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令范：“迂夫子”和他的姨
杨必遗照（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迂夫子”和他的姨
－－作者：彭令范
有一天我跟母亲去探望金公公（金兆梓，他是上海文史馆馆长）。他向我们介绍：“这是小吴，吴肇华，我的秘书。”这位年青人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颜面白皙，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向我们傻笑，很有趣。金公公和母亲讲话，他一直伫立在侧，母亲讲：“你坐啊！”他才坐在一旁。
回家后，我问母亲：“小吴是金公公的秘书？”“不太像，是吗？小吴出身名门，他父亲在解放前曾是上海市市长。他母亲姓杨，家中四姊妹个个出类拔萃，大姊是天主教嬷嬷，懂几国外文，他母亲是老二，老三杨绛是钱锺书夫人，最小的杨必是复旦外语系教授，尚未结婚。追求她的人都是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小吴以前跟金公公学古文，他也很喜欢小吴，谅来金公公帮小吴忙，你看小吴这种样子，能去下乡插队落户吗？所以金公公‘雇’他作秘书。小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古文大概也很好吧。”母亲向我介绍了他的家庭背景。
小吴和弟弟也是在金公公处认识的。有时他亦来我家，有一天我回去，弟弟告诉我：“小吴刚来过。”“哦”，我说，“你们讲些什么？”“他是来找你的。”“找我干嘛？”“我不奇怪，你倒奇怪？你去问他！”小弟神秘兮兮地讲。
我在吕贞白老师处也遇到过小吴，因为金公公、汪公公（汪旭初）、吕老师都是属于同一文化领域的名人，而且比较接近。吕老师给小吴的评价是边摇头边笑：“小吴，迂啊，迂啊！”师母对我说：“你老师喜欢像你这样的聪明学生，小吴比较老实，老师觉得他不够灵活，称他‘迂’。”后来我和小弟背后又称小吴为“迂夫子”，当时我在吕老师处学书法、诗词和命理。他大概听到老师对我的称赞，所以有时会对人将我吹嘘一番，甚至说浙大姜亮夫（中文系教授）要邀我去杭州聚谈云云。
虽然我总觉得他是小弟的朋友，不过我们似乎也熟不拘礼。有时他总是局促不安，搓着双手，还偶尔发出神经质的傻笑，我会对他说：“老兄，又怎么了？挺可怕的，一点风度也没有。”他也不生气。小弟说：“你以为他傻？他才不傻哩。你傻了，他也不傻。”“我并不认为他傻，只是觉得有时他的举止不太有绅士风度。”我争辩说。“或许他见了你‘害怕’！”“瞎扯，他讲的？”“不，我讲的。”小弟似乎知道些什么，但我并不想知道。
1963年，有一次在金公公处遇小吴，他与我大谈“净土案”，又很迂腐地说他很佩服我，觉得我“很伟大，有大智慧”。他劝我对挫折不要在意云云。又引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我问他如何排遣愁绪，他说过去和未来都是美好的，而任何书无论哲学、文学、戏剧、诗、历史都足以叫你忘掉现在。这是他的淳朴逻辑，他认为很正确，因为他对他的信仰非常虔诚。因此我认为他不应该是悲观的。当时在金公公家，而且还比较客气，不同的观点未便与他争，后来我们还是进行了唯一一次有关佛教理论的激烈争辩。
记得是姜亮夫的女儿来上海，住建国西路她亲戚家，也乘便来看看我。我和小吴约好去拜访她，但恰巧她有事出去。于是我和小吴等她回来。小吴又提起佛教的宗旨忍让、万事忍、宽容为先、四大皆空、灵魂净化等等，我就不以为然：“如果佛教的教义普及，中国现在还是奴隶社会！我并不是反对佛教，但它的逻辑思维我不能接受。什么都是空的，那在现实社会中是否尚有实的东西？那生命的意义到底何在？吕老师对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经历、故事知之甚多，他说‘出世容易入世难’，如果你没有入世，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世，你又怎能超越这一范畴呢？如果一个人一无所有，他当然容易抛弃一切，而另一个人拥有所有物质世界的一切名誉、地位、财富、家庭。真的一定得有大智慧才能舍弃尘世的物质乃至于精神财富。”我继续讲：“我承认忍让、宽容是美德，但大千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人际国际关系是否能用忍让、宽容就能解决？你生活在20世纪，不是桃花源、芙蓉镇。如果歹徒要杀你，你忍？让他杀？所以用佛教教义来教育人民是不合理的，宗教只是改造人们的灵魂而已。如果你认为自己存在和不存在都没有关系，那又何必计较前生、来世的转化呢？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宗教，即使佛教的宗旨，也只给中国人许多负面的影响。悲观、听天由命、没有积极的进取。”
“但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妄的，没有价值的，甚至应该彻底抛弃的。”然后他问我：“所以你认为战争、斗争、革命能解决这世界人类的任何争端、所有问题？”
“同样的问题，你认为忍让、宽容能解决？”我反唇相讥。
“人类应该使灵魂净化、开悟、清心寡欲，观身外之物如过眼烟云。”他慢悠悠地说。
“你大概应该去插队落户，至少体验一下现实生活。对不起！不是存心伤害你。”
“没有关系，我是佛教徒。”
“你根本没有生活在现实之中，脱离现实世界太远。无怪乎吕老师讲你‘迂’！”
“吕老师讲我‘迂’？”他有些惊讶问道。
我知道说漏了嘴，马上改正：“你知道在他的词汇中，‘迂’并非贬义词，他觉得你太天真、单纯，他还是很喜欢你的。”
“比喜欢你还多？”
“两样的，我是他的学生。你是他的得意门生！”
“你是金老的高足啊，所以他才选你当秘书。”我们开始在另外的方面抬扛了。
接着我们继续讨论。“我并不反对佛教，我喜欢哲学，而哲学研究总是包含着神学，但我确实不太喜爱佛教的原则。当然并不讳言，我并没有深入研究过佛教，也不知道今天会和你辩论，所以我的论点或许是非常幼稚浅显的。”
“我感到很奇怪，你真使我失望，像你这样大智慧的人竟然不能接受佛教理论！这是最和谐、优美、平和、卓绝的学说，从改变人的内心到改变世界。”他似乎有些怏怏然。
“可能因为我是学科学的人，必须首先拥有有形物质，自然的需要，安全的保证，在这基础上然后才有上层建筑、思想、道德、感情，最后才是精神意识，自我认知或者你所谓的灵魂净化，没有躯体，哪来灵魂？而且这一点你大概同意我吧，许多人是只有躯体没有灵魂的。”
有一点我很高兴，当我们争辩时，他没有那种坐立不安、拘谨局促之态，而是神态自如，侃侃而谈。
姜教授女儿回来了。我对她说：“你该早些回来，可避免一场论战。”
此后我们有好多时候没见面。有一天我乘41路公共汽车去上班，半途上小吴上来了，我们打招呼，然后我问他：“你到哪里去？”他没有回答我，只是讲：“你看起来挺精神的，似乎丰满了一些。”“是吗？我可没感到，今天早晨匆忙，我没照镜子”，我随意地讲。“天使是从来不需要照镜子的。”他似乎一本正经地说，我觉得他就是这种“怪人”，语无伦次。当我到医院下车时，他也在这一站下车。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在车上碰到过他。这一次因为很挤，我们只是点点头而已。
后来小弟告诉我，小吴有一次曾在梵皇渡路宗教书店“拿”了一部佛经，给人抓到了，他拼命讲：“拿书不是偷！”几乎“迂”到了极点。
1966年开始“文革”，诸亲好友均属“贱民”“狗崽子”，无一幸免，我医院里工作很忙，加上家庭背景，未敢“黑串联”，几乎与所有人断绝来往。不过我还能感受社会现实和接触各阶层人民，从“走资派”到工人阶级，从“反动学术权威”到红卫兵，因为我是医生，虽然在基层医院，但位于上海最热闹、最繁华的中心区南京路周围，管辖几十万居民和附近的工厂、学校和商店。所以我与社会脉搏共跳动，各种新闻包括小道消息极为“灵通”。这是指假如你愿意知道的话。我们内科有一位医生，她总是在没有病人时闭目养神，毫不介意周围的一切。我稍有“特异功能”，耳聪目明，即使在看病人时，尚能耳听八方，注意周围发生的事。
在“文革”期间，大概是1967年的一天，我在看门诊，突然看到内科室门口有一位女士穿了一双略尖的红皮鞋。在这时是非常罕见的。“她似乎很勇敢”，我想。“文革”开始后，我们医院的医生全部脱下皮鞋换布鞋，我以前从来不穿布鞋，刚穿上连走路也不太习惯，一两年后，才能恢复穿皮鞋。
接着，护士大黄拿了病卡到我桌边，“她要你看！那个穿红皮鞋的。”我好像不记得认识她，或者她是我的病人。我瞄了一下病历卡：“杨必。”“这位老兄可真有性格！”我想。几分钟后，轮到她了，“我是小吴的阿姨”，她说。“我知道，你今天看什么病？”我很有礼貌地问。“我有严重的失眠症，而且只有一种药对我有效，现在学校的医务室经常不开的。”“什么药？”“速可眠。”“我们这里倒是有的，我可以开给你。”我就开了一个星期的剂量，也不敢和她多交谈。她一看就说：“能否给我多开一些，我也不大能出来。”“让我到药房问问看，这是控制药品”，我回答。
于是我就下楼到药房找那位杨主任。他是复员军人，对专业还算肯钻研，我刚到这医院，为了剂量还和他“吵”了一架，“不打不相识”。后来我们关系还不错。我称他“博士”，他叫我“秀才”，比较友好，“文革”中有一天，他神色紧张，叫我把一张大字报拿掉。“你写了些什么？”其实我也没写什么，不过他是好意，我就取下了。另一次也是在“文革”中，我生病，他到我家来看我（他是党委组织委员）。他对我说：“……人生的道路既已走了，就得把它走完，你懂吗？”
那天我找到了他就讲：“复旦大学英语系的一位教授要开速可眠，我给她一星期，她想要多几天。所以我特来‘请示’，她亦姓杨嘛。”“博士”宽容，让我开了十天，我对杨必讲：“你拿了处方去药房找杨主任，要他签字的。”她讲了声：“谢谢！”我说：“多保重！”
两星期后，我去吕老师处上课。刚上三楼，吕老师就大声叫道：“杨必服安眠药自杀了！”我立即也叫了起来：“啊呀！她还到我医院来开过安眠药！”他们都傻了眼，因为他们知道我和杨必不认识。然后我把情况叙述了一遍，几乎要哭出来了。师母颇解人意，她说：“她已积了上百片安眠药，不是一朝一夕的决定。她去意已决，无论你给她开或不开，她还是能在其他地方得到的。这不关你的事，你不要觉得难过。”“但是我给她开了十天的剂量啊！”我感到内疚，呜咽着。最后老师讲：“不要多讲了，讲些别的吧。”当夜，课后回家，我踯躅于寂静幽美的茂名路，心情很沉重，也不知道该想些什么。“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在那些日子里，我好像预感不太好对我所有的亲友，恰巧就是没有想到小吴。
又过了些时候，听到妇女百货公司楼上有人跳楼自杀。因为这是上海淮海路、重庆路最热闹的中心区，一霎时满城风雨，谈论得沸沸扬扬。几天后我乘26路公共汽车经过此车站，黝黑的血迹还未褪尽。
几天后回家，小弟等着我，神色紧张而沮丧地问道：“你知道谁从妇女百货公司楼上跳下来？”（妇女百货公司楼上有旧上海的公寓）我感到不妙，问道：“谁？”“小吴！”我几乎惊叫起来：“天哪！”这怎么可能？他是如此虔诚的佛教徒！一刹那，我目瞪口呆地处于一种极度悲痛、惊愕的状态，久久不能平静。
那天晚上，我从茂名南路家里走出来，徘徊于淮海路、重庆路附近，这一瞬间，正如小吴所憧憬的，如此安详、宁静，我似乎看到小吴的血迹已沁入“净土”，我搜索枯肠地回忆他曾经讲过的“因果和合”、“自在自为”，走向“清净、自然”等等，不过我还是更想知道，他最后五分钟在想些什么？他是否对佛教的教义有所质疑？他是否觉得他所崇尚的和谐、超越、与世无争的学说并不能改变世界？他是否意识到灵魂净化的理论没有物质基础，在这残酷的大千世界只是“乌托邦”？是否他真正体会到了“出世容易入世难？”……归根结蒂，他还是很“迂”的，我开始感到迷茫。在这漫漫的黑夜中，我似乎看到小吴的幻影走了过来，他告诉我：“我解脱了！”
我对虔诚的宗教信徒自杀一直不太理解，据我所知，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反对自杀的（当然不包括恐怖分子），直到“文革”后期，听说灵岩山寺妙真法师在“文革”中自杀，传云他是跳进粪缸中淹死的（官方报道是自缢），当红卫兵破四旧时，将该庙的宋版佛经全部焚毁后，我才知道这是反抗现实的顶峰，并不违反佛教教义，也是一种舍生取义吧。所以小吴对佛教的不开窍，理解还是很精辟的，是我孤陋寡闻。
我对自杀颇有研究，在德州研究院学习心理学时，还专门写了一篇有关自杀的专题论文，在篇首我引用了德国“自杀学”权威的名言“我不赞同自杀，但我保留这一最后选择给我自己”，我研究自杀是为了我的父亲。
重新回到小吴的归宿，吕老师不但认识小吴，而且对弘一法师深有研究，他曾在上海豫园为弘一法师写过一匾，所以我这里用吕老师给我写的李叔同示寂偈语作为结束：
君子之交，其澹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迂夫子，千古！
（此文写于2010年6月，近日见杨绛尚健在，101岁，才找出这篇悼念小吴的文章，也没有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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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必小档案
杨必（1922-1968），著名翻译家。1930年代在工部局女中就读。高中毕业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曾任傅雷之子傅聪的英文老师。在傅雷的鼓励和钱锺书的指导下开始翻译文学作品。译有《剥削世家》和《名利场》。曾在国际劳工局兼职。1952年院系调整中随校并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评为副教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死亡，享年46岁，终身未婚。
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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