做过的事，大致有三件：1.生产劳动,2.读书求知,3.日常生活。三件事中我决定写读书学习。原因是那时禁止读书求知，读书求知反映当时社会时代矛盾。写读书求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个人原因。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上山下乡之前是一名中学生，上山下乡之后，成为一名大学生。读书求知把前者与后者联接起来，把我的一生连接起来。因此特别重要。我的一生实际上是读书的日子。
思路搞通了，就开始动笔。“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经过四周努力，终于写成以下文字，请大家指教。特别是原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五团、建丰农场学校、西沙咀农场的战友们，给予指正，你们对我的批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我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春江水暖鸭先知”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宋]苏轼{惠崇春江晚景}（第一首）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十点三十一分，我从北京一零一中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九年到七一年，兵团管制很紧。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曾经下达文件，“三不准”（不准读黄色书籍唱黄色歌曲，不准谈恋爱，不准串联）。 这一段时间，除了毛主席著作，其他书是不准读的。这一段时间，我和大多数兵团战士一样，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晒黑皮肤，炼红心”。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林彪事件”对于我这个经历了文化革命的中学生是极大的震动。
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听到林彪出事的情景。九月二十日前后从北京探亲回来的朋友，把我叫到连队后面的菜地里，一个僻静地方，低声说，“林彪死了！”我听了，仿佛觉得天塌下来一样，半晌没说出话。
虽然，我也和大家一样，至今也不知道“林彪事件”的全部真相。但是它确实改变了我。“林彪事件”之后，我开始问自己，“事情怎麽会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受骗了？”，“我们为什麽会受骗呢？”
“林彪事件”之后，中国社会悄悄发生变化。对于我们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尽管处境没有根本改变，但情况慢慢在改善。首先，中国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撤销了。母亲回到了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没多久，北京大学在江西南昌鲤鱼洲的干校也撤销了。父亲也回到了北京。记得一九六九年冬天，为了看到我家的六口人，我从内蒙古五原到北京看妈妈和弟弟（当时妈妈和大弟探亲在北京）、再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看爸爸、最后到乌拉特前旗新安镇，看望同在内蒙兵团的妹妹。一家六口人分配在六个地。71年以后，不管怎样，六口人在四个地方了。父母和小弟在北京，我在内蒙兵团二师十五团，妹妹在二师十一团，大弟在吉林突泉县插队。
“林彪事件”迫使紫禁城打开了城门。中国从此逐步结束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的闭关锁国状态。“林彪事件”铺垫了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变化开始极细微，极缓慢，极艰难。然而，犹如早春泥土，走在田野里，已经能闻到了时代变化气息。
一九七一年以后，中国与外界的科教文交流开始缓慢恢复。“春江水暖鸭先知”，“正是河豚欲上时”。这一次得风气之先的，与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不同，不是身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农民,甚至不是党、政府、军队干部，而是知识分子。是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被整得灰眉鼠眼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虽然还戴着一顶“臭老九”的帽子。“林彪事件”事件之后，社会上已经在流传“老九不能走”的说法。
我生在“臭老九”家里，长在“臭老九”窝里。父母，长辈、邻居，都是“臭老九”。同学、伙伴也大多是“臭老九”子弟。从小就不断地被告知，要和家里“划清界限”。可我总也“划不清”。先不说，和父母“划清界限”,没人提供我的生活费。这一点明白不过。“划不清”界限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从来没觉得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好，我觉得，工人、农民确实是好品质，例如，吃苦耐劳，勤俭朴实。但这不是他们的专利。从事科学，教育、艺术工作的人也一样吃苦耐劳。只不过他们付出的主要的是脑力，不是体力而已。我和“臭老九”“划不清”界限的第三个原因是，工农兵尽管优点很多，但是工农兵不能满足我精神方面的需求。参加兵团时，我十九岁，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不反对。但是只“干活儿”，长身体，不长知识，我反对。我需要科学、文化知识，不想成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林彪事件”之后，我思想最大的转变，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归宗”。就是摆脱迷信，返回科学。这转变对于我是很自然的，只要回家就行了。
我家原本是中国传统知识家庭。但是我家由“中学”转向“西学”要早些。一九一零年清朝政府实行“新政”，选送爷爷冯农去奥匈帝国学习邮政。一九四七年伯父冯寅考取中国政府公派奖学金去美国学习水利工程，回国之后，参与主持了新中国许多重大水利工程，是我国著名水利工程师。在兵团时和以后的学习研究中，伯父给我许多教诲、鼓励，对我的一生具有重大影响。所以，科学对我不应该那麽陌生。
然而“摆脱迷信，返回科学”，说起来简单一句话，做起来容易。知识不像胡子，随着年龄增长，就会在脸上长出来。知识需要学习积累。在生产建设兵团。学习只能自学，还要顶得住外界压力。要靠自己，要有毅力，又要有方法。在兵团自学的困难之一是缺少时间。除了后来教了不到两年书，六年都在大田排，因为个子大、身体好，我始终是挖渠，割麦的主力。而且当过三任大田排班长（中间因顶撞领导被撤职），不仅自己要拼命，而且还要带领大家干。读书就只能挤休息时间。有一段时间，午休时间学习。但很快就吃不消。兵团伙食热值太低，下午还要出工，体力顶不下来。
后来终于发现了一个秘诀：内蒙古冬季寒冷，农闲季节很长，大约有三，四个月时间。把一年一度回家探亲的时间挪一下,利用这段时间读书。兵团红火时候，喜欢农闲时搞运动。到一九七一年，那股劲儿已经不大了。于是冬天别人都回家，我呆在连里，十分清净，可以看很多书。
冬天在内蒙读书是一件乐事。白茫茫大雪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人们“猫”在屋里，村庄里少了人迹，周围的鸟兽,天擦黑就溜进村来，围着房屋转呀转。你在油灯下看书，它们在窗外寻找食物。大家都有一点饿，但饿在不同方面。清晨，推开大门，雪地里，认出狐狸、野兔、野鸡足迹。
冬天，连队伙食也比平时好，北方农村过年杀猪，要吃些油水大的食物。这样灯下坐的时间能够长些。那些冬天深夜，几十里地里，只有我一盏小油灯。听着北风撼动土墙，一会儿就沉浸在书中的意境里。昏黄的灯影，映出培根，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的神秘幻象。呼啸的风声，夹着李白、刘禹锡、彭斯、雪莱的激情诗句。本上，摘录几句名言。在纸上，演算几个方程。时间这样流逝。清晨，钻出被窝，水缸结成了冰坨。
遭遇不尽人意。几年下来，书却是读得多起来。也不仅是泛泛地读书。那终是不甚济事，要紧的是，用了一、两年工夫，把高中的全部攻课扎实地补齐了。七七年十月离开内蒙古时，理工科大学的数学，我已基本学完。同时对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地理、哲学、政治、文学也有所涉猎。外国语，如果学得是英语，对今后会更好些。为了屯垦戍边,我学俄语，离开内蒙古时，已经能阅读莱蒙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原文小说。
更重要的是，在艰苦的自学中，我接触到人类思想的精华，了解了人类社会形态和社会思想发展的脉络。开始学会了思考，养成了思考的习惯。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当时我理解成，如果一个人没有思想，等于不存在。我开始有了属于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精神世界，生活有了根基。对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开始懂得珍惜她，爱护她，像园丁一样培育、浇灌她，希望她“根深叶茂，繁花似锦”。如果再发生“林彪事件”那样的事情，我再不会感觉，天仿佛要塌下来。
因为有了自己的精神园地，我与过去的我不同了。在兵团那种环境里，在精神世界有一块“自留地”是犯忌的。所以从这种意义来说，我早已不是一个兵团战士了。
二、“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
“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英]弗朗西斯 培根 （1561-1626）
我是在兵团读书的那段时间，开始搭建自己的知识结构。当然纯粹指精神方面，没听说过一月挣六、七块钱津贴费的知识分子。然而，干着这活儿，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就彻底免谈了。我在兵团干了八年，吃了八年饭。没能把我改造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劲都白费了。
在兵团时，我原本是相当大公无私的，就是没有人相信。比如，我常常无偿地为大家出板报，编排节目，组织文娱体育活动，还不算干体力活儿。像阿Q一样“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兵团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干活儿从不偷懒的。我的毛病是，你要没活儿，我的书没准就要掏出来念。有一次，在地里耙地，副连长搞七廿三，不正经干活儿。我就把牲口牵到农渠边，念起俄语来。把那副连长气得跑回连里告状。指导员说，让他念去吧，将来苏修打来了，有用呢。
我还在连里帮助党办过学校（夜校），辅导同志们学政治，也学文化。一九七四年，我们办的学校还挺红火，“兵团战友报”上登过。要说，那时候，讲政治的有的是。可我们是也教数学，还预备教更多课程（是不是有点撑得慌?）。在连队礼堂里，教有理数，教解方程,在建设兵团是十分罕见的事。
当时，打的旗号是“知识就是力量”。“嘿，这可是马克思说的”。（其实，我知道不是马克思说的，是培根说的）说是马克思说的也好，谁让他老人家说话管用呢。然而好景没有多长，学校办不下去了。办不下去的原因很多。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没有办成，对我们连所有兵团战士后半生恐怕都有坏的影响。如果，大家当时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互相容忍一下，体谅一下，把学校办下去，把文化学习坚持下去。我想，我们连的战友和他（她）们的后代，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特别精神方面），应该只会更充实。
有同事劝我：“你别蹦跶，蹦跶没你的好。你以前挨过批，炒豆子大家吃，崩了锅是你一人的。”（我在七零年写给弟弟的一封信，被弟弟单位的军代表拆了，加了按语，打回兵团。因为我在信里发牢骚，所以挨批判。）后来总算没出漏子，但学校也没成功。连里活动失败，我受到很大挫折，心情很不好。得亏年轻，经得起摔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公家不用咱，咱就“自我完善”吧。于是又回到我的书里去。并且加倍用起功来。
这一次，又是培根来安慰我。培根认为，读书不仅增长知识，增加力量，而且涵养德性，陶冶性格。他写道:“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这段话用英文写出来，更简洁，更优美，反映出十六世纪淳厚的文风。“Histories make men wise; poets, witty; the mathematics, subtle; natural philosophy, deep; moral, grave; 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 Abeunt studia in mores [Studies pass into and influence manners].”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我从小就很喜爱历史，便找很多来读。在当时能找到的历史书籍中，有一本书是法国马迪厄著的“法国革命史”。北京大学杨人缏教授翻译。文革时，很多青年大概都读过。我和我大弟冯棠都很喜欢这本书。大弟读得尤其仔细，每一章详细做了笔记。这也许是他后来选择了法国历史研究做为他的职业的原因。这部书的开卷第一页就十分醒目。马迪厄写道：“这次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整个国家在欣欣向荣”。这样的论述和当时宣传的，因为一穷二白，所以要革命，观点是很不一样的。读这样的书确实大开眼界。杨人缏教授是一位亲近长者，方正质朴，在北大众口皆碑。一九七三年九月经历了那麽多苦难之后，他老人家却自尽了。
对我们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学生，读懂像马迪厄这样的书不容易。因为西方名著涉及的法律，政治学，社会学知识在学校里不讲授，在社会上不传播。只有历史方面，勉强联系上一部分。正是因为这样，反而引起青年人兴趣。甚至成为一些人青年今后走上研究西方近代历史，研究法国大革命道路的动因。我大弟冯棠便是其中之一。
很大程度上，在兵团读书是把读书当成避难所，当成精神寄托。周围的环境是如此无聊，颓废。1976年兵团解体，全部还没走的兵团战士转成农牧场职工。除了个别野心勃勃的政治青年，大多数兵团战士的革命热情已经消退。大批年轻人居住在一起的地方，竟然感受不到一丝新鲜思想，看不到一点积极作为。人人都在混着日子，奔着自己的前途，但又不知前途在哪里。由于兵团军事化强制管理没有了，一些青年自由放任,呈现出道德沦丧的迹象。在这种环境中，还能够学习，无论学些什麽，总比混日子强。培根说读书陶冶性格。主要是指在正常社会环境。对于当时的我这只能是理想。读书的功用是抵制外部颓废，防止道德沦丧,读书至少可以使我少胡思乱想，少做些蠢事。
二零零四年六月，我们的儿子小麦要从剑桥大学毕业了。我和王超冰收到学校毕业典礼的邀请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来到剑桥，看到儿子长大成人，做为父母，真是无限欣慰。儿子毕业了，今后不能经常来剑桥。有一个夙愿，应该还了。于是，我们一家向三一学院走去。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坐落在剑河边，是剑桥最为美仑美奂的学院之一。三一学院为世界贡献了伊塞克.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和3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弗朗西斯 培根读书执教的地方。就应该来看看这位在艰苦年代鼓励过我的长者。小麦是剑桥学生，可以带领我们走进三一学院的深处的瑞恩图书馆（Wren Library）。图书馆的南端窗是一幅精美的铅玻璃镶嵌画。培根身著礼服，坐在国王座下，接受学院缪斯向国王引荐伊塞克.牛顿。在这幽静典雅所在，我的心似乎都停止了跳动。学院后面河上荡舟人的欢声笑语顿时化成内蒙古冬夜呼啸的北风。我在心里喃喃地说：“Thank you, Sir.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 in the winter.” （谢谢你，先生。谢谢你在冬天里给我的帮助。）“No, not all. It’s my pleasure. We all want to know when the spring comes. Don’t we?” （不用客气。那是我的荣幸。我们都想知道春天何时来临。难道不是吗？）
三、“惯于长夜过春时，”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首诗是鲁迅得知柔石等五位青年被国民党当局枪杀所作。柔石有一年迈的母亲，故诗中有“挈妇将雏鬓有丝”一句。
爱徒生在童话《皇帝的新衣》中写道：“嘿！你们瞧，皇帝没穿衣裳！”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
“兵团能成功吗？”凡是在兵团严肃生活过的人，也许都思考过这个问题。
一九七零年春，到兵团半年了。我还保留着做学生时候的习惯。喜欢议论，尤其喜欢给同学、亲戚写写信什麽的。每次连里通讯员从团部取回信件来，我总可以从他那儿，拿回几封。那时别人都写些是豪言壮语。我却在信上说实话、发牢骚。刚来兵团，我对兵团一些事看不惯。特别是现役军人干部不懂农业“瞎指挥”。兵团接收劳改农场，本来的基础不错，现在反而不如原来。我觉得，这样搞下去，前途值得担忧。就给在吉林插队的大弟冯棠的信上写了这样的话：“（兵团照这样子下去）让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慄”。（“瞻念前途，不寒而慄”是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形容小私有者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前途无着的境况）。我把信寄走，并没多想。
谁想惹下一场大祸来。三、四个星期后，领导把我叫到连部谈话，问我干了些什麽。说我犯了“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最后拿出了那封信。原来，我的信到弟弟单位时（那时弟弟从乡下抽调到了县里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工），他回北京探望父母去了。信被人拆了，到了驻厂军代表手里。军代表批注上“这是一株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转回到发信人单位。
于是，开始批判。我记得，我是我们连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政治思想问题被批判的知识青年。所以，自己也挺害怕。这下可坏了，怎麽办呢？幸好，经历过“文革运动”。我就来了个“主动”，把错都承认下来，一面追究弟弟。然后，听候处理。幸好，负责处理此事的是从北京卫戍区下来学生出身的青年干部，没有拿这件事使劲做文章。对此我至今感谢。相反，倒是几个知青，不依不饶，非要“上纲上线”。但连里不积极，批了两回，也就算了。这次事情之后，我再不敢乱写信。只写“平安家信”，让父母知道，人还活着，免得他们着急。
这次事情之后，每当有什麽或者根本没有什麽事，人们就会明示或者暗示，曾经有这样一件事发生过，使我立即明戏：“你和别人不一样。”这次事情之后，我再也得不到信任。 当时，我也模糊地想到，“公民的通信自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拆信侵犯人权”。但是，认识非常模糊。主要是怨恨弟弟。“为什麽非要这时候回家呢？”“回家为什麽不让可靠的人把来信收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弟弟不说话，也不写信。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全毁在他手里了。
实际上，这样对弟弟是很不公平的。第一，在信里，写那些话的是我，我写这些给他添了很多麻烦。第二，我毕竟年龄比他大一些，对付这些事多少有些经验。弟弟下乡插队时才十七岁，（妹妹去兵团十五岁），一些事不知怎麽处理，转不过弯子来。
后来事实证明，他就是没很好转过弯子来，钻进了“牛角尖”。卷进“文革”对任何人都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不幸的程度有不同，那不幸的程度往往是和当事人在“文革爆发”的年龄成反比例，年龄越小所受的不幸越大。（这几乎是一条定理！）受“文革”损害最深重的恐怕要算六九届，妹妹和大多数兵团战士那一届。我大弟照例是初中六七届，但他从小身体不好，性格比较内向。心理没有一般同龄人那样成熟。在“文革”里他读了很多革命英雄事迹的小册子。却从来没有出去串连过。“大串联”实际是了解社会，增长见识的机会，他这样的情况在同届学生之中是少见的。像在看来，在文革期间，他多少有一点“精神抑郁”或者“自闭症”。
年轻的弟弟热切地希望和工农结合，彻底地和工农结合。在什麽节骨眼上，他太天真了，一下走得太远了。“和工农相结合”,他认为，彻底的“和工农结合”是血肉结合。因此，每次工友出了事，他报名鲜血，而且不止献过一次。从插队时开始，他走到哪儿，献到哪儿。他对我讲，“我把血都给你了，该算和工农结合了吧。”可是，接受过弟弟血的人照样整他不误。弟弟后来说给我听,什麽才算“和工农结合”啊？世界究竟有那麽回事吗？“工农”也好，不“工农”也好，总得首先是人吧？做人难道不得凭良心吗？年轻的弟弟对此事非常不理解。实际上，在农村那种医疗条件下，献血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弟弟后来也是经过艰苦自学，考上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在北京大学，和父亲是一个大学，不同系。“老年丧子”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弟弟去世之后，年迈的父亲，逢人就讲，“我二子没了“。还把弟弟插队时从家里带去的一个小书柜，摆在他的大书桌上，床边，每天一睁眼，就能看见。
现代医疗条件下，人活七十、八十不新鲜。我的弟弟却活了不到五十岁（写到这儿实在写不下去）。
在兵团时，我们还年轻，看不到那麽远。我可能应该算是比较早对兵团的前途产生怀疑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但是，当时大部分兵团战士不认为是这样（起码大家表示不认为是这样），对我的疑问进行了很严厉的批判。虽然这些批判从来没使我心服过，在当时情况下，我还是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决心为兵团事业成功尽自己的力量,尽管我在兵团从来没有被真正信任过。后来，事情发展证明，我的疑问不是多余的。兵团也解散了，我个人以至我的家人为我这个疑问付出了沉重代价。
四、“读史使人明智”——阿姆斯特丹兄弟对谈
一九九八年秋，大弟冯棠结束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的访问，要回中国去。回国途中，在阿姆斯特丹换乘飞机，停留数小时。在候机停留期间，我和弟弟有一次长谈。其中有关部分简记如下，为其醒目，归纳整理后，加了标题。
阿姆斯特丹兄弟对谈
（一九九八年秋）
兄：这次学术访问为何选中法国？为何选中普罗旺斯大学？
弟：选中法国是不言而喻。因为我是搞法国历史、文化教学研究的。选中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是因为那里是十字军东征的集结，出发地。普罗旺斯大学是十字军研究中心。在法国南部有很多十字军遗址，可以凭吊，考察。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教皇乌尔班二世就是在法国南部的乌特勒支“接见”十万十字军战士，揭开战幕。以后历次东征,也是从法国南部出海。
兄：为何特别属意十字军东征这个题目？有什麽特殊意义吗？
弟：九十年代“美苏冷战”结束，世界秩序进入新格局。一种理论讲，“文明冲突”将代替“意识形态冲突”成为新世界秩序重建的推动力。
兄：那是塞缪尔.亨廷顿的理论吧。亨廷顿的理论有影响力吗？
弟：亨廷顿的理论在美国外交战略制定者中间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兄：我明白了。亨廷顿的著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而且，“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许多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认为那次战争就是“十字军东征”的现代版。
弟：对极了。研究十字军不是纯学术研究。北大国际政治系担负向中国外交战略制定者提供理论基础的任务，这是国家派我这次出来的目的之一。
“少年十字军”
兄：除了国家交的任务，自己个人还有什麽计划？
弟：个人计划也有，尽管不成熟，对哥哥还是可以说说的，也想听听哥哥的意见。哥哥知道，我很早就有过从历史角度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想法。特别是从世界历史角度，研究的想法。
兄：世界历史角度，听起来很有意思。为什麽呢？
弟：近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在国内逐渐多起来，并取得很多成果。当时也遇到了一个问题：怎样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历史上定位？结果，有人说这样，有人说那样，争执的不可开交。不管他们争些什麽，我认为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没有用研究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历史问题。
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是历史问题了吗？仍然是现实问题吧？
弟：如果从老知青的善后、如何再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来说，那的确还应当算现实问题。但是，凡是过去了事都是历史，这是我们搞历史研究的看法。
兄：好。就算是历史问题，那也是一中国历史问题吧，为什麽要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研究呢？
弟：这有三个理由。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苏联在五、六十年代就曾经有过大规模青年垦荒运动，和你们生产建设兵团非常类似。最后也失败了。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是物质生产活动，其中的精神活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其实，当初就说得很明白，是为了“反修防修”，实现共产主义，建立一个理想国。从这一点出发，那末不仅在国际共运史，而且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中，都能找到这种发动青年建立理想国的运动。第三、历史这种东西很怪的，你离他越近，越看不清楚。当必须研究非常近的历史现象时，历史学家往往会从古代历史里寻找、挑选一个类似的历史现象，与非常近的历史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样，反而能将事情说得更清楚些。不过，首先这个类似历史现象一定要找得尽量准确，其次论说时也要特别谨慎。
兄：这是你研究的思路啦。这个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或者生产建设兵团类似的历史现象,你找到了吗？
弟：找到了，那就是“少年十字军”。
兄：应该叫“儿童十字军”吧。是指史书上把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兴起的由儿童组成的十字军吗？
弟：是的。因为募集年龄下限是十二岁，所以叫少年十字军更合适。
兄：照这麽看，少年十字军战士在他们出征时，大多数应该是十五、六岁。和妹妹她们六九届去兵团一样年龄。关于少年十字军的记述，在史书上很少吧？中国人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
弟：不仅中国人，关于少年十字军,西方人知道也不多。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少年十字军只组成两支，存活时间很短。一二一二年，一支从法国马赛乘船出征东方，部分遭遇风暴被淹死，另外一部分被做为奴隶卖到埃及。一支从德国出发，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死亡大半，剩下的人被阻在意大利途中又因为饥饿、寒冷和生病死去许多人。两支队伍都没到达圣城耶路撒冷。关于他们的史迹在西方也很少。
兄：当时为什麽要征发那麽年轻的人呢？
弟：前三次十字军东征都未能收复圣城，于是出来一种说法，认为成年人有罪，不能解放“主的坟墓”，只有无罪的儿童才能解放耶路撒冷。
兄：这样看来，少年十字军的教旨主义味道比前三次更浓厚。
弟：其结局也更悲惨。
兄：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少年十字军有哪些相似地方呢？
弟：起码有五点相似之处。第一，都是在专制制度下由全能组织发动的，第二，发动对象是青少年，第三，为建立理想天国（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第四，始乱终弃，草草收场，第五，结局悲惨。
兄：这五点对内蒙古建设兵团似乎都适用。内蒙兵团仅仅存活了六年。兵团战士回城之后，以后就赶上“下岗”，大部分生活困难，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中国经济繁荣的成果，他们都没有享受到。那末，有什麽不相似之处呢？
弟：不相似之处很多。毕竟，一个是发生在十三世纪初，一个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是。十三世纪是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
兄：相似之处已经足够引人深思，说明历史出现了倒退。
弟：是这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历史确实发生了倒退。人们主观上想推动历史加速前进，历史实际上却倒退了。
“青春无悔”
兄：这样就有一个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对生产建设兵团如何评价的问题。近年来，“青春无悔”这个口号好像叫得很响。
弟：是有这麽个煽情口号。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搞历史的，任何情绪化的东西都不大起作用的。
兄：你是在说，“历史无情”吧？
弟：是的。人们都知道“历史无情”。只是历史无情的程度比人们想象的要无情得多。可以预言，像“青春无悔”这样的话，在史书上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
兄：我想，也不会的。历史学家怎样评价某一代人对历史的贡献呢？
弟：历史学家对某一代人的贡献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物质文明发展的贡献，第二、对精神文明发展的贡献。因为，一个民族历史以至整个人类文明史是由这两部分构成的。
兄：对物质文明发展的贡献,我想，上山下乡运动乏善可陈。
弟：我也同意，运动的初衷也不是为了发展生产，是为了精神方面的目的，“反修防修”。然而，上山下乡运动在精神文明发展是有的，而且很大。
兄：你不是想说，老知青当中要出几个大文豪，大学问家吧？
弟：绝对不是。事实上，也不可能。“愚忠盲信”的精神包袱就够知青学者清算一辈子的了，何况，我们这一代的大好年华都没用在对地方。
兄：那麽大贡献是什麽？贡献在什麽地方呢？
弟：这个贡献是，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上一代人一起用我们经历的苦难把中国自辛亥以来的革命潮流挡住了，给中国社会和社会意识回到理性提供了一个百年未有之机会。这个贡献，是中国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那些把年轻的生命留给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共同做出的，是一份集体贡献。
兄：辛亥是指辛亥革命吧？革命潮流呢？
弟：革命潮流是指从一九一零年开始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到文革达到了顶峰，还记得，文革号称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革命，“斗私批修”，还要既“反帝（反美）”，又“反修（反苏）”，还要反对各国反动派，很像慈禧太后庚子年向十一国“开战”。中国处于空前孤立，十分危险的境地。自辛亥革命开始，一次比一次革命的要求更高，规模更大，从一九零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六十六年间除去八年抗日战争，58年间中国都在革命中。中国政治生活就像一个大石球在革命坡道上滚，越滚越快，不知要滚到什麽时候，滚到哪里去。
兄：这个比喻很形象。石球滚是重力在做功，重力做功，在这个例子，有坡度存在的结果。
弟：哥哥是学力学的，知道清楚。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政治运动都需要群众，需要社会驱动力。就像石球滚动需要坡度一样。我们这一代，照例本来应该也是提供坡度的，但是，我们把坡道撤了。革命的大石球滚到“上山下乡”，坡道变平地了。这一点，恐怕连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动者也没想到。
兄：还不仅是变成了平地，地上还长满了草。草虽柔弱，但千万株弱草组成的草毯的摩擦阻力是不可忽略的。何况，当年上山下乡知青已不是那麽驯服，很多人开始思考，开始反叛。做为整体，则是消极怠工。
弟：滚到草上，石球更加滚不动了，终于停了下来。不然，革命还会持续，就像现在北朝鲜一样。
兄：“给中国社会和社会意识回到理性提供了一个百年未有之机会”是什麽意思呢？
弟：这段论说的有两个要注意的地方，一是，理性。二是，机会。理性是指理性政治思维，是要回到中国所处的现实环境来，摒弃意识形态框框，来思考实践，寻找国家“长治久安”的道路。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崇尚威权，理性成分不多。与其说“回到理性”，不如说“开创理性”，有许多启蒙工作要做。其艰难程度要充分估计到，所以说，仅仅“提供了一个百年未有之机会”，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不是必然性。
兄：任何一代人都有历史局限性，我们这一代人能提供这麽个可能性，已经是不错，已经尽力了。
弟：是的。这是可以写进史书的东西。既不多也不少。不过这里还有一点，应当注意，对于二十与二十一世纪之交这段时间，我们是“承上启下”一代。我们是将在文革，上山下乡,建设兵团的经历与思考直接传给下一代的一代。我想，每一个老知青对他们的孩子的期望都是，期望他们能够独立思考，不要重蹈自己“愚忠盲信”的覆辙。期望他们的物质、精神生活更丰富。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中国社会发展会有深远影响，是我们对历史做出的巨大贡献。
兄：是啊。我儿子经常对我说：“爸，我可不像你年轻时那麽傻”。“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寄希望于未来。
（KLM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北京的航班开始呼唤登机。几分钟之后，弟弟的身影在保安屏幕后消逝。两年之后，他死于极度的癌痛之中。几近临危，他还在读书思考。我查看了弟弟留下的遗著，九八年之后，多了“十字军东征”，但没有他想做的，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比较研究的文章。弟弟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的时间用完了。终年49岁。）
五、结语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宋]陆游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我接到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录取通知，到清华去报到。这一天，恰好是我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九周年。从中关园家里出发，到清华走路只需半个小时。我的中学母校，北京一零一中（位于圆明园旧址，在清华西门外），步行到清华大约也是半个小时。上中学时，父亲就鼓励我将来报考清华工程物理系（核工程）。我们这一届学生按常规，一九七八年应该进大学。然而，这半小时的路程，我竟走了十年。这十年中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坎坷，我自己也经历了风雨。
走进清华园，报道地点在大礼堂草坪旁边的第二教室楼，文革时这里是“清华园百日大武斗”的战场。正是学生上课时候，校园静悄悄，阳光洒在楼前台阶上，仿佛什麽都没发生过。
在新生报到簿上签我上自己的名字。在原工作单位栏写上：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生活开始了新一页。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于英国
附：几点说明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建立于一九六九年初。十五团的原址是五原县建丰农场，土地较肥沃。兵团接收之前，农场已有一定规模，土地平整，渠系配套，粮食，肉食及其他副产品丰足。号称“河套米粮仓”。因此，二师十五团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基础最好的农业团。
大弟冯棠（1951.1.28-2000.7.21），清华附中67届初中毕业。吉林省突泉县哈拉沁公社插队。南开大学历史系78级本科。北京大学历史系82级硕士研究生, 从师张芝联教授研修法国近代史。毕业后留校，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平生译著颇多。如“法国大革命”（F.布吕什），“十字军东征”（塞西尔•莫里松），“中世纪的生活”（热纳维埃夫•多古尔）,“文艺复兴”（保罗•富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因患肝癌，英年早逝。终年四十九岁。
冯桐，1949年八月八日生于重庆沙坪坝。北京一零一中68届高中毕业。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兵团战士。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77级本科。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河流海洋工程82级硕士。上海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85级博士,导师钱伟长。现在英国从事流体力学研究。
本文曾经发表在“兵团战友论坛”( www.bingtuan.cn )。收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回忆录：《那年那月那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ISBN 978-7-204-10135-1/I-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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