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令范：“端木伯伯” ——忆储安平夫人
“端木伯伯”
——忆储安平夫人
作者：彭令范
“端木伯伯”的由来
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一天，母亲回家，很高兴的样子：“我在淮海路遇到几十年前苏州乐益女中的老同学端木露茜，现改名端木新民，是她先认出我：‘是许宪民吧？’”“她是储安平的结发妻子，有四个孩子，后因性格不合而离婚。她现在的先生孙西岩是上海水产学院气象学教授，她家就在陕南邨，离此很近（我们住茂名南路），我已去她家小坐了片刻，你们以后也可常去她家，你们要叫她端木伯伯。她是苏州才女，早年留学英国，是一个人物，以后再详讲。”
是苏州的习俗吧，凡女性有所成就、建树，一律以“先生”称，表示尊敬。小辈也不叫阿姨而称伯伯，仍是封建意识、男尊女卑吧。就我记忆所及，所有人都称母亲许先生，所有她朋友的孩子都叫她许伯伯。但在她的女性朋友中，只有端木，我们称为伯伯。记得小时候有一趣事，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二三年中，每逢春节，我的“任务”是开大门迎接拜年的人。有一年，一位道貌岸然、文质彬彬的中年人来到我家，煞有介事地说：“我是外地来的，特向许先生贺年！”我看他挺逗的，就回答：“我母亲已出去了。”他似乎浑然不解，被我蒙了，我傻乎乎地对他笑，他怏怏离去。晚上母亲回来，我告诉她，她说：“这孩子，你为何耍弄他？”“没有啊，他根本不知道你是女的嘛！”
当我和弟弟第一次随母亲拜访端木时，叫她端木伯伯，她诡谲地笑着说：“这许多年来，人们称我端木校长、端木先生，还从未有人称我端木伯伯的……”母亲接着说：“只此一家啊！”孙伯伯在旁加了一句：“要跟我抢‘生意’，我当然总是甘拜下风的”，大家畅怀大笑于相聚的欢乐中。
后来母亲告诉我，端木说：“你儿子忠厚老实，你女儿聪颖能干，有贵族气派。”我说：“小弟真有一套，连像端木这样见过大世面的人，也给蒙骗了，他的假装是自己承认的。”当时户籍警张同志常来我家“访问”。小弟总是弯腰六十度，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脸上还故意装出一副木讷的样子。当张同志问他什么问题，他迟疑片刻，然后说：“我……我不太清楚，问我姊姊……”户籍警走后，他哈哈大笑：“姊姊，我的演技如何？”“挺不错的，伪君子！”我答道。当时他尚未完全变坏。
母亲与我谈起端木时，作了较详细的“报道”。她出生于富裕家庭，父亲曾任天津电报局局长。母亲和她是苏州乐益女中的同学。乐益女中是一所非常特殊的私立学校，由合肥张冀牖于 1920 年代创办，颇有盛名，而且也是中共的“根据地”。许多后来的高级领导人如侯如裘、张闻天、匡亚明等都曾是该校的老师，母亲家境清寒，因为大舅舅许金元的关系，才能进这所学校。乐益女中另一知名老师张昌绍，后来去英国深造，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回国后任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系主任，“文革”小组批斗时，当场服氰化钾自杀。他的外孙女、电影明星陈冲或许更为群众所熟悉。
端木和储安平在光华大学认识，结婚后一起去英国留学，储学政治经济学，端木学教育学。回国后他们在《中央日报》工作，端木文笔很好，任副刊“妇女周报”主编。他们有四个孩子，望英、望德、望瑞（女儿）和望华，但一起生活十年后，于 1944 年离异，主要可能是由于个性差异太大，离异后，端木负担望英、望德；望瑞、望华归储安平。 1946 年左右，她回上海，任教于上海敬业中学，后任上海第二女中校长。她现在的先生孙西岩，不是搞文的，似乎与储完全是两个不同典型，从外表到专业。储早年爱好文学创作，曾属徐志摩等的“新月派”。储富于浪漫色彩，曾狂热地爱着端木。在英国留学时，他从花园别墅的大门开始叫“露茜”，一直叫到在卧室中看到她……后来学什么政治经济学，反右时他的“右派”言论一下子毁了他的事业和一生。端木也受累，即使他们早已离异，但储安平太出名了！反右后，端木校长也不能当了，而且疾病缠身。
母亲还强调，端木有学问，有修养，见过大世面，而且她是有思想、有见地的女文人，三十年代出洋留学的女性并不多，但也有她的痛苦和遗憾。当年她和其他同学并不太接近，而与我还是很好的，你想已几十年不见，她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我已经告诉了你她的情况，你得保证（母亲知道我的好奇心）不去问她和储安平的事和她的经历，这是她的“禁区”。
在那些岁月里
端木伯伯对我来说是谜一样的人物，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因为我未能进入她过去的辉煌岁月和心灵历程。
母亲还是很有权威的，我遵守诺言，也因为在我成长过程中，父母的“教育方针”是听其自然，几乎从来不干涉我的行为和言论（我一直是乖孩子），所以偶尔的特例，我总是照办，我还记得母亲的另一禁令。我家的书比图书馆还多！（这是抄家时红卫兵的话）。我十岁左右就喜欢翻阅各种各样的书，不求甚解。母亲对我讲：家里的书你都可以看，除了《金瓶梅》。自此以后，我从未看过《金瓶梅》。许多年后，姊姊（编者注：即林昭）还嘲讽我，对她的北大同学讲：“我这位妹妹似乎什么书都看过，古今中外，除了《金瓶梅》，因为小时候母亲不许她看！”未看《金瓶梅》没有丝毫遗憾，不可探讨端木伯伯的经历、思想情操总有些失落感。我是研究玄学的，对神秘人物特感兴趣，也只能寓美好于遗憾之中了。来美国学心理学后才懂得“完美主义”是不正常的。
端木伯伯有一种不言而喻、不动声色、若即若离的傲气，气质超然，即使已过了黄金时代，仍不失当年辉煌的映照。而且我特别欣赏她不是一个女人似的女人，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母亲和她交情较深的原因之一，当然她更没有今日“女强人”的目空一切、居高临下和浅薄的控制欲。
有一阶段我经常去端木家，和孙伯伯更熟不拘礼。端木对我说：“老孙喜欢和你摆龙门阵，闲聊扯谈，他说你知识面广，许多领域都能应对。我有时嫌他烦，有些论题我也不感兴趣，所以你有空常来，他会很高兴的。”
端木除了仪态大方，举止高雅，她的声音也抑扬顿挫，有一种教师的感染力。有一次我对她说：“端木伯伯，你的声音真好听，地道的京片子，标准的普通话。我母亲可只会讲苏州官话。”她说：“讲起标准，我刚去英国时，老师在上课时讲，端木，你文章写得不错，但你的英文发音不标准。我立即答道：‘我的英文是美国人教的！’她瞪了我一眼，也没说什么，倒是同学们有些惊讶和不以为然。”
端木不大提起她的孩子，似乎也无意让我们见面或认识。只有一次不期而遇，我见过望英一家在端木处吃晚饭，她介绍后，我立即讲：“你们有事，我改天再来，反正很近。”但我见过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储望华和一位同事。端木邀我与他们一起进餐。望华和刘诗昆、殷承宗等都是同时代的，或许因为储安平吧，当时望华没有其他人出名。望华很自持、骄矜，看来像他的父亲。对钢琴家来说我是上海派，喜欢傅聪、顾圣婴，对刘诗昆并不怎么太欣赏。
有一次端木对我说：“你们都知道孙伯伯待我好，无微不至地体贴和照顾，确是如此。但我对他也是很好的。”“这当然”，我答。“但他也有遗憾，他一直想我们能有一个孩子，始终未能遂愿。”
1965 年有一天我去端木家。孙伯伯立即问我：“你看了最近的《参考消息》没有？”“你是不是看到了法国名星相家讲中国地区明年有特大变化？”我立即应对。“你真聪明！”我接着讲：“你明年流年不错。”（他已叫我看过他的命盘，当时我正在吕贞白老师处探讨命理）“怎么样的不错？”他问道。“应该讲是很好的。”我答。次年“文革”拉开序幕，诸亲好友，人人自危。即使近在咫尺，也未便联系。 1967 年下半年稍为平静一些，母亲叫我去陕南邨看看端木他们怎么了，我一进门，见他们起居一切如旧，我说明来意，端木讲：“我们应该说还可以，老孙总是讲你推算得准，让他跟你讲吧。”孙伯伯为人敦厚老实，心地善良，在水产学院人缘、群众关系好得无以复加，红卫兵造反派竟然不想去抄他家，更未把端木和储安平的关系拉扯上，所以孙伯伯家在陕南邨属 0.1% 未抄家的住户。更有甚者，孙伯伯当时是三级教授，工资 180 元，而水产学院减工资的底线是 200 元，所以他工资也没减。当时我听了，真是像天方夜谭似的难以置信，或许这也是所谓“在劫不在数”的例外论吧。端木接着讲：“我并不相信命运。好了，也不那么高兴；坏了，也不那么遗憾。”这一次孙伯伯打断了她：“你还是应该感恩的！”“应该是吧。”端木的话代表了她独立自主的个性，当然，在“文革”时“坏了”岂只是遗憾而已？
端木伯伯从未见过我姊姊，但姊姊的北大同学张元勋倒是见过端木，那年张来上海探监姊姊，母亲将他带至端木家（当然事先征得他们同意），我不知道他们讲了些什么。但对张的探监，端木讲：“张是北方人，讲义气，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到的。”
也是在 1967 年一天傍晚，我去陕南邨，端木开门时，屋内只有写字桌上的台灯开着，整个居室很幽暗。“孙伯伯不在？”“他出去了。”我感到她情绪很抑郁，不知该讲什么，还是她先讲：“你知道储安平失踪了？”“我看到了一些……（其实当时官方根本不会报道，但“文革”期间小报、印刷品满天飞，大道小道新闻尽在其中，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整条南京路一直到外滩，就像步行街一样，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见人山人海。我因不敢呆在弄堂口贴着大字报的家，所以在南京路上随人流而去，走几步就会有人给一份印刷品，有些是外地串联的最新消息，几小时收集了上百份印刷品，所以我的消息非常灵通）。”“去年九月储安平的朋友从北京来电话问我是否有他的消息，他告诉我去年……他离开后，就失踪了……”（这里我不想复述她告诉我的故事，已近半个世纪了，探讨储安平如何失踪和最终归宿，似无多大意义，还是留一些谜一样的神秘，更耐人寻味），端木继续似乎喃喃自语：“我想他是走了，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了。”稍后她提起他们的幼子望华：“你见过望华，他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他觉得望华像他有才能，有出息，是储家的精华。”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讲：“亲情不能建筑在旦夕之间，却能毁于长年累月所积聚的不能忍受（大意）。储安平性格中似乎缺少一种……这或许与他自幼失去母亲有关。”端木伯伯慢慢地诉说着，黯然神伤，最后还重复了一遍：“他终于走了，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了。”
下一瞬间，她似乎突然回到了现实世界，她凝视着我说：“我从来没有和其他任何人讲过这事。”“我知道。”我答道。“你可以回去了！”她命令我。“要不要等孙伯伯回来我再走？”“用不着，你来的时候我不也是一个人坐在这里吗？”“好，那我走了，多保重！”我一路张望，未见孙伯伯回来。这一刻世界如此寂静，好像任何事都没有发生过。我回家后躺在床上沉思，从未向母亲提及此事。
端木伯伯 不虚此生
端木伯伯有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有被禁止的爱情和细水长流、相濡以沫、始终不渝的爱情。世上有多少女性能与之相比？即有其一，则平生之愿足矣，对许多女性来讲，爱情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端木一生的主题并不仅在于此。
端木是苏州才女，三十年代已从国外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继承和发展五四妇女运动精神并以独立思考提出异议。
端木有反封建反传统的自由进步思想，当她和储安平结婚时，她是富家淑女，储乃一介贫儒，有才能但尚未声名显赫，据说为此婚姻她一度与家族龃龉。当她离婚时，储已青云直上，颇有盛名。他们有四个孩子，为了个性上的不能容忍和不融洽，她毅然离婚，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并不计较是否为当时社会所接受，这与以后千千万万为“政治”而离婚的情形或许有质的区别。当然为“政治”而离婚也有种种原因，不能一概而论，是否存在个人的选择余地，很难下结论。而端木还是早年在乐益女中接受了早期优秀共产党人（老师）的教导，给予她自由思想、独立自主的影响。
端木虽无成体系的著作，但她提出了颇有争议的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与林语堂的“妇女回家论”略有类同。端木是女性，所以她能亲身体验到社会和家族的取舍，她并未作出结论，但她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女性应如何平衡社会和家族的关系，如何采取严肃的人生态度而不只是听之任之做生活的奴隶。记得当我家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母亲对我讲过这么一段话：“如果我只是一个家庭妇女的话，我们家的种种悲剧都不会发生。”但她讲这话时已太迟了。母亲 16 岁随大舅舅许金元踏上社会、政治舞台后，始终未能也不知如何引退，成了另一种“历史的误会”的牺牲品。悲剧可能仍会发生，但至少不会如此凄惨和酷厉！
端木的争论主题即使在 21 世纪仍在继续着。无论东方西方、中国美国，“女强人”、“女权主义”是否是当今社会的主要潮流，到底什么是女人在社会和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要作用，女人在家庭中如何发挥她应有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特性，换句话讲，女人是否具有做母亲妻子女儿的资格，结论是教育。争论继续着，是开卷考试，几乎没有绝对权威性的结论。我只希望争论以伏尔泰主义为准则：“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端木伯伯的思想是超越于时代之前的，但她又是一个如此优秀勇敢而低调的人物。
尾声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母亲去世，我搬到医院集体宿舍，住所让给了弟弟。离家很远，与端木失去联系。十年“文革”结束，我个人的“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刚开始，不尽一一。 1980 年代中期，我怀揣 20 美元离开上海，中年在美国重建生活，虽能自由地“为五斗米折腰”，也非易事。当然我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选择，但我选择了自由独立自主，“半学院派”的生活，虽以不能创造人生为憾，但仍“至死不悟”。
端木伯伯是优秀教师，她崇尚教育。苏格拉底说“我只不过教学生如何思考”，但如果为人师表的老师也不能思考，那么他的学生也可想而知了。我并不太崇拜孔子，但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一种金科玉律，个人是社会的分子、基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合格的“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大师亦并非只是一种头衔，官方或学院能授予。过去誉称教师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此处的灵魂是指物质世界以外的精神素质、人性、品质（基因的一部分，虽基因不能选择）、良知、道德操守、价值律规和理性概念等等。优秀的老师几乎都是丰富多彩而全能的，热爱人生，对生活有激情，能以他们的品质教导和影响学生。一个成功的企业，领导人的素质决定了，两三代人之后是否仍能屹立于佼佼者的地位。国民的素质，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成为真正的超级强国。
光阴荏苒，往事不再。百年寂寞，斯人安在？仅以万缕思念，遥忆端木伯伯。
2014.8.20 写于美国华盛顿特区
转自《南方周末》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